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袁世凯旧居完全正确
彭晓芸：近日，河南项城政府宣称，要投资6500万元对袁世凯旧居进行维修保护，也有的人对“该不该修复袁氏旧居”存在不同看法。在您看来，该不该维修、保护袁世凯故居？
袁伟时：维修、保存袁世凯的旧居这没有什么不好。两方面来看都应该做：一是它本身是建筑艺术，是文化遗产，应该保护；另外，这个人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人物。从这两个意义上，讲保留、维修他的故居没有什么不好。这不是没有办过的事，到处都有。合肥就修了李鸿章旧居；清末的恭王府也要大修。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一切”。历史人物很复杂，并非非黑即白。
彭晓芸：据报道，当地为这项工程做出这样的“动员”：普通工作人员要求捐100元，副科级200元，正科级500元，副处级1000元。此举在当地引发争议。公众对项城政府“强制捐款”此举多持批评态度，您如何看待以这种方式集资修建袁世凯故居的做法？
袁伟时：用强迫摊派的方法筹集资金做任何工作都是完全错误的。这条是很荒唐的，但能够曝光就表明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不合理的政府行为受到舆论监督和谴责。如果暂时没有钱，可以慢慢修，申请上级拨款修，在全国募捐也可以，有些基金会或者企业可能会愿意支持。但是，绝对不能滥用政府权力强迫别人出钱。
彭晓芸：当地政府对媒体辩称这只是“动员”，没有“强制”，但按照机关的“潜规则”，“动员”下来就是指令，实际上就得执行了，所以说这个事情还是不能用行政命令的东西？
袁伟时：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还不到位，政府权力很大，党委或政府发个通知，不管是否合法，下面都非办不可。
彭晓芸：另外，据报道，项城市的有关领导提出号召：“动员全市上下统一思想，克服困难，抢抓机遇，共同支持和参与袁宅的开发建设，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使文物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但据当地媒体调查采访，市民对参观袁世凯旧居似乎兴趣不大，您怎么看待当地政府的这种从旅游开发及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的策略和市民兴趣之间的矛盾？
袁伟时：如果温饱没有解决哪有心情旅游？生活水平提高了，他的观念会变，将来旅游行业会越来越兴旺。另外，就是舆论的影响。如果片面地把这个人说成是罪恶滔天的大坏蛋，愿意去看的人恐怕也不多。随着历史研究的进步，学术研究成果慢慢普及，这些会慢慢改变的。
中国经济发展是很快的，但是有一个大问题，是由政府推动的。这种政府推动利弊都很大。这其实是中国一大堆问题包括经济上很多问题的根源。比如银行很多坏账就跟这个有关。一元化领导，包括银行在内，各行各业都归当地党委和政府管，书记、市长说一声，不得不贷款，一贷款可能就变成坏账，成为大包袱。前一段咸阳市市委书记到处推广洗脚，说我们市里名牌就是“洗脚”，这是很无聊的举措。一个现代政府跟市场的关系应该怎么样？我们不少官员不是想办法保障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比如治安要好，比如基础设施像交通、电力、通讯等方面要好，更重要的是执法要公正，官员要清廉，保证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很公正的法治环境，让各种各样的经济实体能够大显身手。建设好这些，资金、人才自然会涌入，但目前好些地方没有在这方面下工夫。
不要用过去的框框说他是卖国贼
彭晓芸：修建袁世凯故居，应该有助于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但当地政府的做法可能不完全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教育模式也是相对比较脸谱化的，一贯以来的教科书都将历史人物分成了“好的”和“坏的”，那么，对袁世凯，您总体上的评价是什么样子的？
袁伟时：在有些人心目中，袁世凯可能是同汪精卫差不多的角色。专制统治、复辟帝制，这些理应谴责。可是，他还有另外一面。
我认为袁世凯主要做了六件事：
甲午战争以前作为清政府在朝鲜的代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朝鲜改革，也维护了宗主国和朝鲜的正常关系，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甲午战争以后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办军事教育，对中国的军事建设有很大的贡献。甲午战争标志中国旧的军队体系全面崩溃，清政府接着筹划练新军，其中最有贡献的就算袁世凯。1906年创办的保定军官学堂，在中国的军事教育史上，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期间。多年来我们的报刊争相宣传黄埔军校，一方面黄埔军校确实有他的贡献，另一方面又有些地方言过其实，特别是抹杀了中国军事教育中其他军事学校的作用。保定军官学堂在清末民初的军官教育中贡献是最大的，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如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陈铭枢、蒋光鼐、傅作义、张治中、叶挺、陈诚等一大批抗日名将都是它的学生。据有些学者统计，1944年，各战区36位正副司令长官中，有一半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的只有一个；95位集团军正副总司令中，38%毕业于保定军校，33%毕业于黄埔军校。56
第三件事是支持戊戌变法，又促成戊戌政变。1897年他两次上书提出改革建议都是很有建设性的。他赞同康梁的改革主张，但在改革步骤方面，比康梁理性、扎实。一开始他就提出来所有旧的官员要妥善安排，要给予荣誉职务，而实质的改革要依靠真正有才能的、思想开明的人做，这比康梁稳妥。学术界对如何评价他在政变前夕的告密行为有争议，不妨从另一角度看：他仅是支持改革的将领，不是革命家，也不是旨在夺权的大阴谋家；康有为要他派兵围困颐和园逮捕慈禧，是极其荒唐的政变阴谋，这个阴谋和其他极端举措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57 ；他举报这个阴谋，不必苛责。
第四件事是在义和团事件中，他参加“东南互保”，镇压义和团。东南互保使山东以南半壁江山免遭外来侵略者和暴民荼毒。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是对中国的一大贡献，对国家有好处，对人民的福祉有好处。
第五件事，他是清末新政主要支柱之一。
清政府最后10年是非常辉煌的10年，是20世纪中国很重要的历史阶段，对中国转型贡献很大。它的三大改革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1）废除科举、建立新的教育制度，这是了不起的成就；（2）从改革原有的、中国传统的法律体系着手，然后过渡到采用西方的大陆法系，推动中国司法的现代化，这也是了不起的变革；（3）在预备立宪过程中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或政治体制的变革，推动旧的国家机关转变成新的国家机关；着力推行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各级地方自治；各省建立咨议局，中央成立资政院，是现代议会的雏形。与此同时，注重发展现代经济，推动了私营经济大发展。
袁世凯是直隶总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不但与张之洞联手，促请清政府当机立断，废除了科举，而且他领导下的直隶的教育发展是走在全国前面的。1902年直隶已经有6间大学和高等学堂。这在全国很少见，广东高等教育就比它落后，其他大部分地方都比他们落后。1902年，废除科举之前三年，直隶已有4千多个小学，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另外，改革原有的政治体制和官制方面，他也走在前面。义和团事件之后，天津被八国联军占领了，交还时规定中国不得在这里驻军，袁世凯就编练了3000警察，你不准我驻军我总可以有警察吧？警察进去，一下子将这个地方管住了，中国的警察制度就是从那个时候发端的。更为重要的是勇于推行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地方自治。中国第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县议事会是1907年8月18日成立的天津县议事会；县董事会则是它的行政机关。相应地他率先在直隶建立新式的司法机关，强调“司法独立，万国通例”，中国也要走这条路。与此同时，他裁撤靠需索百姓为生的众多门丁、差役，改用有固定薪金的精干的书吏、衙役；裁撤官员的陋规，同时改善他们的待遇，如此等等，努力建设一个新式的政府机关。
在经济建设方面，脍炙人口的修建京张铁路的故事，袁世凯更是不可或缺的主角。从利用铁路余利修路，到全部依靠中国人自己修建，决策者都是袁世凯。他为抵制英国人霸占开平煤矿而开办滦州煤矿，为解决北京饮用水的水质问题而倡办自来水公司，如此等等，为数不少，有益国计民生。
第六件工作，是当民国总统。
他当上总统以后，还是有不少建树。
首先是稳定了全国局势，五年没有出现大的动乱。在一次天崩地裂的革命后和列强虎视眈眈、频频挑衅的状况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次，扭转了辛亥革命后财政混乱的局面。革命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财政体系崩溃，赤字高达3亿多元，中央财政库存剩下9万多元。袁世凯起用周学熙等理财，1915年实现了财政平衡，堪称奇迹。
此外，着手统一币制；为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立法、修法，减免一些不恰当的税收；如此等等，延续了清末新政，为民国初年经济持续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在行政体制方面，他顶住国民党很多人的反对，推行军政分开，认为全世界都要走这条路，坚持军队和民政机构要分开，分别设置民政长和督军。这些都做得不错。
此外，他非常勤政，重用留洋归来的青年才俊，口碑甚好。
彭晓芸：对于袁世凯的外交策略，似乎评价很不一样，有的说他签订二十一条是“卖国贼”，而曾经做过袁世凯英文秘书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则对他评价颇高，他在书中写道：“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颇有外交手腕的领导人。”您同意这种看法吗？他为什么给袁世凯如此高的评价？
袁伟时：首先不要用过去的框框说他是卖国贼，他还是力图维护国家主权的。顾维钧的评价我认为是比较客观的。
问题在“二十一条”，现在多数历史学家大体有个共识：袁世凯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卖国贼，他有妥协、让步，但努力维护国家主权，力图减少损失。日本提出来的“二十一条”里面分5大项，第5项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在一些地方的警察“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另外“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需在日本采办，或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实际是要求完全控制中国。对这些袁世凯坚决拒绝谈判。当时他问陆军总长段祺瑞，要是打的话陆军能支持多久？段祺瑞说可以支持48小时。48小时以后怎么办？没有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损失，包括让世界各个政府给日本施加压力。
当时欧战正酣，各国无力帮助中国。袁世凯指示外交总长陆徴祥尽量拖延，这和日本公使尽快结束谈判的急切心情完全矛盾。日本要天天谈，每周五次，陆宗舆则提出每周开会一次，和颜悦色地和日方争辩，说他很忙，有许多别的外交问题等他处理，他还要参加内阁会议。日本公使多方坚持，最后妥协，每周会谈三次，时间是下午四点到六点，其中礼节性的东西又占了很多时间。这样会谈从一月拖到五月，迫于日本的最后通牒，袁政府在修改后的文本上签了字。有损失，但是也减少了很多损失。
彭晓芸：您的意思是，袁世凯是在压力之下，衡量了力量对比之后有坚持、有退让，尽量减少损失的一种外交策略，最终无奈签订了“二十一条”。这种做法究竟该怎么评价？算不算“卖国贼”？
袁伟时：评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能忽视当时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情境。当时有的国民党领袖冀图趁机争取日本援助，主动答应出让很多利权；但日本当局认为他没有实力，不屑与他合作。国民党内部以黄兴为代表的另一些人则提出：国难当头，应该一致对外，不要再挑起事端。同时日本人要求保密，不要泄露出来，但是袁世凯想尽办法把这些事情传出去，让美国和其他列强知道内情，让他们对日本施加压力，也鼓动舆论批判日本，在复杂情况下减少了损失。对其中损害主权很厉害的条款则坚决抵制，绝不谈判。相比之下，袁世凯的骨头似乎不是特别软，在“二十一条”交涉中不能说他是卖国求荣。
专制制度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
彭晓芸：那么，您认为袁世凯对历史造成的罪恶，主要是什么？您认为造成他的这些罪恶的历史原因和他的个人原因分别是什么？
袁伟时：民国以后，袁世凯确实有罪过，一个是暗杀宋教仁，一个是复辟帝制，这两条是袁世凯真正的罪恶。
为什么会暗杀宋教仁？袁世凯不过是专制体制下有改革思想的大臣，辛亥革命后他宣誓接受民主共和制度，实际上思想观念没有彻底转变，不是什么中国的华盛顿。当他感到宋教仁咄咄逼人，冀图当国务总理，从他手中夺取实权的时候，他不愿意让出手中的大权，就采用暗杀手段铲除这个威胁。
袁世凯本来就是专制体系下的一个人，你用恰当的方式推动他，用恰当的制度牵制他，他有可能变成民主共和制下面的一个能干的政治家，要是弄得不好他会退出去。袁世凯在十字路口上。不幸，国民党有些重大问题处理不恰当，把他推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一是蓄意从他手中夺权对不对？二是暗杀罪行发生后，应该怎样处理？
《临时约法》本来规定实行总统制，当不能不让袁世凯当总统的时候，突然改为总统的各项命令，必须有国务总理或有关部的总长副署，否则无效。权力收归内阁和国会了，但是，总统却没有解散国会、重新举行选举的权力。也就是说，这个总统没有一个民主国家最高领导人应有的权力，矛盾尖锐时无法诉诸国民通过选票去裁决。这个约法是国民党控制下的临时参议院制定的。制度设计没有顾及国家的长治久安。与其指责个人，不如记住制度缺陷带来的惨痛教训。
再说宋教仁案。当时凶手抓到了，凶手与袁世凯的心腹、国务总理赵秉钧的来往电报也缴获并公布了，上海地方检察院显示了司法独立的气概，发出传票，传讯赵秉钧。完全有可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如果走这条路，中国有可能走上法治的康庄大道。可是孙中山不顾党内多数人的反对，不考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硬要搞“二次革命”。他不相信选票和司法系统，他相信枪杆子，结果不到两个月，全军覆没，丧失了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好时机。
至于称帝，更是背叛共和的行为。与袁世凯共事多年、深知其人的徐世昌说：袁世凯一生谨慎，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他怎么会走上这一步。背叛民主共和制度，确实是犯罪行为。
彭晓芸：所以在评价袁世凯的时候觉得他有一种矛盾，一方面他维新，最后居然变成一个皇帝迷，到底是什么样的制度文化，导致帝制的幽灵在中国徘徊不去？
袁伟时：当然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没有法治的传统和民主的传统。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家长制的；政权是家或家族形式扩大化，是从上到下的专制体系。在这样文化熏陶下面的人，他的思维、习惯都是集中的，专制的，大权在握，建构的必然是大权独揽的体制。所以很容易出现大小不同的专制统治者。
彭晓芸：从袁世凯个人经历来说，有一些资料说他年轻的时候是比较游手好闲的，后来他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做出成绩，他后来有所作为是从什么资源发展出来的，他这种思想是不是不够牢固？
袁伟时：袁世凯原来连秀才都没考上，靠父辈的关系投奔驻在山东的庆军统领吴长庆。但是这个人进入吴长庆幕下之后，他就勤奋了，而且很有危机处理能力和应对能力。1882年7月，朝鲜兵变。8月，吴长庆率军进入朝鲜；所部军纪松弛，奸污妇女，抢掠财物；袁世凯砍掉7个违纪者的脑袋；剿灭乱党，亦极其果敢。吴长庆赞扬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一下子就赏识他提拔他了，他很年轻便在朝鲜发达起来了。他是为个人前途奋斗，新思想是后来慢慢学来的，既不系统，也不巩固。
神化和鬼化都歪曲了历史
彭晓芸：最近广东的学者骆宝善在媒体对袁世凯做出新的评价，有人就提问说：“可不可以说孙中山是革命者，而袁世凯是渐进改革者？”骆的回答是：“中国近代化起步的实际工作都是袁世凯做的，他做的实际工作远比孙多”。有人问为何拿破仑称帝法国人能接受，而袁举国皆讨之，骆答：“国情不同，其实民初袁有两个称呼，一为中国的拿破仑，一为中国的华盛顿。”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
袁伟时：他的建树比孙中山多，那是肯定的。孙中山后来鼓吹国民革命，收获的是蒋介石独裁专制。孙中山声名在外，但是实际建树不多。国民党执政之后不遗余力造神，把孙中山偶像化。一个神化，一个鬼化，那样就歪曲了历史。孙中山民主、法治精神不够，不是华盛顿。袁世凯雄才大略不足，也不是拿破仑。不同文化，结出不同的果。
法国之所以会产生拿破仑，是因为大革命以后混乱了10年。从1789年革命爆发年到1799年拿破仑上台，10年动乱，杀了很多人，革命者之间互相残杀；再加上对外战争，生活很动荡，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拿破仑代表一种安定力量出现了，所以老百姓接受他。这个时候他当执政府执政，后来当了10年皇帝，很有建树，对外战争建了一个很大的帝国。但是他也站不牢，整个法国也安定不下来。法国革命之后70多年才安定下来，民主制度建立后才慢慢安定下来。在现代一个专制制度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实施民主，尊重公民的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让制度与公民的权利紧密结合起来，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
彭晓芸：那么，袁世凯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留下的遗产，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有什么经验教训？
袁伟时：袁世凯有所作为的地方可以留给我们参考与借鉴。比如改革首先要重视人的观念变革，特别重视开官智，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又如改革要从社会基层和社会各个方面去培育，他推行地方民主自治，建立新的独立的司法体制，都是有成绩的；另外他重视培育人才，办任何事情相应建立有关学校；重视开放，延揽海归，勇于学习外国的东西。
从整个历史发展的高度看，袁世凯这样的人无非是一个历史符号。中国专制体制、专制文化要转变到现代社会，要让现代文化在中国牢固地扎根的话，有一个艰难的转变过程。袁世凯是新旧过渡、两种文化、两种体制过渡里面的一个人物，也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新的思想让他有所作为，建树来自现代文化；但是传统毁灭了他，最后前功尽弃。
俄罗斯不是给赫鲁晓夫立了一个纪念碑吗？艺术家给他建了一个黑白纪念碑，一边黑一边白，赫鲁晓夫确实是这样的。假如给袁世凯立一个纪念碑的话，我想他也是这样的一种人物，传统和现代同时体现在他身上。
2006年12月13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