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被雨水打湿的跑道上滑行时，我才开始放松下来。之前，我一度以为空姐会拍拍我的肩膀，带着歉意微笑着说：“对不起，女士，有个问题。您和您一团糟、焦躁不安的丈夫得滚下飞机。”然后我们又要身无分文地在机场滞留一天——这是在机场光滑的塑料椅子上喝着难以下咽的咖啡、坐了十小时后不可避免的想法。
到达戴高乐机场之后，我们坐在一眼就能看见法航托运柜台的地方，离出口就几米远。每当机场的自动门滑开，就有带着淡淡烟味的冷风扑向我们，可是我毫不在意。我们的航班还要等好几个小时才能办理登机，但是我非常迫切地想赶快登机，除非能看到柜台，否则我根本无法放松下来。
马克痛苦地睡了一小时，头向后仰着，张着嘴，像死尸一样一动不动。我则由于过度紧张而无法入睡，于是拿出那本一周来都躺在背包最下面的凯特·阿特金森[38]的小说，尽量不去怨恨那些排在自助值机设备前、无忧无虑度假的旅客和商人，不过我一个字都看不进去。我把三十分钟的免费Wi-Fi都用光了，却仅仅给母亲写了一封邮件，告诉她一切都很好并且第二天会和她联系。直到确信我们能够登机之前，我不想让家人知道我们更改航班的事，不想再出什么岔子。之后，我便踱着步，吃了一点不新鲜的羊角面包，来来回回地拉着拉杆箱，去卫生间往脸上扑了些水并换了件衣服（尽管有冷风从门外吹进来，在几小时的缓慢煎熬中，我身上的两层T恤衫都湿透了）。登机口一开放，我便起身徘徊在候补处。想要挤进飞机的不止我们两个，不过女值机员很善良，假装相信了我们家有急事的借口。或许马克才是帮我们争取到机会的人。我已经在卫生间把他的大衣洗了一下，在凝结的动物血块和一团纠缠在一起的猫毛堵塞水池时尽力忍住呕吐的冲动。然而，他双眼布满了血丝，一副忧虑不安的样子。他看上去真像一个奔丧的人。
当飞机开始平稳飞行时，我的紧张情绪又缓解了不少。由于坐在窗边的女士一直在专心致志地看书，我的邻座——一位三十岁左右、长着金色眉毛的德国人——便把注意力放在了我身上。他想聊天，而我需要转移注意力。他伸出一只手，我轻轻地握了一下，感觉到自己的手掌很湿。那时我才注意到，我的指甲缝里全是污垢，便握拳把它们藏在掌心里。
“你是南非人吗？”他问道。
“是的。开普敦人。”
“啊。我要去约翰内斯堡。我第一次去那里。”
他在候补处的队伍里见过我们，便主动提出可以和马克换座位——因为是最后时刻登机，我和马克没能坐在一起——但是我告诉他不用麻烦了。既然我们安全地离开了巴黎，就不用他来照顾我了。我怕自己会和他争吵，会质问他：你究竟是怎么了？他把我吓坏了，这种恐惧正在转化成愤怒。幸好那位金发帅哥只专注于谈论他自己，没时间询问我为什么不愿坐在丈夫身边。他正前往南非，去见一位在网上结识的南非女孩，满脑子都是对幸福爱情的憧憬。那不会长久的，我想说。有一天你会醒来，发现她怀里抱着一只死猫。
我机械地嚼着嘴里的鸡肉和西蓝花，在喝一小瓶碳酸饮料时喝得太快，导致胃液不停向上涌。机舱里暗了下来，我的邻座终于厌倦了这种脱口秀一样的聊天，此刻聚精会神地看着面前的屏幕，随着《龙虎少年队2》的剧情不自觉地大笑着。我用空港杂志的一角挖去指甲里的污秽。它黏黏的，在一个免税广告上留下了血红色的污迹。我知道那是什么，竭力让自己不去想它。
我们真不该回到那栋楼里。我们被雨浇成了落汤鸡，精神几近崩溃；我们身无分文，衣服还被扣在了卡拉订的该死的酒店里。我们两个都不是能露宿街头或者在公交车站、火车站过夜的人。不过老实说，当我们辛苦地爬上那熟悉的楼梯，呼吸着熟悉的灰尘和腐败食物的恶臭时，除了疲惫，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没有恐惧，没有惊慌，没有悲伤，也不为米雷耶感到难过。我完蛋了。
我几乎立刻就昏睡过去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醒来的，我不记得做了什么梦。前一秒马克还和我搂在一起；随后，他便从床边消失了。我坐起身听着声响，但是没有听到他在公寓里走动的声音。“马克？”我喊道，由于还没完全清醒，声音听上去有些恍惚。
我跳下床，打开了所有的灯，依旧头昏脑涨的，从浴室转悠到厨房又转回来。房间里只有我赤足踏在地板上的响声，不知怎的，这让我想起了那毒害我们家的阴影。马克不在。不知为什么，我认为他就在楼上米雷耶的屋里。我懒得穿衣服——因为此刻，我开始感到恐慌，而且我几乎没意识到自己是半裸着的——也没去看马克有没有留下钥匙。我离开了公寓，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只穿着内衣跑上了楼。
米雷耶家的房门半掩着。“马克？”我轻声唤道，但是可以感觉到这个单间公寓里空无一人。虽然这很像私闯民宅，我还是忍不住向里面窥探，伸手打开灯。里面仍旧是一股烟和松油混合的恶臭，不过现在还有些许其他味道——像是薰衣草。有人，也许是一个警察，把所有的画都翻了过来，所以当我走进屋子深处，发现许多大眼睛的小孩包围着我。我这才意识到所有的画都画着同一个黑头发的孩子，却处于不同的情绪中：饱含敌意的，咧嘴大笑的，放声大哭的，惊声尖叫的。由于画风很潦草，这没有让我感到毛骨悚然，但是他们的表情里有着莫名的孤独和绝望，这使得他们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庸俗可笑。我伸出一只手想要触摸他们，却又收了回来，无端地觉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我。笔记本不见了，床罩和咖啡壶也是。一条残破的灯芯绒裤子凄凉地堆在角落里。
大楼内部传来沉闷的铮鸣——是入口大门轰然关上的声音吗？我回到房间外面，飞快地奔向我们的公寓，祈祷着在我窥探米雷耶房间的时候马克已经回来了。可是我没带钥匙，我被反锁在外面了。我用手掌拍打公寓的门：“马克！你在吗？马克！”
我又冲向隔壁的公寓，用手指在门的顶部摸索着。钥匙不见了。我把耳朵贴到门上，可是除了自己的心跳声什么也听不见。马克一定是去外面干什么了。
现在我开始感到刺骨的寒冷，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迅速下了楼，推开大门，跑到庭院。
“马克？”
他漆黑的身影蹒跚着出现在拐角处。
“谢天谢地。你来楼下干什么？”他的肩膀在抖动。不太对劲。我慢慢地靠近他。他的胳膊下夹着什么。一团黑乎乎的东西。起初我看不清那是什么，伸手去摸，手指一碰到毛发便立即缩了回来，毛皮裹着的肉身余温尚存。它是某种动物，一定刚刚咽气。他换了个姿势，我看出来了，那是只猫。我感到无法站稳，忘记了寒冷和刺痛我光着的脚掌的石子，喊道：“把它放下来，马克。放下它。我们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
他嘀咕着，但是我听不清他说了什么，也无法在黑暗中看到他的眼神。
“把钥匙给我。”我翻着他的大衣口袋，竭尽全力不让自己蹭到那只猫。当我的手指握到了金属物体时，我终于松了口气。我不该把他一个人丢在那里，但我认为自己当时根本无法将他扶进公寓。“放下那该死的东西，在这儿等着。我两分钟后就回来。”
我奋力地冲上楼，一阵从未有过的恐慌敲打着我。我的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真糟糕。简直是太糟糕了。是什么让他想要把那只死猫捡起来呢？他跑到大街上就是为了找它吗？
我抓起浴巾，迅速穿好衣服——我的牛仔裤还是湿的，不过根本顾不得了——收拾好其他物品，又跑回到他身边。
当我返回的时候，他稍微清醒了些，而且已经把那只猫扔到了庭院的角落里。当我费力地弄掉他衣服上最大片的污物、不时地因为腐烂的肉味感到恶心的时候，他什么也没对我说。我又问他究竟是怎么想的，他低声说以为它还活着所以想去救它。我可以原谅他在郊区快线车站的荒谬行为——拒绝像其他人一样蒙混通过十字转门闸机；他总是这样，为他的道德准则感到自豪——可我并不确定是否能原谅他向那家人乞讨的行为。马克吓到他们了。他也吓到我了。幸亏他们没有叫警察。如果一个双目圆睁、满脸胡楂、袖子上沾满了猫毛的男人走近我，我也会交出钱包的。更糟的是，马克竟然对他们的恐惧不以为意，还因他的所作所为得意扬扬：看，斯蒂芬，这世上还是好人多。
这段回忆使我感到恶心，腹内的胃酸让我阵阵作呕。我悄悄溜出座位，艰难地朝机舱尾部的洗手间走去。坐在过道另一边的马克正目不转睛地看着面前的屏幕，手指按住耳机。当我经过时，他没有抬头。
总算顺利地进入了洗手间，我锁上门，坐在金属坐便器上，盯着从垃圾桶溢出的一堆肮脏的擦手巾。恶心的感觉已经减轻了，但胃里还是一阵翻腾。还有不到八小时我们就能到家了。在出发之前，我曾设想旅行归来的心情一定会非常放松，精力充沛，对生活充满信心，有足够的火力去抵御那些入室抢匪的挥之不去的幢幢黑影。我琢磨着，或许可以对他说我非常想见海登（这是真的），然后开车去蒙塔古的父母家住一阵子。他们计划周日把海登送回来，我可以简单地说我想亲自去接她。我可以——或者更重要的是，我应该一回去就把马克一个人留在家里吗？不行。他的状态不好。我迟早都要面对那个房子；躲到蒙塔古不过是在拖延时间而已。除非，一个声音小声地说，你别回去。
之后我感到无比惭愧。我怎么可以这样想？坐在洗手间里，那个臭气熏天的洗手间里，我下定了决心。无论马克经历了什么，这都是我们的问题。虽然我还在怨恨他遭到入室抢劫时的举动，但那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原谅他当时的所作所为。我爱他。这毫无疑问。至于他那反常的行为——虐待死猫、骚扰那家人，也许就是长期缺乏睡眠、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压力过大导致的。我站起身，凝视着水池上方有些变形的镜子中的自己。我们一起经历过海登出生后最困难的第一个月；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个生命。我早就知道他饱受创伤，我早就知道自己陷入的是怎样的境地。你没有从孩子的离世中解脱。你不能逃避自己的过去。我希望我可以说不是自尊心的原因，但是我并不诚实。没有人看好我们的感情，我的父母、朋友，尤其是卡拉。我必须要证明他们错了。
我离开了洗手间，这次在回座位的路上，我拍了一下马克的肩膀。他猛地一回头，看到是我后便放松地笑了笑。我想告诉他，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人想要和他换座位，可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分开几小时没什么大不了。
“你在那边还好吧？”他问。
“很好啊。”
虽然光线很暗，我还是仔细地看着他的脸，寻找反常的迹象。坐在他旁边的女人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我。女人们都喜欢马克，她们一直都是。
“斯蒂芬，在机场发生的事我很抱歉。”
“在机场？”啊，糟了，我想，难道他还做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吗？“在机场怎么了，马克？”
“你知道的，我蒙头大睡，让你一个人搞定所有的事。”
“哦。这样啊。没关系。”
“有关系。真的。”他冲我咧着嘴坏坏一笑，“人家错了啦，斯蒂芬。”我笑起来，感到很温馨，想起了去巴黎的轻轨上那个蹩脚的歌手。他都能开玩笑了，至少可以说明他没事了。
“试着睡一会儿吧。”他在我手上亲了一下，于是我回到了自己的座位。我感到轻松下来，几乎可以说服自己是我把猫的事小题大做了。毕竟，那时我刚醒。我吓了一跳，有些神志不清。也许我本来就记错了。或许他真的以为还能救它。让自己平静下来之后，我几分钟就睡着了。
德国的金发帅哥在飞机着陆时将我唤醒。他肯定在我睡觉时从我身前跨出去到过洗手间——新刮了胡子，还换了件干净整洁的白衬衫。大家都陆续地下了飞机，我在出口外紧张地等着马克一起走。两天没刮的胡子让他看起来很憔悴、衰老，但他似乎比前一天镇定了些，不再那么烦躁不安、心慌意乱了。我们在排队安检和取行李时都没怎么说话，大多数时候只是像两个彬彬有礼的陌生人一样客套寒暄：“睡得好吗？”“早餐是不是太难吃了？”“我们要不要在转机去开普敦前喝点咖啡？”
一大簇铝膜气球在机场到达大厅隔离带外面的人群上空跳动着，我的精神一下子受到了鼓舞。这里太热闹了，到处都是喧闹声和缤纷的色彩；在灰蒙蒙的地方待过之后，我再次感受到真实的生活。有人尖叫了一声，我们都吓了一跳，然后我看到德国帅哥跑向一位女士，她手里抓着一大把拴着气球的彩带。她至少比他胖四十斤，可是他轻而易举地就抱起她转了一圈，他们俩大声笑着。他们接吻了，周围的人笑着鼓掌，气球缓缓地飘散开来。
我用胳膊推了推马克，说：“坐飞机的时候那个人是我的邻座。他告诉我他正——”
马克紧紧地攥着我的手腕，疼得我直皱眉。他死死地盯着前面的某个东西——或者某个人，就在我们周围的一大群人中间。他的眼神追随着一个梳着暗灰色辫子的不到十岁的小女孩的脚步。
“怎么了？”
“我以为她……”他松开了我的胳膊。“没什么，”他不自然地笑着说。“什么事也没有。真的。我们回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