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瑞德利继续说着，但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晓得他说了些什么。不知怎的我们回到了原来那张桌旁坐下，但我只顾着暗骂自己蠢，没认真听他说了什么。难怪他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难怪他在加护病房住了好几个星期，难怪他有幸存者的罪恶感，难怪他需要一个极其困难的调查计划让自己起死回生。
布瑞德利说过他在黑暗中握着某个人的手，听着他死去。同时，在他们的水泥墓穴中，曼哈顿下城失火了。但我竟然这么笨，还以为他臀部是中了一枪，另一发子弹则射中他的肺脏。如果我就只能猜到这样，那我退休大概也是好事。
他的声音把我从强烈的自责中拉回来—他拿出了手机，正在问我。“我可以打个电话吗？我想跟玛西说一声。”
我点点头。他等着她接电话，别过脸去简短说了几句，我听不到。他挂断后，向侍者示意要追加咖啡和点心。我希望他信用卡的额度没有上限。
“我会提到‘9·11’事件，”他说，“是因为我想拜托你的事情，起点就是‘9·11’。”
“说吧。”我轻声说，很想弥补，甚至觉得他该跟我哭诉的。
“为了自己的复原，我终于回到世贸中心原址，就在北楼原先的那个位置，”他说，“我看着那里好久—老天，当时天气好冷—最后我终于明白自己太生气了，气到根本没有完全复原的希望。
“但我气的不是劫机者—他们已经死了。我也不气自己受了伤—拜托，我还活着呢。
“我气的是不公平—气整个世界运作的方式好冷漠。我知道很多一般百姓那天死了，不是因为大火或倒塌的砖石结构，而是因为他们的同情心。都是因为他们拼命想救其他人—通常根本都是陌生人—结果害他们付出自己的生命。”
他喝了口咖啡，但我知道他其实不想喝。他是在争取时间，思索着该怎么说才好。我只是等着。在我心中，他有资格慢慢来，需要多久都没关系。
“你有没有想过，那天有多少残障人士在世贸双塔工作？”最后他终于问。
“没有？我也从来没想过。”他继续说，“直到那两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当然，如果你坐轮椅的话，你的问题就比其他人惨得多—又不能搭电梯离开。这点我们都知道，对吧？那些标语老跟我们说急难时要走楼梯。但如果你不能走呢？如果我困在一栋起火的大楼里，坎波先生，我唯一要求的，就是能利用我的两条腿。这样我要跑或是要死，机会是均等的。这样的要求并不多，对吧？均等的机会。
“有个家伙，在一家金融服务公司工作，他每次防火演习都仔细听，知道他的疏散椅放在哪里。你看过疏散椅吗？就像个铝制餐椅，但是前后有伸出来的握柄，好让别人可以搬动。
“他是下身瘫痪，我想他很自豪能够克服残障，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说不定还娶妻生子了，不晓得。
“9月11日那天刚好是开学日，很多人都迟到了。所以美国航空的飞机撞上北楼时，办公室他那区只有他一个人。
“那个撞击让他整个轮椅都飞过半个房间。他看到窗外冒出火焰，知道自己得快点行动，否则就会死掉。
“他找到他的疏散椅，放在膝上，朝逃生楼梯移动。一路上他淋得全身湿透了—自动洒水器打开，所有的灯也都熄了。
“他来到电梯口，但那里没有窗子，所以很暗。还好大楼维修人员给了他机会。几年前，那些维修人员在逃生门上涂了夜光漆，这样灾难时大家就还是可以找得到门。天晓得这个决定在“9·11”那天救了多少人。
“他坐着轮椅，打开通往A楼梯的门，带着疏散椅。他并不强壮，但是他设法把自己挪到疏散椅上坐好。
“接下来他没办法了，只能坐在一栋起火大楼的逃生梯里，做他唯一能做的事情。那就是等待。
“北楼有三道逃生楼梯，其中两道宽度是四十四英寸，另一道是五十六英寸。两种的差别很大—宽的那道逃生梯，可以容纳两个人错身而过，而且转角不会那么挤。对于搬着疏散椅—其实就是个有座位的担架—的人来说，这些转角非常关键。你可以想象，命运总是爱折磨人，这位下身瘫痪的家伙来到的那道楼梯是窄的。
“整栋大楼里，大家都在决定要往哪里逃—要逃到地面，还是去楼顶等直升机来救援。那些往上爬的人都死了—通往楼顶的门为了要防止有人自杀，向来就是锁着的。
“A楼梯充满了灰尘、烟、人，还有水。洒水器和破掉的水管不断冒出水来，像一道急流似的冲下楼梯。但坐在疏散椅上的那个人没有喊，没有要求帮忙。他只是等待。我想，是在等待奇迹吧。”
布瑞德利暂停下来，应该是在想着奇迹。当他又开口时，一时之间，他的声音颤抖着，但是他设法控制住了。“在底下很远的地方，有个中年男子，体态并不健美，他听说有个人坐在疏散椅上的事情，于是就开始喊，征求志愿者跟他上去，帮忙带那个人下楼。
“三个男子站出来，都是普通人。他们跟着那中年男子上楼，抬起那张疏散椅的握把，挑了正确的方向—他们没往上，而是往下走。经过拥挤的人群、浓烟，还有窄得要命的转角。”
他又暂停下来。“他们抬着他往下走了六十七层楼！结果走到底，你知道他们发现什么？没有出路。
“他们花了好久的时间，中途南楼倒塌了，也让北楼更不稳定。他们前方是落下来的水泥，后方是一片火海。”
布瑞德利耸耸肩。我保持沉默。就算我能控制自己的声音不要颤抖，又能说什么？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悲伤浮现。
“他们回头，来到位于二楼的一扇门，进入大厅。没多久，整栋大楼倒塌了，一切都完了。那个轮椅男和两个救援他的人平安脱身了，但另外两个人没有。”他暂停一下，“你知道是什么害死他们的吗，坎波先生？”
“同情心？”我说。
“没错，就像我刚刚说过的—害死他们的不是倒塌的砖石结构或大火，而是想要帮助其他人的同情心。我就是因此而生气。这里头有什么公平可言？”
他休息一下，然后才轻声说：“当时，我不确定我想活在这样的世界。”
然后我才知道，布瑞德利去看过世贸原址不止一次。我想象他站在黄昏的雪地里，小小的人影站在世贸双塔一度耸立的那片空荡中，尽力想找出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幸好，玛西陪着他，他说他们手牵着手，他告诉她自己的绝望。“所以你打算怎么办？”她平静地问。
他告诉我，当时他困惑地望着她，不晓得她这话是什么意思。“是的，我明白，班，你不想活在这样的世界，”她说，“好吧。但就像俗话说的—你要咒骂黑暗还是点亮一根蜡烛？所以我再问你一次，你打算怎么办？”
这就是玛西—她变得好强悍，绝对不再退让一步。
“当然，她说得没错，”班·布瑞德利继续说，“于是一路回家的路上，我们都在谈该做些什么。
“因为我受伤了，所以原先我对‘9·11’事件的调查知道得不多。往上城走的路上，她告诉我，十九个劫机者里面，有十五个是沙特阿拉伯人。她说大部分的作案者之前来到美国，待到签证都过期了，其中几个人去学过怎么开飞机，但从来没有兴趣学习怎么降落。
“看起来很明显，即使那些劫机者犯了很多错，但他们还是比我们厉害—要是有任何人怀疑，那么我的管区有三千件凶杀案可以证明这一点。等我们回到格林威治镇，我发现一个想法开始成形了。
“那天晚上我一直仔细思索着这个想法，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就去纽约大学，点亮我的蜡烛。”
他说，在一个面对着华盛顿广场的大办公室里，他跟那些大学主管解释他想要办一个活动，在专业领域内将会像是在瑞士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一样有名—这个每年一度的活动，是针对全世界最优秀的调查人员，有一系列的演讲、研讨会和大师班。让专业人员可以讨论新的想法，介绍最先进的科学成就。他说这个论坛的活动，将会由最顶尖的专家主持，跨越各个领域和所属单位。
“当时我指着窗外，”布瑞德利告诉我，“指着世贸双塔曾经耸立的地方。‘那样的人会再回来，’我说，‘下回他们会更厉害、更聪明、更强大。所以我们也得更强才行—我们所有调查人员必须有个清楚的目标：下回我们要击败他们。’”
“那个房间里有十一个人，我猜想我已经说服了其中三个，于是我说出了那个轮椅男的故事，提醒他们说，他们是最接近世贸中心原址的大学—他们有个特殊的责任。如果不在这里举行，还能在哪里？
“到最后，他们有一半都很羞愧，少数几个还含着眼泪，最后大家投票一致通过。或许明年，我会去竞选市长。”他想笑，但笑不出来。
他说这个世界调查论坛的种种安排，将会比他预期的更好，然后他急速念出一堆答应授课或参加的专家名字。
我点点头，真心觉得佩服。他说：“是啊，大人物全都到齐了，”然后他看着我，“只缺一个。”
他没给我回答的机会。“你的书影响很大，”他继续说，“你住在这里，可能还不晓得，但最顶尖的教授们很少不—”
“这就是你跑来巴黎的原因吗，”我说，“来找我回去参加会议？”
“一部分是。当然了，我终于解出裘得·盖瑞特的身份之谜，但现在我想提供你一个贡献的机会。我知道我们不能说出你真实的身份，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说你是盖瑞特的长期研究员—就像福尔摩斯身边的华生医生，曾经协助他—”
“闭嘴，”我说—这种话他大概很不习惯听到。我瞪着桌子，然后抬起眼睛时，我声音很小，确保只有他听得到。
“现在，”我说，“我得打破我以往专业上的所有规则—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的真相。这大概是你头一次听到我们这一行的人说这种事，所以仔细听好。
“你能查到我，真的很了不起。如果我那本书要出新版，一定会把你的这个成就写进去，真的非常出色。”
他轻轻耸了下肩—我想是受宠若惊，非常引以为荣，但又谦虚得不愿意表达出来。
“你查到很多名字，揭开了很多掩饰的说法，但你没查出我替我们国家所做过的任何事，对吧？”
“没错，”布瑞德利回答，“我不确定我想查。我想，既然事情这么保密，那就最好不要去碰。”
“这点你想得没错。所以我来告诉你吧。我逮捕过很多人，逮捕不了的就杀了。其中还有三次，我先逮捕了他们，然后把他们给杀了。”
“耶稣啊，”他轻声说，“我们的国家会做这种事？”
“我想凶案组警探和法官都对这种事有个罪名，对吧？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类行动会对一个人的精神造成很大的压力—尤其年纪愈来愈大的时候。有件事我可以跟你保证：没有人能指控我歧视。我在工作上一视同仁—我干掉过天主教徒、阿拉伯人、新教徒、无神论者，还至少有几个犹太人。唯一缺的好像就是拜火教徒。相信我。如果任务需要，就算他们是拜火教徒，我也照样会把他们干掉。麻烦的是，我伤害过的很多人—大部分是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并不会遵守你我所谓的基督徒原则，布瑞德利先生。尤其是，如果他们被打了左脸，可不会想把右脸也转过来让人打。你知道塞尔维亚人吗，他们到现在还在为他们1389年输掉的那场战役生气。有些人说克罗地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更糟。对那种人来说，追杀我几十年，根本就不算什么。我告诉你这些，是要让你了解，我为什么跑来巴黎，在这里隐姓埋名定居。我一直想当个普通人。对我来说，今天晚上不完全算是好消息，所以我不会去主持什么专题研讨会，我要逃命去了。”
我站起来，伸出一手。“再见，布瑞德利先生。”
他握了，这回没有挽留我的意思。中庭现在没什么人，我离开时，布瑞德利独自坐在烛火之间，孤单的身影看起来很凄凉。
“祝你好运，”我回头说，“那个研讨会的想法很棒，我们的国家很需要的。”我转身要继续往外走—结果面对着一个女人。
她微笑：“从我丈夫脸上的表情看，我想你的答案是不。”那是玛西，布瑞德利刚刚跟她通电话时，一定跟她说了我们在这里。
“没错，”我说，“我不能参与—他知道为什么。”
“不过，谢谢你肯给他时间。”她的反应很平静，“听他讲了这么久。”
她的声音里没有憎恨也没有愤怒—她唯一关心的，似乎就是她丈夫的身心健康。我立刻就喜欢她了。
布瑞德利转头没看着我们，而是设法想吸引侍者的注意，请他拿账单来。
“你知道，班对你欣赏得不得了。”玛西说，“我想他没告诉你，但他看了那本书三次，只是为了其中的乐趣。他老说，他真希望他做过一半你所写的事情。”
一时之间，我对布瑞德利有了不同的看法—一个顶尖的调查人员，认为自己从没机会在够大的战场上施展才华。抱着这种专业上的遗憾有多么难受，我比大部分人更明白。然后，一如往常，我又想起那两个小女孩，还有我多年前在莫斯科所做过的事情。
我想得入神，玛西不得不碰碰我的手臂，才把我拉出记忆的迷宫，然后我看到她递给我一张名片。“这是我们纽约的电话号码。如果你有机会，打个电话给他—我的意思不是现在，是以后。”她看到我不太情愿的模样，露出微笑，“过个几年也没关系。”
但我还是没伸手接。“他是个好人，”她认真地说，“我所认识最好的人。比大部分人能想象的还要好。你如果能打个电话，对他意义很重大的。”
我当然知道自己不会打，但不接下这张名片好像太伤人了，也毫无必要，于是我点点头。我把名片放进口袋里时，布瑞德利又回头朝我们看过来，隔着安静的中庭，他和玛西彼此凝视了一会儿。
在那猝不及防的片刻，他们两人都没意识到我在旁观，但我看到他们卸下种种心防。两人再也不是身在巴黎，不是在一家五星级饭店；从他们的脸上，我看到他们正在世贸北楼垮下来之前和之后的状态—彼此深爱。他们不年轻了，那当然不是一时痴迷，我很高兴看到，在一个充满欺瞒的世界里，还有这样的爱。或许这一晚并没有完全毁掉。
那个片刻过去，玛西的目光又回到我身上，我说了再见，走进高高的门，在中庭侍者总管所站的讲台旁暂停。他跟我还算熟，我谢了他的招待后，要求他派点心推车再去那桌一趟，然后给了他两百欧元支付账单。
我不晓得自己为什么要付钱。只是愚蠢吧，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