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丽转身。感谢那些椅子的巧合布局，她们相遇的那一刻，我刚好可以同时看到她们两个人的脸。
两人间没有露出半点情感，也没有偷偷打暗号。她们看着彼此的表情，完全就像看着一个不太熟的点头之交。如果她们是在做戏，那真该得奖了—不过为了十二亿美元，当然该拿出好表演来，不是吗？
“嗨，”卡梅隆对英格丽伸出一手，“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他们通知我可以来领回护照了。”
“我也是，”英格丽不满地说，竖起大拇指控诉地指向海鲁妮莎的方向，“这位威尔森先生刚刚还问起你是不是双性恋。”
“哦，是吗？”卡梅隆回答，“那你怎么告诉他？”她拉开一把椅子坐下，看起来并不焦虑，我不得不佩服她的沉着。
“我说你是啊，但是只跟黑人女性交往。我想既然碰到这种男性的春梦，我们还不如让他梦个够。”
卡梅隆大笑。
“谋杀不是男性的春梦。”我说。
我告诉卡梅隆，现在这个案子已经变成了凶杀案调查，又解释了烟火以及我把镜子送到佛罗伦萨的事情。但是从头到尾，我其实一直在设法观察她们，好进一步搞清楚这两人之间真正的关系。她们是情人，或只是碰巧都来到博德鲁姆、偶然相遇而已？我之前在大宅听到主卧室里有人讲话，那是英格丽吗？知道那个秘密通道，又引诱道奇到悬崖边，把他推下去的女人是谁？
“我有一张道奇和凶手一起待在书房里的照片。我唯一缺的，就是一张脸。”我说。
她们两个都看着我，很震惊有那张照片的存在—她们从没听说过这个传言。
“那是你的主意吗—去冲洗那两面镜子？”英格丽问，我感觉气氛微微转变。她可能对我的衣着评价不高，但她对我的能力开始尊敬起来。
“对。”我说。
“多亏你想得出来。”她若有所思地说。
我开始解释，任何人很难进入那栋大宅而不被看到。“所以一定有一条秘密通道。”
但我没能进一步追问。英格丽弯腰拿起她的廉价包包，放到桌上。“对不起，”她说，“我感冒了，要吃点药。”
她翻找着她的喉片时，包包滑出桌子，里头的东西散落在桌面和地板上。卡梅隆和我弯腰捡起口红、零钱、一台旧相机，还有一打其他小东西。我站起来时，看到英格丽正在收拾桌上的东西，放回包包里。唯一没收的只剩一个小玻璃瓶，瓶子的侧面刻着一朵花。
“香水？”我说，拿了起来。
“是啊，”她回答，“我在伊斯坦布尔的大市集里头买的—有个家伙自己调的香水。有点太浓了—五十步外就能把一头大象给熏倒。”
我微笑，打开香水盖，在手上喷了一点。“栀子花。”我说。
她看着我的脸，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了。“你干吗？难道还是什么园艺专家吗？”她想笑，把香水收回去，但是太迟了。
我对她声音的所有疑虑都一扫而空。我现在很确定，那天晚上在卡梅隆卧室里的人就是她：那天我走出客房要去秘密电梯时，在她刚经过的走廊里，曾闻到同样的独特香味。
“不，不是园艺专家，”我说，“我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调查过几件谋杀案。蒋凡可—你的狗也取了同样的名字—你跟他交往多久了？”
她和卡梅隆听出了我声音里的挑衅意味，知道一切都不同了。
“蒋凡可跟这一切有什么关系？”英格丽问。
“请回答我的问题，柯尔女士。”
“我不记得了。”
“他带你去过那条通往房子里的隧道？”
“什么房子？”
“卡梅隆的房子。”
“没有什么隧道通往我的房子啊。”卡梅隆主动说。
我转向她，很惊讶自己这么生气—道奇是她丈夫，而在所有的访谈中，她的朋友都说他深爱她。“别告诉我没有隧道—我走过。”
“那又怎样？就算有隧道，”英格丽插嘴，“也没人告诉过我。”
“蒋凡可说他带你走过。”我瞎掰，希望能逼得她慌张，但没用。
“那是他撒谎！”她凶巴巴地反击。卡梅隆被这个讯息和我的怒气吓坏了，但英格丽无动于衷，她走上前来，正面迎战。
“你相信他的话？”她说，“蒋凡可就是你的目击证人？一个在海滩上帮中年妇女按摩好赚点零钱的小混混？随便一个像样的律师都能把他撕成碎片。你有没有问他卖大麻的事情，嗯？或者查出他的名字不是蒋凡可，他也不是意大利人—但是哪个女人会幻想跟一个叫阿布都的男人上床？不过当然了，你早知道这些—”
她看着我的脸，同时我心里暗骂自己。我之前就觉得蒋凡可的英语不太对劲，口音比较像伊斯坦布尔而非那不勒斯，但我却没有认真多想一下。
“啊，我看得出来，你之前没发现他真正的国籍。”她说，微笑着。
“那不相关。我不在乎他叫什么名字，也不在乎他是哪国人。”
“我在乎。”她说，“这是证人可信度的问题。蒋凡可一点可信度都没有，到目前为止，你的打击点都很难站住脚。”
“你是律师吗，柯尔女士？”
“不是，但是我阅读很广。”
她讲出这些话和看着我的方式，让我想起了空荡而冰冷的排练室。我决定姑且一试。
“你在哪里学的—纽约，还是洛杉矶？”
“什么在哪里学的？”
“你在哪里学演戏的？”
英格丽没反应，但我看到卡梅隆瞥了她一眼，知道自己猜对了。
“你爱编什么理论随便你，”她说，“如果阿布都—我是说，蒋凡可—知道什么秘密通道进入那栋房子，那我想他就是照片里的人。大概就是他杀了道奇的。”
“这说不通啊，”我反驳，“动机是什么？”
“那我的动机又是什么？”
“我想你和卡梅隆是情人。我想整件事是你们两个人计划好的，动机是为了钱。”
她大笑。“卡梅隆跟我根本是陌生人。我们才巧遇过五六次。我们相处最久的时间，就是在兽医院里等那只狗开刀。这样也算谈恋爱吗？”
“对英格丽·柯尔来说，是这样没错，”我说，“但我不相信你是真正的英格丽·柯尔—”
“那你再好好看一下我的护照，”她凶巴巴地说，“这件事太扯了。耶稣啊！我当然是英格丽·柯尔。”
“不，”我说，“我想你偷了她的身份。我想你是在扮演一个角色。我相信，无论你的本名是什么，你和卡梅隆已经认识很久了，说不定还是一起长大的。你们离开了故乡小镇，去了纽约。然后你们两个都跑来博德鲁姆，只有一个原因—要杀了道奇。这是可以判死刑的罪，就算你们可以逃过死刑，也要在牢里待一辈子了。”
英格丽微笑。“真好笑。你编出了这整个故事吗？”
“走着瞧吧，我还没说完呢。”
“我说完了。”她转向卡梅隆，“我不晓得你怎么想，不过我要找个律师。”
“是啊，我也需要法律建议。”卡梅隆回答，表情像夜间被车头大灯照到的鹿。她抓起她的皮包要站起来。
“不，”我说，“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呢。”
“你要指控我们什么罪名吗？”英格丽问。
我什么都没说—她显然不是好欺负的。
“我想也是，”她说，“你不能扣留我们，对吧？你在这里根本没有司法管辖权。”她微笑。
卡梅隆已经朝门走去。英格丽拿起她的喉糖，丢进包包里。她甩上肩膀时，转身凑近我。我不禁觉得自己好像浑身触电似的。
“你以为自己很聪明，但是你对我或卡梅隆都一无所知。你对整个状况连一半都不明白，差得远了。你迷失了，只是乱抓着救命稻草，如此而已。当然了，你以为你有证据。但让我告诉你一句我阅读过的话—‘所谓的证据，不过就是一份清单，列出你已经有的材料而已。那你还没发现的呢？难道就不重要？’”
这回轮到我微笑了。“引用得好—这句话写得很棒。”我说。此时我知道，就是她在纽约杀了那个女人，还把她丢进一池硫酸里。
“你引用的句子是来自一本书，由裘得·盖瑞特所写的《现代调查技术原理》，”我接着说，“而且我知道你是从哪里弄来那本书的—用一张仿冒的佛罗里达州驾照，去纽约公共图书馆借来的。你把书带回你当时居住的东城旅店89号房，然后你用那本书当教学指南，杀了某个人。这个证据怎么样？”
她面无表情看着我—老天，她自我控制的功夫实在太厉害了。但她的沉默告诉我，我这番话撼动了她的世界，把她天衣无缝的犯罪画作给撕成了两半。
她转身走出去。我猜想，一个小时内，卡梅隆就会找到律师代表，花钱雇一大堆顶尖的法律顾问，但这样也帮不了她们太多—我知道她们做了什么，全都知道，从世贸双塔倒下那一天，到她们划伤道奇双手的真正原因。
然而，英格丽说我对整个状况连一半都不明白，这话我却没注意。我还以为那是虚张声势，随便吹牛而已，但那太低估她了。我应该不错过每个细节，我应该仔细倾听，思考每一个字。
我抬眼看到海鲁妮莎的目光。她瞪着我，非常惊叹。“哇！”她说。
我谦虚地微笑。“谢谢。”
“不是你。”她说，“是她。哇！”
老实说，我同意。英格丽·柯尔—或者不管她叫什么名字—的访谈表现非常了不起，远超过我原先的期望。即使如此，摄影机还是录到了不少东西，我相信在法庭上有助于定她的罪。我拿起摄影机，然后忍不住大笑。
“怎么了？”海鲁妮莎问。
“你说得没错，”我说，“哇！她包包里面的东西掉出来可不是意外—那是声东击西。她把摄影机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