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婆婆的病不是急性肺炎，而是支气管炎。从厦门回来的第二天，她就面色苍白。被台风吹得七零八落的枝丫树叶还没来得及清理，她已咳嗽不止，在宅子和园子中走动时步履沉重。婆婆的病持续了一个多月，她咳得撕心裂肺，我急得想哭。
我带她去看高医生，按他开的处方买了药。然而，我不敢写信告诉聿明。她总算脱离危险后，我写了封语气轻松的家书，三言两语、轻描淡写地报告了她的病情。我没提支气管炎，只说是咳嗽得厉害，已经完全康复了。至于我曾经带她去敌占区找算命先生的事，我只字未提。要是聿明在家，我会跟他实话实说。两人面对面时，我能求得他的理解，至少是谅解。但现在我们相隔千山万水，因而我思虑重重。况且，写信那会儿她尚安好。我们都以为可以松口气了。没想到这只是我一厢情愿。
从外表看，婆婆似乎已经康复：面容稍显苍白，呼吸略微浅慢，但这可是支气管炎大病初愈，在几周内也算正常。有天早上，我正百无聊赖地梳着头，有一搭没一搭地想着心事：聿明下一封来信，阿豆要换牙齿，多久没吃到芒果了……这时我听到一声低哑的呻吟，从走廊尽头婆婆的房中传来。大概早上做噩梦了，我暗想。我放下梳子，循声走进婆婆房间，看到她蜷身侧躺着，被褥拉到齐耳高。我拉下被沿，一股闷住的热气直吹在我脸上。
“这是怎么了？”我唤道。她颈子上发了一粒粒的红疹，我不禁急火攻心，暗自埋怨着降祸招灾的神仙命数、祖宗先人们。天道不公啊。我刚放下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才喘口气，现在又……难道我又要重来一遍？
婆婆的眼皮动了动，费力地抬起头，“帮我拉上窗帘好吗，乖孩子？这里太亮了。”
窗帘只半开着，而且外面是阴天，但我什么也没说。我去走廊对面的卫生间拿了一瓶阿司匹林，回来时见她又缩进被子里，被子上方只露出两道黑眉。我扶她坐起来，在她背后塞了个靠枕，又把阿司匹林递给她。她用力吞着药片，可怎么都咽不下去。于是我把药片碾碎放在汤匙上，兑了些水，一点点地喂她。
“真过意不去。”她说，“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
“哪儿的话，婆婆。您怎么能算我的麻烦呢？我很敬爱您。”我有没有跟她表露过情意呢？这种情意，并不完全是看在聿明份上。
那天早上，我一刻不歇地守着她，碾碎阿司匹林喂她吃，用毛巾沾着盆里的冷水擦拭她的面孔、手臂和脖颈。到了晌午，她仍然高烧不退，我思忖着要请高医生上门。但我有些犹豫，她发病刚几个钟头，恐怕医生不肯来。
在婆婆床前照顾她的这几个钟头，时间仿佛过得很缓慢。当阿桂端着冷水进来时，我把湿毛巾递给她，疲倦地伸了伸后背。墙上和天花上的灰泥凹凸不平，布满奇形怪状的小阴影。一只壁虎正沿着墙壁飞快地往下爬，然后它停了下来，脚爪黏附住墙壁，保持着倒立姿势。要是它饿了，可要等上一阵子。我已经好几个钟头都没听到一声蚊子叫了。先前素莉端来了米饭、酱菜和茶水，但病房的气味实在倒胃口，我勉强吃了几口就让她把剩下的拿走。现在我却饥肠辘辘，肚子叫得像空谷雷鸣。
人的欲求真是不合时宜啊。本以为至亲之人病了，自己会废寝忘食，会不顾后背酸疼，甘愿重复着简单劳动，即使毫无效果也在所不惜。我正深刻反省自己的饥饿感，盘算着当天本打算做的事，却听到母亲在叫阿桂过去。
母亲在想什么呢？为什么现在叫阿桂过去？难道她不明白婆婆病得多重吗？我正需要阿桂当帮手，母亲离了她几个钟头也能凑合。我按捺住怒气，从阿桂手中拿过毛巾。“下去吧。”我说，“去吧。”我瞪着她的背影，把毛巾甩进瓷盆，再拧干水。这个家，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在乎婆婆的死活吗？
阿桂跑下楼，接着，听声音，又回身上楼了。我很快便不再暗自埋怨了。楼梯上传来的脚步声和喘息声是两个人的。看来，我又一次误会了母亲。
母亲气喘吁吁，费力地迈进门，走到婆婆床前。“阿萍，”她抓起婆婆的手问道，“你觉得怎么样了？你要老实说。”
母亲完全可以直接问我，不用折腾病怏怏的婆婆。婆婆用力睁开眼，挣扎着想要回答。
“我头疼。”她总算咕哝了一句，人又陷进枕头里。
母亲还不满意。她靠过去，抚着婆婆的肩膀。“什么？”她催促着。
“妈。”我低语道。现在可不是问东问西的时候。
“还有什么？”
“我……”婆婆睁开眼，“我一会儿觉得浑身烫，一会儿……又冷得慌。转个头……也……痛得很。”她闭目躺了许久。然后，她用微弱的声音补充了一句，“我想吐。”
阿桂跑着去拿桶，回来刚好赶上。
看来是急性肠胃炎。这样发烧、头痛、怕光就都能说得通了。我不确定发疹子是否符合病征，但要是肠胃炎，我就比较了解，是大家偶尔都会生的病。生这病一两天就能恢复。明天或后天我就能写信告诉聿明了。只是轻微的炎症，我心想。这病虽然来势汹汹，但很快会转好。
之后的整个下午，母亲都待在楼上，一边捻着佛珠，一边指导我和阿桂照顾婆婆。直到很晚，我方能打开窗户，拉开窗帘。那时房间里的气味已经十分污浊，从园子吹进来一股清新空气，我们都停下手中的事情，深吸了一口。阿桂活动活动腰背，母亲则合上折扇。
我揉揉肩膀。“会不会让您不舒服？”我问婆婆。
她轻轻摇头，紫丁香般的暮色照在她胸前，我发现她的疹子变成了一片紫红瘢痕。
“妈。”是孩子们在敲门，捣鼓着门把手。“我们饿了，妈妈。”阿州在不停叫唤着。
“对不住，太太。”奶妈说，“他们从我这里跑出来了。”
“妈妈，妈妈。”阿豆奶声奶气地叫唤着，将我的心从婆婆的病房牵走。“妈妈。我要妈妈。”
母亲换个姿势，轻叹一声。
“我看您也累了。”我说，“您还是下楼休息吧，让阿桂给您和孩子们做晚饭。”
“对，”婆婆喘着粗气说，“要把娃娃们喂饱。”这是她几个小时以来第一次开口，是个好现象。
母亲点点头，招手让阿桂扶她起身。
照看病人，要么手忙脚乱，要么枯燥乏味，心里还要担惊受怕，但在局外人看来，也有可能无甚大碍。我查看了一下婆婆的情况，觉得没什么大的变化。所以，我下楼用个晚餐，让素莉留下照看她，想必应该不妨事吧？
后来，考虑到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也好久没再呕吐过，我就决定和阿桂、素莉轮流照看她。当然这并不妨事。
夜里她的病情大概有所恶化。如果真是这样，怪我当时没有觉察到。她的疹子可能已扩散，连成大片疹块，只是她房间里几乎一片漆黑，我如何能看得见呢？
第二天早上，姗姗来迟的腊月曙光即将破晓，我正帮她揩拭前额，她突然睁开眼，伸手够我。“为什么？”她嘶号着。
“怎么了，婆婆？”
“为什么你没有立遗嘱？”她声音断续而沙哑，“让你的妻儿有个依靠。”
我颈后一阵冰凉。她在责备谁抛下她们母子不管？公公已去世多年了。我把耳朵贴近她嘴唇，但这次我一句话也听不懂了。她好像在说蒙古话。我向后退开，她嘴边发出一声嘚儿，仿佛像在催促马驹快跑。我惊恐地冲出房间，跑下楼。“阿桂，素莉，去守着她。”我一边叫喊着，一边打开前门。“我去请医生。”
我早该去的。这样想着，我不由得往巷中拔腿狂奔，院门在身后猛烈摇晃。我连跑带滑地绕过街角，一路躲闪妇孺老人。一到高医生家门口，我就猛捶门，按门铃。最后，他家女佣把门开了一条缝。
“太早了。”她嘘了一声，“晚点再过来。”
“不行。我非见高医生不可。等不及了。”
她摇摇头，想关上院门，我使出全身力气推门，硬挤了进去。
“小姐，小姐。”她跳到我面前，像条忠实的看门狗般挡住我的去路。“你不能进去。医生睡着呢。”
她以为这就能挡住我吗？我一把推开她，大步走向前门。“你要是不叫醒他，那我自己去。”
她追上来，想再次阻挡我。我进了屋子，眼睛盯着楼梯，她看出我确实心急如焚。“好吧。”她说，“在楼下等着。我去通知医生你到了。”
我听到脚踏地板的声音，只几分钟，高医生已准备好出发了。
总之，我只离开婆婆半小时，最多40分钟，根本没多久。没有人请医生回家的速度比我更快了。即便如此，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还是起了变故。起初我以为她是有了好转。她只是在休息，没再神志昏迷，也没有再嘟哝着蒙古话。阿桂和素莉离床边远远站着，我猜想，她们大概是想为高医生让路。我指望着，医生给婆婆看看病，开个药方，之后一切都能好转。
我坚信一切会好的。即便我的第六感觉，甚至我的双眼告诉了我相反的事实，我也拒绝去看、去想。我对一些细节视而不见：高医生并没有询问她的感觉，他用小电筒照了照她的眼睛，试了试她的脉搏，对这么一目了然的事实我却不明所以。因而当他转身对我说抱歉时，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抱歉。“她走了。”他说道，明白无误地下了结论。
他的结论。仅此而已。婆婆不可能就这么走掉的。不可能这么快。不可能就在我出门找医生的一会儿工夫。高医生和聿明是同学，他一直以来都在照顾着我们全家人。他本该更有判断力啊。“她的脉搏很弱。”我告诉他，“很难摸到的。再试试，医生。你会明白的。”
他把她衣襟上端解开，示意阿桂拉开窗帘。
“不要。”我说，“她怕亮光。她不喜欢……”可阿桂似乎更愿意听从高医生的吩咐，她把窗帘全部拉开。借着清晨的浅光，我明白了，医生已无力回天。婆婆的肤色一如前晚日落时紫丁香般的暮色。她胸前、脖颈、手臂上的疹子——现在，在日光中我总算看清了——它们触目惊心，像密密麻麻的蓝紫色晶莹颗粒。
高医生摇摇头。是球菌性脑膜炎的致命病毒，他说。发病如此迅速并不罕见。“我很抱歉。”他再一次说道。然后他建议我们对房间、裸露的皮肤和衣物进行消毒，不要让小孩靠近婆婆的房间。最后，他特别嘱咐了我擦洗遗体的方法，以方便入殓。
***
我一心只想把婆婆摇醒过来。我想抱着她哭喊呼号。我想拼命奔跑，跑到全身无力，彻底崩溃，号啕痛哭。但我不能。我需要料理后事。她的遗体要清洗。要给她买棺椁，置坟地。眼下厦门岛外被日本鬼子占领着，她不能和公公一起长眠在大陆的土地上。我只能把她葬到鼓浪屿的战时小墓园中，那儿曾是孩童的玩乐天地。而我最恐惧的责任，每时每刻都在心中挥之不去，是必须要写信告诉聿明婆婆的事。这一次不能再耽搁了。
晚上，我坐在桌前，搜肠刮肚地想词。很遗憾……对不起……坏消息，不，是噩耗……老天，我的挚爱，我不知……我该如何告诉他，他敬爱的母亲因为我照顾不周而与世长辞了呢？最后，我只简单陈述了事实，趁自己还没后悔，匆匆将信寄出。
之后，我仍需筹备大殓事宜，一定要办得体面风光。聿明会希望所有葬仪都严格按例操办，要与他母亲的名分相称，还要符合她先父、先夫的身份。毕竟，她曾是将军的千金，她的亡夫曾是前清科考状元、文试一甲头名、大清驻外使节。必须要操办得妥妥当当。聿明不在，所有责任就都落在我的肩上。
我咬紧牙关，硬生生地把悲伤咽进肚中，打理了一切事宜：筹划和安排、迎宾和寒暄、致谢和守灵。五天后，葬礼结束——婆婆已入土为安，唁客们早已回家，但我的事情还没完，我必须打起精神再写一封信给聿明。
夜已深，我拿出笔砚。我已把前来吊唁和参加葬礼的人列了清单，我对他们的赞美之辞和念旧之情都铭记于心。尽管，时过境迁，婆婆的地位已随先夫亡故而大不如前，但所有的熟人全部前来吊唁，一些人我们几乎已经忘记了。我磨了一大片墨汁，用毛笔蘸墨，把所有来宾的姓名和唁辞都写了下来。如上封信一样，我只告诉了聿明具体细节，其他什么也没说。这两封信读上去，一定很像公事文章，写得一板一眼，我几乎认不得自己的笔迹。信写了足有三页纸，一行紧挨着一行。
写完后，我选了一颗印章，打开朱印瓷盒的盖子。信件末尾一般我只落个款，但这封信需要正式地盖上我的私章。我把石章刻面在墨印中按了几下，在白纸上试了一回，然后在我的落款下面用力按下去。当我把信塞进备好的信封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片刻之后，我猛然觉得双膝发软，那是另一种更加沉重的负担，一种排山倒海的悲痛，将我彻底击垮。我勉强走到床边，一头栽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