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说她再也不能在哈特斯汤吉街的房间里多待一分钟了，从早到晚，她无时无刻不看见尤金。她有时看见他爬上床头，朝窗外张望着寻找奥里弗，有时又看见奥里弗在外面，尤金在屋里，他们两个说着话。她很高兴他们能那样谈话，但她不想总是看见他们的身影，听见他们的谈话。我们离利米国立学校这么近，搬走确实挺遗憾的，可要是不快点搬走，她会精神失常，最终会住进疯人院的。
我们搬到巴拉克山顶上的罗登巷，那条路的两边各有六幢房子，这些房子叫作“两上两下”，上面有两间房，下面也有两间房。我们家的房子在巷尾，是六幢房子中的最后一幢。门边有一个小棚子，是厕所，挨着厕所有一个马厩。
妈妈去了圣文森特保罗协会，看看能不能领到家具。那个男人说给我们一张票券，能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两张床。他说我们得去爱尔兰镇的一个二手家具店，自己把这些家具拖回家。妈妈说我们可以用双胞胎的婴儿车，说到这个，她哭了。她用衣袖擦了擦眼睛，问那个男人，那两张床是不是二手的。他说当然是啦。她说睡在可能死过人的床上，她很担心，没准死者患有肺病呢。那个男人说：我很抱歉，但乞丐是不能挑肥拣瘦的。
用婴儿车把家具从利默里克的一端运到另一端，花去了我们一整天的时间。婴儿车有四个轮子，但有一个轮子不好使，总会往不同的方向转。我们有了两张床，一个带镜子的碗柜、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我们很满意这座房子，我们可以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楼上楼下地走来走去。当你可以整天随心所欲地在家里上下楼时，你会觉得自己很富有。爸爸生了炉子，妈妈烧了茶水。他坐在桌旁的一把椅子里，她坐在另一把椅子里，我和小马拉奇坐在从美国带回来的箱子上。就在我们喝茶的时候，一个老头拎着一个桶，从我们门前走过。他把桶里的东西倒进厕所，然后用水冲掉，一股刺鼻的臭味立刻充满了我们家的厨房。妈妈走进厕所，问：你为什么往我们家的厕所里倒马桶啊？他朝她举了举帽子：你们家的厕所？太太，啊，不，在这个问题上你有点误会，哈哈。这不是你们家的厕所，这是这条巷子里所有人家的厕所。你会看到，十一户人家的马桶都要从你们家门前经过，我可以告诉你，天暖的时候，这里的味道可够受的，实在是够受的。现在是十二月份，感谢上帝，天气还很寒冷，圣诞节临近了，厕所还不算糟，可到时候你就需要戴防毒面具了。就这样吧，晚安，太太，希望你在这里住得开心。
妈妈说：等一等，先生，你能告诉我谁负责打扫这个厕所吗？
打扫？啊，老天，这可是个好事，她说打扫。你是在开玩笑吧？这些房子都是维多利亚女王那个时代建的，要是说有人打扫过厕所的话，那一定是谁深更半夜趁没人时干的。
说完，他拖着步子，独自大笑着走了。
妈妈回到椅子上，拿起她的茶。我们不能在这里待了，她说，这个厕所里什么病都有，会害死我们的。
爸爸说：我们不能再搬家了，上哪儿去找一星期六个先令的房子？
我们自己来打扫厕所，烧几桶开水倒进去。
啊，我们来打扫？妈妈说，上哪儿去弄煤、泥炭和木块来烧水呀？
爸爸没有说话，他喝完茶，开始找钉子，要把一幅画钉到墙上。画中的那个男人有一张瘦瘦的脸，戴着一顶黄色的无檐帽，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袍，胸前挂着一个十字架。爸爸说他是教皇利奥十三世，是劳动者的伟大朋友。这幅画是他在美国捡到带回来的，一个不关心劳动者的家伙扔掉了它。妈妈说他净说些该死的废话，他说她不应该在孩子们面前说“该死的”这种字眼。爸爸找到一颗钉子，但没有锤子，他不知道该怎么往墙上钉。妈妈说他可以到邻居家去借一把，他说不要向陌生人借东西。他把画铺在墙上，用果酱瓶底搜钉子。果酱瓶碎了，划破了他的手，一滴血滴到教皇头上。他用擦盘子的抹布把手包起来，催促妈妈：快，快，趁血还没干，把它从教皇头上擦掉。她用衣袖擦血，可袖子是羊毛的，血滴反而扩大了，弄得教皇半边脸上全是血污。爸爸说：我主在上，安琪拉，你完全毁了教皇。她说：哎呀，别啰唆，哪天我们弄些颜料把他的脸修修就是啦。爸爸说：他是唯一一个曾和劳动者做朋友的教皇，要是圣文森特保罗协会的人来，看见他浑身是血，我们该怎么说啊？妈妈说：我不知道，那是你的血。一个男人连钉子都钉不好，真是悲哀！它可以让别人看看你多没用。你干脆下田种地去吧，反正我也不在乎。我的后背有些痛，要去睡了。
啊，那我怎么办？爸爸问。
把教皇拿下来，藏在楼梯下的煤坑里，在那儿人们看不到他，他也受不到什么伤害。
我不干，爸爸说，这样会倒霉的。煤坑不是教皇待的地方。教皇高高在上，他就该高高在上。
随你的便，妈妈说。
没错，爸爸说。
这是我们在利默里克过的第一个圣诞节，女孩子们都跑到路上，一边跳绳一边唱着：
圣诞就要来临，
鹅儿长得肥肥，
请放一个便士，
在老人的帽里。
没有一个便士，
半便士也还行，
半便士也没有，
愿上帝赐福你。
男孩子们拿这些女孩子们取笑，大声叫道：
让你妈妈倒个霉，
出恭出在茅坑外。
妈妈说圣诞节她想好好吃上一顿，可是奥里弗和尤金死后，职业介绍所就把救济金减到了十六先令，这点钱又能干什么呢？付掉六先令的房租，还剩下十先令，这对四个人来说有什么用呢？
爸爸找不到任何工作。从周一到周五他通常起得很早，生着炉子，烧上开水沏茶和刮胡子。他穿上衬衫，扣好领子，系好领带，戴上帽子，去职业介绍所签领救济金。不戴好衬领和领带，他从不出门。一个不戴衬领和领带出门的男人是不自重的。职业介绍所的办事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告诉你，兰克面粉厂或利默里克水泥公司有活儿干，就算是个体力活儿，如果你不戴衬领和领带就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会怎么想呢？
老板和工头总是很看重他，说准备雇用他。但是，他一开口，听到他那北爱尔兰的口音，他们便改雇一个利默里克人，这就是他在炉火旁对妈妈的交代。妈妈问：你为什么不能穿得像个正儿八经的工人呢？他说他永远寸步不让，永远不让他们知道他是个工人。她问：你为什么不试着像一个利默里克人那样说话呢？他回答他永远不会那样低声下气，他一生中最大的悲痛，就是他的儿子们现在正遭受着利默里克口音的摧残。她说：对你的痛苦我表示遗憾，希望这就是你的全部痛苦了。他说将来有一天，在上帝的保佑下，我们将告别利默里克，远离那害人的香农河。
我问爸爸“摧残”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病痛，儿子，还有不舒服的事情。
爸爸不出去找工作时，他就长途散步，走上好几英里到乡村去，问农民们需不需要帮忙，他是在农场长大的，什么农活儿都会干。一旦他们雇用他，他就戴着帽子、衬领和领带立即开始干活儿。他干活儿极其卖力，一干就是很长的时间，最后农民们不得不让他停下来。他们很奇怪，这样的大热天，一个人怎么能不吃不喝地干那么长时间的活儿。爸爸只是笑笑。他从不把在农场挣的钱带回家，这些钱似乎和救济金不一样，救济金是应该带回家的，而在农场挣的钱都被他送进酒吧喝掉了。要是晚祷钟敲响六点，他还没有回家，妈妈就知道他这一整天都在干活儿。她希望他能想到自己的家人，抵制住酒吧的诱惑，哪怕一次也好。她希望他能从农场带些东西回来，像土豆、卷心菜、萝卜、胡萝卜之类的东西。可是，他从不往家里带任何东西，因为他不能向一个农民卑躬屈膝地讨要东西。妈妈说她去圣文森特保罗协会乞求食品票券就没事，让他往口袋里塞几个土豆却不行。他说男人不一样，必须得保持尊严，应当戴好衬领和领带，维护自己的体面，永远别开口讨东西。妈妈说：但愿这样能让你保持高贵。
花完在农场挣的钱，他就一路哭唱着爱尔兰和他死去的孩子们——更多的是爱尔兰，摇摇晃晃地回家。要是他唱的是罗迪·迈克考雷之歌，那意味着他今天仅仅挣到喝一两杯的钱。要是他唱的是凯文·巴里之歌，那意味着今天的收获不错，现在他已酩酊大醉，准备把我们叫下床，排好队，宣誓为爱尔兰去死，除非妈妈警告他别骚扰我们，不然就用火钳捅他的脑袋。
你不能这样做，安琪拉。
我还不止这么做呢。你最好废话少说，给我睡觉去。
睡觉、睡觉、睡觉，睡觉有什么用呢？就算我去睡觉，我还是得再起来，我没法在一个河水放着毒气的地方睡觉。
他上了床，用拳头擂打着墙壁，唱起一首悲歌，睡着了。天一亮，他就起床，因为不应该睡到日上三竿。他叫醒我和小马拉奇，我们都很疲倦，夜里他又是说又是唱的，弄得我们都没睡好觉。我们抱怨说头晕说困，但他一把掀去盖在我们身上的外套，强迫我们起床。正是十二月，天气冷得要命，都能看见自己呼出的白气。我们往卧室门边的马桶里撒完尿，跑下楼，到炉火旁取暖，爸爸这时已经生好了炉子。我们在门边水龙头下的盆里洗脸洗手。水管用麻绳圈和钉子吊在墙上，周围的地板、墙壁、搁脸盆的椅子全是潮湿的，水龙头流出的水是冰冷的，冻得手指都麻木了。爸爸说这对我们有好处，可以让我们变成男子汉。他把冰冷的水泼在自己脸上、脖子上和胸脯上，让我们看没什么好怕的。我们在炉子上暖手，可不能耽搁太久，还得喝茶、吃面包，再去上学。饭前饭后，爸爸都要我们作感恩祷告。他嘱咐我们在学校要做个好孩子，因为上帝在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稍有不听话的地方，我们就会被送进地狱，在那里可用不着担心寒冷了。
说完，他笑了。
圣诞节前两周，放学后，我和小马拉奇冒着大雨回家。我们推门进屋，发现厨房已变得空空如也。桌椅和箱子都不翼而飞，炉栅里的火也熄了。教皇还留在原处，这说明我们没再次搬家，爸爸搬家是永远不会丢下教皇的。厨房的地面湿了，到处是小水洼，墙壁上闪着湿漉漉的光。楼上传来嘈杂的声音，我们跑上楼，发现了爸爸妈妈和不翼而飞的家具。这儿的炉栅火光熊熊，又舒服又暖和妈妈在床上坐着，爸爸在炉火旁看《爱尔兰新闻》，嘴上还叼着香烟。妈妈告诉我们发了可怕的大水，雨水顺着房前的过道涌进门。他们想用破布挡水，但是破布免不了湿透，雨水还是流了进来。加上大家倾倒马桶，那水可真够糟的，厨房里弥漫着令人头晕的臭味。她认为只要下雨，我们就应当待在楼上。我们可以暖暖和和地度过冬天，等春天到来，墙上或地上干了点，我们再下楼去。爸爸说这就好比出国度假，到像意大利那样温暖的地方旅行。从此，我们就把楼上叫作“意大利”。小马拉奇说教皇还在楼下的墙上，他会被冻透的，我们不能把他带上来吗？可是妈妈说：不，他要待在原来的地方，我不想让他在墙上盯着我睡觉。我们一路上拖着他，从布鲁克林到贝尔法斯特，再从都柏林到利默里克，难道还不够吗？我现在只想要点安宁、清闲和舒适。
妈妈带我和小马拉奇去圣文森特保罗协会排队，看看能不能弄到做圣诞大餐的东西——一只鹅或者一块火腿。但是协会的人说，今年这个圣诞节，每个利默里克人都要在绝望中度过，他给了她一张迈克格拉斯商店的票券，还有一张肉铺的票券。
没有鹅，肉铺老板说，也没有火腿。你带着圣文森特保罗协会的票券来，别指望会拿到什么太好的东西。你现在能换的，就是黑布丁、牛肚或者羊头，猪头也不错，太太。猪头好得很啊，肉很多，孩子们爱吃。把猪脸上的肉切成薄片，抹上厚厚的芥末酱，简直就像上了天堂。虽然我猜美国人不爱吃这东西，他们喜欢牛排和各种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或是水里游的禽类。
他告诉妈妈，不可能的，她不可能吃上炖猪肉和香肠。如果她聪明点的话，就该趁猪头被领光前先拿一个回去，利默里克的穷人们抢得正欢哩。
妈妈说圣诞节不该吃猪头，他说这可比很久以前住在伯利恒寒冷马房里的圣家强多了。如果有人送给他们一个肥肥的猪头，他们才不会抱怨。
是的，他们不会有怨言的，妈妈说，可他们从来就不吃猪头，他们是犹太人。
这和猪头有什么相干？猪头就是猪头而已。
可犹太人就是犹太人，这违背他们的宗教信仰，我理解他们。
肉铺老板说：在犹太人和猪这方面，你算是个行家。
我不是，妈妈说，不过在纽约的时候，我们倒有一个叫莱博威茨的犹太女朋友。要是没有她的话，我不知道我们今天会怎么样。
肉铺老板把猪头从架子上拿下来，小马拉奇说：噢，瞧这条死狗。
老板和妈妈顿时爆发出一阵大笑。他用报纸把猪头包上，递给妈妈，说：圣诞节快乐。随后他又包了一些香肠，对她说：拿这些香肠去，当你们的圣诞节早餐吧。妈妈说：啊，我买不起的。他问：我要你付钱了吗？要你付钱了吗？拿去吧，也许可以弥补一下没有鹅和火腿的遗憾。
哎呀，你不必这么做。妈妈说。
我知道，太太，真有人强迫我这样，我还不肯呢。
妈妈说她腰疼，我得拿猪头，我把它放在胸前抱着。但它是湿的，弄得报纸开始脱落，谁都能看见猪头了。妈妈说：我真感到羞耻，人家都知道我们在圣诞节吃猪头。利米国立学校的男孩们看见了我，他们指点着，嬉笑着，啊，上帝，瞧瞧弗兰克·迈考特和他的猪嘴。美国佬圣诞节就吃这种东西吗，弗兰基？
一个男孩对另一个喊道：嗨，克里斯特，你知道怎么吃猪头吗？
不，我不知道，帕迪。
揪住它的耳朵，往下咬它的脸。
克里斯特说：嗨，帕迪，你知道只有猪的什么地方迈考特家不吃吗？
哦，我不知道，克里斯特。
只有猪的呼噜声他们不吃。
过了几个街道，报纸完全掉了下来，每个人都可以看见猪头了。它的鼻子是扁平的，贴在我的胸前，冲着我的下颏。我觉得很对不起它，它已经死了，人家还在嘲笑它。我的妹妹和弟弟也死了，但要是有人敢嘲笑他们，我会用石块砸他的。
我希望爸爸能来帮我们一下，妈妈每走几步，就得停下来靠墙休息一会儿。她把后背靠在墙上，对我们说，她爬不上巴拉克山了。其实，就算爸爸来了，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他从来不拿任何东西，包裹、书包和行李一样也不拿。拿这样的东西有失尊严，这就是他说的。双胞胎累的时候，他可以抱双胞胎，他也可以抱教皇，但这和抱猪头这种平庸货色可不是一码事。他嘱咐我和小马拉奇，长大后，你们必须戴衬领和领带，永远不要让人看见你们抱着东西。
他坐在楼上的炉火旁，抽着香烟，看着《爱尔兰新闻》。他喜欢看它，是因为它是德·瓦勒拉办的报纸。他认为德·瓦勒拉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他瞧着我和猪头，对妈妈说，让一个孩子抱着这样的东西在利默里克招摇过市，是件丢脸的事。她脱下外套，往床上一躺，对爸爸说，明年的圣诞节他可以出去找吃的，她已经精疲力竭，喝一杯茶也要气喘吁吁，因此，他可不可以放下臭架子，在他的两个小儿子饿死前去烧些茶水，煎些面包。
圣诞节的早上，他早早地生了炉子，好让我们吃上香肠、面包，喝上茶。妈妈让我去外婆家看看，能不能借一个炖猪头的锅。外婆问：恁们晚饭吃什么？猪头？！耶稣、马利亚和圣约瑟呀，这离谱得不能再离谱了。你们的父亲就不能出去弄块火腿或一只鹅吗？他究竟是什么人？什么人？
妈妈把猪头放进锅里，倒进去的水刚好能盖住猪头。炖猪头的工夫，爸爸带我和小马拉奇去至圣救主会教堂做弥撒。教堂里很暖和，弥漫着鲜花、焚香和蜡烛的香味。他领我们去看马槽里的圣婴，那是一个大胖娃娃，长着和小马拉奇一样的金色鬈发。爸爸告诉我们，那个穿蓝衣服的是耶稣的母亲马利亚，那个留胡子的老头是耶稣的父亲约瑟。他说他们很悲伤，因为他们知道耶稣长大后就会被杀死，为的是我们都能进天堂。我问为什么圣婴非死不可，爸爸说不能提这样的问题。小马拉奇问：那为什么？爸爸让他别吵。
家里的情况一团糟，煤不够，水烧不开，妈妈说她急得快疯了。我们得再去码头路，看看卡车驶过的地方是不是有煤渣或泥炭。当然，这天一定会有收获的，再穷的人也不会在圣诞节这天去路上捡煤渣。央求爸爸一起去是没用的，他永远不可能屈尊，哪怕去了，他也不会拿着东西走过街道，这是他的原则。妈妈不能去，因为她的背一直在疼。
她说：你得去，弗兰克，带上小马拉奇和你一起去。
码头路很远，但是我们不在乎，我们的肚子里填满了香肠和面包，而且老天也没有下雨。我们提着妈妈向隔壁汉农太太借来的帆布包出发了。妈妈是对的，码头路上没人，穷人们都待在家里吃猪头肉呢，也没准是吃烧鹅，码头路变成我们的了。我们在地缝里和煤场的墙上找到了一些煤渣和泥炭，还捡到一些纸片和硬纸板，这可以用来引火。我们四处逛游着，想把帆布包装满。这时，帕·基廷走了过来。他一定是因为过节洗了澡，不像尤金死时那么黑了。他问我们提着那个包在干什么，小马拉奇告诉了他。他说：耶稣、马利亚和圣约瑟啊！圣诞节恁们竟然没有煤炖恁们的猪头，这可真够丢人啦。
他拉上我们去了南方酒吧，这家酒吧本不该开门，但他是个常客，知道有个后门为那些男人留着，好让他们喝酒庆祝马厩里的圣婴的生日。他要了啤酒，又为我们俩要了柠檬水。他问那个伙计能不能弄到一些煤块。那个伙计说他服侍人们喝酒已经有二十七个年头了，还从来没有人向他要过煤块。帕说行个好吧，那人说要是帕想要月亮，他也会飞上天给他摘下来的。那人领着我们来到楼梯下的煤坑前，告诉我们能拿多少就拿多少。那是真正的煤，不是码头路上的煤渣。要是我们拿不动，那就在地上拖着走。
从南方酒吧回到巴拉克山花了很长时间，因为帆布包上有个洞，我拖着帆布包，小马拉奇不停地捡从破洞里漏出来的煤块，把它们放回去。这时开始下雨了，可我们不能到人家的门廊上去躲雨，因为我们拖着煤，它们会在路上留下一道黑印子。小马拉奇一边捡起煤块往包里塞，一边用湿乎乎的黑手擦脸上的雨水，把自己的脸弄得一团黑。我说他的脸黑了，他说我的脸也黑了，一个商店的老板娘叫我们离她的门口远着点，今天是圣诞节，她不想看见非洲。
我们得继续拖着煤包走，否则就吃不上圣诞晚餐了。生着火需要很长的时间，做晚餐需要更长的时间，妈妈把卷心菜、土豆放进锅里和猪头一起炖时，水得烧开呀。我们拖着煤包上了奥康纳大街，看见人们围坐在餐桌旁，屋里灯火通明，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装饰品。我们走到一家房前，他们推开窗子，小孩子们朝我们指指点点的，大笑着喊着：瞧那两个祖鲁人，恁们的长矛在哪儿呢？
小马拉奇冲他们做鬼脸，还想用煤块砸他们。我告诉他，要是他扔一块煤，我们炖猪头就会少一块煤，就别想吃上晚饭了。
门缝里涌进来的雨水把我们家的楼下又变成了湖泊，但是没什么要紧的，反正我们已经湿透了，可以从水中蹚过去。爸爸走下楼，把煤包拖到楼上的意大利。他说我们是好孩子，弄到这么多的煤，八成码头路上铺满了煤。妈妈见到我们，先是大笑，然后哭了。她笑是因为我们把自己弄得这么黑，哭是因为我们全身都淋透了。她要我们脱掉衣服，帮我们洗去手上和脸上的煤灰。她对爸爸说等一会儿再炖猪头，我们得先喝一果酱瓶热茶。
外面仍在下雨，我们家楼下的厨房是一片湖水，楼上意大利的炉火重新燃烧起来，房间里干爽温暖。喝完茶，我和小马拉奇倒在床上打瞌睡，爸爸等晚饭好了才叫醒我们。我们的衣服还是湿的，小马拉奇裹着妈妈的那件红色美国外套，坐在桌旁的箱子上，我裹着外祖父去澳大利亚后扔下的一件旧外套。
房间里，卷心菜、土豆和猪头的菜香十分诱人，爸爸把猪头捞到盘子里，小马拉奇说：噢，可怜的猪，我不想吃这头可怜的猪。
妈妈说：你饿了就想吃了。废话少说，吃你的饭。
爸爸说：等等。他从猪的脸颊上切下几片肉，放进我们的盘子里，蘸上芥末酱，又把盛猪头的盘子放到桌下的地板上。好啦，他对小马拉奇说，这是火腿。小马拉奇吃了它，因为他看不见猪头了，而且它也不再是猪头了。卷心菜又软又烫，土豆也特别多，都蘸着黄油和盐。妈妈替我们剥掉土豆皮，可爸爸连皮都吃了。他说土豆的全部营养都在皮里。妈妈说幸亏他不是在吃鸡蛋，要不，他就得连鸡蛋壳也一起嚼了。
他说他会的，爱尔兰人每天扔掉数不清的土豆皮，这是一种羞耻，也是成千上万人死于肺病的原因。鸡蛋壳当然有营养，浪费是第八条弥天大罪，要是让他想办法的话……妈妈打断了他：别想办法了，还是吃你的饭吧。
他连皮吃了半个土豆，把另半个放回锅里，又吃了一小片猪头肉和一片卷心菜，把剩下的留在盘子里给我和小马拉奇吃。他烧了些茶水，我们一边喝着茶，一边吃着面包和果酱，所以，不能说我们这个圣诞节吃得不好。
现在天黑了下来，外面仍在下雨，煤块在炉栅里放着光芒，妈妈和爸爸坐在炉火旁抽着香烟。在衣服还湿着的时候，除了回到床上无事可做。床上是舒适的，父亲可以给你讲一个库胡林变成天主教徒的故事，然后你会在睡梦中见到那头猪站在至圣救主会教堂的马槽里哭泣，因为它和圣婴、库胡林长大后都得被处死。
带来玛格丽特和双胞胎的那个天使又来了，为我们带来了另一个弟弟迈克尔。爸爸说，他是在通往楼上意大利的第七级楼梯上发现迈克尔的。他说你若想要一个新宝宝，就该注意这里，天使就在第七级楼梯上。
小马拉奇想知道，要是家里没有楼梯的话，怎么能从第七级楼梯的天使那里得到一个新宝宝。爸爸对他说，问太多的问题是一种折磨。
小马拉奇又想知道，折磨是怎么一回事。
折磨，我也想知道这个词的意思，折磨。但是爸爸说：啊，孩子，这个世界就是一种折磨，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一种折磨。他戴上帽子去贝德福德街医院，看望住在那里的妈妈和迈克尔。她因为背疼住进医院，而且带上宝宝，确保他身体健康。我不明白，我相信天使不会把一个有病的孩子留在第七级楼梯上。问爸爸或者妈妈这个是没用的，他们会说：你变得和你弟弟一样糟糕了，老爱问问题，一边玩去。
我知道这些大人不喜欢孩子问问题，但他们可以随意问自己想问的问题：在学校里怎么样？是个好孩子吗？作祷告了吗？可是，如果你问他们作了祷告没有，脑袋可能就会挨敲。
爸爸把妈妈和那个新宝宝接回家，因为背疼，她得在床上躺几天。她说这个宝宝简直就是我们死去的妹妹的化身，也有波浪卷的黑发，可爱的蓝眼睛，还有动人的眉毛，妈妈就是这么说的。
我想知道这个宝宝是不是会一直和妹妹相像，我也想知道哪一个阶梯是第七级楼梯，因为楼梯上一共有九级楼梯，我想知道是从下往上数，还是从上往下数。爸爸倒不介意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天使是从天上下来的，而不是从下面那个从十月到来年四月一直泡在水里的厨房里上来的。
我从上往下数，找到了第七级楼梯。
宝宝迈克尔感冒了，他的鼻孔堵塞了，呼吸相当困难。妈妈非常着急，因为今天是星期天，专为穷人开设的诊所不上上班。要是你去医生的家里，女佣见你是下层贫民，就会让你去贫民诊所。要是你对她说怀里的孩子快要死了，她就说医生正在乡下骑马呢。
妈妈哭了，宝宝正挣扎着用嘴巴呼吸。她试着用纸卷清理他的鼻孔又害怕捅得太深。爸爸说：不要这样，你不该往孩子的鼻子里捅东西。看上去他像要亲吻宝宝，可是没有，他只是用嘴对着宝宝的小鼻孔，一次又一次地把脏东西从迈克尔的鼻子里吸出来，再吐到炉子里，迈克尔顿时一声大哭，他的呼吸通畅了，蹬着小腿笑了起来。妈妈望着爸爸，好像他刚从天上下凡。爸爸却说：很久以前，在安特里姆郡，每逢医生们骑马，我们就这么做。
迈克尔使我们有权多得几个先令的救济金，但是妈妈说还不够，现在她必须去圣文森特保罗协会讨要食品。一天晚上，有人敲门，妈妈让我下楼看看是谁。是两个圣文森特保罗协会的男人，他们想见见我的母亲和父亲。我告诉他们，我的父母在楼上的意大利。他们问：什么？
楼上干爽的地方，我去告诉他们一声。
他们问我们，正门旁那间小棚子是干什么用的，我说是厕所。他们问为什么它不在房屋后面，我说这是这条巷子所有住户的厕所，幸亏它不在我们家后头，不然的话，人们就要提着马桶穿过我们家厨房啦，那还不把人恶心死？
他们问：你肯定这条巷子就一个厕所吗？
我肯定。
他们说：圣母啊。
妈妈在意大利喊：谁在那儿？
有两个人。
什么人？
圣文森特保罗协会来的。
他们小心翼翼地走过厨房的湖水，“啧啧”地咂着嘴，互相说：这岂不是太寒碜了？他们一直这么说着，来到楼上的意大利，对妈妈和爸爸说，很抱歉打扰他们，但协会必须确认他们是否属于应当救助的人。妈妈给他们递上茶水，他们四处看着，说：不用，谢谢你。他们想知道我们为什么住在楼上，想知道厕所的事，问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因为大人可以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并在本子上记下来，特别是他们西装革履、戴着衬领和领带的时候，更可以这样啦。他们问，迈克尔多大了？爸爸从职业介绍所能领到多少钱？他上一次工作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他现在不工作了？他那种口音属于什么地方？
爸爸告诉他们，厕所里的病会害死我们的，冬天厨房里发大水，我们只好搬到楼上干爽的地方待着。他说香农河要对世界上的一切潮湿负责，它把我们一个接一个害死了。
小马拉奇对他们说，我们住在意大利，他们笑了。
妈妈问能不能为我和小马拉奇弄到靴子，他们说她得去奥扎纳姆之家申请。她说自打有了宝宝，身子就一直不舒服，不能长时间站着排队。可他们说对每个人都得一视同仁，就算是爱尔兰镇一个有三胞胎的妇女也是一样。他们说谢谢你，我们将向协会汇报所了解到的情况。
他们要走时，小马拉奇想指给他们看看天使留下迈克尔的第七级楼梯。可爸爸说：现在不是时候，现在不是时候。小马拉奇哭了，其中一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太妃糖给了他。我真希望我也有理由哭一下，也得到一块太妃糖。
我再次下楼，告诉他们怎么走才能不弄湿脚。他们不停地摇着头说：万能的上帝啊，这真是不可救药。他们楼上哪里是意大利，分明是加尔各答。
在楼上的意大利，爸爸对妈妈说，她不该像那样乞讨。
你什么意思？乞讨？
难道你就没有一点自尊吗？乞讨靴子这样的东西？
那你会怎么做？大派头先生，你会让他们光着脚走路吗？
我宁愿把他们的鞋修一修。
他们的鞋都已经散架了。
我可以修好它们，他说。
你什么也修不好，你是个废物！她说。
第二天，他拿着一个旧自行车轮胎回家，打发我去隔壁的汉农先生那儿，借来一个鞋楦子和一把锤子。他用妈妈那把锋利的刀子在轮胎上乱割一气，割出几块跟鞋底和鞋跟一样大小的胶皮。妈妈说他会毁了我们的鞋子，他还是用锤子不停地敲打起来，把胶皮钉在鞋子上。妈妈说：主啊，要是你不动这些鞋子的话，它们至少还可以穿到复活节，没准儿那时候我们就能从圣文森特保罗协会领到靴子了。可是他不住手，直到鞋底和鞋跟被几块胶皮包上才算完。鞋子的两边都多出一些胶皮，前后也耷拉着一些。他让我们穿上鞋子，还说我们的脚会又舒服又暖和。可我们都不想再穿鞋子了，因为轮胎胶皮凹凸不平，在意大利走路时总是磕磕绊绊的。他又打发我把鞋楦子和锤子还给汉农先生，汉农太太见了，说：主啊，你的鞋子怎么啦？她大笑起来，汉农先生则摇摇头，让我觉得好不羞辱。第二天，我不想去上学了，我假装生病，可爸爸把我们叫了起来，给我们吃了煎面包，喝了茶，说我们应该庆幸自己竟然还有鞋子穿，在利米国立学校，有的孩子大冷天还光着脚去上学呢。上学路上，学校的男孩们都讥笑我们，因为轮胎胶皮那么厚，让我们长高了好几英寸。那些男孩子问：上边的空气怎么样呀？班里有六七个光脚的孩子，他们什么也不说。我真不知道，是穿钉着轮胎胶皮、让你跌跌撞撞的鞋子好，还是光着脚走路好。要是你压根没有鞋子，会有光脚的孩子跟你站在一边；要是你有钉着轮胎胶皮的鞋子，那就只有自己的弟弟和你站在一起，就只能孤军奋战。我在操场小棚子的长凳上坐下来，脱掉鞋子和袜子，走进班里，老师问我的鞋子哪儿去了，他知道我不属于班里的光脚族，让我去操场把鞋子拿回来重新穿上。随后，他冲全班的人说：这里有人嘲笑别人，有人讥笑别人的不幸。这个班里有谁自认为完美无缺吗？举起手来。
没有人举手。
这个班里有谁出身富家，把大把的钞票都花在鞋子上吗？举起手来。
没有人举手。
他说：班上有些孩子不得不想方设法修补鞋子，有些孩子根本就没有鞋子可穿，这不是他们的过错，也不是耻辱。我们的主就没有鞋子，他死的时候没穿鞋子。你们可曾看见被吊在十字架上的他穿着运动鞋吗？你们见过吗，男孩们？
没有，先生。
你们没有看见我们的主怎么样？
被吊在十字架上，还穿着运动鞋，先生。
那么，要是我听说这个班里有人嘲笑迈考特或者他弟弟的鞋子，棍子就会找上门来。什么会找上门来，男孩们？
棍子，先生。
棍子会蜇人的，男孩们。白蜡树枝会在空中嗖嗖作响，会落在那些讥讽者的屁股上，落在那些嘲笑者的屁股上。它会落在什么地方，男孩落在讥讽者的屁股上，先生。
还有呢？
嘲笑者的屁股上，先生。
那些男孩子不再招惹我们了，几个星期里，我们穿着钉着轮胎胶皮的鞋子，直到复活节。这时，圣文森特保罗协会把靴子送给我们了。
每当我半夜起床往马桶里撒尿，就走到楼梯上朝下看，看看天使是不是在第七级楼梯上。有时我的确看见那里有光亮。要是家里人都睡着了，我就坐在楼梯上，说不定天使又会送来一个宝宝，或者单单是一次来访。我问妈妈，是不是天使送来一个宝宝后，便会把他们忘了。她说：当然不会，天使从来不会忘记这些宝宝，而且还要回来看看，确保这些宝宝是幸福的。
我可以问天使各种问题，我相信他会回答的，除非那是一个女天使。不过，我相信一个女天使也会回答问题的。我从没听说过她们不回答问题。
我在第七级楼梯上坐了很长时间，相信天使就在这里。我把所有不能告诉妈妈或爸爸的事情（害怕敲脑袋或是叫你出去一边玩去）都告诉他。我告诉他学校里发生的所有事情，老师用爱尔兰话冲我们发火时，我是多么惧怕他和他的棍子，可我仍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我是从美国来的，其他的男孩子都是比我早一年开始学习爱尔兰语的。
我就这么待在第七级楼梯上，一直待到冷得受不了，或者爸爸起床叫我回去睡觉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告诉我天使和第七级楼梯的人，所以他应该知道我坐在这里的原因。可一天夜里，我告诉他我在这里等天使，他却说：啊，那么，弗兰西斯，你是一个梦想家喽。
我回到床上，听见他和妈妈小声说：那个可怜的小家伙正坐在楼梯上，和天使喋喋不休呢。
他笑了起来，妈妈也笑了起来。大人竟然笑话给他们送来新宝宝的天使，这真是不可思议。
复活节前夕，我们搬回楼下的爱尔兰。复活节要比圣诞节好，因为天气很暖和，墙壁也不湿漉漉的滴着水了，厨房里也不再是一片湖泊了。要是早点起床的话，我们还可以晒一会儿从厨房窗户照进来的阳光。
晴朗的天气里，男人们坐在外面抽着香烟（要是他们有香烟的话），看着这个世界，看着我们玩。女人们抱着膀子站着聊天，她们不坐，她们要做的不过是照顾孩子，打扫卫生和做饭。男人们才需要椅子，他们每天早上要走去职业介绍所签领救济金，还要讨论世界问题，考虑一天其余的时间该怎么打发，这些弄得他们很疲倦。有些人到赌马场仔细研究，用一两个先令押上可靠的一宝。有些人则在卡内基图书馆看英国和爱尔兰的报纸。靠救济金过日子的人要紧跟时事，因为其他领救济金的男人都是时事专家，万一他们提到希特勒、墨索里尼或千百万中国人的可怕状况，你得作好应答的准备才行。一天结束后，领救济金的男人拿着马票或者报纸回家，优哉游哉地抽点烟，喝点茶，坐在椅子里考虑一下世界形势，他的老婆是不该有什么怨言的。
复活节要比圣诞节好，因为爸爸领我们去至圣救主会教堂，那里所有的神父都穿着白袍，唱着歌。他们很高兴，因为我们的主在天堂。我问爸爸马槽里那个圣婴是不是死了，他说：没有，他死的时候是三十三岁。他在那儿呢，吊在十字架上。我不明白他怎么长得这么快，他被吊在那儿，戴着一顶荆棘编成的帽子，浑身是血。血从他的头上、手上脚上和肚子上方的一个大洞里滴下来。
爸爸说等我长大就会明白了，他一直这么对我说，我也盼着长成像他那样的大人，好变得什么都明白了。早晨一觉醒来，忽然什么都明白了，那一定很有意思。我希望自己能像教堂里所有的大人那样，该站就站，该跪就跪，该祷告就祷告，什么都能明白。
做弥撒时，人们走到圣坛前，神父把什么东西放进他们的嘴里。他们低着头，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嘴巴动弹着。小马拉奇说他饿了，也想吃一些。爸爸说：嘘，这是圣餐，我们主身上的血和肉。
可是……爸爸。
嘘，这是个秘密。
再问下去是没有用的，要是你发问，他们就告诉你这是个秘密，等你长大就明白了，做个好孩子，问你母亲去，问你父亲去，看在耶稣的分上，让我安静一会儿，出去玩吧。
爸爸在利默里克的水泥厂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妈妈非常开心。她用不着再去圣文森特保罗协会排队，为我和小马拉奇讨要衣服和靴子了。她说这不是乞讨，这是救济，爸爸却偏说这是乞讨，很丢人。妈妈说现在可以付清欠凯瑟琳·奥康纳小店的那几镑了，也可以偿还欠外婆的钱了。她对欠债深恶痛绝，尤其是欠自己母亲的债。
水泥厂在利默里克郊外好几英里的地方，也就是说，爸爸每天早晨六点钟就得出门。他毫不在乎，他过去经常徒步远行。上班的前一天晚上，妈妈为他准备了一瓶茶、一份三明治和一个煮鸡蛋。她觉得有些对不住他，让他上班走三英里，下班又走三英里。有一辆自行车就方便多了，但是得工作一年才能买得起自行车。
星期五是发薪水的日子，妈妈早早地起了床，打扫着屋里的卫生，哼唱着歌曲：
谁都明白我为何想要你的吻，
非要不可，这就是原因……
屋里没有多少需要打扫的。她清扫了厨房和楼上意大利的地板，洗了洗当茶杯用的果酱瓶。她说要是爸爸工作久一些的话，我们就可以买些像样的杯子了，也许还能买托盘呢。托上帝和圣母的福，说不定哪天我们就会有床单。再多攒些日子的钱，我们就可以有一两条毯子，淘汰那些大饥荒期间留下的破旧外套了。她烧了开水，把防止迈克尔在婴儿车和屋里乱拉的破布片洗了一遍。啊，她说，等你们的老爸今晚把薪水带回家，我们就能喝上可口的茶水了。
“老爸”，这说明她心情不错。
五点半，男人们干完一天的工作，汽笛声和哨子声响彻全城。我和小马拉奇都很激动，当父亲下班把薪水带回家，我们就可以得到“星期五便士”了。这是从那些父亲有工作的孩子那里知道有这回事的，我们知道，喝完茶，就可以去凯瑟琳·奥康纳小店买糖果了。要是母亲心情不错，甚至可能会给你两便土，让你第二天去利瑞克电影院看一场由詹姆斯·卡格尼主演的电影。
在城里的工厂和商店工作的男人们，此时正回家吃晚饭，然后洗个澡，去酒吧。女人们去大广场或利瑞克电影院看电影。她们买糖果吃，买“忍冬”牌香烟抽。如果她们丈夫的工作能干得久一些的话，她们还可以买一盒“黑色魔力”牌巧克力款待自己。她们爱看有浪漫情调的电影，当结局是悲剧，或者一个英俊的情人被印度人或其他非天主教徒用枪打死时，她们会哭得稀里哗啦。
我们得等很长时间，爸爸从水泥厂回来要走挺远的路。等他回来，我们才能喝上茶。这很不容易，因为你得闻着邻家的饭菜香。妈妈说幸亏发薪日是不能吃肉的星期五，因为邻家炖猪肉和香肠的香味会馋得她发疯。不过，我们还能吃上面包、奶酪，喝上一果酱瓶加了好多牛奶和糖的可口茶水，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女人们都去了电影院，男人们都进了酒吧，只有爸爸还没有回家。妈妈说就算他是个飞毛腿，水泥厂也离家太远了。她虽是这么说，眼睛里却开始泪汪汪的，也不再唱歌了。她在炉子旁坐着，抽着她从凯瑟琳·奥康纳小店赊来的“忍冬”。烟是她唯一的奢侈品，她永远忘不了凯瑟琳的仁慈。她不知道壶里的开水还得沸腾多久，但在爸爸回家前是不能沏茶的，那样茶叶会煮熟、泡烂，茶水会发苦，喝起来很不是味道。小马拉奇说他饿了，妈妈给了他一块面包和一些奶酪，让他先垫垫肚子。她说：这个工作可是我们的救星，他一口北方腔，能得到这份工作够不容易的，要是他丢掉这份工作，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巷子里已经黑了，我们只好点起蜡烛。她只好让我们喝茶、吃面包和奶酪，我们已经饿得一分钟也不能等了。她坐在桌子旁，吃了点面包和奶酪，又继续抽着她的“忍冬”，走到门口，看看爸爸是不是快到家了。她说起在布鲁克林我们在发薪日满街寻找爸爸的事情。她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到美国，会有一个舒适温暖的地方居住，公寓过道里会有厕所，就像克拉森大街那个住处一样，而不是门外的这个脏东西。
女人们从电影院回来了，咯咯地笑着，男人们也唱着歌从酒吧回来了。妈妈说再等下去也没用，要是爸爸在酒吧一直待到关门，那他的薪水也剩不下什么了，我们不如现在睡觉去。她躺在床上，怀里搂着迈克尔。屋前的路上一片静谧，尽管她用一件旧外套蒙住脸，我也能听见她在哭泣。我还听见远处传来父亲的声音。
我知道那是我的父亲，因为他是利默里克唯一唱“罗迪·迈克考雷在图姆桥上赴死”这首北爱尔兰歌曲的人。他走到巷子尽头的拐角处，开始唱起凯文·巴里之歌。他唱一句就停下来，在墙上靠一会儿，为凯文·巴里痛哭。人们都把头探出窗户和门外，冲他说：看在耶稣的面上，别叫唤了。我们有些人还得早起上班呢，回家唱他妈的爱国歌曲去吧。
他在巷子中间站着，叫全世界的人都出来，他已经作好了战斗的准备，准备为爱尔兰战斗到死，不过，这些话可不能对利默里克人说，全世界都知道他们和背信弃义的萨克逊人狼狈为奸。
他推开门，嘴里依然唱着：
怎么，正当所有的人都在守夜不眠，
西部人却在沉睡，西部人却在沉睡！
哎，当康诺特省也在这样沉睡，
爱尔兰也许正在流泪。
但是，听啊！一个声音雷鸣般响起：
西部人醒来！西部人醒来！
唱吧，啊，欢呼吧，让英格兰崩溃，
为了守候爱尔兰我们至死无悔！
他在楼下喊：安琪拉，安琪拉，家里一滴茶水也没有吗？
她没有理睬他，他又喊：弗兰西斯，小马拉奇，快下来，孩子们，我有“星期五便士”给你们。
我想下楼去拿那“星期五便士”，但妈妈正用外套蒙着嘴巴呜咽。小马拉奇说：我不想要他的破“星期五便士”，他自个儿留着吧。
爸爸跌跌撞撞地上了楼，开始发表演讲，要我们必须为爱尔兰去死。他划了一根火柴，点燃妈妈床边的蜡烛，把蜡烛举过头顶，在屋里雄赳赳地走着，唱着：
看，是谁在怒放的红杜鹃花丛中行走？
他们那绿色的旗帜吻着山上纯净的空气。
昂首挺胸，目视前方，骄傲地走在一起，
自由的信念珍藏在每个人不屈的精神里。
迈克尔醒了，可着嗓子哭了一声。隔壁汉农家敲了敲墙，妈妈对爸爸说他真丢死人了，为什么他就不能彻底滚出这个家呢？
他站在地板中央，把蜡烛高举过头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便士，朝我和小马拉奇扬了扬。你们的“星期五便士”，孩子们，他说，我想让你们跳下床，像两名士兵那样排好队，发誓为爱尔兰去死，我将把“星期五便士”给你们。
小马拉奇坐在床上，我不想要，他说。
我告诉他，我也不想要。
爸爸呆立了片刻摇晃着身子，把便士放回自己的口袋。他转向妈妈，她说：今晚你不要睡在这张床上。他拿着蜡烛下楼去了，在椅子上睡了一夜，早晨误了上班，丢掉了水泥厂的工作。我们又指望起失业救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