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酒楼最里面的包间传来的喧哗声让我十分惊讶。我一直以为魏先生和他的知识分子朋友都是比较严肃的人。喧闹声中，一个洪亮的声音自嘲道，虽然他年纪一大把，可离成为圣人那一天还早着呐，这话引得其他人哄堂大笑。我和婆婆在门外等着里面的大笑声和一位老人的咳嗽声平息下来，才走进包间。
坐在魏先生左右两边的是四位老者，年纪大概跟魏先生相仿。餐桌旁唯一的女性要年轻一些，魏先生向我们介绍说，她是何颂，厦门大学的文学教授。日寇入侵厦门前，厦门大学转移到福建省中部，为照顾公婆她留了下来。有两位老先生起身换到其他座位，让我和婆婆坐到魏先生跟何颂中间。先生帮我们倒上茶，又转动餐桌的转盘让我们拿些花生和瓜子。“韩太太是前清驻菲律宾及西班牙所辖殖民地公使韩刚的遗孀。”魏先生挥动手臂向大家介绍。
一位留胡子的老先生手拿系着红丝带的棕色酒坛，准备往两个玻璃杯里倒酒给我们。“我认识您丈夫。”他对婆婆说，“他是我科举考试的对手。”
一位老先生听了嘻嘻一笑，“你的意思是，你是他手下败将。”
“对不对啊，老高？”另一个老先生夸张地问，“嗯？”其他人一起笑了起来。
“那是当然喽。我又没说我和韩刚大使旗鼓相当。他一路考上去都独占鳌头，而我总是屈居第二。”他一只手按住胸口，低头表示服输。
“您的诗词首屈一指。”婆婆说。
“没错，确实如此。”魏先生举起酒杯说，“敬韩刚大使的锦绣文章和老高的诗词。”
“等一下。”老高举起手里的绍兴酒坛，往两个杯子里倒满杏色佳酿，转动转盘，将酒杯送到我和婆婆面前。
“敬韩刚和老高。”魏先生说，“干杯。”
我举起酒杯，瞟了一眼旁边面带微笑的婆婆。她的神情让我想起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样子，那时她丈夫还健在，她身着一件明黄色丝袍，像一位“格格”。
“你今天要为我们朗诵什么诗？”魏先生问老高。
“无甚特别，一两首拙诗而已。”
“既然还要等郑惕和范先生，何不请您现在就为我们大家朗诵一下？”何颂说，大家都笑了起来。不过，我猜老高大概想等所有人到齐后再朗诵。
“恭敬不如从命。”老高的嘴角上翘，笑着说，“不过，他们人来了。”
两个男人急匆匆走了进来，服务员连忙把上菜的托盘拿开，为他们让路。两人热得满脸通红，大汗淋漓，郑惕的卷发湿答答地垂落下来，挡住一只眼睛。“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他不等主人招呼，就拉了一把空椅子坐下来，“我们去散步了。”
“没想到会花这么长时间。”另一个年轻人坐到郑惕旁边的椅子上，“我们想着，爬到日光岩上看看风景，找找灵感，写一两首诗就过来。”郑惕的朋友眼中流露着聪慧，但他黝黑的皮肤和强健的体魄似乎更像一个渔民或码头工人，而不是诗人。
“没想到，”郑惕说，“今天早上会有那么戏剧性的一幕在我们面前上演。”
老高摇了摇头，“你们这些年轻作家总喜欢过于戏剧化，体察不出含蓄精妙的好。”
“这是一个现代故事，”脸色黝黑的诗人说，“不适合用古典表达方式。”他说着伸手拿餐巾纸擦了擦汗湿的脸。
“胡说八道！”老高大声说，“如若娴熟运用，传统手法灵活多变，表达准确，无论男人、女人、动物，但凡想得到的活动，全部可以表现出来。”
“不要吵。”有人说道，“让他们继续往下说。”
“嗯，”郑惕说，“我们爬山的速度很快，我本想多看看沿途的自然美景，可昊甫坚持要一路往山上爬。跟他一起爬日光岩，感觉他哪里像个三流小说家，更像是个雇来的轿夫。”
“小说家、诗人、书法家和山水画家。”他的朋友狡黠地一笑。然后——尽管我们还没有彼此介绍过，他也不知道我是否已婚——他朝我眨了眨眼睛。我心想，这人真像个码头工人。
“我们到达山顶时，”郑惕说，“我累得气喘吁吁，只好先躺下休息，再起来欣赏风景。而我这个所谓的朋友，”他边说边和他的朋友一同从冷盘里夹菜，“竟然让我错过了精彩的序幕。”
“前面的发展慢腾腾的，跟后面的故事没什么关系。”
“可对于构建故事悬念和整体戏剧效果来说，前面是重要的铺垫。”
我对这两人渐渐失去了耐心，暗自猜测他们亲眼目睹了什么事件，竟如此兴致勃勃。“你们可以直接说发生了什么事吗？”我说。
意外的是，郑惕的朋友居然把我的话听进去了。他放下筷子，开始描述他们的见闻。“想象一下，”他说，“7艘日本战列舰、8艘巡洋舰、2艘布雷舰、3艘驱逐舰，全部停靠在厦门港，排成整齐的四列，像是正在等待比赛开始的龙舟队。日本人向来严格遵守纪律，这是他们的长处，也是他们的弱点。这时，英国巡洋舰伯明翰号突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们大概会想，英国人和日本人既不是盟友，也没有宣战，为什么一艘英国军舰会冲向整支严阵以待的日本舰队呢？我叫醒郑惕的时候，英国军舰已经从前面两列日本军舰之间穿了过去，英国水手全部靠在栏杆旁，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什么。幸好我带着双筒望远镜，便赶紧调好焦距，我看到英国水手拿着的是相机和画板，他们正不停地按下快门，飞快地临摹日本军舰上的装备。”
“日本鬼子的武器全部暴露在外面。”郑惕补充道。
“至少英国船第一次穿过去时是这样的。”
“没错。等那些日本鬼子明白过来，立刻慌作一团，忙着用防水油布遮盖他们的秘密武器。我们刚开始还以为，他们最想藏起来是军舰上的大炮。”
“英国人可能对日本军舰的外部轮廓也感兴趣。”魏先生说。
郑惕的朋友点了点头，“还有别的东西。日本鬼子的天线，看起来很不寻常。”
几个男人讨论起天线和各种可能的用途，服务员端上来头两道热菜：盐焗蟹和炸虾球。这两道菜如今很难吃到，除了明月轩的厨师，其他人恐怕没本事弄来这些海鲜。明月轩是鼓浪屿的百年老店，他们认识附近所有渔民。服务员敲开螃蟹的大蟹钳，连着蘸汁一起递给魏先生，魏先生谦让着要把大蟹钳给我，接着又要拿给老高，我和老高急忙把碗端开。最后，老高把蟹钳一分为二，递给魏先生肉比较多的一半。大家边吃边品评菜肴。
我们唇边沾着海盐，嘴里嚼着蘸了姜醋的香甜洁白的蟹肉，此时大家脑海里还能想到什么呢？当然是美食了。每个人都想起曾经吃过的螃蟹、龙虾或海龟，然后向其他人描述当时味道有多么鲜美，是如何烹制的，在哪里吃到的。对往昔快乐时光的回忆更令我们对如今的境况感触良多。
吃到第三道菜清蒸大石斑鱼时，魏先生生日聚会谈论的主题不再是食物，大家议论起时事来了。老高挑起的话头。他靠在椅子上打了个嗝，见其他人还在忙着夹石斑鱼，他感叹一声，又摇了摇头。“国破家亡啊。”他叹了口气。
郑惕的朋友——他叫范昊甫，啪的一声把筷子摔在桌上。“谁说我们亡国了？日本人占领的只有一些点和几条线，仅此而已。东部的一些城市和几条铁路线。”
“话是没错。”其中一位老者反驳道，“可是失去了那些沿海城市和铁路线，我们已经瘫痪了。”
“中国人？瘫痪？”何颂哈哈一笑。她环顾一眼餐桌四周的人，再次开口时，她提高了音量，像是在演讲。“只有在这种时候，中国人民才充分展现出他们的力量。我们厦门大学的全体师生，在接到通知后即刻就准备好开始转移。我们的老师和学生背着教科书和整套实验室设备，翻山越岭走到长汀县。有谁曾想到我们中国师生做得到？到达长汀县后，尽管当地条件不好，宿舍简陋，教室拥挤，师生们又远离故土家人，可他们仍然怀着跟以前同样的热情，继续投入到教学生活中。这样的厦门大学，谁又能想得到呢？”她的眼睛闪烁着光芒，虽然她自己为照顾公婆留了下来，但她的学生和同事们成为中国人的英雄，她为此感到光荣。
脆皮乳鸽端上桌时，大家正讨论得热火朝天。服务员把脆皮乳鸽放到餐桌转盘上，这时，魏先生想把话题转移到历史上战争期间，文人所面临的艰难抉择。他旁征博引，谈到古时候著名文人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但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要表达自己的看法，魏先生的一个观点还没讲完就被其他人打断了。我心里为先生感到难过，几乎要掉下泪来。虽然我小时候也打断过先生很多次，可我从来不会这么粗鲁，也不会当着先生同辈的面。
范昊甫的嗓门最高。“我们只有一个责任。”他坚持道，“鼓励人们去反抗。在后方擂响战鼓。”
“如果所有知识分子都被杀了呢？”一位老先生撕着鸽子腿问，“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要怎么办？”
“作为知识分子，”老高把一根啃得干干净净的骨头丢到盘子里，“我们的责任是让中华民族的文化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变成日本顺民，又怎么可能延续中国文化呢？”范昊甫质问道。
“好了，好了。”魏先生举起双手劝道，“没人说要成为日本顺民。历史上有很多文人在战争期间依旧保持着高风亮节，他们既保全了骨气也保住了性命。”
我看着一张张吃得油腻腻的嘴，暗忖假如自己是一名被人奉为导师的知识分子，我会怎么做。餐桌四周的人手里挥着鸽子翅膀和大块的胸肉，仍然在各抒己见，何颂优雅地翘着兰花指，从脆皮乳鸽上一点点往下撕肉。刚开始，我坐在那里认真倾听他们说的每一个字，后来完全沉浸在他们诗人般热烈奔放的激情中，我心中涌动着一股对中国无比强烈的热爱，远远超越了自己曾经没来由的恐惧和愤怒。
吃完鸽子，服务员端来洗手盅，我们把柠檬片丢进去，洗干净油腻腻的手指，又用餐巾蘸了点洗手水，擦了擦嘴巴。“当时的情景太好笑了！”郑惕扔下餐巾哈哈大笑，“罗圈腿的日本小鬼子像群老鼠一样四处乱窜。他们根本搞不清楚到底应该先把哪些武器藏起来。”
“那些长官也搞不清。”范昊甫说，“可他们不会因此饶过手下的。”
大家点了点头。在座的都知道，日本人对待他们自己人也是极为残忍的。我看着面前的洗手盅，想象着日本军官和士兵们在甲板上忙着遮盖武器装备的情景，他们涨得通红的脸上写满愤怒和屈辱。不过，我心里明白，光是惩罚手下士兵是平息不了日本人的怒火的，他们会让其他人付出代价。既然英国人保持中立，又有强大的海军做后盾，那么倒霉的只会是中国人。
跟在脆皮乳鸽后面上来的是炒面线，接着是一道紫菜清汤。服务员帮我们每个人盛了一碗汤，大家都想快点喝完，包间里安静下来，只有轻轻吹凉热汤的呼气声、呼噜呼噜的喝汤声和碗勺碰撞的声响。跟第一道菜端上来时忙着大快朵颐不同，现在大家不说话是急着吃完这餐饭。我们已经准备好听诗歌朗诵了。
大家公推魏先生第一个朗诵。他做了首古体诗，古体诗常常借古喻今，引用多个历史典故表达对当今社会的看法。餐桌上仍然摆着汤碗和吃了一半的炒面线，魏先生拉开椅子，双手叉在腰间，开始朗诵他写的一首新诗。
咸阳桥畔别君去，
飞絮如雪霜满地。
诗的开头几句让人联想到古都长安城外著名的咸阳桥，大家眼前浮现出一幅画面，不是一名士兵即将踏上征程，而是一个人想要摆脱滚滚红尘，退隐山林终老余生。我看着先生手背上突起的青筋，听着他描绘的一幅幅画面——北方连绵起伏的深山，一棵孤零零的青松，隐居在山洞中的人。
接着几位老先生各自朗诵了自己的新作，然后是何颂教授。他们全部采用古诗体形式，表达了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听大家一个接一个地朗诵，我忍不住在心里做比较，想选出最好的一首。在我看来，魏先生的诗最好，不过老高的诗也无可挑剔。
这时，郑惕站了起来。他的目光越过我们头顶上方，穿过我们身后的白色墙壁，落在某个遥远的地方。他吟诵的不是古体诗，而是一首现代白话诗。他的诗将我们从山川湖泊带到一座现代城市，上海。黎明的雾气弥漫在上海法租界的街道，两旁一个个黑色铁制灯柱上亮着昏黄的街灯。灯柱造型优雅，柱体上伸展出一条条卷曲的铁杆，供行人挂帽子、手杖或雨伞。然而，在郑惕诗中的这天清晨，挂在警察局门前灯柱上的东西很不寻常。郑惕声音颤抖地描述着悬在灯柱上的一颗人头——凝固的鲜血、裸露的皮肉、碎裂的骨头、圆睁的双眼、张大的嘴巴、紫色的舌头，就在几个小时前，它们都还属于一个年轻人，上海一家报刊的主编，周文儒。
我们都沉默不语，为诗中一连串排比所描述的残酷事实所震惊，似乎我们正用自己的双手捧着那颗头颅。郑惕跌坐在椅子上，抽泣道，“文儒，我的挚友。”我轻轻拍了拍婆婆的手，希望她不会联想到自己父亲滚落在士兵马蹄下的头颅。我猜婆婆小时候一定跟我当年一样，想知道一个人的头被砍掉后，是不是还能继续思考和感受。我尽量不去想聿明。砍掉一个人的头是多么简单啊！转眼间一个人的生命就走到了尽头。郑惕撩起他垂落到汤碗里的卷发，举起酒杯。“敬中国和她的英雄儿女。”他说。
“敬中国和她的英雄儿女。”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范昊甫是最后一个朗诵的。他缓慢地站起身，脸上的表情异常柔和，让我不禁暗想，这个人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是不是喝醉了。
我们分别的地方
已是青苔蔓蔓。
他开始念诵了，声音中充满了柔情蜜意，我不由得暗自诧异。
你布满征尘的军靴
依然穿在脚上。
然后，我明白了，这是一首模拟女子口吻的诗。我熟悉诗里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几乎不等他念出来，诗中的词句已经从我心间流淌出来。他是在描述我的生活——日子一天天过去，聿明离我越来越远，他的模样渐渐变得模糊，我每天看着月亮圆了又缺，冰冷的月光愈发加重我内心的痛楚。范昊甫看见我的眼泪，他似乎有些喜悦。我讨厌这个人，他现在的样子比之前朝我眨眼睛时更可恶。
“让我们敬那些留守家中的人。”他一脸庄重地说。
我举起酒杯，感到自己的脸在发烧。谁允许他窥探我的内心？我脸上的表情承认了他诗里的人就是我。我心想，以后最好不要跟一个现代派作家见面，最好不要把自己暴露给一个喜欢窥探的人。
我们离开时，婆婆停下来赞美范昊甫的诗。
“很高兴您喜欢我的诗。”他说着目光掠过我的面颊。
“再见，范先生。”我不想再跟他多说，他对我已经知道得太多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