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往往有的历史人物在后世名气不彰，与他生前的卓著功绩很不相称。李纲就是这样一个人。时至今日，他几乎要被时间的尘埃所淹没。
由于通俗文艺大力传播的缘故，岳飞、韩世忠，甚至岳云、牛皋、梁红玉这样的人物，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李纲却没有这样幸运，他不仅不是文艺作品中的闪光人物，甚至在正规的史学研究中，其贡献也往往被低估。
据今人研究表明：南宋的有识之士一直在提倡一个说法，以现代语言来表示，就是“没有规模，无以图恢复”。
——这里的“规模”二字，可以理解为“框架”、“规划”、具体指安邦之策。
这个“规模说”的首创者，就是南宋第一任宰相李纲。
他在正式上任后几天，就系统地提出了“规模说”，概念非常清晰，论述非常全面。
他说：“以今日国势与靖康间相比，相差不远。然而有可为者，是因有陛下英明于上、群臣团结于下，这才有可能革靖康之风，以图中兴。然而今日之事须有规模，并须知先后缓急之序。所谓规模者，外御强寇，内消盗贼，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诚号令以感人心，信赏罚以振士气，择将帅以任方面，选监司、郡守以奉行新政。待我以此完成‘自治’，政事已修，然后才可以议大举，问罪金人，迎还二圣。”
这是一个先内后外、韬光养晦的大政方针。这里提到的“自治”，意为内政完善。
靖康之后，大宋从上到下、从朝堂到民间，精神上都蒙受了一次重创，灰心丧气者有之，茫然无措者有之，急于恢复者有之。而实际情况也非常严峻，大金的军事打击随时可至，南宋内部游兵散勇和“盗贼”到处作乱，国家根基非常脆弱。
不要说恢复失地，就是维持现状也很难！
李纲的这个战略设想，就是告诉人们：先把政治搞清明了再说，不能丧气，也不能急躁。反攻的事将来是功到自然成。
接着他提出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金人再次入侵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方法不是委曲求全，过去以忍让换和平的教训太深刻了。所以他提出要“料理”河北、河东，不能因为名义上割让出去了，就不管了。
他说：河北、河东是国家的屏蔽，料理出头绪后，中原可保，东南可安。要是弃置这两路不管，而欲自安于东南，就像外有盗寇，不设藩篱而想自安于内堂一样，那可能么？
李纲接着分析，河北、河东虽遭金人蹂躏，但实际上只失去了十来个州郡，其余州郡都还在为朝廷守城。
各地士民、兵将，拥戴大宋之心甚坚，能守城的守城，能结寨的结寨，皆推豪杰为首领，聚众多者数万人，少者也不下万人，仅知名字者就有十余处。朝廷若不趁此时设置官府、派遣使者进行招抚，不派兵去援救其中危急者，恐怕他们就要为金人所迫。强壮、狡诈者降金，其次为盗，老弱妇孺渡河投宋，而朝廷将何以待之？
金人历来善于招降。两路军民虽怀忠义之心，然而救兵久而不至，危急无告，必然会怨恨朝廷，金人就会趁机招抚，皆成为精兵。金人派出将领驱使他们侵扰中原，中国之兵必将望风奔溃，难以控驭。李纲提出，应尽快设置河北招抚司、河东经制司，下力气经营两河。要联络豪杰，收复州县，由朝廷发给他们钱粮、任命书，有功者马上给官做。只要能保全一州或收复一郡者，根据功劳授予节度使、防御、团练使等职，就像唐朝方镇那样，既绝了他们的投降之心，又能借其力御敌。朝廷将因此长久无北顾之忧。最后，李纲明确指出：“此最今日之先务也！”
经过廷议，大家也都同意。高宗便问：“谁可担当此任？”
李纲奏道：“陛下倘若采用臣之计策，臣当询访其人，再行奏报。”退下后，李纲就此事咨询了一些大臣，大多数人都提出了两个人选：一个是张所，可以招抚河北；一个是傅亮，可以经营河东。对这两人，尤其是张所，李纲也颇有耳闻。
张所，山东人，进士出身，极有才气与谋略，靖康年间为监察御史。当时金人第二次“犯阕”，李纲已被贬到外地，张所身处围城之中。朝廷为让金人退兵，决定将河北割弃，大臣们想以卖国求得安稳，独独张所上奏，请求携带蜡书去河北募兵，以回援京师。钦宗同意了。张所到了河北，士民如久旱望云霓，皆喜曰：“朝廷欲弃我于夷狄，居然还有一张察院欲救我乎！”当下应募者云集，竟然达到了十七万人，张所也因此“声满河北”。
等到他把这支队伍整顿好时，不幸京城已破，回援计划落了空。高宗在南京即位后，张所是在外臣僚中第一个到“行在”报到的。他把应募首领的姓名、兵马人数、整编情况等写成报告，上奏给高宗。一开始，朝廷对他的功劳很满意，准备授予他郎官职务，出使河北，仍继续经营此事。但刚好这时张所以监察官员的身份，上章指责黄潜善及其兄黄潜厚“奸邪不可用，恐害新政”。
黄潜善受到这个弹劾后，便按惯例上书引咎辞职。但高宗对黄还是相当信任，没有准许，反而将张所贬为凤州团练使，安置在江州（今江西九江）。
当臣下有了争执，皇帝必须表态支持其中一个时，究竟支持谁才好？这是一门艺术。一般来说，上司都愿支持自己最宠爱的下属，以示权威不可挑战。至于两人谁是谁非，根本就不予考虑。
发生这些事时李纲尚不在朝中。现在大家的舆论都比较一致，说去河北非张所不可。李纲也予以认可，但他并不是书呆子，立刻想到了“官场潜规则”。张所既然弹劾过黄潜善，那么任命张，黄必然阻挠。可是事情急迫，一时也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人。于是不得已，李纲就专门去黄潜善家中拜访，坐下来与黄款款聊天，先就此事沟通一下。
李纲说：“吾辈蒙皇上恩典，就职于艰难之秋，实负天下之重望，而四方士大夫，也多有受召而不来的。近日朝议，准备设河北招抚使，然而经过搜访。无人可以承担。独有一张所可用，但又以出口狂妄而得罪。像他这个罪，谁都认为处理得当，但眼下事迫矣，一失机会，悔不可失，不得已不妨先用一下。如果用他为台谏，让他身处要地也不妥，不如让他顶一个临时的名义去招抚河北，他会冒死立功赎过。不知公意下如何？倘若黄公能先国事，后私怨，不亦美乎！”
黄潜善虽不是正直的人，但他的韬略心机也很深，知道李纲正红火，正面硬顶不成，便对李纲的请求欣然允诺。李纲立刻抓住时机，向皇上推荐张所，并夸奖了黄潜善的宽宏大度。高宗听了很高兴。这时的李纲不仅是宰相，还兼任了御营使，进封“开国公”。这般恩宠，使他不断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报国，对军事上的筹划也更用心。他精心选择的两个军事人才，是他建设中兴“规模”的第一步。高宗对他基本言听计从，于是下旨：张所以通直郎名义，充任河北招抚使。
这时候张所还在贬谪的途中，朝廷特别派了使者去追回，二十天后才回到京城。高宗立即传旨召见。在对答时，张所很称高宗的意，于是得赐五品官服，由内府拨给钱百万缗，做为募兵的半年钱粮，还发给空白委任状一千余份。又调派京畿兵千人为卫队，招抚使的官署将佐听凭张所自己安排。总之，一切可以便宜从事。
张所得了“尚方宝剑”，又在行在逗留了二十几日，待筹划得差不多了，就起程出发。
另一位人才是傅亮，陕西人，因边功而得官，熟悉兵事。靖康之初，这条汉子激于爱国大义，自己跑到京师上书言事，建议以亲王为元帅，在河北特别是燕京一带拉起队伍来。这建议钦宗大不喜欢，派人把这个冲动的边官押送出都门了事。
到当年冬天，又有人向钦宗举荐傅亮。这次钦宗是在被困的危难中，很容易想起爱国者的好处来，于是急召进京。然而傅亮人还没到，京城就破了。傅亮率陕西、京西勤王之师三万人，第一个抢到城下，屡立战功。
他治理军队有如古人，军队面貌是“斩斩然整一”，大概很像吴起、周亚夫一类军事家吧。高宗即位后，傅亮赴行在报到，被授予通直郎。傅亮的为人“气劲言直，议论不能屈折”，因而“执政不喜之”，让他去滑州做了个知州。
他这样的人，在潜规则盛行的中国官场，确属十分罕见。当时滑州在金军两次入侵时都是首当其冲，连个城墙都没有了。傅亮知道这是执政在坑他，把他放到危险的第一线，他也不在乎，上疏道：“陛下只要能复归京师，臣便能守住滑州；陛下不归，则臣也守不住这地方！”
执政就看不得这样有血性的人，于是指责这话说的不敬——难道想跟皇上叫板？最后以“悖傲不逊”之过，降为河阳府通判。傅亮鄙视这班玩权术的攻坛大佬们，甩甩袖子“愤懣而去”。
待李纲赴行在时，傅亮已经走了。李纲连忙派人追回，对他说：“连日来观察你的智谋气节，真可以为大将！你先不要走。”
这次李纲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把这个冒犯了高宗的傅亮推荐上去了，认为他可以经略河东。高宗对李纲说：你知道他在上疏中是怎么说的吗？
李纲早已有备，对答曰：“人臣论事，言不激切不足以打动人主，激切则不免近似于诽谤不敬。所以古时的皇帝听谏言时，必察其动机，如果出于诽谤之意，那自然罪无可逃；至于仅仅是言论激切，必宽恕之。傅亮之言，不过欲激陛下归京师，非有他故，愿陛下包容之。况且如今人材难得，将帅之才尤难。如傅亮者，今未见有可比者，他日必能为朝廷立大功。气劲言直，乃关陕风俗之常，不足为怪。”
这么一说，高宗便消气了，马上召见傅亮，赐五品官服，让他带兵万人并充足的钱粮，去经营河东。
对于河北、河东的一切事务，李纲颇为在意。上任之初，正逢皇子诞生，李纲率执政入贺，趁机上奏道：“皇子降生，依祖宗先例，应当大赦。陛下登位时，已经大赦天下，而独独遗漏河北、河东与勤王之师。两路为朝廷坚守，如果赦令不及，人将以为朝廷已将其遗弃，何以慰忠臣义士之心？而勤王之师虽不曾用，但在路途上往返奔波半年，带甲荷戈，披霜冒雪，也甚劳苦，且疾病死亡者不可胜数。如果恩恤不及，日后再有急难，何以使人？”
高宗听了，猛然醒悟，便采纳了这条建议。
接着李纲又敦促皇帝下诏，褒慰两路军民，正式公布“保全一方即加官”的决定，同时也有诏，令两路军民不得无事生非、随便怀疑和擅杀官员。
李纲也考虑到了两路在经济上的困境，命有关部门紧急印刷钞票送往两路州郡，又拨款给两路漕运司买粮供应军民，调拨部分内地的税金供两路行政支出使用。
这些措施立竿见影！两路军民都知道了新天子的恩德，人心振奋，每天递往朝廷汇报军情的蜡书不断，经常有大破金军的捷报传来。啸聚山寨的豪杰也纷纷应募投军。金军留在三镇地面上的围城部队，见势不妙，不得不纷纷撤围。
李纲又挑选了可用的武将，沿黄河设立了六处沿河巡察使，各负责一段，作为前线的情报机构。
这时候黄潜善建议：可以令马忠率领所部兵马，会合雄州弓箭手李成所招募的五万人，瞅个空子进入两河界内，金人必会解除所有州郡之围而图自保。
对此，李纲却有不同看法。他说：“这叫做‘批亢捣虚’，固然是古之兵法，但我军士气太弱，恐不可深入。而且马忠此人在靖康初尚肯卖力，后官高志满，爱惜名声不肯决战，屡遭败绩，恐不足以胜任。不如派他协助张所，先就近克服睿、卫、怀三州，而后乘胜北上，则诸郡之围必解，真定也可收复，河北从此无事矣！”
此时金人留在三州的军队仅有数千人，其余武装都是驱使百姓，令其剪发充作“伪军”。张所受命招抚之后，已派间谍与之通气，被胁迫的宋人多愿为内应。若官军出击，里应外合，三州可指日而下。但是黄潜善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高宗经过考虑，同意了黄的意见，李纲也不愿力争。于是朝廷任命马忠为河北经制使，张换为副使。张换也是陕西人，为人质朴，有谋而善战，其才干远胜于马忠。朝廷让他既为马忠副手，又负责协助张所。
这是李纲任宰相以来，高宗第一次没有同意他的意见，其用意为何，不详，也许是为了在李纲与黄潜善之间搞一下平衡。
内政方面，清理附逆的事情仍在进行。谏官邓肃曾身陷围城中，对附逆官员的情况知之甚详，他上呈了《论伪命臣僚札子》，提到有遗漏的“余孽”。李纲便命开封留守查询出姓名来。在追查过程中，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罪官们的供词往往涉及吕好问！
附逆问题事关现任执政之一，这事情就闹大了。吕好问是大宋名门之后，曾祖父吕夷简、祖父吕公著，都是赫赫有名的宰相。起初由李纲推荐他为谏官，其后为侍从。张邦昌僣逆后，拉他做了伪执政，算是落了水。但是，他任伪官后做了一件事救了他自己。那就是，曾写蜡书秘密送至大元帅府，敦请赵构赶快即位。因此高宗一上台，首先就投桃报李，提拔他为右丞。
然而，现在秋后算账的来了。邓肃在谈到他时，因考虑他有功，语气还颇为宽恕。但是侍御史王宾就不那么客气了，上疏极言吕好问不忠：“好问在围城中，二圣被拘押在虏营。他应该以蜡书催元帅府进兵解救，却反而劝进（劝赵构登极），此乃‘怀贰挟奸’，无大臣节操。何况还曾有受伪命的污点，因此不可立于新朝！”
这个参奏依据的是堂堂正正的原则，无可辩驳。吕好问当初所做的倒不一定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投机，但的确是从务实方面考虑得较多，以为自己这样做是押对了一宝。没有想到，当一切危机过后，人们的评价标准仍是一个不变的原则。这就是民间所说的“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这可以视为一条戒律。任何以“形势所迫”为借口的叛卖、堕落行为，迟早都是要还的！
吕好问为此大惭，只能极力求去。不久，高宗就让他知宣州（今安徽宣城）去了。
谏官邓肃还有一疏，是弹劾前朝红人耿南仲的。耿南仲担任割地使时险些被拒降的河北军民抓住，他溜得快，跑到了汪伯彦那里安身，成了大元帅府里最早的一批人，但此时还是被揪了出来。
在讨论他的问题时，高宗心里明白，恨恨道：“南仲误国罪天下共知，朕曾欲持剑击之，夫复何道！”一挥手，把他打发到岭南安置去了。
导致北宋灭亡的真正罪魁之一就落得个如此结局。
这一段，在王宾的坚持下，还对金军入寇时表现不同的地方官及将领，做了甄别清理。金军入侵时，官员中有以死固守的，也有贼未至而先逃的，都分别给予褒贬，以明功罪。
高宗也鼓励言官举报，一并处置。于是大家又提出了一批官员，其中有宣抚副使折彦质、陕西制置使钱盖、防河官员许高、许亢等，都是金军一来，就吓得逃奔川峡、湖北和江南等后方去了，简直不成体统。高宗下旨，对这几人都做了严厉处理。
后来南康军有奏报说，许高、许亢在流放琼州吉阳军（今海南三亚）的途中，过境时密谋造反，当地知军事李定、通判韩璹在紧急中斩之，现两名官员待罪，请示处分。
在讨论时，大家都说这是“擅杀”。
唯独李纲力挺两个小官，说：“靖康时任命高、亢二人守河，派给的兵将甚多，贼还没到就先逃跑，以铁骑五百护送全家直趋江南，沿路劫掠甚于盗贼。朝廷不能正军法，而一军垒守官就敢诛之，必健吏也。这可使日后受命御贼者，知道擅自撤退则郡县之吏亦得诛之，不也能使他们略知有所戒么！是当赏。”高宗同意，命给两名小官各升一级。
这一段时间的清理，对力扫投降怕死颓风、高扬爱国气节，有着巨大作用。许多有血性的臣僚都很兴奋，似乎看到了中兴的希望。当时，原开封知府和留守两人，因为怕死而被贬官，这两个职位空缺。京师重地，亟待重整，必须选干员去任职。李纲就积极推荐宗泽担任。
宗泽是浙东人，自从任小官以来，就浩然有气节，敢作为，“不诡随于世，以故屡失官”。可想而知，在中国以“阴柔”为主调的官场中，这类刚烈人物从来就是命途坎坷。
靖康间，宗泽在磁州做知州，正逢康王赵构作为议和使北上路过，宗泽认为金人已大举进犯河北，形势难料，极力劝康王留下，不要北上。后来，在赵构开元帅府、登大位的过程中，也出力甚多。这就必然为汪伯彦等同僚所忌之，百般诬陷，以至不能留在元帅府中，被赶到襄阳去当了知府。
李纲到达南京行在时，正巧宗泽来办事。李纲与他攀谈，觉得其言“衮衮可听，发于忠义，至慷慨流涕”。这印象太难以磨灭了，因此，此次便力荐宗泽。
提起宗泽，高宗是太熟悉不过了，不禁一笑：“宗泽这人在磁州凡下令，一切听于崔府君。”
这崔府君是何许人也？竟能使刚直不阿的宗泽如此毕恭毕敬？原来，这位大师并不是一个肉体凡胎，而是一尊神，且与高宗关系甚大。
早在南宋时期，无论官史还是私人笔记，都有关于“泥马渡康王”的传说，说得神乎其神。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民间神祗崔府君。当年康王赵构在磁州滞留时，宗泽曾经陪康王拜谒过城北的崔府君庙( 当地人称之为“应王祠”)。
这座民间神庙位于通往邢、洛州的驿道旁。康王前往的那一天，此处“民如山拥”。磁州距金营仅有百里，百姓因担心康王会取道于此继续北行，所以聚集在神庙周围号呼劝谏。
康王进了庙后，卜得一个吉签。于是庙吏十数人就抬了应王轿舆、抱着庙中神马，请康王坐轿回馆舍休息。当时情况很乱，与康王一道出使的尚书王云，不知为何包袱里塞了一条金人头巾，被民众搜出，疑为金人奸细，竟被当场打死。
康王赵构见民情汹汹，便留了下来，并于次日去了相州。假如没有这一偶然事件，也许就没有后来赵构在南京的即位。实际上赵构当时也被吓得够戗，但后来南宋官私记载中却将此事大肆渲染，演绎成了“高宗为王尚书云迫以使虏 ，磁人击毙王云。高宗欲退，无马可乘，神人扶马载之南渡河。”（见程卓《使金录》）这就是后来“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传奇故事的发端。
李纲见高宗提起往事，连忙为宗泽辩解：“古亦有用权术、借神以行其令者，如田单是也。宗泽之所为恐类于此。京师根本之地，新经战火，人心未安，如没有合适的人去镇抚，不单外寇为患，内变也甚为可虑。令宗泽当此任，方可放心。”
高宗想想，采纳了李纲的建议，让宗泽兼任开封知府及留守，主持京师的军政。
宗泽这一年已是六十九岁的白发老将。当他来到开封府时，金军还有部分骑兵屯驻于黄河边上，金鼓之声，朝夕相闻。城内经过战乱，城楼破损，兵民杂住，盗贼横行，人心惶恐不安。老将军到任后剿抚两用，杀了几名大盗，又收降了一批巨寇，一下就稳定了军心民心。他又发动军民修复城池，屡次出师挫败敌军，京师形势很快好转。
南宋自诞生到现在，一切都还是在往上走。高宗若有雄才大略，按照李纲的“规模说”去做，今后恢复失土，重振开国时的声威，并非梦想。但是，高宗这人在未当皇帝时，还能将生死置之度外，一旦坐上了龙床，就不免患得患失，只想保住高位，做个偏安皇帝。对他来说，京师是个恶梦，是个陷阱，是个亡国之都。他从一开始就没想回去。尽管宗泽在那里经营得有模有样，他也还是想逃得离黄河远远的。建炎元年五月，他下诏，令成都、京兆（今陕西西安）、襄阳、荆南（今湖北江陵）、江宁（今江苏南京）诸府和邓州、扬州备足粮草，修治城池，以备巡幸之用。
宗泽认为京师已完全没问题了，上疏请高宗驾返京城，主持国事，但高宗置若罔闻，只是升了宗泽为京城留守兼开封府尹了事。这时，金国尚不明大宋目前的情况，派出使者以拜访“大楚”为名，来到开封。宗泽不由分说逮了起来，请示朝廷如何处置。高宗命宗泽把金使安置在驿馆，先好好招待再说。宗泽则认为，金使纯粹是探访虚实来了，因此上疏抗旨。
高宗接到奏疏只有苦笑，又亲笔写了个札子，让宗泽放金使回去，不要生事。黄潜善便借机攻击宗泽破坏稳定，黄的意思是想撵走老将军。但是宗泽这开封府尹无人可以取代，黄潜善的囊中人物更没有一个敢去的，因此一时也无法动摇宗泽的地位。
李纲见高宗不愿返回京师，大约猜到高宗的心理，就献计说：“京师未可居，可巡幸南阳，以示天子不弃中原之意。南阳这地方，西通关陕，护卫兵马随时可至；东达江淮，可运来粮饷；南至岭（南）蜀，可取得财货；北援三都（汴京、洛阳、商丘）、两河，可与金人争锋。天下形势（地理位置），莫便于此。”
高宗也不说别的，只是派人前去南阳经营筹划，看上去好像是接受了这一建议。
李纲在六月间还连上三疏，建议高宗要募兵、买马、缮军械、修军政、择将帅、置帅府、置要郡，经略天下。
高宗接受了其中大部分建议，令河北、陕西、京师各州县乡镇都募集民工修筑城防；各地都招募民兵、增置弓箭手；沿淮、河、江设置帅府十九处，要郡三十九处，总兵力达到九十六万余人。另又大造战车，招募水军，寻访将才，招募流贼和失业百姓十万人建立“新军”，轮流入卫应天府。
这些建议中，最可称赞处，是李纲的“取财于东南，募兵于西北”的方略。他提出。以前的勤王军多已遣散，“行在”（皇帝驻跸处）附近的军队太少，何以御强敌而镇四方？而招募关陕、京东京西“流贼”，只要经过训练，不到一年就可成精兵。在要害州郡别置营房，供他们屯驻，轮流入卫，“行在”将因此固若金汤。
这些建议付诸实施后，不久前还虚弱不堪的南宋兵势，立刻有了复振之势。
李纲初任宰相时，大宋管辖的地面上也不宁静，前线与后方处处“盗贼”蜂起。我们今天的人都能客观评价这些“武装歹徒”了，无非是活不下去、趁乱而起的无业流民。李纲认为，对付这些盗贼，虽以招安为主，但朝廷若不“耀武”，使其有所畏惧，则他们必将无所忌惮。务必要讨平数处，其余就都镇服了。当时，有“剧贼”李昱扰乱山东、杜用起于淮南、李孝忠搅乱襄阳，为害甚大。李纲派将兵去讨平，果然，“巨贼”一灭，其余的各股流贼就都接受招安了。当时舆论对李纲任宰相的评价是：“才两月间，威令大振！”
在军事技术方面，李纲也有贡献。大金的铁骑一向威猛异常，宋军在野战中很难占到便宜。李纲对此分析道：“金人专以铁骑取胜，而中国骑兵少、步兵多，临战多致溃散。”
他提出：“步不足以胜骑，骑不足以胜车，此乃至理。所以古人与骑兵战，多用兵车。卫青所以能深入匈奴，乃以‘武刚车’自环，以为屏障。马燧所以能兵雄朔方，乃制作战车，行以载兵，止以为阵，遇险则以车抵挡敌方冲锋。后世有人见房琯曾用战车失败，于是不再使用。殊不知抵御铁骑非车不可，关键是如何用。”
李纲向高宗描述了他曾经成功使用过的战车：“臣在靖康间驻军河阳，曾制作简易轻捷之车，数人可推，进退旋转，皆如人意。上载弓弩，又设皮篱以防矢石，下设铁裙以护人足。车上士卒，长兵器刺人，短兵器攻马。车两旁有铁索，行则布以为阵，止则联以为营，平原可以驰驱，险阻可以控扼。每车用兵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运车，一人登车以射箭，其余执兵器在车之两旁。士卒有所依则铁骑无法冲击。曾制作数百辆，操演月余，士卒皆熟练，适逢臣被罢，而此法不用。”他的意见是，今日应将战车制作图式，颁发给京东京西各军，让步兵广为制造并演练。这个建议诸将皆以为可用，于是战车图式正式颁发了下去，朝廷委派提刑司总管此事。
经过李纲和主战派官员的努力，建炎元年六、七两个月，新兴南宋的国运犹如今日股市之“牛市”，全线飘红。按照这个走势，不出三年，强国可期。
但是，专制政治体制的核心是个人意志，也就是皇帝本人的价值取向。一个皇朝究竟是奋发有为还是苟且偷安，完全是由皇帝的志趣所决定。
因此，南宋的命运在短时间的“高开”之后，突然转为“低走”，其间的变幻之快，足以令后代的研究者们瞠目。
李纲的“规模”之说，也从此成了一场令有为之士扼腕痛惜的大梦。——上天给南宋送来了一位堪比诸葛的良相，却没有给它带来一位志在中兴的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