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2004年1月16日
地 点：北京市海淀区太舟坞颐阳山水居周桂芳家
访谈者：定宜庄
[访谈者按]在前面刘子扬先生的口述中提到，通惠河自大通桥至通州之间设闸门五道，其中第四道叫花儿闸，周桂芳女士的祖上，就是从山东沿运河到花儿闸，并在那里定居下来的。花儿闸的小金鱼，过去在京城中很是有名。不过从周女士的父亲一辈起，又离开花儿闸西迁，最终定居在海淀区西苑到颐和园之间那片水域，仍以养鱼捕鱼卖鱼为生，亦可知当时这一带有着何等样的自然生态环境。
周家大概是本书的访谈者中最贫穷的一家了。尤其是在日军侵占北京时期。这篇口述重点讲述的问题有三：一是她这种穷人家孩子为生活所做的挣扎；二是日军占领时期疫病流行的状况；三则是她以及她所在的西苑街道1949年以后的经历。而尤以第一个问题讲述得最为生动具体。
周女士称自己是“男性”，她是非分明，性格中有一种饱经磨砺之后的刚强和粗豪，即使她一再说自己已经“看破红尘”，给人的感觉也只是拿得起放得下，而不是消沉。这在本书所有女性的口述中独树一帜。总之，在我为北京女性所做的大量口述中，无论她们属于哪个民族，都以爽朗泼辣能干者居多，而鲜见温柔婉约者，这确实不是因为我专好这样的女性而有意挑选的，而是很可能反映出了北京女人的某种共性。
高淑瑞(右一)与周桂芳(中)(定宜庄摄于2005年)
周桂芳(以下简称周)：我是1936年生人。2月1号的生日，阳历。周岁六十七了。
定：您是什么时候住到西苑的？
周：我什么时候住西苑？我是这儿生这儿长。我跟您说，原来，我的爷爷奶奶是朝阳的。我父亲他们都是北京，都是朝阳生的，(我父亲)16岁到西苑。我父亲1969年死的，是78岁，现在活着多大岁数了？他们祖上是山东的，根儿是山东的。我们是汉族。
定：你们家老根儿是山东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去的朝阳知道吗？
周：那我倒查不着了。我爷爷是打鱼那么过来的，就是很小的时候别人带过来的。过去不是有个什么道，就是拉河船知道吧？
定：不知道，您讲详细点。
周：水运道，运河啊，冬天要是冻冰，要运输不是得使人拉么，人拉，那叫河船。运输哪，运人哪，都是拉，拉纤似的，冬天那是。夏天就打鱼捞虾，到河床子捞螺蛳啊，捞鳝鱼啊，捞螃蟹啊，都是在运河，那会儿打鱼摸虾哪儿都去。我爷爷那会儿拉河船，从通县拉到建国门，往这拉过……
富强爸注194：这个我知道，就是拉纤，我也拉过。就这么一块板，底下两个沿儿，拴上绳。解放以后我还拉过烟草子。
周：反正您现在到朝阳，您要打听高碑店花儿闸，花儿闸找周家，卖鱼的、养鱼的，都是我们本家，姓周的都是我们本家。原来我父亲他们老哥儿们多呀，而且来的时候就是本家跟本家。因为那边都是坑啊，家家那会儿都是鱼坑，花儿闸嘛，花儿闸上边都是鱼坑，河西喽，河东喽。像我们没出五服的亲戚，西菜园子的，我们叫二爷，那会儿我父亲他们家就有二亩地，种庄稼干什么，不够就给他们打工去，扛活儿，就是给他们养金鱼去，都有棚啊，都是个人的，都是亲戚。都是那红金鱼啊，养啊，到时候就到北京卖金鱼。那会儿北京城卖金鱼的都是朝阳的，高碑店的。注195
定：都是养的小金鱼儿？
周：对，就是观赏的。那会儿的金鱼没现在的好看。就一个尾儿，很少有那个尾多的，最后发展起来龙井什么的，那会儿就是红金鱼。种类也不多，就是一种，黑的，红的。我父亲16岁就卖金鱼儿，到鼓楼啊，就“小啊小金鱼喂——”，吆喝那个。
卖小金鱼的
定：你们家还有2亩地？
周：对，还有3间土房。那是我爷爷那会儿。我爷爷他们是哥儿俩，我这个二爷，他没结婚。
定：多大没结婚？
周：岁数不小了，你想都有我了，我爷爷那会儿就没了，他(二爷)起码也有50多岁了。他有点斜眼儿，就是眼睛有点斜，叫老斜，我老听他们叫他老斜头，斜头。他也没什么专长，就能种庄稼，干累活儿。家里再穷，那谁跟呢？没有。我们那会儿也困难。我爷爷没了，我奶奶一天打柴火，你看这小叔子，又没地方住，又没吃的，也是。所以生活所迫，自个儿做工去吧，也是找出路。结果让日本(人)抓劳工抓走了，抓劳工嘛，那会儿不管你什么，是男的就抓呗。带到哪儿去就不知道了，据说掉到白灰池里烧死了，我听我父亲这么说的。
定：您父亲哥儿几个？
周：我父亲就哥儿一个。到我父亲就一无所有了，就给我们西菜园子二爷扛活了。后来就因为吃饭要点香油，人家说了一句什么，我父亲就不高兴，因为我父亲特别有志气，就出来不干了。不干就挑着挑儿到这边来，就到北京西郊来，就是到西苑。
定：您父亲到西苑之后您爷爷奶奶没跟过来啊？
周：跟过来了。我奶奶就是朝阳的，她们都是北京人，她们家就是种地，我奶奶就是打柴火，背柴火，烧火，给我们做饭。反正我们家最后就卖鱼了。有别人打了鱼虾了我们就收购，收购完了就卖，小商小贩似的。人家那块稻地那会儿就租给我们了，就挖两个坑，挖两个坑养鱼，那俩鱼坑就是租的。那儿收购活鱼没地方搁，就得有水啊，有斛啊，护起来，把鱼搁那里头，第二天捞了再去卖去，或者在门口摆一摊儿，一个木床子，上头搁着大盆，把鱼搁到里头卖。我们小时候就一窝棚，我们没有房子，住窝棚。
定：我还没太明白，您说您父亲到这边来，就在稻地挖两个坑，怎么又说在西苑？
周：在西苑有鱼铺啊，我爸爸在西苑跟人搭伙租了两间房子。后来人家都单干了，都不跟我们了，我们就落到窝棚那儿了。
定：窝棚在哪儿？
周：就在现在颐和园小学后边。在玉泉山也住过窝棚。注196窝棚就是捡那碎砖，连泥这么堆起来，上边就用那苇箔铺上，上边抹上泥，完了搁点树枝插上窗户，糊上纸，前面就弄一门。一进门一个锅台，锅台里边一个小炕，进门上炕，这炕就睡俩人。这儿是一窗户，这儿是一锅台，贴饼子做饭烧火。多大呢，四方也就一个半双人床大。两边是鱼坑，后边还是沟。
定：那多潮啊。
周：那怎么着，要不老得烧火呢。那会儿我们穷得那样，外边下雨都不下了，屋里还下呢。我们一家子就我爸爸一人单一被窝，我们几口人一个被窝，破被窝。
周：我妈叫刘小云，这名字还挺好听啊，刘小云。我妈比我爸小10岁。我妈3岁，我妈的母亲就没了，没了以后把她就给人了，给的哪儿？给的黄村，就是大兴那个黄村，给的这个姥姥19岁守寡，给人看坟，那会儿黄村还有坟呢，给谁看坟我就不知道了。她就一儿子，也是抱的，又抱了我妈。后来我这个舅舅也是卖鱼的，他在城里头，西直门菜市场，死了。我那舅舅跟我爸不合，因为他做买卖老不实实在在的，他老想多弄点外快。比如这鱼卖了多少钱，他不说实话。
我妈就从小就记得她是抱来的。她还有一(亲)哥哥，男孩嘛，就没给人。那会儿她小啊，人家劝她认去她不敢呢。东坝，东坝西坝知道吧？那儿有一个单店，他就在单店西头，姓吴，单店砖瓦厂。注197最后我妈60岁那年跟我聊啊，我说您小名不是叫招弟吗？您是由哪儿来呀？您家就没有人了吗？这才说，找也找不着了，他们也不一定有了。就这么着我们就通过派出所，找单店西头姓吴的，找着我们舅妈了，我舅舅没了。这舅妈还知道，当初姑奶奶给的哪儿，在哪哪儿，就对上茬儿啦！来吧，认一认。60岁，你算算，57年哪！我舅妈还来住了些日子。那会儿也穷啊，我这舅妈守寡，守一儿子，哎哟这老太太给人佣工去，当老妈子去，就养活这儿子。那会儿齐化门哪，就是朝阳门，有老妈作坊注198，到那儿找活儿，当老妈子去。把我表哥送到哪儿学徒，学的是掐丝作，后来我舅妈到那儿瞧去，就瞅一大锅水啊，他正端那锅呢，我舅妈这心里轰一下子，这要烫着了(怎么办)，说咱不能干了，说我守着你，算了。就回去了。回去时候在车上，他一伸胳膊，衣裳耷拉下来，紫一道红一道的血印子，说刚打完他，说你怎么不早说啊你？后来我舅妈不叫他干了。做小买卖拿筐，卖鸡蛋去，不会约秤，全都赔了。那会儿难哪。后来我这哥哥有仨儿子，仨闺女，现在都在单店，他的大儿子50多岁了，姑姑、姑姑叫得亲着呢。
后来就把我妈给我爸了，我妈反正个儿矮，一米五五也就。我爸的个儿有小一米八高。我爸那会儿也穷，长了一脑袋黄水疮，后来就是秃子，没有头发，周秃子周秃子，你打听吧，那就是我爸。
定：您妈什么时候给的您爸？
周：记不清，反正我爸肯定得二十多了，我妈也就十多岁。我妈特善，我奶奶欺负我妈，骂我妈。我妈的手跟男人手似的，什么活儿都老干，纳底子。我妈也不认字。我奶奶那会儿就脾气不好啊，反正也是穷，她自个儿摔了，就往河里出溜……反正就是特别刚，急性子，说话就没小声儿。其实就是穷的，叫你你没过来，急了就骂你，就那么一人儿。
周桂芳之母(右一)在周家窝棚前(周桂芳提供)
想想我奶奶那会儿，什么世面也没见过，但是对我们，早晨起来，赶紧把炕烧热了。
定：对孩子挺好的。跟你们也急吗？
周：也急，不过她不打，没上手打过，她吓唬。我妈脾气好，没打过我们。我那姥姥也脾气好，她们亲戚俩打架，我奶奶那拐棍一棍子就给我姥姥的脑瓜子给开了。
定：啊？！
周：我记得还这么一档子事呢，很早了，我小。
定：她们俩怎么会打起来呢？
周：都在我们家嘛，在门口，就给一棍子，那老太太就那样，说着说着急了。
定：您姥姥也在你们家住啊？
周：就来这儿住来了。我姥姥是解放以前死的。
周：我爸爸到西苑这边来干什么呢？就给颐和园挑鱼，颐和园有好多工人到河里去打鱼，打上鱼来以后我父亲挑走去卖去。到哪儿呢？东单西单，菜市场，完了以后作价多少钱，就回来，给人家卖鱼的。开始挑的时候，那渔场是一天给他5斤老玉米豆。
定：颐和园原来还有渔场？在哪儿？
周：就在颐和园西堤啊，就是几间房子，现在已经都没了，反正老人都知道。我都跟着挑过。我不到11岁就跟着我爸挑去了，解放以后还接着去挑。起五更，就比如现在的4点钟，要是夏天就是3点钟，我挑的是俩圆桶，我父亲的是方桶。怎么走啊？由东宫门，就是现在的正门，进去，通过长廊，过半步桥，这么绕过去到西堤那儿，这条路现在还有，知道吧？弄上鱼以后再绕回来，出颐和园这个大门，路北就有一口井，把那水倒了再换水，不换水鱼就死了，活鱼啊。完了挑着呢，就在现在广场那儿知道吗？那儿有小车，有时出大门那儿就有小汽车，拉炭的车，把俩桶搁到那车上，搁一个棍搁到人家座儿底下坐着去，到西直门下来，再挑进去坐有轨电车，有轨电车到西单，下了车再挑进去，挑到西单菜市场，我是那么挑。
定：您从那么小就挑？
周：就那么挑。我爸弄鱼吧，还给人剥点螃蟹肉，给颐和园听鹂馆，就是高级饭馆，解放后就给高级党校。比如说我要十斤肉，就得煮螃蟹，煮得了就剥，盖是盖肉，腔是腔肉，腿是腿肉，夹子是夹子肉，就剥啊。擀那个螃蟹腿，刀把这么拿着，拿着刀背，这么一切，刀往这儿一擀，就把肉擀出来了，完全都是整腿肉。我爸是剥盖和夹子这两样，我妈就擀腿儿，那刀的把儿都擀瘪了，都短了一块儿。我是负责剥那腔的，你说啊，就整宿。我那会儿还给党校宰鳝鱼，(鳝鱼)和那长虫似的，一宰就十斤二十斤的。那会儿什么鱼都得宰，元鱼、鳝鱼，要不说这都是报应，你把它杀了它将来也有可能杀你，循环。可是生活所迫，没办法。
我爸卖鱼那会儿，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父亲跟国民党的官儿打架。那官儿是买一条鲤鱼，这鲤鱼活的，过去拴鲤鱼是上边，脊梁背的脊那儿，起那儿系，使马莲系着，提溜这鱼是站着的。就因为价钱，比如说跟他要两块，他给一块八，他提溜着鱼，我父亲正在那边呢，说不行，他拿着鱼就给我爸拽过来了，我爸那会儿也小啊，拿着鱼“叭”就拽回来了，当时别人就拉就劝呢，这可是了不得了，到夜里带着兵啊，就到我们家去砸窗户，说我们家藏逃兵了，就给我爸爸弄走了。弄到哪儿啊？就弄到街政府那儿去。我妈就急了，托的徐会长，就弄的鲫鱼啊，送上人家去，连请安带那什么，这才把我爸爸保回来了。还有一个也在颐和园卖鱼的，是我们一个老爹，我姐姐的干爹，不是和爸爸一块儿的吗，也把他抓走啦。后来他跑了，他跑到哪儿呀？就是现在颐和园那二龙闸，现在它把桥扩进去了，原来桥在外头，藏到桥洞里去了，藏了一宿，没逮着他。
我爸爸这说是九死一生在哪儿啊？过去我爸爸卖鱼，你比如说那打鱼捞虾的吧，偷点鱼呢，叫我爸爸带着给卖去。都穷啊。我爸爸就挑着给卖去了，结果一块儿给抓住了，也给送监狱啦，我爸倒没挨打，在那儿就给倒马桶在监狱里头。后来托人给保出来了，就得了一场病，过去叫霍乱哪，差点死了，都发昏了，本来就说预备了，人家大夫都不给开方子了。九死一生啊。
我爸也没文化，可是慢慢能拨拉这算盘。他认得那老字码，咱们这四是这么写，六是这么写，再一个两横七，知道吧？
定：不知道。
周：这事你也不懂啊？(当场演示)：这四就是一个叉儿(〤)，一到两横就是七(〧)，三道是八(〨)，九是这个九(〩)，我爸他们记账就这么记。注199
我爸爸这一辈子刚强，穷有穷志气。他爱玩牌，他不会，输了，输了怎么办？家里养一猪，这猪一宰我妈就哭，怎么也舍不得，结果还是给人家还账了。我爸说了，人死了不能赖账，是一根草根，不能拿。
1969年我父亲死的，就得了痴呆吧。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借的棺材，借的我们老干爹的棺材。回老家埋的，就朝阳高碑店。
定：你们还认为那儿是你们的老家？
周：啊，我们那儿不是有亲戚吗？我不用去，打一个电话，亲戚本家啊召集了给打一坑，后来到我妈这儿也是，不愿意烧，也是埋的。那儿离火车道近，现在都平了，找都找不着。但是他们的要求我们达到了，他们的意愿，不愿意烧啊，愿意回老家并骨啊。
周：原来我们哥儿俩，姐儿五个。哥儿俩都死了，到解放的时候就剩姐儿仨了。没解放之前，一个月就死两口。我大姐是17(岁)，本来要结婚了，都放大定注200了，是给我表哥，姑做婆啊，出天花，3天就死了。我二姐怎么死的？按现在说就是肾炎，浑身都胖(ｐāｎｇ)了，不是16(岁)就是15岁。一个月死俩，我妈哭得后来眼睛就不行了。日本(人)进中国，扔炸弹，我哥哥跑啊，跑就摔了，起那儿就死了，不是炸的。他比我大得多，要活着得80多岁了。我那个小哥哥四五岁就死了。我三姐七十三了，比我大6岁，她是中关村医院口腔科的，退休了。我是老四。还一老五，属兔的。老五怎么死的呢？她15岁的时候得的肺病，没钱治啊，那会儿打一支油西林就两块钱。后来政府照顾，送到温泉三疗(第三疗养院)。住院吃药到死，一分钱没用我们花钱。她1969年死的，死的时候21岁，就埋到中直机关南边那儿。那俩姐姐埋到圆明园那边，西苑商场知道吧，后头就是。我哥哥我姐姐都埋那儿了。
定：您小时候读过书吗？
周：小时候我念过几天书。这还有一个说法呢：“短期小学，煤核大爷，早起打粥，晚上上学。”就是原来编的这么一个顺口溜。你琢磨这意思呀，就是捡煤核的这位大爷，就是说你呀，是捡煤核的，穷啊，你能上得了真正的学校吗？上学校交不起学费您就甭上了，就这么哩哩啦啦地上了点儿，今儿去明儿不去的，没钱哪。
定：您捡过煤核吗？
周：捡过啊，捡煤核。我们家不用买煤烧，都靠捡煤核。明儿您问我姐姐，有那机关哪，就人家倒煤灰哪，机关的厨房扒那炉灶灰，到那儿扒拉去。冬天打柴火，今儿说刮大风了，夜里起来，背上那麻袋，搂柴火搂树叶去。打粥，青龙桥过那桥路南往南一拐，在那儿打粥。
要不说呢，我那会儿苦力啊，什么没干过啊。到颐和园那儿拉冰，拉一筐冰给一铜板儿。还给人卖大碗茶去；扛大个儿去；起菱角秧子去，菱角秧子两头尖哪，起下来好栽呀；到菜园子给人家薅草去，一天5斤老玉米豆儿；给苏家起稻苗，颐和园外头都是稻地呀，他们那儿三大户，苏家，谭家，葛家。给张广伍看孩子，一大的一小的，抱着一孩子，还得挑三挑水。在街上给人挑水。给519军队卖货去，还让人打一回，就是大耳刮子。
养猪得掐猪菜啊，一早上就掐猪菜去，到河里洗去，过水一会儿，那叶就支棱起来了，洗完把衣服裤子拧干了再回家，怕挨打。开鱼床子，起五更，跟着挑(鱼)去，哭也不行，哭也得给你打起来；玩也不行，玩让我爸爸瞅见了大嘴巴就抽过来，打我。我妈没打过我。我跟高淑瑞的妹妹一块儿挖野菜去还哭呢，说咱怎么那么穷啊。
我的经历要写能写本书我跟你说，我经历得太多了，三次死我都没死了。我那年出天花……
定：您这说的是哪年的事？
周：我说的是(一九)四几年的事。1946年，1947年这个时间。我快8岁了。我们在西苑街里不是有卖鱼的房子嘛，这边是鱼坑，窝棚，我跟我奶奶我们在窝棚住，我爸爸就不让我们上西苑这边来，不能(与病人)接触，可是我们就来了，来了我就躺在一进门的炕上，我爸爸回来就给我一耳刮子，说不让你来你怎么来呀，打一耳刮子我就走了，第二天就发烧，就出天花了。你说这是不是传染的？因为种了花了也没管事儿。我妹妹也种了，也出了，很轻，我是重。我姐姐的花三天没出来，死了。注201得了天花日本(人)就给我弄走啦，把我妈把我妹妹都弄走了。
定：把您弄哪儿去了？
周：北京地坛吧。那会儿西苑这街上不让走，都拉着绳子呢。我们住在窝棚那儿，鱼坑那儿，离这街里头远点儿。我奶奶上街里去了，人家问说你家孩子呢？我奶奶说回老家了，结果(被人告发了)，我奶奶还挨一大嘴巴，“乒”就扇她嘴巴。要不说这汉奸呢，就这么嚷着：“起来起来快着，穿上衣裳赶紧走！走走走，跟着走！”当时我就挺害怕的，我妈说：“上哪儿呀，这孩子有病了，怎么走？”“走吧走吧，去给你治病去！”
定：把您一人带走了？
周：大人得跟着啊。把我妈，我妈背着我，拉着我妹妹啊，就走啦。带走不少人呢。家里害怕，以为得拿白灰给烧死了呢，结果不是那样，就是囚到(地坛)那里头了。告诉说是医院，实际上没吃过药，就老给你试表。广和居张家，那孩子3岁，到那儿死了，还有一个十几岁的死了，刘家的，西苑的。死了以后就叫你抱着，走出挺老远去。
我们在那儿的时候，大人每天给那么一小盘切的窝头片，黑了吧唧的，一碗杂面。我们小孩儿呢，给那么一碗挂面，反正比他们的白点，饱不饱不管。我去了八天八夜不能吃东西，后来还真活了。那会儿就有自行车了，我爸就骑自行车送鱼嘛，就去给我们送点吃的。送什么吃的？就那棒子面啊，贴饼子，我奶奶贴的饼子，搁点枣啊，哎哟可好了，我就高兴得了不得。“咣咣”桶一响啊，我爸就来送吃的了，我就老惦记着听这桶响。后来慢慢就出院了，回来的时候也没钱，(我妈把我)背一段抱一段的，走到哪儿呢？可能是四牌楼，就找那卖鱼的姓刘，跟人借点钱，坐车回来了。
我日本时候(日伪时期)没死，后来又得了白喉，给东西啊，就嚼着嚼着吐了，嚼着嚼着吐了，喝的水由鼻子出来，饿得都成皮包骨了。我奶奶跟我妈说，别抱着了，活不了了。后来你知道我又怎么活了呢？颐和园后头有两棵松树那儿有个常家，现在他们还有后代，这个大夫呀就到我们家，找两个鹅翎，要了两条鲫鱼，他拿鹅翎裹上那鲫鱼黏子，沾上不知什么药，几人就摁着我，捅进去搅，我当时也记事了，搅出来的都是什么啊？黄的，就跟那鱼肠子似的，起那以后呢，好了。
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以后，饥饱劳碌，生气差点没气死了，住了5个多月医院，起那儿出来我就不生气了。
周：日本(人)进中国的时候，我那会儿才3岁。日本人往我们鱼坑里头撒白灰，结果白灰把鱼都给烧死了。
定：这是怎么回事呢？
周：不让养啊。我们(躲日本人)跑了一天哩。
日本(军队)刚进咱们这地方来的时候没敢杀，就是日本宪兵队杀人。我们不是有俩鱼坑嘛，我奶奶在鱼坑那边带着孩子呢，我爸爸想去接我奶奶去，一瞅那边有俩日本兵，头喽走一老百姓，我爸爸就没过去，就在鱼坑那儿，把刮到鱼坑的烂纸往出捞。结果西苑街这儿的刘二，他走到我爸爸跟前，(对日本兵)说：“他的明白。”就这么一句话，日本(兵)就：“耶，你的你的，过来。”就把(我爸爸)带走了，带到颐和园北边332路车站后头，日本宪兵队那是。
定：这是怎么回事？没听懂。
周：其实是有一个逃跑的，是逃兵还是八路军呢，反正跑了，实际我爸是看见了，所以刘二说“他的明白”。你知道把我爸打得呀，跟血人似的，这儿(指前胸)一刺刀，跟燕儿窝似的。也是托人给保出来的。后来我爸回来说，说我为什么知道我死不了呢？他们叫那狗咬我，那狗闻了闻它没咬我，我就知道死不了了。我爸说我就说不知道，没看见。
我父亲从监狱回来以后就发昏了，(屎尿都)顺屁股流了，我奶奶死活在家哭啊，背过气去了都。我妈说怎么办呢，二道街那澡堂子的裴二大爷，在张家茶馆给他找了一点大烟，去了，说：“五哥五哥，你抽口，你抽口。”叫了半天，最后醒过来了。我爸就说做了一梦，梦见过一桥，就一独木板，怎么也过不去，我就连爬带蹭啊过来了，过来之后有三间房，我就进去了，进去之后有一女的，看不见上半身，老看见底下，来回转，我一生气开门就出来了，出来我就听见你二大爷叫“五哥五哥，抽一口”，以后就醒过来了。
你知道日本(人)那杀人啊。颐和园头里那儿不是俩桥嘛，北边一个桥，南边一个桥，就在北边那个桥，用刺刀给扎死一个。牌楼那儿也扎死过人，就是日本(人)扎死的。还跑了一个光着眼子没穿衣裳的，一下子给刺死了。这些当然我都没看见，也许我小点儿，可是我姐姐都记住了。住在牌楼南边的那李德华，那会儿日本(人)不是发烟嘛，(牌子)叫黄狮子的，老百姓就跟日本兵换烟，那天他问到一个官的手上了，他说这句话你不懂吧：“勾嘎”(一句日语)，意思就是交换，好，就要打他，撒腿他就跑，可他一跑不要紧，当官的“嘟——”一吹哨儿，街上走的日本兵全跟着追，追了一大圈儿，就追到330车站这儿，这通打，他媳妇在旁边这通求情，才算是饶了。这我看得真真儿的。
西苑街那里头有一个集中营，就在现在中直机关进去以后往里走，路南，再往西，有个大房子。注202日本时候都有电磁网，那死猫死狗多了，电死的。里头吊着人嗷嗷儿的，我在那窗户外头搂过柴火，那会儿倒是，也不知道害怕。后来不敢去了。
六郎庄有个葛雄，就一条腿，那条腿就绑一木头，就一根橛儿似的，葛瘸子，一打听葛瘸子都知道，有名的。棒着呢，就颐和园那大墙，噌地就能上去，一条腿，偷日本(人)偷得棒着呢。偷钱板，钱板是什么？就是铁板，他抽白面，偷了好卖钱好抽。进去的时候没有电，出来时候有电，给吸到那儿了，这通嗷嗷叫，后来人家一关电门，他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了嘿，抬回去就死了。就说那会儿，唉——(沉默)
那会儿可惨了。拿着盆到中直机关外头等着去，等着说车来了，日本(人)吃剩下的，他们你吃几口剩下的“哗”那么一倒，我吃几口剩下的“哗”那么一倒，萝卜了白菜了什么都有，叫日本汤饭。拿回家就热热吃。所以说不受苦中苦就不知道甜中甜。我说我现在什么都知足，真的，而且我什么东西都怕糟蹋，谁吃都行，就是吃不了别糟蹋。
抢西苑你知道吧？两次抢西苑，这我知道。
定：什么叫抢西苑？
周：日本投降啊，老百姓抢日本营盘。日本兵待的地方，有仓库，什么蚊帐了、燕麦了、粮食了。
定：那时候日本的仓库在什么地方？
周：现在的中直机关哪。国民党时候是208师地下部队，也是在那儿。日本投降时候老百姓也是报仇，家里也没吃，就抢啊，燕麦，麦子，整袋地扛啊。瞅日本人晒的被卧褥子卷起就走，不是换粮食嘛，××他妈不知怎么抢了几个蚊帐来，拿那蚊帐换老玉米嘛。可是我爸不让去。后来看着路边上(粮食)扛不了的，都撒到那儿啦，比如说一口袋他撒了半口袋，我们就在那儿往家里胡噜点儿，就那我爸爸都说我们。
第二次是国民党，老百姓也是穷，抢东西。
定：国民党那次是怎么回事？
周：国民党投降啦，都撤走啦，没人啦。那老百姓还不进去抢去啊？其实中直机关这儿解放就4个小战士，进去就都解决了。就有几个看仓库的跑，不投降，有一个腿打伤了，后来抬回来了，有一个没打伤就给俘虏了。其他就空空的，那老百姓不就抢嘛。
定：您婆婆家是满族？
周：满族。黄旗，他们就是肖家河的，肖家河就是正黄旗啊。原来在大有庄坡上村，知道吧？就是国关(指国际关系学院)那儿，后来又搬到骚子营。注203姓高。我结婚的时候老头那小辫儿还有呢。
定：您结婚是哪一年？
周：1953年哪。
定：那时候还留着小辫？
周：后来就剃了。我在他们家还翻出一个箱子，里头有两双鞋，花盆底子，带云头，那做得相当不错，后来孩子们就穿着玩儿呗在院子，那不就穿坏了。
定：他们怎么跟你们家结的亲呢？
周：他们在大有庄，我在西苑哪。我们老公公叫高子舟，在附近有名的啊，过去是瞧风水的，瞧阴阳宅，而且小楷写得相当好。我那个老公公的父亲就在颐和园，那会儿就是看一个殿哪或者看一个门儿，就是干这个的。到我老公公也是这样，他原来是画画的，颐和园长廊，他在长廊画过，专画牡丹芍药。解放以后画那风斗，画俩蝴蝶画一牡丹，或者画一芍药，那蝴蝶跟真的似的。后来人家颐和园不画了嘛，他就转业了，就瞧阴阳，也可能是学的这个。他还有罗盘呢。你要看这地儿干净不干净，一搁这罗盘，干净它就不动，不干净它就“呜呜呜”……后来就“文化大革命”。
定：“文化大革命”以前一直看(风水)？
周：就是给比较亲近的，求他看。罗盘后来交了，儿子也不干，儿子是警察呀，我们老头(指周的丈夫)是警察，不让他瞧啊，说迷信。其实这罗盘要看定位还是……现在有啊。
定：现在又兴起来了。
周：是不是？嘁！老头那部书，毁了。它能天相，云彩天相，什么云是什么相，什么云有什么灾，十三陵哪个陵坐在哪儿，哪年坐的，它怎么盖的，它的出气孔在什么地儿，都有。我看了，都是小楷，这就是文物啊。后来老头跟我要过去了。“文化大革命”我没在家，全给弄没了。
我老公公不言语，他也不好串门子，不好跟人聊大天儿，没有，没什么话。他跟我父亲可不一样。老家儿(指周的父母)没跟他们来往过，就没上我们家来过。就说过去满族人哪，礼儿比较多，吃饭一碟一碟一碟的，规矩礼数特多，解放以后就全免了。我那会儿就说我汉族人，我可什么都不会啊，他(指丈夫)说我们家什么礼数都不讲了，他就这么说的。
定：那您进门以后他们真的是什么都不讲了吗？
周：没讲。我也没给他们磕过头也没给他们鞠过躬，没有。我婆婆也不厉害，连句“他妈的”都没给我带过，那老太太。那老头子也没有，都对我特别好。我特别孝顺他们。我老给他们买吃的，我妈没吃过的东西我都给他们买到了。困难时期我老给他们粮票、钱。
坡上村那儿满族人不少。过去都有财神楼，有的家里闹黄鼠狼以后弄一财神楼，就是做一小房子。五道门。供黄鼠狼长虫刺猬什么的。
定：是不是就只满族有，汉人有吗？
周：汉人？……没发现过，估计跟满人一块儿他也得有。反正我们的前后院都有。可他们家(指婆婆家)没有，我没发现他们家有，我们那老太太不怎么信，我那婆婆。
那会儿老讲说这都是迷信，可我总解不开这个。有的搞附体，就说那人死了以后呢，就附上活着的人了，活着的人说话、声音，有时还有口音，就跟死了那人一模一样，外头纸一烧，他这儿就不言语了。这我倒听说过，也见过这人，真是，是真是假我没考察过，因为我也不注意这个。
我觉得这财神楼本身就是取吉利似的。现在说白了，刺猬也好，长虫也好，它属于自然的动物之类的是吧，是在大自然里边，那就别祸害它。有的人吃它，阅武楼注204那儿去年有一大青蛇，我们街坊那个王福山说：“哎哟，我可没见过那么一条蛇，真漂亮！”他们愣给拿走了吃了。我说吃了不好，要犯事儿。我就这么一说，结果他儿子也有毛病了，闺女也有毛病了，子宫肌瘤摘除，他本身也有毛病了，半瘫，吃着饭筷子拿不了了，突然地。除了儿媳妇，没一个没毛病的。
周：甭管怎么着，从我心里说，我念共产党好。从解放，我等于翻身，共产党对我是有恩的，这是实实在在的。一解放我们成立一个文工队不是嘛，每年初一、十五演节目去，演那大话剧呀，两个多小时呢，各处还来请哪，我老去(即“扮演”之义)男的。我还参加宣传队，儿童团，站岗，就说有没有特务，检查。那时候肃清一贯道，叫我搞宣传，我爸爸特别支持我。后来我走上工作岗位也是，我爸爸就教育我，说你要算账去，怕人劫你呢，你把公家钱搁贴身了，把自己的钱放外边，说国家的东西你别给丢了，你个人的无所谓，是不是？……我就老记着我爸爸的这句话。
我家窝棚那儿那块地，解放以后政府给我们了，要不我说共产党有恩。给我们了我没能力盖房啊，我献出来给职工盖了宿舍了。
定：给你们的时候你们算农业户还是城市户？
周：那会儿就是养鱼，没有农业，算是居民。
后来我还做过民工，修马路，给解放军前线工程看孩子连做饭，我什么都干过。解放后到合作化，我就搞街道社会工作，宣传员，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啊，土改了，合作化了，工商联合会搞合营了，帮助政府就干这个。合作化以后叫我干了几天农业活，后来人家把地占了，出来以后我就干商业，从1956年就一直到退休。到商业我是什么全干过，卖菜、卖肉，那会儿还搞技术表演呢，女同志我也劈肉啊，拉肉啊，蹬三轮，收购鸡、鸭、兔，各种药材，农副产品，就没干过理发和食堂。我还学过兽医，发展养兔，怎么配兔，怎么发展。后来又搞农业化肥，卖生产资料。完了以后在菜站卖菜，又搞过百货，搞服装卖布，又卖小百货，文具搪瓷，全卖过。当过会计，又当过经理。我也学过会计，我这读书都是自学，一般来讲，初中高中毕业的，算盘都比不上我，我口算也行，当然笔算我不行。这都是多少年了。
困难时期我家老的老小的小，我要把我那份拿到那儿吃，家里不够啊，所以我不在那儿吃一顿饭，早起就喝一碗粥，中午吃一碗土豆，要不就是豆腐渣。晚上有时候在家。那时候我特累，过去盘货都是下班以后，就是不盘货，下班以后搞卫生也得搞到什么时候，有时候我吃完饭抽根烟，坐到那儿就睡着了，把单子都烧了。
你说那会儿日本逮人也好，国民党逮人也好，解放以后枪毙犯人，我都瞧见过。要说解放时候枪毙反革命什么的，我都各个儿瞧，我也不害怕。就在颐和园小街后头枪毙的，现在不都拆了嘛，在那儿看枪毙的时候我踩那一脚血！那人姓赵，没死，又给他扎了17刀。那会儿刚解放，要是这会儿不就死不了了嘛。那会儿刚解放，跟国民党有牵连的就什么。所以要不说我一直都是“男性”，不知道害怕那会儿，真的。
后来运动来了，什么“五反”啊“四清”啊，没人整我。问题是什么呢，你别占便宜，你心里很踏实。你把我当运动的动力，但是伤天害理的事我不干，我不能冤枉人，怀疑人。这怀疑人顶损了，你怀疑我我怀疑你，这不是就净掐了。说这汤我端走了，我什么时候端走了？谁瞅见了？你瞅见了吗？没瞅见你怀疑你算干什么的，你审案哪？“文化大革命”时候人说：“走，上天安门那儿看看。”我不去，我看不下去。
人要是知道寒碜二字、羞耻二字，什么坏事都做不了，真的。“文化大革命”整人，一个是公报私仇的，一个是嫉妒，我穷你阔，嫉妒你，还有一个是单位里我就想当官，我踩你我就上去了，就这三种人。
我爱打抱不平，四季青那李墨林，劳模啊，注205上那车我跟着，你斗行你不能打，谁打也不行。还一徐××，他是外科大夫，我管他叫徐大爷。谁有点小毛病，上医上药，没钱的他不要钱。(把他)撅起来挂铁丝儿，完了还给撵回家去，单位都没有了。你没瞅哪，在中关村一小，拿鞭子打我们那书记嘿！我说这是批判会啊是打人会啊！我才不怕呢，大字报给我贴，你贴！你打我一个试试！
定：您那时候出身好，所以您不怕。
周：说实在的我跟你说，我都看破红尘了，为什么我现在修(行)啊，我都看破红尘了。
定：您现在信佛？
周：我敬佛，不能说我信佛。因为什么啊？我是党员哪。我1986年入党。我应该是1964年的党员，填了表了，组织谈话，因为我这人比较正直，他们排挤。
我说我原来杀生太多，我也应该反思，那会儿杀生是生活所迫，那时候什么都吃过，狗肉还吃过哪，现在我不吃狗肉，兔肉、驴肉、马肉都不吃，我不杀生了。土鳖虫是药材，可是活着都给它焙了，我舍不得，我不行。
我父亲跟我说这话，谁对我们家有恩，后来我都报。像我们那些老街坊，岁数大的，死了我帮着给穿衣裳，一点都不害怕，没事儿，不觉得什么。
我净给穿衣裳了，老舅妈、老舅死，都是我给穿的衣裳。还有五叔，这老头焊洋铁壶，那东西做出来真地道，什么汆子、盆、铁壶，特好。老头这一辈子就“吭吭”打这铁啊，颐和园的门槛包的那铜，都是他包的，他给颐和园做了不少活儿，老头子的功劳不小。他闺女不是他亲生的，是她妈带着她3岁嫁到那儿的，闺女在那边玩牌，都是我给看着这老头子去，就他这闺女，他要想吃鸡，她都不给买。我说你这亏心不亏心呢？老头子吃只鸡有多少钱哪！所以他闺女现在糖尿病。老头99岁死的，死之前我给包的馄饨他吃了。他姑爷和街坊的一个小子，俩人给他穿不上去这衣裳，移过来移过去，后来我去了，我给穿的衣裳。后来他那姑爷给老头子磕头啊，我说磕吧你，你应该磕，因为老头子这份财产你擎着了。你说我要是不给他做到了，我这心里怎么能平衡啊。
我们对门儿有个赵二叔，卖油盐酱醋的，我这算盘就是跟他学出来的。他跟我父亲是对门熟户啊，父一辈子一辈的。人家怜惜过我们，大年三十我们没有饺子吃，吃不上，他给我们拿了3斤白面两棵白菜去，让我们吃顿饺子。这人我后来也报(报答)了，坟地我给找的。
我在中关村副食店干了4年，现在人见了我还喊妈。人家没老人的，没妈的，到年下我接他们到家，给他们做顿饭。谁结婚了我也去，养活孩子我也去。我就觉得我当这个领导，就跟那托儿所的阿姨似的，我不能叫人受委屈。
就一辈子来讲，咱们就与人为善。我不坑人，我也不说瞎话。涨工资给我涨我不言语，不给我涨我也不说什么。一分钱这是我的就是我的，一百块钱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送礼的事儿没我，那不踏实。现在我退休我多踏实啊，你们都他妈的占单位的便宜，又吃又喝又玩儿去，我没有，我凭我自个儿劳动挣的，我劳动换来的钱，我玩儿去我多踏实。
我刚解放的时候学打腰鼓，进城啊，庆祝公私合营啊，那会儿年轻。(现在)我们就组织一个腰鼓队，我就教他们，老有所乐吧。每年我带他们玩儿去，哪次都超过20多人，最多达到32个人。都六七十，最大的80多岁老太太，我就带着，16个省市，海南、桂林、丽江、大连，就差没去九寨沟了。都是自费。过年儿子给点压岁钱，就留着去玩儿去。每次我自己都得付出一千多块钱来。我给别人照相不要钱。我都想开了，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我给人家开心，我也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