咔嚓，咔嚓。
我的大脑因为卡里姆走后灌下的红酒而感到昏沉，我坐起身，脖子由于在沙发睡得不舒服而僵硬酸痛。
咔嚓。
唯一的光线来自电视，已被调至静音，播放着家庭购物的节目。一个人影笼罩在海登睡觉的扶手椅上。我没出声：发不出声。我无法呼吸。刹那间，我很确定是那个狡猾的、有很多条腿的怪兽——住在床下面的东西——然后它换了个位置，随即我意识到是马克。当然是马克。
咔嚓。
我放低了声音：“你在做什么？”
他停住了手，转过头来看我。屋里太暗，我无法看到他的目光，但他的右手紧握着一个金属物体——电视发出的光线从上面反射回来。哦，该死，他拿了把刀。他没理会我，又转身到海登身边。
咔嚓。
一缕黑色的鬈发飘落到地板上。是海登的头发。他正在趁她睡觉时剪她的头发。
“离开她，马克。现在就从她身边离开。”
我冷酷又镇静地说。我无法承担恐慌的后果：如果我猛地扑向他或者海登突然醒过来，她会受到严重的伤害。那个头脑清醒的我，那个在米雷耶跳下去后控制局面的人，在我需要她的时候回来了。
马克把头猛地转到我的方向，然后从沙发走开，空洞地咕哝了一句“对不起”，把剪刀放到茶几上，然后离开了屋子。
我飞快地冲向海登，幸好她还在睡着，我把剪落的发屑从她脸上拂走。房间里太黑，我没法完全看清剪掉了多少，但当我用手指去摸时，有几缕头发散落下来。她被弄醒了。
“妈妈。海登现在好累。”
“妈妈知道，小淘气。”
我期望自己还能再保持几分钟的清醒和镇静，将发烫的困倦的海登抱起，跑到楼上。我单手把她在我的大腿上扶稳，她只是迷迷糊糊地抗拒了几下，我掏出一个袋子，胡乱地塞进许多衣物，随后把它拽到海登的房间，随便装了几件T恤衫、短裤和玩具，最后冲进浴室去拿我的洗漱包。
然后，就像之前在巴黎发生过的一样，我的沉着渐渐消退，感到了令人抓狂的恐惧。快走，快走。
我后背的肌肉因为海登和袋子加在一起的重量而紧绷，我蹑手蹑脚地下了楼，本以为马克会从黑暗中扑过来，或者那个有很多条腿的东西会从阴影中冲向我们——这次它长着马克的脸，一定长着他的脸——但现实是只有我们俩。我在包里笨拙地翻着车钥匙，甩手关上安全门，跌跌撞撞地走向汽车。海登现在已经完全清醒，大哭着，由于鼻塞喘着气，但我不敢停下来去安抚她。我把她塞进安全座椅，尽量无视她的抽泣，迅速地给她扣紧了带子，然后哧的一声把车从路边开走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撞车真是个奇迹。我内心充斥着对马克的愤怒，能感受到它是那样激烈又真实。现在回忆起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带着海登匆忙离去，不仅愚蠢而且很危险。我空腹和卡里姆喝了一瓶啤酒，又喝掉半瓶红酒，已然属于酒驾。开到伍斯特附近的某个地方，我恢复了理智，于是松开油门，慢慢驶入慢速车道。自从把她系在安全座椅里，我第一次透过后视镜去看她。她已经垂着头睡着了，参差不齐的一簇头发立在左半边的发丛中。
直到我下了高速开到孤独的乡间小路上，我才为我逃到父母家的决定感到后悔。我考虑着开回去，找个酒店，但我需要有个人在身边支持我。我不能让他们看到海登这个样子，她的头皮在剪短的发丝中若隐若现。确认没有人潜伏在周围之后，我把车停在了阿什伯里附近一个废弃的农场马厩外，叫醒了海登，尽我所能用塞进包里的指甲刀把她的头发修剪整齐。海登几乎没有反抗——或许是她感受到了我的绝望，轻声问了句“你在做什么，妈妈？”之后便不在座椅上扭动，顺从地接受了临时剪发。她麻木地接受了这种情况再次让我怒火中烧。我想把头发收集起来带走——莫名其妙地觉得就这样把它们留在这儿不妥当而且很危险——但我还是将它们埋在了石头下面，然后开车走了。
当我把车嘎吱一声停到爸妈家门口的车道上时，已经凌晨一点多了。民宿漆黑一片，很安静，我犹豫了一下，按响了大门的门铃。我得赶快编个故事，但能说什么呢？绝不能说出真相。这会让他们彻底无法接受马克。
“谁呀？”对讲机里传来爸爸的声音。
“是我。能让我进去吗？”
“斯蒂芬妮？是你啊，宝贝？”
我能听出他身后妈妈的声音。“请让我进去吧，爸爸。”
“等一下，宝贝，这就来。”
我开始抽泣。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用力擦着双眼。我必须表现得很平静。门咔嗒一声开了。我开了进去，猛地踩住刹车，发动机熄火了，我跌出车外，扑到了父亲的怀里。妈妈在我身边大惊小怪地叽叽喳喳。
“你能去把海登抱出来吗，妈妈？”我克制地说。
“当然没问题。但是，斯蒂芬妮，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你为什么都不打个电话？你是现在刚从开普敦开过来的吗，这么晚？马克在哪儿？”
“一切都很好。我们只是吵架了，妈妈。别担心，不是什么大事。我只是想离开那房子。”我努力地咧着嘴悲伤地笑着。“我反应有些过度了。我们最近都压力太大。”
他们并不相信，但我发现爸爸看了她一眼，无声地恳求她别再立刻追问。我太爱这样的他了。
她最后愤怒地说了句：“哦，斯蒂芬。爸爸该去开车接你的。”
随着妈妈把海登抱进其中一间客房，她的呼吸更轻松了。妈妈刚给她盖好被子，她便睡着了。我脱了鞋，连衣服都没脱，便趴到她身边，安慰妈妈说，我需要的就是好好睡一觉。爸妈最后悄悄地回到了他们的房间，将我留在黑暗之中。
我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两点才昏昏沉沉地醒来，发现海登不在身边。我一下子跳起来，无端惊恐地认为是马克在夜里溜进来把她偷走了，但随后我听到花园里传来的一串笑声。我从窗户仔细向外瞧去。海登正在帮助妈妈给民宿草坪外圈的花坛除草。现在，恐惧已经渐渐消失，我心中又重新燃起了怒火。该死的马克。去死吧他。
我刷牙时太用力了，导致了牙龈出血，我穿上一件干净的T恤衫，下楼来到了花园，准备承担后果。海登心不在焉地冲我挥了挥手，又继续挖地。她看起来好多了，鼻塞也没那么严重了。
妈妈快步向我走来。“睡好了吗？”
“非常好，谢谢了。”我不假思索地说，忽然发现将近一周以来这是我第一次畅快淋漓地睡觉。远不止一周。虽然还有一丝宿醉的感觉，但我的大脑却更加清醒，好像它曾被冰凉的水冲过一样。
“海登的头发是怎么回事？”
开始了。“她在上面弄了些口香糖。我试着把它剪下来，结果弄得乱七八糟的。”
妈妈看了我一眼。“真的吗？她哪儿来的口香糖？”
我对她报以最灿烂的微笑：“我也不知道啊。”
海登大笑着，举起了一把花草。妈妈递给她一个空花盆，然后挪到我身边，放低声音说：“虽然你爸爸说过不让我问你，但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昨晚会来这儿？我很担心你，亲爱的。是不是马克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马克他——”
“先别说了，妈妈。”她皱了皱眉，于是我缓和了语气。“我可以给自己做点吃的吗？”
她拍了拍手上的土。“我去给你做吧。”
“没关系，妈妈。你来陪海登。”
“你知道，你可以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我们下周才有顾客预订房间，到那时房间还是足够的。这是你的家。”
是吗？我想着。我的家本该在开普敦，和马克一起。这并不是我生活中该出现的事：一遇到问题就跑到爸妈这里。但我不仅仅是遇到一个问题。不只是夫妻之间的小口角。昨天晚上的气愤又浮上心头。
我在她的脸上亲了一下，走回熟悉又杂乱的厨房——贴着笨重的棕黄色瓷砖，挂着带荷叶边的花窗帘，摆着母亲收集的很多华而不实的东西。待在这里让人安心。很安全，我很长时间都没有感到安全了。我从冰箱里拿出了培根，机械地把咸肉片放在平底锅里。
我知道必须想出下一步该怎么办。我的婚姻完蛋了吗？自怜的感觉不禁袭来。我没有工作，经济也不独立。培根的肥肉在锅里咝咝作响，油脂噼啪四溅，烫到了我的手背。我几乎没注意到。我把肉片夹在两片厚厚的白面包中间，把它们压成一个简单的三明治。我不饿，却让自己狼吞虎咽地吃着，站在水池边上漫无目的地望着窗外。
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把我吓得跳了起来——是爸爸。“别吃得太快，宝贝。”他和我一起望着窗外。“你妈妈喜欢让海登待在这儿。”他清了清嗓子。“我告诉她别去烦你，但我需要知道。是不是马克对你或者海登做了什么？”爸爸小心翼翼地没做出任何表情，可他的眼神很冷酷。
“没有，爸爸。我们只是需要分开一段时间，就是这样。海登和我会尽快离开的。”
“宝贝，这是你的家。”
这不是我家。“我知道你以前不太喜欢马克，爸爸。”我不由自主地用了过去时，好像我们的婚姻已经结束了。
“的确是。我不否认，宝贝，但他是你的丈夫。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不管你做出怎样的决定，我们都支持你。”不知怎的，我回想起我低调的婚礼那天。我们在开普敦地方法院举行典礼，之后和我爸妈、卡拉，还有少数马克最亲近的朋友在五蝇酒店吃午餐。食物很不错，但气氛很尴尬，客人分成了两拨：我爸妈拘谨地坐在桌子的一端，卡拉和其他人在另一端。有人，可能是卡拉，幸灾乐祸地提议要我爸爸讲话。这让他感到非常难堪——他一直不愿意成为大家瞩目的中心——但他还是勇敢地承担下来，努力说了些赞扬我新婚丈夫的话（“马克工作的地方，开普敦大学有着良好的声誉，据我了解”）。
“谢谢你，爸爸。”
他又踌躇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走出了厨房，继续忙着他DIY的东西。
趁海登还在快乐地玩着，我把厨房收拾了一下，随后爬上楼去找笔记本电脑——我的避难所。我没去管邮件，在一阵兴奋的干劲中在线申请了工作，给三家临时代理机构投了简历。这种狂热的实际行动——我几个月前就该做的事情——有了效果。前路不再黯淡。只要想一想，我虚伪地对自己说，你正要成为一位出版作家。我决定了，明天，希望怒火能减退一些，到时候我要联系马克，告诉他去找一家公立诊所做检查，或者寻求他所需的帮助。我会坚持让他在恢复正常之前先搬出去住——在那一晚之前，我从未想过他会是应该离开的那个人。只是……我真的想再回到那栋房子里吗？我突然意识到昨晚那个阴暗的、抽动的东西没有出现——我环顾屋子，看着那镶着荷叶边的窗帘，还有淡雅的墙壁，装饰在上面的质地优良的水彩画是妈妈从家具工厂批发的——不管它是什么，没有跟着我到这里。
那天，我没给马克打电话，他也没有打给我。我时不时地查看着手机，只有垃圾短信。
晚上，妈妈试着从我这里挖出更多的细节，但被我打发走了，安抚她说马克工作压力大，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妈妈给海登洗澡喂饭时，我和爸爸安静地看着橄榄球，当她给海登做了一盘非常不健康的鱼条配人工合成的甜酱汁时，我隐藏着自己恼火的情绪。我很早就睡了。
我还是无梦地一觉睡到很晚才起，感觉身体轻快又放松，好像泡了好几小时的热水澡一样。不知是爸爸还是妈妈已经把一小壶咖啡和一盘吐司放到了床边。虽然吐司凉了，咖啡略带余温，但搭配起来还是很不错。我伸了个懒腰，轻轻地走到窗边。窗下，海登正在帮外婆晾衣服，一群小鸟正在啄食阳光斑驳的草坪上的早餐碎屑，海登咯咯地笑着，追着它们。我拿着电脑，钻回被子里。
当看到一封来自加拿大出版公司的邮件时，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本以为会被拒绝，我读了两遍才完全理解大意：她想出版我的书。我的第一反应是告诉马克这个好消息。我想和他分享，看到他骄傲的神情，听到他赞扬的话语。
你不能这么做。你抛弃了他。你把他留在那栋房子里，自己逃走了。
我有权为他对海登的所作所为感到生气，我当然有这个权利，但他的状态也并不好。据我所知，他处于极度的精神崩溃中。我不仅没有帮助他，反而逃走了。
我把他独自留在那座房子里。
我的脸因羞愧而发烫，我一把抓起手机，差点把咖啡壶打飞，然后拨了他的手机号。电话直接转到了语音留言。我给他发了条短信，让他打给我。
相比于饥饿，我更多地感到胃痉挛。我吃了吐司——面包很软很耐嚼，然后又读了一遍代理人的信息。我努力写完了一篇回复，说明自己接受她的邀请，但又不希望邮件读起来过分热情和谄媚。
我把它转发给马克，接着浏览了收件箱里余下的邮件。卡里姆给我发送了一条脸书的留言，这对我不断增长的羞愧感毫无益处。我未读便删除了。还有一封来自一位名叫奥利维尔的人的邮件。我立刻认出了这个名字，于是点击——那个法国的房地产经纪人回复了我关于珀蒂夫妇大楼的疑问。我打开它的时候没有感到任何不安，注意力完全被出版代理人的信息和对马克的矛盾感情吸引着。
塞巴斯蒂安夫人：
我通过此邮件来回复您所要求的信息，但请理解我无法帮您更多，而且我恭敬地恳请您不要再联系我。
我第一次接触你所问起的那栋大楼是在将近二十年前。当时，有一位名叫菲利普·介朗的先生找我做它的代理人。那栋大楼被遗弃多年之后，介朗先生把它买了下来，将里面的公寓进行了翻新，然后我依照指示打出租广告。
起初，我觉得会很容易。有许多人都很感兴趣，因为它位于绝佳的地段，而且公寓很宽敞。可一次又一次地，人们都是过来看房后便拒绝住在那里。有些人说他们经历了不愉快的事，但大部分人都不能确切地描述出为什么大楼让他们感到不舒服。我自己也不能理解，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我们把租金一降再降，这样自然会吸引很多租客，但那些人只要住了进去都待不久，也不会续租，而且那栋大楼的入住率从来没超过二分之一。这是远远不够的。这种状况持续了很多年。最后，介朗先生的身体状况很糟糕，想把大楼卖掉，但没有成功，因为他已经为此做了很多投资，卖了只会赔更多的钱。当时法国的经济也不景气。
我为自己没能获得租户而感到沮丧，我知道后来介朗先生也和其他很多公司合作过，希望他们运气能好些。据说他们也没有好运。对那栋大楼也有过相关的结构调查，但没能找到气氛如此糟糕的根源。我自己也是出于疑惑和好奇，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讨厌住在这栋大楼里，于是决定探寻一下大楼的历史。
我必须说明我并不相信鬼魂，现在也不相信。我也必须要说明，在作为介朗先生的代理人那几年，我自己在那儿从来没有过糟糕的经历。
大楼在几年间被转手过很多次，所以要获取可信的信息很困难。我决定去和周边商人谈论一下，听到了些传闻，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栋大楼里确实发生过非常可怕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全部的细节，但有人建议我去和一位在当地居住多年的香烟店老板谈谈。我受到警告称他不想谈论此事。我开始经常在晚上去那家香烟店喝酒，很快那个老板——现在已经过世了——开始信任我了。幸运的是，我还算有魅力，于是一天夜里，我用尽所有魅力和一瓶上好的茴香酒，终于使那个人松了口，用你们的话说。
他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大楼已经破损失修，但还是有很多家庭住在那里。其中一家是大楼的门房，他和妻子还有两个女儿住在其中一间公寓里（我不知道是哪间）。香烟店老板也不认识这个人，但说他是一名参加过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老兵，受了伤，在战场上目睹的暴行给他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他和妻子，一名阿尔及利亚人，回到了法国，找了这份门房的工作。几年后，他们有了两个女儿。老板说那位门房是一个沉默的人，很依赖他的妻子给他勇气，家里虽然很贫穷，但生活过得很快乐。后来，门房的妻子患上了很严重的病，病了很久。有好几个月她都在生死之间徘徊。之后，她去世了。
那个门房开始借酒消愁，工作失职，对他的女儿们也疏于照顾。他曾被大楼的主顾多次警告过，但没有任何改善。香烟店老板对我说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他的妻子和他感情非常深。他的精神已崩溃，心已破碎。他欠了很多的债，然后被赶走。他无处可去。
他的尸体躺在大楼的庭院中，被放学回家的大女儿发现。据说，他从一个较高楼层的窗户跳了下来。
咖啡在我的嗓子里变得像胆汁一样苦。米雷耶，我想到。我接着读下去：
这并不是当时最悲惨的地方。大女儿在大楼的地窖里发现了她妹妹的尸体。她临死前，她的父亲曾对她做了一些事情，非常可怕的事情。
肢解。
那位老板不知道活着的女儿发现了这件事之后的下落。
米雷耶？米雷耶是那个失踪了的女儿吗？我算了一下，她很可能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读了这封邮件之后，我怎能不想到米雷耶阁楼的屋子和她画中眼神悲伤的小孩？之后是我在珀蒂公寓的厨房抽屉里发现的那一小块字条。写那些话的小孩——可能就是米雷耶的妹妹？——已经暗示了她爸爸将她母亲的病情怪罪于她。这有没有可能就是促使门房杀害他小女儿的动机呢？
在邮件的最下方，那个房产经纪人写道：“正如我之前所说，我无法帮你更多。你可以通过查询巴黎的报纸记录来证实这个悲剧的真实性。而且，我不知道这栋大楼是不是还归介朗先生所有，也没有珀蒂一家的信息。这是我保存的介朗先生最后的电话。也许他会给你提供更多帮助。”邮件的结尾写着电话号码。我用谷歌搜索区号02，显示是在巴黎的郊区。
民宿的Wi-Fi信号不够强，我没法用Skype，所以溜到楼下，从厨房拿起无绳电话，又悄悄上楼，回到了我的屋里。我还没想好要说什么就拨了号码。它响了一声又一声，我任由它响着，并不确定自己是否希望有人来接听。我拿着听筒的手出了很多汗。我数着第二十下，二十五下，紧接着咔嗒一声，伴着清嗓子的声音，随后，“喂？”
我吓了一跳，很是慌张，“哦，嘿……喂，请问你会说英语吗？”
停顿了很长时间。“会的。一点点。”一阵咳嗽声。“你是谁？”一个男人的声音，已经年迈了，夹杂着咝咝的呼气声，好像他正戴着氧气面罩呼吸。达斯·维德[53]。你正在和达斯·维德说话。
我忍住并不幽默的咯咯笑声。“我叫斯蒂芬妮。斯蒂芬妮·塞巴斯蒂安。请问您是介朗先生吗？”
“是的。”停顿了一下，咝咝声。“我就是。”
“先生，很抱歉打扰您，但您能告诉我您在巴黎还有房产吗？”我飞快地说出了地址。
“是的。怎么了？”
“我最近在您那栋大楼的一间公寓里住过，我希望您能——”
“不，夫人。这不可能。”
“请问您是什么意思？”
“这栋大楼已经空了。没有人住在那儿。”咝咝声，停顿，接着，“哈……请等一下。”又是一阵停顿，时间更长了，背景里带着一阵急促的咕哝声——我能听出“爸爸”和“英语”等词语——然后是一阵噼啪声和摸索的声音。电话另一头出现了一位年轻男子的声音：“您好。你是谁？”
我把名字重复了一遍。
“我爸爸不认识住在英国的人。您打错了。”
“等等！我不是英国人。我是南非人。南非（法语）。”
“这个电话号码。你是怎么得到的？”声音变得警惕起来，不那么气愤了。
“是克鲁瓦先生给我的。他以前是介朗先生的……”我想着那个词，“不动产代理人。我希望和介朗先生谈一下关于——”
“这不可能。我父亲，他病得很重。”
“我理解，但……先生，求你了，这很重要。你能帮帮我吗？”
“帮你？不行。我不能帮你，而且我得走了——”
我赶紧插进来，求他别挂断。“求你了。求求你了。我就问五分钟，仅此而已。我需要些答案。”
背景中传来咝咝的叹息声。我把这当作是鼓励。“你父亲那座皮加勒区附近的大楼里的一间公寓被自称珀蒂的夫妇在网站上登了广告。我丈夫和我住在他们的公寓里，他们本该到南非住在我们的家里，但他们从未出现过。”
一阵沉默。我现在甚至听不到他的呼吸。“喂？先生（法语）？喂？”
“我在。”
“珀蒂夫妇似乎并不存在。我知道警察可能已经联系过你和你父亲，但我们住在那儿期间，有一个女人，叫米雷耶，死了。她自杀了。珀蒂先生，我……”
一阵急促的吸气声。我并非故意那样称呼他，而是无意中说了出来。
“我不能和你交谈了，夫人。我不能帮助你。”
“求你了。”
“我很抱歉。”
“我知道那栋大楼的历史。我知道那里曾发生过很糟糕的事情。我知道……”我知道在你们的大楼住过之后，我的丈夫，我那已经崩溃的丈夫完全疯了，而且一些邪恶的东西、一些危险的东西潜伏在我的房子里。“是你联系了我们吗？你就是珀蒂先生，是吗？”
“那不是我的名字。”
虽然声音很冷漠，但他还没有挂断我的电话。
“你为什么让我们住在公寓里？求你了，珀蒂先生——介朗先生，告诉我为什么。帮帮我。你不懂，我丈夫，他已经……他已经……”疯了。他已经疯了。我们把一些东西带回来了，我们把一些东西从你的大楼里带回来了。
“我很抱歉。”他低声说着。
“你为什么道歉，珀蒂先生？”
又是一阵长长的停顿。“很抱歉是你们。谢谢了，再见。”
咔嗒一声，接着是一阵忙音。我又按了一遍号码，但无法接通。
谢谢。他在谢我什么？
我很抱歉。
米雷耶又为什么道歉？
马克。我得告诉马克。
再一次，他的手机直接转到了语音信箱。我又给他打了一遍。又一遍。还是无人接听。我又发了条短信。然后，绝望之下，我打给了卡拉。她也没有接听——也许她正和他在一起呢。头一次，我没有为他们俩在一起的想法感到紧张，反而感到安心。我留言说我很担心马克，因为他没接电话，问她介不介意去看看马克，让我知道他怎么样了。我没有具体地告诉她我为什么担心马克——如果你过去了，可能想把剪子藏起来——但是我现在怀疑，如果我当初告诉了她，事情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我应不应该因此而谴责自己？我还是不知道。
我当时所能做的就是等待，想着之前所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