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击事件发生十天后，我驱车前往沃灵顿赴约，与约瑟夫·莱西见面。翌日，我一整个上午都在书房里打电话作安排。到了下午，我走进当地一家意大利食品店，采购野餐所需的原料。买的东西和以前差不多——一大块马苏里拉干酪，拖鞋面包，橄榄，番茄，凤尾鱼，还有专门给孩子们买的一块普通的玛格丽特披萨饼。第三天早上，我将食物塞进一只帆布背包里，还装上了两瓶勤地酒、矿泉水和一捆六听可乐。天气多云而凉爽，但在西面有一条细细的蓝带延伸至天际，天气预报振振有辞，说将有一股热浪袭来，并停留超过一周的时间。我驾车前往卡姆登区，去接克拉莉莎。当我在前一天把莱西讲的故事告诉她之后，她便坚持要和我一起去牛津。她争辩说，我们在这个故事里已经走了这么远，不管它给我们造成过多大影响，在故事结束的时候，她都要和我一起在场。
刚才她肯定一直在屋内往外张望我的车，因为我刚把车停住，她就出现在了她哥哥公寓外的台阶顶上。我从车里下来，看着她朝我走近，思量着我们会如何打招呼。自从那天晚上，在我拒绝帮她把装有衣物和书籍的提箱搬下楼、扛上出租车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现在，在逐渐明亮的天光里，我斜倚在打开的车门上，突然感到一阵心痛——半是凄凉，半是恐慌——变化发生得真快啊，我这位熟悉的伴侣正将自己转变为一个独立的人。她穿的印花裙是新的，那双绿色的平底鞋也是新的，甚至就连她的皮肤看上去也和原来不一样了，更加苍白，更为光洁。我们说了声“嗨”，然后胡乱握了下手——总比虚伪地在脸颊上轻吻一下要强。她身上熟悉的香水味并没有让我安心，反而使新的变化显得更加强烈，更让人心痛。
或许她也有着类似的感觉，因为当我发动汽车时，她极其高兴地对我说：“我喜欢你的这件新夹克。”
我向她致谢，也夸了她的裙子几句。先前我曾担心我们该怎样一起度过这段旅程。我不想再与她发生冲突，但也不能就这样忽视我们之间的分歧。不过，事实上这分开的一个星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中性的话题。首先是我和约瑟夫·莱西在他家花园中的会面，然后是我为今天所做的安排——说完这些话题时，我们已经来到了西郊外围。接着我们谈到了工作。在寻找济慈生前最后几封信的过程中出现了新的线索。她联系上了一位日本学者，这位学者声称，他曾于十二年前在大英图书馆读过几封未出版的信件，作者是济慈朋友塞文的一位远房亲戚，里面提到有一封济慈写给芳妮却从未打算寄出的信，那是一声“永恒爱意的呼喊，未受绝望的影响”。克拉莉莎倾注了所有的空余时间来追查这条与塞文有关的线索，却一无所获。图书馆搬迁到国王十字车站附近之后，搜寻就更加困难了。现在她正考虑飞往东京，查阅那位学者的笔记。
至于我嘛，我曾前往伯明翰试驾一辆电力汽车，以便为一家周日报社撰稿。我还计划飞往迈阿密，去参加一场关于火星探测的会议。当我带着一丝滑稽的夸张描述电力汽车的原型机没法开动令公关人员有多么惶恐时，克拉莉莎却并没有笑。或许她正在回味这带有离心意味的地理因素——梅达谷和卡姆登区，迈阿密和东京——这道旋流正要将我们的生活分开。当我们从奇特恩斯下行开进牛津谷时，车内出现了一阵沉默，于是我便聊起了殖民火星的计划。据称，我们或许可以先在火星上培植一些简单的生命形式，比如说地衣，然后再种一些耐寒植物，这样经过数千年之后，就可以在地表形成一个以氧为基础的大气层，气温会上升，火星迟早会变成一个美丽的星球。透过挡风玻璃，克拉莉莎凝视着在我们脚下延伸的道路，还有左右两边那正变得愈发茂密的原野，以及沿着树篱边缘生长的峨参：“那有什么意义？这里就很美，可我们还是不快乐。”
我生怕在这样封闭的空间里谈起更多私事，便没有问她“我们”到底指谁。我们之间的那场争吵漫长而可怕，虽然我并未像她在信中提到的那样大喊大叫，我也的确抬高了嗓门——当时我们俩都这样——并且在客厅里像做梦一样激动地踱来踱去。这是帕里留给我们的遗产，就连地毯上的血迹也是——我们恣意地指责彼此，如尸检般地相互剖析，直到凌晨三点才既疲倦又痛苦地各自上床睡觉。克拉莉莎的信只能将我们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远。要是在十五年前，我或许还会去认真看待那封信，猜想在信中是否包含着一种智慧，其微妙之处是顽愚不化的我所无法领会到的。我可能会认为自己负有责任，作为情感教育的一部分，我理应感觉受到指责。然而，这么多年的时间让我们的心变得坚硬，令我们变成了现在的自己，所以她的信在我看来根本就是不合情理。我讨厌她在信中那种自以为是的受伤口气，那一令人反感的情绪化逻辑，还有那种隐藏在高度选择性记忆背后的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态度。一个疯子雇了杀手要在餐厅里宰掉我，和这件事相比，“分享”情感又算得了什么呢？还有我受迫、执迷和性冷淡？换了谁不会这样？现在有个变态要把他那有病的意识强加在我的身上，我又没要求变成孤家寡人。谁都不肯听我的话。是她和警察一起把我逼得孤立无援。
那天上午，在收到她的来信后，我一气之下给她打了电话，把上面的这些话一股脑倒了出来。当然，这次通话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结果。现在，我们在这个六英尺高的空间里，实际上正是肩并肩，但我们之间的分歧却无法弥合。我瞥了她一眼，心想她看上去既美丽又悲伤。或者，其实这份悲伤全部源于我自己？
我们一路闲聊，穿过了海丁顿区和牛津市中心。在洛根家的房子外面，我把车停在了和上次来时一样的位置上。静谧的街道两侧树木成荫，形成了一条绿色通道，明亮耀眼的阳光从顶部的缝隙中刺透进来，我钻出汽车时，心想在这里的人会过着怎样乏味而丰富的生活。我拿上背包，和克拉莉莎一起沿着砖石小路朝正门走去，仿佛我们是一对受邀赴宴的伉俪。克拉莉莎还小声称赞了屋前花园的景致。前门突然打开了，打破了这愈发浓重的平凡感，小里奥站在了我们面前，他光着身子，胸前和鼻梁上却用颜彩粗笨地描画出老虎斑纹。他没有认出我来，只是看着我说：“我不是老虎，我是狼！”
“你是狼，”我说，“可你妈妈在哪儿？”
她出现在里奥身后，从厨房旁边阴暗的角落里朝我们走来。时间并没有治愈她的创伤。她的鼻子还是那么小巧，上唇依然干裂。也许她的面容已经变得更加冷峻，她的愤怒可能已经深入骨髓了。她把右手中捏着的一团手帕换到左手上，然后跟克拉莉莎和我握手。因为先要把里奥擦拭干净并给他换上衣服，所以洛根夫人请我们在后花园里稍等片刻。也正是在后花园里，我们找到了瑞秋，她穿着短裤，正趴在草坪上晒着日光浴。当她听到我们走近的声音时，便猛地翻了个身，肚皮朝上，装作自己睡着了或是正在出神。克拉莉莎跪下来，用一根草茎轻轻地挠了挠她的下巴。
瑞秋对着明媚的阳光紧闭双眼，抬高调门尖叫一声：“我知道你是谁，所以别以为你能逗我笑！”等她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她坐了起来，发现自己盯着克拉莉莎的脸，而不是我的。
“你不知道我是谁，所以我可以把你逗笑，”克拉莉莎说，“而且除非你猜出我的名字，我才会放过你。”克拉莉莎继续挠着痒痒，直到瑞秋大喊“侏儒怪”并连声求饶为止。当我转身朝屋内走去时，瑞秋已经拉起克拉莉莎的手，带她去参观花园。我留意到，那顶倒塌的帐篷已经被踩进了草丛里。
我找到了琼·洛根，她正跪在门厅里帮里奥扣上凉鞋鞋带：“你已经长大了，这种事完全可以自己做。”里奥正用手掌抚平她的头发，他一边看着我，一边说：“可我喜欢让你来。”脸上还挂着一丝占有似的得意微笑。
我对她说：“我想让你直接从当事人口中听到这个故事。所以我需要知道，待会儿我们去哪里野餐。”
她站起身来，叹了口气，向我描述了草甸港上泰晤士河流经的一片草坪，然后给我指出楼梯脚边电话机的位置。我在屋里等待着，直到她和里奥走出房间去了花园，我才拿起话筒打给学院，请求和那位欧勒逻辑学教授通话。
去草坪只要走不到五分钟的路。里奥嫉妒他姐姐有了克拉莉莎这个新朋友，便拽着克拉莉莎空出来的另一只胳膊，边走边唱他能想起的每一首披头士乐队的歌曲片断，想尽一切办法干扰他姐姐和克拉莉莎说话。瑞秋便把音量提得更高。我和琼·洛根在这吵吵嚷嚷的三个人身后几步远的地方跟着他们。她说：“她和他们相处得很愉快。你们俩都是。”我对她讲起了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各色各样的孩子们，还有我们在公寓里特意为他们准备的房间。后来克拉莉莎搬了进去，把它当做临时的卧室。而现在，那里连卧室都不是了。
我们正要穿越一条铁路桥，这时，那片宽阔的草坪和上面无边无际的金凤花一下子映入了我们的眼帘。琼·洛根说：“我知道我曾要求听到这个完整的故事，但我现在不知道自己能否坚持下来，尤其是瑞秋和里奥都在身边。”
“你能行，”我说，“而且无论如何，你现在必须这么做。”
在一群好奇的小母牛们的跟随下，我们径直穿过田野和金凤花丛，来到河边，然后逆流而上走了好几百码。有块河岸在到此饮水的牲畜群的践踏下变成了一片沙滩，我们就在这里停下脚步，开始宿营。琼将一大块军用防潮布铺在地上，我正要把食物都摆出来，这时我才意识到，这块布肯定是约翰·洛根的遗物，是他在参加那些我们从未知晓的探险活动时使用过的。我为女士们倒上酒，里奥和瑞秋正在河里蹚水，他们叫着我的名字，怂恿我也下去陪他们一起玩。我脱掉鞋袜，捋起裤腿，随他们一起走进河里。像这样站在水中，感受着自己脚趾间踩着的软泥，呼吸着河里那泥土和流水混合在一起的浓烈气息，对我来说已是恍如隔世。在克拉莉莎和琼聊天的时候，我们仨一起喂野鸭，用石子打水漂，还用泥巴堆了一个小土墩，土墩周围还挖出了壕沟。休息的时候，瑞秋悄悄地走到我身边说：“我记得你以前来过，我们还聊过天。”
“我也记得，”我回答。
“那我们再聊一聊。”
“好啊，”我说，“说点什么呢？”
“你开头吧。”
我想了一会儿，然后朝那条河流指去。“想象一下世间能存在的最小最小的水滴，它是那么的小，以至于没有人能看见它……”
她闭紧了眼睛，就像刚才躺在花园草坪上时那样。“就像最小最小的小水沫，”她说。
“比那还要小得多，就算用显微镜你也看不到。几乎就像不存在那样。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被一种神秘的强大力量结合在一起。”
“我看到了，”她大叫一声，“是用玻璃做的。”
我又说：“那么，现在想象一下，有数十亿、数万亿的这种小水滴堆在一起，朝各个方向扩展开来，几乎无穷无尽。现在，把河床想象成一条又长又浅的滑梯，就像一道蜿蜒而又泥泞的斜槽，绵延一百英里，一直伸向大海……”
我们就此打住。里奥刚才在河岸上忙活，但现在他意识到有些事正在发生，而他没有参与其中，于是他硬挤到我们中间。如果我不让他加入，他就准备朝我浇水，把我淋个精湿。
“我讨厌你，”瑞秋大喊起来，“走开！”
就在这时，他们叫我们吃饭了。但在上岸之前，瑞秋捏了一下我的胳膊，她想让我知道：这个话题还没有结束。
美味的食物让我们聊起了意大利和假期。孩子们也插嘴进来，不过他们的记忆明显有些混淆：一片栖息着鹦鹉的海滩，生长在一座火山附近的冷杉树丛，而瑞秋还说有一条底部用玻璃做的船。里奥怀疑这种东西是否存在，便和姐姐争辩起来。由于那条船被他们租用了一天，爬上那座火山需要徒步步行六个小时，而里奥大部分路段上都是被人背着的，所以我们猜想精力充沛的约翰·洛根当时也应该在场，虽然小男孩现在并没有直接提到他。
等我们吃完午餐，美酒和艳阳已让我们几个大人们慵懒起来。孩子们和我们呆在一起很是无聊，于是他们拿上几片苹果去喂小马驹了。琼开始解释瑞秋有多么想念她的父亲，但她一直不肯谈论这件事。“我看见她在河里跟你说话了。对每个到家里来的男人她都会缠着不放，就好像她感觉自己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我所无法给她的。她对别人非常信赖。我真希望我知道她到底在寻找什么。或许她只是想听见男人说话的声音吧。”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都在远远望着孩子们，他们正在溯流而上，沿着河岸漫步。和妈妈离开一段距离后，里奥回头瞥了一眼，然后牵住了姐姐的手。琼正想告诉我们孩子们很会互相照顾，这时，她突然中途停住，说：“哦，天哪！是她来了。那一定是她！”
我们坐起身，扭头看过去。我站了起来。
“我知道是我请你这么做的，”琼飞快地说，“但我没想到我会和她见面。这对我来得太快了。她还带了人和她一起来，是她爸爸，或者可能是她的律师。我不想和她说话。我以为我……”
克拉莉莎将手按在琼的胳膊上。“没事的。”她安慰琼说。
那对男女在十几码外停住了，肩并肩地站着，等我过去。我走近的时候，那女孩将视线移向了别处。我知道她还是个学生。她看上去二十岁左右，人长得很漂亮，正是最让琼·洛根担心的美女化身。那位男子名叫詹姆斯·里德，是女孩所在学院的欧勒逻辑学教授。我们握了握手，互相报上姓名。那位教授和我年纪相仿，大约有五十岁，身材相当肥胖。他向我介绍的这位女学生名叫邦妮·迪兹。当我握住她的手时，我可以想象一位中年男子何以甘愿为她赌上一切。她的这份美貌，如果听人描述，我会嗤之为陈词滥调——金色的秀发，蔚蓝的眼眸，桃色的肌肤，与玛丽莲·梦露的惊艳一脉相承。她穿着一条裁剪过的牛仔裤，上身是一件破旧的粉红色衬衫。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位教授身穿一套亚麻西装，还系着领带。
“好吧，”教授叹了口气，说道，“我们来了结这件事吧？”他看着他的学生，她低头注视着自己脚上的凉鞋（脚趾甲上涂了红指甲油），凄惨地点了点头。
我把他们带到野餐前，为他们做了介绍。琼看也不看邦妮一眼，同样，邦妮也只是一直盯着教授。我邀请他们坐下。邦妮很识趣地盘腿坐在草地上，正好在防潮布的边缘。里德在尊严与礼貌之间做了折中，半跪下身。他朝我看了看，我点了点头。
他把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盯着地面看了一会儿，集中自己的思绪，这是他一生教学养成的习惯。终于，他开口了：“我们来，是为了解释和道歉。”他的这番话是对琼说的，但琼依然凝视着眼前吃剩下的色彩鲜艳的比萨饼，不为所动。“您正在熬过这场悲剧，这份惨痛的损失，天知道，您最不需要的就是这份额外的痛苦。落在您丈夫车里的那条围巾是邦妮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琼打断了他的话，突然恶狠狠地盯着那个女孩。“那么或许我该听听她怎么说。”
然而，在琼那灼人眼神的注视下，邦妮只是更加畏缩。她无法开口，也不敢抬起头去看琼。
里德继续说：“她那时的确在场。但是，您看，当时我也在。我们俩当时在一起。”他看着琼，等她把这句话听进去。接着他说：“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我和邦妮相爱了。虽然我们的年龄相差三十岁，这一切都很傻，但事实就是这样，我们相爱了。我们共同保守着这个秘密，我们也都知道，很快我们就会不得不去面对各种纷繁困扰。但我们从未想到，我们试图隐瞒这件事的愚蠢举动，竟会给您带来如此深重的苦恼。我也希望，等我解释完发生的一切之后，您能够原谅我们。”
从遥远的河岸上，我们听见孩子们在互相叫唤。琼静静地坐在那里，左手捂住嘴，仿佛在克制自己开口。
“我在学院和大学里的职位已经快保不住了。辞职对我来说将是一种解脱。但您不需要为这些事操心。”说话时，他一直看着那个女孩，试图和她视线相对，但她并没有去看他的眼睛。
“就在不久前，我和邦妮还约好，今后再也不在牛津露面，叫人看见我们在一起。现在，所有这一切都被我们抛到了九霄云外。事发的当天，我们本打算去奇特恩斯野餐。我重新安排了我的上课时间，在城郊的一个公交车站接了邦妮。走了还不到一英里，我的车就在路上抛锚了。我们把车推进了停车带，也就是在那时，她说服了我，我们不该放弃这一天里的安排。汽车可以过会儿再修，我们应该试一下搭便车上路。于是，我缩在邦妮身后，心里感觉非常不自在，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认出我来。过了几分钟，一辆汽车停了下来，开车的人正是您的丈夫，他正在前往伦敦的路上。他非常和善，对我们很友好。如果说他猜到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他也没有流露出丝毫反感，恰恰相反，他主动提出可以绕个圈子，开下公路，把我们放在圣诞公园下车。我们几乎就要到达那里了，这时我们看见那个男人和小男孩因为风太大而无法控制气球。我当时没有完全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坐在汽车后排，您要知道。您的丈夫立刻把车开到路边停下，二话没说便冲过去帮忙。我们俩也出去想看个究竟。我不是一个好动的人，再加上当时已经有好些人跑过去帮忙了，所以在一开始，至少是在一开始，我认为呆在原地是明智的选择。我想我也帮不上什么太大的忙。后来，这件可怕的事情开始失控了，我们也意识到我们应该试一把，过去帮他们把气球拉下来，于是我们开始跑过去。可后来一切都太晚了，气球飞上了天——剩下的事情您也都知道了。”
里德犹豫起来，他字斟句酌，降低声音，我得向前倾身才能听清。
“他坠落后，我们俩慌作一团，那实在是太吓人了。我们顺着一条小路走开了，一边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想想该怎么办。我们把汽车落在了后面，结果忘记了野餐还在里面，还有邦妮的围巾。我们走了好几个小时。我得惭愧地说，当时叫我担心的一件事是，如果我们作为目击证人站出来，我就不得不作出解释，告诉他们我和自己的一个学生在乡野中部搞什么名堂。我们真的是不知所措啊。
“几小时后，我们发现自己走进了沃灵顿。我们进了一家酒吧，想问问附近有没有公交车或出租车可以坐。有个男人站在柜台前，正在向柜台老板和一群酒吧的常客讲述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情。很明显，他也是当时拉住绳子的人中的一个。我们忍不住告诉了他，我们那时也在场。您明白，这些事情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你肯定会说出来。当时没有在场的人们都像是局外人。最后，我们和这个叫约瑟夫·莱西的人一起回家，在回去的路上，我把我的担心告诉了他。后来，他开车送我们回到牛津，路上给我们出了这个主意。他认为，这场事故已经有足够的目击证人了，我们没有必要抛头露面。不过，他也说过，如果到时情况有变，出现分歧或是自相矛盾的故事，那么他还会和我联系，我就可以再考虑考虑。就这样，我们始终没有站出来。我知道，这给您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我为此感到深深的、深深的歉意……”
听到这里，我的意识又重新回到了这片草坪上：一簇簇金凤花丛金光灿灿，一群骏马和马驹在遥远的彼端朝村庄疾驰，环城公路上传来沉闷的车流声，而在近旁的河面上，一场帆船比赛正在沉默中紧张地进行。孩子们正朝我们慢慢走近，一路谈笑风生。克拉莉莎悄悄地把野餐收拾了起来。
“噢，天哪！”琼长叹一声。
“他是一个异常勇敢的人，”教授主动开口对她说，就像我以前说的一样。“他所拥有的勇气是我们其他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但您能原谅我们当时如此自私而又粗心的行为吗？”
“当然可以，”她愤怒地回答，热泪盈眶。“可又有谁会来原谅我呢？唯一可能的人已经不在了。”
里德试着安慰她，告诉她绝不应该那样去想。琼再次提高嗓门，责骂起自己。教授安慰的话语和她的责骂声交织在了一起。这种上气不接下气、争相请求原谅的混乱场面在我看来几近疯狂，就像疯帽匠那样；从前，在这片河岸上，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的院长刘易斯·卡罗尔曾经取悦过自己迷恋的心爱对象。我的目光与克拉莉莎的相遇，我们交换了一丝浅浅的微笑，就好像我们自己也在请求对方的原谅，或者至少是宽容。琼和里德发狂似的争相说个不停。我耸了耸肩，仿佛在说（就像她在信里写的那样），我实在不清楚。
终于，我们所有人都站起身来。野餐收拾好了，防潮布也被折叠起来。邦妮直到现在都没有开口，她踱出了几步远，显得焦躁不安，这表明她已经不耐烦想离开这里了。她要么是有点迟钝——一个真正的金发笨女郎——要么就是瞧不起我们所有人。里德无助地在周围徘徊，他急于帮她解脱困境，带她离开这里，但又出于礼貌的束缚而得先和我们做一番得体的道别。我抓起背包甩上肩头，正要去和他道别并帮他解围，这时瑞秋和里奥出现在了我的两侧身旁。
每当孩子们牵起我的手，一种被他们接受的淡淡的骄傲感便会在我的心底油然而生。他们把我拉到那一小片泥泞的沙滩前，我们面对缓缓流动的棕色河水，伫然而立。
“那么，现在，”瑞秋说，“也给里奥讲讲吧。讲一讲这条河流，慢慢地再讲一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