1924年，我生于印第安纳州，故乡林登镇是那种毫不起眼的中西部乡间小镇。它缓缓地持续成长，距我出生之前大约二十年，人口才开始把自己“复制出来”。我的意思是，印象中小镇唯一的特色就是它没有值得一提的特色。镇上有筒仓，有红色谷仓（大多数居民都是农民），还有杂货店与教堂，也有神职人员、医生、老师、男人、女人与小孩：它具有美国典型社会的雏形，但是欠缺任何花边与装饰，也没有附属品。镇上有几个酒鬼、一个疯子，还有猫狗，也会与西边几里远的蝗虫镇一起举办乡间市集（如今蝗虫镇已经并入邻近城镇，不复存在）。镇上共有一千八百位居民，每个人出生后都走上同样的路：上学、做家事、当农夫、与其他镇民结婚，共组自己的家庭。在街上碰到别人时，大家会彼此点头打招呼，男人则是稍稍将帽檐往下拉。随着一年四季的更替，当地人种植烟草与玉米，然后收割。这就是林登镇。
我们家一共有四个人：爸、妈、欧文和我。(1)我们住在一个一百英亩的大农场上，破破烂烂的房子唯一的特色，就是中央有一道曾经非常华丽的宽大阶梯，但因为一代又一代的白蚁蛀蚀，早已只剩残骸。
我们家后面不到两千米远的地方有一条蜿蜒的小溪，又小又慢，行径诡谲多变，让人无法帮它取一个比较恰当的名字。每年三四月融雪之后，融雪与春雨让它流得又大又急，水位暴涨升成一条河。那几个月，小溪的面貌大变，变得如此无情而果决，河岸边许多如繁星点点的血根草花与野生百里香会被连根卷入河里，到了下游一处不知谁盖起来的老旧水堤才被拦下，卡在灌木丛里。溪流中一年到头都有小鱼，它们奋力往上游游过去，沦为波臣。每年春季，它不再是一条无声的小溪：汹涌的河水轰隆隆作响，剧力万钧，通常连平静无比的平凡支流也会在那几个月变得可怕难测，爸妈都叫我们要远离它。
但是每年到了酷热的夏天，那条小溪（溪流源头不在我家土地上，而在东边大约十千米处的穆勒家）会再度干枯，变成涓涓细流，胆怯地从我家农场慢慢流过。小溪上方的空中飞着许多蚊蚋蜻蜓，嗡嗡作响，溪底污泥里则攀附着许多水蛭。过去，我们会去溪钓与游泳，然后沿着低缓的坡面爬回矮丘上的住家，在手臂和腿部上被蚊子叮咬的地方猛抓，抓得皮肤变粗渗血。
我父亲不曾往下走到丘边的小溪，但母亲喜欢坐在草地上，看着溪水潺潺流过她的脚踝。小时候，我们会对她大叫：“看我们这边！”她总是抬起头，一脸做梦的表情，挥挥手——不过我们总是搞不清楚她到底是在对我们，还是对附近的一棵橡树苗挥手。（母亲的视力没问题，只不过举止常常看起来像个盲人；她平日四处晃荡的样子仿佛在梦游。）等到我跟欧文七八岁时（总之，就是年纪还小，对她的印象还未幻灭的时候），我们常常作弄可怜的她。我们会对她挥手，坐在河岸上的她双臂抱住膝盖下方，等到她也对我们挥手（她挥动的不只是手掌，还有整条手臂，像一大片在水底摆动的水草），我们就会转身背对她，大声交谈，假装没看见她。之后，到了晚餐时间，她会问起我们在溪边的行径，我们两个会装出一副震惊困惑的模样。在溪边？但是我们没有去溪边啊！我们一整天都在农场上玩。
“但我看见你们在那里。”她总是这么说。
我们俩会口径一致地回答说没有，还一起摇摇头。那一定是另外两个男孩，两个看起来像我们俩的男孩。
“但是——”她欲言又止，一脸困惑，然后又恢复正常表情。“一定是别人。”她会用犹豫的口气说，并且低头看着餐盘。
每个月，这种对话都会出现几次。这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游戏，但也令我们不安。母亲也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吗？但是她脸上那种担忧害怕的神情不太对劲，就像当年我们说的那样：她好像真的无法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景象，还有自己的记忆，那表情实在太过真实自然了。我们选择相信她是装出来的——否则她不就是疯子或笨蛋了吗？这实在让人感到害怕而不愿再去深究。稍后，回到房间里，欧文和我会模仿她（“但……但……但是那明明就是你们！”），并且笑个不停，但笑完之后，我们会静静地躺在床上，想到那游戏让我们意识到的一件事，又忧虑了起来。尽管年纪幼小，我们（通过读书，通过同伴）都知道母亲的职责是责骂、指导、教诲孩子，必要时还要训示，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母亲无法胜任那些事。我们心想，在这种女人的教养之下，长大后我们会变成哪一种人？为什么她那么无能？我们对待她的方式就像一般男孩玩弄小动物一样：每当高兴与宽容时就对她好一点，否则就残酷以待。知道我们有办法让她肩膀放松下来，让她的嘴角露出犹豫的微笑，也有办法让她低下头，在不高兴或困惑时用手掌快速地摩擦腿部，实在令我们欣喜若狂。尽管我们担忧，却未曾说出口，我们只会用嘲弄或厌恶的口吻谈论她。担忧之情让我俩变得更亲近，也更大胆及惹人厌。我们心想，我们一定可以把她掩藏起来的大人模样给逼出来。跟大多数孩童一样，我们以为每个大人天生就知道怎样恫吓别人，展现权威。
她除了脑袋不灵光之外，还有一些小地方显示她也许是个失败的母亲。她煮菜总是马马虎虎（她做的水煮青花菜吃起来像橡皮，菜里藏着许多微小的甲虫虫壳，眼睛看不见，但吃起来嘎吱嘎吱；而她烤的烤鸡出炉时嗞嗞作响，还带着血）。她偶尔做下家事——父亲买了一台吸尘器给她，但被她遗忘在挂大衣的衣橱里，后来有一天被我跟欧文大卸八块了。她似乎也没有任何嗜好。我们不曾看她读书写字作画，或者拈花惹草，总之她没做过任何我们当时认为有价值或有趣的休闲活动。夏天的午后，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她坐在客厅里，小腿像小女孩一样收在大腿下面，脸上挂着蠢蠢的微笑，用茫然的双眼死盯着被阳光照得清清楚楚的一大片尘埃。
有一次，我看到她在祷告。某天下午放学后，我走进客厅，发现她跪在地上，双手合十，把头抬起来。她的嘴唇动来动去，但我听不见她说些什么。她看起来荒谬无比，像是对着空荡荡的戏院演戏的女演员，连我都为她觉得好尴尬。“你在做什么？”我问她，她吓了一跳，抬头说：“没什么。”看起来一副受惊的样子。但我知道她在做什么，也知道她在说谎。
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说她令人费解，四处游荡，甚或是个笨女人。但在此我也必须说，她对我而言始终是个谜，能够有她那种表现的人应该不多。我还记得其他关于她的事，像是她长得很高、面貌优雅，尽管我已经想不起她具体的形貌，但我知道她还挺漂亮的。欧文的办公室挂了一张老旧模糊的深褐色照片，可以印证这一点。如果她活在这个时代，可能会被当成大美女，因为必须要用超越她那个时代的审美观才能好好欣赏她——她的脸又长又白，总是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那是一张兼具知性美、神秘感与深度的脸。现在的人会说她美丽动人。我父亲一定也觉得她很美，否则我实在想不出他为什么会娶她。如果父亲会和女性说话，对方一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不过他不觉得那种女性性感。我想这是因为聪明的女人会让他想起西比尔姑姑，她是罗彻斯特镇的一个女医生，深受父亲景仰。所以，他只能娶漂亮的女人。等到我长成青少年，发现父亲只是因为母亲的美貌而娶她时，我很失望。到了后来，我才发现父母在许多方面都令我们失望，最好不要对他们有任何期待，以免落空。
不过大致上，我对她可说是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她的故乡到底在哪里（我想是内布拉斯加州的某地），但我知道她出身穷困，相对来讲，父亲比较有钱，要求也不高，是父亲救了她。奇怪的是，尽管她家很穷，她却不像干过粗活的人，看起来没做过苦工，或过过苦日子。她给人的印象反而像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上过礼仪学校后，就直接被送进了丈夫怀里。（在欧文的相片里，她散发着光芒，因为她早早就悄然离世了，再加上那些像梦游般的缓慢动作，都让她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充满光泽、备受呵护宠爱的形象，但我知道实际上并非那么一回事。）就我所知，她没受过教育（在念我们的成绩单给父亲听的时候，她连“模范”两个字都不知道怎么发音，她先蹩脚地念念看，接着欧文或我就忍不住大声念出来。我们一方面沾沾自喜，一方面感到不耐，也认为她丢了我们的脸），死时年纪尚轻。
但是她在各方面的表现也都很年轻。记忆中，她做的事与外表总是那么孩子气。无论什么场合，她那卷卷的长发总是放下来，在她背上交缠成螺旋状。虽然当时我还小，但她的发型连我都看不惯，我觉得发型再次证明了她仍彻底维持着女孩的模样，尽管非常不恰当——不管是她的长发、她那冷淡而茫然的微笑，还是任谁跟她讲话都会乱飘的眼神，这些特质都让她无法成为受人敬重的母亲。
如今我把母亲毕生的一些细节写出来，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我对她的了解居然那么少，而且对她也不感到好奇。我以为每个孩子都渴望了解爸妈，但我不曾认为她是有趣而值得多去了解的人。（或者我该倒过来想，就是因为无趣才应该多去了解她？）但是话说回来，我向来不认为我们该美化过去：这对我有何好处？没想到，后来欧文却变得对母亲很感兴趣，大学时期甚至想要研究她的家族史，并为她完成一篇非正式传记。不过，才着手几个月，他就放弃了，每当有人问起那项计划，他总是充满戒心，所以我假设他顺利找到了母亲娘家那边的亲戚，发现他们全是乡巴佬，厌恶之余，便放弃了整个计划（他从很年轻时就培养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态度，因此这的确是他的作风）。(2)令我不解的是，就某方面来讲，母亲对他总是那么重要。话说回来，欧文是个诗人，我想他应该是认为那些细节无论再怎么平庸或终究令人失望，在未来都是可用的创作题材。
总之，当时是1933年7月。我实在不愿说“那一天跟其他日子没什么两样”，因为这听起来太耸人听闻、不祥且难以置信。但的确如此。结论是，那一天真的跟其他日子没什么两样。我父亲跟他的小农朋友莱斯特·德鲁一块儿出门，去做两个小农会一起做的事。欧文跟我抓了一桶水蛭，打算把它们烤成派，送给我们俩都讨厌的坏脾气兼职女厨师爱妲。我母亲则坐在溪岸边泡脚。
事后，有好几个星期，父亲一直要欧文跟我试着回想：那天下午她看来有无异状？是不是无精打采，或者病恹恹的，抑或是特别累？她是不是跟我们说过她觉得头晕或虚弱？但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事实上，如果说，我对母亲那一天的行为举止或情绪没什么印象，那可能就是她看起来很平常。虽然母亲常令人厌烦，但我们还不至于认为她是个不稳定的人。即便生命走到了最后一天，她还是遵循着只有她自己能掌握的那种节奏。
隔天早上，欧文与我睡到挺晚才起，一如我们在夏天的作息。我醒来时，欧文还睡在我身边。那天天气很热。家里对我们俩的要求不多。与其他孩子的不同之处在于，爸妈向来不要求我们帮忙做家事，每天我们都可以自己选择想做什么。所以夏天那几个月，我们总会从事一些淘气的休闲活动，像是在溪流边折磨牛蛙、偷摘莱斯特·德鲁的杏树，或是在高高的草丛里追赶一群土拨鼠。早上我们想要几点醒来都可以，去厨房吃完剩下的早餐后，便出门执行当天的计划。有时候，老爸会跟莱斯特·德鲁待在家里卷烟来抽，两人中间摆着一盘像刚采摘的闪闪发亮的切片水蜜桃，看起来挺恶心的。双方咕哝两句后，我们就在桌边坐下默默吃早餐。
那天早上，家里除了他们还有另外两人——镇上的医生约翰·那不勒斯和牧师康宁汉，四个人静静地交谈。看到我走过去，他们静了下来。我爸是个冷淡寡欲、不会表达情感的人。（他有一张国字脸，眼珠子是刺山柑的橄榄色。）因此，只要他流露出情绪，那就表示出大事了，或者至少会引人好奇。其实我已不太记得他平常的表情怎样，但那天早上他的表情夹杂着惊讶、恐慌与困惑，至今仍记忆犹新。
“你妈妈死了。”我爸说。声音听来冷静而严肃，语调一如往常，掩饰了他那不一样的神情——没错，他的声音让我放下心来。
“约瑟夫，是真的。”康宁汉牧师说。
“这样跟他讲是最好的，直截了当。”父亲说。他刚刚正眼看着我，道出死讯，此刻则把头别开，对着康宁汉牧师头上的某处讲话，“牧师，我想您会帮忙处理遗体。不管她希望怎样……都照做吧。”接着他双掌一拍，动作干净利落，像是做出结论似的，然后慢慢走出后门，到后院去了。莱斯特用哀伤的眼神看了我很久，也跟在他后面走了出去，留下我们在那里，康宁汉牧师叹了一口气，约翰·那不勒斯则是脸色阴沉。
“你啊！”那不勒斯对我说，“你不是还有个弟弟吗？”
他知道我有个弟弟。去年夏天，欧文与我曾把一堆草绿色的蛇一条条放进那不勒斯诊所的信箱里。那不过是顽童的恶作剧，但他非常生气，未曾原谅我们。他是个难搞又爱生气的家伙，对世间失望而脾气乖戾，在街上看到小孩，知道他们没什么法子报复，就会朝他们的方向踢起阵阵尘沙。“你不想知道你妈是怎么去世的吗？”他问我。
“那不勒斯！”康宁汉牧师说。
那不勒斯不理会康宁汉牧师。“根据我的医学判断，”他接着说，“溪流边的蚊子是中国流感的病媒。蚊子是病媒，你妈不小心走进一个充满病菌的污水坑，害死了自己。”他往椅背上一靠，看起来心满意足，抽了一口烟斗后继续说，“如果你跟你弟弟不避开那条溪流，你们也会得同样的病死掉。”
康宁汉牧师一副吓呆的模样。“真是够了，那不勒斯。”他说。他也不知道该怎样制止，只好从后门离开。我并不意外，本来对他就没有太多期待——不只是他的牧师身份，也因为他不具威严。他那张脸在人们眼前无法留下深刻的印象，只有他不在身边时，大家才能想起他的长相：双颊憔悴深陷，好像有人爬上去咻咻两下把他的肉刮下来，他就变成这副模样了。
那不勒斯耸耸肩。他跟其他人不同，似乎不想离开。欧文跟我先前就注意到了和大人讲话时，如果把他们看成动作慢半拍，甚至比我们差劲（好像他们是我们必须学会忍耐的烦人家伙），他们就会吓得讲实话，也不会采用跟小孩子讲话的语气。但是那不勒斯不吃这一套，骄傲让他不愿改变说话的方式，于是变得很棘手。
“中国流感是什么鬼东西？”我开口问他。
那不勒斯吐了一口烟，用粗鲁的口气说：“说了你也不懂。”
“我觉得那是你编的。”
“我觉得你是个小屁孩。你跟你弟弟都是。”
“的确是你编的，对吧？”
“说话小心点，小鬼。”
“那到底是什么？”
我们这样来来回回了几次——我问问题，那不勒斯威胁我，直到他叹气让步。“那是一种通过蚊子传染的疾病。蚊子咬了你妈，她就得病死掉了。”这种解释似乎还挺合理的，我一语不发。我想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两人都觉得这种死法实在有点凄惨。但那不勒斯马上想起我是怎么从他口中套出答案的，随即恢复镇定。“你妈没有自杀，实在让我意外。”他说，“上帝为证，如果我是你爸，我一定会去死。”他的眼神洋溢着胜利的喜悦与期待。
他的话并未困扰到我，但他一定误以为我的沉默是因为心里受伤了。志得意满的他用烟斗敲敲桌面，把烟灰倒成一个整齐的小小蚁丘后，就从我家前门离开了，门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他沿着门前的路往下走时，我能听见他吹口哨的声音，后来哨声愈来愈小，终至消失，只剩夏虫的鸣叫声。那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说话时把我当成大人。
不过，初次让我对疾病感到兴趣的也是约翰·那不勒斯这个自鸣得意的小镇庸医。这算是他的无心插柳之作——我想他会用那种直白的方式向我解释母亲的死因，并非他企图把我当成大人，他其实是个残酷小人，而我确信他只想用言语刺激我，把我弄哭——那一番解释听来刺耳，而且是错误的，却让我初次见识到疾病的世界，还有其中迷人的难解之谜。
在我们都还小的时候，欧文就对文字产生兴趣了；他会阅读字典与各种书籍，他喜欢任何形式的文字游戏，像是易位构词游戏(3)、双关语和回文造句(4)等等。光是读到押韵的词句，或是自己创新的，他就可以乐上一整天。我也很爱读书，但我从不像欧文那样喜欢文字游戏，因为我认为文字本身并不蕴含智能——它是人类创造的，也由人类赋予意义，我总觉得绝妙文句只比充满机关的中国古代百宝盒高明一点而已。作家之所以备受赞扬，是因为他们的写作能力，他们的作品是可以任意改变或操控的，但是，用人造的语言来创作，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也许这样还不够清楚，我该换个方式来解释：语言本身并不蕴含秘密。
但是，科学却暗藏各种迷人的秘密，其中又以医学为最——科学是一个储藏所有谜题的黑暗宝库。语言的诠释与推论有可能是错的，规则可以由人类随意创新或更改，没有纪律可言。有时候，语言看起来就像人类为了自娱而创造出来的游戏，就像欧文那样。但不管是疾病、病毒，还是扭来扭去的长条状细菌，无论有无人类都会存在，等着我们去解密。
约翰·那不勒斯对疾病的看法当然与我不同（如果某个医生认为该关注的是病人而非疾病，那他肯定头脑不大好，而那不勒斯就是绝佳例证），但是我把他的出现当成人生的警讯，如果我当初没走上研究医学这条路，如今就必须和那种人打交道了。即便在那当下，我也知道不充分的解释无法满足我。我实在太沉不住气了。
所幸这件事并非那不勒斯说了算。我爸是个懒人，却不笨，而且在这方面他厉害得很。那天下午，他打了一通电话给我住在罗彻斯特的姑姑（他完全没想到该把死讯告诉欧文，一直等到他下楼进了厨房，揉揉惺忪的睡眼并大发牢骚时，我才告诉他），接着又打了一通电话给西比尔姑姑住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医学院同学，再由那位同学致电一个住在克劳福兹维尔（位于我家以东一百千米的城镇）的朋友。那个朋友就是伯恩斯医师，在他的安排下，母亲的遗体被送到他的诊所解剖。
隔周，他就把解剖报告寄给我们，结果显示我妈并非死于中国流感（伯恩斯在信中用极客气的语气写道：“我自己并不熟悉那种疾病，然而身为一位病理科医生，我必须承认，也许我对当地疾病的熟悉度，并不如我那可敬的同行约翰·那不勒斯医生。”），而是死于动脉瘤。动脉瘤！西比尔姑姑向我解释后，我常常想象那是怎么一回事：只听到动脉轻轻爆开，湿黏松软的组织缠绕在一起，大脑变成一片黑红相间，宛如闪亮黏稠的红石榴。（后来十几岁的时候，我曾因为一阵奇怪的罪恶感浮上心头而这样想：多么年轻！多么不公平！成年后，到了能严肃思考自己的死亡、希望怎样死去的时候，我也曾想：多么戏剧性啊！我想象那画面就像一阵流星雨或火花，点点火光如宝石一般从天而降，每道火光都不比秧苗大，母亲的最后际遇几乎让我羡慕了起来。）
西比尔姑姑写信跟我说：“她并未感到痛苦，死得很干脆。她很幸运。”
死得很干脆。我常想起这种说法，直到我自己也当上医生，亲眼见识了西比尔的话是怎么一回事。但小时候那几个字就像死亡的概念本身，对我来讲是个谜。死得很干脆。我妈的运气好，死得很干脆。她是个喜欢做梦的人，宛如人间游魂，而且大自然还把最棒的礼物送给了她。那天晚上，她静静地滑进棉被里，就像把双脚伸进清浅的潺潺溪水一样，闭上双眼，不知道自己接下来会怎样，也不感到害怕。
多年后，母亲仍以诡异的形式出现在我的梦里，她的脸出现在其他东西上面，看起来是如此怪诞而深奥难解：她曾变成我鱼钩上滑溜的白色鳟鱼，悲伤的嘴巴咧了开来，一双黑眼紧闭着；她也曾变成我家农场边缘的榆树，树上那些参差不齐的斑驳金黄树叶，变成她头顶那一束束打结的黑发；或是穆勒家那只跛脚灰狗，充满渴望的嘴巴一张一合，却未曾出声。年纪渐长，我也开始了解母亲死得有多么轻松，怕死的人对人生都还有悬念，但她没有。仿佛从我有记忆以来，她就在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前一天她还活得好好的，隔天却死了。
就像西比尔姑姑说的，她很幸运。在将死之际，除了死得轻松点，我们还能有什么要求呢？
母亲死后，就只剩欧文与我，还有父亲了。先前我说了一点关于父亲的事。他跟母亲很像，都有点疯疯癫癫，无法安于现状，我们说不上喜欢他，但他的确比母亲还好相处。如果说母亲是死时才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父亲则是早早就认为运气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
父亲的故乡是我们家附近的皮特镇，那是另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如今几乎废弃了，每年逐渐变得愈来愈可悲，人口七零八落，孩子们长大了便会远走高飞，再不返乡。不过父亲小时候，皮特镇还挺重要的。那里曾经有个火车站，因此镇上经济规模虽小，却很稳健。例如，有旅馆、音乐厅各一间，矗立在主街两侧的是一栋栋蓝色与灰色系的两层楼木造房屋。前往加州的旅人往往会在皮特镇稍事休息，在车站附近的杂货店吃一份鸡蛋沙拉三明治，喝一罐芹菜汽水再上路。镇民因为这种短暂而单纯的关系发财：旅客掏钱买东西，高高兴兴互道再见，双方却绝对不会再见面。毕竟，人生在世大多数的关系不都像这样吗？唯一的差别是，这已成为皮特镇多少代以来的生活方式。
我的祖父母都是匈牙利移民，开了一家杂货店。他们与儿子不同，两人工作勤奋而简朴，对投资很有一套。1911年，也就是我父亲读大三的时候，他俩因为流感相继亡故。父亲与妹妹继承了祖父母的店面与房屋，以及他们生前在林登镇购买的七十英亩农地，还有存款。跟我妈过世时一样，父亲展现出处理后事的能力与效率。他把皮特镇的店面、房屋卖掉，缴了税金，办了葬礼，并且为他妹妹开了一个储蓄账户。当时刚从高中毕业的西比尔姑姑，用一部分钱支付了韦斯利学院的学费。父亲生性较懒，把普渡大学念完后，就迁居林登镇，盖了一间房子，每年买入几英亩的地。西比尔姑姑进入西北大学医学院就读的时候，父亲种植的是大豆、扁豆与黄豆。后来，他生了两个儿子，成为当地的铁路员工，负责管理时刻表。他完成了自认为该完成的所有人生目标。
母亲的行为令我不解，而父亲的则让我感到气恼。就我看来，唯一让他感兴趣的，就是彻底懒散的生活方式。对此，我的愤怒难以言喻。理由之一是，我们住在一个勤奋程度决定个人价值的国家。我跟欧文并不特别在意镇民对“值得尊敬”的定义，只是我们的想法刚好跟大家一致——父亲的行为让我们感到羞耻，甚至令人厌恶。毕竟当时是经济大萧条的时代。我们听过很多儿童被父母遗弃的故事，也看过照片上很多意志消沉与筋疲力尽的男人正在排队等汤喝，或者谋职、借钱。但我父亲就是如此缺乏企图心，心如止水，而且完全没有努力的动机，身处于那个时代却完全不受影响。我还记得那时候每逢晚上坐在厨房餐桌边，我都常常渴求有一个会对我大吼大叫、贬低我，为了让我上进努力而打我的父亲，对我的企图心比我自己还要强的父亲。但我父亲却只是坐在那里，陶醉哼唱着最近的流行歌曲，手卷着烟。他那浓密的八字胡上沾着匆匆煮好的玉米，每当我提醒他，他总是懒洋洋地伸出舌头，像一条优雅的蟒蛇似的扫过嘴巴与鼻子边，同时哼个不停。最让我感到愤怒的，就是这种漫不经心、无忧无虑的举动。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自以为是的批评实在很好笑：偶然的好运持续降临到父亲身上，我当然是获益良多，但是当年，我总觉得他对欧文与我而言，只是个帮倒忙的家伙。任谁在那个家庭长大，都会以为天降鸿运是理所当然的事，就连累积庞大财富都不需渴求做梦。其实，我父亲有钱并非他喜欢累积资本，而是钱就是会来到他的手上，如果偶尔做了不理想的投资决策，他似乎也不在意。
这一切都让我愤怒不已，因为像我这种被宠坏的孩子最想要的，莫过于那种清贫度日的浪漫感觉。我常幻想自己的父母亲是努力工作的移民，而我是他们未来唯一的希望。《银色溜冰鞋》之类令人感伤的儿童故事让我很感动，而我常把家人幻想成类似故事里面的各种角色。父亲是笨拙无助的中风患者，流着口水，而欧文则是我那跛脚的白痴弟弟。我自己是个拓荒者与英雄，果决而机智。教育是我们家唯一的希望。我一定要把书读好，一旦我当上医生，全家就能脱离绝望与脏污的环境，搬入坚固的豪宅。我幻想自己因为多年来接受的美国教育，成了杏林圣手，可以把我那可怜的父亲医好，而他则不顾我的抗议，立刻开始工作。我那坚强而下定决心的母亲也恢复了美貌，多年来第一次露出微笑，我的弟弟更因为有钱接受了较好的教育，学会了说话，慢慢练就运动员的体魄。这是多么激励人心的故事啊！但实际上，我必须摆脱的负担并非贫穷，而是一个自满、完全不想努力的父亲，还有舒适的童年生活——要不是我对童年充满反感，那应该是一段可以好好享受的时光。
话说回来，我还有西比尔姑姑。我先前曾提及，我爸向来很敬佩西比尔姑姑，我甚至觉得他的敬意用五体投地来形容也一点都不夸张。当然，父亲是完全不了解她的，就像他对我来讲也是个谜一样；像她如此勤奋、聪慧而积极的人，怎么会跟父亲来自同一个家庭呢？
不过，并非每个人都欣赏西比尔姑姑。当年，许多嫉妒她或自卑的人曾说，西比尔能够自立真是太好了，因为没有男人会愿意照顾她。如果此番言论遭到质疑，他们会把话圆过去，说她太独立、太敢言，但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留着一头大鬈发的西比尔丑到一定嫁不出去，而她也的确没结婚。她比我爸小四岁，但是她于1945年12月因乳腺癌病逝时，五十二岁的她看起来比实际年纪还老。西比尔毕生被当成怪人，我认为从她在罗彻斯特当小儿科医师开始，她就认命地扮起了乡村小镇中性老处女的角色。
基于许多理由，这实在很可惜，但我向来认为她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免疫学家。她的个性不屈不挠，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极具创意与自信，但又不高傲。她的思考面很广，像很多天才一样能做跳跃式的思考与分析。她似乎无所不知，等到我自己读医学院之后，她向我承认她也想过要成为“医学界冒险家”（不管是我还是她都不确定这种冒险家该做什么事，只知道我们俩都想做那种人），但未曾办到。(5)后来，她用害羞的语气向我坦承，她一直想要有自己的小孩，也劝我无论选择哪一种工作，一定要有自己的小孩。她说，小孩会为我带来人生最大的快乐。当然，这也是我近来一直在想的事情，理由明显无比。西比尔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正确而睿智，但在这方面她为什么搞错了呢？
小时候，我常有机会看到西比尔。直到母亲死前，每年夏天她都会来我们家住上几个礼拜，母亲死后，她来的频率更高了。她会把病人介绍给当地的其他小儿科医师，带着礼物来找我们。尽管西比尔向来不太了解我妈，但还是会送她一些漂亮的小东西，一方面是有点看不起她，另一方面，她知道我妈绝对不会浪费那种东西——无论她送什么，我妈总是很喜欢，把东西戴在身上，算是与自己的美貌相得益彰。我记得她曾帮我妈买了一件印有野花花纹的丝质洋装。母亲立刻把洋装穿上，转了几圈。她在客厅中旋转的身影，还有丝布的乳白色光泽仍历历在目。西比尔姑姑跟母亲一向没什么话可说，而且我相信她对母亲是既悲怜又羡慕的态度：悲怜是因为我母亲似乎很满意自己过的那种毫无企图心的简单生活，羡慕则是因为母亲的确很满意，因为她的确过得很自在。
她带给父亲的东西都比较奇怪，比如病人亲手雕刻的小鸟造型哨子、卵石做的枫糖罐，或是搜集岩石的书。她买给欧文的则是书籍、拼图和看起来有纤维、非常厚的棉花材质画纸。
西比尔喜欢我们家的每个人，但显然我是她的最爱。西比尔与欧文也都喜爱对方，但他们未曾拥有我和她都喜欢的深厚姑侄关系。事实上，我一直怀疑西比尔认为欧文有点肤浅，还有，尽管她非常赞赏他的各种文艺创作（他写的史诗，还有他以农场生活为题材的抽象画），但她仅用一般的薄弱热情去欣赏，未曾提出具体的评语或赞辞。她并不讨厌艺术或艺术家，但她也从未试着去了解这两者。
平心而论，欧文对西比尔的感情也不像我对她那样深厚，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甚至与西比尔本人无关，只因为欧文觉得我那去世的母亲与懒散的父亲带有一点神秘感，他们的疲态代表着激进立场，甚至某种反叛姿态——后来，他宣称当年影响他、让他有这种想法的那种美国文化粗俗不堪，企图心太强。（然而对我来讲，懒散与反叛根本就是两回事。）当然，欧文也曾幻想自己想要哪一种父母。我找不到适当的措辞来形容，就姑且这么说吧：如果我幻想的父母生活在困顿中，他幻想的父母则是带有反抗精神。我总认为，欧文最遗憾的就是没能晚生三十年，当所谓“反传统一代”的小孩。
欧文未曾像我那样深爱西比尔的另一个理由，的确与她本身有关。他尊敬她是个天才，也喜欢她，却也认为她不够优雅、欠缺文化教养。这一点大致上没错，但无法推翻我与欧文争论多次的事实：她是我们生活周遭最有活力的大人。要不是她，我们不会有另一种行为典范可学习，也可能投入较没挑战的工作领域。
总之，西比尔向来把最棒的礼物留给我：小型显微镜、老旧的听诊器，还有加注手写字母的树脂心脏模型。她还曾买给我一盒盒非洲蜣螂标本，固定在白色坚硬的厚纸板上，包着黑色皮革外框。她为我上了人生的第一堂物理课，教材是她送的棒球和球棒；她从罗彻斯特大老远搬来一台老旧收音机给我，只为了示范如何拆解它；她也送过我厚厚的放大镜，不过她看到我趴卧在尘土飞扬的路边用放大镜把蚂蚁烤死后，还数落了我一顿。
西比尔送给我的十一岁生日礼物乍一看可能会被认为是送错了。这本《伟大科学家列传》的内容缺乏想象力，插图也太孩子气，文字风格活泼，简单到有点污辱人，比较适合愚钝的六岁小孩。说真的，那简直是科学界伟人的传记大全，里面用短文介绍了每位“顶尖”科学家（包括他们的名字、重要贡献等等，我几乎以为连身高体重与嗜好也会收录），好像科学家跟棒球员一样，能够用明确的方式排名似的。当年这种写法看似荒谬，但随着我年岁渐长，却愈来愈有吸引力。（其实距今最近的1994年的版本中就有我的介绍。文字当然很简单，但就精确度来说，不输其他关于我的大篇幅介绍文字。(6)书里面还有一张我与菲利浦的合照，(7)当时他大概十岁。照片的画质奇差无比，菲利浦的脸像个黑色的圆圈，他的微笑是一道白色切口。我自己则是体形笨拙，简直是笨手笨脚的马戏团演员。）
言归正传。那本书并未引导我见识自然世界的可能性与运作机制，却带领我认识了那些迷人的科学大师。因为那时候我才明白，有些人把心力投注在科学研究上，而他们正是我钦佩的那种人。
先前我曾提到，我家房子的正中央有一道弯曲的楼梯。对一个建筑风格如此低调的地方而言，它那花哨的模样实在与此格格不入，因此我觉得它只是暂时留在我家而已，总有一天，会回到它原本该归属的纽约第五大道那些金碧辉煌的豪宅中。这座矫揉造作的楼梯，是前任屋主的杰作（一个年轻的建筑师，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被迫离开纽约回林登镇的家族房舍定居，从此自认遭逢人生的奇耻大辱），盖得很好，木料也坚固，在我们家迁入的五十年间未曾维修过。我爸常漫不经心地说要把它拆掉，重新修一座比较简单的楼梯，但从未动工。他去世前我曾回到农场，发现楼梯几乎完全坍塌，所以欧文与我不得不使用活动的梯子，否则无法进入二楼的卧室。
回到1935年，那座楼梯虽然和当时的美学标准不尽相符，但至少还耐用，总之挺符合我的需求。我决定把它从上到下重漆一遍。楼梯的地毯早于几年前便已拿掉；由于整排楼梯布满尘土与碎木屑，为了避免木纹完全消失，必须涂上好几层油漆。我把二十级阶梯逐一上漆，正面、底部与侧边分别使用不同的颜色。等几个小时油漆变干后，再从最顶端开始干活，把每一级阶梯的正面与顶端漆上不同科学家的名字。完工时，楼梯变得色泽亮丽，写了许多字：最顶层是居里夫人，紧跟在后的是伽利略，接着依次是爱因斯坦、格里哥·孟德尔、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马尔切罗·马尔皮基、卡尔·林奈与哥白尼等人。(8)这顺序没有特别的意义，我想到谁就写谁。但是在我完工前，欧文打断了我，对我大呼小叫，因为我没算他一份。我们的争吵声惊动了父亲与莱斯特，他们从外面走进来，莱斯特默默盯着阶梯（此刻欧文跟我都屏息以待），一会儿过后开始大叫，说我们两个都该被揍一顿，打得愈用力愈好。出乎意料的是，我爸开始大笑。
包括欧文、莱斯特与我，我们三个话讲到一半，都呆住了。不管是欧文还是我，直到那一刻都没听过父亲像那样大笑。那笑声没什么了不起的，听起来像喘气，声音破破的，而且缺乏热情、喜悦或能量，听着令人不快。他只笑了几秒，之后讲的一番话流露出他少见的情感：“莱斯特，你看看，现在我可不能把这座楼梯毁掉——因为孩子们把它给占领了。”
莱斯特脸色一沉，欧文和我没被好好修理一顿让他很失望（他不觉得我爸的教养技巧有多高明），而我也觉得生气，不过理由不同。总之，我向科学家致敬的神来一笔居然被父亲利用了，变成他为自己的懒惰开脱的理由！但有趣的是，后来那座楼梯变得非常有意义（我爸就让它保持原状，一如我所说的，并非尊重我付出的心力，而是他本来就懒惰），是我们在当时始料未及的。
我刚刚说，欧文和我在父亲去世前回过家。在他死前的最后一年，毫不意外，他已习惯生活在极度脏乱的环境里，屋子几乎成了谷仓一般，里面住着许多小老鼠与无主的野猫，父亲任由它们在黏黏的厨房橱柜里翻找食物。我们在1946年返家时（四年前我们离家去读大学时，已下定决心再也不回印第安纳，也几乎做到了），我们家至少有四年没打扫过了，整栋房子惨不忍睹——不是夸张：地板被掀了起来，生锈的门枢嘎吱作响，所以我们尽量不去开门，一屁股坐在家具上则会扬起阵阵烟尘。每个房间堆满了大量碎片，包括纸片、压碎的盒子、碎裂的瓶子与各式各样弃置的器具。父亲去世前应该有好一阵子没上楼了，当欧文和我在屋子下方发现梯子时，它已经生锈、无法张开，一定有好几年没人理会了。（楼上有许多东西，现在回想起来仍让我觉得疲累。我们发现一群蝙蝠在欧文床铺上方的屋梁筑巢，有老有少的庞大鼠群，以及纠结成人头大小的灰尘，缠着来源不明的毛发。）但真正让我感到犹豫的，还是那座楼梯：风格老旧的原色油漆，因为年代久远、沾满尘土而变得粗糙、褪色，上面还覆盖着许多闪烁微光的蜘蛛网。
那是一座宽大的楼梯，如果塌了，我父亲的生活空间会变得很有限（也许只剩不到十九平方米）。楼梯会把客厅切割成两半，要进厨房的话，必须先走到室外，绕到厨房的门才能进去。如果是夏天，这只会造成不便，但若是冬天寒风刺骨、大雪纷飞时，就连年轻人也会觉得这一小段路走起来很吃力。因为父亲小小的生活空间缺乏床铺的替代物，而且那年3月初，他被人发现趴在我家附近几米远的草地上。我们的结论是：当时他想蹒跚地走到厨房（食材存货少得可怜，只有几罐西红柿与一罐蘑菇汤），结果心脏病发作了。（后来，我们发现几条破烂的棉被与一张老旧的沙发，说来可悲，那大概就是他睡觉的小床，摆在客厅后方那间装有纱窗的日光室里。）因此，如果说那座楼梯是害死我父亲的凶手，并不为过，但是他的死因终究是太过懒惰，懒惰到用这种消极的方式来慢性自杀。
父亲的可悲下场，让我不知该同情他还是该生他的气。像这样完全忽略自己的房子，直到被房子毁掉的家伙，我还能说什么呢？不过，我更为自己那座楼梯感到遗憾，这完全是怀旧的反应。随着年纪渐长，每回看到它，我都会为自己的幼稚观念与举动懊恼，而我老是说要重新粉刷，却不曾腾出时间。我想，在我身上还是看得到一点我父亲的影子。
欧文与我都不是很重视葬礼的人，但父亲的死法太丢脸，我们又没参加母亲的葬礼，这让我们很有罪恶感，所以我们找了一间小教堂，说服当地牧师（康宁汉牧师早已去世了）帮忙主持仪式，之后我就把他的名字忘得一干二净了。
只有十几个人来参加葬礼，吊唁父亲。几年前，莱斯特·德鲁因为中风被侄女送进了养老院，所以来的人只有一些好奇的镇民，我们大都不认识，还有几个受雇于父亲的农夫或佃农，对那些人我们也只有模糊的印象。我想某些人只是想来看看有钱人出殡的排场吧。(9)我猜这整件事应该让他们很失望：教堂破破烂烂的，牧师的布道内容也讲得含含糊糊、支支吾吾，我跟欧文没有露出哀痛的表情，观礼的人数很少，也没有亲友在场。他们心里一定纳闷：如果镇上最有钱的人是这样离开世界的，将来他们的葬礼（如果他们真有葬礼的话）岂不是更为悲凉？要不是当年我们俩少不更事、麻木不仁，一定会办一场更体面、热闹的葬礼，就算只是让他们安心也无所谓。不过，当时我们并不习惯抚慰不安的人心。
牧师家里备有水果酒与饼干给吊唁者享用（我们认为不该邀请大家回到父亲猝死的地方，因为那片长满野草的地面，仍依稀可见他大字型遗体留下的痕迹，着实令人不安），我们跟在场的十几个人握了握手，并感谢了牧师的帮助。
“这是我的荣幸。”牧师用严肃的口吻说道。他的长相温和英俊，眼神哀伤，只要他以为欧文没看他，就会用一种好色的眼神盯着欧文。他大我们没几岁，但是已经有一个神情沮丧的妻子和两个吵吵闹闹的金发儿子。“两个可怜的孩子——现在你们俩只剩彼此了。”（当时我犹豫了一下，不确定他只是可怜我们俩在这世上孤零零的，还是可怜我们对彼此而言都不是好同伴，显然他不是很喜欢我们。）他对我说：“愿上帝永远与你同在。”对欧文他则说：“一定要永远关照你哥哥。你是他的守护者。”
“为什么？”欧文问他。当时，欧文对真理和正义非常感兴趣，而且他还开始涉猎马克思主义。他向来很容易受影响。“我对待我哥的方式与对待其他同胞的方式不会有所不同，不会更好，也不会更差。”他用非常大的口吻说。牧师随即走开，叹气、摇头。
写到这里，我才想起自己有多么想念欧文。看到笔下的这些字，连我自己都有点意外，(10)但如果不承认有多么想他，我就是在说谎。我对他是有不少怨言，也很生他的气，不过此刻我想到（并非第一次有这种念头），我乏善可陈的童年远比我现在的生活单纯许多。我想，许多人回忆起童年都有这样的感受吧。当年，我的确认为自己对生活挺满意的。我长得不奇怪，运动方面表现也不错，我有钱但未奢华度日，我聪明且有自己的嗜好，同时我也比欧文强壮、敏捷。我的同学不会来招惹我：我不曾被人痛扁或取笑，也不需要朋友或其他人——毕竟我有欧文这个弟弟。如今，生活在牢笼里的我，必须从存款中拿出大把钞票付给律师。现在的我是个胖子，再不比欧文强壮、敏捷，即便有嗜好，也没办法做任何事。我的生活方式奇怪无比，简直是孑然一身。我的孩子与同事都不在了，曾经对我很重要的人都已离我而去。
就连欧文也是。或者应该说，我特别在意他的离去。当然，我们的关系并没有非常融洽，也不是很稳定，但是欧文与我曾经非常亲近。甚至当我们不亲近时，他还是那么有趣、机智、聪明。那时他正经历幼稚而热情的人生阶段，其他男孩忙着爱上与抛弃女孩，他却忙于接受与放弃信仰或哲学观念。我都是靠他带我离开自己的世界，往外探索。但我并非完全不受浪漫主义的影响。记得年轻时的我曾跟欧文说，他应该向我看齐。我跟他说：看着吧，有一天我会成为科学家。（他对我翻白眼。）我只关心这件事。你的兴趣太分散了，我跟他说。我警告他，如果不能严加约束自己，他将来会变成半吊子。如今我却几乎羡慕起欧文的欠缺决心，因为我总是专心致志，他好像是故意要与我互补似的，总是尽可能一心多用。当年我自然感到非常不耐烦，但如今我已能欣赏弟弟浑身是刺儿的个性，他是强烈的理想主义者，内心满是迅速燃起的热情。还记得当时欧文是如此充满活力，永远不会疲累，而且拥有我所不及的敏捷心思。我们俩关切的事物截然不同，彼此的竞争却激烈无比——但我们也有意见相同的时候，这种时候无论我们与人争论什么，都能占上风，用自以为是的强势姿态压倒对方。总之，我们俩都是非常热情的人，只是把热情用在了不同的地方。
当我这辈子第一次出现想要离开、逃走的渴求时，也是找欧文分享。我并不记得曾明白表达过这种渴求，只记得从小我就感到这辈子不能困在印第安纳，更不能在林登镇死守，甚至不该待在美国。我应该去别的地方寻找生活目标。但这种宏愿让我害怕，觉得困难重重与不安。我相信欧文也清楚这一点，就像某些孩子知道自己不想离家太远一样，我们则是知道自己不会待在故乡，人生也不会在此告终。正因为我们俩都抱持这种决心，而非一时兴起或偏好，我们才会立场一致，忍耐并善尽童年的种种责任，直到我们可以远走高飞，努力追求自己的人生。
有趣的是，父亲葬礼后大约有两年的时光，是我们关系最融洽、最快乐的一段日子。那两年，我们非常亲近，其间也曾有一小段日子，我发下甜蜜的宏愿，尽可能每周都写信给他，只是大学期间我们都没有做到。1946年春末，我们一起到意大利度假。其间有张照片，是我们在纽约正要登上“世外桃源”号之际拍摄的。我们都身穿亚麻材质的西装，头戴圆顶礼帽。那是我们第一次到欧洲去，第一次一起度假，但很不幸，也是最后一次，只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三个月后回美国时，我记得我们还对彼此承诺，每年都要重游欧洲，到离家乡愈来愈远的地方。
我只记得那趟欧洲之旅的几个细节，比如我们看到的艺术作品、吃的餐点、谈的话题、参观过的废墟，甚或住过的地方。但是让我至今难忘，并且觉得奇怪又不悦的，是我心中浮现一种无法言喻的陌生感。旅程进行到一半时，每次我看着欧文都会那样。我记得那时觉得胸口闷闷的，感到很真实而且持续，却又不会不舒服或痛苦。几次下来，我得出一个结论，因为没有更好的方式可以描述，我姑且称为爱。我当然没跟他说过此事（我们之间不曾有过那种对话内容），但我仍清楚地记得某天晚上当我们站在船头，我看着他的时候，只见他那鼻头散发油光的尖鼻（他的鼻子跟我一样），黑色的海水拍打船舷两侧的轰隆声响不断地传到我的耳际，那感觉强烈到令我几乎无法承受。当欧文跟我说话时，我无法回答，只能谎称自己生病，然后才回到床上躺下，好好思考自己的新发现。
当然，那种感觉并未持续存在。在我们旅行的过程中，它时隐时现，之后许多年也是这样，只是感觉再也不如当晚我们在船头时那般强烈。后来我学会了接受，继而期待那熟悉的痛感，即便我知道当那种感觉出现时，我根本无法做任何事，更别说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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