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看什么？”
问我话的是一个大约六七岁、鼻子下方还挂着两行黄色鼻涕的小男孩。他蹲在我的身边，眼睛睁得大大的，拼命往我趴着的方向望去。夏日正午的炙阳把我烤得晕头转向，身上的白色衬衫好像从早上一踏出家门后就已经湿黏地贴在我的背脊上，而男孩身上的汗臭融合了一股发酸糖果的甜腐气味，淡淡地从旁边飘了过来。
我转头盯着他红润的脸。
“没什么。你不要靠近，待会儿这里会被封锁起来，你赶快回家吧！”
男孩好像完全没有听到我说的话，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趴着的前方。等我站起身拍拍身上黏着的杂草与沙子时，他迫不及待地照着我刚刚的姿势，一模一样地蹲趴下来。我站起来后，仍旧满脑子都是刚刚见到的景象：那是一具过了很久才被发现的尸体，全身赤裸地被人塞进那片草丛中一棵从枝干中间折断的枯树底下。或许凶手一开始把它好好挖洞埋了起来，但是后来却被野狗或夜晚出没的野狼群拖了出来。尸体面目全非，露出的部分是沾满黄泥的头颅（还好头部朝内低垂，否则我连看都不敢看了），以及状似想从洞里爬出却颓然垂在头颅两旁的、皮肤皆已成暗青色的两条胳膊，其他部位则仍安然地埋在土中。依我粗略估计，应该已经死掉一个多礼拜了。
男孩趴下没有多久，突然像被雷击或被热水烫到似的，瞬间从地上蹦跳起来，转头看着我。
我看见他的眼睛睁得老大，眉毛不协调地一高一低，两旁脸颊的肌肉紧缩在中间，大张的嘴巴露出缺了好几颗的牙齿。这滑稽的表情融合了惊讶、恐惧、震撼、恶心……我从未想过一个人的表情可以同时涌出那么多的情绪，但是我想，以他的年纪，他的表情仅负责把一瞬间的感觉倾倒出来，还不足让他细细咀嚼这些情绪的真实性。
男孩蹲在我旁边呕吐了起来。
S镇的地势非常低矮，并且潮湿，只要有大型卡车经过，整个地层都感觉随之震动摇晃。在多年前那场持续下了两个多星期的大雨中，S镇外的大沼泽被雨水淹满，把一个过路人与一头母牛淹没到沼泽中。农夫听闻呼喊，便开来大型农具车抢救，才费力地把这人与母牛拉起。当时，已怀孕的母牛却在沼泽中产下一只身体为牛状但是头部为人形的怪物。看到的人无不惊慌失措，深信这是一个恐怖且不祥的预兆。
通常看见这种怪物，我们会狠狠地杀死并丢弃它，但是救出他们的农夫却坚持饲养，于是，奇怪的事情开始层出不穷，S镇中的女人一个个接连流产或难产而死。在1970年至1975年间，城镇的女人只剩下之前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
终于，在众人的大力斥责之下，农夫把怪物拖到广场上，当众杀死，并且把人形头颅血淋淋地挂在外围石墙上方，小镇才逐渐回复原状。
1963年.S镇秋日季刊
这是我在图书馆中的资料室里无意间在一本早已停刊的杂志中翻到的一则多年前的传奇轶事。
很多人都曾经说过或耳闻：S镇是个不祥的地方。
S镇位于西部平原与丘陵之间，以经纬度或气候来说，是一片种植什么农作物都能生长的肥沃土地，但这项优势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S镇仍旧是一片荒凉的地区，别的地区都称呼它为“乡下地方”。
从遥远高耸的麦田高地便可以轻易望见S镇，但是真的没什么好观望的——许多浅绿色低矮平房并排成列，镇上紧密的住宅区当中，没有任何独特的建筑，太过统一地让人觉得无趣沉闷。南边围绕着一条混浊的谭亚河支流，北边则是进入T市的唯一道路：第六号公路。东、西两侧有些是经年未种植谷物的荒地，光秃秃地任由田埂横切过去；有些则是成排的砖红色工厂。
四五月的雨季过后，是融雪的初春时期，镇上皆光露无遮，没铺任何柏油的道路把厚厚的尘土搅和成肮脏的泥泞。
而聚集在S镇中心的住宅区，顺着主干道马兰伦大道往前延伸，中间地带则耸立着几栋突出的米白色大楼，是这里的小型行政机关，镇公所和地政事务所，与医院诊所、邮局、警局及银行皆集中于此。这里也是最主要的商店集中区。贩卖日常用品的商店或小吃店散落在住宅区两边崎岖蜿蜒的小巷或大道中，横插在住宅平房之间的，有些是主妇们维生兼卖的小卖部，有些则是住家开的冷饮轻食店。
商店街则聚集种类较多规模也稍大的店面。镇上居民常在下班后过去小酌一番的多是没有店名的小酒吧。最多人去嚼舌的南西咖啡馆，老板娘南西，一把年纪了，仍维持苗条体态，喜欢穿贴身露肩的扶桑花洋装，脸蛋有些方，习惯在上面涂抹过分夸张的化妆品，态度倒十分客气有礼。这家店里卖些简单的三明治与冷饮，但老板娘大多数时间则倚着吧台与镇上的人聊八卦。还有些服饰店与休闲用品区，但大多是二流货色，包着塑胶袋的商品上积满了灰尘与脏污。
S镇的地理位置与繁华的T市毗邻，南边则紧邻着同样较为发达的E市。开车横越接连S镇与T市的第六号公路，需要半个小时。由于毗邻的盆地T市聚集了整个地区主要的建设与开发，百货业与服务业发达，人口密度也最集中，导致地价昂贵，所以地价低廉的S镇就成为T市主要的工厂集中地，不论印刷、钢铁、电子或者加工业的开发制造，需要大面积厂房的产业全聚集在S镇，需要大量生产力。
人力资源的分配也如这两个市镇的特质，S镇聚集所有想来T市居住工作却又住不起昂贵房子的各路人员，被T市人称为低下的乡下人或者粗俗的蓝领阶级。
而传出怪诞传言的地点，则是从S镇那座布满涂鸦的高墙外，沿着地上终年泥泞却笔直的泥路往前走出约五公里远的工厂区块。那条泥泞道路的两旁是占地极广且杂草长及膝盖的草原，这里盛传各种诡谲的谣言。1970年之前，S镇外围没有草原，而是如这杂志刊登的轶事所形容，是一片泛着浅水的沼泽洼地。我记得是在1975年之后，可能因为整个生态环境与气候的改变，沼泽地才逐渐改变形态，由底部缓慢长出杂草，最后变成这片苍绿的草原。
每年想要去繁华的T市找工作的人从各个地方驾车驶上从S镇直达T市的高速公路。他们前仆后继地横越过S镇，有些人会在未到达T市时发现S镇的工厂终年缺人而定居下来；大多数人会顺利到达T市，找到工作，却因房价太高而转回居住在S镇，每天往返通勤；但也有很少数的人，根本到达不了T市。
我从E市调来这里当警察，着手进行命案调查，发现许多命案中的大多数死者，都是来自不同户籍所在地但是清一色是想去T市找工作或想去那里生活的年轻女性。这让我想到美国的好莱坞，每年吸引大批的年轻女孩，想去那里成为明星或模特儿，以为可以飞上枝头当凤凰，但是最后，大多没有达成梦想却失去踪影——有些沦为餐厅服务生或卖场收银员，甚至堕落到去当舞娘或出卖肉体来换取继续留在大城市的机会，而有些则是在偏僻的角落被发现尸体，连一个目击证人都没有。
为了虚幻的名利与泡沫般的梦想，她们如飞蛾扑火般不顾代价。
1972年3月，贝妮丝，十六岁，原居E市，专门拍摄传单与特价资讯海报、已经在这行打滚五年的小模特儿，听从经纪人的建议，打算前往T市的演艺圈发展。五个月后，尸体在S镇草原南边的一户农家的地下仓库被发现。
（经纪人已提供确切的不在场证明）
1975年6月下旬，娜斯塔，十七岁，想要横越S镇到达T市找工作，失踪后家人马上报案。三个多月后，埋在草原中央的尸体被警犬寻获。
1979年12月初，在T市工作的艾薇，二十一岁，于新年假期开车返回家乡E市。等候一天未见人影的家人报案，于隔日在S镇草原道路旁先发现那台登记于妮可名下的红色房车（车身已撞毁），搜寻五个多小时后，发现艾薇陈尸于草原边缘第六号公路旁的水沟内。
“你觉得这些是怎么回事？”
记得我刚被调来S镇的第一个礼拜，获知要开始追查这些命案的那天早晨，被上级分派与我一同研究命案的伙伴——年纪大约三十多岁的肥仔理察，怀里抱着成堆资料档案，好像炫耀什么似的，把有些肥硕的下巴抬高，站在桌子对面，双手忙碌且有序地把命案档案一一摊开在桌子上，每一份都小心翼翼地不重叠。我看了他一眼，站起身，学他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从上往下审视这些资料。这些资料望过去肉糊糊的一片，间或有些鲜红的血色，也有一抹青绿色的痕迹，像极了一幅拼贴的抽象油画。
“我不知道，”我对他耸了耸肩，“我想这些是我被派来这里支援的主因。”
“其实，”他踱步走到我的旁边，低声地在我耳边说，“我真的相信那片草原被诅咒了！”
我点点头，转头避开他满嘴的大蒜味，继续专注地看着满桌的命案资料。对于诡谲草原的那些神秘玄妙的传说，我从不将之考虑为命案的主因。应该说，那里的先天条件，使之成为弃尸的最佳地点：阴暗、潮湿、隐秘、荒凉、偏僻……而连续发生命案的主因，我确信是因为S镇的地理位置以及前面所提及的其与T市之间互相依存、无法独立的残缺性，使得S镇的居民成分太过复杂。
再细问命案的发生原因——办案久了就会明白，很多杀人弃尸的原因都是没有原因。
1980年6月15日，上午10点，警局尖锐的电话铃声划破宁静。
电话里头的高亢女音严重结巴，一听就知道受了很大的惊吓。等到那妇人终于说出尸体的所在位置，已经过去了十分钟。我的搭档因为一早就去办一起家暴案，到现在都没回来，所以我挂上电话，独自匆忙地离开警局。开车前往发现尸体的现场时，我双手紧握着方向盘，才暗自惊觉这是自己在S镇接的第一桩命案。不是那些尘封许久、未被侦破的案子，也不是积压过多疑点以至于逐渐磨灭期待、变成一个档案那样过久的失踪与死亡。
这是一个进行时，活生生的命案进行时。
我驱车到达现场，接着把那名呕吐不止的男孩送回附近的住家，用黄布条封锁现场，打电话回警局寻求支持。在等待的时间里，我坐到尸体附近的一棵树下，抹了抹额头上的汗，终于深深地喘了一口气。
如果这草原没有发生过那么多事，它真的算是一个漂亮的风景区……我把湿汗随手抹在裤子上，转头眯着眼，看向辽阔的青绿色。那随着阵阵微风起伏的翠绿波浪与弧度，配合着点缀着白云朵的湛蓝色天空，真的像是画里才会出现的风光。或许来这里定居的人并不全然贪恋T市的繁华，而是为了这片既恐怖又美丽的草原风光。众说纷纭的传说让这片草原增添了一股无法取代的神秘魅力，也不知不觉地让这片青绿更加诱人。
然而，我并非口头宣称的被派来S镇支援的警察，也不是为了靠近T市或者是被这片草原的致命美丽所吸引而来……我低下头，摸出衬衫口袋里已被压扁的烟，点上一根。
是我主动向主管要求从E市调职到S镇来，连生活起居也一同迁移到这个大家一致认为出事率最高、风评最糟的城市里。现年四十五岁的我，虽然距离那让我决心离开的事件已有十年，但我仍然得承认，那伤痛将会永远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一辈子。
十年前，1970年6月5日，我被E市警局调派至T市出差。据通报，有个被E市通缉多日的毒贩，在T市的大卖场中被线人看见，线人甚至已经确定了毒贩的住所与经常出没的地点。在整个事件与人物未确定前，上司要我独自前往打探，如案情必要，可能会待在T市过夜。我接到命令后，毫不犹豫地马上整装出发。
因为就在去上班的前几个小时，我与妻子发生严重的争执。到底为了什么事我已经忘了，但我记得那是我们结婚多年来第一次发生如此激烈的争吵。
两人对峙着站在客厅的沙发前，嘴里仍旧满是疯狂指责与辱骂对方的言语时，我瞥见不知何时已被我们吵醒、年仅六岁的女儿爱蒂，正倚着旁边由二楼下来的楼梯扶手盯着我们。但这不是我先停止一来一往的争辩、想尽办法让自己平静下来的原因。虽然我不希望爱蒂看见这一幕，但它毕竟就是发生了。我想这或许是我们家庭生活中的一个不愉快的插曲，如果她长大一点，一定会理解。
我突然闭上嘴巴不再继续争执，是因为妻子当时的模样非常可怕。她身上仍套着粉红色的棉质睡袍，披头散发地站在我面前，原本深棕色如同瀑布般的美丽长发正湿黏地贴在她的脸颊上，眼睛泛血地瞪大，消瘦的颧骨突出，用右手不断地戳向我，提高音量地喊叫着许多奇怪的音节。听清楚后才发现，那些都是非常下流肮脏、不堪入耳的脏话。
我很惊讶，隐约觉得妻子有些异常。以我对她的了解，成长期一直就读于天主教女子学校的她，平日连大声说话都觉得丢脸，但是在那个时刻，她却好像变成整日在下流地方打滚的妓女流氓，顺畅流利地骂出根本无法想象的肮脏字句。我的脑袋嗡嗡作响，震惊多于愤怒，使我无法在那种情况下走过去好声好气地安抚她。
她不是我认识的任何人。我在心里有了这个奇怪的想法。于是，我选择沉默，然后转身甩门离开——而这个举动让我终身遗憾。
“苏利文，现在情况如何？”到达T市五个多小时后，大约是晚上7点30分，我接到上司打来询问的电话。
“我现在到了毒贩的公寓楼下。之前看见他在街角的巷弄里跟另一个人谈话，对话内容不清楚。我现在会想办法去他公寓对面的楼层，从那里监视他的举动。”我大力地吸了一口手中的烟，眼睛仍直盯着对面三楼的窗口。
“嗯，进度还算不错。我跟你说，你现在马上回E市，我会派人去接手你的工作。”
“为什么？”我诧异地问道。
“我刚接到你家里打来的电话，你的女儿放学没回家，已经失踪将近三个多小时了。我想……你最好先回来处理一下。”
等我回到E市警局时，看见妻子的弟弟，也就是和妻子相差三岁的小舅子，一个刚退伍回来在T市加油站打工的小伙子，克里夫，独自低着头坐在长椅上。我与他不算熟，他是我妻子唯一的弟弟。听妻子说，他高中毕业后放浪形骸地过了好几年，后来因父亲过世才从泥泞般的窘境中逃离。
我一踏进警局看见克里夫，就明白我的妻子应该在家里等待爱蒂或者相关的知情电话。我仓促地询问克里夫。据他说，我的妻子大约在我早上出门后，语调崩溃地打电话给他，但那时他正在上班，所以等到下午5点才到达我家。而后，两姐弟在客厅聊天，等到妻子意识到爱蒂没有回家时，已是6点多了。爱蒂就读的小学是4点整放学，所以当他们俩察觉不对劲、疯狂找寻后没有结果、再打电话报警时，距离放学时间已经过去了三个多小时。
爱蒂就读的小学从家里大约走十五分钟就到。只要我与妻子下班后来得及，一定会去接她，但也有两人都没空需要她自己回家的时候。而综合今天糟到不行的情况，我相信爱蒂早上看见我们激烈的争执，心里应该有了自己走路回家的打算。
“所有相关的人都问过了吗？”
“爱蒂的老师说看见她与同学一起走出校门，那时是4点05分。也都打过电话询问与她要好的同学，回答说是在校门口转角的地方与她说了再见后，各自回家了。”
转角。我在脑中快速地闪过那个地点，那是出了校门右转的位置，没有任何商家与店面，只有一座深绿色的投币式电话亭，与终年并排停满街道的各种车辆。
不祥的预感如潮水般向我席卷而来。
“爱蒂是走向回家的方向吗？”我的呼吸急促，衬衫后背已经湿了一大片。
“没有人知道。她们说爱蒂好像就等在那边，大家转头继续走，没有人知道她是停在那里还是稍后就往回家的方向走。”克里夫声音沮丧地回答我的问题。
爱蒂的失踪，至此就像被按了隐形暂停键，停止。
爱蒂失踪的三个月中，我与妻子疯狂地问遍所有人，老师、同学、邻居，甚至当天那一排车辆的所有车主。我与警局同事也全都彻底调查过，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知道爱蒂那天从校门口转过弯举起手与同学挥手道别后，究竟去了哪里。
没有目击者。没有相关资料。没有线索。没有任何可疑者。甚至，没有尸体。
一切的一切，全都蒙上一层乌黑的绝望，我连要对谁发泄愤怒与伤心都不知道。好像爱蒂从那一刻开始从这个世界上蒸发了，与空气或所有气体融为一体。我非常明白，过了寻找的黄金时期，失踪就等同于死亡。然而，我还是在时间与时间的缝隙里假装爱蒂只是跟我玩捉迷藏的游戏，寻找家里能够藏匿她的各个地方，如同我们先前玩过的几百次一样。她最喜欢躲在房间角落那个贴满粉红兔的衣柜里，在我拉开衣柜的瞬间，嬉笑着扑到我身上。
“噢……爱蒂……”我打开衣柜，捂面倒在地上。
1970年9月25日，距离爱蒂失踪约三个多月后，我的妻子被送进精神病院。
她把爱蒂失踪的过错全怪罪到自己身上。一开始是整天哭泣，原本在图书馆的工作也只好辞掉。然后，便是彻底的疑神疑鬼，电话与门铃声都会让她颤抖与崩溃，甚至大声点的电视与外面的响声都让她歇斯底里。后来，接连三次吞药自杀未遂，根据医院的判断，如果妻子不住进精神病院让专业人士二十四小时轮流看护她，她真的会在我面前消失，我会在失去爱蒂后接着失去她。
我回想这浑噩的三个月里，妻子仿佛遗忘语言能力般，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尽管我告诉她上千上万次不是她的错，我还是能见到拖曳在她身后的巨大哀痛的阴影。
我身后的阴影也如她一样忧郁且永远不会消失。
“你的妻子以前就有相关的病史，她的精神状态一直不是很稳定，最好即刻整理行李住进去。那里的设备很完善，医生与护士都相当专业，算是这个城市的顶级医疗所。”顶着一头雪白头发的医生合上手上的一叠资料，面容严肃地向我宣告这个最后警告。
我从不知道妻子曾经有过相关的病史，我只记得她很讨厌看医生、讨厌去医院，以前不管生病感冒多严重，都坚持不就医，要在家里休养。我听见医生说出这句话时，脑中浮现了两个画面：
第一个，是爱蒂失踪当天早上，她露出从未见过的狰狞表情，突然对着我骂出许多恶毒肮脏的字眼。那是征兆，所有事情的征兆。如同从顶点开始往下滑落的那一把推力，断裂前的瞬间定格。
第二个，就是我沉默过后的转身，甩上门，站在合上的门口，作了好几次深呼吸。那时阳光炽热，一道金黄色的光线笼罩着视线，旁边的树影则错落地筛在我的脸上。我眯着眼睛看着前面宽敞的、如同镀了一层箔金的笔直柏油路，心思却紧紧纠结在一起；我甚至在门前抽了根烟，考虑着是不是要转身掏出钥匙，进家里再和她好好沟通，或花上几分钟安抚受了惊吓或许还站在楼梯上的爱蒂。
但是我没有，我就是没有那样做。我从不知道，这个转身是我的人生开始往下坠落、家破人亡的转折点。
1971年1月17日，距离爱蒂失踪已经过了半年多。本来由我调查，也就是我曾站在他躲藏于T市公寓对面的楼下望着他窗口的毒贩鲍伯被捕。在多日侦讯逼问下，他提供了一连串毒贩与吸毒者名单，以换取自己的减刑。他在无意间，透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原本以为与我再也无关的案件，此时像开玩笑般朝我用力滚来，与我的人生紧紧黏贴。
“苏利文，你知道鲍伯已经招供了吗？”同事一见我走进警局，马上凑过来递给我一杯咖啡。
“哦，昨晚听组长提过。”我顺手接过咖啡。
“我想，我想你最好去问一下，因为名单上有克里夫的名字。”同事突然压低声音，在我耳边像讲悄悄话般对我说。
“克里夫？我的小舅子克里夫？我怎么不知道他吸毒？”我皱起眉头。以我的了解，吸毒者通常不会马上戒掉毒瘾，尤其是吸食过久的毒犯，在之后的时光里，很容易因为生活中遇见一点挫折或不顺，便轻易地重新踏进毒虫行列。我想到这里，才意识到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见到克里夫了。
他在爱蒂失踪的初始曾协助我们搜寻，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大概也明白找到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便回到了他居住的T市。我曾听妻子提过克里夫曾放荡过，所以得知他吸毒并不过于惊讶。
我把手中的咖啡一口气喝完搁下，走到长廊尽头的缉毒组办公室。
“听说鲍伯……”我敲了敲门，转开手把，还未说完第一句话，却看见办公桌后那个我熟悉的缉毒组组长脸色相当凝重地站起身，拉开对面的椅子要我坐下。
“苏利文，我要跟你说一件事，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于是，组长告诉我，有双凹陷眼窝的毒贩鲍伯供出所有名单后，连带地透露某天晚上在酒吧里遇见喝醉的克里夫，两人疯言疯语地对话了许久，听见了一个警方一定感兴趣的消息。
鲍伯在口供中提到，他记得与克里夫两人一起干掉半打啤酒后，便开起黄腔，讲到关于男人对于女体的渴望与玩笑。应该是鲍伯自己先说起公寓隔壁那久未结婚的老处女，他口沫横飞地形容那女人的长相，还认真想过她干扁的裸体是什么样子，甚至有时还会因为生理上的骚动想象过与她上床甚至求婚的画面。旁边已满脸通红的克里夫突然仰头大笑，连口中的啤酒都喷到吧台上。
“有那么好笑吗？你喝醉了吧，别喝了，克里夫，我送你回家！”鲍伯有些不开心，他认为克里夫的大笑根本是在嘲笑他。
“没有，我没有醉！”克里夫粗鲁地把桌上的啤酒推开，身体凑了过来，“你的意思是不是要结了婚才能解决生理上的焦虑？我告诉你，结婚、组成家庭、生孩子简直是我们这种人不能奢望的！跟你说个秘密，我的姐姐根本是个神经病，”他用右手的手指，粗鲁地点了点太阳穴，吞了口口水，“神经病你知道吗？那种人是不能结婚的。”克里夫又把推远的啤酒捞过来喝光，继续说：
“姐姐大概在……我想想，好像是我读高中那时，啊，就是我在墨非酒吧认识你，跟你买海洛因前后，说是在哪次旅行时认识她现在的丈夫，两人居然就偷偷私奔去结婚了。当时我与她在家中是相依为命的两个人，母亲早死，而我的父亲则是个不折不扣的畜生。失业在家整天酗酒，喝醉了就打我们……每天找各式各样的理由，拼了全力痛打我们。有时候是因为起床时间晚了，有时候是因为电视声音太大，更多时候则是因为他说话时我们的眼睛没有看着他。我每次盯着他那油腻如肥猪般令人嫌恶的脸，心里在想：你打就打啊，还费力找什么狗屁理由！后来我大概明白，他这样做无非是希望我们不要太痛恨他。他费心了，我对他的恨老早就超过我可以想象的范围了。”
“喂！你喝醉了，不要再说了，我送你回家吧。”鲍伯不习惯与人深入聊天。交钱给货是一贯的作业模式，他很少与人深交，尤其是他的客户，更是不可以。鲍伯心里很清楚，堕入到毒虫行列的人，有百分之八十无法面对自己的人生，他不想面对那背后隐藏的黑暗面。
不是不想，而是无法。如果真的知道了，那么他与毒虫之间的供给关系一定会混乱。因为他很清楚，人生本来如同一座正在焚烧的高塔，只要犯一点小错，就会引发更激烈的熊熊火焰，烧光高塔里所有的木材。
站在自己的即将烧尽的塔端，去观望正在焚烧的别座塔，是最不应该的。
人都会有恻隐之心，会想要忘却自己的灰烬去帮毒虫救火，那么他的毒品市场就会开始萎缩，然后让自己的高塔焚烧得更快。
“不，你听我说，我一定要说。你知道我何时才再见到我姐吗？直到我爸过世，整整五年的时间，我都没有见到她，空白了整整五年啊……她根本就是背叛我，背叛我们一起扛苦难的默契逃走！我永远不能原谅她！”克里夫此时的表情却很平静，像在描述曾看过的新闻事件般，完全事不关己，只有眼神茫然地透露少许的情绪。
“所以呢？唉，人本来就会自己寻找比较舒服的方式过活，你姐根本就没有错。”鲍伯把吧台上的酒瓶推开，放弃劝阻克里夫回家，拍拍他的肩，想要尽量安抚他。
“不对！不是这样的！我姐长期处在高压恐惧中，所以高中时曾经得过严重的忧郁症，很严重，是会产生幻听幻觉的那种。她学校的老师曾带她看过医生，医生都说以她的情况应该住在精神病院里，但是我家哪有闲钱啊？还是让她如往常一样地过日子。神经病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方式的生活会舒服？她居然还私奔去结婚，甚至背叛我！我不是神经病，我当然知道怎样才会让我心里舒服一点……就是把她的女儿杀了，然后把他们搜寻不着的尸体埋在他们家后院。”
“你开玩笑吧？不是认真的，对不对！”鲍伯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
“哈哈，你无法想象我有多认真！”克里夫说完，把手上的啤酒一口气喝完，又说了许多乱七八糟的话，但是没有再提这件事。
组长说到把尸体埋在后院后，突然闭上嘴巴，僵硬地伸出右手把鼻梁上的眼镜取下来。我盯着眼前的组长看着，感觉全身的血液迅速往脑门冲去，眼前的一片变得异常清明。我感觉自己站在人群中间，旁边所有的人都对着我说话，对着我说些我听不懂的话语，我捂上耳朵……好吵……真的好吵……
“克里夫在哪里？告诉我他在哪里！”我回过神，粗暴地大声吼叫，转身往外面冲去。
“苏利文，你冷静点，不要冲动！他已经被拘留了，这件事我们会好好处理的。”组长追上我，动作利落地把我按倒在地上。我的四肢在凝结的空气中用力挣扎，被压制在地板上的身体发出强烈的疼痛，安静的空间里只剩下我哀嚎痛哭的回声。
当天晚上，重案组派出一组约五个队员来到我家。挑着白亮的照明灯，迅速地把家里十坪大的后院翻了过来，只花了半小时，就挖出了爱蒂已经腐烂的尸体。
我从未想过。那段疯狂寻找爱蒂的时间里，我们想破了头，跑遍了所有的地方，都想不到她究竟在哪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原来日思夜想的爱蒂，其实从未离开过我们，她只是躺在后方庭院冰冷的泥土里。
我也从未想到这一点。这是最让我痛心疾首的。
十年前，我三十五岁那年，我年仅六岁的女儿爱蒂，被她的舅舅，也就是与我的妻子相差三岁的弟弟杀死，埋在我与妻子住的房子庭院的泥土中。
我把烟按熄在脚边的干泥巴里，眼睛仍旧盯着这片广大的翠绿草原，身后圈起的黄布条在微风中颤动着。这十年中发生了很多事。克里夫受到拘留，而后被法院宣判死刑，执行。那段时间里，我因为精神状态极度不稳定，被强迫禁闭在警局后方的精神病院中。那段时间其实非常短暂，听说克里夫被捕后很干脆地认罪，法院也即刻判决死刑，全程不到一个月。
我想了千百遍，在这短暂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有可能是哪个多嘴的护士在讨论这场人伦悲剧时没有发现我的妻子在场，而同时我也被关在不同的精神病院中无法探顾她；也有可能，他们姐弟俩心灵相通，所以一个死去，另一个便也打算死去。
但是，我始终认为妻子的死不是因为克里夫的死刑，而是因为这个死刑背负了如此悲痛的回忆。
所以当我终于从病院里被放出来，却必须马上面对另一个悲剧：我的妻子在克里夫被行刑的那天晚上，用塑胶餐刀刺破自己脖子上的大动脉，抢救无效。这等同于，从小是孤儿的我，从不见天日的昏暗病房中出来后，就失去全部的亲人，这世界上空荡荡地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尸体上没有任何线索。死者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因为尸体严重腐烂，指纹比对等查证身份的一般方法都丧失功用；且目前医学上的DNA比对也未臻成熟，最后一个希望应该是等齿模的资料出来，或是前来认尸的家属提供正确的资料。我想，现在只有先从失踪人口案件上去一一核对了。”
我听着验尸官的说明，写些笔记在记录本上，然后望着全身赤裸发青的尸体。尸体腐烂的程度比我想象的还要夸张。据验尸官的详细说明，不只因为发现的时间过晚，那些野生动物对证据的破坏也相当严重。我看得出来，要不是那些动物们吃掉了她右脸颊的肌肉，我想她应该是个面目清秀的少女。
“你看她有多大年纪？”我转头看着正弯着腰用棉花棒小心翼翼地清理尸体耳中泥巴的验尸官。
“依照仅剩的线索，我估计她大约十六岁上下。”他维持一样的姿势，金边眼镜滑到油腻的鼻头上。
十六岁。如果爱蒂没死，今年也刚好十六了。
原本已经打算离开的我，又转身站回尸体架旁边，重新打量上面的女孩。毫无杂色的纯粹金发，紧闭的眼睛上覆盖着一层浓密的睫毛，细瘦的身体看起来有些发育不良，扁小的胸部下，横晒着一条条清晰可见的肋骨。双腿修长匀称，身高大约168公分左右。左膝盖上有一道受伤愈合的浅色伤疤，很不明显，大约在膝盖的后侧方。我静静地站在尸体旁看了很久，直到验尸官准备进行剖尸来查验死亡原因，我才默默地离开。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只有两个曾经报过失踪人口的家属来认尸。尽管只有两位，但过程却非常离奇，不只令接下这件案子的我感到诧异，连我的伙伴理察也好几次感到心烦气躁，不止一次告诉我，他希望我全权接手这个案子，他一点都不想插手。
“这两个女人简直是疯子，道道地地的疯子！我想如果再看见她们，我一定也会变成疯子！”理察总是挥着拳头这么形容她们，非常枯燥贫乏的形容。但是我觉得除了疯子，真的没有别的形容词足以形容这两位前来认尸的家属。
一位是年纪大约与我相同、四十五岁左右的女士。体形没有这个年纪该有的迟钝或发胖，反倒是一身爽朗的清瘦，配合她身上的连身麻布料长洋装，更该显得年轻。但是看上去却比实际年龄衰老，原因是她脸上从额头到眼角到法令纹的深刻皱纹把她纷杂忧郁的思绪全部都刻画在外表上了。
另外一位家属的年纪相当轻，二十四岁，有一双大眼睛，娃娃脸，留着短短的标准学生头，身型娇小纤细，简单的牛仔裤与白色T恤。她一进到警局，就让人直觉这样年纪的女孩应该是来报自己的单车失踪或者饲养的小狗走丢之类的小案件。但是当她一开口说话，你会马上收回刚刚的幼稚联想，而对她产生莫大的兴趣。这女孩很奇妙，早熟似乎还不足以形容。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非常灵活，除了第一眼印象绝对是聪明之外，她的谈吐也让人觉得，这孩子仿佛经历过许多不属于她这个年纪应该经历的事情。
“我昨晚接获关于失踪人口通知的电话，叫我葛罗莉就行了！”第一位女士直接走进来警局，告诉我们她的名字。
“请问您报失踪的家属是……”我听了马上从座位上起身，走过去与看似相当冷静的她握了握手。
“安娜，我的独生女安娜。”我暗自深深吸了一口气，对她点点头，请她尾随我到长廊尽头那停放着尸体的房间。
安娜。我一边往长廊的尽头走去，一边迅速在纷杂的回忆中检索。如果我没有记错，警局将全部失踪案从一位即将退休的老警官的手中移交给我时，老警官提醒我，这位母亲真的急迫地想要找到她失踪的女儿。
“每个来报失踪的家属应该都很着急吧？”我不解地问道。
“不，你如果看过她，你一定会印象深刻。有些人来报自己亲人的失踪，一看就知道是那种想要了结的心情。你现在应该很难想象，但是接触失踪案久了，你光看他们的反应就会知道，那种假装得很好的焦虑根本骗不了我。”
“那这位母亲呢？她是边哭边报案吗？”我低下头，仔细翻阅从警官手中接过来的资料夹。
“其实我也会按来报失踪的家属反应而私下去加快或放慢查案的进度。毕竟失踪案那么多，我个人是以这个作为工作上的自我判断。这母亲没有像那些假装伤心悲痛的家属矫情地哭得稀里哗啦；相反，她很清楚地说明她的女儿安娜那天什么时间失踪，外表特征有哪些，等等，说得相当详细。过程一切看似正常，但是那却是我真正第一次听见一个身为父母的人为了孩子而心碎的声音。”
“心碎声？”我抬头凝视着面前的警官。
“对。很奇怪，那是一种抽象的感觉。我当时送这位母亲走出警局，她回过身来跟我道谢，我看着她暗褐色的眼睛，眼角旁如刀刻般的皱褶，微微在我面前颤动着，瞬间便明白了，她知道，她知道自己的女儿安娜在离家出走后便凶多吉少，她为了这个心慌得都碎了。”他用沙哑的嗓音说着。
我沉默地低下了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了吧，我想。多年前我接到爱蒂失踪的电话，那时的我应该也跟这位母亲一样，心慌得碎成一片片的。不止当时，我深刻觉得，只要是为子女心碎过的人，心是很难再复元的。
不管过了多久都一样，只能沉重地拖着这颗破碎的心继续苟活。
“苏利文！这里还有一位要认领尸体的人！”当我的后头跟着那位母亲已经走到停放尸体的房间门口，正准备扭开门把手时，理察的声音从长廊的前端传过来。
我疑惑地回过头，看见一个漂亮的小女生态度从容地向我与葛罗莉举个躬，迈开脚步走向这里。
她就是罗亚安。理察口中第二个女疯子。
“请问你报的失踪案是？”我放下原本准备转开门把的手，询问眼前越走越近的女孩。
“十年前的失踪案。报案的是我妈妈，失踪的是我妹妹罗亚恩，失踪时她六岁。”罗亚安非常利落地把话说得相当清楚。我愣了一下，罗亚恩……脑子里还转不过来她所说的在资料的哪一页，但我想反正先让她们两位看看尸体，之后再慢慢查证也不迟。
事情就从这里开始。
当时我们三人依序进入房间中。我静静地把尸体上的白布掀开，以为她们会被残破的尸体吓到，但是没有，我实在太低估她们两人了。葛罗莉一进入白亮的房间中，就把右手手掌捂住嘴巴，从头到尾都没有把手放下来过。罗亚安则皱着眉头，那个年纪的小女生皱着眉，照理来说应该有种不协调的老成，但是没有，在看过她笑着打招呼与皱眉后，我马上就明白，这是不快乐，是忧郁情绪，眼前这女生跟它相处得实在太过融洽。
两人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但都睁大眼睛，异常近距离地仔细盯着那具裸露的尸体。
在这段认尸的时间里，我退到房间右后方的窗户旁。当时阳光正强烈，从透明的玻璃窗外晒了进来。金黄色的光线被窗子浓缩成一格正方形，漂亮地把房间内暗灰色的瓷砖闪得发亮。我眯起眼睛，看着前面两个在光线下映得浓黑的影子，仿佛在瓷砖上烙下的两个永恒的印子。
“两位有没有什么发现？”我清清喉咙，在过于安静的空间中开口问道。
她们仍旧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异口同声说会再跟我联络。当天晚上，我把失踪档案带回家，翻看关于罗亚恩的档案。档案上的纪录很详尽，代表警方曾经仔细追踪过这个案子。罗亚恩在十年前的六月初被母亲带去超市买东西，就在母亲踮脚费力地去取上层架子的盒装玉米片后，转身回来，手推车上的罗亚恩已不见踪影。
警方当时到超市调出当天的摄影机拍摄内容。纪录上写着：影片拍得非常模糊，只隐约拍到一个体型高大壮硕、戴着一顶黑色鸭舌帽的男人，慢步走近手推车旁，然后镜头被一个停在附近看商品的胖妇人挡住。妇人只停了大约五秒的时间，走开时男人已离开，手推车上的罗亚恩也不见了。
纪录上写明那位胖妇人是住在附近的邻居，她记得自己曾停在那商品前考虑价钱，但是因为太专注于比较价格，所以根本没注意到旁边手推车中的小孩和她身后挡着的男人。男人在影片里特征不明，但确定没有任何前科，警方也没有相关纪录。当然也曾把影片中清晰度最高的影像印成照片公布在各个地方，但是没有人来指认，甚至没人有印象见过这样的男人。
或许是太模糊了，男人的帽子遮住了脸部的所有特征，又或许他是有技巧地避开摄影机，所以即使被拍到也无济于事，等同于整个失踪案没有任何线索。
罗亚恩失踪后，她的母亲马上到警局报案，但是这起失踪案一放就是十年。我想，罗亚安和她的母亲、父亲或许做好了再见到罗亚恩时应该是一具尸体的心理准备。但或许不用这么悲观，还未见到确切的证据前，没有人能说罗亚恩已经死了。
我把档案合上，揉揉发酸的眼睛，眼眶泛泪地打了好几个呵欠。我起身把桌上的灯熄灭，上床睡觉。
隔天一早，我一到警局，连身上的外套都还未脱，理察马上走到我的办公桌前。
“喂，你看这个！”他把一本相本摆在我的桌上。这本相本颇大，外观是枣红色硬壳精装，一尘不染，像是全新的。
“这是？”我伸手过去翻开第一页，第一页的相本中央放着一张婴儿的照片，就如我们印象中的婴儿，皱着张肥嘟嘟的脸，小小的五官卡在里面。
“是一大早限时快递来的，有封信夹在里面。”理察摇摇头，把一封折成长方形的米白色信纸从口袋里取出，放在相本上面。我先把信搁着，打开相本。相本中有很多照片，每张相片底下都有清楚的纪录：生日派对、全家出游、观赏花季或游动物园……光是一页页翻看就明白，这家人一定很宠相片里的小孩，也相当爱拍照，把生命中的每个细节纪录得非常完善。
我迅速地翻到最后一页，相本中的小孩停在六岁的年纪，我的心里大概有底了。
这段时光是静止的。
我常常梦见我走在一条长长的街道上，街道非常安静，没有人也没有声响，感觉像是节庆狂欢过后，街景与人一起用力摇晃之后平静的舒坦。地上还看得见破碎的彩带与褪去颜色的彩球，散落在街面与房子之间的缝隙中。
我往前走，就会看见我的母亲，脸上留着还未经历过迅速衰老的青春光泽。她站在街道的尾端，在阳光下对我挥着手，要我走到她的身边。
这个场景我在相同的梦里已经历过不下百次，但是看见那双在宁静空间里摇晃的手，心里仍会泛起一阵激动，一阵兴高采烈的开心，起身走向我那年轻的母亲。在与母亲越来越近的距离中，我看见她雀跃的表情随着我的靠近而垮了下来，从带着笑的眼睛，到上扬的嘴角弧度，一直到鼓起的双颊，都开始由上往下拉扯。
直到真的站在她的面前，她那笑脸已经变成了哭丧。她说，不是你，你不是那个让我挂心担忧的女儿。不是你。
不是我。这是我会由这重复的梦境中惊醒的唯一原因。
母亲把罗亚恩失踪之痛牢牢地背在身上十年，没有一刻甩下身。我们从哭泣、愤怒、哀伤、痛苦、忧郁到沉默等待；然后，时光在这里便彻底地停止了。
母亲的模样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老迈，如同这场失踪在她身体里按上了加速键，一切皆那样迅速且无知无觉。当我看见她脸上层叠的皱褶深深地叙述着这段时间的空白，我才明白在那个梦境里母亲摇着头一遍又一遍地说着“不是我”的真正意思。
我想，除非罗亚恩的尸体或是活人真正地在我母亲面前出现，否则她的人生，还有我们这个家，就永远停留在沉默等待的这个地方，不会往前移动了。
罗亚安
1980.6.18
我把信看完后折起来，叹了一口气，准备走去理察的办公桌，与他一起讨论案情。理察却先走过来，手里还拿着两杯热咖啡。
“这位警察与我一起负责这个案子！”他背对着身后的人对我使使眼色。我一侧身，就看见葛罗莉那张安祥的脸。她礼貌地与我打过招呼，在我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
“我想，那真的是安娜。”葛罗莉开门见山地对我说。
“你是说那具尸体？”我把桌上的相本合上收起。她瞄了一眼，没有多做表示。
“是的。”她语气肯定地点点头，紧紧抿了抿嘴巴。
“现在，事情是这样的，目前能够证明尸体身份的资料很少，发现的时间太晚，如您所见，尸体几乎残缺不全，我们只能从尸体大约的年纪来查明与联络。目前在S市年龄相近的报案失踪人口有六名，但仅有两位前来，一位是您，一位是十年前的失踪人口罗亚恩的姐姐。”我下意识地按了按口袋中的信。
“上次与我一起看尸体的那个女孩？”
“对。我刚刚收到她的信，她没有确定尸体就是她妹妹罗亚恩，但她热烈地希望是。”我凝视眼前这位气质优雅的女士，很老实地把情况告诉她。我无法说谎，我仍牢牢记着老警官把失踪案托付给我时所形容的她的心碎声。
“所以现在？”
“所以现在如果你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安娜身上的胎记或是可供确认尸体的身份证明，我想事情会顺利很多。”
“那么凶手呢？杀死安娜的凶手呢？”她突然语气激动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们会尽全力，相信我。”我抬头认真地望着她那双美得出奇但饱含忧伤的双眼，似乎要把我这句话的实体重量传达给她。她对我点点头，那股激动愤怒迅速被她巧妙地隐藏起来。
“好。问题是安娜身上没有任何胎记。从她出生，医生就说她的皮肤如同天使般光滑灿烂……那、那我回去找出安娜的就医证明。”葛罗莉没有坐下，转身走出警局。
随后，在真正提交证明尸体身份的证据之前，她们两人像是说好一般，葛罗莉天天来警局，后来甚至连警局的人都习惯让她自己踱步到长廊尽头的房间里，然后什么也不做，就这样呆呆地看着尸体，任凭窗外的阳光在她身上撒下与隐褪不同的折射。而我，每天都限时快递收到一封再未现身的罗亚安的信。
无形的沉重一天比一天明显。
她们两人之所以会成为理察口中的疯子，是因为她们轻易地把自己最脆弱的一面让我们看见，然后要我们决定应该怎么办。
没有什么比这样更恐怖了。
我没办法不看着罗亚恩。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我们环绕着她，让她站在人群的中间，然后她会如往常一般地哼起一首曲子，听起来轻快得像是意大利的古老民谣。歌曲起伏明显，整首歌洋溢着陌生遥远海岸那种触及不到的鲜红热情，这是从某部她最喜欢的意大利电影中学来的。她喜欢把大她十一岁的我的那件珍贵又奢侈的红色洋装披挂在身上，扎起她丰盈的金黄色长发，慎重地由屋内踏向客厅的大门，一边喊叫着我们的名字，一边走向大门外那块深棕色的大理石平台。
“安！你看我，快看！我要当新娘了！”
她的声音是童稚的音质，但在此时又因为兴奋而使得那嗓音变得尖锐刺耳，几乎不用走过去，就可以想象她因开心而涨红的圆润双颊。
“心肝，小心点，不要摔倒了！”我的母亲或者父亲永远比我早到亚恩的身旁，然后笑成与她一样涨满红潮的脸，一同走入屋外那块种满罂粟花的庭院，把她抱在怀中转着圈圈；或者牵着她的手，回过身走到客厅的电视机前面，让她真的如新娘般地在那儿摆弄着各种姿势。
我凝望着她，从未感觉过的父母的喜爱完整地被亚恩拥有。有些小孩就是有这种魅力，你会忌妒或者羡慕她与生俱来的那种吸收宠爱目光的能力，但是你也是被她那种无可取代的可爱深深折服的其中一人。
我的妹妹亚恩，活着，或者失踪，或者死去，我们都明白她就是这样的天使。
罗亚安
1980. 6.19
我房间的墙上，贴着一张占了墙面的四分之一、已泛黄的老牌摇滚乐团“皇后合唱团”的海报。
海报的背景是镶满刺眼光芒的圆形舞台。中央四个蓄着落腮胡的男人，穿着样式一致的深紫色滑面西装，正仰着头高举双手，对着眼前的镜头或者观众，嘴角带着些许骄傲的微笑弧度。他们的眼睛大大的，眼珠颜色是湛蓝的，如同晴朗的没有任何云在其中的天空。那一抹蓝色拋物线细丝，正热烈地与旁边刺眼的光芒对吼着。
亚恩曾经把脸贴在这张海报中央的男人身上，告诉我她要成为一个万人迷，创造一个只属于她的摇滚时代。
“我要当万人迷！”我看着她张着浑圆的眼珠，异常认真地说出这句话，短小的手掌紧黏在海报上，五只肥胖的手指在墙上来回拨弹，如弹一曲无声的旋律。我几乎笑倒在地上打滚。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爬起身，清清喉咙，假装镇定地问她。
那是……那是大家都如你那般爱我的意思。她闭上眼睛，嘴角上扬的弧度竟与海报中的男人一模一样。
这十年来，我用尽了各种方式，耗尽了想象得到与想象不到的力气，始终无法把那样的微笑从我心里抹去。
罗亚安
1980. 6.20
我把这些信折起来收好，放在最底层的抽屉中。
收到第一封信是6月19日，限时快递送到警局的信箱中。隔天，又收到一封，再一封……这些信成叠成堆地承载过多的期待与想象，如一颗饱含忧伤淬炼的钻石散发出让人不敢直视的情绪光折，沉重得让我几乎一拿到信就能感觉那些随着时光流逝而逐渐平复的失去爱蒂的痛心，又开始从最底部裂出一条大缝。
这案子从发现到现在已经过了两个星期，如同其他沉寂到各式各样时光海域中的失踪案与凶杀案一样，没有任何线索与嫌疑犯，也没有任何能让警方打起精神的疑点。整个刑事组就在这一片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窒息感中，勉强让这两人，葛罗莉与罗亚恩，彼此安静且不间歇的心痛接力赛，横插进我们的日常，度过这段苍白的时光。
有时候，我会脱离警官的身份，顺从地跟在葛罗莉身后，两人一起沉默地各坐在殓尸房的两头，一起度过漫长的时间，一起看着苍白地板上的光影变化。尽管我明白这些家属的心痛与心碎，也愿意抱着属于自己的心碎与她们一起憋气沉浸到静止的伤心海域中，但是无形的压力终究会有溃堤的一天。
就在过了第二个星期后的第一天，警局上早班的同事刚换过班，就看见葛罗莉一如往常地安静走进警局中。虽然大家习惯性地从座位中抬头，目送她的身影进入最里的房间，但这还是让原本就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异常沉重。重案组组长恰在此时召开了紧急会报，当下把整组人全都叫进了会议室中。他发难般地先斥责了我们组，从办事的无能，一路骂到近期未侦破任何案子的烂绩效，然后愤怒地把手中的杯子摔到地上，吼叫着要其他组员全出去好好反省，只留下我与理察。
“那具无名尸是怎么回事？你们究竟有没有好好调查？”组长试图让语气平静，但是他脖子上的青筋泄露了他内在的愤怒。
“有。不过目前没有目击证人，而且尸体发现得太晚，很多线索都被破坏了。”理察捏着嗓子小声地回答组长。体型臃肿的他，此时手里拿着纸杯装的热茶，正卡在狭小的椅子上，不安分地扭动着下半身。
“你呢？怎么可以让那两个家属天天用不同的方式来烦我们？”组长转过来盯着我看。我从他已变得温和许多的口气中得知他还记得我请调来S镇的原因，但是他的目的也很清楚：这不能变成我的借口。
“因为那两个女人是疯子。”理察以更小的音量在旁边回答了组长。组长没有看他，一双锐利的眼睛仍直直盯着我。
“我在等葛罗莉提出关于她失踪的女儿安娜的身份确认，这可能是目前唯一的线索。罗亚恩的失踪案太久了，无法对这案情有帮助。”我说。
组长点点头。结束会议后，他准备踏出会议室时，意味深长地回头看着我，那眼神只透露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快。快点、加快脚步、上紧发条、全力以赴……我完全接收到组长这迫不及待的想法，那只有一个意思：他不想再见到葛罗莉的人与罗亚安的信，不管是什么，这两人都不要再以任何形式出现在他面前。
我与理察跟在组长后头，一走出会议室，就看见另一边的长廊尽头，葛罗莉正从房间走出。她完成今天的工作了。理察推了推我，我向她打了声招呼，她脸色凝重地把下巴抬起，示意要我跟她进房间。
“真的是疯子，彻彻底底的疯子！”理察按了按我的肩头，在我耳边小声地说了这句话后，转身走开。
我跟在葛罗莉的后面，一起穿越长长的走廊。玻璃窗射进白亮的阳光，我开始回想起第一次看见尸体的当天也是这样晴朗无云的好天气，金黄色的阳光打在翠绿的草原上，那随着微风吹拂，闪着亮光的绿色……
“警官，这是安娜的就医证明。”
回过神，葛罗莉已将低温保存的尸体从冰柜中拉出，翻开覆盖其上的白布，指着尸体左膝盖后侧方的伤痕。
“这伤痕是安娜在八岁时，与他父亲去市郊的公园玩耍，从树上跌下来造成的。当时我回到位于E市维瑞克街上的娘家处理事情，中间隔了一个月没有回家。等我回来后，我的丈夫也没跟我提及此事。伤口是由S镇最有名的皮肤科大夫处理，缝合得非常仔细，要不是从柜子下层翻找出这张就医证明，我想我永远都不知道安娜曾经受过这伤。”
我把证明接过来，对着尸体比照上面所形容的伤势。没错，长约4.5公分的伤疤，伤及骨膜与韧带，用人造皮肤缝合受损的真皮组织……这的确是安娜。我抬起埋在尸体与证明中间的脸，对她用力地点了点。葛罗莉先是对我礼貌地微笑，表示明白一切都尘埃落定了，然后瘦小的身体却在绽放强光的窗前剧烈地颤抖了起来，接着，她双手捂住脸放声痛哭。
接下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罗亚安。
我要理察打电话给她，简单说明后就挂上电话，不多接触也不多说安慰的话。理察摇头表示他无法办到。
“你自己打吧，我不想再跟她们有接触。很恐怖，感觉这项任务沉重得简直要把人压垮了。”
“那我呢？你没考虑到我的感受吧？”我有些责备地瞪着他。
理察当时正站在我的前面，听见这句话后低下头，然后又迅速抬起头来，睁大他那双细窄的双眼：“有，我都有考虑你的感觉。但是我很清楚，你一定比我能够承受更多。”他倾身过来拍拍我的肩头，我却突然感觉到愤怒，非常非常愤怒。他一定是从哪里打听到我调来S镇的真正原因，平时都不吭声，却在这种时候插我一刀，把我推回那个过去中。我甩开他那只肥胖的手臂，用力推开他。他没有惊讶于我的反应，似乎早就预期我会这样反应，肿胖的脸上仍维持一种奇异的平静，漠然地转身走开。
就在我终于鼓起勇气，于午餐时间过后的下午准备拨电话通知罗亚安时，却先接到了上午已带着安娜的尸体离去的葛罗莉的电话。她在电话那头表示在这段时间中她与罗亚安私下联系过，所以这结果她会负责跟她说。
“谢谢你，你这样做真的很体贴。你现在还好吗？”尽管她是大家眼中的疯子，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总有种自己与她拥有某种相同情绪的休戚之感。
“……嗯……”电话那头的葛罗莉开始沉默。我隔着电话，突然感觉安静无声的话筒中传来一丝奇怪的律动声。这音频不是真实地显示在听觉中，而是很抽象且直接地连接到我胸膛中的干干的心脏跳动声，扑通、扑通、扑通……似乎隔绝了现实的世界，仔细地在那跳动上覆盖了一层薄膜，肉色的，看不见的薄膜。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这是心碎声，那个老警官曾经形容过的她的心碎声。
“还好，这段时间真的很感谢。”她的声音仍旧镇定，但是我知道她的情绪处在即将崩溃的顶峰。我结巴地讲了几句安慰的话，然后像听见什么骇人听闻的恐怖声响般仓促地挂上电话。
我的身体发出强烈的颤抖。闭上眼睛，干干的心脏跳动声还响在耳际。
十年前的那天下午四点整，爱蒂与同学走出校门，先停下脚步微笑地与对方挥手说再见，然后右转走向那座绿色的电话亭。她停在电话亭前，抬头望着那扇反射出一片橘黄色黄昏街景的玻璃门，以及正前方表情有些不安的自己。然后她对着门拨了拨额前的头发，低下头调整书包的肩带，接着，费力地踮起脚尖，用力拉开电话亭的门，挤身进去。
她在密闭的狭小空间里先喘了几口气，心里仍想着早上爸爸与妈妈大声争执的场面。
他们怎么了？
是不是不爱对方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他们会不会也不爱我了？那真的好可怕啊……爱蒂摇了摇扎马尾的金发，发现这不是自己能想得通的问题，决心不再想，试着打电话回家看看。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家，是不是已经停止恐怖的争吵，像平常一样，会用甜腻的声音喊自己的名字，也会如往常一样亲密地叫着对方的小名，随时给对方一个拥抱与亲吻，然后告诉她一切都没事，那只是一场扰乱平日安稳生活的小冲突罢了。
没事了，爱蒂，都没事了！赶快回家来，爸爸准备带你们去那间只有特殊节日我们才会去庆祝大吃的西餐厅，里面有你最喜欢吃的专为小孩设计的儿童套餐，今天点儿童套餐还附送一只毛茸茸的小熊玩偶……
结果接电话的是一个陌生的男性声音。他告诉爱蒂，他是几年不见的舅舅克里夫，正在家里安慰伤心的妈妈。
克里夫舅舅啊。爱蒂很努力地回想对这个人的印象，她记起前年她的生日时，舅舅带了一支比她的玩具熊还要大的红色棒棒糖来，说是要给爱蒂一个人吃，谁都不能偷吃。棒棒糖非常漂亮，晶亮的桃红色漩涡从外转到内，一圈一圈从外围慢慢缩小，好像游乐园里的射飞镖游戏中那个她非常想要命中的红色靶心。结果爱蒂舍不得吃，放在床底下，后来长了一堆蚂蚁。爸爸把棒棒糖丢掉的那晚，爱蒂哭得好伤心。
“小爱蒂，你在哪啊？舅舅去接你回来，你爸爸刚刚打电话回来说今天晚上大家一起出去吃晚餐哦！”爱蒂兴奋地告诉舅舅，她现在正站在学校右边的电话亭中，会在那里乖乖地等着舅舅来接，然后大家一起开心地出去吃饭。她会看见爸爸与妈妈跟平常一样，妈妈把头靠在爸爸的肩膀上，亲昵地牵着手，好像永远舍不得放掉一样……
办公室后方的电话铃响起。我用力睁开眼睛，听见理察从外面进来的匆匆脚步声，以及接着拿起话筒压低声音的说话声。我叹了一口气，把右手放到自己的左胸膛上。
我无法恨克里夫，因为他始终不知道，他口中的神经病姐姐，我的妻子，我们当初在旅行中相遇时，马上深深被对方吸引决定把自己交给对方的原因。其实，我与他，或者我与我的妻子所经历的悲痛童年完全一样。母亲生我时难产而死，父亲认为是我杀了他的妻子，在我与他相依为命的时光中，他如同没有人性的猛禽般，天天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折磨我，直到我逃离那个家，才终结那场漫长的噩梦。
所以我始终坚决地认定，自己是孤儿。
克里夫无法明白，他所报复的我们，是真正的生命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