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20世纪已经整整十年，应该对有关问题做一些回顾。
有一个观念总是在我的脑袋里纠缠：中国人对人类欠了一笔大债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方面面，都在偿还历史欠债，包括思想上的债务。中国走过那么曲折的道路，但是没有产生跟这个苦难的历程相适应的学术和思想成果。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职，希望有年轻人、中年人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我愿意将自己考虑过的一些问题，提供给大家做靶子。
中国人20世纪的路走得那么坎坷，是由于三个关键的时刻被打败了，而且首先在思想上被打败。
这三个关键时刻，一个是辛亥革命前后。
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1906年以后进入政治体制改革——预备立宪阶段，本来发展比较正常，但几方面结合起来，这个过程中断了，宪政进程中断了。
首先是大清帝国朝廷腐败、软弱，没有改革和发展的全盘计划。
其次，在汹涌澎湃要求改革、要求宪政面前，不能当机立断，立即召开国会，推行宪政。
再次，做出错误的决策，把民营铁路收为国有。无视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不但不全力支持民营经济，反而走回头路，将民有铁路收归国有。
最后，当民众不满，保路运动兴起，不是顺应民情改正错误，跟群众对话，而是派兵镇压，激化了本来可以化解的社会矛盾；并且由于调军入川，留下一个空档，革命力量揭竿而起。
武昌起义，政权易手，宪政机会再次浮现。不幸，眼巴巴看着机会再次消逝。
在世界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一个很窝囊的革命。
思想上很窝囊！英国革命产生的《权利请愿书》是辉煌的，美国《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思想高峰，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也是一个划时代的文件。但是辛亥革命怎么样？非常可怜！孙中山就任总统的宣言只讲了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五个统一，就是没有讲到怎样切实保障中国人的权利。5天以后发表《对外宣言书》才提到“天赋人权之万难放弃”，而这个宣言还是外国人帮忙起草的！这些不是偶然的失误，这次革命的主要思想支柱本来就是大汉民族主义！
实迹也很窝囊！经济、文化教育，没有革命也会持续发展，考察革命业绩主要看政治。可是，不但没有实现民主共和，反而走向极端，袁世凯和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了民初的宪政。
1912年到1927年的北洋政府时代，辉煌与苦难并陈。
经济发展是辉煌的。1912年到1920年工业年平均增长幅度为13.8%，欧战是一个因素，但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当其他国家在欧战结束以后陷入危机的时刻，中国经济一直到1922年仍然快速增长。1922年以后总的趋势也是发展的。尽管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威胁，也受到国内多次内战的损伤，整体上是比较好的。1912年至1936年间，工业年平均增长9.2%。这些业绩最主要的缘由是市场经济确立。一个落后国家确立市场经济后，总有一个比较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也与革命无关。革命的直接后果是财政破产，徒增困扰，没有促进经济发展的确实证据。
思想文化上，北洋时代是20世纪最自由的年代，有过军阀杀记者或其他摧残自由的记录，但那是个案，总的说来自由度是最大的。
报刊，不必讲实际的业绩，1921年6月6日，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致国务院的公函直截了当指出：政府颁布的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法律是违反《约法》的，“征之法理，命令与法律相抵触，则命令无效；法律与宪法相抵触，则法律无效……佥谓在约法范围内，该出版法等，当然无效，公同议决，以后关于言论、出版、集会等等绝不受其束缚”！这种气概，体现了民间社会的力量和大无畏精神，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大家更知道，蔡元培北大的办学方针开创了中国教育的一个辉煌年代，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真正地在中国开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再回顾一下中国现代学术史，几乎20世纪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大师大都产生在北洋时代。
所以，我认为应该重新审视北洋时代。
但是，中国人又一次被打败，把1924年至1926年间段祺瑞挽救中国的最后努力打败了。
段祺瑞1924年11月24日就任临时执政，到1926年4月19日黯然下野，是挽救共和的最后一跃，希望用和平手段挽救中国，而以失败告终。他是被谁打败的？这就讲到今天的主题：民族主义和极端思潮的结合。辛亥革命所以那么窝囊，因为它的主要思想动力是民族主义，是想推翻少数民族政权。段祺瑞所以被打败，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民族主义和极端思潮联手。
段祺瑞复出，就任临时执政。他的颇具远见的计划是首先召开两个会议，解决几个根本性的大问题：
“一曰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备建设方案为主旨，拟于一个月内集议……二曰国民代表会议，拟援美国费城会议先例，解决一切根本问题，以三个月内齐集。其集会会章，俟善后会议议定后，即行公布。”134
大家坐下来，不要再打仗，联合起来结束国内的混乱局面，商量如何召开国民会议，仿照美国的费城会议，制定宪法，解决中国长治久安的问题。
当时以孙中山和国民党为代表的极端势力怎么样破坏这个和平救国计划的？
首先，他说你这个会的代表性不足。段祺瑞从善如流，孙中山说人民团体的代表不够，他谋求在现有条例框架下妥协：
“照善后会议条例第六条之规定，应设专门委员会审查大会所交议案，并得出席报告及陈述意见。兹决定聘请左列各团人员为委员：一、省议会议长一人。二、省教育会会长一人。三、省城总商会会长一人。四、省农会会长一人。五、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总商会会长一人。六、各特别区与省同，无者缺之。”135
这些民选或民间团体的代表，都应邀参加了会议。如果不吹毛求疵，应该承认缺陷大体得到补救。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为什么不能按照这个办法坐下来好好商量呢？
为了解决建设国家的根本问题，段祺瑞提出开国民代表会议。孙中山说我要开国民会议！其实是一个东西，玩的是文字游戏。那时5亿中国人当然不可能一起开会，还是要派代表。在这个文字游戏后面有更严重的问题，段祺瑞为了恢复国家的主权，相应地召开了好些会议，一个是关税会议，跟列强谈判，收回关税自主权；一个是关于恢复司法主权的会议。两个都是半途而废。关税会议的已经达成协议了，最后在3·18事件冲击下无法签字。
3·18事件其实是用极端的口号蛊惑学生，冲击正常外交交涉酿造成的恶果。起因本来是军阀之间的矛盾，1926年3月奉系军阀与直系军阀联合进击国民军，日军军舰冀图带领奉系的军舰运送直系部队在大沽口登陆，国民军开炮，引起各国抗议。通过交涉已经达成妥协了。在这样的状况下，国民党的左派和共产党，联合起来鼓动学生上街，提出很激进的口号。
共产党人，以李大钊他们为代表，你说他没有理想？不是，有理想。你说他为人坏？不坏，特别是李大钊，我研究过他的东西，很善良的一个人，很忠厚的一个人。但是在极端思潮的影响下，他们提出了很多很极端的口号。比如开关税会议要收回关税主权，他说不，我们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非常彻底，但是中国有这样的力量吗？你要是有这样的力量不用喊口号，就可以很自然地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没有力量的一个弱国，一步步地废除，行不行？当时还提出要把帝国主义国家的公使驱逐出北京，非常革命，非常可爱，也非常愚蠢！
20世纪20年代流行全国的是打倒列强、除军阀两个基本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当时一部流传很广的书是漆树芬的《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经济》。现在重读这部书，将近一百年了，他讲的那些东西是非常片面的，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比较一下，是非就十分清楚了。现在我们的主要行业有很多外资，我们的外贸至今还有一半左右是外资和合资企业占有的。你能说今天的中国是殖民地吗？另外，即使20世纪上半叶国际关系极不平等的状况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也是不断发展的。
1925年10月26日关税会议开幕的时候，他们也鼓动学生上街游行。学生代表甚至提出：中国的关税权是被外国武力夺走的，“依武力剥夺而去的，还须用武力夺回来”。这样的情况下一再冲突，到最后就酿成了3·18事件。最主要的是，在那种极端思潮下，背后有不上场的俄国佬鼓动、操纵，还有头脑简单的冯玉祥支配下的国民军上场，结果把段祺瑞赶下台了。军队包围执政府和他的住宅，迫使段祺瑞在4月19日宣布辞职。他的辞职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沉重打击，和平收回主权和改革的路中断。原来商量好1929年1月1日实现关税自主，达成协议了，但是没有办法最后签字。国民党北伐，建立了全国政权，继承了这个成果，仍然在1929年1月1日收回关税自主权。但政治上是一个专制政府在执政，肆意侵犯自由，民主进程大大推迟。我想这一个又是非常沉痛的教训。
还有一个第三次的打击，1946年的政协决议，是20世纪挽救中国宪政最后一次机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极都不愿意退让，眼睛都盯着权力，盯着政权，就是没有盯着中国人的自由、中国人的权利。两边都说自己有理，谁没有理，其实那些都是小道理，最大的道理没有受到尊重。以后的历史都是1946年失败的恶果，具体就不用说了。
从这三次打击得出什么教训？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很多理论上的问题需要答复。
首先是怎么看待这个时代。
19世纪以来中国人一再走错路，根本原因是对时代认识不清楚。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时代，是中国要融入世界的年代。但是我们只看到这个过程不合理的一面、强权的一面，帝国主义怎样侵略、压迫我们的一面。
资本追求的是通商、利润、拓展世界市场，和平通商达不到目的，就用血与火开路。历史以铁血开路的，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怎么应对？日本人半成功，中国人完全失败。这里面就是由于对全球化的时代认识不清，“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与你们贸易不过是大皇帝的恩典！这样的愚昧思想至今还有市场。新老左派仍然想出各种离奇古怪的理由在经济和文化乃至学术领域“反对帝国主义”，反“殖民化”！
中国政府2001年毅然参加WTO，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终于认识到这一条了。但是做了这个决定以后，还是不断有人要抵抗、反对。
说得更彻底一些，我想现在的时代不但是全球化时代，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迈向大同年代了？今后的一百年，世界大战不可能了，国与国的战争即使有也是很小规模的，大国之间的战争不可能了。中国跟日本打不起来了，中国跟美国打不起来了，欧洲更加不可能再打了。应该承认这个事实，承认世界走向一体化，而且世界管理委员会或者地球管理委员会的雏形已经涌现出来了：安理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国际法院，还有联合国下面的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看得到的、看不到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是地球管理委员会的雏形。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家、中国的知识分子采取各种各样的举动，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我想就应该想一想这个问题了。现在民族主义思潮那么厉害，怎么化解？不从这个背景上，从整个时代的性质上，彻底去化解，彻底去剖析，我认为不可能彻底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我们面对民族主义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极端的思潮兴风作浪。随之而来有一个问题，知识分子、知识阶层怎样认识自己。江平先生说知识分子应该是坚持独立性、批判性，这非常正确。历来界定知识分子的特性都坚持这两条。独立性，批判性，绝对不能丢。但是为了化解极端思潮，我认为应该加一个建设性。作为文学语言来讲，村上春树所讲大墙与鸡蛋之间，永远站在鸡蛋那边，完全正确。知识分子是政府的监督者、批判者，这是对的，但有没有合作的一面？从江平先生，还有不久前过世的我们非常尊敬的蔡定剑教授的实践来讲，也有跟政府有合作的一面。既然纳税人拿出20%—30%的GDP来组建一个政府，为什么当它施政正确的时候，我们除了监督它、批判它，不能跟它合作办事？我认为这个问题要讲清楚。蔡定剑教授和各个地方的党委、政府合作，推进党的或者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设工作，推动地方政府民主化，我认为是对的，正确的。江平先生在中国政府的立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参与那些立法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生活在转型社会，面对一个转型政府，它有很多专政的习惯和作为，但是它有没有可能和平转变为现代政府？我们的社会有没有可能转变为现代社会？我想这不能含糊。要是强调这个过程应该通过和平途径达到，除了批评和监督以外，不能否认建设性。又如吴敬琏教授参与过很多次党代表大会文件的起草，他在里面起的作用是很值得重视的。还有一些是我们不知道名字的一些知识分子也在参与这个工作，尽可能地想办法推动中国走向民主、法治、宪政的道路。对这些人的努力，我们应该非常尊敬。所以我认为对知识分子性质要有全面的认识。当然，肯定建设性，不排除有些人愿意选择做永远的反对派，以批判和监督为终身职志。社会需要分工，需要多样性；人各有志，各自努力，都是对社会的贡献。
第三个理论问题，中国的宪政正在生长。我想中国社会转型既然是和平的，我们是不是要等待哪一天突然有个英雄下一道命令，明天实行宪政？我想这个是不可靠的，可靠的是我们现实生活里宪政的生长。而在我看来，中国的宪政正在生长。以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和延安农民看黄碟事件为标志，中国人在不断地捍卫自己的权利，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在觉醒，这是宪政最深厚的基础。它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前提就是公民的自由权、财产权。只要市场经济在发展，这个过程不可能中断。我们看到宪政在生长，但是这个过程非常曲折。我们应该积极参与这个过程，批评妨碍宪政的措施，另外一方面又支持那些积极的因素。我想这也是个大问题。
第四，我们要是不想中国再走一次大弯路的话，思想上要争取打赢。现在的民族主义思潮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利用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应该尊重，文化革命这样摧残传统文化无疑是罪恶，希望永远不会重新在中国土地上出现。但是传统文化应该有一个边界，在我看来，这个边界就是在制度层面上它不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了。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它的制度在各国是大同小异的。有人提出是不是要发挥儒家的“外王”作用，我想这是错误的。只有个别地方个别枝节之处它可以有这样作用，总体上是不可能的。每一个国家的现代社会制度都有它的特点，但是根本上的要求达不到的话，你就不是现代社会，不是现代制度。我认为这个问题也不能含糊，应该非常彻底地想清楚，说清楚。
作于2010年12月12日
删节后刊登在《羊城晚报》2010年1月2日B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