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谢谢大家周末的晚上来听这个很偏的题目。我想，辛亥革命的过程等一般人知道的就不用讲了；要讲的大致上是我认为有争议的问题，或者我认为需要特别突出介绍一下的情况。
我一直做中国19、20世纪的历史的研究，20世纪主要做1949年以前那上半叶。做这个研究特别是最近十来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民主、法治、自由、宪政、现代化的路走得那么坎坷，那么弯弯曲曲，到现在还是一个奋斗目标？我想，这也是许多中国人希望得到比较确切答案的问题。辛亥革命研究应该与这个大背景联系起来。
辛亥革命令中国一夜之间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名义上非常先进。日本是现代化强国吧，但是它还是一个帝国，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跟一般的立宪国不同，天皇还有很大的权力。1911年中国一下子成了共和国，在中国历史发展上占有什么地位？首先介绍一个人的评价。你们知道不知道章士钊？一般念过中学的人可能都知道。鲁迅就讽刺他是“老虎总长”。他做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司法总长，也做过国会议员等。但是他反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二次革命”声讨袁世凯的宣言、通电就是章士钊起草的。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曾拼命拉拢他。这就要讲到袁世凯是怎样飞黄腾达的。袁世凯讲武，不是行伍出身；讲文，没有什么科举功名，不是所谓“正途出身”。在当时，这些是很不利的条件。但是他投靠了清帝国驻朝鲜的庆军统领吴长庆，在他手下做幕僚，后来参与镇压朝鲜内部的动乱和练兵等活动，得到吴长庆的赏识和提拔。也就是说，吴长庆是袁世凯在军界和政坛得以迈开第一步的恩公。吴长庆的孙女吴弱男嫁给了章士钊。袁世凯对这位恩公的亲戚自然特别关照。辛亥革命后，他曾任命章士钊做北京大学校长，报纸都公布了，但是章士钊坚决不干。后来“二次革命”的时候，章士钊明知道这是要失败的（等一下我再说明原因），还是跟着黄兴到南京坚决起兵，反对袁世凯。几年后，袁世凯称帝，他又参加护国运动。梁启超他们在肇庆成立军务院，他是军务院的秘书长，又是两广（广东、广西）都司令部（所谓“都”就是总的意思）都司令的参谋长。他在1961年的时候写道：“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许。”136 意思是说有些人夸大辛亥革命的胜利，牛皮吹得太厉害了。
平心静气而论，辛亥革命在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上作用不大。说得简单一点，它只是换了个招牌。一个主要作用是将皇帝推翻掉了，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对摧毁中国早已僵化的意识形态有作用。原来有三纲，没有皇帝了，君为臣纲还站得住吗？站不住了。这一个纲站不住的话，整个三纲的基础就动摇了。在思想上对促进中国人的观念现代化有作用。除掉这个以外，我没有想到其他更重大的意义。
但是，思想变革也不能讲辛亥革命就是最重要的。中国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变革，从什么时候开始，谁点起这把火呢？1833年，鸦片战争前七年吧，一个德国传教士就在广州办起了中国第一份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传教士当然要讲点宗教，但这份杂志的基本内容是介绍现代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基本常识。它介绍英国，说英国有一个公会（国会），整个国家的基础是“人有自主之权”。它说的自主的意思是自由，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人有自由权利”。它还讲到从国王到一般老百姓都遵守“律例”，即遵守法律，遵守法治。没有这些，国家就会怎样呢？“百工废”，百业都会萧条；有了这些，就会慢慢兴旺发达起来。137 介绍英美等国，都着重从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着眼。可以说，现代思想的传播和传统思想的变革，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然后经过一代又一代外来的有识之士（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本国的思想家、留学生、驻外使节，包括魏源、郭嵩焘、王韬、严复等等，办报刊、出书、写文章，艰辛地不断耕耘，慢慢就开始变化了。特别是1895年中国给日本打败以后，掀起了第一次启蒙运动，那是以康、梁为代表的戊戌前后的启蒙。其实当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是严复。严复在1895年提出：“国贵自主，人贵自由。”揭示国家的独立自主，公民在方方面面的自由，既是最重要的奋斗目标，又是决定一个国家盛衰的关键。他说为什么西方那么富强，而中国学西方却还是那么贫弱，差别就在“自由不自由”这五个大字！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138 仔细考量一下，以后的所有政治口号，恐怕都没有这八字箴言说得那么深刻、到位。“反封建”就是争自由，打破各种枷锁，争取经济、政治、学术、言论和居住等方面的自由。离开公民的自由这个根本去谈“反封建”，必然离题万丈。对这个基本内涵的偏离，让中国人吃尽了苦头。国家的问题则在独立，摆脱殖民地、附属国之类的不平等地位。有一个说法是要“讲国家的自由，不能讲个人的自由”。始作俑者是孙中山。这是误尽天下苍生的错误口号。
1.国家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代表两种不同的事物。但是，在一定的任期内，政府又是国家的正式代表。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是：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必须限制政府和军阀为所欲为的自由，即独裁专制的胡作非为。对一个社会生活尚未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这是特别紧迫的历史任务，是“反封建”的基本内涵。提出“国家自由”作为奋斗目标，为有些人有意无意混同国家和政府，建立专制政体服务。马克思早就嘲笑过“自由国家”这样的概念的荒唐，我们应该坚决与荒唐划清界限。
2.不讲个人自由是专制国家的基本特征，又是国家贫弱的根本原因。对一个国家说来，没有自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顶多是沙滩上建大厦，终有一天像苏联那样垮下来。对中国人来说，回顾一下大清帝国以来剥夺公民的经济自由、扶植官僚经济带来的恶果，就不用多说什么了；没有政治、言论、学术和居住等方面的自由造成的伤害，更用不着细说。
在19、20世纪之交，由于义和团杀洋人和本国教徒，摧毁铁路、电线、洋学堂等一切外来事物，加上清军围攻外国使馆，招致外敌入侵，北京、天津等地给八国联军占领了，国家陷入任人宰割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野上下才觉悟，认识到中国一定要变，不变不行。怎么变呢？早在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已经提出：“外需和戎，内需变法。”所谓“和戎”，就是要遵守国际法和同外国签订的条约，跟外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为变法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这本来是稍具理性的人应有的常识：你是弱国，没有力量迫使列强立即废除不平等条约，就只能卧薪尝胆，致力改革，为日后收回利权准备条件。不顾力量对比，立即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既爱国，又革命，可爱得很！但会招来进一步丧权辱国的大祸。这是稍具理性的人都懂得的常识。令人惊奇的是：20世纪90年代，居然有人跳将出来，出卖良知，向常识开战，大骂这是鼓吹卖国投降的自由化观点！20世纪尚且如此，19世纪70年代，更是除了几个无权无勇的先觉之士外，没有人支持和响应。其实，太平天国失败后，被清政府任命为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和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1864、1865年就先后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到了清末最后的十年新政期间，这个变法才真正开始。变革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原来走的是官办路线，什么都是政府出钱办，而凡是官办的企业，绝大部分是效率低下和亏本的。这是19世纪“洋务运动”的很重要的经验教训。到了新政时期这方面就打破了，实际上甲午战争之后已经开始改变，不再走官办路线，到了新政时期官办的企业已经不多了，反过来支持私人资本发展。原来办一个企业是要经过各级大官的批准，甚至要报到朝廷去批准。刚才我讲的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个驻外国的公使，他从英国回来以后曾经联合湖南的士绅，想办小火轮公司，从长沙到武汉的小轮船。打过三次报告，张之洞都拒绝批准，“不行，不合国情”！经济上没有自由，更加不要讲政治了。到了新政期间就放开了，不但支持一般人创办企业，而且支持商人自己组织起来，组织商会，这个事也起到很大作用。那个时候的商会是真真正正商人自己的组织，什么事都是自己商量决定，而且好多地方还办了很多公益事业。消防事业（救火会）那个时候由商会办。另外，商会还有自己的武装——商团，维持社会秩序。工商登记也通过商会，商会的权力很大。有了经济自由，经济上慢慢发展了，新政时期还开始修改沿用几千年的法律。先是废除大清刑律中过于残忍的肉刑、酷刑；进而请日本的法学教授来帮忙修改法律，实际是把大陆法系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全套移植过来。民法、刑法、民事刑事诉讼法，以及各种各样的经济方面的立法，颇具规模；而且立宪工作也开始了。这个移植法律的过程就是观念变革的过程。其中一点是要把整个法律从原来以家族为本位转到以个人为本位。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就知道有个人“隐私权”这些观念，从整体上来讲，到20世纪90年代，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才慢慢知道还有个人“隐私权”。但这些在清末制定的法律里面已经有了，有好些具体规定保护这些权利。甚至婚姻自由也开始写进法典。我曾经做了个比较，那个时候定的关于结婚的规定，跟《拿破仑法典》相比差不了多少。所以说观念慢慢在变了。139 但是牵涉到皇帝、皇族的问题，有关法律还是不平等。辛亥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皇帝了，法律上变成了人人平等了。辛亥革命在其他方面有没有贡献呢？即使有，贡献也不多了。所有其他方面做得好的地方，清末新政都已经开始做了。比如发展经济、继续完善法治，这些都做了。所以这些方面是新政的延续，新创的东西不多。
这样说来，辛亥革命岂不是白搭了，白干了，为什么还会爆发这个革命呢？可以说完全是清帝国自己埋葬了自己。辛亥革命是必然的，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哪些东西引发辛亥革命，使之成为历史的必然呢？我想是在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贪污。清帝国的贪污非常厉害，从他那个总理大臣开始贪污，甚至慈禧那样的最高领导人也贪污。袁世凯本身就是行贿的能手，庆亲王奕劻当总理大臣，他派专人打探，家里面一有什么事，他已经什么东西都给你弄好了。盛宣怀也是这样干的。现在留下的档案里面，有很多他手下怎么替他行贿的记录。他不直接给奕劻本人，而是给这个亲王的公子或其他亲友。根据有关资料计算，这个总理大臣至少贪污了几百万银洋。这个几百万银洋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当时全国的预算三个亿，那几百万占多少，你自己算算就知道了。贪污而且是群体性的贪污，几乎是无官不贪，当然引起老百姓的强烈反感。
第二个是民族矛盾。满族有五百万人，跟汉族四万万人这个关系没有搞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到了最后说要预备立宪了，他还弄一个皇族内阁出来，基本权力都掌握在皇族手上，这个矛盾就非常尖锐了。同盟会他们所做的宣传，包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很容易得到汉族士绅和一般老百姓的共鸣。你满族人那么少、那么腐败，我为什么要你做皇帝呀，我推翻你不是很好吗？
第三个就是一些主要的经济政策和突发事件处理得不好，重复了历史上的错误。原来洋务运动失败在官办经济嘛，辛亥革命直接的导火线是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一下直接与老百姓的利益冲突了。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外国资本来修铁路的很多，中国人慢慢自己经济力量有所发展，也想自己办铁路。办铁路包括广东、湖南、湖北、四川这一带的老百姓，买铁路股票，还没有修路先买股票，甚至按照田亩——我有多少田地我就出多少钱入股修铁路。筹办这些铁路有些管得好，有些则贪污呀、浪费呀，搞得乱七八糟。管交通的大臣盛宣怀认为这样修铁路不行，还是要收归国家来办。收归国有，国家没有钱怎么办？借外国的资本来办。但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民间办腐败，公家办、官府来办更加腐败。那应该怎样来解决呢？政府只能通过引导民间自己整顿，不断引导人们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来治理，逐步就会走向轨道。他不走这条路，而收归国有。这直接跟大部分的股东在利益上冲突，冲突引起突发事件——保路运动，政府又没有妥善处理，派兵去镇压，火上添油，于是一发不可收拾。
第四，归根到底是没有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现代国家中的民族问题和其他难题，在民主共和的宪政体制下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社会难题实质是利益冲突。民主、法治程序可以使之纳入和平、理性解决的渠道，避免暴力冲突。可是，清政府从1906年开始老说“立宪”，却老是“预备”，同时钳制言论自由，不能当机立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于是，民间的怨愤，没有正常宣泄、表达的渠道；关乎他们利益的处理，没有自己选出的代表参与，终于导致矛盾极端尖锐而爆发革命。
所以辛亥革命是必然的，是清政府拒绝彻底改革自食其果。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革命爆发了，我们得到这么一个名号，叫作民国，但是我们却没有享受到真正的民主、自由、法治，后来还带来了连绵内战。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应该从三方面去分析。
首先看当时的执政当局，就是袁世凯为代表的势力，状况怎么样？
袁世凯在清末时期可是一个很进步的人物，进步到什么程度呢？国内外公认他是新政的支柱之一。他是直隶（现在的河北）总督和北洋大臣。这是有特殊地位的角色，不单纯是个地方官，而且直接参与中央很多决策。练兵，练就了中国最强大的陆军，六万人左右。教育上做得非常出色，河北办新式学堂，是全国最多的。清末废除科举，直接促成的是袁世凯和张之洞。他们联名上奏章给皇帝（实际上给慈禧太后），说应该打破原计划立即废除科举。你不废除科举的话，一般老百姓一般年轻人不会认认真真进学堂念书，接受新式教育。结果促成清政府决定在1905年废除科举。这是一个造福整个国家的大事，从此中国人不必花主要精力和黄金年华去念四书五经，可以接受现代的科学文化。这件事是他和张之洞做的。
政治方面，中国第一次搞地方选举，在哪里呢？袁世凯治下的天津。中国办警察卓有成效的也是袁世凯。戊戌年湖南试办过，但是大规模办也是在天津。大家都很熟悉詹天佑。詹天佑修京张铁路，不是我们经常有文章歌颂吗？这个当然对，应该歌颂。但是少讲了一半。这一半是：是谁励精图治，决定修京张铁路？又是谁决定要用中国的技术人员，由中国人来修这条铁路？其实都是袁世凯。所以，讲京张铁路，第一功臣是袁世凯，其次才到詹天佑。辛亥革命后让袁世凯做总统，可以讲内外都认为他是合适的人选。因为他在清末致力新政；戊戌变法的时候他就支持，只是反对兵围颐和园捉拿慈禧；清末办新政，直隶很多事情都走在前面。
此外，在他做总统期间，他在经济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且比清末新政还要做得出色。怎么这样讲呢？
他很聪明，用两个很有名的内行来管经济和财政。一个是周学熙，是官僚子弟，做过两江、两广总督的周馥的儿子；他本身也是大资本家。袁世凯就用这个人。另一个是南通弃学从商发了大财的著名实业家、前清状元张謇。这两个人当然知道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障碍在哪里。
他们上台首先抓法治，从立法着手，完善经济立法。在袁世凯统治时间，通过了八十多件有关发展经济的法律，完善了清末新政经济方面的法规。
另一方面抓减轻负担。比如矿山，原来开采矿山，矿山税是25%，到张謇当农工总长的时候，减到10%—15%。与此同时，还废除了清末新政时期的一些不利于自由竞争的办法。原来清末的时候，为了鼓励人们发展经济创办企业，实行这样的一个制度，它也叫专利制度，其实是曲解了。你创办企业，创办以后我给你在这个地区多少年的专营权。比如说在广东办一个纺织厂，那我给你一个十年的所谓“专利”，在此期间其他人不准办同类企业。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把这个垄断经营权废除掉。诸如此类的措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大家从中学开始读的教科书，都是这样讲的：中国经济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给了中国一个空隙，就发展起来。是不是这样讲？这样讲又对又不对。因为首先它没有讲，清末新政以来建构的经济制度基础。全世界人都不笨，哪一民族都不是劣等民族，盛衰的关键在你的制度，你处在什么制度下。清末新政在制度基础方面就打下基础了，从19世纪末到辛亥革命这个期间，民族的工矿业一直在上升，平均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不低吧？也就是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整个制度基础已经打下来了，整个经济已经以比较高的速度增长。看看财政收入，情况就清楚了。19世纪末，清政府每一年的财政收入约七八千万两银子，顶多到八千多万的样子；到了1910年已经三个亿。离开制度基础，这些现象无法理解。
在政治方面，袁世凯有没有建树？也有建树。开始做总统，他是按照当时的宪法——《约法》来组织国会的选举和召集国会。按照参议院通过的《国会组织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来选举国会议员。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有很重要的一条：坚持军政分开。在大清帝国时期，总督是真正军政、民政一起抓的，所有军事和民政都是归他管的。袁世凯当上总统就坚持军政要分开。他要求都督只管军事，各个省另外设一个民政长，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大家上历史课的时候就知道袁世凯要撤掉三个国民党籍的都督：李烈钧、胡汉民呀，柏文蔚呀，这三个都督他撤掉。标准答案是此举目的在削弱国民党的力量。不能说他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另外还有一个解读：他是要推行军政分开。证据是江西、广东的军事还是由国民党人管。同时，后来所谓“二次革命”平定以后，政权已经不容国民党染指，他还是照样推行军政分开。任何现代国家都应军政、民政分开，进一步还应由文官去管军队，让军队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如此说来，政治上不能说他没有建树。
袁世凯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他的思想停留在清末新政的水平上，不能跟着时代前进。当时中国人政治、经济都比较自由，有的记者就指出来：你看这个总统的那些文告，老是讲现在这些百姓怎么不行，老是教训老百姓，说你应该加强道德怎么的；跟前清那些皇帝的上谕（圣旨）一个样，还是冀图教化子民。不是不要讲道德，而是除了公共道德外，道德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问题，政府不应随便干涉。我遵守儒家的道德行不行？行。我遵守西方基督教的道德行不行？也行。道德有个人选择问题，政府应该认真实行法治，不应该侵犯私人空间。对那些关乎公共利益的公共道德或底线伦理，可以按程序制定法律或条例让人们遵守。
中国有个“政教合一”传统。这个教不是指宗教，而是教化。统治者以圣贤的礼教——三纲五常教化被统治者。与此相适应就有所谓“君师合一”。“君”不但指君主，也包括各级官员。“君师合一”，就是各级官长不单管政府该做的事如治安、收税等等，而且管理和教导老百姓的言行要合乎圣贤制定的规范。在中世纪，在前现代社会，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现代社会这是不能容许的，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袁世凯在这个地方弄错了，没有想到自己首先要遵守法律，严格遵守法治，而讲法治必须记住三个要点：
第一，法律至上，司法独立。“上帝和法律高于国王”。上帝当然不能侵犯，但是法律和上帝一样也是不能侵犯的。不过不是随便制定一个法都合乎这个要求，那不行。你要制定一个错误的“法”，例如剥夺公民应有的自由，那不是真正的“法”，那个叫恶“法”。任何法律必须首先受到自身是不是具备合法性的审查。
第二，法治的属性是限制政府的。政府必须依法运作，在法律之外做事，那不行。首先你的一切作为都要纳入法律范围，法律上有根据；没有根据的话，要通过议会讨论，作出相应的决议。但议会的决议也不能违法，不能违反宪法。如果政府或议会违反宪法，任何人都可告到宪法法院去。不幸，一部中国宪政史，却找不到宪法法院的踪影；多少违法勾当，无法通过法治途径去解决，从而为暴力活动留下广阔的空间。
第三，法治的根本目标是保障公民的自由。人拥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人身权（安全、自由）和财产权（也是一种自由权利）。法律就是为保障这些权利而产生的。公民的自由，公民的私人领域，是政府不能干涉的。一个法治社会，公民的私人空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这三个要点，是真假法治的试金石。
但是，袁世凯和许多中国的政治领袖、军事将领一样，不懂这些基本常识。他的认识还停留在大清帝国时代。他认为只要能够将这个国家治理好就行，我可以运用一切权力和办法来治理这个国家。于是，他要求像清代的皇帝一样有不受限制的权力。问题就出在这里。由于思想停留在那样一个水平上，经济上起初还可以做点好事，在政治上就不行了；当经济发展需要健全的法制为屏障的时候，连经济发展也深受损害。
总的看来，他在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是开明专制的典型，认为我主观上为老百姓办事，就可以不管其他了，大致上就是这样的人物。20世纪中国这样的人物颇多。面对这样的人物你怎么办？通过革命打倒他，行不行？即使有那么大的力量推翻那些专制统治者，法治和民主、共和制度不健全，上来的那些迟早也会变成这样的货色。这不是个人品德问题，制度建设和观念变革才是根本。
这样就碰到下一个问题了。为什么没有人来监督他、牵制他，让他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政治往往是博弈过程，是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和妥协。这个斗争和妥协不是以某个人的善良还是不善良为转移。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力量对比，是在良好制度环境下的力量对比。当时最大的反对力量，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国民党能不能牵制他？应该讲能牵制的。当时国民党控制着一些军队，还有好些地方都督是国民党员，这是一个方面。除掉这个以外，因为革命胜利不久，它的威望是非常高的。第一次国会议员选举，870名国会议员里面，国民党员占392席，是第一大党（进步党占223席，还有185席跨党分子，70名无党派人士）。那个国会开会时也打架。任何国家实行民主政治，初期必然毛病百出。贿选、贪污、打架……什么都有。不奇怪，也不要紧，只要有这个制度，加上有言论自由，可以在各方监督下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你这个家伙好事不干，你就打架，你就贪污，还有贿选，我在报纸上揭露你，犯了法，更要依法处理，下次就没人选你了。反复操练、反复较量，慢慢就会走上正轨。全世界的民主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人性复杂，既是天使又是魔鬼，管不好，坏的方面就发作。但是，管得好，制度约束他，纪律约束他，舆论监督他，能够让他变好。不要指望老天发善心，选中一个大好人；这样偶然性太大，太危险了；没有牵制和监督机制，好人也会变坏。希望在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将这些官员们管起来。如果这样考虑问题，国民党完全有条件监督、推动袁世凯这些人走上正轨。你想不民主，你想捣蛋，我就揭露你，通过法定程序监督你。当时的报纸是自由的，揭露袁世凯的文章很多；加上当时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民间社会——商会、教育会等等力量很强，并在迅速成长，是任何人都不敢忽视的牵制力量。假如依靠这些力量，听取和尊重他们的意见，坚持走维护民主、法治的道路，兵连祸结的中国近代史完全有可能改写。
1913年突然发生一件事：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暗杀。国民党成立，选出的理事长是孙中山。但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一连做出几个错误的决定：
1.宣布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已经实现，唯一尚待解决的任务是实现民生主义。
2.一再宣扬可以完全相信袁世凯，说袁总统治理国家有一套，我相信他。没有把制度建设提到应有的高度。他没有真正理解离开分权制约和反对党的监督，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共和。既然政权已经落到袁世凯手上，国民党在准备通过选举夺取政权的同时，应该忠实地扮演反对党的角色，毫不松懈地监督袁世凯的言行。
3.放弃政治，专心致志修铁路。他说，要在10年内修20万里铁路；以后铁路修好了，袁世凯练兵也练得差不多了，我们中国就强盛了。20万里是什么概念？他没讲是公里、英里还是中国里，中国铁路通常是按公里计算的。到2005年第十个五年计划完成，中国的铁路大致上可以达到7万公里，要达到20万公里更是遥遥无期。他根本没想到一个政治家，不搞政治搞实业，这个角色就错位了。
这三点是互相联系的。
当时国民党内头脑比较清醒的，是以宋教仁为代表的一批人。他反复宣扬应该实施内阁制，公开表示应该由国民党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当然不肯轻易放权。他给宋教仁送去50万大洋，冀图收买，宋教仁不为所动，坚决拒绝。于是，他就派人将他暗杀掉。暗杀事件发生以后怎么办？那个时候最容易显示一个政治家水平。当时全国多数舆论有两点共识：
1.中国不能乱。特别是各地的商会纷纷发表意见，你们不能乱。一乱我的生意就没得做，损失太大。辛亥革命的时候说是有损失，还能将清朝皇帝拉下来，你现在乱了没意思。民心思定。
2.宋案应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当时也确实有可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3月20日晚上10点，宋教仁被暗杀。三天后，就先后将凶手应夔丞、武士英抓获，并搜出应夔丞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来往电信。4月27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把这些电信公之于众，全国舆论哗然，都知道这件事是袁世凯及其爪牙干的。5月6日上海地方检察厅发出传票，给北京地方检察厅，说委托贵厅协助将国务总理赵秉钧解送到我这里来！请大家翻一下中国的历史，看看有没有这样的记载：一个地方的司法机关，传当朝宰相来受审。我想迄今为止这是空前绝后的。20世纪没有。20世纪以前我的记忆里也没有。这说明通过司法途径完全有可能解决这个案件。即使不彻底，在政治上，也可赢得巨大胜利。
但是孙中山政治经验不足，革命意识很强。他说不行，我要动用武力反抗，搞“二次革命”。一征求意见，上海的陈其美说不行呀，我力量不够呀。再征求胡汉民、李烈钧等实权人物的意见，也说力量不够。为什么辛亥革命的时候要让袁世凯做总统呢？很简单，就是力量对比处于劣势，临时政府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没有钱，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到这个时候形势更加严峻。可是，孙中山不计后果，还是要起兵。下面不听怎么办？当时上海附近孙中山唯一可以调动的一支部队，是驻在南京的一个师。那个师长也认为不行呀，不能打，力量太悬殊了，怎样打呀。结果孙中山拿出钱叫人去唆摆下面的军官，要他们坚决起兵反抗袁世凯，说你那个师长不听话的话，就给我宰掉他。但是下面的军官跟那个师长关系很好，对这个师长说：孙中山派人来了，说你不起兵的话就宰掉你，那个师长为免自相残杀，只好含泪决定起兵。黄兴最初也不同意，说肯定要失败，不能这样干。但是最后为了尊重孙中山，带着章士钊他们到南京去，宣布起兵讨袁。好了，这个“二次革命”一打，不到一个月全军覆没。
更严重的后果是这样一“革命”，授人以柄，把国会摧垮了。袁世凯趁机宣布国民党是非法政党要解散，凡是国民党的议员都撤消议员资格。国民党是国会的多数党，这样一来国会不够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完了。袁世凯就另外成立一个参政会。他名义上也是讲民主呀，成立“参政会”！但找的都是乖孩子，听话的。你是“参政党”，来参政吧，很光荣！到后来袁世凯想当皇帝，就是这些“参政会”的所谓参政的参议员吧，他们上书袁世凯说：你英明伟大，四海同钦，应该当皇帝！袁世凯假意推诿说：不行，我不能当皇帝。这些参政诸公心领神会，一而再、再而三上书袁世凯，请总统大人俯顺民心、体察国情，终身执政，当皇帝。他们还假造民意，御用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所谓公民意见，御用团体一再递交请愿书，说袁总统怎样德配天地，怎样能干，怎样应该当皇帝！专制政权机关及其爪牙玩弄这一套驾轻就熟，易如反掌！假如国民党不走这条错误的道路，它还是国会的多数党，这些无耻勾当能演出吗？恐怕不行。那样，袁世凯的皇帝就很可能当不成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在野党不成熟，还是革命造反派的劲头，没有及时将革命党转型为民主政党，不懂得应该坚持和逐步健全议会民主，珍惜来之不易的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推动整个国家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也不能够体察民意，按百姓的意愿通过民主、法治营造长治久安的局面，让老百姓利用经济自由发展工商和其他事业，改善生活。历史大反复就无法避免了。
在野的力量当然不止国民党，还有一支很重要的力量：民间各种独立自主的组织。清末不是预备立宪吗？是什么力量牵制它，使得清政府要走这条路呢？除掉国外的压力，国内主要是三方面的力量：
一个是商会。国内的经济发展很迅速，商会也相应地迅速增加。到辛亥革命时已经有1000个；辛亥革命后每一年还以100个的速度增加。这些商会都是独立的，刚才讲过都是有力量的。遇到问题，它才不管你政府怎么看，它认为对我做生意有利的是这样，它就发表通电宣布自己的主张。报纸也如实登出来，真正表达社情民意，也跟踪报道政府有何反应，评论这些措施是对还是错。那样就形成很强大的压力。
另外一支是知识分子力量。知识分子那个时候结社很容易，办报也很容易。国内外一有风吹草动，就有人出来讲话，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各种各样的主张。知识分子的意见通常比那些商会更厉害、更尖锐。很多很有名的政论家出来了。
再一个是各省的咨议局。虽然不是通过普选产生，但进入咨议局的议员大都是各省很有威望的士绅，维护地方公益的愿望很强。他们的独立性很强，绝对没有当橡皮图章的意识和习惯。他们是清末民初各省政治活动的中心。
这些都是牵制力量。这些力量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有紧密联系，说得准确一点，他们就是构成立宪派的中坚力量。当时他们开始组织政党。除了大家熟悉的所谓保皇会之外，1907年成立了“政闻社”，名义领袖是马相伯，实际领袖是梁启超。他们跟国内的咨议局、商会、教育会等结合起来，领导清末的几次“请开国会运动”，声势非常浩大，到后来迫使清政府宣布从原来以九年为期开国会，缩短为五年，在1913年提前召开国会。结果1911年就爆发辛亥革命，差了两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清政府公布所谓“十九信条”（宪法），那是完全符合现代宪法要求的。但是晚了，你早不说，你早半年说，中国就不会闹出那么多事了。不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误国害己。
辛亥革命后，这些牵制力量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在清末能够迫使清政府走向宪政道路，辛亥革命后就不行了？一方面国内的商会还在活动，也发表自己的政见，但是它没有进一步组织起来。原来代表他们的立宪派，后来成为“进步党”。但是这个党也走错路。路怎么走错呢？一开始梁启超就认为中国的民众水平不行，文化程度太低，政治水平太差了，民智未开。所以中国不能够搞民主，只能实行“开明专制”！其实这个基本判断大错特错了。中国所以不能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不能富强，不能现代化，关键在官智未开。执政的那些人水平太差了，太蠢了，没有把制度建设——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保障公民各项自由，看作国家盛衰的决定性因素。关键在这个地方。梁启超没有觉悟到这一条。所以一开始他就寄希望于袁世凯。他在信中赞扬袁世凯辛亥革命后“指挥若定……功在社稷，名在天壤……今者率土归仁，群生托命，我公之所以造福于国家者，实仅发端”。袁世凯则吹捧梁启超：“凡所指导而激励之者，皆荦荦大计，而又切于事情，循诵数四，如豁髳雾而见青天，以是知大贤之吐属不同。”140 两人决计合作，实行开明专制。
康有为、梁启超最初鼓吹要“虚君共和”，希望保留皇帝，实行共和立宪政治。假如这个皇帝是汉族，比较好办；是满族，多数人不接受，没有搞成。跟袁世凯怎样合作？梁启超1912年从日本回国，袁世凯立即每月给他三千大洋补贴家用。他要求袁世凯出钱办个大报纸，袁世凯也答应了。他认为这样可以发挥自己所长，化解极端情绪，配合袁世凯施政。不知什么原因，这个报纸没办成，梁启超直接进入政府做官。他要组织政党，袁世凯一出手，就给了四十万；进步党的经常活动经费也是袁世凯给的。这样梁启超走了一条跟政治强人合作的道路。这下完了。
原因很简单：袁世凯这样的强势人物，不可能将实权交给他人。进步党不是执政党，顶多是做做摆设和工具的“参政党”。袁世凯是大权在握的总统。任何人执政都需要监督。当时梁启超是国内外公认最有煽动力的一个政论家。他不做政论工作，不做监督工作。结果另一批力量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人将他们团结起来。问题不是出在他接受袁世凯的钱。梁启超不是出卖灵魂的人。他逃亡日本的时候，日本政府也供给他呀；但是日本迫使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时候，他就站出来讲话，骂日本政府。日本舆论就说，你梁启超忘恩负义了，当时你逃亡的时候我们供养你呀。梁启超答复他们，那个时候你供养我没错，你认为我是一个爱国志士，所以供养我。假如你供养对了，我是爱国志士，我今天就要坚决反对你。因为“二十一条”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假如我不反对你的话，就证明那你供养错了，你供养了一个坏人。所以接受袁世凯那些钱，他也感觉到心安理得，认为自己不是出卖灵魂。后来的事实证实确实是这样。袁世凯要称帝了，他就发表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揭露批判非常尖锐。袁世凯知道他要发表文章了，提出来“我给你十万，你不要发这篇文章”，梁启超不答应，不但发表这篇文章，而且叫他的学生蔡锷跑到云南去组织起义。许多讨袁文告都是他写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灵魂是梁启超。但是他觉悟晚了。假如他从1912年开始就做一个忠诚的反对派，团结原来拥护立宪派的那批社会力量，认真监督袁世凯政府，情况就会有所不同。这个监督实际是教育老百姓的过程，也是教育那些政府官员的过程。认真做这个工作，国民的认识、国民的素质就会慢慢提高。不幸，他没有选择这条道路，走错了路。
还应指出，关于梁启超接受袁世凯津贴，上面只是客观叙述。此事绝不是无可非议的。此事开始于梁启超刚刚回到国内。当时他还没有固定工作，作为总统的国事顾问，给予临时津贴是可以的。我不知道这项津贴何时终止，如果后来还给，那是违法贪财。至于进步党拿袁世凯的钱，则开创了国库、党库不分的恶劣传统。
简单总结一下，辛亥革命为什么会走错路呢？这是由三种力量的状况决定的：
袁世凯本来就是专制政体培育出来的新旧参半的人物。没有力量牵制，必然专制独裁。
孙中山、国民党则没有真正领会西方民主、法治理论，在言行上陷入三大误区：1.不懂政党政治，没有及时将国民党改组为民主政党，忠实履行反对党的重任。2.藐视个人自由，错误地鼓吹“国家自由”，从而既抹杀法治的根本目的——保障个人自由，又抽掉民主的前提和最重要的条件——充分的自由。3.煽动狭隘民族情绪，盲目自大，急急忙忙想驾乎欧美之上，创造中国特有的理论，“毕其功于一役”。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在革命的名义下，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就把中国黑社会那一套变为国民党的党规，留下无穷的祸根。
梁启超对西方政治理论了解较深，但一介书生，却染上策士遗毒，与军政强人合作而一事无成。
在这样的状况下，你说中国有什么办法能够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呢？当然不可能。所以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的经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认识民主、法治都是外来的观念、外来的制度，这些现代文化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特有的，它具有普世性，必须认认真真学习。
后来有人总结辛亥革命经验是怎样总结的呢？你看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西方那一套制度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是这样总结，我们的教科书都这样写的。仿佛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不配享有民主、法治！真正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好好学习西方，那些政治家还很不成熟。假如当时的政治家老老实实走民主和法治的道路，虽然最初会有很多腐败，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在各种力量牵制和监督下，会慢慢通过自身的力量来纠正这些错误。不要陷入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动不动说这个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消息：中国不是要搞股票、证券交易吗？没有人才从哪里找？从香港找来。最初找到一个顾问叫梁定邦，一年要一块钱人民币的工资。一个人和他的家属消费有边际性，钱多了没处用，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唯利是图。后来朱镕基总理说再下决心从香港或国外找一些，就将香港证监会的副主席找来，做中国证监会的副主席，她叫史美伦。前些日子有人问她：“你说在中国建立证券交易监察委员会，是不是要建一个有中国特点的监察制度？”她的答复是：“我不知道什么中国特点，我知道就是要加强监督。”（大意）我想，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乃至每个家庭克隆别人是不可能的，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在涉及制度性的领域，首先应该承认共同性。例如，在经济领域，企业、银行、市场管理……一味追求中国特点，把国际规则放在一边，在激烈的竞争中，只会弄到企业破产，市场衰败！在学术、文化、思想乃至政治领域，情况也大同小异。总之，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共同性是第一位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特点是第二位的。后者主要是实现共同性中形式和步骤的差别，这当然要认真对待。而在有些领域，有些特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差别最大的是文化，各民族传统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都迥然不同。但保障信仰自由、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言论自由等等基本人权谁也无法阻挡。一夫多妻，通奸就用石头砸死，思想有罪，专制统治，如此等等，能万世不变吗？文化的多样性，必须建立在自由、民主、法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观念和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违反这些普世适用的现代性的东西，只应放进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归人们研究。最重要是要接受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中国人不要自由了？不要民主了？不要宪政，不要法治了？走来走去一百多年，回过头来还是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中山大学一个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上是第一把手，是二三十年代创造社的著名人物，叫冯乃超，他说过一句名言：你们搞什么学术批判呀，思想批判呀，都是无知批有知！确实是这样，无知批判有知。1987年，我们有个报纸发表言论，说你看，这一年中国真伟大。伟大在哪里呢？一个香港回归，另外是新通过的刑法第一次把法治的三个原则（法无明文不得定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当）引进到中国来了。他不知道大清帝国定的法律，定的新民法、新刑法就有这三条原则了。这个情况不过证明中国九十年代回过头来做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工作，做那时开了个头没有做完的工作。这类情况屡见不鲜！走来走去，还是要回到那个地方。人类文明共同成果是无法抗拒的，不要以狭隘的民族国家情绪去考虑问题。特别是“中国可以说不”呀之类的叫嚣，那些是很廉价、很低级的煽动。真正让老百姓和整个国家得到益处的，是现代文明的共同成果。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都要拿来，都要学习。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最重要就是这一条。
我讲得可能太多了。还有二十分钟，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很乐意给大家解答。
1.如何去接受世界文化的共同成果，你对现今的教育制度有什么意见吗？
袁：接受世界文明的共同成果，恐怕要首先从了解世界开始，知道人家究竟发展到了什么样程度。任何人除掉做好自己本职工作、自己专业工作以外，恐怕要多读一点书，读一点好报刊，那样很有好处。假如要我介绍的话，可能在广东甚至在全国来讲，《南方周末》很值得一看。在现在的条件下办成这样的水平，是很不简单的事。我今天刚刚看过昨天出版的《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讲美国怎样走出孤立的道路，写得很好。作者叫丁林，另一个笔名叫林达。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他们夫妇三本关于美国的书（《历史深处的忧虑》等），总的书名叫《近距离看美国》。基本内容是讲一个现代国家是怎样运作的。我想我们有一些观念应该转变了，观念不要再停留在姓“社”还是姓“资”、姓“中”还是姓“西”那个水平上，以这样的观念观察和处理问题会害死人的。列宁在二十世纪初就讲资本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因素，就讲那些垄断企业、银行、邮局这些大企业，包含着社会主义因素。一百年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些社会主义因素是不是在增加？我想是在增加。香港公认是全世界最自由的一个经济体系，也是最资本主义化社会。但是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20%是归政府支配的。它对那些低收入阶层、弱势阶层的援助，那些社会保障，是不是比我们这个社会主义还要完备？香港政府对医疗、教育各个方面的投资，按人口平均计算是不是比内地要多？有一次我去加拿大，一下飞机接我的朋友就说：“我们这里才是社会主义。”同意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无关紧要。但你应了解，他们这样说是因为那里从摇篮到墓地整套的福利制度非常完备。社会主义是不是追求更加自由、更加民主、对弱势群体更加公正、消灭三大差别，使社会更加平等？也就是说，社会更加公正、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富裕、更加平等，无非是追求这些吧。但是资本主义国家里面是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好东西。其实这些是现代社会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剥开它的一些表面现象和无关紧要的差别，现代社会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有很多共同点。我们要通过这些现象看它的本质的东西。所以，应该多了解、多知道人家是怎么回事。否则，你拼命地骂，拼命说这个怎么错误，人家会说你根本骂错了。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你说了等于白说，说了令人脸红。
至于说到教育，现在不是大讲素质教育吗？我总是感到现在的所谓素质教育没有抓住要点。要点在哪里？培养每一个中国人成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公民。应该从小尊重每一个中国人，他是一个公民，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公民。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现在从家庭到学校和整个社会，都在培养乖孩子，迫使人们“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如此摧残生机，太残忍了。你就是要让他小时候调皮捣蛋，要让他自由自在，敢想敢说敢干；长大了才会敢于挑战一切过时的和错误的东西。一个社会要是让人心惊胆战，说一句话都生怕有人录音，去打秘密报告，“这个家伙怎么怎么样”，那就太可怕、太反动了。你不改正，社会精英就会用脚投票，跑到外国去了。
2.你是不是否定辛亥革命，为什么？李泽厚有本《告别革命》，更多否定词，你怎样评价这本书？
袁：我想革命没有什么告别不告别的问题，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客观存在。你告别它，它存在；不告别它，它也存在。它是一个历史事件。告别呀，拥抱呀，都太感情化了。对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来说，只能够讲这是客观的历史事件，应该总结其中的历史教训。李泽厚的书有启发人们思考的作用。中国的历史研究太公式化了，提出这个问题，不管同意不同意，你都必须思考它，这样就很好。李泽厚这个人是书生，他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他发表这个意见，不管你同意不同意，都无所谓，可以讨论。能启发人们思考的书，不是很好吗？
我想再简单地归纳一下辛亥革命，我讲辛亥革命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它的作用不大。正确的地方是延续了清末新政的所做的工作，唯一的新作用是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辛亥革命跟法国大革命有什么联系没有呢？它是法国大革命的继续。法国大革命那种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问题的形式，一直延续下来，表现在中国辛亥革命乃至后来的十月革命。现在看来法国大革命的副作用很大，摧毁掉很多不应该摧毁的东西。法国社会一直到1871年才逐步安定下来。从1789年到1871年这个时间太长了。通过逐步改革的方式可能对社会的损失更少。民主、自由、法治思想当然要传播，但很多东西必须水到渠成，通过改革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提高文化，在这样的过程里面，观念必然会变革。这个改革过程很复杂。在这个过程中要坚持传播那些应该传播的东西，要敢于维护自己的权利，批判那些阻碍社会前进的黑暗，为改革指路和开路。
前天不是法治宣传日吗？今年法治宣传日很重要的一条，是从李鹏到其他中央的宣传部门，都强调宪法是至高无上的。过去，中国的宪法是不能司法化的，办案的时候不能引宪法的条文作为根据。所有现代国家都有宪法法院，都可以进行违宪审查，宪法理所当然是司法的最重要的依据。你违反宪法了，那就一错百错。现在从中央开始，都讲了宪法很重要，是至高无上的；有些地方法院也开始引用宪法条文办案。既然宪法重要，那你作为一个公民，就要坚决维护宪法赋予自己的权利，就要广泛宣扬教育那些官员们。整个国家治理得好不好，关键是官智开不开。官智开不开的关键，是知道不知道法治是怎么回事。应该让官员懂得法治首先是治自己的，约束官员不要胡作非为，不要侵犯公民的自由；应该依法行政，做你该做的事，不然老百姓纳税养着你们这班人干什么呢？修路，搞治安，搞好制度环境，一切按法治办事，按法律办事。那样人才就来了，投资也来了，不这样干你这个地方就衰落，经济发展不快。所有的公民不断坚持，身体力行，官员也是公民一部分，他慢慢知道我应该依法办事，应该尊重公民的自由，情况就会逐步变化。宪法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保障公民的权利，所谓公民权利和自由是同一个概念，可以互换的。言论自由也就是言论的权利。
3.你是不是宣扬制度万能论？
袁：我反复讲制度的重要性，一个重要前提是考虑到人的本性。人性是复杂的，他有善良的一面，有社会性方面；但也有破坏性、反社会性，有野蛮方面，有动物性的遗传方面。这两个方面兼有并存。文化的积累、观念的变迁会对人性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文化积累可以逐步固化为制度约束。
这样说是不是“制度万能”？制度确实对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盛衰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制度是逐步进化而来，凭空去设置一个制度相当困难，要不断改进得来——要靠人的观念变化，不断推动它改良、改革乃至于革命。任何一个人都离不开制度的制约。但怎么运用制度也很重要。没有人那么傻，会认为有了制度以后，就不用主观努力了，那是废话。制度本身还要不断改进，怎么“万能”？为什么梁馆长他们佛山图书馆会那么辛苦不断推出讲座呢？无非希望传播一点好的观念。但是我认为我们所有观念变革应该聚焦于制度层面。我们应该将我们的制度改革和建设得理想一点，那样大有好处。制度才是一个根本性的约束。好的制度会使坏人难于做坏事，或者做了坏事以后很容易发现，而多数公民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所以，我认为着眼点在这个地方。
4.批评梁启超没有监督袁世凯，当时办报刊那么容易吗？对现在的报刊又怎样看？
袁：他进步党、梁启超自己就办几个刊物。梁启超自己最初办《庸言》，后来办《大中华》。到了新文化运动期间，北京的《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都是在梁启超、进步党（后来叫研究系）影响下的，他还办《解放与改造》。言论自由很重要，是公民权利的基础。那个时候办报刊不难，知识分子待遇也高，言论自由有切实的物质基础。高到什么程度？胡适他们办刊物，十个八个教授每人每个月拿5%的工资出来，就办成了（我们现在找十个教授，一个月不吃饭，也办不成一个刊物，全部工资拿出来也办不起）。此外，客观上办刊物也比较容易，登记一下，找当地公安局去批一下，不用严格审查就办起来了。所以五四运动以后一下子就办起了四五百份报刊（有一说是一千份）。
要相信我们现在的新闻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好人，而且绝大部分知识面比较宽，不是那么愚蠢的人。他会利用很多机会介绍很多有用的知识，包括现代社会管理知识。现在不太欢迎谈什么政治现代化。我们就讲现代社会管理制度和现代社会的管理方法，这个领域全世界是有共同点的。现在很多新闻工作者都在努力传播这些知识，我们的出版机构也努力在传播。里面很多书特别是翻译的书很有用，但是这些翻译的书也有一些是很极端的，因为西方是一个多元社会，它传进来也是多元文化。你怎样选择？现在有什么后现代呀、后殖民呀、反全球化、反现代化、反市场经济呀，还有反自由主义等等流派，很多新名堂，要仔细鉴别。联系社会实际认真思考，就会知道哪些对哪些是不对的。
5.你说的和教科书不一样，我们考试时怎么办？
袁：在中国现在情况下，考试的时候我建议你照教科书答。假如我做老师，你就按照你的意思答。一般情况下你只能按教科书答，否则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到尊重自由表达成为社会习惯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也就差不多了。我们会看到这一天到来的！
谢谢大家。
2001年12月7日在佛山图书馆论坛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