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队。要排队的地方比比皆是：买米、买柴、买药，连买文具都要排队。我换了个站立姿势。这是我坐完月子第一次出门，几分钟前，我还感到自由得想要飞，这会儿却又成了弹丸牢狱里的囚徒，被人前后夹击。队伍不算长，前后各有几个人，但总得排着。我脚尖点地，双臂交叉，嘴巴吸气。终于，我进到小小的店堂中。柜台上两个玻璃杯里插满钢笔，没看到毛笔和墨锭。我完全被前后的人困住了，我这条生于龙年的蛟龙，被困在方寸洞穴里。我狠狠吸了口气，又吐出来。蛟龙需要自由，需要在广漠乡野上肆意奔跑。
“做什么？”前面的年轻人回头瞪着我，“别冲我长吁短叹的！”他皱起杂草丛生的眉毛，没感觉到我即将对他发作的一腔怒火。“你要我怎样？从这个老太婆背上爬过去？”
“哎，你这愣头青。谁是老太婆啊？”他前面排在第二个的女人转头问道，她最多不过二十五岁。她是我以前同学的姐姐，我当然知道她的年龄。
“安丽。”她对我笑笑，“我没看到你在这儿。”
我咽下怒火，回以微笑，“佩俪，你怎么样？家人都好吗？”
“还可以。”她看看我俩中间的年轻人，“嗯，要怎么料理这个叫我老太婆的王八蛋？”
“很抱歉，小姐，是我没留意。我这几天实在心烦意乱。”
“哟。”我拍了下他的胳膊，“你这么年轻，有什么烦心事。”
“那你呢？”他毫不示弱，“老是唉声叹气的。”
“我们把气冲鬼子撒吧。”我们都赞同佩俪的提议，只不过刚刚朝对方大吼大叫一下其实也挺解气的。
“今天下午，”佩俪越过年轻人朝我说，“我娘家有麻将牌局，第二桌刚好三缺一。”
“行啊。”再好不过了，七嘴八舌的女人和稀里哗啦的麻将牌。四个人先定东西南北的位置，再掷骰子决定谁来坐庄。大家砌起四方城，再一点一点推倒。
“喂，小姐。”年轻人拍拍佩俪的肩，“该你了。”
“把宝宝和奶妈一起带来。”她侧着头说，“两点钟见。”
轮到这个年轻人时，他兴冲冲迈向柜台，很快又脸红脖子粗地冲了出来。
“大家老冲我发火。”店主发着牢骚，“我店里没有剪刀，怎么卖给他？哦！刘小姐！”他说道，“是您啊。请转告令堂我会尽快交齐房钱。”
“不，不，姚掌柜。我不是来催房租的。我想买块墨锭。”
“哦，好，好。”他干笑两声拉开一个抽屉。“这倒是有几块，但不是好货色。”他拿出一块小学生用的墨锭。“您看这个。”他说，“没有盒子，玻璃纸包的。”
我打开钱包。
“不，不，这个送给您。”
“那我可不能拿。”我把墨锭推回去，他又推出来，几次三番，我只好把钱留在柜台边上，拿着墨锭跑了出来。
时间还早，我没有急着回家，转身走向海边。厦门沦陷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在没生阿州前几乎每天都来这儿。人们凭借肉眼就能看到这边码头和对面厦门的乱象，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总觉得有责任来看看。一开始是出于好奇，但看着看着——其他人也一定有同感——我们不但目睹了敌人的残忍和国人的苦难，也见证了同胞们的英勇。厦门沦陷之后，海滩上尸积如山，见此情景我的心都被撕裂了。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自己应该站在这里。如今已经过去了将近6个月，我又回来了。
厦门失守之前，鼓浪屿海堤的这条步行道是下午散步的理想场所。海堤很美，一点都不比其他大城市逊色，靠海部分是切割整齐的大块花岗岩，上面筑起一道白色石墙，石墙间竖着圆顶柱，墙面雕刻着精美的图案。现在，海堤旁的步道成了一个观察点。阿州出生前我就见过的两艘战舰，今天早上一如既往地停泊在港湾中。舰体巨大——有八九只平底船那么大，船中央的高度跟一座塔楼差不多。战机像一只只巨大的蜻蜓停在甲板上。舰上飘扬着日本海军的旗帜，图案是一轮旭日放射出十六道光芒。“还赖着不走。”我哼了一声，狠狠地吐出一口气，像巨龙喷出一道火焰。
旁边的男人转过头来。“雾岛号战舰。”他说着咧开上唇，露出一颗闪闪的金牙，“还有伊势号。”
一位穿着体面的高个男人转身问道，“你怎么会知道名字？”
“你说呢？我懂点日语。”
“所以你承认喽？”
“为什么不承认？”
高个男子啐了一口。我认识他，邓鹏辉，父亲合作过的投资商。他依然身穿传统的蓝长袍和短马褂，白袖口翻在外面。
“你有没有中国人的骨气？”他怒气冲冲地问，“你不会为这帮魔鬼强盗做事吧？”
“我当然会喽。我可是当间谍的好料子，你不觉得吗？”
邓鹏辉飞快打量了一下对方，年轻人身穿一件皱巴巴的棉外套，眉毛上方歪扣着一顶英式高帽，正满脸得意地笑着。“嗯，你的确是。”邓鹏辉说。
这位自诩的间谍转身去跟别人炫耀他的学识，我则上前主动问候邓先生。父亲已离世三年，但提起他的名字，我依然红了眼眶。
邓先生倒没在意。“令尊是位正直的人。”他说，“他眼光独到，无论是开发燕窝新市场，还是扩大橡胶生意，他的判断总是很准。”
我们并肩站立，凝视着这片将鼓浪屿和厦门岛分隔开的五百米海域。厦门天际线的基本轮廓并未改变，只是建筑被战火熏黑了，沙滩伤痕密布，海滨昔日的热闹欢腾不复存在。邓先生从马褂口袋里掏出一个皮面小记事本，“我每天早上都会来这儿。”他说，“所有军事行动，战舰、船只及飞机的数目变化，只要从这儿可见的，我都会记录下来。它们全在我日记里，有日期可考。”他又把笔记本放回口袋。
“您记这些做什么？”
“跟任何时间或金钱投资一样，它未来的确切价值是无法预估的。”他又掏出一只价值不菲的双筒望远镜，“你知道5月份那3天死了多少人？”
我摇头。
“没人知道。”他靠过来，低沉地说道，“但我能告诉你，从这里能看到的尸体有1168具，全部被遗留在沙滩上慢慢腐烂。数尸体，可不是件好玩的事。”他摸了摸鼻子，苦着脸说，“大部分人受不了那气味。”
“我也受不了。”我承认道，回忆起自己站在堤岸后面，用手帕捂着口鼻的情形。
“这些无辜的死难者理应受到尊重。”他说，“最起码也要把他们的数目记录下来。”他陷入沉默，凝望对面的沙滩，那些尸体曾扔在沙滩上被太阳暴晒，成为海蟹和秃鹫的腹中餐。日伪政权过了很久才下令把尸体拉去埋掉，那时尸身已经无从辨认了。
“你看。”他指着一艘在日本旗下飘着邮政小旗的汽艇，“每周的邮船。”不久前，在一片所谓恢复正常生活的宣传鼓吹声中，日本人重新启动了邮政业务。虽说食品和煤炭短缺，虽说有一半的工厂不是关闭就是控制在汉奸走狗们手中，但我们总算是有了正常的邮政业务。这是他们建立所谓的东亚“新秩序”，“小弟”拯救“大哥”的骗人花招之一。为什么国统区和敌占区之间连邮件都不能互通？邮船上载的是别人丈夫的家书，并没有我丈夫的。
阳光折射在雾岛号上，金光闪闪，一如那位知道它名字的男人的金牙。我搓搓手，庆幸自己穿了夹袄。一阵带着海藻味的轻风吹过脸颊。突然，藏在海滩下面的一只白鹭嗖的一声轻快腾空。我回头再去看邮船，船头激起的浪花在不停翻飞。蓦然间，不知怎的，我心中浮起一个念头，今天将非同寻常。今天，无论如何，我都会收到他的消息。
回家路上，这个念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我走过剧院、澡堂，几乎脚不沾地，感觉不到脚下的鹅卵石，接着我走入房屋店铺林立的蜿蜒小巷，钢琴声从一扇打开的窗户里飘出来。我想象着聿明的笔迹，他的字潇洒自信，而且，身为工程师，他总是习惯性地为信件段落一一编号。
很快会有的。我一边想，一边为麻将牌局穿戴打扮。很快就能收到他的信。我拿出他走之前做的粉色旗袍。真好看。我抚摩了一下缎面，又放回原处。等他回来我再穿。今天穿这件兔毛里子的绿缎子旗袍就可以了。我把旗袍从头上套下，扣上侧边的金属暗扣。我心里暗喜，生了阿州才一个月，穿这身旗袍就已经毫不费力了。
佩俪让我带宝宝和奶妈一起去，我还叫上了婆婆。她是麻将和象棋的高手，却少有机会跟人切磋对弈。我想不会有人介意。
“记住，”离开前我告诉阿桂，“如果有信来，马上让素莉来叫我。我在黄府。”
“是商会主席黄立松府上吗？”
“没错，我朋友佩璐姐妹俩的娘家。一有信就马上让素莉来。”
***
黄府的内厅中，一个富贵之家为女眷聚会准备的东西一应俱全——窗边摆着玉树花，孔雀开屏的黑色漆木屏风上镶有用母贝和玉石拼成的梅花，麻将桌上备有西瓜子、五香花生、盐渍酸梅。桌边餐具柜上摆着一套为我们准备的茶杯，印着牡丹花，有杏、黄、白三色。茶具旁是一大束新鲜菊花，金色和绯色相间，还搭配了南天竹。
我很高兴能和她们一起坐下来，暂时把日寇抛到脑后。我们洗牌发出的轻柔碰撞声，像是退潮时海浪中的贝壳碎片在翻腾，让我想起大海、沙滩，以及曾经无数次的麻将牌局。有人在笑。窗栏在微风里咯吱作响，像水杯里冰块融化时发出的声音。是的，和朋友们在一起真好。我有些日子没见到阿玲和琪琪姐妹俩了。我们在美容院聊过几句，但距现在已经有好几个月了。阿玲暂停洗牌，手指理了理乌黑的秀发，“你烫的波浪真好看，安丽。”她说，“我的发卷都快没了。”
“你擦太多发油了。”琪琪说，“有什么好奇怪的？”
阿玲和琪琪是我的上下家，我看向坐在对家的佩璐，她脸色黯淡，头发笔直，显得太朴素、太正经了。我想起美发师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太久没有和佩璐一起打发时间了，尽管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们洗好麻将牌，码成整齐的牌墙，上下两层各十八张。没人知道倒扣的牌面是什么图案。我们把各自码好的牌墙推向桌子中间，形成一座四方的牌城。
“他长得真俊。”佩璐边晃骰子边看着阿州说。
“你马上也会生个俊小子。”我说。
“或者是个俏小妞。”阿玲又加了句。
佩璐脸红了，“哎，阿玲啊。你女儿才是个小俏妞呢。”
“那就是她小名啊，俏妞。”阿玲回答道。
真不该提起儿子这个话题，我怎么就忘了阿玲和琪琪在美容院的对话了呢？她说的那些命理和解梦的灰心话，还有阿玲多么希望给本辉生个儿子。不知道她有没有去找昌佑寺的老住持解梦。
轮到阿玲扔骰子，她扔了一个5和一个4，因为她坐在东风的位置，所以要从自己面前的牌墙开始拿牌。她又扔了一次骰子，这次的数字决定要从牌墙的什么位置拿牌。“还是得靠运气。”她说着，在面前的牌墙上放了两张牌。
我的心思有些飘忽，从安逸的室内飘到远方已是断壁残垣的城墙，又回到我们这个依然受幸运眷顾的小岛。我宁可相信聿明靠聪明才智幸免于难，不过运气也是不能少的。我听到声响，立即回头，盼着是素莉拿信来找我，却只看到黄府女佣端着托盘从门口走进来，盘子里装有几杯柠檬水。她给佩璐姐姐那一桌上柠檬水时，我们继续一次四张地摸牌，把东、北两面的牌墙各拿掉了一小半。我们接过杯子，喝几口酸酸甜甜的柠檬水，拿走各自的最后一张牌。我们三个人手里都是十三张牌，阿玲要多拿一张。
小时候，父母也打麻将。客厅的牌桌是为女眷摆的，书房里则为男人摆着一桌。夏天他们在院子里打，脚边蚊香袅袅。我坐在角落里听他们的动静，先是哗啦啦的洗牌声，然后是比较规律的摸牌出牌声，自始至终伴随着的吃喝声——杯子叮当作响、嗑瓜子、剥核桃，到了晚上，就是碗筷瓢盆、蟹腿鸡骨的大合唱。我最喜欢他们出牌和吃牌时喊出的声音——红中、西风、六条。一开始我把红中、白板、发财几种麻将牌编成各种故事。后来我开始默记他们每个人坐的位置、他们的嗓音、他们要和不要的牌，然后我就能猜出每个人手上有什么，谁又会和牌。
这会儿，嚼着花生呷着汽水的同时，我也观察着每个人的牌风。阿玲热情有余而定力不够，琪琪头脑精明但不善计算，佩璐跟我才是棋逢对手——从前读书时她也一直是我的竞争对手。第一圈是东风局，我和佩璐轻而易举地占了阿玲姐妹俩的上风。我用门牙磕开一颗瓜子，含了一会儿瓜子壳，品尝着盐和八角的滋味。虽说西瓜子并没有多少营养成分，我还是庆幸我们囤积了足够的零食。我知道军队不会浪费空间来贮存瓜子，可我希望聿明能吃到像样的食物。他是不会在信里写这些事的。我倒是盼望他写。婆婆见我瞟向门口，对我摇了摇头。
轮到我坐庄。我连糊了两把牌后，阿玲抱怨道，“哎呀，安丽又翻倍了。”大家算好点数，付清各自的账。佩璐摇了摇小银铃，女佣过来拿走饮料杯，换上茶杯。
“你该搽点胭脂。”阿玲歪头打量着佩璐，说道，“再涂点亮色口红。你丈夫一定会喜欢。”
佩璐示意女佣倒茶，“他太忙了，哪顾得上我擦不擦口红。”她丈夫家经营着一个酱菜厂，岛上人人都知道，自从厦门失守后，酱菜厂就日夜不停工。他们腌萝卜、大头菜、莴苣，反正家家户户都是要吃酱菜的，但大部分时候是在熬粥赈济难民，每人每天四碗。我们很多人都捐了钱，但多亏了酱菜厂提供大锅和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捐出汽油罐用来煮粥，不然厦门来的难民就得挨饿了。
阿玲吹着热茶。“我丈夫对我总是很上心的。”她说，“无论他什么时候下班回来。”
“或是赌完回来。”她姐姐接口道。
我们把余下的牌墙推倒，重新洗牌。“佩璐的丈夫可是平民英雄呢。”阿玲说，“我们家本辉，怪可怜见的……”她的下巴颤抖了一下。“他担心得要命。国内的生意完蛋了，又去不了吕宋岛和雅加达的分公司。”她从袖笼里拈出一条手帕。
“安丽的丈夫正在为我们大家冒生命危险。”佩璐说，“他才是真正的英雄。”
阿玲和琪琪的红色指甲在浅象牙白麻将牌上转动着——喜庆的红、利是封的红、鲜血的红。“邮政又通了，你一定很开心。”阿玲的红宝石戒指在灯下闪耀。
我摸麻将牌的手迟缓下来。通了邮政，却没收到邮件。我从阿玲的肩上瞥了一眼那盆玉树花。阿州在轻声啼哭，奶妈把他跑在胸前又摇又拍，最后伸出小指头让他吮吸。
我看着宝宝一边吮，一边不安地扭动，阿玲也伸出涂着红指甲的手指，舔上面的盐味和蒜味。奶妈摇阿州摇得更快了，却毫无效果。
我摇摇骰子，刚要掷下，阿州尖叫起来。我扔掉骰子，推开座椅。够了！
“安丽，”阿玲和琪琪不约而同地抗议道，“你让奶妈照顾嘛。”
我抱起阿州，亲了亲他咸咸的脸蛋。“您帮我打牌行吗？”我问婆婆，“我想回去，在家里才好给他喂奶。”
“当然可以。”婆婆说。
佩璐的母亲送我到大门口。“要不你一会儿再来。”她说。
“谢谢，我不过来了。”
外面很冷，太阳垂头丧气地挂在空中。送信时间还没过去。我把阿州的小毯子拉上来盖住他的脑袋。黄太太关上大门，金属门发出空荡荡的撞击声，在一棵光秃秃大树的深色枝丫下久久回荡。然后一切陷入沉寂。我抱着阿州站在广袤的星空下，尚不明朗的星星彼此间遥不可及，从天上冷冷地打量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