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像往常那样从格雷律师学院广场出发，前往皇家法院，竭力不去想心事。她一手拎着公文包，一手擎着伞。城市之光现出黯淡的绿色，空气中有一股扑面而来的凉意。她从正门出来，只向约翰匆匆点了点头，避免与这位友好门房寒暄。她希望自己不要显得像个深陷危机的女人。为了分散注意力，她在心中默默弹起一首烂熟于心的乐曲。在早高峰的熙攘喧闹之中，她耳中听到的是她理想的自己——她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的一位钢琴家——无可挑剔地演奏着巴赫第二组曲。
整个夏天，大部分日子都阴雨绵绵。市内的树木看上去胀鼓鼓的，树冠肿大，人行道被刷洗得一尘不染，连霍尔本街展销厅上的汽车也干干净净。上一次她看到涨潮期的泰晤士河时，也是这样呈暗棕黄色，滔滔的河水愠怒低吼，激越翻腾，拍打着桥墩，向城市街道蓄势待发。但浑身湿透的路人一个个一往直前，虽怨声载道，却坚定不移。这股急流被诸多不可控因素驯服，遂向南曲折而去，阻滞了亚速尔群岛飘来的暑夏气息，吸纳了凛冽的北方冷空气。这或是出于人为的气候变化，它使得海冰融化，搅乱了上层气流；又或是缘于不规律的太阳黑子运动这一人力不及的因素；还可能是自然变异，古老的律动，星球的命运——无非是这三者之一、三者之二，或三者兼而有之。但是，在一大清早谈论这些解释与理论有何意义？菲奥娜和所有伦敦人都得赶着去上班呢。
菲奥娜穿过街道，沿着大法院巷走去，这时雨势更大了，雨水在一阵骤然而至的冷风吹拂下倾斜而下。此刻天色愈发阴沉，豆大的雨珠冷冷地弹溅在她的腿上，人群匆匆而过，默默无言，全神自顾。霍尔本街上的车流像潮水般在她身边汹涌而过，喧喧嚷嚷、气宇轩昂地奔勇直前，前灯灯光闪烁在柏油路面上。此时她又在聆听那气势夺人的开场序曲，那是法国风格的柔版乐章，在缓慢密集的和弦中隐约透出淡淡的爵士风味。但无可逃避的是，这乐曲让她径直想起了杰克，因为这正是去年四月她专为杰克生日而学会的乐章。薄暮洒在广场上，菲奥娜和杰克都刚刚下班回家。房间里点着台灯，杰克手端一杯香槟，菲奥娜的那一杯则放在钢琴上——她在弹奏那首她几周前不厌其烦全心记忆的乐曲。然后是杰克赞赏的惊叹、对妻子卓绝记忆力的欣喜不已、出于体贴而略微夸张的叹服、他们在最后的长吻、她轻轻说出的生日快乐、他湿润的眼眶以及他们的笛状雕花玻璃杯相碰撞发出的叮当声响。
自怜的引擎渐渐转动，菲奥娜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她曾为杰克精心打点的一切赏心乐事。这份清单长得出奇：除却惊喜的歌剧外，他们曾一起环游过巴黎、杜布罗夫尼克、维也纳、的里雅斯特湾，他们甚至还在罗马见过凯斯·杰瑞（而一无所知的杰克要做的只是按照吩咐装好小箱子，带上护照，在下班后直奔机场与妻子会合）；她曾送给杰克一双手工压花的牛仔靴和一个可放在身后裤袋里的弧形刻纹酒瓶。她还买了一把十九世纪探险家使用的锤子，装在一个皮质盒子里，以表彰丈夫对地质学的新热情；为了庆祝杰克迈入五十岁——这可是人生的第二春——她还送了一支曾经属于盖伊·巴克的小号。这些礼物只不过是所有她带给杰克的惊喜愉悦中的一小部分，而性爱之欢则只是其中的零光片羽。但只是近来才性事不遂，却被杰克夸饰成不公不义的大罪过。
她忧愁哀伤，委屈连连，而她真正的愤懑还在前头呢。她，一个年届五十九岁的弃妇，才刚刚步入暮年的边缘，就像一个蹒跚爬行的婴儿。她从大法院巷转入一条窄道，来到林肯律师学院，没入了纷繁华丽的建筑群中，这当儿她迫使自己将注意力转回组曲中。雨滴如鼓点般打在伞面上，她听到了欢快的行板，悠缓的低音，那是巴赫乐曲中罕有的标记，低回婉转的乐声之上有一种美妙动人、快乐无忧的气象。她穿过大礼堂，她的脚步和着这天籁般轻快的旋律。那一个个音符欲极力捕捉某一明确的人生旨意，但它们根本没有意义，只是纯而又纯的可爱罢了。或者，是献给所有人的最暧昧的至尊大爱。或许是献给孩子的吧。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历经两次婚姻，育有二十个子女。但他并未让工作妨害他恪尽父职。对其中幸存的孩子，他都关爱有加，谆谆教导，还为他们谱曲写歌。孩子。这一不可抑制的思绪在她继续弹奏巴赫赋格曲时屡屡重现。这曲子难度颇高，她却得心应手，其中有她对丈夫的爱，也有她全力忘我的演奏——技艺灵巧精湛，琴声铮铮分明。
是啊，她没有孩子，这本身就是一阕赋格，一次奔逃——这种鸣奏曲式格外常见，而她此刻在极力抵制——逃离天命。她没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她母亲一定理解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而她走到这样一步的全部历程，就好像她与杰克二十多年间共同弹奏的一曲慢板和弦，间或有刺耳走调之音浮现又淡去，而后总是在她的警戒多疑甚至惊惧惶恐中再次出现。那些丰饶动人的岁月悄然溜走，直至消失殆尽，她却忙得焦头烂额，毫无察觉。
那是一个需要全速讲述的故事。期末考，学年考，一场接一场，然后参加律师授职仪式，成为一名见习律师，荣幸地被邀请到威望卓著的法官议事室；为希望渺茫的案子成功辩护，给早期的职业生涯添上斐然的成绩——“等到三十岁再要孩子吧”：这一主意显得多么顺理成章。而当而立之年真的到来时，她从事务所那里接手了更加错综复杂且值得挑战的案子，当然，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成就。杰克也同样迟疑不决，希望把生孩子这事再推迟一两年。然后，两人齐齐迈过了三十五岁，杰克成为了匹兹堡的一名教师，而她也进入了一天工作十四小时的忙碌状态。她深深埋首于家庭法中，却与自己现实中的家庭渐行渐远，外甥侄女的登门探访还会让她想起家庭的存在。再往后的几年，第一次有传言说她将提前被选为法官，而且需要她巡回出庭。但事实上，她一直也没能收到相关的通知。转眼菲奥娜到了四十多岁，心中却突然涌起对晚育和孤独症的种种忧虑。不久之后，格雷律师学院广场中开始出现更多年轻的面孔，侄孙与侄孙女开始围着她吵嚷不息，让她意识到在如此这般的生活中还要硬塞进一个婴儿是何等的艰难。然后她懊悔万分地想到去收养孩子，也做了一些试探性的咨询——在随后那些马不停蹄的岁月里，怀疑的痛苦偶尔湮没心扉，他们在深夜断然决定求助于代孕妈妈，却在清晨赶着上班的手忙脚乱中不了了之。直到最后，在某个早上的九点三十分，在皇家法院，最高法院大法官宣誓她就职，聆听她在两百位头戴假发的同事前宣誓效忠，宣读司法誓言。她身着法官长袍，在众人面前昂首挺胸，成为一段诙谐讲演中的主角。她知道这时候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她是属于法律的，正如某些女性曾经是基督的新娘。
她穿过新广场，向怀尔迪书店走去。脑中的音乐已渐渐消散，此刻另一种古远长久的情绪却不期而至：自责。她自私自利，执拗易怒，表面不露声色实则野心勃勃。她只顾追求自己的雄心，却还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她选择这条职业道路的本意并非在于自我满足。她还断然拒绝将两三个原本会是体贴、极具天赋的个体降临到这世界。倘若她的儿女还活着，那么，一想到自己也许不会来到这世上，他们一定会震惊不已。所以，现在的一切都是她的报应：必须独自面对这场灾难，没有懂事成熟的孩子关切地打来电话，没有孩子们撂下手头上的工作、召开紧急餐桌会议，给他们愚蠢的父亲讲明道理，把他拉回这个家庭。可是她还会接纳这样的丈夫吗？孩子们还得转而向她劝说讲理。曾几何时，她离成为母亲仅一步之隔：她会有个嗓音沙哑的女儿，或许是个博物馆馆长吧；还会有个别具天赋、不那么安分的儿子，在众多领域脱颖而出，虽未能完成大学学业，却会是一个胜她万倍的钢琴家。他们都亲热贴心，在圣诞节和暑假城堡前光彩照人，还会慈爱地逗弄最小的家族成员。
她沿着窄道走过怀尔迪书店，橱窗中的法律书并没有引起她的兴致。穿过凯里街后，她走进法院的后门。往下走过一条拱顶走廊，又走过一条长廊，往上走了一段台阶，经过数个法庭，又往下走了一段，然后横穿过一个庭院，停在一条楼梯的底部，在那儿甩干雨伞。这里的气息总是让她想起学校，想起冰冷潮湿的石头散发的气味或产生的触感，也让她想起恐惧和兴奋时的些微震颤。她没有乘坐电梯，而是选择步行上楼。她的脚步重重地落在红地毯上，然后向右转向宽敞的楼梯口，那里有一扇扇门，正对着里头高等法院的法官——这场景活像一个圣诞日历她有时这样思忖。在每一间宽敞而书卷气十足的房间里，她的同事们常会忘我地沉浸在手头的案子与审讯中，迷失在细节的迷宫与争论分歧中，每到这时，只有某些特定的玩笑和戏谑才能提供些许防御。在她认识的法官中，绝大多数都有一份精妙的幽默感，但今天早上并没人想逗她发笑，为此她深感欣慰。她大概是第一个到法院的吧。根本不像是经历过家庭风暴那样狼狈不堪。
她在门口驻足。奈杰尔·鲍林——他举止得体，也常犹豫不决——正弯腰在她桌前整理文件。每到周一，他们照例彼此寒暄，询问周末过得怎样。她告诉鲍林，她度过了一个“安安静静的”周末，一边说着，一边将修改后的伯恩斯坦案判决草稿递给他。
今天的日程：首先是那件本该在十点开庭的摩洛哥案子。法院确信，案中的小女孩的父亲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将她迁至拉巴特，也就是说，迁到菲奥娜所在法院不具司法权的地区。现在没人知道小女孩的下落，她的父亲也销声匿迹，急得辩护人不知所措。小女孩的母亲正在接受精神方面的帮助，不过会坚持出庭。庭审意图依据《海牙公约》进行申诉，幸运的是摩洛哥恰是签署该公约的唯一伊斯兰国家。这些都是鲍林在充满歉意的匆忙中告诉菲奥娜的。他在说话时一直紧张地捋着头发，就好像他就是那个劫匪的弟弟。那位可怜无助的母亲——一位身材偏瘦的大学教师——坐在法庭中间时瑟瑟发抖。作为一名精通不丹民俗传说的专家，她将自己的一切都倾注在她唯一的孩子身上。而同时孩子的父亲，也全身心地投入此事，试图鬼鬼祟祟地将女儿从万恶的西方世界中解救出来。此案的文件正躺在菲奥娜的桌上等她定夺。
至于这一天的其他安排，菲奥娜已胸有成竹。她转身走回办公桌，询问起“耶和华见证人”这一委托案的详情。这对父母将会提出寻求法律援助的紧急申请，相关的证明将会在下午颁布。文书告诉她，此案的小男孩得了一种罕见的白血病。
“告诉我小男孩的名字。”她利落地说道，自己也被这样的语气吓了一跳。
鲍林总是在菲奥娜的施压下才会比较谈吐自如，甚至还会揶揄几句。现在他给菲奥娜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多得超出她的所需。
“好的，夫人。他名叫亚当，亚当·亨利。是个独生子。父母叫凯文和内奥米。凯文·亨利先生经营一家小公司，做搭建地基、建筑排水系统诸如此类的活儿。显然是个捣鼓挖掘机的行家。”
在桌前待了二十分钟后，菲奥娜重新穿过楼梯口，沿着走廊来到了里屋的咖啡机旁。咖啡机上印着高仿真玻璃图像：烘焙过的咖啡豆从杯中溢出，从杯中流转出的光线显出棕褐色与奶白色。这与隐蔽处的阴影互相交错，如同彩色手稿般栩栩如生。菲奥娜调制了一杯卡布奇诺——里头多加了一剂或两剂浓缩咖啡。她最好能在这儿享用这杯咖啡，这里无人打扰，她可以想象杰克从一张陌生的床上起来，准备赶去工作，与他同床共枕的那个人在心满意足地度过了一段午夜时光后，依旧半睡半醒，正在濡湿的床被间辗转，轻声叫着杰克的名字，唤他回到床边——这画面令人作呕。盛怒之下，她拿起手边的电话，拨打了他们位于格雷律师学院街的锁匠电话，将四位身份识别码告诉了锁匠，指示他给家门换锁。好的，夫人，马上就办。他们对原来的锁了如指掌，而新的钥匙今天就会直接送到河滨大道。菲奥娜迅速行事，还没来得及放下手中烫人的塑料杯，就因为害怕自己转变心意而立即给物业公司副主任打去电话。副主任外表粗粝，实则友善敦厚，菲奥娜将锁匠一事提前告知了他。现在，她成了恶人，而且还因此感觉良好。他要离开她就必须付出代价，其下场就是遭到驱逐，然后哀求原谅，恳请妻子允许他浪子回头。她绝不会让杰克有半点儿脚踏两条船的奢望。
但在端着杯子走回长廊的时候，她却已恍然惊悟到自己刚才的举动是多么荒诞的过激行为。她正在切断丈夫回家的合法权利，而这正是婚姻破裂的一大陈规，也是循循善诱的律师会极力告诫他的委托人——通常是妻子——在法庭未下达指令时万万不可为的。调查夫妻间的争吵滋事，提供建议，做出判定，私下里对离婚夫妻间的恶意相向与无理取闹评头论足，这一切构成了菲奥娜的职业生涯，谁知现在她自己也成了落难夫妻中的一员，在绝望的潮水中随波泅泳。
这些思绪被突然打断。走到宽敞的楼梯口时，她看到舍伍德·朗西法官先生正站在门道间等她。他咧嘴而笑，戏仿舞台上反派角色的动作，摩擦着手掌，暗示菲奥娜他有东西要给她。他对法庭内的最新消息津津乐道，而这些消息通常很精准，他也乐于四处传播。他是为数不多的，也许是唯一一个菲奥娜宁可退避三舍的同事。这并不是因为他这人不讨人喜欢，实际上，他是一个富有魅力的男人，把一切业余时光献给了很久前他在埃塞俄比亚设立的慈善机构。但对菲奥娜来说，他却总让她有种尴尬窘迫的感觉。他在四年前曾接手过一桩谋杀案，那是一次不堪回首的裁决。菲奥娜必须对此保持缄默，也因此而备受煎熬。而这一切就发生在一个美妙的小天地——乡村——中，在那儿，他们通常原谅彼此的过错，大家都因在高等法院中被粗暴推翻的判定而寝食难安，这是他们在法律条文前面对的惩罚。但这可是现代社会最为严重的误判。而可悲的舍伍德！他不智地被一个无知却振振有词的专家证人所蒙骗，导致怀疑与恐惧四起，一个清白无辜、刚刚丧子的母亲就这样被错认为是杀害孩子的凶手而锒铛入狱。她在狱中遭受狱友的殴打凌辱，承受各种小报的妖魔化抨击，一审上诉就惨遭驳斥。但她最终从牢狱中被释放出来后，却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并因此了结了此生。
这场悲剧背后的奇异逻辑至今依旧让菲奥娜彻夜难眠。法庭声称，一个孩子死于婴儿猝死综合征的几率为九千分之一。于是，原告方宣称，一对兄妹同时死于该病的几率便是两个九千分之一的乘积——仅仅八千一百万分之一，也就是说几乎没有什么可能性。因此，孩子们的死必定与这位母亲有关。这一说法震惊了法庭以外的世人。如果这个“婴儿猝死综合征”的病因是遗传性的，那么孩子们突然毙命的部分原因就必须归于他们自身；如果病因源于环境因素，他们同样也脱不了干系。倘若这病因同时受遗传与环境的影响，那他们就得承担双份的责任。那么，比较而言，在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中，两个婴孩被母亲谋杀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面对这一问题，义愤填膺的概率论专家、统计学者与流行病学家也都无力介入。
在对正当的诉讼失望之际，菲奥娜只需想起玛莎·朗文一案以及朗西的过失，就会对脑中那一闪而过的念头确信无疑：法律——不管她多么钟爱它——在最不堪的情形下并非瞎折腾，而是一条蛇，一条毒蛇。可气的是，杰克竟对这一案件来了兴致。当他们两人之间爆发了不愉快，而且形势有利于杰克一方时，他就公然嫌恶她的职业，反感她卷入这起案件，弄得好像是菲奥娜起草判决书似的。
可是，一旦朗文的首次上诉就遭拒，那么谁可捍卫司法？这个案子从一开始便是一场弄虚作假的闹剧。后来的事实表明，案中的第二个孩子曾遭到侵袭性细菌感染，但那位病理学家却莫明其妙地隐瞒了关键证据。而警方与皇家检察署也迫不及待地期待定罪结案——这简直不可理喻。医学代表在法庭上提供了证据，致使医学界蒙受耻辱。这整个断案体系，这一群由专家团队组成的乌合之众，就这样将一位温厚善良、受人尊敬的建筑师，逼进了被起诉、绝望与死亡的深渊。在裁决婴儿的死因时，面对来自医学界不同证人莫衷一是的证词，法律愚蠢地偏袒有罪裁决，而将迟疑质询或不置可否的谨慎态度弃之一旁。大家一致认为朗西是个很棒的小伙子，而且记录显示，他是个勤勤恳恳的好法官。可是，当菲奥娜听说那位病理学家和医生都已重返工作岗位时，她实在是山穷水尽了。这个案子令她大倒胃口。
朗西举手打了个招呼，菲奥娜别无选择，只能在他面前停下脚步，尽力使自己显得和善友好。
“噢，亲爱的。”
“早上好，舍伍德。”
“我在斯蒂芬·赛得利的新书上读到了一段很棒的对话。正对你的口味。事情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一次庭审上。一个百折不挠的盘问者问一位病理学家，他是否百分之百地确信案中的病人在他解剖动手前就已死亡。病理学家回答说他绝对确定。噢，那你凭什么这么确定呢？病理学家回答说，因为这个病人的大脑当时就装在我桌上的实验罐里。可是盘问者依旧穷追不舍，有没有可能这位病人依旧是活着的呢？病理学家答道，要这样说，那他倒真有可能还活着，而且还在哪个地方做律师呢。”
尽管朗西一讲完这故事就纵声大笑，但他的目光却定格在菲奥娜的眼睛上，估摸着她是否跟上了自己的笑点。菲奥娜尽力让自己配合他。拿法律行业开涮恰是法官们的最爱。
最后，她端着不冷不热的咖啡在桌前坐下，凝神思考起那个抚养权被转移的孩子的事情。鲍林在房间的另一边清了清嗓子正想讲点什么，但随后改变主意，没了人影。菲奥娜装作没有注意到他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她自己的心烦意乱也不见了。她强迫自己专注于眼前的仲裁协议书，并开始快速读了起来。
十点的钟声敲响，菲奥娜负责的案子即将休庭。妻方辩护人请求依照《海牙公约》，让这位悲痛无助的母亲重获孩子的抚养权。而当摩洛哥丈夫的辩护人站起身来企图向她证明这位妻子的担保中存在着模棱两可之处时，菲奥娜打断了他：
“我还以为您会为您这位委托人的所作所为而脸红呢，索姆斯先生。”
这场庭审极富专业性，精彩纷呈。母亲瘦削的身影始终被半遮在辩护人的身后，在愈发抽象难懂的争论中不住瑟缩。很有可能在休庭后，菲奥娜便不会再见到她。这件令人悲戚的案子将交由摩洛哥法官来审理。
接着，菲奥娜受理了一份紧急申请。申请者受一位妻子的委托，请求在案件未决期间仍旧保留其享有赡养费的权利。她听取详情，问了几个问题，然后批准了该申请。到了午饭时间，菲奥娜只想一个人静静待一会儿。鲍林给她带了一份三明治和巧克力棒，好让她在桌前解决午饭。她的手机就放在文件下，最后她终于不由自主地扫了一眼手机屏幕，想看看是否有短信或未接来电。什么也没有。她告诉自己，她既没有失望透顶也没有如释重负。她喝了口茶，给自己十分钟时间看看报纸。报上的新闻大多关涉叙利亚局势，包括实时报道和惨不忍睹的照片：政府炮轰百姓，难民流离失所，诸国外交部长发表有气无力的谴责，左腿截肢的八岁男孩囚在床上，下巴瘫瘪、皮肤泛黄的阿萨德与俄罗斯官员握手，神经性毒气的流言四起。
在世界其他地方，更加深重无道的灾难在上演，不过午餐过后的菲奥娜则需面对更多发生在伦敦的不幸事件。有位妻子提出申请，请求将丈夫赶出家门，菲奥娜对这单薄的一面之词嗤之以鼻。那位律师面容严肃，啰里啰唆，紧张地眨着眼睛，使得菲奥娜更加恼怒。
“你何必偷偷摸摸地干？我在文件上没看到半点儿这样做的必要。你有没有和丈夫一方沟通过？在我看来，你根本没有。如果这位丈夫愿意向你的委托人做出保证，你就真不该拿这事来烦扰我。如果他不愿意，那你就宣告，我会听取双方的陈述。”
法庭休会，菲奥娜阔步走了出去。之后，她再度回到法庭，开审一项禁令性措施法令，听取正反双方的争论。当事人声称，他害怕前妻的男友向他施暴。大家对这位男友的入狱记录展开法律论证，但他是因欺诈，并非袭击他人而入狱，所以菲奥娜最终拒绝了这项申请。她需要一份法律保证。在办公室喝过一杯茶后，她再次投入工作，受理了一位离婚妈妈的紧急申请。这位母亲希望她三个孩子的护照由法院存管。菲奥娜本想同意此项申请，但当她在论辩中获悉这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时，就断然拒绝了。
回到办公室时，已是五点四十五。菲奥娜在桌前坐下，木然地盯着前方的一排排书架。鲍林推门而入，吓了她一大跳。大概自己刚刚睡着了，她心想。鲍林告诉她，如今媒体对“耶和华见证人”案兴致颇浓。明天的绝大部分晨报都会刊载相关报道。新闻网站上还贴出了小男孩其家人的合影。这些消息也许就源于小男孩的父母，也可能是某个见钱眼开的亲戚。文书递给菲奥娜此案的宗卷和一个棕色信封，在菲奥娜的拆封过程中，信封内部传出神秘的叮当声。该不会是哪个心灰意冷的原告寄来的邮件炸弹吧？这种事以前确实发生过，那次的信封里装着一个炸弹装置，但却由于那位恼羞成怒的丈夫拙劣粗糙的组装技术而未能在她当时的文书面前爆炸。不过这一次，菲奥娜从信封中取出的是她的新钥匙。这串新钥匙将开启她的另一种人生，她那波谲云诡的人生。
半个小时后，她动身回家，但她决定绕道而行，因为她实在不愿走进那间空荡荡的公寓。她从大门出来，在河滨大道上一直西行至奥德维奇，而后北转沿国王大道而行。天空中透着战舰般的铁灰色，飘洒着若有若无的毛毛细雨，大街上的高峰拥堵也不似往日那样严重。可以想见，这又是一个漫长昏暗、乌云低垂的夏夜。但此刻，全然的黑暗更合菲奥娜的心境。当菲奥娜经过一家配制钥匙的店铺时，她感到自己的心跳加快。她想象着两人站在广场滴水的树下，怒目而视，因为杰克被锁在门外而与自己厉声争吵。这一切还会传入邻居的耳朵，而他们恰恰也是她的同事。她就会完全理亏。
她掉头东行，走过伦敦经济学院，沿着林肯律师学院运动场，穿过霍尔本街，然后为了拖延回家的时间，再次向西而行，沿着一条条设有维多利亚中期手工工坊的狭窄街道一路往南，如今这些作坊已成为理发店、钥匙店与三明治吧。她穿过红狮广场，经过一张张湿漉漉的铝制空长椅和公园咖啡桌，又走过康威大厅。在那里，有一小群衣着得体、银鬓斑斑，看上去忧心忡忡的人正围聚一团，等着进门。他们也许是贵格会教徒，准备为自己的理念发动夜间抗议。唉，菲奥娜自己也面临这样的夜晚啊。可是由于她身为法律界的一员，加上日积月累的司法经验，她势必得向理念靠拢。即使你抵抗或否定，也无济于事。在格雷律师学院广场的走廊里，不止半打凸饰的请帖正躺在一张抛光胡桃木桌上。法学院、大学机构、慈善机构、形形色色的皇家学会、享有盛誉的名流杰士……他们邀请杰克和菲奥娜·迈耶——他们夫妻俩多年来兢兢业业，终于成了一对小有名气的明星伉俪——身穿华服走入公众视线，扩大其影响力，享用盛宴，攀谈交流，直至午夜时分才驱车回家。
她沿着西奥博德路缓步前行，仍然在推延归家的时刻。她再次纳闷：与其说她失去的是爱，不如说是现代形式上的尊重？与其说她心中惧怕的是福楼拜和托尔斯泰小说中所描绘的轻蔑与放逐，不如说是同情怜悯？一旦成为众人的怜悯对象，也就意味着你在这个社会已一败涂地，行将就木。十九世纪比任何女人想象的都更加近在咫尺。一个女人扮演俗不可堪的角色，只表明她品味低下，而非道德沦丧。躁动的丈夫孤注一掷，勇敢的妻子奋然维护自己的尊严，小情人茫然而无辜。她曾认为自己的表演生涯已经终结于某个夏天的草地上，就在她坠入爱河之前。
事实证明，回家毕竟没有那么困难。偶尔，她比杰克早下班到家，所以当她跨入如避难所般昏暗的前厅，闻到薰衣草芳香剂的香味时，就感到一阵慰藉，这令她吃惊，而她也半真半假地说服自己，之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或者一切都能迎刃而解。在开灯前，她放下包，侧耳倾听。夏日寒流已开启了中央供暖系统。此刻暖气片在冷却时发出杂乱的滴答声。楼下的一间公寓里飘来轻柔的管弦乐，是马勒的曲子，缓慢而安静。一只歌鸫在卖弄似的重复啼唱每个装饰音节，这悠悠的声音顺着烟囱管直入人耳。她穿过一个个房间，打开灯，虽然现在才刚到七点半。她回到前厅去取手提包，发现那位锁匠没有留下任何来过这里的痕迹，甚至连一丝木屑刨花都没有。一位只是过来更换锁芯的锁匠，哪有什么必要留下痕迹，而她又有什么必要在意这些？只是锁匠的来去无踪却让菲奥娜想起杰克的离家，这一念头让她精神颓丧，为了抵抗这股怅惘，她拿起文件走进厨房，一边快速浏览起明天要处理的案子，一边等着水壶中的水烧开。
她有三个朋友，她可以给她们中的任何一个打电话倾诉，但她没法忍受听见自己向她们解释她的境遇，没法忍受让她们相信这些都是改变不了的实情。还没到获取同情或征求忠告的时候，也还没到听忠诚的密友谴责杰克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她在空虚无聊寂寥麻木中度过了这个晚上。她吃了面包、芝士、橄榄，喝下一杯白葡萄酒，在钢琴前度过了一段宛似永无止境的时间。刚开始，她洒脱不羁地弹奏巴赫变奏曲。菲奥娜与一位名叫马克·伯纳的律师偶尔会一起演奏歌曲，在她下午看到的名单中，伯纳会在明天的“耶和华见证人”一案中代表医院出席。过几个月后，也就是在圣诞节前夕，他俩会在格雷律师学院大厅参加下一场音乐会，而他们还没商定要表演的曲目。不过，有几首保留曲目是他们熟记于心的，而此刻，菲奥娜正弹奏着这些曲子。她在脑海中想象其中男高音的部分，反复回味舒伯特那哀伤的“街头艺人”，这位怀抱摇弦琴的男人，穷困潦倒又命运多舛，屡遭世人冷落。这样的全神贯注免于她胡思乱想，她忘了时间的流逝。当她最后从琴边的高脚凳上起身时，她的膝盖和臀部都已发僵。在淋浴间她吞下了半片安眠药，然后盯着掌心中破碎的另一半药片，也将它服了下去。
二十分钟后她来到床边，躺在属于她的那一侧。她闭眼收听新闻广播，先是航运预报，然后是国歌，再后是“全球时报”。在等待睡意袭来之时，她听到今天第二次，可能是第三次新闻播报，紧跟着有人冷静地点评起今日发生的暴行——在巴基斯坦和伊拉克，几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闯入拥挤的公共场所；在叙利亚，平民区遭受惨烈的炮击；而伊斯兰教国家间的战争致使城内满是扭曲变形的车架骨与碎石瓦砾，集市中尸横遍野，而对此种种，百姓们震惊悲伤，哀恸不已。随后播音员转而议论起瓦济里斯坦上空的美国无人驾驶机，上个星期对一场婚礼派对的血腥袭击。理性的声音持续回荡在这一夜晚，菲奥娜蜷缩一团，准备投入悒郁的睡梦中。
那天早晨过得飞快，跟其他的几百个日子没有任何不同。接受申请、采纳意见、听取辩论、做出判决、发布命令，菲奥娜在办公室和法庭之间穿梭，路上碰见同事，匆匆寒暄几句，居然带着点喜庆的感觉。法庭上，书记员喊了声“全体起立”，声音里还带着些许疲惫。她朝着开场律师微微点下头，偶尔讲个冷笑话，双方律师便堆起一脸的谄媚奉承，并且毫不掩饰其中的做作。当事人呢，要是对闹离婚的夫妇的话（这个星期二的早晨，全都是离婚官司），便坐在各自律师身后，离得老远，丝毫没有想笑的心情。
那她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她相信自己还算理智，善于控制和定义情绪，她还察觉到自己已有了显著的变化。昨天的她，极度震惊，感觉一切都难以置信，难以接受。做好了准备告诉自己，顶多就是要承受来自亲朋好友的怜悯，还有社交上的极度不便——那些印着华丽图案的请柬她该怎么拒绝啊，一边要拒绝，一边自己的尴尬还得藏着掖着。今天早上，醒来感到床的左边一半一片冰凉（这也算是一种截肢吧），她第一次感受到了传统意义上被遗弃的痛苦。她想到了杰克，想到了他最好的时光以及那时她对他的渴望，想到了他多毛的小腿，虽瘦骨嶙峋却不失强健。那个时候，闹钟第一次“侵扰”的时候，半睡半醒之间，她会把软软的脚掌顺着他的小腿往下滑，然后躺在他张开的胳膊上，躲在暖暖的羽绒被下，对着他的胸膛，等着闹钟第二次响起。起床穿上成人的盔甲之前，她可以像个赤裸裸的孩子一样，尽情地向杰克撒娇，但是今天早晨，她感受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她的这一基本权利已被剥夺。当她站在浴室里，脱下睡衣的时候，她觉得全身镜里自己的身体看起来蠢透了。某些部位不可思议地变小了，另一些部位则臃肿不堪。臀部肥大。就像个荒诞透顶的包裹，上面写着“易碎品，正面朝上”。都这样了，谁又会不想离开她呢？
洗漱、穿衣、喝咖啡，给清洁女工留纸条配新钥匙，一气做下来，刚才那些阴郁的情绪得到了控制。于是她便开始了早晨的工作，在邮件、短信、公告里搜索丈夫的影子，什么都没有。于是她收起文件，拿起雨伞、手机朝单位走去。他的沉默显得那么绝情，绝情到令她震惊。她只知道那个统计员梅勒妮住在麦斯威尔山附近。要想找到她，或是去学校找杰克也不是不可能。但万一看到他在走廊里朝着她走去，看到他和他的情人手挽手，那种羞耻让她何以自处？除了毫无意义、自取其辱地求他回家，她还能说什么？无非就是证实一下舍弃这段婚姻的是他而不是她，而他则会又一次跟她解释，可这个解释她早就知道，也不想再听。所以她就等，等着某一天，他用到某本书了，缺了件衬衣或是少了副球拍得回家了，等着他的将是大门紧锁的公寓。到时候可就轮到他来找她了。等他们最后说上话的时候，那也是在她的地盘，在自己的地盘上起码能保全尊严，至少表面如此。
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星期二早上开工的时候她心情很沉重。那天上午最后一个案子，因为商业法的繁杂争论给耽误了。丈夫宣称说法庭判他付给妻子的三百万英镑不归他个人，而是他公司的钱。之后，事实慢慢浮出水面，这个公司既不生产任何东西，也不提供任何服务，而他是公司的唯一主管，同时也是唯一员工，这其实就是个幌子，就为了逃税。菲奥娜更倾向于支持妻子。整个下午都在忙医院对耶和华见证人的紧急诉讼请求。坐在办公室的桌子边，她一边啃着三明治，就着苹果当午饭，一边还看着呈递材料。与此同时，她的同事们却在林肯律师学院享用豪华午餐。四十分钟后，她朝着八号审判庭走去时，思绪变得清晰起来。这可是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啊。
她一走进去，全体人员都站了起来。她坐下来，看着下面各方也都慢慢就座。她的手肘边放着一叠薄薄的乳白色稿纸，她把笔放在旁边。直到那一刻，直到看见那一叠白纸的那一刻，她的个人处境才彻底消失，不再有私生活，而是专心致志，心无旁骛。
她面前一共有三方。代表医院的是皇家律师马克·伯纳，另外还有两个事务律师提供协助。代表亚当·亨利、他的监护人，也就是儿童及家事法庭咨询与支持服务署的工作人员的是一位年长的出庭律师约翰·托维以及他的事务律师，菲奥娜并不认识他。代表家长的也是一位皇家律师，叫莱斯利·格里夫，另外还有两位事务律师。亨利夫妇则坐在他们旁边。亨利先生皮肤黝黑，清瘦，西服考究精致，再配上领带，要说他是法院的成功人士也不为过；亨利太太身形圆润，戴一副大大的红框眼镜，衬得眼睛越发的小了。她两臂交叉，直直地坐着。两个人看起来都很镇定。菲奥娜猜想，外面走廊里估计马上就会聚满记者等着她叫他们进来聆听判决了吧。
她开口道：“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之所以聚在这里，都是为了同一件紧迫的事情。时间就是生命。请各位牢记这点，发言时做到言简意赅，直击要点。伯纳先生，您先开始。”
她把头转向他，他便站了起来。他谢顶，体型庞大，双脚却很娇小——据说是五码——因为这个还有人在背后嘲笑他。他的嗓音还不错，算是个嘹亮、醇厚的男高音。去年在格雷律师学院，在一位酷爱歌德的上议院高级法官的退休晚宴上，他们两个还合作表演过舒伯特的《魔王》，那称得上是他俩的辉煌时刻。
“法官大人，正如您所说，情况紧迫，我将长话短说。申请方是旺兹沃思艾迪丝·卡维尔综合医院，医院请求本庭治疗一名男孩，即材料中所提A。再有不到三个月，A将年满十八周岁。5月14日，他戴上护具，为学校的板球队开球时，感到腹部剧痛。随后的两天中，疼痛加剧，简直难以忍受。尽管全科医师医术高明，经验丰富，仍然不知所措，于是推荐——”
“这些我都看过了，伯纳先生。”
律师继续发言。“法官大人，既然如此，那么我认为对于亚当患有白血病的事实，各方应该都没有异议。医院希望用四种药物对其进行常规治疗，该方法在世界范围内都已得到认可，被血液病学家广泛运用。我可以出示——”
“没有那个必要，伯纳先生。”
“谢谢，法官大人。”
伯纳先生快速说明了针对白血病的传统治疗流程，这次菲奥娜没有打断他。四种药物中，有两种直接作用于白血病细胞，另外两种在治疗过程中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尤其是对骨髓有影响，进而损害身体的免疫系统，减弱其生产红细胞、白细胞以及血小板的能力。因此，治疗过程中经常需要进行输血。但是在这个案子中，医院却无法进行输血。亚当和他的父母都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接受外界的血液产品与其信仰不符。除了这点，亚当和他父母愿意接受医院提供的一切治疗。
“那医院都提供了哪些治疗呢？”
“法官大人，根据患者家人的意愿，医院只开具了专门针对白血病细胞的药物。但仅凭这两种药物是不够的。关于这点我想请我们的血液病专家出庭。”
“好的。”
罗德尼·卡特先生站到证人席，进行了宣誓仪式。他身材高大，稍微有点驼背，表情严肃。眉毛虽已花白，却仍旧浓密。眉毛下面一双眼睛怒目而视，带着满满的鄙夷。一块丝质方巾从他灰白色三件套西服最上面的口袋里探出头来。他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这些法律程序都是胡扯，应该一把抓住亚当的脖子，拽着他立即进行输血。
接下来就是一些常规问题，以证明卡特的诚意、经验和资质。菲奥娜轻轻清了下嗓子，伯纳便心领神会，继续问了下去。他请卡特医生为法官总结一下病人的情况。
“一点也不好。”
伯纳请他详细说明。
卡特吸了口气，看了看周围，看见病人父母，又把目光移向远处。他说，病人很虚弱，且正如他所料，正在表现出气喘的初期症状。假如能够放手治疗的话，他预计病情完全缓解的几率在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之间。但从目前情况来看，缓解的几率大大降低。
伯纳请他就亚当的血液问题给出一些具体的数据。
卡特说，亚当刚入院时，血红蛋白的数量是每升8.3克，而正常值应该在每升12.5克左右。该数值还在持续下降。三天前已降至6.4，今天早上已经到了4.5。如果数值持续下降到3，情况将会变得异常危险。
马克·伯纳本想再问一个问题，但卡特继续说了下去。
“白细胞的数量一般在5—9之间。患者现在是1.7。至于血小板——”
“您能告诉我血小板的作用吗？”菲奥娜打断了他。
“用于血液凝结，法官大人。”
正常值应该是250，而患者的数量是34。一旦血小板数量降低至20以下，就会出现自发性流血。说到这儿，卡特先生稍微转了转头，不再看律师，好像是在对患者父母说话。他沉重地说道：“最近一次分析显示，患者体内没有造出新的血液，而一个健康青少年每天应该能生产五千亿个血细胞。”
“卡特先生，那如果能够进行输血的话会怎样呢？”
“那病情得到缓解将很有希望。虽说不如一开始就进行输血。”
伯纳稍作停顿，然后继续问话。但这次他压低了声音，生怕亚当·亨利无意中听到他的话似的。“您跟您的病人讨论过不进行输血造成的后果吗？”
“只是大体说了下。他知道不输血他就活不了。”
“但他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个死法。您能否给法庭大致描述一下呢？”
“您要是想听的话当然可以。”
伯纳和卡特貌似串通起来，要给患者父母描绘那些可怕的场景。这个办法合情合理，所以菲奥娜并未干涉。
卡特慢慢说道：“情况将会令人心碎，不仅患者自己如此，治疗他的医疗团队也是如此。团队中有些人很生气，他们常给病人输血，用美国人的话说，一挂一整天。真心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就是不能救助这个病人。病情恶化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呼吸困难。每呼吸一次，就好像一场战斗，而且是注定失败的战斗。那种感觉非常恐怖，就好像慢慢溺水。在那之前可能还会有内出血，也有可能会出现肾衰竭。有些患者还会失明，或者可能会中风，同时对神经系统造成一些影响。每位患者情况不尽相同。唯一能确定的是，他一定会死得很惨。”
“我问完了，谢谢您，卡特先生。”
代表家长的莱斯利·格里夫站了起来进行交叉诘问。菲奥娜听过他的名字，但一时想不起来有没有跟他在庭上见过。她在法院见过他——一头银发，梳了个中分，带点纨绔习气。他颧骨很高，鼻子又长又瘦，鼻翼张开，带着一股子傲气。他步履轻松，毫不拘束，同他那些战战兢兢、神情严肃的同事相比，倒是截然不同。他这股子轻松愉悦的劲头本来挺好，偏偏美中不足的就是他的视力。好像是有点斜视，因为他真正想看的和他表面上瞅的老是不一样。这点不足反而使他更具吸引力。有时候交叉诘问的时候，他这样会扰乱证人。这会儿呢，可能又把我们这位医生给惹火了。
“卡特先生，自由选择治疗方式是成年人的一项基本人权，对此您认同还是不认同？”他问道。
“认同。”
“未经同意进行治疗实际上已对病患构成侵权，又或者说构成了人身攻击。”
“我同意。”
“而根据法律规定，亚当已经接近成年了对吧。”
“就算他明天早上过生日，今天他也不能算是成年人。”
卡特语气强烈，但格里夫仍然不为所动。“亚当马上就成年了。他不是已经清晰明白地表达过自己对于治疗的看法了吗？”
听到这话，血液顾问的腰杆儿挺直了，看起来还高了一英寸。“他的看法其实是他父母的看法。他拒绝输血的理由建立在一个宗教膜拜的信条之上，而他更有可能成为他们的殉道士，死得毫无意义。”
“膜拜这个词有点过了吧，卡特先生。”格里夫低声说道。“您自己有什么宗教信仰吗？”
“我是英国国教徒。”
“那英国国教算是膜拜吗？”
原本在低头记笔记的菲奥娜抬起头看了看。格里夫看到，立马噘了噘嘴，停了一会儿深吸一口气。医生看上去要愤然离席了，但律师的问话还没完。
“卡特先生，你知道世界卫生组织预计有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的新感染艾滋病病例都是由输血引起的吗？”
“我们医院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世界多个国家的血友病患者都大规模感染了艾滋病，对吗？”
“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输血也可能引起其他感染对吧？肝炎、莱姆关节炎、疟疾、梅毒、美洲锥虫病、移植物抗宿主病，输血相关的肺病。当然，最后还有各种克雅氏症。”
“这些情况都非常少见。”
“但确有发生。然后还有血型不匹配引起的溶血反应。”
“这种情况也很少见。”
“真的吗？卡特先生，请允许我引用权威杂志《血液保护手册》中的一段话：‘从抽取血液样本到受血者接受血液中间至少有二十七个阶段，而其中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可能出现差错。’”
“我们的员工都训练有素，一丝不苟。近几年没有出现过一起溶血反应。”
“那么，卡特先生，综合考虑这些危险因素，即便不是您所谓的异教组织的成员，这些因素是否也足以让一个理智的人有所顾虑呢？”
“现在的血液产品都是经过最高标准检验的。”
“即便如此，在接受输血之前有所迟疑也并非完全不可理喻吧。”
卡特想了想，说道：“有所迟疑还勉强能理解。但是像亚当这种情况，拒绝输血就有点不可理喻了。”
“既然您也承认有所迟疑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考虑到各种感染和差错，病人坚持要求治疗需要经过本人同意也就没什么不合理的了，对吧？”
会诊医师竭力控制情绪。“您这是在玩文字游戏。如果我无法为这位病人输血，他可能就恢复不了，至少也会失明。”
“考虑到各种风险，在行业内部，输血过程中是不是有些欠妥的做法呢？我猜您又会说这个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对吧，卡特先生？这其实很像过去的放血疗法，不过过程正好相反罢了。按照常规，病人在手术中失血达到三分之一品脱就会进行输血，对吧？但献血者却要献出一品脱的血，然后就被放回去工作了，跟没事似的。”
“对于别人的临床判断，我无权评论。不过按常理来说，因手术而造成身体虚弱的人应该享有上帝赐予我们的所有血液。”
“现在耶和华见证人的病人不都是通过无血手术进行治疗的吗？根本就不需要进行输血。请允许我引用《美国耳鼻喉科学》上的一段话：‘无血手术已经成为一种不错的治疗方式，在未来有可能被广泛接受，成为医学治疗的标准。’”
“我们今天不是来讨论手术的。”医学顾问轻蔑地反驳道。“因为治疗使得病人不能自我造血，所以病人需要输血，就这么简单。”
“我问完了，谢谢您，卡特先生。”
格里夫坐下之后，亚当·亨利的律师约翰·托维气喘吁吁地站起来进行交叉诘问。他拄了一根顶部镶银的拐杖。
“很显然，您跟亚当单独谈过对吧。”
“是的。”
“您认为他的智力水平怎么样？”
“非常聪明。”
“他口齿清楚吗？”
“清楚。”
“他的判断力、认知力有没有受到病情的影响？”
“目前还没有。”
“您有没有建议过他进行输血？”
“建议过。”
“那他是怎么回答的呢？”
“基于他的宗教信仰，他严词拒绝了。”
“对于他的年龄，您能具体到多少岁几个月吗？”
“他十七岁零九个月了。”
“我问完了，谢谢您，卡特先生。”
伯纳起身进行二次询问。
“卡特先生，您能再说一下您专攻血液学多长时间了吗？”
“二十七年了。”
“输血造成不良反应的风险有多大？”
“很低。以亚当的情况来说，跟不输血造成的后果相比，不良反应的风险根本不值一提。”
伯纳表示他没有问题要问了。
菲奥娜说道：“卡特先生，在您看来，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明天早上还不能进行输血，情况就比较危险了。”
伯纳坐了下来。菲奥娜谢过医生，医生则朝她匆匆点了点头，可能还带着些许愤恨，然后便离开了。格里夫起身，说将马上传唤亚当的父亲。亨利先生站上证人席，问能不能用《新世界译本》发誓，文书说只有钦定版的。他点了点头，在钦定版上发了誓，然后将目光缓缓落在格里夫身上。
凯文·亨利身高大约五英尺六英寸，身形轻盈又不失强壮，像马戏团里高空秋千的表演者。虽说平时打交道的都是挖掘机，但他穿上剪裁得体的灰色西装，戴着浅绿色的丝质领带，倒也泰然自若，风度翩翩。莱斯利·格里夫的问题主要围绕亨利从年轻时的奋斗到后来组建温馨、稳定、幸福家庭的过程。谁又能怀疑他的话呢？亨利夫妇年纪轻轻，十九岁就结了婚，到现在已经十七年了。刚开始亨利给人家当苦力那几年，日子过得很艰苦。那时候，他“有点狂野”，酗酒，还虐待妻子内奥米。（虽说他从来没有打过她。）后来，因为老是迟到，他被开除了。如此一来，房租也交不起了，孩子老是整夜整夜地哭，夫妻两个也总是吵架，邻居们怨声载道。房东还曾威胁要把他们从他们位于斯特里萨姆的只有一个卧室的公寓里赶出去。
直到一天下午，两个彬彬有礼的年轻美国小伙子来到家里传教，才把他们从原来的生活中解救了出来。第二天他们又来了，这次见到了凯文。一开始，凯文对他们抱有敌意。后来，他和内奥米去参观了最近的王国聚会所，受到了热烈欢迎；见了一些友好亲切的人，很快跟他们成为朋友；和会众长老进行了有益的交流；还研习了《圣经》，当然一开始感觉比较难。就这样，秩序与平和慢慢地进入到了他们的生活中。凯文和内奥米开始生活在真理之中。他们了解到上帝已为人类安排了未来，并通过传达上帝的旨意来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发现人间确有天堂，只要他们加入耶和华见证人、成为充满恩典的“传道人”，他们就能进入天堂。
他们逐渐明白了生命的可贵。成了好爸爸好妈妈之后，儿子也变得平和多了。凯文参加了一个由政府资助的培训课程，学习如何操作重型机械。他获得资质不久就找到了工作。带着亚当去王国聚会所致谢的路上，亨利夫妇互表爱意，告诉对方自己重坠爱河。他们在大街上手拉着手，这在之前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从多年前的那时候起，他们就一直生活在真理之中，在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充满真理、隐秘却友爱的小圈子里抚育亚当。五年前，亨利自己开了家公司，拥有了几台挖掘机、倾卸车和一台起重机，还雇了九个人。现在上帝把白血病降临到了自己儿子身上，凯文和内奥米也面临着信仰的终极考验。
对于出庭律师的每个暗示性问题，亨利先生都给出了深思熟虑的回答。他恭敬有礼，但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畏惧法庭。说到自己早年的失败经历，他显得大方坦率。回忆起牵手事件，也没有局促不安，还毫不犹豫地当庭用了“爱”这个词。他时不时地从回答格里夫的问题转向直接对话菲奥娜，与她进行目光交流，所以很自然地她也就注意了一下他的口音。带一点伦敦腔，夹杂着一丝英格兰西南部口音——听这口音就知道这个人颇具自信，对自己的能力深信不疑，习惯于发号施令。有些英国爵士乐手说话就这样子。她认识的某位网球教练，以及她在法庭上见过的几名卸任军官、高级警员、医护人员、油井工头，都是这样说话的。这些人虽非掌控世界的大人物，但正是他们让这世界正常运转。
格里夫停顿片刻，给这五分钟画上了休止符，然后轻声问道：“亨利先生，您能告诉法庭亚当为什么拒绝输血吗？”
亨利先生稍作犹豫，就好像第一次考虑这个问题似的。他不再看格里夫，而是直接对着菲奥娜。“您得明白，血液乃人之精华。它是我们的灵魂，是生命之所在。正如生命很神圣，血液也同样神圣。”他貌似说完了，但很快又接着说：“血液代表着生命赐予我们的礼物，对此每个活在世上的人都应该心存感激。”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听起来并不像是在谈论自身珍视的信仰，反倒像是在陈述事实，就好像工程师描述桥梁结构一样。
格里夫默默地等着，想用沉默告诉亨利他还有问题要回答。可是凯文·亨利已经说完了，直直地看着前方。
格里夫继续问道：“那如果说血液是一种礼物的话，你儿子为什么要拒绝医生的礼物呢？”
“把自己的血同动物或是他人的血混在一起是一种玷污，是对造物主美妙礼物的一种拒绝。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在《创世记》、《利未记》和《使徒行传》中对此进行了明确禁止。”
格里夫点了点头。亨利先生又简单补充道：“《圣经》即为上帝之言。亚当明白，我们必须遵守上帝的旨意。”
“亨利先生，您和您妻子爱您的儿子吗？”
“当然啰，我们很爱他。”他轻声说着，看了看菲奥娜，眼神中带着挑战和蔑视。
“那如果拒绝输血意味着他的死亡呢？”
这次，他又看了看前方镶着木板的墙。再次开口的时候，声音变得紧张僵硬起来。“那么他将会占据他在天堂王国的位置。”
“如果那样的话，您和您妻子会作何感想呢？”
内奥米·亨利仍然直直地坐着。她戴着眼镜，所以看不出来她的表情。她已经转过身来，对着律师，而不是证人席上的丈夫。她的眼睛缩在镜片后面，从菲奥娜的位置也看不清楚她是不是睁着眼睛。
凯文·亨利说道：“他必须做对的事情，做上帝要求的事情。”
格里夫又等了一会儿，然后用降调问道：“您将会悲痛欲绝的，对吗，亨利先生？”
律师的故作温情，让这位父亲说不出话来，只能点头示意。菲奥娜看到，他恢复情绪的时候喉结动了一下。
出庭律师问：“拒绝输血是亚当的决定呢，还是说这其实是您的想法？”
“即便我们想替他拒绝，我们也做不到。”
格里夫顺着这个话题又问了几分钟，想要证明亚当并未受到不当影响。偶尔有两位长老去医院看他，也是单独跟他进行交流，并未邀请亨利一起。不过事后在医院的走廊里，两位长老告诉亨利说，他们很钦佩亚当对于自身情况的掌控能力，而他对《圣经》的了解更是令他们感动。他明白自己的心意，无论生死，都将与真理同在。对此，他们感到非常满意。
菲奥娜感觉到伯纳要提出反对了。但伯纳知道菲奥娜不会浪费时间驳回亨利先生这道听途说的证言。
莱斯利·格里夫的最后一组问题，是请亨利先生详细说明他儿子的心理成熟程度。而亨利先生的回答中则透着骄傲，语气中根本听不出来这是一个马上要失去爱子的人。
直到三点半，马克·伯纳才起身进行交叉诘问。他首先表达了对亨利夫妇的慰问，并希望亚当能完全康复。毫无疑问，这表示他要准备发威了，至少在菲奥娜看来是这样的。凯文·亨利微微点头。
“亨利先生，首先，我想弄清楚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您提到的那些《圣经》书籍《创世记》、《利未记》和《使徒行传》禁止进食血液。其中有一个例子是劝诫信徒远离血液。比如说，在《新世界译本》的《创世记》中，原话是这样的：‘惟独肉带着血，那就是它的生命，你们不可吃’。”
“没错。”
“所以说，其实并没有提到输血的事。”
亨利耐心地说道：“您去查看一下希腊和希伯来语的原文，就会发现原文中有‘吸收血液到身体中’的意思。”
“好吧。但是那些文字都来自铁器时代，那时候根本没有所谓输血这个概念，对于不存在的东西又何谈禁止呢？”
亨利摇了摇头。“上帝心中绝对有这层意思。您得明白，书中内容都是他的话。他激励被选中的先知来书写他的旨意。不管什么时代，石器时代还是青铜器时代都无关紧要。”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怜悯，又或者是一种宽容。
“也许您说的也有道理吧，亨利先生。但是很多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都严格按照字面意义理解，对输血问题提出质疑。他们已准备好接受血液，或是某种特定的血液产品，同时还不背弃自己的信仰。小亚当不是还有其他路可走吗，您可以尽自己一份力劝劝他，让他接受其他选择好救自己一命。”
亨利回头转向菲奥娜。“确实有极少数人背离我们的核心指导原则。但我们教会里面没有这样的人，我们的长老态度也很明确。”
头顶上的灯一闪一闪，明亮的光照在伯纳先生锃亮油光的头皮上，简直就是在嘲弄这位虚张声势的盘问律师。他用右手抓着夹克的翻领，说道：“这些严厉的长老每天都去看您儿子，对吧？他们千方百计，就怕他改变心意。”
凯文·亨利第一次表现出了恼怒。他朝着伯纳摆好架势，抓着证人席的边缘，身体稍稍前倾，看起来就好像被一根隐形的绳子牵着一样。但他的语调仍然很冷静。“他们都是善良正派的人。另外还有其他教会的牧师也到病房去探望。我儿子从长老们那里获得建言和安慰。他要不想让他们去，肯定会告诉我的。”
“他要是同意输血的话，是不是就如您所说的——他将被‘逐出教会’？换句话说，他就被赶出耶和华见证人的团体，是这样吗？”
“我们会与他一刀两断。但这种情形不会发生。他是不会改变心意的。”
“亨利先生，严格意义上说，他还是个孩子，由您照顾的孩子。所以我想改变的是您的心意。他很害怕被‘摈弃’，您是不是这么说的？他害怕违背您和那些长老的意愿而被摈弃。他害怕自己因为选择活下去而不选择悲惨地死去，他所有的亲人都会因此离他而去。对一个年轻小伙子来说，这就是所谓的自由选择吗？”
凯文·亨利停下来思索了片刻。他第一次回头看了看妻子。“您要是跟他待上五分钟，就会明白他是一个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能够根据自己的信仰做出决定。”
“我倒觉得他是个担惊受怕的孩子，身患重病却还在极力博取父母的认同。亨利先生，您有没有告诉亚当，如果他愿意的话，他是可以接受输血的？您有没有跟他说，即便他接受输血，您仍然爱他？”
“我跟他说过我爱他。”
“只有这个？”
“这就够了。”
“您知道耶和华见证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命令信徒不得接受输血的吗？”
“《创世记》中有记载。从上帝创造宇宙天地开始的。”
“亨利先生，是从1945年开始的。在那之前，输血是完全可行的。现代布鲁克林的一个委员会就决定了您儿子的命运，难道您乐见这样的结果？”
凯文·亨利压低声音，可能是出于对所谈论话题的尊重，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问题比较棘手。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温暖，回答的时候再次把菲奥娜牵扯了进来。“圣灵指引它选定的代表——法官大人，我们管他们叫奴隶——帮助他们明白原先不能理解的真理。”然后转向伯纳，平静地说道：“委员会为我们提供了同耶和华沟通的渠道。我们听到的是他的声音。如果说教义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也是因为上帝在一点点地展露他的旨意。”
“但这个声音对异议可是不怎么容忍啊。在1914年10月出版的《瞭望塔》杂志上有这么一段。撒旦在叛乱起初主张独立思考，因此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务必避免此类思考。亨利先生，难道您就是这么教亚当的吗？告诉他要当心撒旦带来的坏影响？”
“我们更愿意避免异议和争吵，保持团结一致。”这时亨利先生的自信心开始膨胀。他看起来好像是单独在跟律师说话。“您可能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服从上级权威。您得明白，我们是自愿服从权威的。”
马克·伯纳抿着嘴，脸上闪过一丝微笑。可能是觉得这对手还真是厉害。“您刚才跟我那博学的同事说，二十来岁的时候，您的人生一团糟糕。您说自己当时有点狂放不羁。亨利先生，许多年前，也就是您跟亚当差不多大的时候，说您明白自己心里的想法，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吧。”
“亚当一生都活在真理之中，而我可没他那份幸运。”
“我记得您还说过，您发现生命是宝贵的。您是指他人的生命呢还是只是说您自己？”
“万物众生的生命都是上帝赐予的礼物，也将由上帝收回。”
“这话说起来倒轻松，亨利先生。要被收回的又不是您自己的生命。”
“相比于自己，亲生儿子没命了更痛苦。”
“亚当在写诗吧。您赞同吗？”
“我觉得这跟他的命没什么关系。”
“因为这个您跟他吵过架，是吗？”
“我们进行过非常严肃的交谈。”
“亨利先生，您认为手淫是一种罪过吗？”
“是的。”
“那堕胎呢？同性恋呢？”
“都是。”
“这些都是你们教亚当相信的东西吗？”
“他知道这些都是真的。”
“谢谢您，亨利先生。”
约翰·托维站了起来，不知怎么有点气喘吁吁。他告诉菲奥娜鉴于时间关系，他不再询问亨利先生，但是想要传唤一位叫玛丽娜·格林的社工。她是儿童及家事法庭咨询与支持服务署的干事。玛丽娜·格林身形瘦弱，一头淡黄色的头发，说起话来简短而精确。这种风格在下午这个点儿还是挺受用的。她说亚当智商很高，熟读《圣经》，也知道目前的争论，说自己已准备好为信仰献身。
他说过下面这一段话——在这里，经法官允许，玛丽娜·格林念了一段她笔记本电脑上的话。“我是独立的个体，不是我父母的附属品。无论我父母怎么想，我都是在自主做决定。”
菲奥娜问格林女士，您觉得法庭应该怎么判决。她先是为自己不清楚法律细则条款表示歉意，说自己想法很简单，这个小伙子确实聪明过人，表达清晰，但他还很年轻。“一个孩子不应该为了宗教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伯纳和格里夫都婉言谢绝了交叉诘问。
听证会结束前，菲奥娜宣布暂时休庭一会儿。她快速回到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前喝了杯水，检查了下邮件和短信。邮件很多，短信也很多，但就是没有杰克的消息。她又查了一遍，还是没有。她现在感受到的不是伤心，也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被挖空的感觉，那种空虚跟随着她，威胁着要湮没她的过去。这又是一个阶段。曾经那么亲密的人，如今却能如此残忍，让她觉得难以相信。
几分钟后回到法庭，对她来说是一种解脱。伯纳站起身，不可避免地把争论的焦点推到“吉利克能力”。“吉利克能力”这一概念是斯卡曼大法官提出的，在家庭法和儿科学领域都有涉及，而这位出庭律师现在引用的正是他的话。儿童，即未满十六周岁的自然人，“在达到心智成熟，能充分理解议题的前提下，有权决定自身的治疗方法”。医院的诉求是不顾亚当·亨利的意愿，对其进行治疗，伯纳代表的是医院，现在他却提到了“吉利克能力”，无外乎是为了先发制人，阻止格里夫代表家长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抢占先机，甩出术语。他语言精练且语速很快，男高音顺滑流畅，清晰准确，就像当时吟唱歌德的悲剧诗篇时一样。
不言而喻，伯纳说，不接受输血本身就是一种治疗方法。负责照顾亚当的那些医务人员，没有一个人怀疑过他的智商、他高超的表达能力以及他对阅读的热情和兴趣。他曾在诗歌比赛中获过奖，那是一场由一家权威的国际级报纸举办的比赛，能背一长段贺拉斯的颂诗，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法庭刚刚也听到会诊医师说他聪明过人，表达清晰。可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刚刚医生也说了，亚当只是隐约知道不输血的后果。对于等待他的死亡，他存有这么一个宽泛的，甚至带点浪漫的概念。因此，他并未满足斯卡曼法官提出的“能充分理解议题”的条件。医务人员也都不愿意解释给他听，当然他们这么做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点高级医务人员最有资格做出判断，他的结论也很清楚。亚当并不具备“吉利克能力”。其次，即便他具备了“吉利克能力”，有权利同意或否决治疗方法，这跟拒绝能救命的治疗也是两码事。法律在这一点上很明确。他必须等到十八岁，才能享有自主决定权。
第三，伯纳继续说道，输血之后感染的风险显然是极小的。而不进行输血造成的后果却确定无疑、非常恐怖，还有可能危及性命。第四，亚当同他父母的信仰恰好完全一致，这绝非偶然。从小在父母真诚强烈的宗教信仰的氛围中长大，亚当也成了一个充满爱心、忠诚献身的孩子。正如医生极力说明的那样，亚当对于血制品的这种极不寻常的态度并非来自自己。毫无疑问，我们所有人在十七岁的时候都有过如今想来让自己尴尬窘迫的信仰吧。
伯纳迅速作了总结。亚当还不到十八岁，不了解拒绝输血之后等待他的痛苦考验。从小在教会长大，受到了教会的不当影响，并且知道自己一旦改变心意，将会造成负面影响。真正理智的当代父母，是不应该屈从于耶和华见证人的观点的。
马克·伯纳转身坐下时，莱斯利·格里夫早已站在菲奥娜左边几英尺的地方开始辩护。他同样也想把她的注意力引向斯卡曼法官的声明。“病人有权做出自己的决定，此乃基本人权，受到习惯法保护。”因此，假如病人心智健全，具有足够的判断力，法庭就不该干涉病人的决定。揪着亚当十八岁生日之前这两三个月的时间不放，靠数字当挡箭牌显然是不够的。对于一个严重影响个人基本人权的问题，仅仅诉诸数字的魔法有失妥当。在本案中，患者已多次清晰表达坚持自身意愿，比起十七岁，更应该说他早已十八。
格里夫闭着眼睛，努力回想1969年《家庭改革法案》第八条的内容：“对年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进行手术、药物及牙科治疗，需获本人同意。未经允许进行治疗视同侵犯人身权利，其权利受法律保护，与成年人无异。”
凡是见过亚当的人，格里夫说，都惊异于其早熟沉稳。“他把自己写的一些诗大声念给护士听，很有感染力。对此法官大人您一定很感兴趣。”相比于绝大多数十七岁的孩子，他更加心思细密、体贴入微。法庭应该考虑到他要是早生几个月，充分享有基本权利的话又该如何。为了全力支持他慈爱的父母，他早已表明自己拒绝治疗的态度，而且对这一决定的宗教原则也进行了详细说明。
格里夫稍作停顿，像是在思考，然后朝着门边打了个手势，会诊医师就是从那扇门离开的。对于不予治疗这个主意，卡特先生表现出鄙夷之意，这其实很好理解。像他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专业人士，这一鄙夷反而印证了他对工作的一腔热情。但是，在亚当的“吉利克能力”这个问题上，他的专业态度蒙蔽了他的判断力。从根本上说，这个问题无关医学，而是关乎法律与道德。它涉及一个年轻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亚当很清楚自己的决定会带来怎样的结果。那就是早早离开人世。他也多次表明自己的想法。至于他是否清楚自己最后会如何走完人生，则并不重要。即便是被认定具备“吉利克能力”的人，也无法完全确知。事实上，没有人知道自己会怎样死。人人都知道自己终将死去，却没人知道如何命赴黄泉。而且卡特先生也承认，亚当的治疗团队并不想同他分享这样的讯息。他很清楚拒绝治疗意味着死亡，仅此一条，这个小伙子就具备“吉利克能力”。有了“吉利克能力”，再纠缠他的年龄问题也便没有意义了。
到目前为止，法官密密麻麻记了三页笔记。其中一页有一行单独写着“诗歌？”庭上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菲奥娜眼前却浮现出一幅明亮的画面——一位少年靠着枕头，对着疲倦的护士念自己的诗。护士明知自己在其他地方还有事，却不忍心离开。
像亚当·亨利那么大的时候，菲奥娜自己也写过诗，虽说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这些诗读出来，即便是读给自己听都不行。她还记得自己的四行诗全然没有押韵之说。甚至还有一首关于溺水死亡的诗，躺在水草之中，缓缓向下沉去，感觉妙不可言。那首诗大概是受到了米莱斯的《水中的奥菲利亚》的启发，当时学校组织参观泰特美术馆，她疯狂迷上了那幅画，在它前面驻足良久。这首诗写在一本早已破烂的笔记本上，笔记本的封面画着紫色的涂鸦，全是各种漂亮发型。据她所知，那本笔记本应该是躺在一个纸板箱的最下面，被扔到了家里没窗户的那个客房的一头，如果说那个地方还能叫家的话。
格里夫总结说，亚当太接近十八岁，已无实际差别。他符合斯卡曼法官所提出的条件，因此具备“吉利克能力”。这位出庭律师引用了巴尔科姆法官的话：“在迈向成年的过程中，对于关乎自身治疗的问题，儿童的判断能力也越来越强。一般来说，对于年龄心智相对成熟的未成年人所做出的知情决定，法庭应予以尊重。此举也符合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除去对信仰的尊重，法庭不应偏袒任何特定的宗教，也不应屈从于诱惑，陷入险境，剥夺当事人可拒绝治疗这一基本权利。
最后轮到托维了，他拄着拐杖站了起来。他代表亚当还有他的监护人玛丽娜·格林。他的发言很简短，声调故作淡然。双方论述都很精彩，相关法律也都已涉及。亚当的聪明才智毋庸置疑。按照他的宗教团体的说法，他对《圣经》的理解也很透彻。考虑到他将满十八岁这一点很重要，但仍然无法改变他未成年的事实。因此，在多大程度上尊重亚当的心愿，完全取决于法官大人。
律师坐下后，法庭一片寂静，菲奥娜瞪着她的笔记整理思绪。托维的发言其实帮她缩小了工作范围，她只需要做一个决定。她对他说：“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我决定听听亚当·亨利本人的想法。相比于他对《圣经》的了解，我更关心的是他对自身情况的了解。假如我判决医院败诉的话，他是否明白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还有他得明白决定他命运的并非不通人情的官僚机构。我要跟他解释清楚，我一定会做出最符合他利益的决定。”
她接着说，她现在就跟随格林女士一起去位于旺兹沃思的医院，并且会当着她的面坐在亚当·亨利的床边同他交流。因此，一切诉讼程序暂时中止，直到菲奥娜回来，届时她将在法庭公开宣布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