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职业生涯中认识很多有权势的人物，但其中唯一真正具有天生权威感的，只有一个—他只要轻声说句话，就可以把其他人压下去。现在他就在走廊上，朝我走来，跟旁边的刑事鉴识小组说他们得等一下：消防局想先把那些强酸抽出来，免得有人被化学物灼伤。
“不过呢，你们的塑料手套先别脱下来，”他建议道，“你们可以在走廊这里，互相做个免费的前列腺检查。”每个人都大笑起来，只有那些刑事鉴识小组的人没笑。
那个有权威声音的人，就是负责这个犯罪现场的凶案组队长班·布瑞德利。他刚刚一直在楼下的经理办公室，想找到经营这个旅店的混球。布瑞德利是个高大的黑人，五十出头，双手很大，身上穿了件裤脚反折的迪赛牛仔裤。他老婆最近说服他买了这件牛仔裤，指望他的形象更年轻一点，但结果希望落空。他自己说，这件裤子让他看起来像是史坦贝克小说里的角色—来自尘暴灾害地带的现代流民。
一如其他常出现在这类谋杀现场的警察，布瑞德利对于刑事鉴识专家没什么好感。首先，纽约市警局的刑事鉴识工作几年前已经外包出去，于是这类索价昂贵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出现在现场，身穿笔挺白色连身工作服、背后印着比方“刑事鉴识生物服务公司”的字样。其次—而且令他忍无可忍的—是两部以刑事鉴识工作为主题的电视节目爆红，搞得这类鉴识人员全都自以为是名人。
“耶稣啊，”他最近曾抱怨，“这个国家还有哪个人不梦想要上真人秀的吗？”
他看着这些想当名人的人员收拾起公文包型的迷你实验室时，也刚好看到了我—默默靠墙站着，只是观察，我好像有半辈子都是这样。他没理会那些找他的人，径直朝我走过来。我们没握手，不晓得为什么，反正我们不来这一套。我甚至不确定我们算不算朋友—我向来都是局外人，几乎任何你能想到的阵营，我都不在其中，所以我大概也没资格评断什么。不过硬要说的话，我们都很尊重对方。
“谢谢你过来。”他说。
我点头，看着他裤脚反折的牛仔裤和黑色工作靴，很适合充满血和粪便的犯罪现场。
“你是搭什么车过来的？牵引机吗？”我问。他没笑；班很少笑，他大概是你见过最扑克脸的人。但这不表示他没有幽默感。
“你四处看过了吧，拉蒙？”他低声说。
我的名字不是拉蒙，他明明晓得。但他也晓得，直到不久前，我还是这个国家最隐秘的情报单位里的一员，所以我猜想他指的是拉蒙·贾西亚。拉蒙是联邦调查局探员，他把美国的机密卖给苏联时，曾费尽千辛万苦隐藏自己的身份—但是用来装他偷窃文件的塑料垃圾袋上，却印满了他的指纹。拉蒙几乎可以确定是史上最无能的间谍了。就像我老在说的，班其实有幽默感。
“是啊，看了一点，”我告诉他。“住在这个垃圾堆的人，你们查到些什么了？她是主嫌犯吧？”
班可以隐藏很多事情，但他的双眼藏不住惊讶的表情—一个女人？！
好极了，我心想，“拉蒙”反击了。不过，布瑞德利是个冷静的警察。“真有趣，拉蒙，”他说，想搞清我是真的发现了什么，或只是故意语出惊人。“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我指出书桌上那半打啤酒，还有冰箱里的牛奶。“哪个男人会这样？男人会把啤酒拿去冰，让牛奶放在外头馊掉。再看看那些DVD—一堆浪漫喜剧，连一部动作片都没有。你要不要出去问问，”我继续说，“看这个破旅馆里有几个男人会在垃圾桶里面先套上垃圾袋？女人才会这么做。而且她不属于这种社会边缘人的地方，无论她是扮演什么角色。”
他思索我说的话，双眼盯着我看，但是看不出他是否相信我的说法。我还没来得及问，两个年轻警探—一男一女—从消防局装着有害化学物质的大桶后头出现，两人慌忙地停在布瑞德利面前。
“我们查到一些数据了，班！”那个女警说，“是有关房客—”
布瑞德利冷静地点头。“嗯，是个女人—说点我不知道的吧。她怎么样？”
我想他相信了我的说法。那两个警察目瞪口呆，不明白他怎么会晓得。到了明天早上，他们上司的传奇将会变得更伟大。我？我想这家伙还真无耻—他就这样眼睛都不眨地把功劳抢过去？我开始大笑。
布瑞德利匆匆看了我一眼，我本来以为他也要大笑响应，但是希望落空。不过他又把注意力转回那两名警察身上时，懒洋洋的双眼似乎闪现着笑意。“你们怎么知道房客是女人？”他问他们。
“我们拿到旅馆的登记簿和所有房间的档案。”那个男警探康纳·诺里斯回答。
布瑞德利忽然警觉起来。“跟经理拿的？你们找到那个混球，让他打开办公室的锁了？”
诺里斯摇头。“那家伙有四宗贩毒的逮捕令；他大概正在逃往墨西哥的途中。不，是这位阿佛瑞兹—”他指着旁边的女搭档—“她认出有个盗窃通缉犯，就住在楼上。”他看着旁边的搭档，不确定还要说多少。
阿佛瑞兹耸耸肩，希望自己能平安脱身。“我提出条件，请那个小偷帮忙挑开经理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那些锁，我就让他不必坐牢。”
她看着布瑞德利，很紧张，不晓得自己会惹上多少麻烦。
布瑞德利面无表情，只是声音放得更轻。“然后呢？”
“总共八个锁，他不到一分钟就全挑开了，”他说，“难怪在这个城市什么都不安全。”
“那个女人的档案里有什么？”布瑞德利问。
“一些收据。她住在这里刚满一年，”诺里斯说，“用现金付房租。没装电话，也没有电视、有线频道。她一定是不想被追踪。”
布瑞德利点头—他也是这么想的。“邻居最后一次看到她是什么时候？”
“三四天前吧。没人确定。”诺里斯说。
布瑞德利咕哝着：“我看是杀了她的约会对象后，就立刻消失了。那她的身份呢—档案里总会有数据吧？”
阿佛瑞兹查阅她的笔记。“一张佛罗里达州的驾照，还有一张学生证之类的—上头没照片，”她说，“我敢说这些证件是真的。”
“还是去查查看吧。”布瑞德利告诉他们。
“我们交给彼得森了，”诺里斯，指的是另一个年轻警探，“他正在查。”
布瑞德利认可了。“那个小偷—或其他任何人—认识嫌犯，或知道什么关于她的事情吗？”
他们摇头。“没有人认识她，只是看过她进出而已。”诺里斯说，“二十出头，身高大约五英尺八英寸，身材很棒。根据那个小偷说—”
布瑞德利翻了个白眼。“以他的标准，任何有两条腿的女人大概都叫身材很棒。”
诺里斯微笑，但阿佛瑞兹没笑—她只希望布瑞德利针对她跟那个小偷的协议说点什么。如果他要骂，就赶快骂吧。但她还是得继续报告，表现出专业：“根据一个自称在第一百一十四街演出的女演员说，这个女人的外形老是变来变去。今天是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明天就换成玛丽莲·曼森（Marilyn Manson），有时候一天之内两个玛丽莲的造型都会出现。然后还扮过德鲁·巴里摩尔（Drew Barrymore）和小甜甜布兰妮（Britney）、埃德娜夫人（Dame Edna）、凯蒂莲（K.d.lang）—”
“你是说真的？”布瑞德利问。两名年轻警探点点头，又一口气说了更多名字，好像是要证明是真的。“我真的很期待看到嫌犯计算机合成拼图。”他说，知道所有通往谋杀调查的大道全都被堵死了。“还有其他的吗？”两个警探摇摇头，说没了。
“最好开始去跟那些通缉犯录口供—或至少找那些没被通缉的，不过全旅舍没被通缉的人，加起来大概只会有三个。”
布瑞德利请他们可以离开了，然后转向角落的我，要开始讨论某件令他非常不安的事情。
“你见过这种东西吗？”他问，戴上塑料手套，从壁橱的一个架子上拿出一个金属盒子。盒子是黄褐色的，很薄，薄得我之前根本没注意到。他正要打开盒子，又停下来，回头看着阿佛瑞兹和诺里斯一会儿。他们正往外走，经过一个个正在收拾有害化学物质泵浦的消防员。
“嘿，两位！”他喊道。他们回头看。“关于那个小偷—做得很好。”我们看到阿佛瑞兹脸上解脱的表情，两个人都默默举手微笑，表示听到了。难怪他的手下崇拜他。
我看着那个金属盒子—仔细检视之下，比较像个公文包，盒子一侧印了白色的序号。显然是军用品，但我只模糊记得见过类似的东西。“是战地手术包吗？”我说，不太确定。
“很接近了，”布瑞德利说，“牙医包。”他打开那盒子，里头装在泡棉里的，是一整套军用牙医器具：撑开器、探针、拔牙钳等。
我瞪着他。“她把被害人的牙齿拔掉了？”我问。
“全部拔光了。我们一颗都没找到，所以我猜想她把牙齿全丢掉。或许她丢进马桶冲掉，那我们就走运了—所以我才要把水管都给拆了。”
“那些牙齿是在死前还是死后拔掉的？”
班明白我的意思。“不，不是凌虐的手段。验尸处的人看过她的口腔。他们很确定是死后拔掉的，只是为了防止我们查出被害人身份而已。这也是为什么我拜托你过来一趟—我记得你的书里写过一桩谋杀，是有关外行人拔牙的。如果是发生在美国，我想或许有—”
“没有关联，那是发生在瑞典。”我说，“有个家伙拿外科手术锤用在被害人的牙桥和下巴—我想是同样的目的—但是拔牙钳？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
“唔，现在见过了。”班回答。
“很有启发性，”我说，“文明真是不断在进步啊。”
先不管我对人性的绝望，我不得不说，我对凶手更佩服了—从一个死人嘴里拔掉三十二颗牙齿，这可不会容易。凶手显然掌握了一个重要的观念，那是大部分决定要杀人的凶手会忽略的：没有人会因为谋杀而被逮；只会因为计划不周而被逮。
我指着那个金属盒。“一般人要去哪里找来这种东西？”我问。
班耸耸肩。“到处都有。我打了电话给一个国防部的老朋友，他去查了档案：四万件剩余库存—军方过去几年就抛售给各地的户外用品店。我们会再追查，不过不可能因此查到凶手的。我不确定任何人可以—”
他的声音愈来愈小—他四下看着房间，像是陷入一个迷宫，想找到出路。“没有被害者的脸，”他轻声说，“没有牙齿记录，没有证人—最糟糕的是，没有动机。你对这类事情比任何人都懂—要是我问你破案的概率有多大，你怎么说？”
“现在？就像威力球，或随便哪个中奖概率最低的乐透彩券。”我告诉他，“你走进来，第一个想的是：外行凶手，又一个毒品或性交造成的谋杀案。然后仔细一看—我这辈子只看过两桩这么厉害的案子。”然后我告诉他杀菌喷雾的事情，他听了当然更不乐观了。
“谢谢你的鼓励啊，”他说。食指和大拇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我长期仔细观察下来，知道这表示他想抽烟。他有回告诉我，他1990年代戒了烟，此后他常想着抽根烟会好一点，想了一定有一百万次了。眼前他显然就在想。为了熬过那种渴望，他就开口说话。“你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吗？玛西有回跟我说，”玛西是他老婆，“说我太靠近这些被害人了，结果我就开始想象，他们现在只剩下我这个朋友了。”
“他们的捍卫者？”我提出。
“她就是用这个字眼。而且有件事我从来就办不到—玛西说她唯一真正喜欢我，可能就只有这一点—我从来就没办法让朋友失望。”
死人的捍卫者，我心想。这也不是全世界最糟糕的事情。我希望自己能做些什么帮他，但是没办法—这不是我负责的调查，而且尽管我才三十几岁，但是已经退休了。
一名技师迅速走进房间，用亚洲口音喊道：“班？”布瑞德利转身。“去地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