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想到马克就这样轻易地说服了我把海登留在家里，就会产生一阵阵罪恶感和怨恨。
的确，我不否认让我妥协的一个原因是我也希望享受几天短暂逃离日常生活的感觉，可以睡懒觉，去餐厅吃饭，逛博物馆，无论到哪里都不用带着小孩。但我还是忍不住愤怒地想：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们的女儿一起去呢，马克？倒不是说他真的对她很疏远，只是自从家里被抢劫后，我总是不自觉地感到有裂痕在他们之间蔓延。
我觉得自己之所以被说服，也是因为马克对于这次旅行的态度转变。对旅行的期待似乎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一些自从那群浑蛋闯入我们的房子后就沉睡的东西。我把行程安排以及联络珀蒂夫妇的工作都转交给了他——他每天睡前都给我读他们之间那些有趣的谷歌翻译的对话——并且完全投入旅行计划中：预约签证，下载巴黎地图，在猫途鹰[6]上搜索各种高性价比的餐厅攻略。我不想做打击他积极性的事，也不想说让他泄气的话。甚至整个房子的气氛都轻松起来，仿佛它能感觉到马上要迎来一对新住户，而不是我们这样沮丧的人。所有事情就这样一步步水到渠成。我们非常顺利地通过了面签，马克也在二月中旬开学前挤出一周的假期。
虽然我不太喜欢卡拉，但是她参加了我们的欢送聚会，并提出帮我们迎接珀蒂夫妇，等他们抵达时交付钥匙。临出发前几天，她来到我家，塞给我一个塑料衣服套。我拉开它，看见一件巧克力色的羊绒大衣。“这个借给你，”她说，“你穿着很合身，我穿就显得有些大。”不管最后这句是不是别有深意，我还是很感激她的这份心意。大衣真的很漂亮。
我现在还留着。
可是随着时间一天天地流逝，出发的日期逐渐临近，我变得紧张起来。我花了整整两天，疯狂地为换屋做准备，并且把从报警系统到洗碗机的每一处注意事项都一页页打印出来。临行前一天，我为珀蒂夫妇买回了牛奶、黄油、面包、培根和现磨的咖啡——我做梦都没想过给马克和我自己买这些昂贵的商品。我又花很多钱买了新的床单、枕套和毛巾。我擦净了墙面，用漂白剂清洁浴室，并整理了抽屉，尽量不让自己去回想遭到入室抢劫那天，这些东西都已经被戴着手套的、邪恶的手指翻动过。地板被擦得锃亮，每个房间都充满了雪松油的香味。我有些矫枉过正了，希望整洁无瑕的屋子内部能够掩盖周围吵闹的学生邻居、住在高架桥下面流浪汉的哭声及窗户上的铁栏杆——这一切是我们在换屋网站上传的照片中看不出来的。这么想有些讽刺，事实上是悲观，但我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万一珀蒂夫妇投诉我们没有如实展示房子怎么办？
出发的那天早上，我父母过来把海登接走。当我把她放到车内的儿童座椅里、系好安全带时，仿佛有一种确定的感觉在告诉我，自己再也见不到她了。于是在他们把车开走时，我不得不控制自己想要大喊“停车”的念头。
当车子渐渐消失在拐角时，马克用一只胳膊搂住我说：“她会很好的，斯蒂芬。”
“是的。”
我刚刚失去了理智。我知道的确是这样。海登不会有什么事。我和马克所经历的难关要比常人多很多：佐伊的去世，海登长期的疝气，还有遭遇入室抢劫。难道我们不该时来运转了吗？为了摆脱紧张情绪，我吞下了两片氯巴占[7]，这是在遭遇抢劫后医生开的药，以缓解我的焦虑——看医生和服用镇静剂是我的小秘密，马克若是知道了只会更难过——在药物的作用下，我变得迟钝了些，开始帮马克整理行李。我必须要记得这也是马克的旅行。“这将是我们未曾实现的蜜月。”我们相遇后，事情都进展得非常迅速，我们甚至挤不出时间去做那些浪漫的事。
我第一次见到马克是在开普敦大学英语系办公室兼职的第二天。在室友的帮助下，我得到了这份工作；当时我刚来到开普敦攻读英语荣誉学位，因为交房租而捉襟见肘。克里斯沃，学院的教务秘书，和我正要去吃午饭，这时一位脸上长着和小罗伯特·唐尼一样的皱纹、穿着皱巴巴的裤子的男子跌跌撞撞地走进办公室打印。我过去帮他，他对我报以微笑，一种温暖的、专属于他的微笑。
“他是谁？”他刚一走远，我就问克里斯沃。
“马克，英语讲师。人很好。”
“还有呢？”我等着她告诉我更多的信息。那些无意间进入“雷达”范围内的老师都无一例外地被我们八卦一番：比如，某个高级讲师上课时只要课堂上有女生，就从来都关着门；某导师和一位结婚多年的语言学教授正在搞婚外情；那位非常宅的老师仍然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系里每个人的背后都有着不可告人的故事，而她全知道。
“还有什么？”
“快点，克里斯沃，再说说。”
她叹了口气，说：“我听说他女儿去世了。”
“哦！天哪！”
“是的，他非常难过。她也就七岁左右吧。他的婚姻也因此结束了。”
“她是怎么去世的？”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她用舌头发出咯咯声。我分不清她是因为不知道事情的细节而感到苦恼，还是因为同情马克。
接下来的几天，我发现自己的眼睛总是搜寻着他的身影，在餐厅的队伍里，在学院的走廊里（我听说他在顶楼有个临时办公室）。我做着关于他的白日梦，幻想着他走进办公室，我们在这里闲聊起来，然后从闲聊变成一起喝一杯，甚至一起吃晚餐。虽然现在听起来感觉我像个跟踪狂，但那时我真的在谷歌上搜索过他的信息，查询关于他的学术论文的网站，还在脸书上找他的主页。我想弄清楚他为什么能打动我。是他身上忧郁的气质吗？我本不是个忧郁的人，没有任何吸引人的特别之处，没有悲惨的过去，也没谈过轰轰烈烈的恋爱，没体验过心碎的感觉。我的前两段感情都是好聚好散。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平淡，冷静，能够掌控自己生活的人。我是代驾司机，是管理员，是一个靠谱的女人。
第二次和他相遇是在市区一个商场里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我们的一个系主任出版了一部关于德里达[8]什么的大部头，我们必须出席。当我在地下室看见他从临时吧台那里拿了杯红酒时，我的心悬了起来。他没有理会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大声说笑的人，而是在诗歌区漫步，飞快地喝着酒。
我迟疑了一下，向克里斯沃表示歉意，她给了我一个会意的眼神，于是我便走向他，我以前从来没这样不矜持过。“嘿！”
很明显，他正努力地想我是谁，而我也竭力地想隐藏自己的失望。在我的幻想里，我给他留下的印象和他给我的印象一样深刻。他有些勉强地向我咧嘴一笑，说：“你是我的学生吧？”
“不是，我在办公室工作。”
“当然，很抱歉。”他尴尬地笑了笑。
这时，一个身上戴满珠宝首饰、穿了一件和服似的衣服的女人（卡拉）突然来到我们身边。“马克，你在这儿呀。快来见见阿卜杜勒，他是个超级粉丝。”
马克试图介绍我——这也真够尴尬的，因为他还不知道我的名字——但还没等他说完，卡拉就把他拉走了。我觉得她不是故意失礼的。她很敏感，一定是觉察出了我和马克之间有些情愫在萌发。
在问答环节，我在屋子的后排找了座位坐下，和他只有几排的距离。他回过身看了我一眼，似乎感受到了我落在他背上的目光，然后冲我淡淡一笑。当克里斯沃和朋友们动身去长街喝东西时，我找了个借口留下来，但也找不到机会接近他；马克被卡拉的小团体牢牢吸引着，我却没有勇气加入他们的谈话。在花掉很多钱买了一堆不需要或者不想要的书之后，我离开了那里。可是我的车，那辆原本属于我母亲的破旧的菲亚特，竟然在停车场凭空消失了。我吓得魂不附体，却依然抱有一丝希望，也许是记错了停车的位置。于是我在路上跑了几个来回，仔细地搜寻路边，还是没找到。我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书店外抽烟的人群旁边。
我手里拿着车钥匙，不知所措地在那里站了一分多钟。
忽然，有人碰了下我的胳膊。“又见面啦！”
是马克。我看着他，一下子哭了出来。
他带我去警察局做了笔录，然后送我回家。就在我家外面，我们坐在车里聊了好几个小时。那一晚，我们无话不谈。我给他讲述我的童年，那时的我害怕自己不够优秀、不能成为作家，那却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他则和我谈着他妻子长期的病痛和他失败的婚姻。那是他唯一一次在关于佐伊的问题上对我如此坦诚。他告诉我他的全部：他的负罪感、他的痛苦，以及他是如何在一个充满失落感和怨恨的世界里求生；发生了那么多事，生活依旧要继续，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现在才知道，他之所以对我毫无保留，是因为在那个阶段我们只是稍微熟悉的陌生人。自那之后，唯有被问起，他才会说一些关于佐伊的事。可我仍然能感觉到她的存在，无声无息、如影随形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每日每夜，每分每秒。
那一晚过去两天后，我们第一次一起过夜。三周之后，我便搬去和他同居。之后又过了两个月，我发现自己可能怀孕了。
登上飞机的那一刻，我们两个人都觉得瞬间轻松起来。我一直在提醒自己：我们很安全，他们不可能找到这儿来。我们都没有睡觉。整个旅程中，我们喝了太多金汤力，谈论着我们要去哪里，去看什么。我憧憬着在香榭丽舍大街漫步，给海登挑选一件别致的法国套装，我们的计划是睡个懒觉，然后去饭店享受美食。我们到达了戴高乐机场的巴黎郊区快线车站，很疲惫却很快乐。尽管寒冬的气息让我们直打冷战，车窗外景色萧条——那些铁轨沿线的松垮破败的小屋、丑陋的涂鸦，还有那些新的功能型楼盘——这一切也没有破坏我的心情。在列车停靠的第一站，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手拿麦克风，另一只手拉着一个拖车上的扬声器，正在费劲地登上车。他用法语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然后按下扬声器的按钮，嘈杂的混音版《抱歉太难》的伴奏在车厢中响起。他开始唱歌的时候，我斜眼看了眼马克。那人的嗓音不错，可是在英语歌词的发音上有很大困难，特别是“sorry”这个词；而且，他唱着唱着似乎开始编造歌词。马克靠近我，咧着嘴笑逐颜开，低声耳语说：“人家错了啦（sowwy），斯蒂芬。”
然后我俩都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我笑出了眼泪。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一个快乐的开始。我们在喧闹的皮加勒广场站下了车，沿着下坡的小路走进迷宫一样的公寓区，途经一个被摩托车环绕的咖啡馆林立的小广场，我们向左拐进一条更窄的路，它看起来更像是主路。大部分住宅楼的外墙都是统一的米白色，而厚厚的楼门都漆着鲜艳的颜色。虽然许多户人家都关着窗户，我们也能在各处看到里面藏着的独特风格和生活情趣：明亮的窗前花箱，亚光的黄铜栏杆以及金属板间透出的金色光芒。
在我们找公寓的时候，旅行开始变得扫兴。“我们找的是16号。”马克边说边看着贴在每家门口对讲机旁边的号码。
我们找到了15号、17号和18号，却不见16号。我们又折了回去，发现唯一可能的就是绿色大门上钉着褪色的“出租”字样的那间。我推了下门，以为是锁着的，结果它咯吱一声就开了，一片阴暗的院子展现在眼前。院墙的砖长满了青苔，显得很破败，其中一面墙上挂了一排贴着标签的木头邮箱。我们搜寻着珀蒂的名字，按照他们最新的邮件所写，公寓的钥匙就放在他们的邮箱里。钥匙很容易就找到了：因为其他的名字都已经褪色且难以辨认。我们一找到钥匙，就向院子远处两扇肮脏的玻璃门奔去，马克敲入珀蒂家对讲机的密码。门咔嗒一声开了，我们走进一个狭窄的门厅，一个落满灰尘的折叠式婴儿车叠放在墙边。登上几级镶着肮脏的米色瓷砖的台阶后，我们来到一个狭窄的旋转楼梯下，一股放置很久的残羹剩饭发霉的味道扑面而来。
“三楼。”马克边说边拿起两个行李箱。
我伸手按灯的开关，可我们头上的楼梯间还是一片漆黑。马克想起来用手机的光照明。四周一片寂静，只能听到我们踩在木楼梯上发出的笨重的脚步声。我发现自己在用耳语说话：“环境有点糟糕，不是吗？”
“公共住宅区都是这样。”马克喘着粗气答道。提行李耗费了他的体力，让他上气不接下气。我们明明是在往楼上走，却感觉一直在下降，好像每走一步空气就愈加沉重。我举着手机照明，马克费力地和门锁较着劲。在连续几分钟失败的尝试之后，只听咔嗒一声，门开了。
我想说一进屋我就感觉不对劲。但是，当我摸索着按下电灯开关后，才真正感到了深深的失望。屋内的窗户全部被遮挡，公寓里根本没有自然光。珀蒂夫妇看上去年轻又有活力，我原本期待这会是一间风格独特、重新装修的公寓，有着雪白的墙壁、雅致的装饰画以及时尚简约的家具。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公寓是七十年代的装修风格，而且破败不堪。棕色灯芯绒面料的沙发上钉着脏兮兮的橘色松木扶手，电视机是九十年代的老古董；墙边胡乱堆放着用棕色胶带封住的纸箱；茶几下面卷着一只脏袜子，仿佛珀蒂夫妇俩离开得很匆忙。可至少这里很温暖，太温暖了。我脱掉了卡拉的大衣。
“我们一定是找错了，这里简直就是垃圾场。”我低声说。
“钥匙是对的，而且门牌上写着3B呢。”
“这些公寓会不会都用同样的锁？”
“等一下，我再确认一下。”
马克又回到走廊，我站在屋子中间。沙发上的一张单独框起来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照片中有一位脸上长着雀斑的少女，一头乌黑的鬈发拂过双颊。她梨涡浅笑，但是眼神空洞。仔细观察后，我发现那只是批量生产的填充画框的印刷画。
“肯定就是这间了。”他试着挤出笑容说，“嘿！也不是太糟糕吧。”
“真的？”我咧嘴笑着，让他知道我感谢他试图让气氛重新变得轻松起来。
“这里已经足够大了。巴黎的大多数公寓只有鞋盒那么大。”
我在地板上拖着脚走着，说：“他们本应该特意打扫一下的。”
“是呀，也不用太多时间。”他坐到沙发上，掏出了iPad。
“你要干吗？”
“我想连接一下Wi-Fi，可以吗？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
“我要去小便。”
“好，你自己可以吗？”他戏谑着说。
“哈哈！”
事实上，浴室里倒是有我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个虎脚浴缸（搭着图片中出现的紫红色毛巾，排水孔旁边蜷缩着一根灰色的阴毛），但还是和客厅一样让人失望。墙上贴着公共厕所里那种白色瓷砖，陶瓷水盆上布满裂纹和锈迹，天花板上生了一大块黑色的霉点。马桶的水箱因为挂满了水垢而呈铁青色；虽然坐便器看起来很干净，可是在我亲手消过毒之前，我不准备坐在上面（和它有任何接触）。于是，我用双脚支撑着大腿，悬空半蹲在坐便器上方，忍受着大腿酸痛。仅有一卷很薄且劣质、易碎的厕纸，像学校的厕所才会使用的那种。我想起在伍尔沃斯为珀蒂夫妇买的十二卷三层厕纸，感到既心疼又怨恨。
我的身体开始感受到时差的影响：眩晕感让我视线模糊，地板似乎开始倾斜。我摇摇晃晃地走回客厅。马克正低头，皱着眉盯着iPad。我再次尝试给妈妈发短信，但是显示无法发送消息。
“我不明白。上飞机之前我已经开通了漫游。也许是这里没有信号或是其他什么原因？”
马克没有抬头：“我们在巴黎的中心，怎么可能会没有信号？”
“至少有Wi-Fi，对不对？”
“没——”
“什么？肯定有的。珀蒂他们没告诉你密码吗？”
“我查了下用户名列表，上面没有他们的名字。唯一一个信号强的账户需要密码。一定是这楼里其他住户家的。”
“真是太‘棒’了。”
“可能需要重启一下调制解调器。”
“它在哪儿呢？”
“肯定在屋子里的某个地方。”
老古董电视周围的架子都是空的，我便去卧室查看，衣柜锁住了，于是又去厨房，那里和浴室一样破旧而疏于打理：剥落的油布毯，一台老旧的嗡嗡作响的冰箱，还有用令人不安的深色木头做的橱柜。我能找到的仅有的几样家用电器是一把损坏的电水壶，一只电熨斗和一台咖啡机（水壶已经破裂了）。
“没有调制解调器，除非是锁在什么地方了。我怎么和家人联系呢？”
“咱们先安顿下来，睡一觉，然后再想办法，好吗？”还没等我同意，他就踢掉鞋子，轻轻走进了卧室。我紧随其后。
“可是万一紧急情况发生怎么办？海登生病了怎么办？万一他们需要马上联系我们怎么办？”恐惧感再次袭来。
“她不会有事的。你知道她被你爸妈宠坏了。”马克躺在床上，敲打着床垫说，“还不错。被单都挺干净的。”他抓起一个枕头，闻了一下，“一股发霉的味道。”然后他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这一切糟透了。我怒火中烧。
“马克，你不能听我说吗？我要给海登打电话！”我知道自己在无理取闹，但是我控制不住。我没意识到旅行让我多么疲惫，而马克对我和海登的感情指手画脚终于让我忍无可忍。好像我们旅途中所有的乐趣都只是幻觉，而这个偏执的泼妇才是真正的我。
马克没有向我发火，而是眨了下眼睛，爬起来，环抱住我。“嘿……”他轻抚着我的脖子，像我们初识时常做的那样。他的衬衫上散发着汗臭和飞机餐的味道，但是我并不介意。“她很好。海登很好。我们洗个澡，睡一觉，然后就去找一个有Wi-Fi的咖啡馆。我说到做到。我会联系珀蒂夫妇，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也可以给你爸妈打电话。”
我挣脱了他的怀抱，说：“我不知道，马克。这地方……我们真打算在这里住一周吗？”我看着贴在衣柜门上的穿衣镜中的自己。我看起来比以前更胖、更矮；我的头发很油腻，脸有些浮肿且面色苍白，就像个矮胖的小巨人。“这栋公寓的正门……任何人都能进来。压根没上锁。”
他听后皱了下眉头。“斯蒂芬，别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看看情况。我们随时都能去住宾馆。”但是他和我都很清楚，我们根本没钱住宾馆。
他再一次躺在床上，拍了拍身旁的地方。“快来。”
我犹豫着，最终听从了他的话。床垫很舒服，这倒还不错。马克摸索着拉起我的手。才一会儿的工夫，他轻轻的鼾声便响了起来，留下我一个人盯着污迹斑斑的天花板。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但是我记得自己是被什么惊醒的：拳头砸公寓房门的砰砰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