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第二回中有一张插图，是一整页的水墨画。男孩们为看得更清楚凑了过来，汗涔涔的小身子挤着我。房间另一头，透过百叶窗照进几缕阳光，屋里本已无法忍受的炎热又添了几丝暑气。
“球。”阿豆跌坐在我大腿上，要摸有球的画。踢球者叫“高球（俅）”，是个泼皮破落户，善踢蹴鞠，很快将因此发迹，在朝中得宠。
“王爷。”阿州指着一个人说，那人头戴软纱唐巾，身穿绣龙袍。
“是的，端王。孩子们，坐好。妈妈要擤鼻子。”我把书递给阿州，转身往手帕里擤出一大团黄绿色的鼻涕。
“宦官。”阿州指着王府球场上其他的陪踢小厮。“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宦官。你现在数数。”他戳戳弟弟。
往常，看阿豆咬着舌头费劲地数数，我会满心骄傲。不过今天我头晕鼻塞得厉害，力不从心。
“球。”阿豆凭空踢着，“踢，踢，踢，踢。”
我叠好手帕，捂住嘴咳嗽。天气濡热导致的热伤风让我难受不已。我从阿州手中拿回书。“那个气球腾地起来，端王接个不着……”我停下来眨眨灼痛的眼睛。我不想再读关于高俅的故事——他的昏庸无能或是无端发迹。实在不想提他那一脚敏捷的鸳鸯拐。至少暂时不行，我现在身子沉重、脑子迟钝。
阿州拍打我的手臂，阿豆则赖在我腿上。
“不行。”我一边说着，一边用力，试图从他们扭股糖般的胳膊腿中挣脱，从他们黏糊糊身子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我感觉自己像沉到了水中，手脚被海草纠缠着，奇形怪状的胖大水怪压着我往下沉。“阿州该写信给爸爸了。”
“不要！”他跳起来，冲我瞪眼。“我不要！”他的丹凤细眼冒出成吉思汗般的凶光。
“这是你当儿子的义务。”
他越发地眉头紧锁。然后突然转身，跺着脚走到他的小桌子旁坐下来。
“你以为听故事就是过日子了吗？”我趁势问道，“你以为自己还是小宝宝，只要嘟着嘴装无辜，就可以让我给你讲故事吗？”我自觉语带急躁，但还是说下去，“你再也不是小娃娃了。”我的太阳穴突突跳着，“作为韩聿明的儿子，韩刚的孙子，在四岁时该会写封简单的信了。”为什么他总是抗拒写信？他听得懂故事，记得住整章整回的内容。我让他坐下练阅读，他就从不反抗。为什么让他写信，他就总是执拗不从呢？
我拉开阿梅的小椅子，坐在他对面。“好，”我边说边写下“敬爱的父亲”几个大字，让他临摹。“好了。你想说些什么？”我抹一下鼻子，而他正紧咬嘴唇，挺直身板，眼睛盯着字纸上方。“阿州！”觉察到他心中压抑着一团火气，我的恼怒不争气地黯淡下去。“你想点事情说。”
“阿梅从来不需要给父亲写信。”
“阿梅生病了。”我打开折扇，为我俩扇着凉风。
“她没发水痘的时候，你也没逼她。”
“你只要想点事情，不然我想了。”
他胸脯起伏了一阵，然后突然停下来。“敬爱的父亲，”他终于开口道，“我们吃不上一口肉。”
“不能这么写。”我提起毛笔，“我只好自己想词了。”我说道。
“妈妈，等等。我想告诉父亲……”他提起笔，若有所思地看着屋顶，“我想说……我喜欢我的足球。”
我写好信，阿州依样画葫芦，鬼画符一般歪歪扭扭地抄写着，一写完我就把书拿到楼上读给阿梅听。
“我好想抓痒。”阿梅一看到我就哭喊着，“妈妈，妈妈。痒死了。我好想抓痒。”
“不要抓。要是抓了，就会长很难看的麻子。”
“难看，难看。”她从茶几上拿起一面小镜子，照了照自己的样子，号啕大哭起来。
“给我。别害怕，乖女儿。你还是很漂亮的。没多久水痘就会不见了。你的皮肤会变得跟山茶花瓣一样光滑。”
她破涕一笑。然后又开始呻吟起来，在床上翻滚扭动着，在她的水疱上空胡乱抓着。
“不要抓。我叫素莉给你再洗一次淀粉浴。”
两天之后，阿州脸上也发了水痘，然后又轮到阿豆。
那是个六月，自鼓浪屿沦陷已有半年了，是人们记忆中最炎热的一个六月。这并不仅仅因为，我们在鬼子魔爪下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被物价飞涨、囤积投机、失业、饥饿及恐惧折磨得苦不堪言。不是的，真的是烈日炎炎似火烧。我们挨到夜晚，指望暑气能够散去。但热气仿佛闷在了虎头山与龙头山，南太武山与博平岭等诸山之间，困在了无形的天穹下，恶魔出世般地祸害着人间，带来腐臭与疫病。晚上大多停电，床上方的吊扇纹丝不动。令人欣慰的是，尽管暑热和水痘瘙痒难挨，孩子们仍然很快便能酣然入睡，只是半夜又会惊醒。可我早已不是孩童，炎热天气令我彻夜不眠。
在那些漫长无眠的夜晚，我会坐在桌前，扇着扇子，给聿明写信。写信的仪式感令我心安：将毛笔沾湿，把水洒在砚台上，持墨反复地打圈研磨。即便在烛光下，我也能凭借经验判断墨汁是否足够浓稠和乌黑。接着，我用毛笔沾些墨汁，在砚上一抹，稍停片刻，让笔尖与桌面垂直，然后写下我已经写了四年多的称呼：最亲爱的聿明。一旦提笔，我就渐渐心无杂念。我已经跟他说了阿梅发水痘的事，但还没提到阿州和阿豆也传染上了。孩子们没有得霍乱、猩红热、脑膜炎，可发水痘仍是又一个令人不快的消息。收到的坏消息多了，聿明恐怕会不再爱我，前提是如果他还爱着我的话。
不要，千万不要。我不能那么想。他依然写信过来，不是吗？他依然会向我问好，并问候孩子们，问候母亲，但这反而只令我想起往日他总会提的问题：我母亲好吗？这是他信里的第一个问题，永远都是第一个。要是他能在这里，亲眼看到婆婆的病情恶化之快，如此出乎意料的话……如果我们一起服丧，他把头靠在我膝上，我的泪落在他颈窝，那样的话，我才相信他还爱着我。
我在砚台上研着墨，直到墨汁乌黑得像阴森无比的地狱。但我的脑中依然一片茫然。最后我放下毛笔，吹灭烛火。他走的时候，我还是如花似玉的年纪。现在我已26岁，将至而立之年。他已经4年没在白天看到我的真实容颜。我不知道，当再见时，他会做何感想？我刚想上床，转念一想，或许到屋顶上能透口气。
当年我们热恋时，有时会牵手站在屋顶上。我不知道他是否记得。他第一次牵起我的手时，月亮细似柳叶杏眉，与现在差不多，只是今晚的月亮更低些，像海上升起的一道弯钩。我走到屋檐边，凝视着银白的月影。我想起4年前为迎接聿明回家做的那身衣服——粉色锦缎上洒满朵朵白菊。有一天，当战争结束时，我会穿着它去赴宴。
我赤足站在仍然温热的屋瓦上，想象绸缎贴身的感觉，似乎人也凉爽了些。我的伤风快好了，却还因为感冒这样的小事跟阿州发脾气，真是不可思议。我记得，4年前送聿明去码头，他最后叮嘱的话。要照顾好一家老小和下人们。
“我很抱歉。”我呢喃着，久久站立着，任由苦楚与悔恨掏空心灵。然后，我回到房间。我还要照顾活着的家人。我下定决心，要全力以赴。
然而即便我意愿良好，过了还不到一天时间，我就又违背了在屋顶上的承诺。
都怪我对孩子们的健康太过执着。这是我想说的理由——我一门心思，为孩子们的康复殚精竭虑，顾不上其他事。是真的。我不愿看他们卧床不起，不愿他们可爱的脸蛋被水痘和结痂弄得一塌糊涂。阿梅一会儿想起床到处跑，一会儿又嫌弃自己“难看”，想躲起来。阿州想抓痒想得发疯，不停地瞪圆眼睛蹦下床，在房间里疯狂兜圈子。可怜的阿豆，他只是躺在摇篮里，烧得浑身虚弱。我为他们三个担心。以如今的条件，即使像生水痘这样最常见的儿童病都可能有危险。生病亡故的例子比比皆是。仅一周前，马太太的孩子死于猩红热。最惨的是，因为突发的伤寒病，我朋友阿玲痛失了她可爱的小女儿。我自然会因此悬心不已。尽管如此，那天我在厨房中所说的气话，还是太不应该。
我坐在厨房桌边，给自己扇着风，喝着茶。阿桂在洗一个大白萝卜，素莉在房间另一头把生米中的谷壳和石子挑出来。“怎么能指望孩子们康复得好。”我嘟囔着，“他们的营养都不够。还有素莉的羊倌哪去了？我们两个多礼拜没看到他人了。其他人家大概付了他更多钱。”
“少奶奶！”
“他一定是病了。”素莉说，“要不然……”她转过身，盯着盆子。
她干脆嫁给那个羊倌算了，我心想。沦陷后，她在这儿，也不比跟他在一起安全。我吹了吹茶水。糟糕的是，羊奶并非我家的唯一问题。日本人把家里的好米抢走一大半，剩下的我们也吃光了。现在买到的，尽是些掺污发霉的碎米。“要能给孩子们吃点荤腥就好了。”我喃喃道，“他们吃了才能恢复元气。外面什么地方一定能弄到肉。”我转身问阿桂，“你肯定，该想的办法都想了吗？”我之前从来没对阿桂采买东西产生过怀疑。阿桂胆大机灵，忠心耿耿。可那会儿我一时脑子发热，昏了头。我双臂抱胸瞪着她。“说真的，”我愠怒道，“果真用心找，你总可以找到点东西。”
她愁眉不展，“是，少奶奶。”
第二天早上，阿桂不见了。素莉说她去了集市。到中午阿桂还没回来，我就明白了，她去找肉了。我早该猜到她会这么做。
当下正是三伏天，我出门去找她，她侄子云云执意要跟着去。一开始，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在家里午休，我们找不到人问她的去向。总算，一个在门口给娃娃扇风的老太太说看见过她，但已是一大早的事了。在海堤上，一个在树荫里下棋的男人说，他摆棋时看到过她。她当时沿着龙头码头的堤坝急匆匆地走着。等他摆好棋子再抬头时，看到她正给日本兵鞠躬，登上了去厦门的渡船。
12月8日鼓浪屿沦陷后不久，去厦门的渡船就恢复了运行。我和云云鞠了躬，出示了良民证，上了渡船。我不清楚到厦门后该怎么做。偌大的城市里，放眼是陌生人。对他们而言，阿桂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厨娘。我们赶去最近的集市，一路上睁大双眼，寻找着与她去向有关的蛛丝马迹。我们搜遍犄角旮旯，看到有人在低声叫卖黑市稻米，不过却没有一个卖肉的小贩。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害怕和悔恨。是阿桂用乳汁哺育了我，她万一出什么事，绝对是我害的。而且是我第二次铸成大错。我从一处赶往下一处，茫茫然似大海捞针。我们在汇丰银行门口歇口气，此处现在是“敌方财产”，原先守在门口的是高大冷傲的红头阿三，现在被日本军警取而代之。阿桂一定是去了比厦门市区更远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非回去不可了。”我告诉云云，“不然宵禁前赶不回去。”
云云瘫坐在地上，脸上淌着豆大的泪珠。自从他到我们家那天，云云就失去了爹娘的音信。即使他们还在世，他也不太可能见到他们了。阿桂要是再走了，他在这世上会孤苦伶仃。“别灰心。”我把他拉起来，“说不定她早就到家了。”
我们赶紧沿着中山路去轮渡码头，搭船去对岸。走到鼓浪屿大路上时，商户们已经开始放下沉重的金属卷门。一群男人你推我挤，有说有笑地经过我们。其中一人左右四顾地开着玩笑，倒退着走，结果撞到一群沉浸在悲痛中的男人，他们正从棺材铺搬出了一口棺材。那是吴寡妇的五个儿子，从他们垂头丧气的悲痛神情来看，估计躺在棺材里的就是他们的母亲。
***
时间肯定过去了一个多钟头，我总算听到院门的声响。我冲下楼梯，跑进厨房。
啊，真是令人欣慰的一幕：阿桂额头上沾着泥土，破布袋里伸出一根枯黄的芹菜梗。“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她的话像滚锅的热粥般涌出来。“我回来得太晚了。对不住，少奶奶。”她每说一个“对不住”就低一次头，但她汗水津津的脸上流露的不单是自责，更多的是自豪。她把袋子扔在水槽边，搬来一条凳子。“你别看。”她朝云云摆摆手指，抬起一只脚，把宽松的裤腿拉到膝盖上面。“我说了别看。”她冲着云云皱眉头。然后又笑着把裤脚拉到大腿根。
她大腿上捆了一大包东西。她很快解开了一长串麻线，一个蜡纸包仍粘在腿上。她撕开纸，把东西拿起来给我们看，血从里面滴落下来。
“肉。”云云叫起来。
“是猪肉。”阿桂说，“我在厦门的一个村子里买到的。快看看。”她拆开蜡纸包，剥开一层血淋淋的棉布。“我包了三层布，再用纸包上，就这样血还从腿上流下来了。”她笑了起来，“看着好像我来月信了。”她用手挡着，看看云云，“你听不得。”
那是一大片猪后脊，她另一条腿上绑着同样大的一块肉。
“哎，阿桂。”我说，“你要是被鬼子抓住该怎么好？”我该多说点什么——好好谢谢她，让她别再那么拼命了。但我实在疲乏得很，加上终于松了口气，再也无力清楚思考。“阿州要高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