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级代表团在吉达机场的停机坪迎接我。他们穿戴着洁白无瑕的长袍和典型的红白格头巾，其中两个人的头巾绳箍还是金色的，显示他们是沙特阿拉伯王室家族的成员。
他们共有十二个人，在阶梯下方的沙漠强风中等待着。另外还有至少四十个人带着冲锋枪，站在一队黑色凯迪拉克豪华越野休旅车旁。
代表团的领袖是一个戴着金色头巾绳箍的，他走向前跟我握手，自我介绍是调查总局（沙特阿拉伯的秘密警察）的主任。他三十多岁，握手力道很弱，眼皮下垂，整个人带着死亡天使的气息。
他指着代表团其他人。“这些都是我们局里的资深成员。我们两个小时前从利雅得飞过来。”他解释，指着旁边那条跑道上一架没有标示的特大号喷气机。我猜想他们需要一架那么大的喷气机，才能把他们那一队防弹的越野休旅车运来吧。
我微笑朝他们举起一手招呼，本来还考虑要问他们为什么没有女性成员，但猜想这可能会让他们一开始就留下坏印象。于是我谢谢那位主任的协助。“我离开土耳其时跟大卫·麦金利通过电话—我猜想他立刻就打电话给你了。”
这家伙看着我，好像觉得我疯了。“我从来没跟‘低语死神’讲过话—是葛洛弗纳总统亲自打电话给我们陛下。”难怪他们会派出了一架747喷气机和一小支军队过来了。
我之前只来过沙特阿拉伯一次，已经是好几年前了。不过我还记得够清楚，晓得礼貌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我转向整个代表团。
“身为美国执法部门的一员，我很荣幸有机会跟贵国著名的调查总局合作，”我在狂风中拉高嗓门，大声撒谎，“我们局里所有人，还有我们整个情报界，都非常敬佩贵单位。”卡特把这些人形容为包着人皮的垃圾。“你们大概已经知道，我们相信我们快要查出想买核反应器的那个人。有了调查总局著名的技巧、知识和情报，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圆满完成这个任务。”
他们很受用。每个人都微笑点头，上前吻我的脸颊，同时自我介绍。正式礼节结束后，我们就走向那些越野休旅车，迅速离开机场，朝向远方明亮的灯光驶去。
我上次到沙特阿拉伯就来过吉达，所以对这里够熟悉。这个城市只有一点可以推荐：比方说，如果你想自杀，但是无法鼓起勇气，那么来吉达两天，就能让你达成心愿。
这里没有电影院，没有听音乐的夜店，没有酒吧，没有男女混杂的咖啡馆或派对，所以晚上实在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们行驶的这条高速公路几乎没有别的车，不过这并没有阻止那些开车的人使用闪示警灯，于是，一路超速又闪着警灯，我们行驶过一片平坦而毫无特色的风景。
直到抵达滨海大道，我们的车速才慢了下来，然后右转。隔着车窗，我看到这城市的主清真寺，前方有个超大的停车场—我听说这里有时会有更邪恶许多的用途—然后我们经过外交部，驶入一条小街。车子停在一个安保检查站，由几名持枪警卫看守，他们看起来就像是看守最高度警戒监狱的狱警，说不定还真的去当过。沙国调查总局是全世界少数拥有内部监狱系统的情报部门，你不必太认真查，就可以发现里头的囚犯常常被刑讯。
我们驶向一栋阴森的建筑物，进入地下停车场，然后搭电梯上楼，来到一间巨大的会议室，里头配备了工作站、架高的屏幕、视频会议设备，还有装满了硬盘和服务器的玻璃墙房间。
“欢迎来到战情室。”那位主任说。
里头有一百个人，坐在各自的桌前，从他们的模样看来，应该是探员和分析师。我们进去时，他们全都站了起来。那位主任跟他们说了些阿拉伯语，介绍了我，然后对着我说：“告诉我们你需要什么。”
我告诉他们，我们在找一个人，大概三十来岁，姓纳苏里。“除此之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我说，“除了他有个妹妹，就是在吉达这里出生的。”
我跟他们说，她名叫蕾拉，又说了她的出生日期，然后说我们相信她后来跟家人搬到巴林去了。那主任点点头，用阿拉伯语给他的探员们下了一连串指令，要他们开始工作。
他带着我来到他位于中央控制面板的位置，让我坐在他旁边，于是我有机会可以目睹一个独特的状况。当然，我以前阅读过相关的文字叙述，但从来没有实际看过这个国家的组织体系发挥到最极致。对于任何重视隐私和自由的人来说，这真是可怕的一幕。
那些探员查阅出生证明、住院记录、护照和签证申请书、各个清真寺会员的文件名单、学校注册记录、在学成绩、机密医疗病历、监理处记录，我只知道，全国各式各样的记录都查得到。
他们持续查下去，不光是我们锁定为目标人物的信息，还有每个同姓的人，以确保能清查出所有的家族成员。所有的查询都是阿拉伯文，所以我无法看出他们的进度，但我敬畏地看着那一墙墙硬盘旋转并搜寻，一个个人员离开座位进入大楼深处，又带着一堆旧的文件档案回来。还有一批打字员坐在中央控制台后头，持续更新一份摘要报告，好让那位主任过目。
那些分析人员和探员就在自己的座位上吃午餐，只偶尔停下来抓一杯咖啡或互相喊着，直到三个小时后，整个房间到处丢着印出来的纸张和长串的报表，其中最资深的一个调查员从档案库回来，拿着薄薄的一个官方活页夹，上头系着红丝带。他礼貌地用阿拉伯语喊了那位主任一声，接下来说了些话，不管他说了什么，都让每个人停下来转向主任。
他接过那个薄薄的活页夹，下垂的双眼看了一下，又要来了最新版的摘要报告，然后转向我。
“我们现在有了需要的一切了，威尔森先生，”他说，“我必须承认，我很困惑—我想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错误。”
“什么样的错误？”我说，按捺住深深的恐惧，让自己保持冷静。
“你在找的这位男人是扎卡里亚·纳苏里。”他说，递给我一张阿拉伯文的出生证明复印件。
我接过来，看了一会儿。我唯一想得到的就是：为了要得到这张纸，我走了好长一段辛苦的路。以某种角度来说，花了我一辈子。
“你提到的那个女人，”他继续说，“蕾拉·纳苏里，有一个姊姊和一个哥哥。这位哥哥就是扎卡里亚，大她五岁，也是在吉达出生的。
“他们的父亲是‘红海海洋生物学研究局’的生物学家。显然，他专门研究的是……”他不太懂拉丁文，但还是设法念出来，“Amphiprionocellaris。”
会议室里其他几十个人笑了起来—天晓得那是什么。
“小丑鱼，”我低声说，恍然大悟。我把那张出生证明放进一个透明活页夹内，摆在我手机旁边。“英语是叫小丑鱼。我想我在找的人把它当成某种代号，大概用来登入某个网络论坛。”
那个主任只是点点头，然后又继续：“根据数据库的档案，我前任的调查总局主任很熟悉他们的父亲。二十五年前，他被处决了。”
我吓了一跳。“处决？”我说，“什么罪名？”
那主任浏览了两份文件，找到他要的那份。“尘世的腐败。”
“对不起，但是‘尘世的腐败’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笑了起来。“差不多就是我们想到的任何事情。”他的所有手下也几乎都觉得好笑。“在这个案子，”他继续说，“指的是他批评王室家族，还鼓吹要推翻。”忽然间，他没笑了，他的探员也全都不敢笑—我们谈的可是他的家族。
“处决是公开举行，是吗？”我问。
“是的，”他回答，“他被斩首了，就在主清真寺外的停车场。”
我低下头—老天，真是可怕。公开斩首有可能让任何人都变得激进—难怪他儿子长大变成恐怖分子。“扎卡里亚·纳苏里当时几岁？”
他又查了一些档案。“十四岁。”
我叹气。“有任何他目睹处决的证据吗？”整件事真是个灾难，我猜想什么状况都有可能。
“没有人确定，不过有一张在广场拍的照片，当时的几个探员认为大概就是他，于是就把照片放在他们家族的档案里。”他从档案夹里拿出一张旧照片，递过来给我。
那是黑白照片，从一个很高的角度拍摄的，显然是监控照相机。里头是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少年，在几乎走空的广场上，一阵强烈的沙漠热风吹袭着他。
那男孩站着的模样孤单极了，所有的身体语言都清楚显示出他的痛苦和失落，因而我很相信那就是他。画面中，一个警察走近了，举起手上的竹杖，想赶他走，于是那男孩半转身背对着摄影机，别开了脸。即使有他当时的照片，我也还是看不见他的脸。我当时还不明白，但这是个坏预兆。
我把照片也放进透明活页夹里，那个主任继续：“移民局的数据显示，这位父亲被处决后不久，母亲就带着三个子女搬去巴林了。
“我想她也没有什么选择—因为她丈夫的罪名，她会被亲友们排斥。还是早走早好。”他说着耸了耸肩。
他又伸手去拿另一个活页夹，白袍的袖子往上缩，露出一只黄金镶蓝宝石的劳力士手表，价值大概比大部分人一辈子赚的钱还要多。他从档案夹里拿出一沓纸张。我猜想，那是监控这家人的外勤探员报告。
“她找了一份工作，”那个主任说，浏览着手上的纸，“同时不再戴头纱。这告诉我们什么？”
你们不会晓得，说不定她丈夫被斩首跟她找工作有关，我心想。卡特对他们的评语没有错，但是有什么办法？眼前，我需要他们帮忙。
“那个男孩加入了一个小清真寺—非常保守，非常反西方—就在巴林首都麦纳麦的郊区。大约在他十六岁生日时，他们帮他出机票钱，让他飞到巴基斯坦—”
我憋住气。十六岁还只是个孩子，但我很快算了一下，算出他讲的是哪一年。“他进入阿富汗？”我问。
“是的，”他回答，“有些人说他是个英雄，说他击落过三架雌鹿武装直升机。”
忽然间，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跑到兴都库什山测试他的病毒，知道他在哪里找到了炸药以安装村子里的诡雷，也知道他如何能逃过那些澳洲军人，进入早已被遗忘的山间小径。同时我想起另一个沙特阿拉伯人，也曾去阿富汗对苏联人作战—他也痛恨王室家族，而且后来也攻击美国。这个人就是奥萨玛·本·拉登。
“所以他到了阿富汗—接下来呢？”我问。
“我们只剩下一份文件了。”他说，拿起那份系着红丝带的薄活页夹，打开来，拿出一张用阿拉伯文写成的、看起来很精美的表格，上头盖着一个机关的正式用印。
“我们在纸本档案库里发现了这个。这是阿富汗政府十四年前送来给我们的。”他递给我，“这是死亡证明。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事情搞错了—他在战争结束之前两星期，就已经战死了。”
我瞪着他，甚至没看那份文件，忽然说不出话来。
“你知道，你们查错人了。”他说，“扎卡里亚·纳苏里早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