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 需要说明的是，我做的北京人访谈，尤其是深入访谈，并未被全部收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之中。最近几年，我还与其他人合作有《宣武区消失之前》《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大历史·小人物》等围绕北京城和北京人的口述史专著，已分别由北京出版集团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对常人春、常寿春兄弟的口述访谈，也正在编辑之中。
注2 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如赖惠敏：《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1997年版；［美］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刘小萌：《爱新觉罗家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
注3 这个简述主要依据胡启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宗室人口史料概述》与鞠德源：《清代皇族人口册籍》，均载李中清、郭松义：《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注4 关于1935年《宗谱》介绍，见刘冰：《爱新觉罗宗谱》，载《图书馆学刊》2011年第1期。
注5 乌兰(女)，蒙古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乔吉是她的丈夫。
注6 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满学专家爱新觉罗·启孮教授》，载《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46页。此外，金先生在《情寄第二故乡——我在内大的二十五年》一文中也提到此事，载纪念文集“附录”，140页。
注7 这里所说的爱新觉罗家族的行辈字，仅仅限于道光帝之子而不及其他。“溥、毓、恒、启”四字是道光帝亲选的。
注8 该照片选自《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
注9 该世系表主要根据金启孮《记荣府史的成书》、乌拉熙春《荣亲王府的文化史》(均载《爱新觉罗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编撰。
注10 关于分府制度：皇子到15岁(虚岁)左右，便要搬出大内接受爵秩，称为分府。皇子授封分府后，其居室、服用、设官、俸禄给养由内务府负责，各按爵位等第拨给。因为他们得到的爵位一般都是亲王、郡王，至少也是贝勒、贝子，所以习惯上亦称为拨王制度。拨王制度开始于康熙六年(1667年)。这一年年初，顺治帝的第二子福全亦即康熙之兄被封为和硕裕亲王。经康熙帝批准，为适应新的受爵分封制度而产生的拨王制度正式出台：康熙六年奏准，凡分封皇子，各按爵秩，奏简领侍卫内大臣，内府总管，会同该旗办理。应给旗下满洲、蒙古、汉军佐领，并内府三旗佐领、内管领，应给府第，候旨指给……又定：“凡畿辅旗庄，国初颁赐已定，厥后皇子分封、公主赠嫁，皆取诸内府庄田”，这就是说，分府王公们的田地、人丁等等，都是要从内务府皇庄和各应差人丁中拨付的。而且一经拨出，相关的庄头、庄丁便由“随王之旗分佐领代管”。有关各爵位拨给的田庄、人丁数后来曾有变化，但其来源和性质始终未变。见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1198“亲王以下分给户丁庄园分例”。
注11 兆祥所，是清代皇子们的居所。皇子在受封完婚后，就会分府出宫。但兆祥所位于紫禁城，未见圆明园中也有兆祥所的记载。
注12 溥心畬(1896—1963)，即溥儒，初字仲衡，改字心畬。溥心畬之父载滢为奕次子。其长兄过继给了伯父载澂，袭了王爵；排行老二的溥心畬与三弟溥德奉母定居北京。溥心畬曾留学德国，诗文、书画皆有成就。画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及书法，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誉，又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1949年10月18日，新中国成立不久，溥心畬藏在一艘小船里，从上海冒险偷渡至舟山群岛(当时舟山仍为蒋军所据)，又从舟山辗转赴台，并于台湾师范大学执教。1963年11月溥心畬患鼻咽癌在台北病故，享年68岁，葬于阳明山。
注13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秋，应张道藩之邀与齐白石等人到达南京，举办溥儒、齐白石联合画展。经张真夫推荐，被蒋介石指定为满族“国大代表”。 1947年从南京开会后回到北平发起组织了“满族文化协进会”，城近郊区有数千人登记入会。1948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行宪“国民大会”，溥儒、唐君武和金启孮之父金光平等人当选为代表。溥儒在会上发言，阐述了满族人的悲惨处境，呼吁明文规定满族平等地位,引起广大满族同胞的强烈共鸣。
注14 关于八线法手卷，金先生在《怀念宗长——溥儒心畬对满族的贡献——北平满族协会怀旧》一文中有详细说明，载台湾满族协会编《满族文化》第22期，1996年版。
注15 该府位于今北京复兴门立交桥东南的鲍家街43号，这座昔日太平湖畔的府邸作为荣王府前后共计66年，经历了清代乾、嘉、道三朝，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该府邸被另赐醇亲王为醇王府。
注16 道光三十年荣亲王府被另赐给道光第七子、醇亲王奕，奕之子载湉即生于此府，后载湉即帝位，改元光绪，该府遂成为潜邸。按清制，光绪继位后醇亲王必须从此府迁出，所以醇亲王原在太平湖的这个王府便称为南府，后海北沿的新王府称北府。
注17 朝阳大学：民国时期著名法科大学。创办于1913年9月，设法、商二科，称民国大学，1916年改名为朝阳大学，校址在东直门内海运仓。是我国法学摇篮之一。享有盛誉，世称“南有东吴，北有朝阳”，1949年改建为中国政法大学，1950年2月，中央决定将中国政法大学和华北大学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为人大初建时设立的八大系科之一。
注18 该照片选自恒煦、启孮、乌拉熙春著：《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
注19 点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新中国成立后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最后一部《宋史》出版为止，历时20年，其中还跨越了“文革”十年的动荡岁月，经历了文化浩劫。数十位专家学者先后会集于北京中华书局，逐句校点，集体定稿。基本上选用了当时最好的底本，改正错字，校补遗缺，加注新式标点，划分段落，并撰写了内容翔实的校勘记，使中国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以更准确、更清晰的面目出现。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出版问世之后，各种旧版本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几乎全部被替代，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其中《金史》由傅乐焕点校，“文革”期间傅乐焕去世，1971年后改由张政烺继其事。遗憾的是，我做口述时，还未及问到金光平点校的《金史》是否留存，与傅、张二人的点校是否曾经对照。
注20 金启孮先生的父亲金光平于1912年袭爵镇国公。
注21 金先生这篇口述中多次提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却未明说这年发生的具体事件。这年1月蒋介石宣布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4月二次北伐开始，5月张作霖北京军政府召开最高紧急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北伐军第二军团进入北京城。6月2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4次会议议决，北京改名北平。
注22 京师图书馆是1909年9月9日由清政府批准兴建的，首任监督是四品翰林院编修缪荃孙，馆舍设在北京什刹海后海北岸广化寺。清亡后京师图书馆由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并将其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于1912年8月27日开馆接待读者。1917年国立京师图书馆移到方家胡同(原国子监南学旧址)，1928年7月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舍迁至中南海居仁堂，1931年在北海公园西岸的文津街馆舍落成(现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
注23 关于中、日等国学者对《女真译语》和资料的研究，金光平、金启孮父子合著的《女真文字研究概况》一文有具体详细的阐述，载《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104页。
注24 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二所。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即由原来的一所、二所合并而成。
注25 北平市立五中位于东城区，始建于1928年5月。据1938年6月《北平市各级中小学调查·调查资料第1号》统计，七七事变之后，北平的市立中学计有省立高级中学1所，市立中学校5所，市立女子中学2所。见陈兆肆：《日伪统治时期北平的中小学教育》，载《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2月，102页。
注26 池内宏(いけうちひろし，1878—1952)，日本历史学家、东洋史学家，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出生于日本东京府(现东京都)，祖父为儒学名家池内大学。1913年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1916年任副教授，1922年，以论文《鲜初东北境和女真的关系》获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1925年任教授。1937年成为帝国学士院会员。1939年转任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朝鲜、满洲(中国东北部)的古代和中世纪史。著有《文禄庆长的役》《日本上代史的一研究》《满鲜史研究》等。
注27 三上次男(MikamiTsugio, 1907—1987)，日本著名金史、女真史学家，陶瓷学家。出生于京都府宫津市，193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为池内宏的主要弟子。1932—1933年，由日本外务省属东亚考古学会派往中国留学。1933—1936年升入东京大学大学院深造。三四十年代频频来中国东北地区从事高句丽、渤海遗迹调查。1949年为东京大学教授。历任日本考古学会会长、东洋陶瓷学会会长、中近东文化中心理事长等要职。对金史、女真史、中国东北地区考古学、陶瓷学均有精深研究。在金史、女真史方面有大量著作，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1937年发表《金代女真之研究》，因在女真社会构成的研究上有突破，被当时日本学术界誉为这一领域的“高峰”。中国学者刘浦江在1999年出版的《辽金史论》自序中感叹说：“据我看来，直到今天，中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
注28 该照片选自《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
注29 这里的胜利系指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
注30 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次日，段祺瑞有致冯玉祥等电(1924年11月5日)：“北京冯总司令，孙副司令鉴：之密。顷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宫逊政，非征服可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住万寿山之条，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可也。”冯玉祥却复电说：“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电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溥仪出宫后图谋恢复优待条件史料》，载《历史档案》2000年1月，67页。冯玉祥答复见吴锡祺：《记溥仪出宫》，载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但所转引的段祺瑞电文略有出入。
注31 关于没收旗地旗产的问题，金启孮先生有《清代王公府属旗地——取租情况和清理始末》一文结合自己家族的情况详记其事，其中提到清代王公旗地的性质是：“清代各府所属旗地，是随着封爵的官产，并不属于王公私有，每一王公分府时，都拨给一批旗地，数目视爵位的高低不等。如果得罪革爵，则旗地连同所居府邸要一并交官，只有另置的私产例外。”特别提到民国十三年甲子之变，冯玉祥既接收了清宫财富，翌年张作霖又清理旗产，令各府将旗地租账(包括老账、新账)统交民国财政厅清理变卖，只把王公坟地园寝没算在内，而是令交款税契留置(封建社会得罪被抄家者，也不没收坟地)等事，与本次口述所说略同。并引录民国十六年(1927年)六月一日《顺天时报》所登清理旗产的官产处公告。载《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232-236页。并见台湾满族协会编《满族文化》第20期，1994年版。
注32 乌素图，是蒙古语，意为“有水的地方”。乌素图召坐落在大青山南麓，呼和浩特市郊区攸攸板乡乌素图村西沟口的台地上，距市区西北13公里处，实际上是当地旧有的7座寺庙的总称。因它们相距不远，毗邻相连，又地处乌素图村旁，所以统称乌素图召。
注33 三家子村位于黑龙江西部，嫩江东岸。该村一直是满族聚居地，直到20 世纪 60年代初，满语仍被作为交际工具使用，满族的诸多文化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仍有部分满族老人能够较流利完整地用满语表达，三家子村也就因此成为国内外学者进行满语、满族文化调查研究的重要基地。1962年内蒙古大学组织调查组，由清格尔泰先生带队，对三家子村的满族语言文化进行系统调查，金启孮先生也是满族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此次调查工作为期 2个月 (1961 年8—9 月)，收集了一些宝贵资料，金先生在此调查基础上写出《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德国汉堡，1984年)一书，这是首次对保存现代满语的满族聚居村屯进行调查的成果，他不仅把满洲尚存的满族村落公之于世，而且抢救了被学术界认为早已不复存在的“活的满语”这一文化遗产。1984译为德文本出版，在世界满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该文从调查到成果出版，竟然整整相隔了２０年。
注34 清格尔泰(1924—2013)，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今赤峰市宁城县)人，蒙古族著名的语言学家、蒙古语言研究开拓者和奠基人，内蒙古大学教授。主持创建了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中国第一个蒙古语言学硕士点、博士点和蒙古语言文学培养基地。出版专著《蒙文文法》《现代蒙古语》，组织编写了《蒙汉词典》《蒙汉语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契丹小字研究》等著作10多部。对蒙汉文化交流，蒙古语的研究和发展，现代蒙古语的进步有着卓越的贡献。1961年带队到三家子调查后，也曾撰有论文：《满洲语口语语音》，载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专刊》，1982年版。
注35 策棱(1672—1750)，博尔济吉特氏，成吉思汗嫡裔，蒙古喀尔喀部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准噶尔部台吉噶尔丹举兵侵入喀尔喀﹐策棱偕祖母格楚勒哈屯﹑弟恭格喇布坦投奔清朝。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娶和硕纯悫公主，授贝子品级、和硕额驸，从征准噶尔有功。雍正间，进封多罗郡王、和硕亲王，因战功卓著﹐被清廷赐号“超勇”，佩定边左副将军印。从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策棱一直驻防漠北，对北方边境的安宁，起着重要作用。成衮扎布(1750—1771)为策棱长子。
注36 关于此事，金先生在《情寄第二故乡——我在内大的二十五年》一文中记述更为详细：“建校之初(内大建于1958年)，北京蒙古王公家中祖先画像、行乐图、战绩图、蒙文档案仍有不少保存，我建议内大全部收购，我愿当中间人。但因当时正集中力量编写革命史，未能采纳此建议。60年代初，我回京探亲时听说许多重要蒙古王公画像，通过琉璃厂已流向国外，曾两三夜未曾安眠，痛惜之心，至今未已。” 载《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1998年版，141页。
注37 《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388页。
注38 《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21页。
注39 《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32页。
注40 《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1页。
注41 《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1页。
注42 《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9页。
注43 塔拜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六子，为庶妃钮祜禄氏所生，一生平淡。死后追封辅国公。
注44 学院胡同为东西走向，东到太平桥大街，西到复兴门北顺城街。明朝称提学察院胡同，因为胡同内有提学察院衙署而得名。清朝改称学院胡同。20世纪90年代道路改造后，曾更名为学院小街。但最终仍定名为学院胡同。
注45 卧佛寺街位于今复兴门附近，今已不存。1956年打通的西单至复兴门路段工程中，卧佛寺街、邱祖胡同与报子街被夷为平地，长安街与复兴门外大街得以贯通，卧佛寺街、邱祖胡同和东西观音寺街等都融入了长安街。卧佛寺街里原来确有寺院，但却不叫卧佛寺，而被称为鹫峰寺，即唐朝时的淤泥寺，建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鹫峰寺后殿，供奉有一尊卧佛，卧佛寺街即由此得名。鹫峰寺每逢冬季舍粥，救济乞丐和城市贫民。1972年，在复兴门门洞原址修建北京市城区第一座立交桥，鹫峰寺彻底消失。今天的百盛商场和工艺美术馆所在地就是鹫峰寺旧址。
注46 毓女士的说法与家谱记载不同，当时访谈者未觉察，由于毓女士已去世，这里只好存疑。
注47 这里提到的华北电业公司，与毓女士家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她父亲与她前夫都曾任职于此。它是北京最早的民族资本电业公司，初名华商电灯公司，筹建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前门西顺城街 26号(今前门西大街 41号的北京供电局地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1月 25日正式对外供电营业。主要供应官府衙门、军政机关、工商企业及富家大户用电和繁华路段路灯照明。后规模日益扩大，自 1906—1938年，华商电灯有限公司共兴办了 32年。为北京的电力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940年日伪时期，华商电灯公司被强行收购，改为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1946年国民政府接管北京的电业，成立冀北电力公司。1949年后仍称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但遍阅股东名单，并没查到有人姓年。
注48 板头，即把儿头，两把头，清代满族妇女的典型发式，也称“旗头”“把儿头”或“一字头”。将全部头发绾于颅顶，束起，再分成两缕，缠成两把，在头顶梳成一横长式发髻，贯以扁方，脑后余发梳成燕尾。最初是已婚者发式，后来年纪稍大者亦可梳，不再拘于已婚未婚。
注49 施今墨(1881—1969)，祖籍浙江萧山区，为民国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另三位是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
注50 长安大戏院建于1937年，原址位于北京西单。
注51 康世恩(1915—1995)，河北怀安人。中国石油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开拓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石油工业部部长。1935年在河北省立北平高中读书时，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学习，同年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常委。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5年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党委书记，北京石油管理总局局长。任副部长时还兼任大庆油田会战指挥部总指挥等职，20世纪60年代初参与领导和直接指挥了大庆石油会战。之后又组织指挥胜利、大港、辽河等石油会战。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石油基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石油工业的面貌。1979年11月25日，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海面上翻沉，72人遇难身亡，直接经济损失3735万元，当时主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对这一事故没有认真对待和及时处理，在国务院领导工作中负有重要责任，决定给予记大过的处分。是建国以来受记大过处分的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人。1995年4月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0岁。
注52 1952年2月毛泽东签发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19军57师成建制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1952年8月1日，57师在汉中北校场举行隆重的“石油师”命名典礼和誓师大会。“石油师”整编成3个团，一团去延安枣园学习钻井技术，二团赴玉门学习基建工程，三团在汉中就地进行训练。半年过后，“石油师”官兵全部奔赴石油战线，成为当时石油工业的生力军。当时全国所有石油工人加在一起不到1万人，石油专业技术力量十分薄弱，“石油师”为石油战线增加了近8000人。1956年，鉴于解放军的建制序列已不存在，1956年57师党委向总参报告，经批准撤销了部队番号。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军事、半军事管理传统，可以说就是源于石油师，就连用语也带着浓重的军队色彩，如勘探开发油气田叫“会战”，一场会战总会“拿下”一个油气田。油田叫战区，领导机构叫指挥部，领导叫指挥。一个阶段叫一个战役，每次战役都要比武打擂，都要总结表彰，骑马戴花升旗夺杯，等等。
注53 延长县十里村是1907年9月成立的“延长石油官厂”所在地，当时在这里打出的就是中国陆地上第一口油井，史称“延一井”。此井钻采成功，标志着中国工业开采石油的开始，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油的历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石油部召开大型会议时，来自全国各大油田的领导中一半都来自延长石油厂。“延一井”作为中国油田开发技术的一块试验田，为之后玉门、克拉玛依、大庆等油田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由于特殊的地质条件和历史原因，一大批人才也在这里得到锻炼和磨砺之后，分赴全国各大油田。被誉为中国石油工业的“黄埔军校”。
注54 1960年1月，石油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准备加快松辽地区勘探和油田开发，集中石油系统力量，“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当年2月13日，石油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石油会战由此开始。三四月间，石油系统37个厂矿、院校组织人员自带设备，国务院一些部门人员、当年退伍的解放军战士和转业军官，组成石油大军进入东北松嫩平原，展开了石油大会战，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喊出“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仅用3年半的时间就探明了面积达860多平方公里的特大油田，建成年产原油500万吨的生产能力，生产原油1166.2万吨，占全国同期原油产量的51.3%。为国家积累资金3.5亿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
注55 胜利油田是在华北地区早期找油的基础上发现并发展起来的。1961年4月16日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村附近打出了第一口工业油流井——华八井，标志着胜利油田被发现；1962年9月23日，东营地区营2井获日产555吨的高产油流，这是当时全国日产量最高的一口油井，胜利油田早期称为“九二三厂”即由此而来；1964年1月25日，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在这里展开了继大庆石油会战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标志着胜利油田大规模勘探开发建设开始；1965年1月25日，在东营胜利村钻探的坨11井发现85米的巨厚油层。1月31日，坨11井喜获日产1134吨高产油流，全国第一口千吨井诞生。胜利油田由此得名。
注56 大港油田东临渤海，西接冀中平原，东南与山东毗邻，北至津唐交界处，地跨津、冀、鲁3省市的25个区、市、县。勘探开发建设始于1964年1月，勘探开发总面积18716平方千米。
注57 华北油田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的简称，1975 年投入勘探开发，1976 年华北油田会战指挥部成立，后更名为华北石油管理局。
注58 灵光寺，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翠微山东部西山八大处，是八大处的第二处寺院，始建于唐代大历年间(公元766至779年)，因供奉释迦牟尼佛牙舍利而闻名于世，成为中外佛教徒朝拜的中心之一。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现由中国佛教协会派僧人管理。
注59 奕(1833—1898)是道光帝旻宁第六子、咸丰帝奕的异母弟。咸丰元年(1851年)奕訢即位，封奕訢为恭亲王。是晚清诸王中见识才干都首屈一指的人物。同治年间曾总揽军、政、外交大权于一身，赏食亲王双俸，其亲王爵“世袭罔替”，也因权势过大，终遭慈禧疑忌而被罢黜，在家赋闲十年之久，光绪二十年(1884)被重新起用，14年后病殁，享年67岁。
注60 于岱岩、路地主编：《现代满族书画家传略》，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注61 这次访谈，是由王楚云先生替我联系的，特此致谢。
注62 启骧是雍正帝九世孙，原在建筑部门和基建工程兵工作，为高级工程师。1985年50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名人传记》(2004年3月版)曾以《“皇室”入党第一人》为题对他进行了报道：“回想起自己入党的曲折经历，启骧动情地说：‘中国共产党能够把末代皇帝溥仪改造成为新中国的公民，我一辈子投身在解放军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也百炼成钢了！’”启骧如今以“当代著名书法艺术家”著称于世。所谓“皇室入党第一人”，显然有误。事实上，早于启骧入党的爱新觉罗皇室远远不止毓蕴兄妹两人。个别媒体宣传时的夸大其词和不负责任由此可见一斑。又按，毓蕴本人口述所谓解放初期加入共产党的只有她与其兄两人的说法也不准确，本书中另一被访人毓旗的祖父，系端华后人，不仅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已入党，还是共产党在河北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参见下面第四篇毓旗的口述：《没写入书中的历史》)。而笔者在《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采访的毓臻，也是40年代就去了延安，她的哥哥比她去得更早并早已入党。但毓蕴此说还是可以理解的，爱新觉罗宗室到清末时已经是一个为数庞大的人群，近代以来停修《玉牒》，人数就更难统计，除了来往比较密切的皇族小圈子之外，对于其他人的情况确实很难尽知。
注63 这里说的“服中生子”一事，指的是溥佑之母即载滢的侧福晋生子时，正赶上载滢之父亦即恭亲王的丧事。所以不得不将溥佑过继出去。因此皇族《玉牒》中只记载滢三子而未载溥佑。单士元作《恭王府沿革考略》时所附的恭亲王世系表即无溥佑的名字(见1938年《辅仁学志》)。有关溥佑的这一段经历，郭招金《末代皇帝的子孙》一书中收有他对溥佑之子毓君彦(君彦是字，名毓崟，即毓蕴之兄)的专访《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访恭亲王曾孙毓君彦》(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据该文后面的记载，说此文作于1987年春，距今已经20年。此后到2002年再有采访毓崟的文章，虽也提到毓崟是溥佑的儿子，却只说他“从小在恭王府长大”，其余经历则只字不提了。参见杨葆山：《末代皇族中的共产党员——访退休干部爱新觉罗·毓崟》(《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3日)。又按，毓崟是1960年入党的，晚于其妹毓蕴。
注64 溥心畬(1896—1963)，名儒，字心畬。恭亲王奕訢之孙，载滢之子，溥伟之弟。诗书画三绝的文人画家。早年毕业于北平政法大学，继于青岛威廉帝国研究院专攻西洋文学史。后隐居北京西山戒台寺，自号西山逸士、旧王孙。潜心钻研文艺，尤其是中国画的学习。复迁西山颐和园，专攻经史小学。抗日战争期间，靠卖画度日，曾任中国画评议。1949年迁台湾，以书画自给。
注65 恭忠亲王奕病逝于1898年，溥佑出生于1899年。按照清代制度，在守孝三年内出生者，无法呈报宗人府备案。溥佑于10岁时过继清太祖哲嗣饶余敏郡王阿巴泰的后人。
注66 这里指的就是郭招金文《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访恭亲王曾孙毓君彦》，参见上文注释。
注67 《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文中称，溥佑出生后在恭王府养了10年才被过继出去，过继的那家是饶余敏郡王阿巴泰(努尔哈赤第七子)一支的后人，但是第多少代后裔已经搞不清楚了。当时这家确实只有一个老祖母，家在城北鼓楼附近。冯其利先生也给我讲述过这段故事，他说人称溥佑为“黑三爷”，并说此事现在饶余敏郡王的后人已经几乎无人知道了。
注68 对于毓蕴老所述溥佑这段经历，其兄毓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过继以后很自由，没有恭王府内那么多规矩，念书也没那么严格”而已。见《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182页。但毓崟也承认，溥佑在学问上很一般，远远比不上他的哥哥溥儒和弟弟溥僡。
注69 毓蕴的哥哥毓崟对于在恭王府的那段生活有着与毓蕴颇为不同的感受，《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中记：“虽说是过继出去的人，但恭王府上下对他一家仍很热情。他在府内可以和小孩到处玩，留下许多美好的童年回忆。”(183页)
注70 溥伟将恭王府卖给辅仁大学是在1926年，溥心畬31岁，毓蕴应该是8岁。据《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记毓崟的说法，其母逝世于1937年，毓崟和毓蕴兄妹便是在此年重新回到恭王府的。(183—184页)但毓蕴说她母亲在她16岁时去世，如果以虚岁计，应该是死于1933年，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误差，不详。
注71 五爷指道光的第五子奕誴，封为惇(dūn)恪(kè)亲王，他是咸丰的弟弟，恭亲王的哥哥。关于他的故事传说，可参见本书后文何秉钧的口述。
注72 启骧，字腾伯，生于1935年。清雍正帝第九代孙。毕业于北京市土木建筑工程学校，后在北京城市建设学院学习。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师职高级工程师，1997年被聘为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兼职教授。是当代中国传统书法传承人。其作品已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国际奥委会博物馆、天安门城楼、钓鱼台国宾馆、毛主席纪念堂等单位及国内外广为珍藏。
注73 引自冯其利：《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3页。
注74 Mark Elliott 现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研究领域也是清史与满族史, 与我相同。我为毓旗先生做访谈时，他恰好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听说后便兴冲冲地跟随前往。
注75 《清史稿·肃顺传》：“肃顺方护文宗梓宫在途，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枻往逮，遇诸密云，夜就行馆捕之，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谳上，罪皆凌迟。赐载垣、端华自尽，斩肃顺于市。”按载垣为第一代怡亲王胤祥四世孙，康熙帝之裔，属近支宗室，排在载字辈。端华属远房宗室，故不排字，但郑亲王爵为“世袭罔替”八大铁帽之一。
注76 《清史稿》对肃顺的评价：“肃顺以宗潢疏属，特见倚用，治事严刻。其尤负谤者，杀耆英、柏葰及户部诸狱，以执法论，诸人罪固应得，第持之者不免有私嫌于其间耳。其赞画军事，所见实出在廷诸臣上，削平寇乱，于此肇基，功不可没也。自庚申议和后，恭亲王为中外所系望，肃顺等不图和衷共济，而数阻返跸。文宗既崩，冀怙权位于一时，以此罹罪。赫赫爰书，其能逭乎？”
注77 事实上，按照清人习惯，对于宗室，本来也并不在前面冠以“爱新觉罗”，清代皇族也并不自称为“爱新觉罗·某某”。清代旗人有“称名不举姓”之说，姓，满语称哈拉(hala)，可作“氏族”解，人们互相打招呼时会问“您什么哈拉”，即属于哪个氏族之义，但如果竟直将氏族道出来，却不符合习惯。对此，启功先生在《启功口述历史》中曾称：“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北京师范大学2004年版)这又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的了。
注78 清宗室爵位，在清入关前的崇德元年(1635年)确定为九等，入关后于顺治六年(1649年)又厘定为十二等，依次为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亲王、郡王嫡福晋(即嫡妻)所生子，年满20岁，由宗人府请旨考试，亲王子可封世子，郡王子可封长子，以待袭爵。
注79 宗人府，清代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机构。
注80 诰命：指清代皇帝对五品以上官员及世爵承袭罔替者封赠的文书。
注81 端华死后，爵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奉旨赏还郑亲王世爵，由承志承袭。
注82 庚子年，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拳乱”系指义和团运动，为扑灭这场运动，英、法等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仓皇西逃，北京城经历了一场大劫难。
注83 辛亥革命后，清帝同意退位，并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优待条件，内容有三，一款为《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二款为《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三款为《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这里提到的，当系第二款中的第三条，即皇族私产一体保护。所谓皇族私产，应该亦包括皇室在京畿以及关外的旗地庄园。但这些条款最终未能落实。参见本书首篇对金启孮的访谈录。
注84 毓旗在这里有口误，实际上讲的是《红楼梦》第13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中，秦可卿托梦王熙凤一事。原文如下：“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亦不有典卖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
注85 晏阳初(1890—1990)，四川巴中人。中国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曾在美国耶鲁大学等处留学，回国后即致力于平民教育和社会改造工作。提倡“识字、生计、文艺、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以治旧中国的“贫、愚、弱、私”四大痼疾，首创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湖南长沙、河北定县、重庆北碚以及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等国推进平民教育。其中的定县试验十年(1926—1936)，是晏氏“平民教育”理论和方法的全方位系统实践。到1935年，“平教会”工作人员已达500余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并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学调查与统计工作，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县为单位的实地社会调查，内容务实且较为完备，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平教运动”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不得不中止，此后晏阳初南下，在重庆等地仍继续推行他的实验。直至1950年移居美国。参见张高：《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85年10月14日。 按，当时从事这样的平民教育运动和实地调查的代表人物及组织除晏阳初之外，还有梁漱溟(实验区在山东省邹平)、陶行知(南京晓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江苏省昆山徐公桥)，以及燕京大学(北平清河)等。
注86 高蠡暴动：1932年8月由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的高阳、蠡县地区策划的一场农民暴动。暴动在蠡县宋家庄发起，收缴反动武装枪支，张贴保属革命委员会布告和游击队十大纲领，斗地主，砸盐店，并在高阳县北辛庄成立了高蠡地方苏维埃政府和河北省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拥有300余人，120多支枪。后被安国驻军白凤翔部包围，队伍被打散，17人牺牲，9人被捕。坚持5天的高蠡暴动失败。
注87 这里提到的是1959年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冤案。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黄指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指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周指周小舟，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的“大跃进”引发了一连串的灾难，也引起党内外人士的怀疑与忧虑。1959年7—8月，中共在庐山召开会议，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经过实地考察后，向毛泽东呈递“意见书”，批评1958年以来的“左”倾冒进错误，毛却认为他是向党进攻，对他展开批判，由于黄、张、周等人在会上发言表示了对彭德怀信中内容的赞同，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并作出《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并随即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不但党外不同政见者被打击，党内的不同政见者也迭遭清洗，全国经济冒进错误日益严重。毓旗的姥爷应当就是在此次反右倾运动中被牵连的。
注88 清风店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发生于河北省保定以北清风店地区的一场战役。1947年秋，中共晋察冀野战军在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保定以北地区向当地国民党军发起攻势，坐镇北平的蒋介石急令驻石家庄的第3军军长罗历戎率所部第7师及第16军第22师1个团北上保定，被包围在清风店，经过激战，国民党第3军军部、第7师主力及第22师1个团被全歼，罗历戎被俘。毓旗此处对国民党军队的记忆恐怕有误，应为第3军而非第6军。
注89 头发胡同，位于西城宣武门内，东口直达宣内大街，西口是南沟沿(今佟麟阁路)。
注90 冯其利先生在《清代王爷坟》中对郑王坟所做的实地考察，与毓旗这里所叙大致不差，但更详细些。据冯先生说，郑王坟的范围是东到五路居，南至两家店，西为高庄，北边营会寺，占地2顷24亩3分。坟地以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立祖。在虎皮大墙之内，由一座大山子隔开，分成东西“衙门”，葬有9位王爷。郑亲王端华之墓位于西衙门。又，冯先生还谈到，郑王坟的坟户有24家，护卫章京原由马家、安家担任，还有高、孟、宫等姓，亦与毓旗的叙述基本相符。详见《清代王爷坟》，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26—29页。
注91 世袭罔替，清代爵位世袭多有代数限制，大多每过一代便降一等。但有八家可以不限代永准承袭，称为“世袭罔替”的“八家铁帽子王”，分别是：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庄亲王硕塞、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到清中后期，乾隆帝将康熙十三子怡贤亲王允祥，同治帝将恭亲王奕訢，光绪帝将醇亲王奕和庆亲王奕劻，也封为“世袭罔替”。所以清朝便有了十二家铁帽子王。
注92 毓旗这里所述，均有史料可证。舒尔哈齐(1564—1611)，努尔哈赤同母弟，曾在明总兵李成梁手下当差，政治态度上一直倾向于明。1611年被囚禁死去。顺治十年(1653年)被追封为和硕庄亲王，已是他死后42年了。舒尔哈齐有子9人。
注93 关于巴赛、巴尔堪之事，可参见本文附录：毓旗之女淑绀所作《巴尔堪、巴赛二事小考》。
注94 巴尔堪和巴赛是父子，其中巴尔堪是济尔哈朗第四子，初授辅国将军，康熙十九年(1680年)征耿精忠军时因创发卒于军。其子巴赛袭父爵，曾署黑龙江将军、任宁古塔将军，征噶尔丹时阵亡，据载，噶尔丹策零的部众曾举着巴赛的黄带子(清宗室均佩带黄带以为标志)以示清军：“汝宗室为我所杀矣。”巴尔堪、巴赛的简亲王爵的确都是后来追封的，但清代官书从未提及这样两位卓有战功的宗室的王爵何以如此之低，毓旗的解释是家族传说，也是很有意思的。参见《清史稿》卷215，8954—8955页。
注95 朱舜水，名之瑜，字鲁屿，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早年绝意仕进，清顺治元年(1644年)，南明福王朱由崧两次诏征授职，亦不受。顺治四年至十五年(1647年—1658年)，4次东渡日本借兵，以图恢复明室，均未成。途中辗转安南、交趾(均今越南)等地，历尽艰险。其间，南明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多次诏征授职，俱力辞不受。顺治十六年(1659年)，受郑成功、张煌言邀，返国抗清，败后复流亡日本。常面向故乡泣血，背朝北方切齿。1665年，被日本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聘为宾师，迎至水户讲学。光国亲受业为其弟子。其余藩侯藩士，请业的很多。他为学重实际效用和事功，与黄宗羲、顾炎武相似。学术思想对当时日本和后来明治维新有很大影响。1682年卒于日本，享年83岁。
注96 云南省弥勒县志编纂委员会：《弥勒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1页。
注97 穆彰阿等：《嘉庆大清一统志》，卷491，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6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649页。
注98 赵尔巽：《清史稿》卷215列传二诸王一《巴尔堪》，中华书局1977年版，8954页。
注99 《喇布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文渊阁影印四库全书》第454册，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111页。
注100 《清史稿》卷215，《喇布传》，8951页。
注101 《巴尔堪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 203—204页。
注102 《横格宗谱》，《宗室王公功绩表传》， 42页。
注103 《爱新觉罗宗谱》丁册，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8332—8333页。
注104 “十九年春，将军赵良栋自略阳破阳平关，克成都。王进宝自凤县破武关，取汉中。王屏籓走保宁，师从之，战于锦屏山，薄城，屏籓自杀。保宁下，进克顺庆。将军吴丹、提督徐治都自巫山克夔州、重庆，杨来嘉、谭弘先后降。察尼攻辰龙关，出间道袭破之，克辰州。杨宝廕、崔世禄皆降。彰泰师克沅州，吴应麒、胡国柱走贵阳。上召勒尔锦、察尼还京师，趣彰泰与穆占、蔡毓荣等自沅州，喇布自南宁，吴丹、赵良栋自遵义，三道并进。世璠令应麒与王会、高启隆、夏国相合兵入四川，掠泸州、叙州，进陷永宁。谭弘复叛，陷夔州。上复趣彰泰速下贵阳，命赉塔为平南大将军，尽护广西诸军。吴丹坐不援永宁，罢，命赵良栋尽护四川诸军，仍三道入云南。世璠召会、启隆、国相自四川还援贵阳，令马宝、胡国柱等掠四川……二十年，十月克昆明城。”见赵尔巽：《清史稿》列传261《吴三桂》，12849—12850页。
注105 “九年，偕傅尔丹驻科布多。六月，噶尔丹策零纠贼三万来犯，傅尔丹偕巴赛至扎克赛河，获贼二十余人，讯之言贼不满千，在察罕哈达游牧尚隔三日程，傅尔丹令移营和通呼尔哈诺尔。贼兵两万伏山谷，伺我军甫移突出，蒙古兵俱溃，收满洲兵四千作方营，护辎重，退渡哈尔哈纳河，登山列阵。贼复踵至，傅尔丹居右，仍回科布多。巴赛与副将军查弼纳居左，越岭至河滨力战，没于阵，年六十有九。”见《巴赛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205页。
注106 赵尔巽：《清史稿》卷298，列传85《查弼纳传》，10412页。
注107 蒙古族通史编写组：《蒙古族通史》中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311页。
注108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55页。
注109 因为孙奇通阿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被封为和硕简亲王，巴尔堪于乾隆十七年八月追封和硕简亲王，巴赛于乾隆十七年十二月追封和硕简亲王。(《爱新觉罗宗谱·丁册》8333、8336页)
注110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定：“闲散宗室均赐给四品顶戴，四品武职补服。”(《清高宗实录》卷1164，43—46页)他们虽有四品顶戴，但只是个空衔，并无四品官衔，也得不到四品官的俸饷。清代闲散宗室的待遇简略说就是，凡年满20岁，经报准后，每月给养赡银3两，每年给养赡米45斛。按清代京旗马甲的待遇是月银3两，岁米24斛，也就是说，一个四品宗室每年仅比一个马甲多21斛米。(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卷1，33页)
注111 《爱新觉罗宗谱》甲册，250页。
注112 《爱新觉罗宗谱》甲册，324页。
注113 金女士是佟鸿举先生替我联系到的，我第一次为金女士做访谈时他也在场，特此致谢。
注114 《拆房拆出乾隆古碑》晨报讯 记者 薛冰。日前，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部学生樊煜给本报打来电话：校园里拆房拆出一座乾隆时期的石碑。她说：我以前是学考古的，这个石碑是文物。记者赶到政法大学，见到了碑身和驮碑的乌龟已经分离，横卧在废墟中。碑身四周雕刻的盘龙栩栩如生，碑中间是汉文和满文，上书“原任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碑文”，落款是“乾隆四十七年”，估算起来，已有200多年历史。住在附近的杨先生说：以前这里是平房，碑身埋在房子下，只有龟头露在外面，他小时候经常在这儿玩，却不知道还有个碑在里面。海淀区文物管理所的焦晋林说：这是清朝的圣旨碑，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应该保护起来，但目前只能请学校给予一定的保护。
注115 弘晌碑拓片可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4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137页。
注116 穷西北套，参见附图。
注117 张秃子胡同现改名叫长图治胡同，位于西城区新街口大四条中街。
注118 载涛(1887—1970)，字叔源，号野云，光绪十三年(1887年)，生于北京。和硕醇贤亲王奕第7子，过继为钟郡王奕詥嗣子，光绪帝同父异母弟，宣统帝溥仪之七叔。人称涛七爷。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袭贝勒。三十四年(1908年)12月加郡王衔。清廷新设禁卫军后，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曾任军咨大臣并掌管禁卫军，后任蒙古镶黄旗都统。1912年1月，与载洵等组织宗社党；3月，宗社党解散。1917年7月，张勋复辟，任为禁卫军司令。1918年，徐世昌任为将军。1927年6月，任翊卫使。1929年，迫于生计将贝勒府卖给当时的辅仁大学。1931年1月，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难会议会员。日军侵华期间，拒绝到伪满洲国任职。1949年后历任国家民委委员、北京市民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70年9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本书中有多人多次提到这位涛七爷。
注119 当家子：指本家，同宗族的人。
注120 永泰寺为胡同，因胡同内原有永泰寺得名，位于西城区北部，东起西章胡同，西到前牛角胡同，原称永泰寺，1965年改名为永泰胡同。永泰寺始建年代不清楚，新中国成立后为一工厂所占。
注121 蓝靛厂位于北京西直门外长河西岸。从清朝迄至民国，一直是京西的著名市镇。清朝时曾屯聚八旗重兵，是京师八旗“外三营”之一即外火器营营房的所在地。
注122 陈宗蕃《燕都丛考》：“禄米仓大街以禄米仓得名，清时为仓储之所，民国以来改为陆军被服厂。”(223页)
注123 这里所说的修谱，即1935年由溥仪颁旨所修的《爱新觉罗家族宗谱》。
注124 这里说的松树胡同，应为东松树胡同，东西向，位于和平门十字路口东北角。
注125 住对月：旧俗，结婚满一个月后，新媳妇要回娘家住一个月。此俗流行于满族和很多汉族地区。
注126 制作办丧事用的纸活，称为“糊烧活”，承接这样活计的店铺称冥衣铺。老北京人办丧事，需要大量的纸活冥器，包括“接三”用的车马、箱子，“送库”用的“一楼二库四杠箱”，“五七”用的纸伞，六十天用的纸船，纸糊的死者生前喜好的古玩玉器，等等。这里提到的有关丧礼习俗可详见常人春：《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
注127 “烧伞”：老北京传说亡人到“五七”(即第35天)时，在阴曹地府要过五殿阎君一关。五殿阎君是包公转来的，他一生无女，很喜爱女儿和花朵，因此如果亡人能用插上花朵的伞盖遮住身子，让包公误以为是少女，不加盘查就可以顺利过关，所以丧家照例由姑奶奶(已出嫁的女儿)出钱糊一把伞，并插上5朵石榴花送到坟地焚化，叫烧伞。
注128 摄政王府指的是第二代醇亲王载沣的府邸，亦称醇亲王北府，位于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因载沣在清末担任过监国摄政王，又称摄政王府。现正院为卫生部使用，西花园为宋庆龄故居。
注129 在有关老北京旧日市井生活的各种书籍文章中，对晓市多有提及，但叙述全面者不多，唯北平市社会局印行的《北平市工商业概况》(民国廿一年，1932年)一书的说明比较完整，兹引录如下：“晓市概皆寅集辰散，各行商贩，均按时集合，作数小时之交易，即行散去。一曰零物市，有两处：一在德胜门内、一在崇外唐洗伯街，行话呼为北市南市。大而木器布匹，小而洋钉报纸，贵而金珠玉器，贱而烂铁残铜，凡属食用之品，几无一不备。中以打鼓者向各处所收零星旧物为多。每日清晨，城中商伙及摊贩，前往觅购，如蚁赴膻。以售者皆欲低价脱手，购者即各抱其目的以求博得余利也。二曰果子市，有三处：一在德胜门内，一在崇外药王庙，一在前门外。外来之干果鲜果，皆先集其中，凡大小干鲜果业，胥于天将明时，携筐负袋，孳孳往购，不厌辛劳。三曰糖市，有两处：一在德胜门、一在朝阳门，多系本市糖房出品。惟螺丝糖棍糖、论斤发卖、余则以块计。外有糕点饼干，或论块，或论包。一经贩卖，约可得十分三之利。本小利大，小贩多趋之。四曰耍货市，即附在前外果子市及两糖市。系采用竹木铅铁或玻璃纸张，制成小孩玩耍之物，多出于贫家妇女之手，售价极贱，小贩日往贩卖，借度生活。五曰粮市，有三处：一在西珠市口，一在广安门大街，一在西直门外。为粮栈与粮店交易之所。六曰菜市，有三处：一在广安门，一在天桥，一在阜成门，为菜户与菜贩常年交易之地。凡兹所列皆以商贩交易为限，其他类似者从略。”(682页)这里提到的，便是位于德胜门内的北市。
注130 四清运动，指1963年—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该运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农村乃至全国形势作了“左”的估计。四清内容，在农村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期在城乡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该项运动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受错误打击和处理，为“文革”的发动做了准备。
注131 溥四爷即溥任(1918—2014)，载沣第四子，末代皇帝溥仪的四弟。又名金友之，1918年9月生于北京什刹海北岸摄政王府。1947年他创办北京竞业小学，至1968年退休。曾任北京市第七、八、九届政协委员。退休后致力清史研究，发表了《晚清皇子生活与读书习武》《纳兰性德与〈通志堂集〉》《清季王府于饮食医疗偏见》《醇亲王府回忆》等文，还整理了其父载沣的《使德日记》等。
注132 太舟坞位于今海淀区温泉镇。
注133 沈万三是元末明初人，号称江南第一豪富，《元史演义》中称为“财神爷”。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南京都城的三分之一都是他捐资修筑的，但不久后即惹怒了朱元璋，被发配到云南充军，死于云南。有关他的传说虽然很多，但大多数都不足凭信，何况他既不是清朝人，也从未到过北京。
注134 圣济堂位于西直门内大街，也是京城著名的老字号药店之一，据说创立于1860年。
注135 《六言》，即《六言杂字》，是中国古代专为学童编写的用于启蒙教育的课本之一。内容包括农耕、器具、服饰、读书、为人、饮食、手工及商贾等。与“三本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同为应用最广的读本。
注136 本篇的金励衡先生是中央党校岑大利教授为我联系的。她不辞辛苦陪我一同到城南，为金先生做了此次访谈。特此致谢。
注137 郭招金著《末代王朝的子孙》一书中收入了作者对金励衡先生的专访：《曹雪芹好友敦敏是英王之后——访英王阿济格后裔金励衡》(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217—223页)，但重点在叙述自英王到敦敏一系在清朝时的历史，与本书各有侧重。
注138 阿巴亥是女真乌喇部首领满泰的女儿，布占泰的侄女，生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11月努尔哈赤灭海西女真的哈达部，唇亡齿寒，为保住乌喇，布占泰将兄长满泰(此时已死)刚12岁的女儿阿巴亥嫁给努尔哈赤为妻。阿巴亥与努尔哈赤成婚后，很快就获得了努尔哈赤的宠爱。两年后，大妃孟古叶赫那拉氏(皇太极之母，后来被追谥为孝慈高皇后)病逝，努尔哈赤立刻立阿巴亥为大妃。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7月15日，阿巴亥为努尔哈赤生下了第12子阿济格，万历四十年(1612年)10月25日，阿巴亥生下了第14子多尔衮，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2月24日，阿巴亥又生下了第15子多铎。这3个儿子都被努尔哈赤爱如珍宝，将作为后金根本的八旗军队中的三旗交给他们分别掌管。天命十一年(1626年)8月11日努尔哈赤病逝于距沈阳40里的叆鸡堡，死后第2天即8月12日早晨，以皇太极为首的诸王即传努尔哈赤遗诏，要大妃阿巴亥殉死。《太祖武皇帝实录》记：“后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预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之殉。’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遂服礼衣，尽以珠宝饰之，哀谓诸王曰：‘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吾二子多尔衮、多铎，当恩养之。’诸王泣而对曰：‘二幼弟，吾等若无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于是，后于十二日辛亥辰时自尽，寿三十七，乃与帝同柩。”死时37岁。天聪三年(1629年)2月13日，努尔哈赤入葬刚刚建成的沈阳福陵，阿巴亥和努尔哈赤同柩安葬。
注139 《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62页。
注140 《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63页。
注141 《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64页。
注142 《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68页。
注143 《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613页。
注144 《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79页。
注145 《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615页。
注146 阿济格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12子。多尔衮之胞兄，母为大妃阿巴亥。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05年)，顺治元年(1644年)从摄政王多尔衮在山海关之战中大败李自成大顺军，封和硕英亲王《清史稿》卷217“列传四”。
注147 大同是伪满洲国年号，大同元年为公元1932年。
注148 爱新觉罗近支宗室的行辈字，先有“弘永绵奕载”，后有“溥毓恒启”。
注149 清廷规定，只有近支宗室才能按照乾隆等诸帝所定行辈字命名，“其支派稍远者，命名好难不得依此行辈”。所以，有资格按皇帝钦定行字辈命名的，不仅表示他属于天潢贵胄，而且标志他是宗室的亲支近派。而阿济格的后人显然不在此列。参见刘小萌《爱新觉罗家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173页。
注150 马熙运先生(已故)，是满族书法家，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
注151 摄政王多尔衮病重时，阿济格因参与密谋欲承袭摄政王位之事泄露而遭到了幽禁。阿济格的家人和手下都受牵连获罪，不少人被处死、抄家或是鞭责、革职，并由此兴起一场大狱之灾。顺治八年(1651年)10月16日，诸王以阿济格悖乱已极，留之恐贻后患，应立即处死。奏入，顺治帝令其自尽。阿济格杀敌英勇、战绩显赫，为大清朝初期平定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被顺治皇帝赐死。是他头脑简单，性格暴虐，待人狂妄所致，故后人评价英亲王阿济格“剽悍少谋”。《清史稿》卷217“列传四”。
注152 多尔衮，清太祖努尔哈赤第14子，阿巴亥第2子。天命十一年(1626年)封贝勒；天聪二年(1628年)，17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出征，征讨蒙古察哈尔部。因为军功被赐号“墨尔根戴青”，成为正白旗旗主。在崇德六年(1641年)至七年(1642年)的松锦之战中立下卓越战功。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以辅政王身份辅佐皇太极第9子福临即帝位，称摄政王；顺治元年(1644年)指挥清军入关，清朝入主中原，先后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顺治七年(1650年)冬死于塞北狩猎途中，年39岁。多尔衮死后不久，其政敌便纷纷出来翻案，揭发他的大逆之罪，首先议了阿济格的罪，然后正式宣布多尔衮罪状，追夺一切封典，毁墓掘尸。多尔衮多年培植的势力顷刻瓦解。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为其平反，下令为他修复坟茔，恢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 “追谥曰忠，补入玉牒”。 如此铁案又再度被翻了过来。
注153 民国与抗战时期北京的干鲜果业分零售、批发两种。批发商主要为德胜门及大蒋家胡同南两处果市。前者范围小。后者比较繁盛，北平干鲜果十之六七集中于此。各行皆为货栈性质，主要为代客买卖，也有自办自销者。参见《北平工商业概况》，载《北京档案史料》1987年第2期，31页。
注154 檀营地处北京市密云县城东，距县城中心5华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清廷在此处建立八旗驻防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成，为清代畿辅诸驻防点中级别最高(副都统)的单位，额兵最高时，满洲蒙古旗兵连同家口达9000人。1987年撤乡建镇后从穆家峪乡分离出来，设立檀营满族蒙古族乡。是北京市5个少数民族乡之一，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满族蒙古族少数民族乡。2001年我去檀营乡时，村里的旧营遗迹虽已荡然无存，但驻防营格局仍存。2008年再度去时，却拆毁得只剩下几尺长的一段北墙。营房拆光了，在后面的北山上修一个假的满族风情园。
注155 喇叭沟门乡是北京市最北的一个乡，位于怀柔区北90公里，距北京市区150公里。出怀柔区向北到青龙峡就是长城，长城在这里有一个关口，叫河防口，这一带人们所说的“口”就是指此。出“口”有一条河名汤河，沿汤河往北，在称为汤河川的一百多华里的土地上，依次分布着汤河口镇、长哨营满族乡、七道河满族乡(现已与长哨营合并为长哨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等3乡一镇。据1990年全国第4次人口普查统计，3乡一镇共有满族人口8276人，其中以喇叭沟门为最多。汤河川这3乡满族中的彭氏，原是跟随清军入关并被编入内务府镶黄旗的汉人，入关之后，他们被安置在密云、怀柔的深山中，平时承担缴纳野鸡的贡赋，皇帝到热河出巡时也承担沿途扈从的任务。千总与鹰手享受八旗正式甲兵的饷银与岁米，同时也靠耕地为生。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要远低于密云檀营的八旗驻防甲兵，更与如今宣传中提到的何和礼、董鄂妃以及朋春等人全然无关，而且即使在清朝，他们也没有正身旗人的身份，而且不讲满语。详见定宜庄、胡鸿保：《鹰手三旗的后裔：对汤河川彭姓满族的调查与思考》，载《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事实上，除了密云檀营的八旗驻防营之外，今天北京北部山区并无八旗兵丁驻扎，更多的都是如汤河川的彭姓一样，是属于内务府的汉姓人。
注156 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张。
注157 绦儿胡同，旧称西绦儿胡同(北城根、北药王胡同并入)，东直门内与鼓楼大街西以北处于城根之下，多城市贫民，其西部还流传有“穷果子市，烂绦儿巷”之说。
注158 该谱原文是：“存海，光绪四年(1878年)戊寅八月十七日寅时生。嫡母希密勒氏，珠尔松额之女。嫡妻白佳氏，文林之女。”又“铁光，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十二月十六日未时生，嫡母白佳氏，文林之女。嫡妻张佳氏，张全之女。”
注159 敦敏(雍正七年1729年生，卒年不详)、敦诚(雍正十二年1734年生，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卒)是兄弟俩，均为阿济格的5世孙，即金励衡的先祖。二人生前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好友，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因从敦敏的《懋斋诗钞》中找到与曹雪芹相关的重要史料，从此研究《红楼梦》并一发而不可收。
注160 即辅仁大学附中。位于西城区什刹海畔柳荫街。该处原为清朝康熙帝第15子愉郡王府邸，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醇贤亲王奕第7子载涛过继给钟郡王奕詥为嗣，承袭贝勒爵，迁居愉王府，从此称涛贝勒府。1929年辅仁大学附中即设于此府，校长由陈垣兼任。该校1952年改为北京第13中学。
注161 阿济格本是努尔哈赤第12子，但却通称为八王，按大多数人的说法，这指的是他在清初开国诸王排序中列为第8位。阿济格被赐死后，其骨灰埋葬于通惠河畔一处荒凉之地，即今日北京东四环四惠桥西南侧的通惠河北岸，后世称此地为“八王坟”。乾隆十一年(1746年)重修，占地一顷数十亩，规模宏大。辛亥革命后受到严重破坏，多次被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已经破败不堪。而今的八王坟，位于长安街东延长线上，以大望桥(立交桥)为核心，西接建国路，东启京通快速路，南北纵贯西大望路；地铁1号线横穿于此，几十条公交线路在此设站，八王坟长途汽车站也是赫赫有名，使八王坟成为京东近郊地区极其重要的交通枢纽。
注162 胡图礼即敦诚、敦敏的祖父，阿济格的重孙。
注163 百子湾村南是百子湾路，原为土路，多曲折。村亦随之为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北平市图已有其称。百子湾西部的深沟村，原有一条自西向东的深沟。百子湾东部的水南庄，原有黄带子坟，是敦敏家的坟地。
注164 张寿崇是清末军机大臣那桐之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民委副主任等职。关于张寿崇，详见本书下文张寿蓉、张寿崇口述。
注165 敦诚15岁时过继给九叔祖经照为嗣孙。关于绰克都及其孙存耀，可参照冯其利在《寻访京城清王府》中所述：“清末民初，盛京将军绰克都第7子追封辅国公兴绶、后裔奉恩将军存耀(字震亭)住在西铁匠胡同”(75—76页)，金励衡先生对于敦敏、敦诚之事的了解，很可能有些就源于冯先生。但金先生这里所述存耀后来的情况，在冯著中则未见涉及。
注166 据《当代北京大事记》：1950年5月，北京市7500多人赴绥远、察哈尔等省参加农业生产。(30页)
注167 为慈禧代笔的画家叫缪素筠(1841—1918)，名嘉蕙，云南昆明人，是慈禧款绘画的最重要的代笔者。缪素筠入宫后，因惯于官场世故，又加之她唯诺承上，和气对下，故博得上至后妃、下至宫监的一致赞赏，尊称她为“女画师”“缪先生”。而清末宫廷画家屈兆麟则为慈禧代笔画松、鹤、灵芝等。
注168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的12月8日《甘肃日报》的消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据说“城”字后面那个“市”字，是毛泽东亲自修改时加上去的。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还在与报头平行的右上角《毛主席语录》一栏里，发表了毛泽东为推动上山下乡运动所做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场本来是动员城市居民到农村去的宣传，转化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然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同时，城市居民也未能幸免。
注169 这里说的是正觉寺旧址，位于西城区新街口正觉胡同甲4号。
注170 虎列拉，即霍乱，为英文Cholera的日文音译。霍乱与鼠疫一起被列为甲种传染病，曾在中国多次流行，1932年的这次流行是迄今为止最后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本书很多被访者对此都有提到。
注171 《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153页。
注172 《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673页。
注173 《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683页。
注174 杰二爷，即末代皇帝溥仪的二弟溥杰，生于1907年4月16日，故于1994年2月28日。
注175 何先生这里所说的摄政王府，指的就是醇亲王府。该府位于后海北沿。前身是清初大学士明珠的宅第。乾隆五十四年封其11子永瑆为成亲王，并将明珠府赐永瑆。随即按王府规制改建。此府传至毓橚时，被赐予醇亲王奕。奕的原王府在西城区太平湖东里。因光绪帝生于此府，成为潜邸，故光绪继位后醇王必须迁出。为区别，醇王原在太平湖的王府称南府，后海北沿的新王府称北府。醇亲王府一共有两代醇亲王。第一代醇亲王奕，是清朝道光皇帝的第七子，于咸丰十一年9月被封为醇亲王。第二代醇亲王载沣，是第一代醇亲王的儿子，光绪皇帝的弟弟，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宣统朝任摄政王，便是何先生将其称为摄政王府的由来。
注176 代善(1583—1648)，清太祖努尔哈赤次子。曾因作战英勇赐号古英巴图鲁，天命元年(1616年)被封为和硕贝勒，参与国政，为四大贝勒之首，以序称大贝勒。代善领两红旗，即正红旗、镶红旗。崇德元年(1636年)，代善受封“和硕礼亲王”，世袭罔替。代善薨，康熙十年(1671年)，追谥烈。乾隆四十三年(1704年)，配飨太庙。是为“礼烈亲王”。爵位世袭共传10世，有15人袭爵，3人被夺爵。位居12位铁帽子王之首。代善子8，有爵者7：岳讬、硕讬、萨哈璘、瓦克达、玛占、满达海、祜塞。祜塞，初封镇国公，追封惠顺亲王，而满达海袭爵。
注177 瓦克达是代善的第4子，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生，顺治九年(1652年)薨，年47岁。母继福晋叶赫那拉氏，布齐贝勒之女。顺治元年(1644年)，瓦克达随清军入关，顺治三年(1646年)封三等镇国将军。顺治四年(1647年)晋封镇国公。顺治五年(1648年)晋封郡王，加号曰谦，即多罗谦襄郡王。旋代满达海为征西大将军，平定山西反清势力。师还掌工部，预议政。顺治九年(1652年)薨，谥曰襄。瓦克达后人到清末共传袭10代，第十代恩厚袭镇国将军，弟恩荣袭奉恩将军。
注178 Kūwaran，满语，原义为围的围子，后引申为营地、坟地。Kūwaran i da，为营地的首领之义，可译为营长。
注179 清代满洲旧俗，包衣(满语，booi，即家的)人的子女，如未得主人准许开户，即不得离开主家，只能仍为包衣，往往世代相袭，称为家生子。《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对此都有描写。
注180 南苑是元、明、清3代的皇家苑囿，因苑内有永定河故道穿过，地势低洼，泉源密布，形成大片湖泊沼泽，草木繁茂，禽兽、麋鹿聚集,又称“南海子”。清朝入关后，将南海子称为南苑，修建4处行宫、若干庙宇。南苑为禁苑，苑内几乎不住人，不耕种，只有一些维护的人称为海户。南苑一部分作为操兵练武之所，筑晾鹰台，作为检阅台，清帝多次在此校阅八旗军队。平时严禁平民进入，同治年间又于此设神机营。
注181 乐部：清朝雍正、乾隆时期，对宫廷典乐机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乾隆七年(1742年)将神乐署、和声署、掌仪司、銮仪卫析出，组建了乐部。其中和声署：雍正元年(1723年)4月废除乐户贱籍，豁贱为良，此后又采用民间精通音乐之人充当宫廷教坊乐工。雍正七年(1729年)改教坊司为和声署。乾隆七年设置乐部，和声署归之，司殿廷朝会燕飨之乐，归内务府及礼部管辖。太常寺：掌典守坛壝庙社祭祀，其中郊庙祠祭大乐部分，协助神乐署管理，主要分管礼典赞礼、读祝等事宜。乾隆十四年(1749年)定礼部满洲尚书兼管太常寺入衔。至于清雍正、乾隆年间何以要改教坊司之名而创建乐部，有学者认为，建立乐部，不仅打破了入关初期延续明制的做法，对前朝各代逐步形成的宫廷典乐制度也做了诸多改变，是清代礼乐复古性改制中的重要环节，形成了成熟、完备的皇家礼乐体系。参见邱源媛：《清前期宫廷礼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96—146页。
注182 惇亲王，即奕誴(1831—1889)，是道光帝第五子，过继给惇恪亲王绵恺，为惇勤亲王，母祥妃，钮祜禄氏。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辛卯6月15日辰时，仅比咸丰帝奕(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生)晚出生6天。京城民间称为小五爷。同治四年任宗人府宗令。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九卒，谥勤。清华大学驻地原是奕誴王府，民间称小五爷府。据说五爷赋性粗犷，不中绳墨，对外不摆王爷的架子，故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
注183 鬼子六即道光帝第六子、恭亲王奕訢(1833—1898)，咸丰年间任领班军机大臣。辛酉政变后被授予议政王之衔。始终身处权力中心。道光帝第七子、醇贤亲王奕(1840—1891)，是光绪初年军机处的实际控制者。奕与侧福晋所生的五子载沣继承醇亲王封号，载沣的长子溥仪为清朝末代皇帝。2人确实都比这位第五子惇亲王更受重用。
注184 黄带子，清朝的宗室均在身上系黄带子以示与他人的区别。宗室是指太祖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的直系子孙。塔克世生有5子：努尔哈赤、舒尔哈齐、穆尔哈赤、雅尔哈赤与巴雅喇。这5子的子孙都属宗室。努尔哈赤伯叔兄弟的旁系子孙叫觉罗。前者俗称黄带子，后者俗称红带子。
注185 冯玉祥逼宫，指的是1924年北京政变时冯玉祥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一事。
注186 和硕亲王是清朝宗室的第一等爵，并非专属代善一支，和硕礼亲王才是代善被封(清崇德元年，1636年)的爵位，是清代铁帽子王之首。所以何先生祖父改姓和(何)是相当随意的。
注187 清代八旗制度的基层单位是佐领，佐领下设骁骑校(原称分得拨什库)，每佐领一人，正六品。
注188 “八佾舞于庭”出自《论语·八佾篇》：“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是奏乐舞蹈的行列，也是表示社会地位的乐舞等级、规格。一佾指一列8人，八佾八列64人。按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他却用八佾。孔子对于这种破坏周礼等级的僭越行为极为不满，因此，在议论季氏时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注189 吴晓邦(1906—1995), 中国舞蹈家。1906年12月18日生于江苏太仓，20世纪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拓者、播火人,是当今中国舞坛公认的新舞蹈艺术的一代宗师。代表作有《丑表功》《思凡》《饥火》《罂粟花》《虎爷》等。1949年以后曾深入农村和偏远地区，搜集整理中国传统舞蹈的多种资料，先后对江西傩舞、山东曲阜孔庙祭祀乐舞等开展深入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1957年建立了“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第一次对古曲和舞蹈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索，带领他的学生们创作了《春江花月夜》等一批具有学术意义的作品。虽然在当时受到了很多非难，却在30年后，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在《仿唐乐舞》等一系列作品中得到了精神上的继承和延伸。
注190 据光绪《大清会典》卷25，以“祀分三等、斋戒、陈玉帛、荐牲、用乐、佾舞、祝版、祭器、祭品”9项来分述，佾舞方面并没有提到群祀，而在用乐上明确指明群庙不设悬，乐由乐部和声署预备，曰“庆神欢”。可知这并不是专门奏哀乐用的。
注191 吴可读(1812—1879)，字柳堂，号冶樵，汉族，甘肃兰州人。性颖悟，善诗文。以筹建甘肃贡院、尸谏慈禧太后名震朝野。
注192 安双成，锡伯族学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满汉大词典》和《汉满大辞典》主编。
注193 北京话，指双胞胎。
注194 张莉珊，又名张寿蓉，是清末军机大臣那桐之子绍曾的女儿，嫁给庆王奕劻的孙子。按奕劻的长子名载振，载振有2子，长子名溥钟，溥钟之子就是毓定，即张莉珊的丈夫。详见本书下面“宅门儿”中张寿蓉(即张莉珊)的口述。
注195 即今鼓楼西大街149号。原为清醇亲王宅内，依例改建的醇亲王祠，建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1914年改祀关羽、岳飞，遂称关岳庙。1939年重修庙宇，改称武庙。新中国成立后，因达赖喇嘛驻京办事处曾在关岳庙原址上，现作为西藏驻京办事处。
注196 旧时北京共有城门16座，内城9座，外城7座，俗称“内九”“外七”。清朝实行严格的城禁制度，城门均于每日天明开启，傍晚下锁，各城门下锁时都要敲击一种叫“点”的乐器，只有崇文门敲钟。点是铜质，扁平形似朵云，因称为“云牌”，俗称“点”。故老北京有“内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之谚 (参见王永斌：《杂谈老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7年版，333页) 。
注197 “一贯道”与先天道、天理教等，都是起源于明朝中叶，盛行于明末清代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一贯道是清末才兴起的一支。发源于山东，之后拓展至各地。其名始见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取自孔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奉罗教主神无生老母，标榜弥勒佛三阳信仰，并以儒家为中心，主张三教合一。在形式上，夹杂着中国古老的谶纬图说；在组织上，无出家之说，而由俗家信众求道后称为道亲。进入民国后，则又加入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变成五教合一说。“一贯道”曾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一贯道属于反动会道门组织，宣布予以取缔和打击。10月10日，中共发出《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同年12月20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 》发表《坚决取缔一贯道》的社论。 1951年2月21日，中共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其中第8条规定：“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3年以上徒刑。”至此，一贯道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但在中国台湾却有所发展。
注198 苏州码，也叫草码、花码、番仔码、商码。产生于中国的苏州。是中国早期民间的“商业数字”。它脱胎于中国文化历史上的算筹，是阿拉伯数字在我国广泛使用前的一种简便、快捷的记录数码，比汉语数目字简单易学，比汉语大写数字更为简便易行，故能长时间在民间流行。现在在港澳地区的街市、旧式茶餐厅及中药房偶尔仍然可见。在我国南方农村有些地方，在年长的会计人员中，也仍有人在使用这种数码。苏州码作为中国数字文化的一个代表，虽已逐渐消亡，但它在中国数目记录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 。
注199 这里也感谢为我推荐并多次联系秉钧先生的安双成老师和他的夫人。同时感谢帮助我完成这篇访谈的张莉女士。
注200 张莉珊是清末军机大臣那桐的孙女。那桐不姓爱新觉罗，并非皇族，张莉珊所谓皇族，当指她嫁过去的庆亲王家。参见下篇张莉珊与其弟张寿崇的口述。
注201 爱新觉罗家族初入关时并没有按照辈分命名的习惯，直到康熙年间才开始采用汉人按辈分取名的方法。康熙初年，几名皇子曾先后以“承”“保”“长”三字命名，康熙二十年才固定划一采用“胤”字，其中康熙帝之子雍正的名字为胤禛，孙辈用“弘”，曾孙辈用“永”。乾隆时定后人用“永”“绵”“奕”“载”。道光时定了“溥”“毓”“恒”“启”，咸丰时定“焘”“闿”“增”“祺”。1938年修续爱新觉罗氏宗谱的同时，溥仪又添了12个字，“敬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
注202 善耆确有一弟叫善旌(第4子)，为副都统、镇国将军，在《爱新觉罗族谱》甲册1699页上。
注203 燕守平，男，1941年生于江苏，徐州人。北京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奏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于195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20世纪70年代以《杜鹃山》一剧的伴奏成功享誉全国。燕守平的妻子马小曼是京剧旦角演员，马连良之女。
注204 怀塔布(?—1900)，清末大臣。叶赫那拉氏。满洲正蓝旗人。由荫生授刑部主事晋员外郎。历任大仆寺卿、太常寺卿、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内务府大臣。
注205 夏仁虎：《旧京琐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50页。
注206 中堂是宰相的别称。清代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仅为大臣的荣典，习惯上仍称授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拜相，都称为中堂。
注207 那家花园今已经不存，对此可见张寿崇之女张瑗的回忆：“1950年4月，空军司令部要购买此宅院产权。经过协商，准备签订契约。4月24日，家中的长辈和父亲到房管交易所正式签立契约，空军司令部以三千五百匹白布(按当日布价，约合26万元人民币)收购。从这一刻起，那家花园换了新主人。一个星期后，我们虽没有搬出，购房单位已经开始兴工建设。回家后，全家就投入到搬家的准备之中。院内的租户和亲属纷纷搬走，大批的名贵花木及百余只花盆廉价卖给了颐和园。原在家中管理花木的刘师傅也被安排到颐和园管理花木。交房的期限为一个月，时间非常紧张。一方面要收拾东西，一方面要处理家具。很多木器家具或就地拍卖，或存放到闲置的房里(2008年年底，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提到慈禧赐给那桐的紫檀木镶嵌象牙万字不到头的大条案，有可能就是在那次搬家忙乱中流向民间的)。同时，等西堂子胡同三号院的租户迁出后，再抓紧时间安排那里的房屋修缮。紧张的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1950年5月22日，我们举家迁入西堂子胡同三号，从此结束了在‘那园’的生活。这一天祖母哭了……”1952年，中央政务院在园子的西大院部分，建设和平宾馆。东大院在1977年前后被拆除，建成北京市电子计算机中心大楼。剩下的一部分平房院落，被改造成了21个大小不一的院落。见张瑗：《我的父亲张寿崇》，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未公开出版)，2011年版，21—23页。
注208 引自《那桐日记(1890年—1925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
注209 见《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王谢堂前”，此次因重在叙述宅门生活，故未将蒋家姐妹的口述收入本书，而是放在另一部即旗人妇女的口述《胡同里的姑奶奶》中。
注210 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的结构也有过类似的论述：“我们的社会格局……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中心。”《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4页。
注211 主要参照张瑗：《我的父亲张寿崇》和何丽：《寿崇张老政协工作四十年》，载北京市东城区文史资料选编第八辑，1998年版。
注212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对章嘉的记载仅有如下几句：“章嘉，原任厩长，其孙法尔萨原任牧长，元孙常英现系生员……以上俱系世居叶赫地方，系来归年分无考之人。”(卷22，乾隆九年内府刻汉文本，叶24下)
注213 裕禄，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任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旋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0年7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北仓，裕禄自杀。
注214 这里说的三家，指那桐一家、裕禄一家和庆王奕劻一家。清代将皇族女儿均称为格格，四格格是庆王奕劻之女，深得慈禧太后宠爱，慈禧命她长年在宫中陪伴自己。据说奕劻以支庶而能晋封亲王，发迹就从四格格受宠开始。四格格的丈夫是裕禄的第九子，当时皆呼她为熙九太太，张寿蓉姐弟呼她为九姥姥，确实是差两辈。
注215 据《那桐日记》记，那桐的第一个夫人赵氏病逝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月，同年十月，那桐“定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原任六库郎中祥霭亭先生之孙女、继三老爷之女为继室。”(66页)
注216 据《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七月，那桐长女“许字内务府镶黄旗满洲完颜氏崇地山尚书(即崇厚)之次孙、衡阶生观察之次子，名希贤。……诚玉如内兄大媒也。”(256页)可知这些家族相互间作媒通婚的关系。
注217 据《那桐日记》，那桐的第三女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许字成竹铭之子钟山。”(435页)成竹铭即成允，满洲正红旗人，曾任布政使，他是清朝远支宗室即觉罗，所以这里说那桐之女嫁给了皇族也是对的。
注218 这里指的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清室改组的皇族内阁中，奕劻任总理大臣，那桐任协理大臣之事。
注219 铁良，满洲镶白旗人，字宝臣。光绪朝曾去日本考察军事，归国后任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江宁将军。
注220 杨儒，汉军正红旗人，字子通，同治举人。历任驻美兼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和秘鲁公使，俄、奥、荷三国公使等职。1900年沙俄出兵占领东北，翌年1月杨儒出任全权大使赴俄谈判，谈判中俄人提出侵占东北条款，他不受逼迫，拒不签字。1902年死于俄国任所。
注221 张家姐弟之父绍曾，是那桐的独子，乳名宝儿。曾在中国银行任职，为盐业银行第一任董事。据《那桐日记》光绪十八年(1893年)八月廿六日：“今日午正一刻内人生一男，大小人均平安，母亲命乳名宝格；”廿八日：“宝儿三朝，贺客甚多。”(92、93页)
注222 张寿崇有文章记述：“民国初年，我祖父那桐在天津英租界十七号路(今新华路176号)购地数亩建一德式楼房，全家移入，息影津门，但每年春夏仍多回北京居住。”(见张寿崇：《那家花园往事琐谈》，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25—226页)
注223 引自《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
注224 这里指的是巴金(1904—2005)的小说，即《家》《春》《秋》。
注225 奕劻于民国六年(1917年)病故，时年80岁。奕劻生6子，第三、四、六子早殁，载振为长子，系大侧福晋合佳氏所生。凭借奕劻权势，他14岁就被赏给头品顶戴，18岁选在乾清宫行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6岁时任贺英皇加冕典礼专使，到法、比、美、日等国进行访问，有《英轺日记》4册12卷传世(一说为别人代笔)。归国后历任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显职。民国六年大总统黎元洪代替已经逊位的清室下令命载振承袭庆亲王之爵，世袭罔替。
注226 载振有三子：长子溥钟、次子溥锐、三子溥铨。那桐的第五女、第六女即分别嫁给了溥钟与溥锐，那桐的孙女即张寿蓉又嫁给了溥钟之子毓定。这就是所谓的“姑做婆”。
注227 溥仪逊位后庆王携眷避居天津，购买了太监小德张盖的英租界39号路一幢大楼(今重庆道55号)，该住宅占地七亩多，是一所中西合璧式的三层楼房，后又加盖一层作为“影堂”(祖先堂)，包括外围平房共120多间。1949年1月被军管会接管，后来成为中苏友协天津分会会址。参见溥铨：《我父庆亲王载振事略》，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201—216页。
注228 老北京婚俗，新娘起轿后要派新娘的兄弟二人随行于花轿两旁，称为扶轿杆儿。
注229 张寿蓉的二姐嫁的就是增崇之孙奎垣，详见下篇奎垣的口述。
注230 卓王，即蒙古科尔沁部左翼中旗卓哩克图亲王，什锦花园是卓王色旺端多布的在京府邸。贺西伊尔图墨尔根是色旺端多布之子。
注231 世续，字伯轩，生于咸丰三年(1835年)，内务府满洲正黄旗人，索勒豁金氏。光绪举人。曾任内务府大臣兼工部侍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被命留京办事。1906年升任军机大臣。辛亥革命时首赞清帝逊位，并参与磋商优待条件。
注232 岳潜斋的女儿名岳维珍，详见后文刘汝舟口述。
注233 据张寿崇先生解释，这个“贫”并非贫穷的意思，而是指“不大气”“抠抠唆唆”，当时也称为“民气”。
注234 《那桐日记》中多次提到茂如、子言，如记子言，第6 页：“午后箴嫂、明大姑奶奶、子言兄嫂来”、第7页：“子言兄来，未得晤”等。记茂如，如87页：“约古香、茂如、锡侯同饭”、270页：“茂如处出分四十金”“茂如处送圣”等。
注235 即上篇张寿蓉口述提到的姓邓的夫人。
注236 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6张。
注237 这里所说的大侄女，指的是那桐的堂弟那晋之子绍荫的孙女。其父名张润帘。按，张寿椿在这篇口述中谈到的主要是那桐一支的婚姻关系，对于其他几支基本未谈。后来她曾专门与我详细讲述过那晋一支的婚姻关系，但因这部书稿已经完成，未及收录。
注238 豆腐池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宝钞胡同，西至旧鼓楼大街。由于胡同中有杨昌济故居，所以一般提到这个胡同，都以为豆腐池杨家的杨，是指的杨昌济。而事实上这两个“杨”并非一回事。
注239 张寿椿这里说的“二姐夫”就是察奎垣，详见本卷的奎垣口述。
注240 这里说的没错，奕劻确是清高宗弘历第十七子永璘的嫡孙，光绪十年(1884年)命其管理总理衙门。封庆郡王。1894年封庆亲王。
注241 五姑，即那桐的孙女张寿蓉，详见上文张寿蓉口述。
注242 方家胡同西起安定门内大街，与分司厅胡同相邻，东至雍和宫大街，为东西向。公益巷南端接方家胡同，北端接国子监，中间有个90°拐弯，是一个较有特色的小胡同。大经厂位于鼓楼东大街，骑河楼位于北河沿大街，与方家胡同几处都相隔甚近。
注243 这里说的中堂，系指张寿椿之母蒋坤图的祖上蒋攸铦，蒋攸铦是清嘉道时期的名臣，历任两广、四川、两江与直隶总督及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故曰“中堂”。史称其“精敏强识，与人一面一言，阅数十年记忆不爽”。其子蒋霨远官至贵州巡抚(《清史稿》卷366“蒋攸铦传”)。关于蒋攸铦的籍贯和旗分，蒋家后人、北京社会科学院袁熹教授有所考证，认为《清史稿》记载有些舛误，详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蒋亚男、蒋亚娴口述。
注244 关于阎家，详见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蒋亚男、蒋亚娴口述，尤见访谈者按中的注释。阎隆飞(1921— )，生物化学家。北京市人，满族。194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生物系；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历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注245 大头瘟即流行性腮腺炎，也称痄腮。
注246 西安战干团，全名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产物，由蒋介石任团长，副团长为胡宗南，教育长为葛武柒。按团中规定，凡从沦陷区来团青年，大学毕业者经考试合格可编入学员队，中学毕业者编入学生队，年幼儿童编入儿童队。一说这是国民政府为阻截风起云涌奔向陕北的青年潮设立的收容机构，是国民党为与共产党争夺青年而办的，因此一度被定性为“反动组织”。
注247 分司厅小学位于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始建于1914年，始称为“京兆模范小学”，1929年改为河北省立第三模范小学。1935年后因校址位于分司厅胡同，定名为分司厅小学。
注248 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曾用名包括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1951年北洋大学正式更名为天津大学。
注249 按：张寿椿女士的丈夫是汉族。
注250 此表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教授根据张寿蓉、张寿崇姐弟的叙述做成，特此致谢。
注251 参见王钟翰：《内务府世家考》：“明善，字元甫，本姓索氏。内府正黄旗满洲。监生。道光末，外任苏州织造、粤海关监督。咸丰间，内授内务府大臣、崇文门副监督。同治末卒。子文锡，字澍田。继为内务府大臣。孙增崇，字寿臣。亦继为内务府大臣。家住秦老胡同，屋宇多至数百间，世称‘明索’。三世为内务府大臣者，道咸以后只此一家。”(注：《清史列传》卷47，38—39页。按《清史稿》44册，13533页“忠义传”之明善，富察氏；《国朝耆献类征》卷355，13页又有一明善，爱新觉罗氏。是知三人同名，为罕见之事)载《王钟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00页。
注252 《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第五辑“北京满族调查报告”(未刊稿)，79—82页。
注253 《那桐日记(1890年—1925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
注254 秦老胡同，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至南锣鼓巷，与井儿胡同相接。增崇家位于该胡同西头。
注255 见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0页。
注256 按有关索家花园的描述在现今通行的讲述老北京往事的文章中经常可见，兹摘录部分如下：“秦老胡同35号四合院原为清晚期内务府总管大臣索家宅子的花园部分。索氏后代是曾崇，因曾崇的儿媳妇为清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之姨，故民间流传这所房子是‘皇后的姥姥家’。该院原本是索宅的花园，名曰‘绮园’，至今院内假山上仍有‘绮园’二字的刻石。原院内除假山、水池、桥、亭等建筑以外，还有一仿江南园林建筑——船形敞轩，这敞轩底部似一大船，造型独特，使花园不同流俗……现为北京市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确如察先生所说为以讹传讹，且增崇也不是“曾崇”。
注257 关于卖给包家一事，详见本书下面包义、包平的口述。
注258 奎垣先生的这位在华比银行做事的六叔，当年曾与华比银行总经理柯鸿年的两个少爷以及同仁堂乐家的乐元可等，并称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之一，经常在一起谈艺论画，说古道今。按，关于京城这“八大少”，在本书出版前夕，又得橘玄雅先生来信相告，可作补充：“八大少里两位是柯家的，四位是乐家的，另外两位是旗人。一位是索家的‘索六爷’，另一位网上资料上说是内务府出身的唐子炎，其实就是唐海炘。唐海炘是户部侍郎长叙独子都统志锜的二公子，也就是瑾妃和珍妃的本家侄子，所以并非是内务府出身。据说唐海炘这人极为‘会玩’，京戏等等也十分精通，与当时个别宗室王公的阿哥们、蒙古那王之子、王齐贤、王世襄、朱家溍等世家子弟皆为‘玩伴’。”在此谨向橘玄雅先生致谢。又按，华比银行(Belgian Bank)成立于1902年，总行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同年12月在上海设分行，后陆续在天津、北京、汉口、重庆等地设立分行。该行首重在中国投资铁路，专营承揽铁路借款。1956年申请停业清理，1976年正式停业。
注259 十一叔是奎垣的叔叔。
注260 这里说的喜塔腊氏，即上篇张寿蓉口述中提到的裕禄家，后姓奚。
注261 这句话出自当年老北京的一首童谣：“钟楼高，鼓楼矮，假充万岁袁世凯，铜子儿改老钱，铁棍打老袁。”铁棍即指铁良。铁良自1906年任陆军部尚书起，就与袁世凯争夺北洋新军的统帅权，后又与善耆等皇族成员一起组织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清朝亡后又进行过一系列复辟活动，故民间有这样的童谣。
注262 这里指的是清朝内务府大臣绍英家。绍英(1861—1925)字越千，满洲镶黄旗人，马佳氏。绍英于宣统间任度支部侍郎，辛亥革命后，为溥仪宫中的内务府大臣。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把绍英称为“恭顺”“出名的胆小怕事的人”，是伴随清廷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遗老”之一。马佳氏枝繁叶茂，人口众多，祖上出过辅佐大清有功的大将军图海、礼部尚书升寅。绍英的爷爷升寅进京赶考后，一直定居在朝阳门内南小街新鲜胡同。绍英有两个儿子，长子世杰，次子世良，由于其兄绍彝没有孩子，所以世良被过继给绍彝。这里说的奎垣的十一叔所娶的，就是马世杰的女儿。
注263 蒋中堂系指清代光绪年间大学士崇礼。崇礼字受之，汉军正白旗人，姓姜氏，误传其姓蒋，而称蒋四爷。其住宅在东四六条西口内，门牌63号、65号。
注264 亮果厂位于东城区西部。东起美术馆后街，西至北河沿大街。
注265 见《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初二日：“大女许字内务府镶黄旗满洲完颜氏崇地山尚书之次孙、衡阶生观察之次子，名希贤，号少阶，行三，现年廿岁。家有母在，胞兄弟四人……下有一弟也……诚玉如内兄大媒也。”(256页)所说希贤之弟，即奎垣先生所说的立贤，也与增崇家结亲。
注266 乾隆帝长子永璜死后被追封为定亲王，由他的次子绵恩袭爵。绵恩之子奕绍、孙载铨均为亲王，曾孙溥煦降袭郡王，溥煦之子毓朗降袭贝勒，这就是奎垣的外祖父。毓朗曾任军机大臣，在清末是比较开明的人物。润麒即郭布罗·润麒(1912—2007)，既是溥仪皇后婉容的弟弟，其夫人又是溥仪的亲妹妹韫颖。
注267 关于刘家与刘贡南，详见本书附录《“当铺刘”今昔——刘汝舟口述》。
注268 这里奎垣先生引用的，是传奇小说《迷楼记》中所叙的一个故事。写隋炀帝晚年沉湎女色，修筑迷楼，选后宫和良家女数千，居住宫中，宫女无数，后宫不得进御者亦极众。后宫女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经于栋下。臂悬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进帝，乃诗也。其中《自伤》一首云：“初入承明殿，深深报未央。长门七八载，无复见君王。春寒入骨清，独卧愁空房，飒履步庭下，幽怀空感伤。平日新爱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弃，命薄何可量？君恩实疏远，妾意徒彷徨。家岂无骨肉，偏亲老北堂。此身无羽翼，何计出高墙？性命诚所重，弃割良可伤。悬帛朱栋上，肝肠如沸汤。引颈又自惜，有若丝牵肠。毅然就死地，从此归冥乡！” 帝见其诗，反复伤感，酷好其文，乃令乐府歌之。(《迷楼记》收入《说郛》《古今逸史》《古今说海》等。见《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注269 察家这套四合院“献”给石油部之后又一次变得十分有名，据称：“自余秋里搬到这儿后，这个胡同的名字在石油战线几乎无人不晓，因为他和战友们创造的‘秦老胡同’工作方式，影响了共和国整个石油工业的发展方向。不夸张地讲，石油部后来的所有重要决策都是在这‘秦老胡同’的‘侃大山’中形成和完善的。”
注270 继指继禄，奎指奎俊，均为清朝时的内务府总管。参见本文附录察存耆：《关于光绪之死》中的记载。
注271 刘槐庭和刘贡南不是父子，是爷孙。刘槐庭的儿子名刘禹臣，参见后面对刘汝舟的访谈。
注272 刘汝舟所说他的祖父、父亲的名、号都与奎垣这里所述不同，可能是奎垣这里的记忆有误。
注273 马大人胡同现名育群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四北大街。
注274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伊犁将军，部署了一支以驻防满、蒙八旗为主体，辅之以绿营兵，以及厄鲁特、索伦、锡伯等兵丁组成的军队。其中锡伯、索伦兵均由东北移驻，但当时并未编入八旗。同治朝新疆爆发“回乱”，时间持续十六年之久(1862—1877)，伊犁两座满城相继失陷，伊犁亦被俄人侵占。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率兵征西，将伊犁收复。翌年恢复伊犁满营建制，将惠远、惠宁两城满营并为一营，称旧满营，后又从锡伯营中挑选千人，和部分索伦兵一起，组成新满营。奎垣先生这里虽然只有简短几句，但内容大致不差，说明他对新疆这段历史相当熟悉，估计是从婉容的弟弟润麒那里听说的。又按，清代索伦，包括今达斡尔族和部分鄂温克族人。
注275 这样的记录在《那桐日记》每年正月的最初几天都有，以光绪十七年(1891年)为例，新正月初一日，午刻饭毕出门拜客四十余家，酉刻归。初二日拜客二十余家归。初三日午刻出门拜客六十余家，酉刻归。初四日午刻出门拜客四十家，酉刻归。到初十日方止，等等。(43—44页)再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七日记：“午后拜西北城客五十八家。计八日之间，已拜过五百数十家矣。”(264页)
注276 《那桐日记》民国二年(1913年)十一月八日记：“晚吃张治菜两桌。”(759页)
注277 张治确有其人，见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从前宴会，皆由大饭庄承办。至光绪间，庖人之精烹调者，各立门户，自出应堂会，各种菜品多新颖出色，有黄厨、贾厨、谦益堂刘厨及张治四家最盛。张氏专应各伶人私寓酒席；刘氏专应京官公讌；黄、贾二氏内外城宅第多用之。后皆自开设饭庄，则生意反不振矣。”(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59页)
注278 如《那桐日记》光绪十九年(1893年)八月初五日记：“晚瑞裕如、成芝田送福全馆果席一桌。”(121页)
注279 我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据传光绪朝著名京剧老生、戏界均称“大老板”的程长庚，就是在秦老胡同文索宅(察家)演堂会时，因与孙菊仙争气，一昼夜连演四本《取南郡》，劳累得病，未数月遂卒的。另有民国初年潘镜芙、陈墨香撰《梨园外史》，记咸同以来数十年优伶故事，其中多有提到秦老胡同明善、文索之处，文中记“明善家一个月里头，至少要唱二十来天的戏”(第七回)，虽为小说，但也相当真实地反映出秦老胡同明善家在当时北京的知名程度和盛况。我问他家是否有戏台，原因也出自于此。又按，世怡先生也几次向我提到《梨园外史》一书和书中讲述的明索家故事，限于篇幅和本书主题，有关这本书的谈话此处不赘。
注280 这里说的十三个有名的唱戏的，当是指“同光十三绝”画中的十三位著名昆曲与京剧演员。按“同光十三绝”，据一般说法，是在清代光绪年间，由画师沈蓉圃以彩色绘制的这十三名演员的剧装画像。所绘十三位演员之面目毕肖，神情逼真，服装、化装写实传真，为研究京剧史的珍贵资料。画中从左至右分别为：郝兰田饰《行路训子》之康氏；张胜奎饰《一捧雪》之莫成；梅巧玲饰《雁门关》之萧太后；刘赶三饰《探亲家》之乡下妈妈；余紫云饰《彩楼配》之王宝钏；程长庚饰《群英会》之鲁肃；徐小香饰《群英会》之周瑜；时小福饰《桑园会》之罗敷；杨鸣玉饰《思志诚》之闵天亮；卢胜奎饰《战北原》之诸葛亮；朱莲芬饰《玉簪记》之陈妙常；谭鑫培饰《恶虎村》之黄天霸；杨月楼饰《四郎探母》之杨延辉。我为刘曾复先生所做访谈时，他说目前流传的许多说法并不准确，这并不是沈蓉圃的原图。我为刘先生所作口述详见《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下册)，但他对“同光十三绝”一画的意见并未收入该访谈中。
注281 贯大元(1897—1969)，著名京剧老生。
注282 八角鼓是八旗旗人的特色乐器，是北方曲艺音乐单弦牌子曲的主要伴奏乐器。
注283 按，我这里提的问题来自《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据该书记：“同光之际，广东商家采办翡翠来京者，有著名二石，一名三万三，盖以价格而言，一名一口锅，盖以形式而言，皆纯绿无瑕之品。凡宫内所需饰品，多出于三万三，故其名震于时。其实一口锅所出材料尤胜，如继二爷(祥)之扳指及文索(锡)家之第一品翠镯(秦老胡同增氏之上辈，其家有五对著名者)，皆一口锅中材料。”文索即奎垣先生的曾祖、增崇之父文锡。
注284 《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147—151页。
注285 “知会”：通知。
注286 “发抄”：正式抄录药方及脉案，通报各处。
注287 《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原文均未注出处，下同。
注288 《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
注289 《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
注290 《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
注291 《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
注292 沙井胡同位于鼓楼东大街，南锣鼓巷西。
注293 马大人胡同位于东四北大街西侧，今为育群胡同。
注294 “锅子料”：初冬烤猪肉与大肉丸子，合装火锅食用，称为“锅子料”。
注295 “票了”：比喻无所得。
注296 此次访谈，得益于乐曙青先生及其夫人金玲女士的协助，他们为我介绍了刘汝舟先生并陪同我进行了这次访谈。乐曙青先生是同仁堂乐家大房乐益卿的儿子，对他的访谈详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他也是此次刘汝舟访谈中提到的一些事件的当事人，访谈中与刘先生互相提醒，互作补充，令我受益匪浅。而乐先生，又是我的老师兼同事郭松义先生的夫人孙爱成女士为我联系到的。在此特向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又，郭松义先生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专家，20多年前还参与编辑过由刘永成、赫治清先生整理的与同仁堂有关的档案史料(参见《崇文门外万全堂药铺资料辑录》，载《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158—177页，按该辑录只收了相关史料的一部分，后面一部分未刊登)，随我访问刘汝舟先生时，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两家在经营买卖等方面的内容，这从下面他的插话中亦可见到。
注297 (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4页。
注298 这里说的四大银行，就是当年所谓的北四行。
注299 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四恒号皆设于东四牌楼左右，恒和号在牌楼北路西(今改为警察派出所)。恒兴号居其北，隆福寺胡同东口，恒利号在路东，恒源号在牌楼东路北。”
注300 据文献记载，四恒并未遭挤兑：“庚子五六月间，市面惶恐，金融不周，曾颁内帑八十万两接济，四恒号赖以稍安，乱后终亦无济于事。”官府为四恒发放帑银之事在《清实录》中亦有记载，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初九日：“谕军机大臣等：赵舒翘等奏，维持商业，谨拟章程一折。四恒银号关系京师地面，现因库款支绌，商情疲滞，无力周转，亟应设法维持，以利民用。著即发给内帑银五十万两，并由户部发给内库银五十万两，交该兼尹等，按照所拟章程，督饬该商等分别办理。将此谕令知之。”亦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二日。
注301 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记察存耆说，秦老胡同增家在1908年时有投资的当铺三四十个，称为“官当铺”，精确数字和投资无法得知。该文中称：“被八国联军抢后还有三个，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的直接经营者也是汉人。”再据刘汝舟撰《刘氏家族兴衰史》(参见下文)称，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正是刘老的父亲刘禹臣开设的，索氏所谓汉人，指的就是刘家无疑。该文提到，这个当铺论地势不在大街上，看似不起眼，但它的当户却非比一般，“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市面上很少见到的奇珍异宝珠翠首饰等贵重之物。这些奇珍异宝都是出自地安门附近住着的那些满清贵族的府门里。”又按，调查报告中引索存耆：“八国联军时大批房子被毁坏(详细间数无法统计)，两个珠宝玉器柜同时被抢走，但今天十口人仍靠卖旧底和房租，每月700—1300元的生活，”可知在20世纪50年代，增家的生活水平要远远高于北京一般市民。
注302 小恭王，即恭亲王奕訢的嫡长孙、多罗贝勒溥伟(1880—1936)。他于1898年承袭恭亲王爵，辛亥革命时曾与肃亲王善耆等一同组织“宗社党”图谋复辟，失败后避居青岛。1936年死于长春。从他的年龄与经历看，不可能与刘汝舟等人在一块儿玩，这里说的如果是毓纪明，那也是小恭王而不是恭王的最后一个儿子。
注303 这里说那桐家是增崇的下属当然不正确，参见奎垣口述。
注304 这里是刘老没听懂我的问话。我说的“北京政变”是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赶出宫一事。
注305 金莉珊也就是张莉珊，即张寿蓉，参见前文张寿蓉口述。
注306 满汉通婚的禁令被正式废除是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见《清德宗实录》卷492，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乙卯皇太后懿旨。民国元年四月(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又颁布《为通饬示谕豁除汉满蒙回藏互通婚姻禁令》，标志着汉族与满族以及其他各民族通婚的界限从此被彻底打破。关于清代满汉通婚问题，可详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注307 奉先殿位于北京紫禁城内廷东侧，为皇室祭祀祖先的家庙。
注308 福祥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南锣鼓巷，西至东不压桥胡同，南邻地安门东大街，北与蓑衣胡同相通，属交道口街道办事处管辖。因胡同内有福祥寺而得名。福祥寺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是武姓太监为英宗祝寿舍宅而修。雍正二年(1724年)平定青海后，锡呼图克图使节来朝，购此寺为驻京行馆，改为喇嘛庙，更名宏仁寺。清朝属镶黄旗，宣统时称福祥寺，民国后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去“寺”字称福祥胡同。
注309 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元顺当和修木厂(售寿材，小量木材加工)是王享年家开的，王的曾祖曾做过内务府“协堂郎中”，到其祖父仍有钱，开“元顺堂”饭庄，民国初歇业。又在天津开元顺当铺，七七事变以后停业。元顺木厂1950年歇业。这个王家，应该就是刘汝舟所谓的“金王”了。
注310 所谓“仓赵家”无考，但不属于“八个铁帽子王”是肯定的。
注311 参见liangliang20090404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1662658734)中有“忆外公岳效鹏”一文，提到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的这段访谈，说乐曙青的插话:“岳小鹏是岳乾斋的儿子，唯一的儿子”，这一句话就有三个错误，应该是我没有认真核对之故。该博文更正说：“外公岳毓泰(字效鹏)生于1898年，是盐业银行经理岳潜斋的长子，下面有五个弟弟，两个妹妹。” (2012年4月28日)岳小鹏应为岳效鹏，岳乾斋应为岳潜斋，他有六个儿子，而不是只有岳效鹏一个。兹据此更正。又，该博文的作者是岳毓泰之女岳维珍的女儿，岳维珍嫁给了那桐的孙子、张寿崇的四弟张寿崙，在本书张寿蓉和张寿椿的口述中都有提到。
注312 刘老反复提到他的嫁给庆王后人的二侄女，其实出嫁时间是民国三十九年，那就应该是1950年亦即北京解放以后了。到这个年代还与庆王家结亲是很有意味的。
注313 这里的乐家指同仁堂乐家。按，什锦花园位于东城区西部。东西走向，东端曲折，东起东四北大街，西至大佛寺东街，因明朝成国公适景园故址而得名。胡同内新门牌21号(原10号院)为蒙古王府，详见本书蒙古王公的相关口述；现43号是民国时宏仁堂老药铺旧址。19号院(原9 号)建于清末，曾是戴笠之宅，今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注314 二大妈即同仁堂大房乐西园的第一个妻子。
注315 夏山楼主，即韩慎先(1897—1962)，字德寿，北京人，久居天津，其祖父韩麟阁曾为清吏部官吏。韩慎先曾自开古玩店，后与陈彦衡学戏，对谭派唱腔颇有研究。曾于长城公司、高亭公司灌制唱片多种，拿手戏为“三子”(《法场换子》《桑园寄子》《辕门斩子》)。余叔岩曾从其学《南阳关》唱腔，并传韩氏《战太平》唱腔。韩慎先还是新中国早期书画鉴定权威之一，与张珩、启功、谢稚柳等同为首批书画鉴定小组成员，任职天津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吴小如先生在《京剧老生流派综说》一书的《综说之综说》一文中说道，作为谭鑫培的第一代传人，而对于辛亥革命以后的京剧演员影响最大的应推陈彦衡……而在票友中则以韩慎先(别署夏山楼主)和程君谋最能继承衣钵。由于韩、程都见过谭鑫培本人演出，再加上陈的传授、点拨，成就皆斐然可观。韩初在北京，后久居天津，成为陈彦衡这一体系的北方代表人物。但韩老一生只钻研唱工，不但不能登台演出，就连念白也不大讲究。所以王庾生先生曾以惋惜的口吻说：“慎先的条件这么好，可惜只是半个老生。”盖指其不能粉墨登场。
注316 荣剑尘(1881—1958)，单弦八角鼓演员，荣派单弦创始人。北京人，祖姓瓜尔佳氏。祖居北京西郊健锐营，幼年曾在健锐营的功房习武，在私塾攻满文。其间常去离家不远的八角鼓票房听排练，后向八角鼓名票庆厚庵、高俊山求教，学唱岔曲、单弦牌子曲、联珠快书和拆唱八角鼓，兼学三弦、琵琶。成为健锐营一带八角鼓票友中的后起之秀。他的远房族兄、西城八角鼓名票德润田在艺术上给了他许多帮助，并为他伴奏。经德润田介绍，他拜识了八角鼓票界巨擘、联珠快书名家奎松斋，受到奎的教诲。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荣剑尘拜在西城明永顺门下，成为明永顺开立单弦牌子曲门户的第一个弟子，从此正式作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单弦牌子曲演唱达到鼎盛期。除京津外，他还曾在宁、汉、沈等地演出。30年代，他曾灌制有《杜十娘》《沉香床》《摩登遗恨》等三张唱片。所创造的荣派唱腔的特点是悠扬圆润，韵味醇厚。1952年参加中央广播说唱团，担任艺术顾问，其间还曾先后在中央实验歌剧团、总政文工团、南京前线文工团、中国京剧院、艺术师范学院讲学任教。他演唱的岔曲曲谱经杨大钧记录整理，编为《荣剑尘岔曲集》内部印行。他还整理演唱单弦牌子曲的经验写成《曲坛献艺六十年》一文，收入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单弦艺术经验谈》一书。
注317 这里指的是毛泽东于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作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批示将当时的文化部骂为“才子佳人部”“帝王将相部”。该批示于1966年在《红旗》杂志第9期为重发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加的按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中首次公开。
注318 五老胡同位于原崇文区西北部。北起东茶食胡同，南至珠市口东大街。明代称卢老儿胡同，北京人口顺，叫着叫着，就叫成了五老胡同。五老胡同长不足480米，清代时为南、北五老胡同。中间被东西走向的茶食胡同分隔开，北段叫北五老胡同，南段叫南五老胡同，长290米，宽4米。五老胡同曾住过盐商查氏，经营珠市口东大街路南的恩成公盐柜。恩成公盐柜当时垄断全城官盐。
注319 “乾、嘉间海内富室，推宛平祝氏、查氏、盛氏，怀柔郝氏。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祝米商也，郝起农田，余皆业鹾典。”(邓之诚：《古董琐记卷三“富室”》，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93页)并见石继昌《春明旧事》:“海内盐商南北查”，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53页。
注320 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99页。
注321 (清)祁韵士撰，(清)张穆改定，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39页。
注322 此规定于雍正元年(1723年)出台。
注323 参见冯其利：《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注324 参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注325 毕奥南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的研究员，专攻蒙古史和边疆史，对于自元以来蒙古族在北京的历史有浓厚兴趣并做了多年研究。这几篇对京城蒙古王公后裔的访谈，都是我与他合作的成果，通过这几次合作，我受益匪浅。其中这些王公及其后裔的相关史料，有一部分也得自于他的提供。
注326 包家成员具体情况如下：父多尔吉(1904—1988)；母马静懿(1899—1963)；长子包儒(去解放区后改名方华，1923—2002)；次子幼年夭折；三子包义(1929— )；女包平(1931— )；四子包安(1932— )。
注327 达尔罕，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扎萨克亲王。这里几次提到的是第十二世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汉名包尔康，光绪十年(1884年)袭亲王。他于民国初年与张作霖结为盟兄弟，此后张作霖又将女儿嫁给他的长子，他的继妻朱博儒也是张作霖介绍给他的。因为不愿为日本人效力，1931年来到北京，初居于安定门内红罗厂达尔罕王府，后迁居于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1948年冬赴中国台湾台北，1949年移居中国香港九龙，1951年逝世。
注328 达赉贝子，字竹湘。民国四年(1915年)晋升贝子。和敬公主府此后便称达贝子府。
注329 “普遍晋升”指的是民国元年(1912年)9月20日民政部颁布《加进实赞共和之蒙古各扎萨克王公封爵》的命令，由此蒙古王公上层普遍受到加封。10月11日袁世凯对“效忠民国”的各旗王公封号均晋升一级。
注330 那彦图(1867—1938)，蒙古赛音诺颜部人。清初功臣策棱亲王嫡裔，世代常住北京。1874年袭扎萨克亲王，历任清廷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
注331 贡桑诺尔布(1871—1931)，字乐亭，蒙古族，卓索图盟喀喇沁旗人。世袭扎萨克罗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1911年曾联合蒙古王公酝酿“内蒙古独立运动”，未果。
注332 怡亲王允祥为康熙帝第十三子。此后传到道光朝，承袭亲王爵的是载垣，载垣在道咸时期两次受顾命，后在北京政变(辛酉政变)中与郑亲王端华等一起被夺爵赐自尽，参见本书前面端华后人毓旗的口述。载垣死后，同治三年(1864年)又以宁郡王府的镇国公载敦承袭怡亲王，此爵到光绪朝时由载敦之孙毓麒承袭，俗称“小怡王”，包平之母当是这支怡王家的格格。怡王府最初在金鱼胡同、校尉胡同之间，后来在京城又几次迁址。
注333 关于父亲去东北的事，包平在《对〈达赉贝子和他的儿子多尔吉〉中部分事实的澄清》(下简称“澄清”)一文中述其始末如下：“关于去东北的事我曾听父亲说过，因为父亲年幼丧母，在家里感觉不到温暖，经济又不独立，母亲还受继母的气，一天夜里，负气出走，由父亲的奶母老苏妈安排人偷偷打开府的后门出去的。由于是夜里，又是不辞而别，只带着包儒，并无其他人跟随……据说第二天东窗事发，祖父就将老苏妈辞退，并牵连了一些人。过了一段时间，祖父去东北将包儒接回北京。”
注334 对于刘梦梅与包家的关系，包平在“澄清”一文中作了如下的详细说明：“我家的经济情况是，祖父去世以前，由继祖母控制。父亲去东北以后，祖父的财产大量流失，例如，房产改为刘姓，继祖母为自己购买大量珠宝首饰。据父亲讲，在从铁狮子胡同迁往汪家胡同时，祖父本来就不管事，再加上身体不好，父亲又不在家，不少财产流到继祖母手里，后来她的生活一直很好。”“祖父去世后，经过交涉，刘梦梅拿出了所谓祖父在京的遗产，分为四股，即刘梦梅一股，我姑姑一股，父亲两股(包括长孙)。分家后，继祖母单过，姑姑出嫁将自己的一股带走。至于每股多少，父亲未讲过，但数目不小。”
注335 “土地奉上”，即“蒙旗土地奉上政策”，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在今长春市召开由18名蒙古王公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劝导各盟、旗王公、旗长、知名人士把原属各盟旗放垦土地的所有权、收租、征税、津贴以及渔利权等一律奉交伪满洲国所有，名为“土地奉上”，包平这里讲的父母去长春参加的就是这个座谈会。这个政策废除了王公的领地权，使蒙旗土地由王公所有变为伪满洲国所有，为进一步加强日伪统治拆除了一大障碍。与此同时，东蒙古地区的王公制度也以“特权奉上”的名义被废除。从此蒙旗收取垦荒汉人地租一事被废止，此举断绝了包家的经济来源，对包家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
注336 牛排子胡同在东城区朝内大街北的弓弦胡同内，该处原有完颜氏著名的半亩园，今已不存。
注337 关于包平的父母结婚过程，“澄清”一文称：“母亲马静懿比父亲大五岁，从未上过学。据父亲说，外祖父很有文才，父亲曾在荣宝斋见过外祖父的遗墨……未结亲之前，两家并不相识，也无来往。父亲由祖父和继祖母代为相亲，因母亲长得漂亮而相中……总之，父亲的婚姻是由祖父、继祖母包办的，而绝非自由恋爱。”
注338 关于京剧，包平的“澄清”一文称：“听我父亲说，祖父喜欢京剧，而且请人教过戏，就是现在所说的戏迷、票友。祖父与载涛(涛贝勒)、言菊朋(蒙族，内称言三爷，曾在蒙藏院供职，当时尚未下海成为专业演员)一起唱过戏。父亲曾对我说：‘老爷子唱戏时，我不能坐着看，只能站着听。’我小时候在家里看见过唱戏用的靴子、髯口、刀枪、胡琴等。父亲也爱好京剧，会拉胡琴。但我从来没有听说四大名旦来我家唱过戏。”
注339 德王，名德穆楚克栋鲁普，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人，1908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爵。1913年北洋政府授为扎萨克和硕杜棱亲王。1919年执掌旗政。1924年任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德王熟悉儒家经书，是泛蒙古主义的主张者与推动者，鼓吹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1934年4月，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蒙古地方自治政府在乌兰察布盟百灵庙成立，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主持政务。1937年七七事变后投靠日本人，出任伪蒙疆傀儡政权首脑。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寓居北平。1949年初假道兰州去阿拉善旗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鼓动阿拉善旗的扎萨克达理扎雅等内蒙古上层人士发起“蒙古自治”，成立“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1950年初，德王、李守信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后被蒙方逮捕并送回我国，被关押直至1963年被特赦释放，任内蒙古文史馆馆员。1966年在呼和浩特过世。
注340 李守信(1892—1970)，字子忠，蒙古族，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人。早年参加地方武装，1922年投向奉系军阀张作霖，镇压过嘎达梅林起义。1933年率部投降日本。后参加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任伪蒙古军副总司令(后任总司令)、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1949年返回内蒙古，追随德王在阿拉善旗参与组织“蒙古自治政府”的活动。失败后出逃至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50年被逮捕并引渡回国受审。1964年获特赦，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员。1970年病故。
注341 白云梯，字巨川，蒙名布延泰，喀喇沁中旗人。1918年前往广州参加孙中山召开的非常国会，追随孙中山从事国民革命。1924年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受孙中山之命在内蒙古地区开展国民党党务工作。1925年10月参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投向国民党，历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等。1947年7月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12月任委员长，解放前夕前往中国台湾。金崇伟，国民党辽蒙党部主任特派员，国大代表，解放前夕前往中国台湾。
注342 据冯其利先生述，1923年达赉贝子以15万现大洋将和敬公主府(达贝子府)卖给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
注343 帽儿胡同东起南锣鼓巷，西至地安门外大街。13号是冯国璋的住宅。
注344 关于包家在北京的住所情况，“澄清”一文称：“帽儿胡同的住房是租的。听父亲说，1930年从东北回京后，家已搬到汪家胡同，但父亲认为汪家胡同的房不好，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房，故办完丧事以后，暂在帽儿胡同租房。后才买了秦老胡同住房。”
注345 梓潼庙，即梓潼庙文昌宫，位于帽儿胡同21号。文昌帝君是文昌君与梓潼帝君合二为一的文教之神，都被道教尊为主宰功名禄位之神。该庙始建于元代，清朝嘉庆年间曾大修。今仅存遗址，庙前半部今为帽儿胡同小学。
注346 包家兄妹所述与察奎垣所述是相符的，即所谓的“索家花园”正是包家买下的这个院落，但这个院落并不是一个像样的花园。详见本书察奎垣口述。
注347 嘎达梅林：蒙古名那达木德，汉名孟青山。在达尔罕旗王府任梅林职，掌管军事，即包平所说的小官。1929年在达尔罕旗领导反对张作霖和蒙古王公屯垦开荒的起义，旋即失败被害，后因有关他起义的叙事长诗和民歌广泛流传而著名。
注348 达理扎雅(1903—1968)，阿拉善旗亲王。1949年9月通电起义。解放后曾任宁夏省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兼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州州长、巴彦淖尔盟盟长兼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内蒙古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等职。1968年11月18日死于“文革”批斗会。
注349 达理扎雅的妻子名金允城，的确是载涛之女、溥仪之堂妹。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慈禧许配给达理扎雅为妻。
注350 上文已经提到，此时的卓王名贺西伊尔图墨尔根。卓王与包家即达赉贝子家均属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关系当然比与其他王公更近。
注351 汉王即蒙古王汉罗扎布，光绪十七年(1891年)袭扎萨克辅国公，民国元年(1912年)晋封镇国公、固山贝子、多罗郡王，娶庆亲王奕劻第十一女为福晋。据冯其利先生考察，汉王府位于东直门南小街慧照寺旧门牌15号院，今为瑞普发展公司所用，新地址为东四十三条53号。见《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248页。
注352 这里所叙有误，燕京大学在抗战时期的迁址是四川成都的华西坝。迁到云南的是西南联大。
注353 阿拉腾奥其尔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对于新疆的蒙古族情况非常熟悉。他参与了我为两位蒙古王公后裔做的访谈。
注354 满珠习礼，科尔沁左翼中旗达尔罕亲王，孝庄皇后生父。色布腾巴勒珠尔是其玄孙。
注355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后称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仪式；2月15日，东北野战军致电中央，报请在平津两地招收一万名知识青年参加军队工作，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其中“七千学生，条件是初中以上，年龄18岁，男女均收；另三千人拟招收技术工人与职员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由两市委负责动员，待遇从优”。26日登报考试招生，至6月初结束，先后组建三个分团。谭政任总团长，陶铸任副总团长，实际工作由陶铸主持。南下工作团与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校学生的最大不同，是后者身着灰色粗布干部服，前者身着第四野战军的绿色人字呢军服，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字样的胸标，因此在青年学生中颇具吸引力。1949年4月四野70万大军分3路南下，7月29日—8月3日，南工团近万名学员递次出发，大部至湖北武汉，被分别派往第四野战军各部队以及华中局参加地方工作。9月28日，南下工作团结束历史使命。
注356 抓“内人党”，即“挖肃运动”，“文革”时期以挖肃历史上曾有活动解放后早已解散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为名，残酷迫害少数民族干部，是内蒙古最大的一起冤假错案。内蒙古军区是重灾区之一。后经纠正平反。
注357 即朝阳区东坝村西口北京第十六中学侧。按和敬公主与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就葬在这里，他们的后人也都陆续葬在此地而没有其他坟地。据说日军占领北京时期该坟地被地方恶霸聂洪儒盗发，目前遗留的只是一片松树林。
注358 札奇斯琴，喀喇沁旗人，北大毕业生。曾在蒙疆自治政府任职。后去中国台湾，在台湾政治大学任教，组建边政研究所，现移居美国。
注359 这段历史，包平在口述中有详细讲述。
注360 陈布雷(1890—1948)，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浙江慈溪人。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1927年加入国民党。1935年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申报》顾问兼常务董事。1948年11月13日在南京自杀。陈琏(1919—1967)是陈布雷最小的女儿。1939年7月加入共产党，同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大，1942年赴重庆中央大学。1946年陈琏毕业赴北平贝满中学做教师。1949年后曾任青年团中央委员，1956年她的丈夫袁永熙被错划为右派，陈琏被迫与袁永熙离婚。1962年8月陈琏离京赴上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教处处长。1967年在“文革”中自杀身亡。1979年3月21日，中共上海市委为陈琏举行了平反昭雪大会。
注361 齐一，1919年2月生，山东济南人。华北联合大学社会发展史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哲学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著有《鲁迅思想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美·美学·美学研究——关于美学的对象与方法的探讨》(《美学与艺术评论》第三集)、《审美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美·艺术·时代》第二辑)、《中国审美思想传统刍议》(《跨世纪国际名人名作·中国科技卷》，美国世界名人书局1998年出版)。
注362 胡华(1921—1987)，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党史研究专家。原名胡家骅。1950年到20世纪60年代初，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副主任、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中共党史系主任。1987年12月因病在上海逝世。铁华，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教务长，“文革”期间在江西干校游泳时意外身亡(参见郑杭生：《“嫁给”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学》，www.aisixiang.com，2014-11-11)。
注363 “三红”和“新人大”是人民大学在“文革”中的两个群众组织。所谓“三红”，是人大红卫兵、人大红卫队和人大东方红公社三个组织的总称。另一群众组织全名为“新人大公社”。
注364 1969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在江西省余江县刘家站建“五七”干校。
注365 方虹的丈夫洪昭光，是我国著名心血管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教授、主任医师。现任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心血管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心血管病防治科研领导小组副组长。以其健康新观念为主要内容的《登上健康快车》《健康忠告》《健康快乐一百岁》等10余本科普健康书籍，总发行量超过300万册。
注36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第32辑《内蒙古近现代王公录》，1988年12月。
注367 清代和民国年间，蒙旗王公开放蒙地后，设地局收取岁租。
注368 此表据祁韵士等纂《皇朝藩部世系表》及包平提供的世袭表参照制成。见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附录卷一“内蒙古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314—376页。
注369 帕勒塔(1882—1920)于1906年东渡日本，在日本振武学堂学军事，1909年回到北京，就任清政府陆军贵胄学堂蒙旗监学，后又被清政府任命为科布多办事大臣，未到任即发生辛亥革命，起初不认共和，1912年2月1日又表示拥护共和，并以“自难免误会之端”中的“误会”一词，开脱自己原不认共和的立场。［《政府公报》第80期，民国元年(1912年)七月十九日，载第1册，341页］。
注370 见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辛亥革命》第八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114页。
注371 冯其利先生在《寻访京城清王府》一书中详记了他几度寻访太平仓胡同西口帕王府的经过(参见该书230—232页)。太平仓胡同位于西城平安里。
注372 有关这一段历史，详见毕奥南《关于帕拉塔赴日看病与泛蒙运动》一文，载《蒙古史研究》第九期，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363—367页。
注373 1913年7月，中国军队在察罕通古打败俄国和库伦联军之后，帕勒塔向外交部建议，在阿尔泰就近与俄国进行谈判。中华民国政府同意，中国代表是帕勒塔，俄国代表是阿尔泰领事库孜敏斯基。1913年10月双方草拟了一个共有6条的《中俄停战临时草案》。
注374 策美迪的父亲名策丹道尔吉。
注375 肃反，指的是自1955年到1956年在全国开展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1955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关于开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整个肃反运动的方针是：“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党政机关、团体、工矿企业、部队和学校开展的肃反运动称作机关肃反运动，农村、街道和私营企业等方面开展的肃反运动称作社会肃反。
注376 《新疆五十年》是包尔汉的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出版。包尔汉(1894—1991)，维吾尔族著名社会活动家、突厥语学者。曾任新疆人民政府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注377 渥巴锡(1743—1774)，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第七代首领。为摆脱沙俄的奴役和控制，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率部17万余人分成三路启程东返，历经种种磨难，半年后到达伊犁。同年9月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渥巴锡等人，并封其为卓里克图汗。
注378 博乐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
注379 这里指的应该是郭沫若1966年4月14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扩大会议上的检讨发言，说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该发言被《光明日报》拟定了《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标题，于4月28日全文刊登。同年《五一六通知》公布后第二天，《解放军报》于头版刊登郭沫若《水调歌头·读欧阳海之歌》的手迹。
注380 饹炸盒儿是北京著名小吃，以绿豆面为主要原料，内包素菜，形方如盒，香脆可口。
注381 如马大正《清末土尔扈特蒙古郡王帕勒塔述论》(载《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629—630页)、《卫拉特蒙古简史》(下)(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十四章)、段续《帕勒塔传略》(《新疆地方志》1998年第4期)、吐娜《第一位东渡扶桑的蒙古王公》［《新疆日报》(汉)2000年7月27日第B03版］、周学军《旧土尔扈特蒙古郡王帕勒塔家系订补》(载《西域研究》2000年第3期)、帕哈尔丁·热合曼都拉《从乌苏大地走出来的将军——帕勒塔》［《亚洲中心时报》(汉)2001年12月6日第4版］、毕奥南《关于帕勒塔赴日看病与泛蒙运动》(载《蒙古史研究》第9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注382 《镇迪道就帕勒塔进京年班沿途应付事给吐鲁番厅的札》(1902年11月23日)，引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等编《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304页。以下简称《档案》。按，据《清德宗实录》卷505“光绪二十八年九月甲戌”条记载，因赶不上当年年班，实际上帕勒塔是第二年才赴京的。
注383 《镇迪道就巴雅尔进京朝觐事给吐鲁番厅的札》(1890年9月25日)，《档案》296页。
注384 《镇迪道就巴雅尔送儿媳赴求学事给吐鲁番厅的札》(1906年5月30日)，《档案》143页。
注385 (日)田源天南编《清末民初中国官绅人名录》“帕勒塔”条，台湾文海出版社1996年版。
注386 《镇迪道就巴雅尔送儿媳赴求学事给吐鲁番厅的札》(1906年5月30日)，《档案》143页。按，此赴京福晋是侧福晋，阿勒泰地区蒙古人，曾陪同帕王赴日本，日语娴熟。育有一儿三女(其中两女夭折)，后来深居北京干面胡同帕邸，1973年去世。关于侧福晋说明出自笔者对帕勒塔孙女策美迪女士的访谈。
注387 吴忠信《主新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抄件)，引自“卅四年四月四日星期三阴历二月二十二日”条。
注388 《镇迪道就帕勒塔购枪弹回省沿途放行事给吐鲁番厅的札》，《档案》399页。
注389 《宣统政纪》“宣统二年六月己卯、八月庚辰”条；《政治官报》，《折奏类》,宣统二年(1910年)七月初五日，第九百九十八号。
注390 《宣统政纪》“宣统三年十二月丁酉”条。
注391 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载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盛京时报》宣统三年(1911年)十二月初六日四版、初八日七版载：那王、帕王“议论极为激昂，绝对不认共和……”
注392 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五族民报社1912年初版，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20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4年版)。
注393 《宣统政纪》“宣统三年五月甲辰”条。
注394 《蒙古王公会议赞成共和》，《大公报》1912年2月10日。
注395 《驻北京代办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1912年4月4日)，见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按，此章程可能是指后来由政府公布的“蒙古待遇八条”。
注396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18页。
注397 参见《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
注398 帕勒塔列名的蒙古王公联合会施行帝制请愿书，见全国请愿联合会编《君宪纪实》第1册，北京法论印字局代印，1915年，63—64页。他还参加了拥护帝制的筹安会，参与过“呈请改定国体，咸谓共和不宜于中国”的呼吁。参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2卷，999页；张建军《清末民初蒙古国会议员及其活动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114—117页。按，平心而论，帕勒塔当时已经疾病缠身，并无太多精力参与活动，更多的是被潮流裹挟。
注399 《镇迪道就棍噶扎拉参回甘肃洮州诵经事给吐鲁番厅的札》，《档案》299页。
注400 《镇迪道就取回棍噶扎拉参圆寂后所遗案牍事给吐鲁番厅的札》，《档案》300页。
注40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4辑，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89页，长庚等第681号附片。
注402 《总统策令蒙藏院奖叙甘肃普佑寺僧众》(1914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宗卷号1045—767。按，乌苏八音沟承化寺20世纪40年代仍按季向新疆省政府申领僧人口粮，有时因乌苏县储粮不够，新疆省政府拨付粮款使其自购。见《督办公署就八音沟承化寺自购食粮事给省政府的咨》(1938年4月)、《承化寺为申领粮事致财政厅的呈》(1941年11月15日)、《财政厅为承化寺给养食粮折发大洋事致省政府的呈》(1941年11月27日)，载《档案》262、109、110页。
注403 《总统策令蒙藏院奖叙甘肃普佑寺僧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宗卷号1045—767。
注40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14辑，第689页，长庚等第681号附片。
注405 《曲屯等为请棍噶札拉参转世活佛来新事致省政府的呈及刘孟纯的拟办签》(1946年6月24日)，《档案》344页。
注406 吴忠信《主新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抄件)，引自“卅四年四月四日星期三阴历二月二十二日”“卅四年三月卅日星期五阴历二月十七”条。按，吴忠信所记是他与承化寺扎萨克喇嘛曲屯、丁曾喇嘛、西日甫喇嘛(左旗代理郡王)、东克尔寺二喇嘛曲鲁穆、右旗亲王托音喇嘛嘉穆措、普庆寺喇嘛代表党都尔及喇嘛塔伦都与祁土穆等亲自接谈。
注407 吴忠信《主新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抄件)，引自“卅四年四月四日星期三阴历二月二十二日”条。
注408 赛福鼎《赛福鼎回忆录》，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67页。
注409 《乌苏县为报德恩沁阿拉什亡故事致督办公署等的电》(1938年11月4日)、《省政府就德恩沁阿拉什遗爵承袭事给督办公署的代电》(1938年11月9日)、《杨金为报德恩沁阿拉什病故事致省府的呈》(1938年12月9日)、《夏律瓦为报拟由吕日甫暂代贝勒职务事致省政府的呈》(1939年1月7日)，《档案》75、78、80、82、84页。
注410 《满楚克札布等就撤尼玛职务事致省政府的呈》(1935年11月14日)，《档案》40页。
注411 《焉耆区、塔城区、伊犁区呈报参加蒙古勒代表大会代表名录》(1937年2月27日)、《塔城行署为报该区参加蒙哈柯代表大会代表名册事致大会筹委会的呈》(1939年9月15日)，《档案》422、433页。
注412 《省教育厅就省立女子学校新收蒙族学生待遇事致省政府的函》(1936年11月2日)、《省政府省立女子学校新收蒙族学生待遇事给财政厅等的指令》(1936年11月4日)，《档案》156页。
注413 《杨金为恳请禁止偷运贩卖古尔图地方所产食盐事致省政府的呈》(1937年2月19日)，《档案》255页。
注414 《督办公署为杨金拨地安插札哈沁蒙民事致省政府的咨》(1938年7月16日)，《档案》369—310页。
注415 《乌苏县为吊唁杨金事致省政府的呈》(1941年2月19日)、《塔城行署为报杨金病故事致省政府的呈》(1941年3月13日)，《档案》106—107页。
注416 《反帝会为加木粗捐助蒙文分会羊只事致省政府的呈》(1942年1月22日)、《反帝会为报加木粗等为蒙文会捐助钱物修建俱乐部事致省政府的呈》(1942年1月28日)等，《档案》188、191—193页。
注417 《省政府就敏珠策旺多尔济移交印信事给东部落护理印务的照复》(1932年2月3日)、《敏珠策旺多尔济就随带罗宗丹巴札木苏等赴藏叩佛请领护照事致金树仁的禀》(1932年2月9日)、《省政府就发给罗宗丹巴札木苏等赴藏护照事给敏珠策旺多尔济的照复》(1932年2月11日)，分别见《档案》324—325页。
注418 《库尔勒设置局为报敏珠策旺多尔济等过境事致省政府的快邮代电》(1932年4月2日)、《省政府就敏珠策旺多尔济等过境事给库尔勒设置局的指令》(1932年4月12日)，《档案》327—328页。
注41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卷宗号141— 50。
注420 《敏珠策旺多尔济等为报各部盟长公署情况事致省政府的咨》(1947年12月10日)、《敏珠策旺多尔济报告新疆蒙古各盟选举国大代表经过及国大代表名单》(1947年12月)、《蒙族国大代表选举情况及代表名册》(1948年)，《档案》438—441、444—446页。
注421 吴忠信《主新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抄件)，引自“卅四年四月四日星期三阴历二月二十二日”条。
注422 根据玛尼领取亲王薪俸情况看，他似乎从代理亲王转为承袭王位了。见《乌苏县为请拨发嘛呢薪俸事致省政府的呈》(1944年3月25日)，《档案》116页。
注423 《反帝会为报乌苏蒙文分会改选事致省政府的呈》(1942年1月23日)、《省政府就表彰嘛呢捐助蒙文会事给教育厅的指令》(1945年8月1日)，《档案》188、203页。
注424 参见毕奥南《关于帕勒塔赴日看病与泛蒙运动》，载《蒙古史研究》第9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注425 帕勒塔孙女策美迪女士告知笔者。
注426 《李钟麟为报各处蒙族情况致省政府的禀》(1931年5月26日)，《档案》406页。
注427 《帕勒塔福晋为报策丹多尔济履历致省政府的函》(1933年9月9日)，《档案》28、29页。
注428 《敏珠策旺多尔济报告新疆蒙古各盟选举国大代表经过及国大代表名单》(1947年12月)，《档案》439—4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