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爱伦·坡真正处理的是生理欲望，是一种对违背社会常规、无法抒发的欲望在生理和心理上的表达。隐藏在他们心中的另一个自我让他们表现出了不被上流社会所认可的欲望。当然，在《化身博士》这部作品中也是如此。我们从史蒂文森[45]、斯托克[46]、吉尔曼[47]的作品中得知上流社会的建构其实是一块最薄的遮羞布，掩盖着腐化堕落的深渊。”
我害怕抬起头看学生们。不知为什么，这节课刚好讲到我真正感兴趣的地方；今天的课堂与之前那么多年相比少了勉为其难、矫揉造作和委曲求全。某种东西在我的心中点击了一下，我感觉自己能深刻地理解这个主题，就像刚开始学习它时一样。但如果我抬头看看，我知道自己会如往常一样，面对由二十三张木然厌倦的脸组成的令人沮丧的墙。我想我可以理解那些发现自己被放逐到这门讨厌的课程的大一学生——原以为很简单、靠死记硬背就能得到学分，他们会发现当初的选择是错的。但那些明明对内容（全部关于性、死亡、梦想和血腥）有所了解后才选修这门课程的大三学生，却同样冷漠又不感兴趣，这一点让我迷惑不解。他们为什么要选这门课？他们为什么会在这儿？
我扫了一眼笔记，揉了揉太阳穴。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持续的疲劳感，但这并不能阻止我对睡眠的渴望。那该死的警报昨晚——或者说是今天凌晨，管它什么时候——又响了起来。斯蒂芬失控了，海登大哭起来。这个小女孩在屋里看到自己的妈妈惊慌失措，肯定会有那样的反应。至于我，我在排查故障时感觉到惊人的镇静。我想这是我进步的一个表现。我能够让自己从那种场景里走出来，开始相信最坏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会没事的。他们不会再回来了。那些怪兽在巴黎用最坏的招数对付我们，我们活着回来了。我们会没事的。
我感觉很好，真的。心理治疗很有趣，就像脑力训练一样。我能看到那些精神分析的主题怎样在我这学期所教授的小说里得到体现，但是真正需要心理治疗的人是斯蒂芬。她总是独自和海登待在房间里——她本可以通过和人倾诉来进行调节——昨晚的事情发生后，我开始怀疑这会不会是孟乔森综合征[48]，斯蒂芬让海登感到恐惧，这样她就能去拯救她。如果真是这样，我不能让它继续发展下去。
听到面前咯咯的笑声，我才意识到自己停顿太久了。“抱歉，我讲到哪里了？”
“他们只是孩子，”每当我站在办公室茶水间向林迪抱怨我的学生没有兴趣的时候，她总是这样提醒我，“他们太累了。他们晚上要做兼职，挣钱来缴学费或者买毒品，他们遭受着恐慌的袭击和噩梦的困扰，他们会有感情问题。生活本身就有太多意想不到的事情让他们分神。不要觉得他们是在针对你。”
于是，我低着头，继续讲道：“我们永远不能确定爱伦·坡小说中的场景仅仅是他笔下的主人公歇斯底里的想象还是真实发生过的。你们知道——”
“对不起，有个问题。”
我几乎没有听到，重复地说了几个词后，一阵吱吱嘎嘎挪动东西的声音让我停了下来，终于把目光从桌面上那群聚精会神的隐形观众身上移开，抬头看向我面前那群真正的年轻人，他们正在座位上转过身、伸长脖子看是谁在教室后面说话。一开始，我看不见她，过了好一会儿，我的双眼才能聚焦到几米外。透过教室宽敞的窗户上百叶窗的缝隙，明亮的阳光闪耀着，孩子们的脸都被分割成光亮和阴影两部分。
由于近视，我眯着眼睛看向说话的方向，她用圆润的外国口音继续问：“请问您所谓的‘真实发生过的’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小说，不是吗？”她在教室后面，完全被坐在她前排、把桌子挪到一起的三名学生挡住了。我对她的声音并不熟悉，不像对其他同学那样熟悉得可以辨认出来——新学期刚开始，她可能是从其他班级转过来的——但同时，又存在着某种熟悉、温暖的东西，让我与之产生共鸣。
“嗯，是的，这是小说，但根据故事的结构来看，在作者、叙述人、主人公和读者之间的某些层面存在着真实性，”我说着，通过对理论的讨论来避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所说的真实是基于叙述层面的；而叙述者所描述的分离与——”
接着，她前排的一名男生转回到座位上，那名学生被一束闪耀的光线照射着。我说不出话来。我认识这个女孩，我立刻认出了她。我每天都会想到她，我每晚试着入睡时都会想到她。她是蜡像馆的那个女孩，是在金色的阳光中闪耀的佐伊，还活着的十四岁的佐伊。我移走目光，低下了头。
我不知道接下来的课自己是如何熬过来的，但是二十分钟后，我听到了座椅挪动的哗啦声。那时，我几乎不敢再抬头看一眼，随着学生们陆续地离开，我怀疑她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因为并没有看到和奥黛特一样尖声说话的金发天使跟他们一起离开。
我看着他们离开，最后，几名学生转过身，“哦啦啦……”其中一个咕哝着，其他几个人咯咯地笑起来。他们正看向我的身后。
我也转过身，看到她一声不响地站在我身后，手指摆弄着披在身上的一缕长发，用史酷比运动鞋其中一只的鞋尖蹭着灰色的小方地毯，这双鞋就像我在佐伊的最后一个冬天给她买的那双一样。
“走，爸爸。快来看。”她说。
我转过身，扫视了一圈，既是为了确认教室里除了我和她之外没有别人，也希望我再转回身去时就看不见那个女孩了。可她还在那儿，于是我把钱包和钥匙揣进衣服兜里，跟着她来到了走廊，穿过楼梯井的门，她一言不发，也没向后看，领着我爬到了大楼的六楼。她旋转着登上通往屋顶安全出口的最后半截台阶，而我气喘吁吁地紧跟上她年轻的步伐。我推开那经常被吸烟者用压扁的油漆罐卡住的紧急出口的大门，双眼适应着刺眼的银色光芒，大口喘着气，而她正坐在探出去的房檐上，懒洋洋地晃着双腿。
当我走近时，她终于转过身看着我。在阳光下，我终于看清了她的脸。她不是佐伊——像是和她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但她的脸是个面具。除了脸上轻松的笑容，她的双眼中透出过于卖力的状态，仿佛她正集中精力扮演着一个角色。至少我可以那样告诉自己，因为佐伊已经死去了。
“过来看看。”她又说，我又一次听出了圆润声音里的一丝口音。
我强迫自己坐到了她旁边，我的手摸到发黏的镀银面，感觉很烫。从房檐上可以俯瞰到一个横跨窄巷的屋顶，上面有一群肮脏的鸽子，上下点着头，在抢一块吃剩的馅饼，它们没有注意到，一只身上满是灰尘的灰色的猫正在一堆板条箱旁边的阴影里观察着它们。桌山[49]在一群盒子般的大楼上方若隐若现，而那些大楼散落在它投下的阴影中，这时，饭店里的香味、垃圾和尾气的混合味道夹杂在强风中扑面而来。一缕发丝被轻轻吹起，飘到女孩的眼中，她用手拂去，然后又缠起一缕，像在教室里一样用手指摆弄着。
“你想让我看什么？”我说。
她皱了皱眉，好像因为我假装很想到上面来而感到失望。
那只灰色的猫一直用它那双黄色的眼睛向上看着我们，抖动着尾巴，因为我们的出现而表示恼怒。现在它转过去了，扭着屁股悄悄地朝那群鸟走去。
“快看那个。”她说。
“看什么？”
“那个讨厌的东西。”
“什么东西？”
“那只猫，爸爸。我讨厌猫，”她说着，声音中透着一些冷漠又刺耳的东西，“它们让我窒息。”
我感觉心里一紧。“你是谁？”我问，“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她只是耸耸肩作为回应。
“你对她做了什么？”
这时，她转过来。“对谁？”
“对我的女儿。对佐伊。在她小的时候。”
“她长大了。”她那双绿色的眼睛死死盯住我的双眼，我很害怕她会靠过来亲我、咬我，就像在蜡像馆那样。现在，我的大腿在屋檐上感到很烫，于是我支撑着站起身。这时，对面的屋顶上出现了打斗声和吵闹的噗噗声。那只猫跳到了一群鸽子中，它们很惊慌，零散地飞到了空中，直奔我们而来。我下意识地抬起胳膊保护自己的头和脸，我发誓我感觉到那群鸟盘旋着，找到了方向，然后成群地飞走了，它们的翅膀和爪子都刮到了我。
当我平静下来后，我看到那个女孩在屋顶的边缘，正在把腿翻到外面去。我迅速朝她走去，只见她坐下来，抬起双手收拢面前的发丝，扭转发束，在脑后松松地绾了一个结。
“快停下！”我说。“小心！”
她转向我。“为什么，爸爸？”
“因为我……”
“我一直都在。”她向前倾倒，从边缘翻了下去。
当然，等我跑过去向下看时，人行道上并没有人。
直到回到办公室时，我还在发抖。幸好林迪那屋的门是关着的，我才躲过她好心的询问。虽然现在是我答疑的时间，可我还是锁上了办公室的门，坐在办公桌旁。这只是我的想象，我告诉自己，但思绪却离奇地无法被大脑掌控。刚刚发生的事至少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但我没法说出从何时何地起现实变成了想象。我试着去直接回忆事件的顺序，但总有一些无法记起的空白片段。
我自己无法解释清楚，于是拿起电话打给了卡拉。通话的最后，我告诉她在蜡像馆看到了佐伊，还有她怎样莫名其妙地跟着我来到了这里。
“这很正常，马克，亲爱的。你思绪那么丰富，它能帮你走出创伤，走进一个没有发生过糟糕的事情的世界，一个佐伊还活着的世界。当然，那个想法还伴随着些许的罪恶感——你一直在责备自己，虽然老天知道，我们也告诉过你那并不是你的错。我们，你的朋友们，会一直向你重复这一点，直到那件事真正结束。”
“可这并不仅仅是我的想象，卡拉。我之前从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我不是那种沉迷于生动幻想中的人。”
卡拉没有说话，从她的沉默中我感觉到她在对某些话做着判断。我需要证明——告诉她，同时也是告诉自己——这不是我捏造出来的。接着，我记起来了：我把手塞进裤兜里，好的，它就在那儿。我掏出那个收集起来的金黄色发结。那真是一大束，远远不止我从衣服上刷掉的那些，它依然存在——这是某些事情发生过的证据，证明和一个长发女孩在风中谈话的情景并非我的凭空想象。
“不管怎样，现在是时候给玛丽斯打电话了。”
“玛丽斯？”
“我和你说过一百次了，马克。我的荷兰朋友，那个巫师。她现在称自己为‘加油坦比’。”
现在我想起来了。自从入室抢劫后，卡拉就一直扬言要找人到我家来净化房屋，驱除恶灵。我以为她说的只是普通的大喊大叫的招魂人，但玛丽斯是荷兰的巫医。“她会怎么做？用鸡骨头和枫糖浆华夫饼驱走我们的创伤？”
“你应该少一些成见。”她的语气很冷漠，我玩世不恭的话语似乎冒犯了她。“你的问题就在这儿。这个国家有百分之八十的人用巫师来解决各种问题。你不必表现得如此高高在上。这是一种正当的治疗方法，可以帮助你净化你的房子，净化你。”
她这种肆意的攻击也激怒了我。“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非洲传统医疗的拥护者了？据最新消息说高脂低碳能救你的命，让你变成更好的你。”
“滚吧，马克。我是在想办法帮助你。你的身体里有邪恶的东西——真正的邪恶的东西，我知道——但你不想解脱吗？自从遭到袭击后，你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更糟糕，你的家人也是。你难道不想试着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缓解吗？”
“天哪，卡拉。我们不需要什么净化。我需要睡眠。”
“你从来不寻求帮助。那是你的另一个毛病，既然我们谈到了这件事。”她大笑着。“但是当我们需要帮助时，有很多人、很多机构可以随时帮助我们。人类是一个巨大的家庭。这是件好事，马克。你能让自己相信吗？”
我什么也没说。
“随便吧，不管你怎么想，非洲的疗法不是戏法，不是巫术。它是一种哲学，就像其他宗教或者非宗教的哲学一样有效；和它们一样，是一种治疗体系，在我们身处困境时为我们提供解决方法。没人相信有真正的鬼魂，但就像你的牧师，你的心理医生，你的欧洲非宗教无神论哲学家一样，巫师能帮助你找出原因，读懂你的梦境，为你提供生活建议，帮你驱赶心中的鬼魂。”
她的论述很有说服力，只是因为她把一切都说成是无害的、让人感到宽慰的精神食粮。“你怎么突然变成专家了？”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看了一部纪录片。”
我嗤笑。“就算我同意，我们也请不起。”我的口头禅。“我刚刚为了支付扬要安装的该死的警报系统刷爆了信用卡。无论如何，斯蒂芬不会同意让人到我们家里做这种事的。”
“别担心。我来劝她。我很会说服人，你知道的。尤其是涉及怎样对你才是最好的时候，我的朋友。”
当晚回家时，我发现卡拉在我的客厅，喝着在开普敦大学送别会上杰夫送我的美蕾红酒，看着我的电视。
她上下打量着我，仿佛我才是闯入的不速之客。“你对自己做了什么？”她说。
“斯蒂芬在哪儿？”
她看着我手里握着的东西。“你为什么不把它放下来，清理一下自己。”
我穿过厨房，打开电水壶的开关，把包裹放进储藏室的箱子里，然后来到浴室，清洗了双手和胳膊。在我们的卧室里，我把衬衫扔进篮子，换上了一件干净的T恤，然后想去客厅卡拉那里。可我刚迈进走廊，就看到斯蒂芬小心翼翼地倒退出海登的房间。她转身看见我时吓了一跳。那一刻，她毫无准备，面色苍白，双目圆睁，紧接着她回过神来，皱了皱眉，唤着我一起来到了厨房。
她双臂交叉在胸前，站在离我三米远的地方——这间屋子范围内最远的距离。“你去哪儿了？”
“谁叫她过来的？”我低声问道。
“当然是不请自来。”她都懒得去降低声音说话。“你去哪儿了？”
“心理医生那里。堵车太严重了。”
我能看出她咬紧牙关，强迫自己不去回应，不去怪罪我，在卡拉在场时不去挑起任何事端，可她还是忍不住去看墙上的时钟。已经九点多了。
“海登还好吧？”我问，试着让她消消气。
“天哪，马克。不，她不好。她非常不安。根本睡不踏实，我想她又病了。”
今天我不止一次担心斯蒂芬会让海登生病，或者至少她的紧张会对她造成负面影响。
“听着，斯蒂芬，”我说，这时卡拉从客厅走过来，站在厨房门口，“也许你一个人在房子里待太久了。我们可以把海登送去日托。或许我们该考虑为你找一份工作了。”
两天后当玛丽斯——那个巫师将近中午时咯咯作响地来到我们家时，我的心情并不好。确实是咯咯作响——她戴着珠子穿成的手串和摇摆的项链，在路边锁上了她那辆起亚，她横穿马路过来时，背的布兜从肩膀垂下，鼓槌在鼓面上时不时地敲击着，没有理会那几个靠在隔壁墙边的醉醺醺的流浪汉的叫喊。
我在窗前观看着她打开大门，停了下来。她放下兜子和鼓，冲房子皱着眉头。头戴穿着珠子的头巾，身穿长裙的她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大——也许将近五十岁了——身材矮胖，暗淡无光的乱蓬蓬的灰白色头发用头饰拢在后面。她似乎闻了一分钟的空气，轻轻地摇晃着双腿，好像站在轻柔的海浪上一样，随后她捡起鼓和兜子，转身回到大门口，在那儿停下来，犹豫着。
我帮她做了选择。既然她来了，就没有理由离开，不是吗？我打开房门喊道：“嘿！玛丽斯吗？”我实在没法开口叫她“加油坦比”。
她看着我，用看房子一样犹豫的眼神扫视着我。
“一切都还顺利吗？”我迈出门廊朝她走去。“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
“不用。”她说。
“你要进来吗？”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跟在我身后，低声咕哝着什么——我听不出来是荷兰语、科萨[50]语还是精灵语。我把她请进屋子，她随手关上门，好像她才是为做这次买卖而感到丢脸的人。她把随身物品放在门厅，双手叉腰，眼睛在入口搜寻着。
“你的妻子和孩子都不在，是吗？”
“是的。”我说。这是我和斯蒂芬最近达成的一个少见的共识：海登不需要卷入这件事。
“很好，”她说，“小孩最好不要在这儿。”我瞬间陷入了一种正常的感觉。我在YouTube上看了卡拉推荐的纪录片，除了一位人类学教授给出的合理评论外——卡拉那些关于哲学和治疗体系的、让人将信将疑的观点就是从那儿得来的——没有任何内容讲了那些郊区的巫师是如何产生自信的。对我来说，这就是一场愚蠢的表演，年迈的嬉皮士放任他们对激烈的情绪和号叫的需求，在他们中产阶级的措辞中穿插着“呃！你！不！”这些他们歇班时喝着茶、从《夫人和夏娃》[51]里学到的感叹词。当然，那些为他们培训的乡下长者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样赚钱很容易。何乐而不为呢？片中有一位巫师曾经是利物浦的一名邮递员，他那些英镑一定给他师父的村子带来了不少收益。还有一位来自桑顿的素食主义巫师，她让她的师父为她杀鸡宰羊。
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装扮之外，玛丽斯的举止还是和正常人一样，没有任何装腔作势的地方。她似乎对自己深信不疑，这一点让我慢慢融入她的表演中。就让自己接受一次这样的经历吧，如同听了一会儿别人的故事，就是这样。
她开始到处走动，我跟着她进了客厅。“但你的另一个女儿，”她边说边盯着书架上的照片和天花板上的珠饰，“她还在这里。”
我的情绪立刻发生了变化。该死的卡拉。她一定把我可悲的过去一股脑地告诉了这个女人。她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这是我自己的事？“不。没有别的女儿了。”
玛丽斯都没转向我，说着：“她就是你需要我带走的那个。”
不。不。我感觉身体里有人在拉着我，好像一把钩子扎进去又撕扯了出来。
“等等。”我刚开始说，但她已经打开了单肩布兜，低声说着什么。
“我们需要请求祖先，问问他们该怎么做。”
我不希望佐伊被清除掉。我从不想让她离开我。这不是我想要的。我迅速走到她身边，尽量在不碰到她的情况下将她挡回到走廊。“我们就到这儿吧，你知道的。没关系。这只是我妻子的要求。你可以走了。我们找别的时间再进行吧。”我竭力让声音保持平静。
她终于抬起头看我，就那么一瞬间，说道：“这不是你能控制的。”随后，她移到屋子里较远的一角，低声轻柔地说着什么，好像在引诱那些影子一样。
我身体紧绷着，思绪集中在动物的本能上。她变成了我女儿的一个直接威胁。那个钩子又探进去了，从体内撕扯出更多东西。可不知怎的，我还是不能碰她，不能把她摔倒，扔出房子，就好像是她被什么保护着一样。
于是，我只能站在门口，说着我那应对一切的借口。我尽量提高嗓音，听起来很强势。“听着，”我说，“这是我们的家，你必须离开。”
但玛丽斯并没听我的话。她蹲下身子，开始烧着什么东西，她的声音现在也提高了，变成一种难以理解的胡言乱语状态。“你听到了吗？你得走了。”我走近她，但她燃起的烟雾很大，很呛人，有粪便的味道，不知怎的，我无法进入屋子。
与此同时，那个巫师站了起来，在我眼前挥舞着燃烧的叶子，正大喊着什么，她翻着白眼，双唇开始震动，传到她的下巴，乃至整个身体。她胸腔发出的声音那样低沉、响亮，我不得不退后。我倒抽了口气，吸进一腔烟雾，这让我又倒抽了一口气。我不得不把它呼出来，但我的胸腔被挤得一阵痉挛，烟雾袭进我的身体，能感觉到它正入侵我的每一个细胞。
现在我的眼睛出了点问题，因为我看到灰色的雾中出现了闪光，迷雾中正在形成某个形状。有一个蹒跚的驼背的人形，是一个穿着古代衣服的男子正按着胸口上的刺伤；忽然，一个铁面向我飞来，当啷一声打开，露出一个骷髅；一位皮肤苍白的纳粹士兵逼近我的脸，他走过的时候有一股腐烂的味道；一个穷困潦倒的男人对着一个瘦小、颤抖的身体挥舞着短柄斧子；三个戴着巴拉克拉法帽的高大男子喊着口号飞快地走下楼梯间。
这不是真的。我之前见过这场景。这只是回忆。
好像听见了我坚持要它离开的心声，迷雾散去，露出了我的客厅，像往常一样，但有些暗，这时上午的太阳刚好照进来。当最后几丝烟雾散去后，一个身影还站在那里。一个小女孩。她仰起头看着我。
这不可能，却真实地发生了。
我向后看去。那个巫医已经离开了，但我还能听到她呜咽的喘息声。空气中仍然有烟雾，但现在闻起来却很甜，像香料。
佐伊正生气地盯着我，眼周发青，下巴上沾着呕吐物。此刻，她咧嘴哭了起来，好像某些她爱的东西在她面前粉碎了。钩子又伸进了我，我知道她也有同样的感觉。
我走到她身边。“没关系的，宝贝。我不会让她把你从我身边带走。”
但是她越过我去看我之前站过的地方，好像听不见我的话一样，说：“我必须要给你看一样东西。”她用一种不是她的声音说着，仿佛是从因痛苦而咬紧的牙齿里磨出来的一样。我听到耳后传来击打声。
我跟着她穿过厨房，推开膨胀了的门，进入储藏室。
她打开我一直在用的硬纸箱，被我藏在冬天用的煤气罐后面的那只。“你做了什么，马克？”
我低头向箱子里看去。“我想让你感觉好一些。我想让你回来，我的爱。”
“不，”她说。“它得是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