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初的日子里，纵然聿明没有音讯，纵然我们看到日本女人在集市里点头哈腰，生活貌似没有大的改变。甚至，连囤积应急用品的做法也似曾相识，与台风肆虐前的准备并无明显区别。当然在电台报纸上也听到、读到敌机轰炸和一些坏消息，但一切看来遥远得很。
虽说我不清楚母亲能否预测局势变化，但她已经开始筹划着保全自己的财产了。她请律师在伦敦、纽约和多伦多开了账户，然后派我去银行按她指定的金额汇款。
到了四月的第三个星期，母亲手里的大部分钱都安全汇出了国，然后她着手进行下一步：埋金子。一天晚饭过后，她把阿桂、素莉还有我叫到她房间，告诉我们她想在后院挖坑的地点。“要挖到你一条胳臂加两只手那么深。”她叮嘱道，“记住，千万别跟其他人提你们办的事。”她嘱咐她们，务必要等到黑夜，而且干活时不能出声。她们离开后，她交代了我的任务。我要用厚棉布和结实的布绳缝制布袋，每袋装20个金币，再把装满金币的布袋分别用锡铁盒装好，亲眼看金子埋妥。
第一天晚上，月黑夜凉。我摸索着走到院子当中，女佣们已经等在那里。“少奶奶，”阿桂握住我的手低声说，“素莉觉得应该在靠墙那一头的角落挖。我说要在晾衣绳下面挖第一个坑。”
我努力回想白天的院子，想着掩埋物件会不会留下痕迹。鼓浪屿多石，不能等到挖下去才知道挖不动。“先用几根竹竿探探地面。”我小声说。她们找来靠在菜园篱笆上的几根竿子和一个木槌。试探几次，折坏几根竹竿后，我们找到第一处开始挖洞。挖好后，素莉把我给的锡铁盒丢下去，她和阿桂掩好土。我们把土踩踩实，开始找下一处。
第二天早上，我在地图上标出位置，写了一个对句，描述埋金子的地点，然后她们在翻动过的地方洒上沙土石子。一晚上挖两个洞，不到两个星期就大功告成。我补了最后一个对句。和母亲一起熟记后销毁地图。
时间刚好。只过了几天，我们就近距离感受到敌人来势汹汹。当时我、阿梅、奶妈宝萍正在美国领馆附近，突然听到飞机的轰鸣声。飞机从东南方渐渐逼近，飞得很低，我能清楚看到机翼上印着太阳旗。
“会飞的船！会飞的船！”阿梅叫起来。
“是红眼睛飞机。”宝萍对阿梅说，又教会她一个新词。
“红眼睛，红眼睛。”阿梅哼着，旋转的裙子像张开的太阳伞。
突然间，其中一架飞机开始下降。飞到我们正上方时，它悬停着扔出一些东西，像片片纸屑一样在风中飘散。“我的……它，我的。”阿梅尖声叫着，伸出手去接一张飞舞的黄纸片。
我一把抓走。纸片跟日本浪人和汉奸们站在街角散发的传单一样，都是欺骗好人的鬼话。传单上印着粗体字，叫嚣着王道乐土、共存共荣、友善邻邦。我撕掉传单，扔向空中，无心再阻止阿梅去追赶已经没了杀伤力的碎纸片。
***
第一轮轰炸开始时，我睡得正熟。听到声音，我起床冲向窗边，用力把门窗都打开。红色闪光穿破黑夜天际，伴随着一连串刺耳呼啸，一声接着一声的轰隆巨响。我看不到轰炸的地点，窗户的方向不对。我冲向婆婆的房间，见她已站在窗口。
“你看。”她边说，边指着吴丹本家的房子，那里原本是母亲最初帮我选定的婆家，吴丹本差点成为我的公公。在照耀着云朵的闪烁亮光中，我们看到，吴家人为了看得更清楚，全部爬上了屋顶。
“笨蛋。”我喃喃道。
婆婆摇摇头，“他们连孩子都带上了。”
我们翘首看向房屋和树林，张望着爆炸发出的耀眼光线，炸弹好像落在了厦门城外，靠近厦门炮台的某处。
“少奶……韩太……快……”素莉在楼梯上叫我们，话音在爆炸声中断断续续。
“你去吧。”婆婆说道，“我要穿好袍子。”
“我喊得嗓子都哑了。”母亲一看到我就说。她坐在床上，阿梅在一旁，奶妈俯身靠在床上拉住阿梅的小手。“你婆婆人在哪里？”
“过来了。”
“素莉，去接她。”
母亲房中的百叶窗关着，但炮声依然清晰可闻。我抬头看到婆婆迟疑地站在门口。
“快请，韩太太。别拘礼了。”她挥挥手道，“请进来吧。”
又一枚炮弹炸开，响声更大。我忙一缩头，再抬头时看到阿梅一头躲进母亲怀里。
“日本人还没打到这里。”母亲说，“现在决定还为时不晚。”
我把窗户开了条缝。“什么？”我转过来，冲她直皱眉。“假如您说的是逃难，这事去年夏天北平沦陷后我们不就商量过了。”连聿明也赞同我们留下。鼓浪屿上住着这么多欧美人，日本人要打进来的话就太猖狂了。
“当时你丈夫还在家，日本人也还没打到家门口，说话当然轻松。现在安排一下，去香港或马尼拉避难，还不算太晚。”
“现在？炸弹临头的节骨眼？”
“不趁乱逃，还等什么时候？”母亲房里的闹钟敲了半点钟。现在是4点30分，离日出还有两个钟头。一旦做出选择，我们就得抛下一切，赶紧收拾细软找船上路。我在凌乱的桌子和架子之间踱步，有那么一瞬间，我能想象那种轻松……要是能放下我所在意的一切亲情家事和种种牵绊，结果会怎样？
“您跟我们一起走吗？”我马上觉察了母亲的答案。对她而言，即便我们能找轿子送她上船，一路也将千辛万苦。然而更重要的是，旅途再艰难，也难不过说服她离开家门。
“我不走，孩子。”她回答。
“那我们也不能走。”
夯、夯、夯。去年10月，我第一次听到这声音，它比零式战斗机声音更低沉。是轰炸机。阿梅从外婆床上滑下，向我跑来。
“我年纪大，又富态。”母亲在噪声中提高嗓门说道，“我这小脚不中用啊。你要保全下一代的。”
我抱起阿梅，“不行。我不能丢下您。”
“阿桂留下来服侍我。”她不耐烦地摆摆手，“你去吧，我要穿衣服。”
母亲神情忐忑不安。我猜她是想要抽烟。婆婆和素莉转身离开，阿桂留了下来，只有她无须假装对母亲抽烟一无所知。
我们几个人去厨房喝茶，仿佛这样能解决问题似的。我跌坐在椅中，示意着请婆婆坐下。“您怎么看？”我问她，“该走，还是留？”
婆婆没有正视我，眼神在空中某处游离。“马尼拉热得很。”最后她说道，“不过，在那儿过日子，不见得很不舒坦。”
不舒坦？她这样看我么，我是个讲究舒坦的女人吗？我也爱国。为了国家和亲人，再苦再难我也经受得住。“那聿明怎么办？”我质疑着。我的丈夫。她的儿子。“去了那里，他就再也找不到我们了。”
“就算我们留在这里，”她说，“他要穿过敌军封锁线，谈何容易，要是厦门被日本人占领就更难了。”
“那倒不至于。”从我跳下床开始，我的大脑就一直飞速旋转，试图理清所有头绪。我低头伏在桌上，思索着。
“哎呀！”我一下子弹起身，撞翻了凳子，这才发现身旁是素莉而已，她正要把茶壶放在桌上。
“我只是说吕宋岛天气炎热。”婆婆继续道，“因为我在那儿住过，你没有。当然那会儿不一样，我公公和丈夫还健在。”她的指尖抚过面颊，仿佛在回忆着，她作为中国大使夫人逗留在马尼拉的那段短暂幸福时光。
“那您的意思是？”
她耸耸肩。“将来意外变故太多，我这脑子算计不了那么远。如果你想去马尼拉，我保证那里的华人很高兴接纳我们。很多人还记得我丈夫。公公他们父子俩都很受人敬重。”
“您的意思，我们应该走？”
“除非你想走。”
除非我必须走。我又不是游牧民族，一有风吹草动，收起帐篷就能策马远行。鼓浪屿是我的家。连沿着海岸走远路去福州，我都觉得太遥远。“我怎么能离开鼓浪屿呢？”我问，“我母亲怎么办？”
“你做主。”
阿梅踢了一下桌子下面，钻到我的两腿间。“还有，”我说，“我不愿意再无端拉长跟聿明的距离。”
素莉把阿梅从桌底下拽出来，抱到桌上。在她们身后，晨光初现，将雾霭染上一抹污红。素莉挖了一勺芒果肉，正当阿梅张嘴时，天空中映出一道惨淡的粉色。
“素莉，”我喊道，“把她抱下来。快点。”
轰炸刚开始时，我就是这么紧张。我把阿梅留在楼下，不让她接近窗户。我关掉电灯。不许任何人出门。粥煮好后，我只点一根蜡烛，把母亲的早餐台尽量推得离窗户远些。
然后，我又回到厨房跟婆婆一起用茶。对爆炸声，一天之内是不可能习以为常的。每次爆炸都把我吓得战战兢兢。我缩紧双肩、眯起眼睛、紧咬牙关，直到脑门酸痛。我们俩坐在那里，喝着茶，徒然揣测着，我军士兵的装备弹药不足，能否抵挡得了日军进攻。但我们的军队长官比日本指挥官更有智慧，不是吗？中国自古就有不少彪炳史册的帅才。三国时诸葛亮不就曾运筹帷幄，以弱胜强吗？我们坐着回想种种历史典故，直到意兴阑珊。我们盯着茶杯，听着炸弹的爆炸声。最后，我受够了就这么一直躲在家里，于是将杯中的茶水一饮而尽，推开凳子站起身。
“我觉得轰炸声少了。”我说。
我走出前门，碰到了阿桂。“我要去看看情况。”我低声道。
她毫不犹豫地说，“我跟您一起去。”
我们走了不到十步，林老先生就从他家铁栅栏门后叫住我们。“看到什么状况，告诉我一下。”
我点头答应，沿着一条窄巷往前走。轰炸确已不再密集，但依然时有发生。小巷两侧的围墙和宅院挡住我们的左右视线。走到我旧日的中学时，一片开阔天空展露出来。我们爬上一个可以俯瞰操场的土丘，十多位老师正聚集在门廊下。其中一位老师看到我们，跟其他人凑得更近了些。看样子他们像在谋划着什么。
透过树枝，我看到飞机从东北方逼近。紧接着一队敌军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护送下，向我们直扑过来。在最后一刻，它们拐个弯，向台湾方向飞去，把我吓得气喘不已，剧烈的心跳声几乎与飞机引擎声相仿。我们正要离开土丘上的观察点时，又看到两组日军飞机。它们的飞行路线保持一致，先往前飞，兜个圈子绕开鼓浪屿，然后往东飞回去。
回到巷子里时，林老先生正等着。他推开大门，一瘸一拐地走出来招呼我们。“狗杂种。”他对着天空挥拳咒骂，一直喊到咳嗽发作。“跟我说说，”他最后才粗声说，“你们看到什么了？”
“只知道轰炸还在继续，没完没了。”
“我在这儿都听得到。”
“看样子还没接近这里。”
他点点头，我们各自进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