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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警司亚当·达格利什已经习惯了突然被拉去参加原本不在日程安排上的会议，至于会议究竟有哪些人出席，通常也无从得知。不过，大多数会议的目的都是相似的：他敢肯定一具尸体正躺在某处等着他去调查。有时候，其中一些加急电话或者会议还是最高级别的。身为署长的常设参谋，达格利什肩负很多职责，这些职责的类型和重要性都呈现出与日俱增的态势，职责间暧昧的界限也渐渐令大部分同事望而却步，他们早就放弃了界定达格利什职责范围的尝试。然而，此次会议是由新苏格兰场七楼助理署长哈克尼斯办公室于10月23日，也就是星期六上午的10点55分致电召集的。甫一踏进办公室，达格利什便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是一起谋杀案。这种奇怪的感觉并不是由那些忽然转向他的严肃面庞带来的——部门的失职或许会引发格外的关切，但是，一起非自然死亡案件往往能够催生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空气中隐隐地透露出一种信息：有些情况或许已经超出了当局的掌控。
办公室里只有三个人，出乎达格利什意料的是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亚历山大·柯尼斯通竟然也在其中。达格利什对柯尼斯通颇有好感，在这个越来越墨守成规、政治化的政务机构中，他是为数不多的怪咖之一。柯尼斯通擅长危机处理，这种能力为他赢得了不少赞誉。在柯尼斯通的观念里，没有什么突发事件是不能够遵循先例或者既定规程解决的，不过，一旦正统的做法无计可施时，他便能立刻想到一些不同寻常的、危险的、有时甚至充满了想象力的举措。按照寻常的官僚思维，这些措施最后难免会以失败告终，然而事实上它们全都奏效了。达格利什对于威斯敏斯特官僚机构中的那些门道并不陌生，所以他很早就决心将柯尼斯通的这种处事原则继承下去。柯尼斯通家族世代从戎。为柯尼斯通家族危机管理而献出生命的无名氏们数不胜数，也正是他们的尸体滋养了不列颠帝国主义早先的境外领土。就连他古怪的外表也透露着一种难以捉摸的感觉：在那群同僚中，只有他像20世纪30年代的公务员，穿着一丝不苟的细条纹西装，有着坚毅、嶙峋的面庞，斑驳的双颊和枯草一样的头发让他看起来像个农夫。
他坐在达格利什的身侧，正对着一扇大窗户。会议开始的前十分钟，柯尼斯通一反常态，只是端坐在微微倾斜的椅子上，一言不发，出神地打量着窗外高耸的塔尖和巍峨的楼宇，神情甚是满足。一道稍纵即逝的晨光不合时宜地笼罩着眼前的建筑物。办公室里坐着四个人，分别是柯尼斯通、亚当·达格利什、助理署长哈克尼斯和一个来自军情五处名叫科林·里夫斯的新人。柯尼斯通对眼下这起案件最上心，但迄今为止鲜少开口。里夫斯全神贯注地做着笔记，丝毫不觉得自己现在的模样有什么丢脸，忙得根本没有工夫说话。这时，柯尼斯通挪动了一下身体，看样子似乎是要总结发言。
“谋杀案最令我们无地自容，自杀案也好不到哪里去。意外死亡案件或许比较容易处理些。可是无论哪种状况，只要出现受害者，就势必面对公众的责问，但无论怎么说，也好过处理谋杀案。眼下的问题是，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虽然日期尚未确定，不过首相打算将此次绝密的国际会晤定在1月初。不错的时间段。议会休会，圣诞节刚过，不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儿，当然谁也不希望发生什么。首相似乎已经决心将地点定在科姆岛。那么……你会接手这起案子，对吗，亚当？嗯，很好。”
没等达格利什开口，哈克尼斯插了一句：“安全等级……如果真这么安排的话，安全等级一定得是最高级别的。”
达格利什心想：就算你们已经知晓了内情，恐怕也不会向我透露究竟有哪些人出于什么原因要出席这次绝密会议。不该知道的不许知道——安全通常取决于信息的保密程度。达格利什能够猜到一些，不过并没有特别好奇。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被委派调查这起暴力死亡案件，有些情况需要告知他。
不等柯林·里夫斯意识到轮到他发言了，柯尼斯通又接着说：“当然，一切都得考虑到。我们可不希望出什么岔子。几年前曾有过类似的状况。哈克尼斯，那时候你还不在任，有位政界要人想甩开保镖透口气，于是预约了两周的科姆岛行程。刚过了两天的安静日子，这位大人物就意识到，没有了文件箱，他的生活毫无意义。我本应该想到那就是科姆岛存在的作用吧，而他却没有领悟到这一点。不，我认为没必要为泰晤士河南岸的那些朋友们担心。”
好吧，至少，可以松一口气了。一直以来，一旦牵扯安保工作，情况就会变得复杂。达格利什不由得联想到，这个特勤机构同这个君主政体一样，因为公众期待更大的透明度而被迫放弃了自身的神秘性，而肩负这些机密工作的人员似乎也因此而丧失了一些半宗教式的权威感。现在，机要机构头目的姓名及照片时常见诸报端，上一任负责人甚至还著了书立了传。坐落在泰晤士河岸的总部大楼状似一座古怪的现代东方纪念碑，其设计宗旨似乎是为了引起关注，而不是抑制人们的好奇心。放弃神秘感也带来了另外一些弊端；在大众看来这个机构同其他官僚机构没有什么不同，雇用的同样是些爱捅娄子、不甚可靠的家伙。达格利什希望特勤机构这次不会出差错。事实上，军情五处代表的是中级水平，也就是说，这起发生在近海岛屿上的死亡案件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达格利什说：“我不能就这么过去吧。除了死者是谁，以及死亡地点和方式，你们还什么都没告诉我呢。跟我说说那个小岛。它的具体方位？”
哈克尼斯情绪不佳，官腔也没能掩饰他的坏脾气，不由得显露出一副滔滔不绝的势头。桌子上铺着的大地图有些歪扭。哈克尼斯皱了皱眉头，小心地拉过地图，让它与桌子的边缘对齐，然后朝达格利什的方向推了推，用食指点了点某处。
“喏，在这儿。科姆岛。靠近康沃尔海岸，位于伦迪岛西南方向大约二十英里处，距离内陆的彭特沃斯约十二英里。纽基镇是离它最近的大镇。”他望向柯尼斯通，开口道，“你最好接着说下去。细说起来，这是你的任务，不算是我们的。”
柯尼斯通对达格利什说：“我要花些时间先讲讲这个岛的历史，它会让你对科姆岛有个大致的了解。如果你不知道这些的话，或许从调查一开始你就处在了不利的位置。在过去的四百多年里，这个岛一直归属于霍尔库姆家族，尽管没有人知道这种状况是怎么形成的，不过这个家族自16世纪起就拥有这座岛屿。有可能是霍尔库姆家族中的某个人带着几个全副武装的家丁，划船来到岛上，制定了自己的家规进而占领了这个岛。我想，当时也没有多少其他势力同他们争夺这座岛屿。一些地中海海盗曾经企图将该岛作为德文郡和康沃尔郡沿岸的奴隶贸易基地，不过被岛上的霍尔库姆家族击退了，后来亨利八世承认了该岛的所有权。在那之后，科姆岛几乎被世人所遗忘，直到18世纪，霍尔库姆家族又重新对它产生了兴趣，不时登岛赏鸟或是野餐。到了19世纪末，这个家族出了个叫杰拉尔德·霍尔库姆的人，他决意将科姆岛改造为整个家族的度假地。于是，他修复了岛上的别墅，又于1912年在岛上兴建了一幢房屋和其他一些附属设施供随从人员居住、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霍尔库姆家的人每年夏天都会上岛住一段时间。可惜，随后爆发的战争令原来的一切面目全非。霍尔库姆家族是那种宁愿战死也不愿借战争发国难财的人家。家族中两个年长的儿子先后因为战争客死他乡，一个死在了法国，另一个死在了加利波利。只剩下了族中年纪最小的儿子亨利，他因为肺病不适合服兵役而躲过了一劫。兄长的死无疑令亨利的心灵备受煎熬，深深的无力感折磨着他，他并没有想要继承家产的强烈愿望。霍尔库姆家族的财产并不是由土地带来的，而是源自几次目光独到的投资。到了19世纪末，霍尔库姆家族的财产几近枯竭。1930年，亨利用剩余的一点家产成立了一个慈善信托基金，又找了几个资金雄厚的资助者，将小岛连同岛上的物产一并交给他们打理。他想让这座小岛成为一处休养避世之所，供那些身居要职的人士来此暂时摆脱严酷的职业生活。”
柯尼斯通破天荒地弯下腰，打开公文包，掏出一沓印着保密标记的文件，逐一翻阅，然后抽出其中一张：“我这儿有当时确切的措辞，能够清楚地表明亨利·霍尔库姆的意图：供那些在服务皇室与国家的过程中承担重要职责、从事危险和艰苦工作的男士们寻求一处安静平和的独处之地以恢复身心健康之需——无论他们服务于武装部队，还是从事政治、科学、工业又或者艺术领域的工作。这段声明极具那个时代的特征，不是吗？从头到尾没有提及过女性，当然了，别忘了，那可是1930年。然而，公认的约定俗成开始施行，‘男士’演变为‘人士’，女士也被囊括在内。小岛每次最多接待五位访客，访客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住进主宅或者任意一幢别墅。从根本上来说，安静和安全就是科姆岛吸引人的地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安全的地位或许变得日益显著了。需要时间静心思考的人们可以去那里，他们不用带着自己的保镖，因为他们知道在岛上他们是安全、完全不受打扰的。海边的小型港口内只有一块停机坪可供直升机起落，也就是说，客人们只能从这里进出。不速之客不允许登岛，岛上甚至禁止使用手机——说实在的，其实岛上根本也搜索不到手机信号。他们一直保持着这种低调。访客们通常需要通过私人推荐，经由基金会的信托人或者前面访客的介绍才能登岛。这下你能看出首相这么安排的用意了吧。”
听到这里，里夫斯脱口而出：“首相官邸出什么事了吗？”
其他人转过头饶有兴致地看着他，那目光就像是大人们迁就一个少年老成的孩子。
柯尼斯通回答：“没有。那是一幢令人愉悦的宅子，非常舒适。但是获邀拜访首相官邸的客人们通常容易引起他人的关注。他们去岛上不就是为了避免这个吗？”
达格利什接着问道：“唐宁街是怎么得知这个岛的？”
柯尼斯通一边将那页纸塞回文件里，一边回答道：“首相有一位密友最近受封了爵位，就是通过那个人得知的。此人先前为自己的商业帝国新增了一间连锁百货公司，其个人资产随之增加了十个亿，履行完这项艰巨的职责之后，他曾到科姆岛休养过一段时间。”
“我猜，岛上应该有一些固定的工作人员吧。否则，那些贵客还要亲自洗洗涮涮？”
“有一位干事，名叫鲁珀特·梅科洛夫特，在此之前曾在温布尔做过事务律师，我们不得不向他透露一些信息。当然啦，我们也联系了基金会的信托人，告诉对方如果他们能在1月初安排几位重要的访客入住科姆岛的话，唐宁街十号将不胜感激。眼下虽然事情尚没有定论，不过我们已经拜托他在这个月过后就不要再接受其他的预约了。此外，岛上还有另外几位工作人员——船夫、管家和厨子。这几个人的情况我们都做过了解。因为，之前也曾有过几位重要人士入住过该岛，所以我们也曾对岛上的工作人员做过安全审查。审查工作十分审慎。岛上还有一位常驻医师，名叫盖伊·斯特维利，以及他的妻子。不过据我所知，她大部分时间都不待在岛上，显然是忍受不了岛上枯燥无聊的日子。斯特维利曾在伦敦从事过综合医疗工作，后来流落到科姆岛。他似乎曾因为误诊导致了一名儿童死亡，后来便在岛上谋了一份差事，在那里能够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有人坠崖，但是那就怪不到他头上了。”
哈克尼斯说：“岛上只有一位常驻人员曾有过犯罪前科，那就是船夫杰戈·塔姆林，1998年他曾致人重伤。据我了解，那起案件当时有一定程度的减罪，但想必也造成了很严重的人身伤害，他因此被判服刑十二个月。从那之后，就没再惹过麻烦。”
达格利什追问：“现在这批访客是什么时候登岛的？”
“五位访客都是上个星期上的岛。其中作家南森·奥利弗，同他的女儿米兰达还有文字编辑丹尼斯·特雷姆利特，于上星期一抵达。曾担任过驻北京大使的德国前外交官雷蒙德·施派德尔博士，搭乘私人游艇从法国出发，于上星期三登岛。位于英格兰中部的海耶斯-斯科林研究实验室的主管，同时也是动物解放组织积极分子攻击目标的马克·耶尔兰德博士，于上星期四上岛。稍后，梅科洛夫特将为你提供更加详细的信息。”
哈克尼斯插了一句：“最好不要声张，至少要先摸清楚你要调查的是什么案件。牵扯的人越少也好。”
达格利什回答：“几乎不会牵扯什么人。我还在等人来代替塔兰特的职位，我会与米斯金督察和本顿-史密斯巡佐一同前往科姆岛。现阶段如果没有犯罪现场调查员或者官方摄影师的话，大概也能应付得过去，不过，一旦这起案件被证实是一宗谋杀案的话，我会申请支援或者交给当地警方处理。另外，我需要一位病理学家。如果能联系到基纳斯顿的话，我会先请他帮忙。不过，他很有可能外出办案，不在实验室。”
哈克尼斯说：“没有这个必要。我们会委派伊迪斯·格兰尼斯特协助你。当然了，你认识她的。”
“她还没有退休？”
柯尼斯通回答：“名义上她两年前就退休了，不过，现在仍然时不时地接一些工作，大多是一些敏感的涉外案件。一过六十五岁，她大概再也无法忍受需要穿着橡胶靴蹚过泥泞田地的活儿，也受够了跟着当地的刑事调查人员到阴沟里检查腐烂尸体的工作了。”
达格利什不确定这究竟是不是格兰尼斯特教授名义上退休的缘由。虽然从未与她共事过，但是达格利什对她的大名耳闻已久。格兰尼斯特教授是备受推崇的几位女性法医病理学家之一，她能够极其准确地推断出受害者的死亡时间，异常迅速、全面地完成尸检报告，为法庭提供条理清晰、极具权威性的证据。她坚持法医病理学家和调查人员的职责应被正确区分，这种理念也令她声名远播。据他所知，格兰尼斯特教授在亲自检查尸体之前，绝对不会听任何人讲述任何关于凶杀现场的详细情况，为的是确保自己在尸检时不带有任何先入之见——达格利什倒是很好奇自己与她共事时究竟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想必是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建议委任格兰尼斯特教授来参与此案的，即便如此，他还是希望能够同相熟的法医病理学家合作。
他说：“你不会是不信任迈尔斯·基纳斯顿，认为他不能守口如瓶吧？”
哈克尼斯连忙解释：“当然不是啦，可是康沃尔郡基本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啊。而且，格兰尼斯特教授眼下就驻派在西南部。总之，基纳斯顿现在没有空，我们已经确认过了。”达格利什真想说，这些事对外交和联邦事务部而言可真方便啊。他们肯定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哈克尼斯接着说：“你可以到纽基镇附近的圣茅根皇家空军基地接她，他们会安排一架专机将尸体送到她的停尸间。格兰尼斯特教授会做加急处理，估计明天你就能拿到她的报告了。”
达格利什问道：“这么说梅科洛夫特一发现尸体就打电话给你了？我猜他是遵循了某种指令。”
哈克尼斯回答：“他掌握了一个绝密的电话号码，并被告知一旦岛上有任何异常情况发生的话，就打电话给慈善基金会。他已经收到了通知，得知你会搭乘直升机登岛，正午过后他就会去接你。”
达格利什说：“我想，他很难向同僚解释为什么这起死亡事件惊动了伦敦警察厅的总警司和督察，而不是由当地的刑事调查局负责处理。不过，我相信你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
哈克尼斯回答：“尽我们所能吧。当然，相关情况也通告给了郡警察局局长。在确定这究竟是不是一起凶杀案之前，讨论该由谁来负责案件毫无意义。在此期间，当地警方也会协助我们。如果这确实是一起凶杀案，而那个岛又像他们声称的那样安全的话，那么嫌疑人的数量屈指可数，调查的进度也会跟着加快。”
只有对凶杀案调查知之甚少，或者轻易就遗忘了过去那些不太成功的经历的人才会说出如此轻敌的话。虽然只有屈指可数的嫌疑人，但如果每个嫌疑人都足够机智、精明，能够保守住秘密，且能够克制住致命的冲动，在接受问询时不主动交代，他们就能够令任何调查变得错综复杂，使检举变得困难重重。
柯尼斯通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我猜，科姆岛上的食物还算可口，床还算舒服，是吧？”
哈克尼斯冷冷地说：“我们没有时间关心这个。坦白讲，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本该想到的，你比我们更在意厨子的手艺和床垫的质量，但我们的关注点只在一具死尸。”
柯尼斯通接过话茬儿幽默了一番：“没错。会议结束后，我们可以去确认一下岛上的便利设施。有钱有势的人首先要懂得的就是舒适的价值。我本该早点告诉你们的，科姆岛上有一位常住居民，她是霍尔库姆家族的最后一名健在者——艾米丽·霍尔库姆小姐，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是个前牛津学者。我记得，她钻研的是历史专业。和你一个专业，不是吗，亚当——不过，你念的不是剑桥大学吗？她要么配合我们的调查，要么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麻烦。如果我对学术女性估计得没错的话，她应该会是后者。谢谢你能够接手这起案件，我们保持联系。”
哈克尼斯站起身，陪同柯尼斯通和里夫斯走出大楼。达格利什将他们送至电梯口，然后转身回到办公室。首先，他需要致电凯特和本顿史密斯。那之后，还有一个更加棘手的电话要拨。他和艾玛·拉文纳姆原本计划好要一起共度今宵和明天一整天。如果今天下午她也想在伦敦过的话，那么眼下可能已经在来的路上了。达格利什不得不拨通她的手机号码。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像往常一样，她或许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她不会抱怨什么——艾玛从来不抱怨。他们俩时不时就要处理一些紧急情况，计划永远不及变化快，所以二人在一起的时间才显得格外珍贵。达格利什想对她说三个字，却发现很难在电话中说出口。那三个字只好同他本人一起再耐心地等一等了。
达格利什朝私人助理的办公室探了探头：“帮我联系米斯金督察和本顿-史密斯巡佐，好吗，苏西？然后，我需要一辆车前往巴特西直升机机场，先去接本顿-史密斯巡佐，再去接米斯金督察。米斯金督察的工具箱在她的办公室里，务必把它放在车上。”
恐怕没有比现在打这个电话更糟糕的时候了。连续一个月每天十六个小时的紧张工作已经令他精疲力竭，虽然还不至于压垮他，但是他渴望休息，渴望能同艾玛一起度过两天平静、幸福的时光。达格利什对自己说，他只能怪自己毁掉了这个周末，除此之外他没法怪罪任何人。无论受害人有多么重要的政治或社会地位，又或者罪案本身具有多么大的挑战性，没有人强迫他接手这起潜在凶杀案的调查工作。有些高级官员希望他能够利用已经掌握的信息占据调查的主动权，但治理一个多种族社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毒品、恐怖主义和国际犯罪集团都是需要面对的严峻挑战。曾有人提议组织一支新型的刑侦势力，站在国家的高度处理那些重大的犯罪案件，然而，计划因为一些政治因素搁浅了——最高级别的监管时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伦敦需要的是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依然能够游刃有余的高级官员。达格利什发觉自己正面临着一种风险，他将变得越来越官僚，变得愈加像一位委员、一位顾问、一位协调人，却再也不是一名侦探。一旦这种担忧变成现实，他还算得上是一位诗人吗？失去了调查凶杀案的肥沃土壤，丧失了一步一步揭开真相的美妙体验，不再有与人并肩作战、分担未知的危险，也再没有机会怜悯那些绝望而破碎的生命，他的诗意又能从何处迸发呢？
不过，眼下凯特和本顿-史密斯已经在路上了，还有些事情需要尽快解决——一些会议得以委婉的口气取消，有些文件需要赶紧存起来，公共关系部门也将加入进来。达格利什有一只专门用来应对突发事件的行李袋，被他放在了皇后港的公寓里，不过他很高兴自己还有机会能够再回去一趟。迄今为止，他还从未在苏格兰场给艾玛打过电话。一听到他的声音，她就会明白他想说什么。她会自行安排周末活动，说不定没有了他的陪伴，她还会暂时将他从脑海中删除。
十分钟后，达格利什关上了办公室的门，破天荒地又回头望了一眼，仿佛在同一个熟悉的地方告别，像是再也不回来了似的。
2
在那间坐落在泰晤士河畔的公寓里，凯特·米斯金督察依然躺在床上。若是往常，这个时间她早就坐在办公室里了，即便是休息日，恐怕也洗过澡、穿戴整齐、吃过早餐了。早起已然成为凯特的日常习惯。究其原因，一部分是源于个人喜好，另一部分则是童年生活的后遗症。那时候，她每天都为了臆想中的灾难景象而提心吊胆、如临大敌，每天清晨一睁开眼睛，她便匆忙地套上衣服，迫切地等待着应对某场突发事故：楼下的某间公寓里着了大火无法施救，一架飞机撞毁了窗户，地震震塌了高楼，阳台的栏杆颤动着在她的手中折成几段。每当她外婆孱弱、不耐烦的喊声传来，唤她下楼喝早茶时，她总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她的外婆有权不耐烦：女儿的死令她感到痛苦、蜗居在这间高层公寓的小房间里也非她所愿、抚养这个私生外孙女的责任压得她喘不过气来、爱的痛苦让她无法承受。但是现在外婆已经不在了，如果过去的时光不会消逝，也永远不会消逝，那么这些年来，她已经艰难地学会了承认并接受过去的一切对她的所作所为——无论那是最好还是最坏的结果。
此刻，她向外远眺，望着这个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伦敦。她的寓所位于河畔公寓大楼的一端，能够看到两个方向的景色，拥有两座阳台。从客厅望出去，泰晤士河西南方的景色尽收眼底，熙熙攘攘的河面上驳船、游艇、巡河警和伦敦港口管理局的巡逻汽艇游弋其间，游览的客轮逆流而上，停泊在塔桥旁。从卧室望出去能够俯瞰金丝雀码头的全貌，它的顶端犹如一只硕大的铅笔；还有西印度码头平静的水面以及多克兰轻轨线，轻轨线上的列车仿佛儿时摆弄的发条玩具。她钟爱这种由强烈反差带来的视觉冲击，在这里她游走在新与旧之间，从破晓到日暮，观察着泰晤士河畔截然不同的点点滴滴。每当夜幕降临，她倚靠着阳台的栏杆，凝望着眼前的城市逐渐变成一片灯海，璀璨的光芒令星辰也黯然失色，为天空着上深红的色彩。
这间寓所是她的家、她的避风港、她的安身处，经过长时间的规划和慎重的抵押贷款，她多年以来的梦想终于凝结为砖和水泥砌筑而成的实物。她从来没有邀请同事来过这间寓所，她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恋人——艾伦·斯库利很久以前就离开她，去了美国。艾伦曾经希望能够同她一起离开，但是被她回绝了，一方面是对这样的投入感到忧虑，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那之前她已经找到了工作。而现在，是自从她和艾伦共度了最后一夜之后，第一次有人同她一起待在这间寓所里。
她躺在双人床上，伸了个懒腰。透过透明的窗帘，她看见浅淡的灰色云朵上有一片清澈的淡蓝色天空。昨天的天气预报预测，今天又将是一个时晴时雨的晚秋天。轻微而令人愉快的声响从厨房传来，水滋滋地流进水壶，橱柜的柜门被人合上，瓷器彼此碰撞着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皮尔斯·塔兰特督察正在煮咖啡。自从他俩一起回到这间寓所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她自己一个人待着。她回味过去的二十四小时的时候并不觉得后悔，而是有些意外——这一切竟然就这样发生了。
星期一一大清早，皮尔斯的电话就打到了她的办公室，邀请她星期五晚上一起共进晚餐。这个电话有点儿出乎她的意料，因为自从皮尔斯离开专案组、加入反恐科之后，他们还没说过话。此前，二人曾经在达格利什的特别调查专案组共事多年，互相看重，彼此之间若有似无地暗自较量着，她知道这一点刚好遂了总警司达格利什的意。二人时有争吵，虽然激烈却从未有过恶言相向。她很早就发觉——并且现在依然这么认为——在她共事过的所有男同事里，他是最性感的一个。不过，即便当时他对她表现出明显的性趣，她也不会有所回应。和一位老同事发生暧昧关系无异于拿一个人的工作去冒险，甚至他们中的一个将不得不离开专案组。而正是这份工作帮助她摆脱了埃里森·费尔韦瑟公营公寓，她可不想因为陷入这种具有诱惑性又难以收场的境遇而危及目前所拥有的一切。
她将手机收进口袋，有点讶异自己竟然立刻就接受了他的邀请，但还是想不明白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特别的用意。她猜测皮尔斯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询问她，或者要和她讨论。但似乎又不大像。警察局里爱造谣的那伙人像往常一样有效率，迅速地散布了他不满意新工作的谣言，但是男人们通常只爱在女人面前展现自己成功的一面，而不是自己的不得志。在询问过她喜不喜欢吃鱼后，他提议星期五晚上七点半在杰士奇餐厅碰面。选择这样一家享有盛誉的餐厅必定花费不菲，这本身就传递出一种微妙却又令人困惑的信息。是为了庆祝什么事吗？或者这种奢侈只是皮尔斯取悦女人的一贯方式？毕竟，在她的印象里他从不缺钱，传言中也从不缺女人。
当她抵达餐厅时，他已经等在那儿了。皮尔斯站起身迎接她，并迅速地打量了她一眼，刚好被她察觉。她很庆幸自己花了点心思，将浓密的金发仔细地盘了起来，若是平常工作的时候，她常常将头发往后梳，扎一个马尾辫或者随便一系贴着后颈。她穿了一件暗奶油色的丝绸衬衫，佩戴着自己唯一一件昂贵的珠宝——一对古式的金耳环，每只耳环都镶嵌了一颗珍珠。她饶有兴致、笑意盈盈地看着对方，眼前的皮尔斯显然也精心打扮了一番。她从不记得曾经看过他穿西装、打领带，同时也几乎要脱口而出：“我们看起来都不大一样了，不是吗？”
二人的餐桌在角落里，那是一个分享私密话题的好位置，不过类似的话题几乎没有。晚餐进行得非常顺利，无拘无束，漫长而享受。他很少提及自己的新工作，这一点在她的预料之中。二人简单地聊了聊最近读了些什么书，抽空看了哪几部电影，这些常见的话题令凯特觉得这不过是两个陌生人第一次约会时谨慎的社交闲谈。之后，他们说到了熟悉的老本行：那些他们曾经一起调查过的案件、局里最新的八卦，时不时地还透露了一些各自私人生活的小细节。
吃完主菜多佛比目鱼后，他问道：“那位帅哥巡佐最近怎么样？”
凯特心里暗暗觉得好笑。皮尔斯总是掩饰不住他对弗朗西斯·本顿-史密斯的讨厌。凯特觉得这与其说是因为本顿那张非比寻常的英俊面孔，倒不如说是因为二人相似的工作态度：克制的雄心、聪明才智、精心规划的职业路线，他们都自信自己为警务工作做出了贡献，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自己很快就能够得到升迁。
“还不错。为了让达格利什满意，或许有点儿过于焦虑了。不过亚当·达格利什带我们办案时，我们不也是这样吗？他会好起来的。”
“听说，亚当·达格利什可能在考虑让他来接手我的工作。”
“你之前的工作？我觉得有可能。毕竟，他的工作量还没有满负荷。高层也许还没决定如何处理专案组呢。他们可能会取消专案组，谁知道呢？他们总给亚当·达格利什安排其他更重要的案子——你一定已经听说了吧，他们计划成立国家刑事调查局。达格利什时常在一个又一个的高层会议中忙得脱不开身。”
等他们开始吃布丁时，对话已经变得有一搭没一搭的了。皮尔斯忽然开口道：“我不想在吃完鱼后，这么快就喝咖啡。”
“或者等喝完这杯之后，不过我需要先醒醒酒。”说完这话，她又觉得自己有点儿虚伪。因为她从来没有喝到酒后失态过。
“我们可以去我的公寓，离这儿很近。”
她说：“或者去我那儿，我那儿能看到河景。”
他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个邀请。他说：“那就去你那儿吧。我只需要顺路回一趟我的住处。”
他离开了两分钟，她提议留在车里等他。二十分钟后，她打开寓所的房门，同他一起走进宽敞的客厅，透过客厅一侧的玻璃幕墙，泰晤士河尽收眼底，她仿佛第一次来到这里似的审视着眼前的一切：常规的陈设，全是现代风格的家具，没有纪念品，没有任何信息能够透露主人的私人生活、父母、家庭，也没有世代相传的物品，整洁而不带一丝个人色彩，就像一间准备尽快出手的样板房。皮尔斯没有四下打量，他径直走到窗边，打开门踏进阳台。
“不难看出你为什么会选择这间公寓，凯特。”
她没有跟着他一起出去，而是站在那里望着他的背影，望着远处黑漆漆起伏不定的河水泛着粼粼的波光，望着高耸的塔尖和巍峨的楼宇，以及河对岸的楼群反射出的椭圆形光圈。随后，他跟着她走进厨房，她将咖啡豆研磨成粉，取出两只马克杯，又将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牛奶加热。二人坐进沙发里，一起享用咖啡，当他俯身过来温柔而坚定地吻着她的双唇时，她就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了。然而，难道不是从她踏进餐厅的那一刻起就已经知道了吗？
他说：“我想洗个澡。”
她大笑着说：“你可真实在，皮尔斯!穿过那扇门就是浴室。”
“不一起洗吗，凯特？”
“浴室不够大。你先洗吧。”
一切都是如此简单，如此自然，没有任何疑惑或者焦虑，甚至是有意识地让它发生了。眼下，她躺在床上，沐浴在柔和的晨光中，听着浴室传来的水声，回想着昨夜的种种，沉浸在甜蜜的困惑和那些语意不明的话语中。
“我以为你只喜欢那些没脑子的金发美女呢。”
“她们并不全都没脑子，而且你也是金发美女。”
她反驳道：“是浅棕色，不是金黄色。”
他转过身朝向她，双手抚弄着她的秀发，这个动作是她没想到的，至少她从未想到他们之间会有这种和缓的温存。
她原以为皮尔斯是一个情场老手，可出乎她意料的是他们之间的欢愉之爱竟是如此简单而放松。两人跟随着欢笑和欲望倒在床上。事后，他们保持着小小的距离，她倾听着他的呼吸，感受着他的体温包围着自己，他躺在旁边似乎是件十分自然的事情。她清楚他们之间的欢愉缓和了她的不自信、卸下了她的心防。自从麦克弗森报告出来之后，她的心头仿佛压着一块重石，令她萌生了愤恨和背叛感，而比她更愤世嫉俗、更有政治经验的皮尔斯早就丧失了耐性。
“官方调查委员会早就知道他们会找到些什么。有些不太聪明的家伙做得有点儿过头了。但因为这样的事情让你丢了工作或者毁了你的自信、搅得你心神不宁，实在有些可笑。”
老练圆滑、有时也故作缄默的达格利什劝她不要辞职。但是，她心知肚明曾经促使她从事警务工作的决心、献身精神和单纯的热忱早已经随着过去几年时间的流逝慢慢地消失殆尽了。虽然她仍然是一位有价值、有能力的警察，她也喜欢眼下的工作，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工作是她能够胜任或者适合她的，但是她变得害怕陷入情感的纠葛，过于自我保护，小心提防着生活的种种可能性。然而此刻，听着皮尔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发出的微弱声响，独自躺在大床上的她体会到了一份几乎已被遗忘的快乐。
她先醒过来，第一次没有察觉到儿时残余的焦虑感。她心满意足地躺了三十分钟，看着晨光逐渐变得强烈，察觉到泰晤士河发出一天中的第一个音符，然后爬起来悄悄地溜进浴室。皮尔斯被她的动作唤醒，伸出手去触摸她，然后像玩偶盒里的玩偶一样，顶着蓬乱的头发忽然坐起身。这情形让二人不约而同地笑起来。厨房里，他榨橙汁，她沏茶，然后他们拿着抹了黄油的热土司来到阳台，将面包皮喂给不断鸣叫着的海鸥。鸟儿们用力地拍打着翅膀，盘旋着，尖尖的喙不断地开合着。之后，他们二人再次回到床上。
浴室的水流声停了下来。现在终于到了必须起床、面对这错综复杂的一天的时候了。凯特刚一跨下床，手机就响了起来。她吓了一跳，仿佛之前从来没有听过这声音似的。皮尔斯腰间围着一条毛巾，手里端着咖啡壶，从厨房走出来。她说：“哦，天哪!果然不出所料。”
“也许是私事。”
“私事就不会打这个电话了。”
她将手伸向床头柜，接起电话，聚精会神地听着，然后说：“是，长官。”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她向皮尔斯解释道：“有个案子，怀疑是凶杀案，发生在康沃尔海岸附近的小岛上，也就是说得乘直升机过去。我把车留在这儿。亚当·达格利什派了一辆车先去接本顿，然后来接我，我们会在巴特西直升机机场会合。”她知道自己的语气里有着掩饰不住的兴奋。
“你的凶杀案调查工具箱呢？”
她早已经行动起来，并且动作迅速，她知道要做些什么以及按照什么样的次序进行。她在浴室里高声回答：“在办公室里。达格利什会带上车的。”
他说：“要是他派车来接你的话，我得赶紧走了。如果让开车的诺比·克拉克看见我的话，那帮司机几分钟之内就会得到消息。我可不想让我俩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几分钟后，凯特将她的帆布包扔到床上，开始迅速而有条理地整理行囊。像往常一样，她会穿上羊毛裤子和花呢夹克衫，搭配高领羊绒毛衣。即便温和的天气还将持续下去，也没有必要带上棉麻质地的衣物——因为岛上的气候不会太暖和。一双结实的步行鞋连同用来更换的内裤和文胸一起放在行李袋的底部。这些东西需要每天换洗。她又拿了一件厚一点的毛衣，折好塞进包里，然后仔细地卷起一件丝绸衬衫也放了进去。最上面放的是睡衣和羊毛晨衣。随后，她把备用的盥洗用品袋塞进行李袋，这袋子时刻待命，里面装的都是她用得到的东西。最后，她又准备了两本新的笔记本，半打圆珠笔和一本读了一半的平装书。
五分钟后，两人都已穿戴整齐，准备出发。她陪同皮尔斯走到地下车库。在他那辆阿尔法-罗密欧牌汽车前，皮尔斯吻了吻她的脸颊，说道：“谢谢你陪我共进晚餐，也谢谢你的早餐，还要感谢发生在这之间的一切。等你到了那个神秘的小岛，记得给我寄张明信片。九个字就够了——如果那碰巧是你的真实想法，九个字就足够了：愿你在此，爱你的凯特。”
她笑而不语。一辆沃克斯豪尔在他前面驶离车库，后窗的警示牌上写着“内有婴儿”。这种提示总能让皮尔斯大为光火。他从杂物箱里翻出一张手写卡片，贴在玻璃上：“内有国王。”他挥了挥手，以示告别，然后驾车离开。
凯特站在原地，目送他远去，直到喊出最后一声再见，皮尔斯驶上了主路。现在，一种全然不同的、简单而熟悉的情感占据了她的身心。无论这个非比寻常的夜晚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都只能等到以后再考虑了。某个地方——迄今为止在某个只能想象的地方，一具尸体正笼罩在死亡的冰冷想象中。一群人正等待着警方的到来，其中一些人怀着巨大的悲痛，大多数人则忧心忡忡，那之中一定有人同她一样既兴奋又坚决。这种感觉常常令她十分烦恼，因为在她体会到这种略带负罪感的愉悦之前，必须有人死去。而最令她享受的则是一天的调查结束后小组成员们聚在一起的时刻，亚当·达格利什、她和本顿-史密斯开始分析证据，他们挑拣、丢弃或者让各种线索归回原位，仿佛在拼凑一幅拼图。她知道这种羞愧感源自何处。尽管他们从来没有谈起过，但是她猜达格利什应该也有相同的感觉——因为每一片拼图都代表了一个个男男女女破碎的生命。
三分钟后，提着行李袋、站在公寓外的她看见车子驶上了车道。工作的日子开始了。
3
谢菲德布什西北面，弗朗西斯·本顿-史密斯巡佐独自一人住在一幢战后兴建的大楼的第十六层。楼下的十五层有着一模一样的公寓和一模一样的阳台。每层楼的阳台间几乎不留空隙，邻里之间毫无隐私可言，不过只有他很少受到邻居们的打扰。一方面是因为他只把这里当作一个歇脚处，不常回来住；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从事着一份神秘的工作，即便住在这儿的时候，出门的时间也比其他人早，到了凌晨才轻手轻脚地回家。这幢大楼早先属于地方政府，后来被市政局卖掉了，私营开发商接手后整修了一番，然后重新将其投放市场。尽管门厅修复一新，现代化的电梯完好无损，室内也重新进行了喷涂，但这幢大楼仍旧是一个令人不甚满意的地方。精明的经济规划、市民的自尊心以及对制度的遵从在这里达成了某种妥协，不过至少从建筑本身来讲还说得过去。居然有人不厌其烦地将它重新打理了一番，除了惊讶他也没别的什么情绪了。
即便阳台拥有宽阔的视野也没有什么可值得称道的。本顿极目远眺一派单调的工业化景观，除了黑色就是灰色，放眼望去尽是些直棱直角的高层公寓和毫无特点的工业建筑，顽强幸存下来的19世纪排屋坐落在狭窄的街道两侧，经过精心的改造后被一群有追求的年轻人当作了住处。西路高架桥跨过停满了大篷车的停车场，画出一道优美的曲线，过往的旅客暂时停靠在混凝土立柱下，极少出来走动。远处的院子里，皱巴巴的废弃汽车被堆得老高，这堆锈迹斑斑高耸着的废铜烂铁仿佛彰显着人类生命与希望的脆弱。但是每当夜幕降临，灿烂的霓虹灯又令眼前的景致变得虚无而神秘。交通信号灯规律地变化着，移动的汽车看起来像是漂浮在水面上的自动玩偶，顶着单个顶灯的高大起重机从某个角度看好似螳螂，又似怪诞的独眼巨人矗立在夜色中。飞机悄无声息地穿过深蓝色天空中的点点云团飞往希思罗机场，随着暮色逐渐加深，高层公寓楼像是响应了某种信号，灯光一层接一层地亮了起来。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这都算不上是独特的伦敦景致。本顿觉得窗外的风景可以说成是任何一座大城市的。在他面前没有任何熟悉的地标建筑——看不见泰晤士河、灯火通明的大桥、熟悉的尖塔或者穹顶建筑。不过，这幢毫无特色的公寓，乃至眼前的景致都经由他精心的挑选，也都是他所需要的。他生如浮萍，不带故土。
在加入警局的六个月后，他搬进了这栋公寓，这里同他父母位于南肯辛顿林荫大道上的家截然不同：那里有着白色的台阶、带廊柱的前门、闪闪发光的装饰和毫无瑕疵的粉饰。他之所以决定搬离那栋房子顶楼的独立小套房，是因为他觉得十八岁后仍然住在家里难免有些不好意思，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无法想象自己如何邀请同事到那样的地方做客。只要一走进房子的大门就能体会到那究竟代表着什么：金钱、权势、富硕而自由的中上层阶级文化。但是，他心知肚明眼下的独立是骗人的：这套公寓连同里面的一切陈设都由他父母买单——以他目前的薪资水平还负担不起离家独居的花费。他说服自己心安理得地享用这一切，并苦笑着对自己说只有识货的客人才能猜出这些看似简单的现代化家具到底值多少钱。
不过，目前还没有同事来做客。作为一位新人，他行事十分谨慎，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试用期比以往任何一次资格临时性评估都来得更加严格、漫长。他希望，就算不是友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赢得其他人的宽容、尊重和接纳。但是，他知道自己依然被审慎的目光观察着。他觉得自己周身围绕着各式各样致力于保护他种族敏感性的组织，甚至也包括了刑法，仿佛他是一个遭遇了露阴狂的维多利亚时代处女，很容易就会被冒犯似的。他希望那些种族卫士能够离他远一点儿。难道他们想让少数族裔蒙上过于敏感、缺乏安全感和偏执的污名吗？不过，他承认这样的问题有一部分是由他自己造成的，矜持是一种比羞涩更缄默、更难以交往的性格，阻碍了他与他人之间的亲近。不仅他们不了解他，就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认为，这种结果不单单是由混血身份带来的。他所认识和工作的伦敦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他们各自拥有着各式各样的种族、宗教信仰和国家背景，但是，他们似乎都应付得不错。
他的母亲祖籍印度，是位儿科专家；他的父亲是英国人，在伦敦一所综合院校担任校长。他的父亲比他的母亲年长十二岁，当二人坠入爱河、结为夫妻时，他的母亲才十七岁。他们真挚地爱慕着彼此，直到现在也是这样。他从二人的结婚照上看到，母亲年轻时秀丽绝伦——现在依然如此。她为这段婚姻贡献了自己的财富和美貌。从童年时起，他就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入侵者，闯入了一个私密而独立的世界。他的双亲都十分忙碌，所以他很早便了解到父母在一起的时光是弥足珍贵的。他知道父母爱着他，他的幸福是父母挂心的事，但是每当他悄然而意外地出现在父母独处的房间时，他都能够捕捉到父母脸上失望的阴云立刻变成欢迎的微笑——可惜已经来不及了。父母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似乎从来都不是困扰他们的问题。他的父亲是位无神论者，他的母亲信奉罗马天主教，而弗朗西斯也是在罗马天主教的指引下接受教育、被抚育成人的。进入青春期后，他逐渐摒弃了这种信仰，因为这样他或许能够摆脱一部分儿时的记忆。不过他的父母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如果被他们察觉的话，他觉得他们完全有理由质问他。
父母每年都会带他拜访德里，可是在那里他依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异类。那感觉就像费力地舒展开腿、跨过旋转的球体，但是两边都找不到立足点。他的父亲特别喜欢重游印度，去那里就像回家。当地人热烈地欢迎他，他总是大笑着同对方互相逗趣儿，穿着印度服装。比起在英国同人握手，似乎行额手礼于他而言显得更加自在，每次离开印度时都要含泪告别。在幼年和青少年时期，人们见到他时总是大呼小叫、过分溺爱，称赞他漂亮又聪明，但是他只能局促不安地站在原地，礼貌地交换一些恭维的话语，深知自己并不属于那里。
他曾经寄希望于通过加入亚当·达格利什的特别调查专案组，帮助他在工作中，甚至在他支离破碎的世界里寻找到归属感。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它确实实现了这一点。他知道自己很幸运；专案组的任职经历在未来升迁的过程中将是一个有利条件。他参与的上一起案件，同时也是他的第一起案件——造成了人员死亡的汉普斯特德博物馆火灾事件是对他的一次考验，他觉得自己成功地过关了。不过，下一个案子可能会有点儿麻烦。众所周知，皮尔斯·塔兰特督察是一位严苛、偶尔难对付的高级官员，但是本顿自认为知道如何同塔兰特打交道，因为对方表现出的雄心、愤世嫉俗和冷酷令他觉得仿佛是透过镜子看到了另一个自己。但是当塔兰特被调到反恐科之后，他就要在凯特·米斯金督察的手下干活儿了。对他而言，凯特·米斯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挑战，这也不仅仅因为她是一位女士。相比于塔兰特，虽然她的举止更得体，也鲜少在公共场合批评人，但是他感觉得到当他们一起工作时她显得很不自在。这同他的肤色、性别或者社会地位没有关系，他觉得她在情感上存在着一些障碍——她就是不喜欢他。原因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棘手。或许很快，他就能找到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他将思绪转到这个休息日的安排上。之前，他骑自行车去了诺丁山门附近的农贸市场，为这个周末采购了有机水果、蔬菜和肉类，其中的一些他准备今天下午给母亲送过去。算一算他已经有六个星期没有回家了，也是时候该回去露个脸了。因为疏于照顾父母，他的内心常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内疚感，但愿这能够起到缓和的作用。
晚上，他要为贝弗莉烹制晚餐。贝弗莉二十一岁，是位女演员，刚一走出戏剧学院的校门就参演了一部以萨福克郡为背景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在其中扮演一个小角色。二人在当地的一间超市相识，那里也是为那些无依无靠或者暂时缺衣少食的人群提供帮助的知名机构。当时贝弗莉偷偷地打量了他一分钟，然后率先采取了行动，请他帮忙拿一罐她够不到的番茄。她的相貌吸引了他，贝弗莉长着一张精致的瓜子脸，留着一头乌黑的直发，额前梳着刘海儿，一双丹凤眼为她平添了一丝迷人的东方神韵。而事实上，她是个精力旺盛的英国人，与他有着大抵相似的经历。若是到了他母亲的客厅，她定会觉得泰然自若。不过，贝弗莉摆脱了中产阶级细微的社交差异和腔调，考虑到职业发展的需要，她还改掉了原先有点儿土气的名字。贝弗莉在电视剧里扮演了一个乡村酒店老板的女儿，性格任性，这个人物形象引发了观众的无限遐想。有传言说，从这个角色将会发展出各种精彩的可能性——被强奸、未婚生子、和教堂的风琴手私通，甚至或许还有谋杀——当然了，不是谋杀她或者她的孩子。她告诉本顿，观众不喜欢看到婴儿惨遭谋杀的情节。在流行文化那片绚丽而短暂的天空中，贝弗莉正在成为一颗明星。
贝弗莉喜欢花样百出、持久的性爱，即便麻烦也十分注重卫生，每次缠绵过后，她都会练习瑜伽。本顿则撑着胳膊靠在床上，以充满迷恋和宠溺的目光抚摸她异常柔软的身体。每当这样的时刻，他深知自己即将陷入危险的爱情，但是他不指望这段关系能够持续下去。贝弗莉像是个历经苦难的传教士一般，直言不讳地道出滥交的种种危险，她更喜欢接力赛式的固定伴侣制，只不过对于每一个伴侣都有一个明确的时间限定。她解释道，一段关系通常会在六个月后归于无聊，而他们已经在一起五个月了。虽然贝弗莉尚未开口，不过本顿从没指望自己的床上功夫或是厨艺能够帮他赢得更久的时间。
这会儿，他还忙着拆包装，整理冰箱，把采购回来的物品逐一安置好，就在这时，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忽然铃声大作。每天晚上，他都要把手伸到床头柜上摸索一番，只有确定手机还在原处他才能放下心来。每天清晨，当他动身前往警察局，奔赴他的临时工作时，他会将手机塞进口袋，期待着铃声响起的时刻。眼下，他砰的一声甩上冰箱门，生怕铃声消失一般，飞奔着冲去接电话。手机那端传达了一条简短的命令，他回复了一声：“是，长官。”然后就挂断了电话。而这一天的计划被彻底打乱了。
像往常一样，他的行李包始终保持着整装待发的状态。电话还通知他要带上照相机和望远镜，而他的这两样东西远比组里其他人的先进。这样看来，他们是要靠自己了，除非必要，否则不会有增援，也没有摄影师或者犯罪现场调查员。案件的神秘性令他愈加兴奋。现在，最紧要的是赶紧拨两个电话，一个打给他母亲，另一个打给贝弗莉。他猜想她们或许都会感到些许不快，但应该不会难过。一想到即将要面对的挑战正在某个未知的近海岛屿上恭候着他，一种既兴奋又紧张的情绪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