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深夜，我在隆河饭店里写好辞呈。第二天一早交给外交信使后，就立刻飞回伦敦。
接下来三个星期，我把手上未完成的案子收拾一下，将所有档案交给联邦调查局：在美国情报界第一波的诸多重大改变中，其中一个就是废止成立四十余年的“空降师”，所有业务移交给联邦调查局。
讽刺的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天，刚好人在柏林，对我来说，这个城市是我事业的真正起点。我最后一次锁上办公室，其他工作人员送我到滕普尔霍夫机场，准备搭飞机回美国。我跟他们一一握手告别，间谍本色还是贯彻了到最后一刻，跟他们说我预订要搭稍后的一班飞机。
但我没去搭飞机，而是走出机场大门，带着完全不同的新身份，叫了出租车到一家汽车代理商，开走一辆预订好的保时捷卡宴汽车。这辆车有五百马力，所以也算是准备好要上德国高速公路了。
我把行李丢在后座，傍晚时经过法兰克福，次日凌晨穿过边界。这一年秋天来得晚，即使只有月光，我想我也从来没看过法国乡村这么美。我飞驰过一个个有着浪漫地名的村子，找到了我要找的那条付费高速公路。
如果你从南边进入巴黎，就会经过一个很特别的地点—位于高耸的摩天大楼之间，有大量的移民聚居在这里—此处几乎完全看不到巴黎的景观。唯一能看到的，就是远处耸立在地平线上的埃菲尔铁塔。
此时是清晨，冷冽的空气为万物带来一种闪亮的清新之感。即使这幅景象之前看过好多次，再看一遍仍令我为之屏息。一整夜在我胸中滋长的解脱之感终于决堤而出，我把车停在路边：要到巴黎，就该趁着年轻而自由之时—啊，世上比这更美好的事情可不多。
我在巴黎第8区、当地人称之为“金三角”的地带租了一套公寓，离美丽的弗朗索瓦一世街不远。日复一日，我每天工作到深夜，努力写一本很少人会阅读的书—除了一个纽约的年轻女子，我真希望她从没读过。
六个月之后，这本书写完了，共计数十万字，所有批注和校对也都已完成。我感觉已把自己之前的人生洗涤完毕—我已经写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后一章，让它像一艘葬礼驳船般沿河往下游漂，驶向过往。我以这本书为荣：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公共服务，或是说我天真；但我认为，如果我的专业知识可以有助于击垮一个像克里斯托·尼可莱德这样的人，那么这本书就像一根蜡烛，燃烧也值得了。
经过国家情报总监辖下一组分析师仔细审查后，这本书由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了，这家出版社专门出版一些悲惨的回忆录，包括逃出卡斯特罗治下的古巴，或是阿拉伯国家的女性被家族男性以维护名誉的理由而杀害。换句话说，这家出版社其实是中央情报局底下的一个秘密分支。
这样的出版社，显然很习惯要隐瞒作者的真正身份，但即使如此，我的状况还是有点复杂：我辞职时，就已经对国家安全情报网够了解，也很确定不会有人知道我的身份或我以前的职业。所以情报圈就算知道我的身份和过往经历，也毫无意义。
最后这本书终于出版时，不但挂名作者是裘得·盖瑞特，还帮他创造出一整套身份。任何询问出版社的人，都会得到以下的作者简历：
裘得·盖瑞特，密歇根大学毕业，在执法部门服务超过十四年。首先服务于迈阿密警察局，后来成为联邦调查局的特别探员。他在奉派到芝加哥出差期间身亡。本书手稿是在他过世不久后，在他的书房所发现，不但是他多年来详尽研究的成果，也是全世界最顶尖调查员之一的最后证言。
这是实话，至少其中一部分是。联邦调查局曾有一个叫裘得·盖瑞特的探员，也的确死掉了—在下班回家途中出车祸。他未婚，很孤僻，除了工作没有什么其他兴趣，出版社只是挪用他的身份，给了他一个生前绝对不会有的写作成就。
我必须承认，我喜欢这份简历，也喜欢他死掉的事实。我的意思是，谁会去找一个死人啊？
但，有人就是会。
随着这本书出版，那艘葬礼驳船也终于漂走，我成年后开始活在没有秘密的世界。我看着每一个发出笑声的女人，摇晃着臀部，神气地走在巴黎宽广的大街上。到了春去夏来之时，我开始相信任何事都有可能。
然而，当间谍这一行的麻烦是，你可以辞职，但永远无法离开。我想我当时不愿意承认这点，但像我这样的人生，后头有太多船难的残骸漂浮着—你伤害过的人不会忘记的。而在你心底不断回响的，就是你年轻刚在这一行起步时，曾被人一再告诫的一课：在这一行，你不能从错误中学习。你没有那个机会。只要犯一个错，你就会死掉。
唯一会救你的，就是你的直觉和专业技艺，务必深深烙印在灵魂里。我想我一定是认真听到了这些话，因为，才退休九个月，我就发现有辆出租车载着一名乘客，绕着这个街区打转。在巴黎，不会有人这样搞的，因为交通太混乱了，这样说不定要绕上好几个小时。
此时是忙碌的星期五晚上，刚过8点，我在玛德莲大道的一间街边咖啡店，等着一名年老的医生。他是美食家，常常请约会的俄罗斯女人吃昂贵的大餐，而过夜还更花钱，所以他常常闹穷。在我来看，执业医生缺钱是一大优点。这表示当他诊断病人、写处方笺时，已经准备好愿意听病人的建议。希望你懂我的意思。
那辆出租车第一次经过时，我没有注意到—反正不是有意识的—但我专业技艺的某个部分，一定是记住了随时变化的塞车阵。那辆车第二次经过时，我就知道看过了。
我心脏猛跳，但是表面上不动声色—以前的训练发挥了作用。我只是尽量若无其事地暗自紧盯着那辆车，咒骂着塞车和车头灯害我无法看清后座的乘客。但我想乘客是谁也不重要，我只是觉得，如果知道要来杀你的人是谁，应该也不错。
车潮把那辆出租车带走，我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第一次经过是确定你的位置，第二次经过是要安排角度，第三次他们就会开火了。我在桌上丢了十欧元，赶紧起身离开。
我听到后头有个声音在大喊—是那个医生，但我没时间跟他说今天我们没办法协助对方满足各自的恶习了。我左转进入巴黎最棒的食品专卖店艾迪亚，迅速穿过一堆堆完美的水果，进入拥挤的葡萄酒区。
在那短短的瞬间，所有一切清楚浮现—就是这类状况通常会有的—尽管没有任何证据，但我的直觉大喊着是那些希腊人。那个老头不只有财务实力，也有深刻的动机来寻仇—随着每个过去的圣诞节和生日所带来的刺激，这种动机只会更强烈。而且他很容易就能找到人手：欧洲任何警力单位所做的犯罪情报都会告诉你，有半数的阿尔巴尼亚人都涉入了雇佣杀手这一行。
艾迪亚的葡萄酒商品区有一扇后门，通向一条小街，我毫不迟疑地穿过那道门，左转。这是一条单行道，我急步朝着车行的逆向走。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朝逆向走，这样你至少可以看到杀手逼近。
我察看前方的道路，心知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个筹备完善的复仇计划。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无论走到哪里，一部分的我总是在思考最佳脱身路线，我脑袋深处总是有个看不见的脱逃程序在运行。当时我最大的后悔，就是没把枪带在身上。
之前我猜想，出去喝一杯咖啡，跟医生简短会面一下，然后搭出租车回家，顶多只要半小时。于是我的枪就留在公寓里的保险柜里。我大概是变得松懈了。此刻就算我看到他们迎面而来，也其实做不了什么。
我首先就是要回家，把那个该死的保险柜打开，拿出我的枪。我右转，迅速走过一个街区，左转，来到我要找的圣奥诺雷郊区街—沿着这条路不远处，就是爱丽舍宫。开着那辆出租车的希腊人或阿尔巴尼亚人，都应该会晓得这是全巴黎最安全的一条街道—屋顶上有狙击手，整条路二十四小时都有反恐监控。此时我才终于觉得比较安心，赶忙招了一辆出租车。
我请司机紧靠着我那栋公寓的后门停下，迅速打开车门，蹲低身子，打开钢板门的锁进去，没让任何人看到我。那个司机觉得我疯了—但反正在他的宗教观念里丢石头砸死通奸罪的女人被认为是对的，所以我想我们算是扯平了吧。
我把门甩上，跑过地下车库。这栋石灰岩建筑物是库西耶伯爵于1840年代盖的，曾经是一栋宏伟的大宅，后来沦为废墟，到去年才翻修成为公寓，我租下了一楼的其中一户。虽然这户很小，但通常像我这样的人是绝对租不起的，不过我的经济状况改变了—比尔·莫道克三年前死了，当时我正短暂出差到意大利。
没有受邀去参加葬礼，让我觉得很难过。我只收到一封格蕾丝寄来的短笺，通知我比尔猝逝，说已经下葬了。这就是我的养母—嫉妒我到最后一刻。几个月后，我收到一个律师寄来的信，说比尔的那些公司—由一个境外信托管理—都留给了格蕾丝。这也是意料之中，毕竟他们是结缡四十年的夫妻。那封信里说，虽然遗嘱中没有让我继承任何东西，但格蕾丝决定要拨出足够的钱给我，每年会支付八万美元。虽然没有明讲，但意思很明显：她相信这样就结清对我的责任了。
几乎整整两年后，格蕾丝也死了。她两年前的无情表现，让我不觉得有任何义务，于是也没回格林威治镇的那个古老圣公会教堂，去参加那场盛大的社交葬礼。
再一次，我又是孤单一人了。虽然不是第一次，但我忍不住微笑，想到两年的差异有多么大：要是他们死亡的顺序颠倒过来，我知道比尔会留下大笔遗产给我。但反正事情就是这样，格蕾丝把所有财产留给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要以她的名字重建古典大师展览馆。
这个消息是同一个律师写信告诉我的，他还提起有一件关于比尔遗产的小事必须完成。我跟他说等我下一次回美国，会去他纽约的事务所拜访—然后差不多就忘了这件事。格蕾丝遗赠的支票还是照样每年会寄来，这表示我可以过得很优裕，远远不是政府退休金能供得起的。
最实质的优点，就是巴黎的这套公寓，这会儿我迅速穿过大宅里原先的厨房—现在已经改建为机房—然后爬过防火阶梯，走向我那户公寓。我打开电梯旁一道隐秘的门，冲进了那个小小的门厅。
一个女人站在那里。是我七十岁的邻居丹努塔·弗黑夫人，住在这栋大宅里最豪华的一户。她是一位贵族企业家的遗孀，总是打扮得干净利落，而且她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可以让其他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像是第三世界的人。
她看到我舌头舔着发干的嘴唇，衬衫下摆翻出来。“出了什么事吗，坎波先生？”她用她那种很难懂的上流社会法语问。
她以为我名叫彼得·坎波，是个正在休长假的风险基金的经理人—我想能在我这个年纪住得起这栋公寓，又不必工作，唯一可能的职业就是这个了。
“没事，夫人—只是担心我没关掉烤箱。”我撒谎说。
电梯来了，她进去，我打开那扇钢芯门的门锁，进入我那套公寓。我把门闩上，没开任何灯，匆忙朝里走，经过的客厅里有美丽的凸窗，有一小批逐渐茁壮的当代艺术收藏。比尔若是天堂有知，应该会很高兴的。
在黑暗中，我打开更衣室的一个衣橱，朝一个小小的嵌地式保险柜输入密码。里头有一大笔现金、一沓纸、八本不同姓名的护照，还有三把手枪。我拿出一把使用9毫米口径子弹、装了加长枪管的格洛克手枪—三把中最精确的一把—检查了一下枪机，又抓了一个备用弹匣。
我把枪插进腰带里，思索着一路回家时不断在我脑袋里面回荡的问题：如果是那些希腊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发现我的？
理论上，我想得到的就是那些俄罗斯人刚好发现一些东西，于是交给了这些希腊人，一方面是看在以前合作的分上，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拿到了一大笔钱。
或者我在瑞雪卢私人银行里犯了什么小错，于是马可斯·布榭告诉了他的客户，因而追查到我是谁？但无论是哪个情况，那些希腊人是如何追到巴黎来的？老天在上，我是用完全不同的身份住在这里的啊。
有人敲门，声音坚定而明确。
我没回应。我早知道敌人要进入这栋建筑物不会太难—门房弗杭索瓦是个爱诉苦的中年男子，他老是让前门开着，自己跑出去开发当奴才的新招数。他大概才刚听到弗黑夫人搭电梯下去，就冲到街上告诉礼车司机，而且大惊小怪地伺候半天，好确定自己会登上她圣诞节的送礼名单。
我毫不犹豫，完全照着以往的训练做—迅速而安静地走向公寓后方。经验丰富的杀手会采用的一个策略，就是按门铃之前，先在门上贴两三盎司的塞姆汀塑料炸药。
接着杀手会找掩护—在我家的话，那就是进入电梯里—然后用手机引爆炸药。一架泛美航空的103号班机曾被八盎司的塞姆汀炸得坠毁在苏格兰的洛克比，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两三盎司的塞姆汀会对一扇钢制门和凑在窥视孔上的人造成什么伤害。
我穿过厨房，抓了一件外套好遮住那把格洛克手枪，然后走向客房。这栋建筑物还是库西耶伯爵的大宅时，他的仆人们会使用一台手摇式升降机，把餐点从厨房送到用餐室。这个升降梯的出口当时就在餐具室里—也就是现在的客房。
后旧宅翻修时，把升降机井改成了电线通道，而我住进来后，就借口要安装高速光纤电缆到我的计算机上，以随时留意我其实不存在的风险基金活动，因此取得房东许可，找了个曾帮“空降师”安装监控设备的包商，进入那个升降机井。我让他在里头装了个梯子，通到地下室。我当时觉得，这么一来，付那个天价房租也还算值得。现在更觉得太划算了。
我打开一个橱柜门，拿掉入口的小镶板，不到一分钟就走向建筑后方的一条窄巷。我预料随时会听到这栋19世纪建筑物的正面和列入公共遗产的凸窗会被炸开，落在香榭丽舍大道上。
什么都没有。是什么阻止他们了？我猜想，在玛德莲大道上跟丢我之后，他们就立刻回到我的公寓。但因为一开始不确定我是不是会回来，就先敲门确认一下。
幸好我没去应门。我几乎确定有两个人—换作是我就会用两个人—此刻正躲在电梯旁，等着我去应门。这给了我一个机会—如果我从大门进去，爬楼梯上楼，我很确定可以让他们猝不及防。在受训的同梯里，我向来不是最好的射手，但要把他们两个都干掉，也还是绰绰有余。
走出巷子后，我慢下脚步，一边观察着路上行人，好确定屋里的那两个家伙没有帮手在街上等着。我看到几个女人在蒙田大街的奢华商店里购物完要回家，看到几对伴侣在遛狗，还有一名戴着纽约大都会队棒球帽的男子背对着我—看样子是观光客—站在我那栋公寓大楼隔壁的糕点店前看着橱窗，但是我没看到任何人符合我心目中的模样。我转向路上的车辆，同样地，没看到白色出租车，也没看到杀手坐在停路边的汽车上。
我往前走，凑近一个穿高跟鞋的五十岁女人和比她年轻二十岁的小男友，如果有个屋顶上的狙击手，这对情侣就算无法完全遮住我，但绝对会增加棘手程度。在他们的掩护下，我逐渐走近我那栋公寓：还剩八十码、四十码、二十码……
经过糕点店时，那个戴着大都会棒球帽的男子在后头对着我说：“要是你把那道该死的门打开，事情不是会比较简单吗，坎波先生？”
我的心脏停了一下，所有的恐惧都跌落在又大又空荡的胃里。接下来的那一瞬间，两个出自直觉又彼此矛盾的想法抢着要压倒对方。第一个是：所以一切就是会这么结束？退休的探员斗智失败，在一条巴黎的街道上被射穿头部，枪手大概是某个站在糕点店前的人。我猜想，这是给我的极刑吧，倒在人行道上流血致死，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把手枪放进口袋，跟那个戴着大都会棒球帽的男子走路离开，来接他们的车是—还会有什么？一辆白色出租车。
另一个想法是—他们不可能要来杀我。即使有个狙击手就在某栋建筑物的屋顶，或者在雅典娜广场饭店的某个房间里，那个戴棒球帽的家伙只要默默打个手势，枪手就可以完成任务了。在真实世界，杀手不会跟你讲话的：只有电影里的坏蛋才会有那种病态的需要，非得在扣下扳机之前把他们的人生故事告诉你。在这里，有太多危险了，你满心只想赶快把工作结束掉。看看圣托里尼吧。
然而，凡事总有第一次—所以我还是不确定该怎么办，该害怕还是不该松懈？我看着那名男子：一个五十来岁的黑人，身材瘦长，那张英俊的脸很憔悴。我告诉自己，这人比较像个不合格的退货瓷器，而非精致的利摩日名瓷。当他稍微走近我，我发现他右腿瘸得很严重，这个评估就更确定了。
“我想你刚刚叫我坎波先生？你认错人了。”我用法语说，每个音节都尽力模仿巴黎人的那种轻蔑口吻，“我不姓坎波。”我在争取时间，想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这一点我们的意见一致，”他用英语说，“因为这个彼得·坎波并没有华尔街的交易执照，而且他管理的风险基金也不存在。”
他怎么会知道？我故作不经意地挪了一下位置，让他正好位于我和糕点店的橱窗之间。
“所以，如果你不姓坎波，那你是谁？”他继续说，“写过书的联邦调查局探员裘得·盖瑞特？唔，也不太可能—他已经死了。还有一件有关盖瑞特的怪事，”他冷静地说，“我跟他住在新奥尔良的表姐谈过，她很惊讶这个表弟的写作成就—她不太相信他看过半本书，更别说写了。”
他知道这些有关我的事情，但我还活着！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而且他似乎不打算杀我。我扫了一眼各个屋顶，想看看是不是有狙击手。
他望着我的双眼，知道我在干吗，但情绪完全不受影响：“我是这么想的，不管你是坎波或是谁，你用假身份过日子，又为了安全起见，用一个死人的名字写书。
“我想你曾经帮政府做事，只有四五个人知道你真正的名字。说不定还没那么多。
“对我来说，这表示去问你做过什么职业大概不聪明，但是，老实说，我不在乎。你的书是我读过的最棒的调查技巧专书。我只是想跟你谈谈这本书而已。”
我瞪着他。最后，我放弃了，用英语说：“你想谈一本书？！我差点杀了你！”
“不见得，”他说，然后压低声音，“我应该称呼你盖瑞特先生吗？”
“坎波吧，”我咬牙凶巴巴地说，“就是坎波。”
“不见得，坎波先生。我想如果有人要动手杀人，那应该会是我。”
他说得当然没错，而且你可以想象，这让我更火大了。他伸出一只手，没笑。后来我慢慢才晓得，他本来就很少笑。
“我是班·布瑞德利，”他镇定地说，“纽约市警察局的凶案组小队长。”
我不知道还能怎么样，于是就跟他握了手—一个是正在重新学习走路的警察，另一个是退休的情报员。
那一夜初次见面的我们，原都各自以为已经打完该打的仗，职业生涯结束了，但很奇怪的是，那场会面的意义非凡。
我们的相识很重要—老天，的确如此。一切到头来都很重要，一切到头来都莫名其妙地相互关联：在东城旅店的一桩谋杀案，在圣托里尼的餐厅里克里斯托·尼可莱德被射杀身亡，在博德鲁姆那场失败的卧底行动，我和班·布瑞德利的友谊，甚至是一名喇嘛在泰国山区的一段旅程。如果我相信命运，那么我就得说，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我很快就会晓得，还有一件极其重大的任务在前方等着我，那将是决定我人生最关键的任务。之后没多久，有天傍晚，我将会被拖回谍报世界，而我想过正常生活的一切盼望也将落空，大概还是永远的。就像大家常说的—如果你想让上帝发笑，就跟他说你把你的人生都计划好了。
我拥有的珍贵信息很稀少，而时间还更少。我将会被交付一个任务，要查出每个情报人员最害怕的：一个男子，不属于任何激进团体，任何数据库都查不到，没有犯罪记录。一张干净的白纸，一个鬼魂。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恐怕不会太愉快。如果你想在床上睡得安心，如果你想看着子女、想着他们有机会能活在一个比我们更好的世界，那么，你最好不要认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