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克莱拉鲍特综合征的一种临床变体
罗伯特·温（内外全科医学学士，英国皇家精神病学家学会会员）
安东尼奥·卡米亚（文学硕士，医学学士，英国皇家妇产科医学院文凭获得者，英国皇家精神病学家学会会员）
本文介绍一种德·克莱拉鲍特综合征纯粹型（即基本型）病例，该男性患者的宗教信仰对其妄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危险性和自杀倾向也在文中有所阐述。此份病例为晚近的文献提供了佐证，证明该综合征在疾病分类学上属于一种独立的病症。
“色情妄想”、“色情狂”以及其他与之相关的性爱病症已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显示存在两大极端：一是异乎寻常的行为或可接受的疾病发作，但并无心理病态之虞；二是包含在精神分裂疾病范围内的奇特变体。对此，最早的参考文献可在普鲁塔克、盖伦和西塞罗等人的作品中找到，而伊诺克和特里索恩的一份文献综述（1979）表明，从一开始，“色情狂”这一术语便缺乏明确的定义。
1942年，德·克莱拉鲍特谨慎地描述了这一以他的姓氏命名的范例。他把这种综合征称为“色情精神病”，或“纯粹色情狂”，将其与一般更为人接受的色情妄想状态加以区分。患者（或称“主体”，通常为女性）有强烈的妄想症状，相信某个男人（或称“客体”，通常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爱上了她。该患者可能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与其妄想的客体有过接触，也会罔顾客体已经结婚的事实。如果男方声明自己对患者不感兴趣，或甚至表现出敌视憎恶的态度，患者会认为这是有悖常理或自相矛盾的表现，仍然会坚信男方“实际上”仍爱恋着她。其他由此衍生的主题包括：患者相信，如果没有她，客体永远找不到真正的幸福；他们之间的关系已被公众知晓并得到大家的认可。德·克莱拉鲍特强调指出，该疾病在纯粹形式下发作时明确且突然，甚至呈爆发态势，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他相信，色情妄想是逐渐发展形成的——不过这种观点很可能有误（伊诺克和特里索恩，1979）。
德·克莱拉鲍特的范例有一个核心内容，他称之为“基本假定”：患者深信“自己正和一个社会地位高许多的人钟情相恋，暗通款曲，是对方首先坠入爱河，是对方首先大献殷勤”。曲径通幽的方式或许包括秘密信号、直接接触以及利用“现象资源”来满足患者的需求。她感觉自己是在照看和保护她所执迷的客体对象。
在其早期最著名的一桩病例中，德·克莱拉鲍特描述了一位五十三岁的法国妇女，这位女子相信英王乔治五世爱上了她。从1918年起，她不懈地追求国王，曾数度前往英格兰：
“她经常在白金汉宫外等他。有一次，她看见宫中一扇窗户里的窗帘动了，便把这解读为国王发来的一个信号。她声称伦敦居民无人不知国王对她的爱，但她又硬说国王阻止她在伦敦城内找到住所，害得她错过了预订旅馆，还遗失了装有钱以及他的肖像的行李，对此他难辞其咎……她生动地概述了她对他的款款深情。‘国王也许会恨我，但他永远忘不了我。我绝不可能对他冷漠无情，他也不会对我无动于衷……他伤害我也是徒然……我从心底里被他深深吸引……’”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病例被人发现，学界倾向于拓宽和厘清该病症的定义标准：病患者不仅只有女性，也不仅限于异性间的吸引；至少就有一名德·克莱拉鲍特综合征患者是男性，而且自此以后，更多男性患者被甄别确定。在主要针对男性患者进行调查后，穆伦和帕泰得出结论，男性患者发病时表现出的侵犯性与危险性远高于女性。同性恋爱病例的报道可参阅穆伦和帕泰（1994）、洛维特·道斯特和克里斯蒂（1978）、伊诺克和同事、拉斯金和苏利文（1974）以及温和卡米亚（1990）等人的文献记录。
因此，由伊诺克和特里索恩所提出的基本综合征（即德·克莱拉鲍特综合征）确诊标准，很可能会被接受该症临床本质特征的人所广泛认可。这一确诊标准是：“患者产生妄想，笃信自己正与另一人钟情相恋，暗通款曲，此人社会地位远高自己，且首先坠入爱河，大献殷勤；病症发作突然，对色情妄想的对象始终不渝，患者能为客体自相矛盾的行为自圆其说；病程为慢性，患者殊无幻觉，也无任何认知缺陷。”
穆伦和帕泰援引佩雷斯（1993）的研究结果，后者指出：对于德·克莱拉鲍特综合征患者可能带来的威胁，公众的认知意识正在不断增长，从而导致旨在保护受害者的立法“暴增”。穆伦和帕泰强调，该病症对于患者和受害者而言都是一大悲剧：对患者来说，爱变成了一种“孤立、自闭的存在模式，任何与他人结合的可能性丧失殆尽。对受害者来说，当他们陷入自己并不想要的患者的色情迷恋中时，至少他们得承受骚扰和尴尬的折磨，或者最亲密关系的分崩离析；而最糟糕的情况是，当患者内心的怨恨、嫉妒或性欲猛然宣泄出来时，他们可能就会沦为其牺牲品”。
P，男性，二十八岁，未婚，涉嫌谋杀未遂，法庭裁定保外就医。
P为家中次子，出生时父亲已过中年，后在P八岁时去世；母亲和他并不亲近，后在P十三岁时改嫁。据P自述，童年时他易动感情，为人孤僻，喜欢做白日梦，不善交友。母亲改嫁后，他被送往一所寄宿学校就读，学习成绩中等偏上，但并非特别优异。在校期间，他的姐姐移居国外，从此两人再未见面。记忆中他不曾遭人戏弄或欺负，但他亦未曾结交知心好友，且他认为其他男孩都瞧不起他，因为他“不像他人都有爸爸可供吹嘘”。后来他考入大学，继续独往独来。P觉得周围的同学都很轻浮。他加入“基督教学生运动”组织，虽然为期不长，但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在信仰中寻求慰藉。他主攻历史专业，但毕业成绩欠佳，在随后的四年中，他四处漂泊，大多从事低技能工作。此时，他与母亲已基本失去联系，其母当时已与第二任丈夫离婚，并从她姐姐那里继承了位于伦敦北部的一栋豪宅和一笔遗产。
后来P接受培训，当了一名英语教师，为外国人授课。在从事教学工作一年后，他母亲过世，由于他的姐姐行踪不明，他便成了母亲财产的唯一受益人。他辞去工作，搬进豪宅，其幽独孤寂和宗教信仰由此日益加剧。他长时期冥思“上帝的荣光”，在乡间闲行散步。此间他逐渐坚信上帝正在为他准备一份挑战，而他绝不能败阵而逃。
在一次散步途中，P偶遇一起氦气球事故并援手相助。他与另一位参与救助的路人R眼神交错，认为R在那一刻爱上了他。当日深夜，P向R打了众多电话中的第一通电话，告诉他这一爱声应气求。P意识到，上帝交给他的任务就是回应R的爱并“引导他皈依上帝”。当他发现R是一位秉持无神论观点的著名科普作家时，他就更加笃信无疑了。在对上帝意志的各种颖悟中，P从未产生幻觉。
然后便是接二连三的来信、门前的碰面和大街上的监视——这一切在记载悲哀病症的文献中耳熟能详。P从R家公寓窗帘布置的变化中察觉到R向他发出的讯息，可谓饶有趣味地呼应了德·克莱拉鲍特的那一著名病例。另外，P还通过触摸一棵女贞树的树叶，以及阅读R在两人初次相遇很久以前发表的文章获取信息。此前，R一直和他的同居妻子M过着安逸的生活，但在P的果断进攻下，他们的关系骤然紧张，几天后他们便劳燕分飞。P欣喜异常，确信尽管R表面上对他敌意连连，但最终定会认命，与P在豪宅中共同生活。他认定R是在“玩弄他”，是在考验他的信念。
很快，这份欣喜变成了怨恨。早些时候，P就从M的工作单位偷走了她的记事本，根据记事本中的信息，P得知R会在某餐厅出现，于是P雇了几名职业杀手枪杀R，不料造成邻桌一名食客肩部中弹。P懊悔万分，企图当着R的面拔刀自裁，但这一计划也告失败。P遭警方逮捕，不仅仅因为餐厅枪击事件，还因为拿刀挟持M而受到起诉。法院责令对其作出一份完整的精神状况鉴定报告。
在面谈中，患者表现良好，情绪因在一家人满为患的监狱中还押候审而略受影响，但状态仍显正常。在其律师要求下，患者做过一回初次检查，由于此次检查诊断患者有精神分裂症，因此对患者做了进一步的认知、生理和化验检查，但结果均为正常，脑电图检查结果亦然。患者的思维形式并无混乱，也没有产生幻觉。没有证据表明患者身上出现了其他施奈德式的精神分裂一级症状（施奈德，1959）。P的视觉空间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和精神集中能力表现为中等偏上。他的韦氏成人智力测试得分为：言语量表总分130，操作量表总分110，全量表分120。本顿视觉保持测试也表明他的认知能力未受损害。在韦氏成人记忆测试中，他对简单及复杂事物的短时记忆能力也完好无损。
P声称，他知道R仍然爱着自己，R阻止他自杀便是明证。此外，在法庭上的一场例行听证会中，P声称自己收到了R发来的一份“爱的讯息”。P为自己曾企图谋杀R而后悔不迭，他认为不管未来等待自己的是什么，都将是对他的一份考验，既考验他对上帝的信仰，也考验他对R的爱意。患者在作出这番断言时表达清晰，思路连贯，表明他脑中形成的妄想已自成体系，完全可以自圆其说。根据医嘱对患者采用化学疗法（每天服用五毫克匹莫齐特）以及带有一定温和挑战性的洞察导向疗法进行治疗，但在六个月疗程过后，患者症状仍无明显改善。最后法庭裁决，患者应被无限期监禁在一家安全的精神病院中。入院半年后，P再次接受观察，尽管对其采用的化学疗法有所变更，但他的妄想症状似乎仍无好转。P像以前一样自信，断言R对他的爱依然如故，而通过他承受的苦难，终有一天他会将R引向上帝。P在医院里每天都给R写信。他的信件被医护人员收集，但为了保护R不受更多烦恼困扰，这些信件并未寄出。该患者将继续接受观察。
埃利斯和麦尔索普（1985）认为：德·克莱拉鲍特综合征是一种病源多样化的失调性疾病。关于其病源的理论包括酗酒、堕胎、服用安非他命后产生的抑郁、癫痫、头部创伤和各种神经错乱症状。但以上原因没有一个和该病例有关。在综览对纯粹病例患者发病前的人格描述之后，穆伦和帕泰经过归纳得出结论：“一个不适应社会的个人，可能会出于个性敏感、多疑或自视优越等原因，与其他人隔离开来。这些人往往被形容为过着社交空虚的生活……对建立人际关系的渴望与害怕被人拒绝的恐惧，或是对亲密关系的恐惧（包括性和情感两方面）相平衡。”
该患者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继承了母亲的那栋房子，藉此，P从赚钱谋生的需要中解脱出来，可以切断他与在语言学校的同事以及和租房女房东之间仅有的联系，缩回自己的小天地。他一生未能与他人建立紧密关系，至此这种失败达到顶峰。就在这时，他的孤独感不断增强，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一项考验。在某次乡间散步时，他被卷进了一个临时组建的团体中，与几位路人一起奋力固定一只强风中漂浮的气球。这种从“社交空虚”的生活到紧密团队合作的转变，也许是造成其病症突然发作的主要原因，因为就是在这桩戏剧性的事件结束后，他才开始“意识”到了R的爱意。此妄想关系的开端确保了P没必要再回到以前那种封闭状态中。阿瑞提和麦斯（1959）曾经提出，色情狂可能通过在内心创造出一个完整的世界，来作为一种抵抗抑郁和孤独的防御机制。
与穆伦和帕泰的概述同样有关的是该患者对性亲密的恐惧。面谈中问及他对R的情色欲望时，P含糊其辞，甚至还恼羞成怒。尽管很多男性患者对他们的对象抱有明确且具侵犯性的性企图，但其他男性患者以及许多女性患者，因出于自我保护意识，对自己究竟要从其恋爱客体身上得到什么并不十分清楚。伊诺克和特里索恩援引埃斯基罗尔（1772—1840）的论点，后者指出：“色情狂主体行为得体，从不越雷池半步，他们始终保持贞洁。”而巴克奈尔和图克在十九世纪中叶将“色情狂本身”和“纯情形式”联系在一起。
一些评论者（特里索恩，1967；西曼，1978；穆伦和帕泰）在报告中指出，缺席或去世的父亲角色与此病有关联，本病例证实了这一点。在此阶段，还不能断定四十七岁的R对P而言是否代表了父亲的形象，或是代表了一个事业成功、社会关系融洽的个人形象，代表了P所向往的理想人物。
研究（特别是近期研究）表明，在男性色情狂身上存在很大的危险性（加涅和戴斯帕华，1995；哈尔曼、罗斯纳和欧文斯，1995；孟席斯、费多罗夫、格林和艾萨克森，1995）。为了保护恋爱客体不受患者攻击，可能需要强制患者入院治疗（伊诺克和特里索恩，穆伦和帕泰）。在此病例中，法庭对患者提出了刑事指控，尤其考虑到其造成的后果，对危险性的考虑就成为了中心问题。P亲自守在餐厅里监视，等待其雇佣的杀手将R打死。当杀手弄错目标时，他试图干预。后来他展现出悔恨姿态，又在R和M面前对自己暴力相向。只要P的妄想症状持续不变，其潜在的暴力倾向就会一直存在，而将其送入一家安全的医院正是合宜作为。
洛维特·道斯特和克里斯蒂在对其研究的八个病例进行综述时提出：“对宗教信徒而言，可以假设，在爱的某些病态层面和教会信条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我们有理由推断，某些教派禁止教徒表达性欲的约束涉及某些病症。此外，禁欲的神父们由于其不可接近的特点，可能会成为德·克莱拉鲍特综合征患者的喜爱对象。教会中的其他高级教士，由于其在教堂会众中享有的地位，也可能成为色情妄想的对象（伊诺克和特里索恩）。然而，P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宗派或教派，而且他妄想的对象是一位无神论者。P的宗教信仰早于其发病时间，但他一旦搬入母亲的房子、茕茕孑立之后，其信仰就更为强烈了。他与上帝的关系是个人化的，用以替代其他亲密关系。“引导R皈依上帝”这一任务可被视为一种尝试，藉此建立一个完全整合的内心世界，将其内化的宗教感情和妄想之爱合而为一。在面谈中，P坚持说他从未听到上帝之音，也从未见过上帝显灵。与许多宗教信念炯烈的人们一样，P通过概括化的方式“意识到”上帝的意志或意旨。在文献中，找不到其他类似的、涉及宗教情感（或称为上帝之爱）的纯粹色情狂病例。
参照上文中引用的、由伊诺克和特里索恩所提出的德·克莱拉鲍特综合征基本形式的确诊标准，P的病况全部相符，只一项例外：P产生妄想，笃信自己正与另一人R钟情相恋，暗通款曲；是R首先坠入爱河，大献殷勤；病症发作突然；P对色情妄想对象始终不渝；他能为R自相矛盾的行为自圆其说；病程似为慢性；P殊无幻觉，也无任何认知缺陷。（然而，尽管可以说R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但P不可能在他们初次见面时就知道这一点）。P的情况与确诊标准高度一致，而且P和其他病人具有若干相似的病前特征，这就进一步证实该综合征为一种独立的病症。
至于病例结果，大多数论者秉持悲观态度。德·克莱拉鲍特曾记录过几起纯粹色情狂病例，患者的病症在没有显著改善的情况下持续了七年至三十七年之久。综览此后的文献资料，我们发现这确然是一种绵恒持久的爱情形式，往往直至患者一死方休。
德·克莱拉鲍特综合征患者的受害者可能遭受骚扰、压力、人身攻击和性侵害，甚至死亡。尽管在本案例中，R和M最终和好如初，后来还成功地领养了一个孩子，但其他受害者们则被迫离婚或移居国外，还有部分受害者因患者给其造成的烦恼而需接受精神治疗。因此，继续完善该病症的确诊标准，并使专业人员广为熟知之，乃十分重要。有妄想症状的患者不大可能向外界寻求帮助，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患病。他们的亲朋好友可能也不愿如此看待他们，因为，正如穆伦和帕泰所言，“爱的病态延展与正常经验不仅相互接触，而且互有重叠。我们最为珍贵的经验之一也许会转化为心理变态，这一点往往并不容易被人接受。”
A·埃-阿斯拉：“一位沙特妇女身上的色情狂病症［J］”，《英国精神病学杂志》，153（1989）：830—833
C·G·德·克莱拉鲍特：“色情精神病［J］”，《精神病学丛刊》，巴黎：大学出版社，1942：315—322
C·佩雷斯：“跟踪狂：妄想何时成为犯罪？［J］”，《美国刑法杂志》，20（1993）：263—280
D·拉斯金，K·E·苏利文：“色情狂［J］”，《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31（1974）：1033—1035
J·C·巴克奈尔，D·H·图克：《心理学指南第二版［M］》，伦敦：丘吉尔出版社，1882
J·E·D·埃斯基罗尔：《精神病［M］》，R·德·索绪尔译，纽约：哈夫纳出版社，1965
J·G·西格纳，J·L·卡明斯：“器质性情感障碍下的德·克莱拉鲍特综合征［J］”，《英国精神病学杂志》，151（1987）：404—407
J·W·洛维特·道斯特，克里斯蒂：“爱情病理学：德·克莱拉鲍特综合征的某种临床变体［J］”，《社会科学与医学》，12（1978）：99—106
K·施奈德：《临床精神病理学［M］》，M·W·汉密尔顿译，纽约：格伦与斯特拉顿出版社，1959
M·D·伊诺克，W·H·特里索恩：《罕见的精神病综合征［M］》，布里斯托：约翰·怀特出版社，1979
M·H·霍兰德，A·S·卡拉汉：《普通精神病学文献》，32（1975）：1574
M·V·西曼：“妄想性恋爱［J］”，《普通精神病学文献》，35（1978）：1265—1267
P·埃利斯，G·麦尔索普：《英国精神病学杂志》，146（1985）：90
P·加涅，L·戴斯帕华：“男性色情狂：一种危险的性骚扰［J］”，《加拿大精神医学杂志》，40（1995）：136—141
R·B·哈尔曼，R·罗斯纳，H·欧文斯：“刑事法庭罪犯人口中的强迫性骚扰［J］”，《法医学杂志》，42（1995）：188—196
R·P·孟席斯，J·P·费多罗夫，C·M·格林，K·艾萨克森：“男性色情狂患者危险行为预测［J］”，《英国精神病学杂志》，166（1995）：529—536
R·温，A·卡米亚：“同性恋色情狂［J］”，《斯堪的纳维亚精神医学杂志》，85（1990）：78—82
S·阿瑞提，M·麦斯合编：《美国精神病学手册［M］·第1卷》，纽约：基本书局，1959：525、551
W·H·特里索恩：“色情狂——对这一古老的障碍性病症的再思考”，《阿尔塔杂志》，2（1967）：79—86
本文转载自《英国精神病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