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让司机带我去布卢姆斯伯里，然后身子往后一靠，让自己平静下来，回想前天跑到圣詹姆斯广场上寻找帕里时那种断断续续的感觉。当时，他代表着我认为充满了莫名恐惧的未知，而现在，我把他看作是一个迷茫、古怪而不敢直视我的年轻小伙儿，他的缺陷和情感渴求令其于人无害。他是个可悲的家伙，一个讨厌鬼，但毕竟不是威胁。就像克拉莉莎说的那样，他是一个趣味盎然的故事中的角色。经过如此热切的相遇后，我却能够把它从我的思想中清除出去，这或许有些反常，但在当时，这似乎既合理又必要——早上我已经耽搁太多时间了。出租车开了还不到一英里，我的思绪已经飘向了当天要做的工作上。前天，我在希思罗机场等候克拉莉莎时，这篇文章就已经在我的脑中初具雏形。
我特地预留出这一天，用来撰写一篇关于微笑的长文。有一份美国科学期刊杂志将用一整期的篇幅刊登文章，主题被编辑称为一场“心智革命”。生物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们正在重塑社会科学。标准社会科学模式这一大战后的共识正在不断分崩离析，人的本性需要重新考量。我们刚降生到这个世界时，既不是白纸一张，也不是什么万能学习机，更不是我们所处环境的“产物”。如果我们想要认清自己，就必须知道自身的由来。我们像地球上的所有其他生命一样进化，许多先天的不足和能力伴随着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而它们全由基因决定。我们的许多特点，我们的脚形，我们眼睛的颜色，都是固定好的；而在其他方面，例如我们的社会行动、性行为以及语言习得，都需要我们在生活中让它们自然发展。不过，这一进程并非具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我们都有一种本性。人类生物学家的言论证实了达尔文的观点。我们通过面部表情流露内心情感的方式，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基本相同，而婴儿的笑容是特别容易单独区分和加以研究的社会信号。它同时出现在卡拉哈里沙漠里的桑人婴孩和曼哈顿上西区的美国幼童的脸上，并且具有相同的作用。爱德华·O·威尔逊曾绝妙地说道，它“促成了对父母之爱和亲密感情的更丰富的分享”。然后他接着说，“在动物学术语中，它是一种社会行为释放器，是与生俱来、相对恒定的信号，作为媒介引导着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
几年前，科学类图书的编辑们满脑子里只有混沌的宇宙。现如今，为了挖掘关于新达尔文主义、进化心理学和遗传学的每一种可能的观点，他们绞尽脑汁，恨不得把桌子捶烂。我不是在抱怨。这些工作确实干得不错，但克拉莉莎对整个项目却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理性主义已经走向疯狂的绝境。“这简直就是新基要主义，”有天晚上她这么说。“二十年前，你和你的朋友们全都是社会学家，将所有人的倒霉运都怪罪在环境上。而现在你们却要我们相信，自己受制于基因本身，每件事情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当我把威尔逊的话读给她听时，她心烦意乱。所有的一切都被剥得赤裸裸的，她说，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更重要的意义被人遗忘了。对于婴儿的笑容，动物学家提供的观点其实并没有什么价值，它的真谛是在父母的眼里和心中反映出来的，只有在那份流露出来的爱意中，只有经历了时间的检验，它才会显得有意义。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深夜餐桌讨论会。我告诉她，在我看来，她最近花在济慈身上的工夫太多了。毫无疑问，他是个天才，但他同时又是一位蒙昧主义者，认为科学将世界中的奇妙之处剥蚀殆尽，而事实上情况恰好相反。如果我们珍视婴儿的笑容，那么为什么不去仔细思忖它的源头，研究他们为什么会笑？我们是不是该说，所有的婴孩都被某个神秘的笑话逗乐了？或者，上帝亲临人间逗他们发笑呢？或者，最叫人匪夷所思的是，因为他们从母亲那儿学会了如何微笑？可是，聋盲婴儿也会微笑呀。因此，人类的笑容一定是与生俱来的，而且是出于物种进化的考虑，具有某种合理的存在因素。克拉莉莎却说，我没听懂她的意思，对局部细节进行分析没错，但这样做却容易失去对整体的把握。我同意她的观点，综合分析当然也是至关重要的。可克拉莉莎又说，我还是没听明白，她是在谈论爱。我说我也在讲爱，还告诉她，尚在襁褓中咿呀学语的婴孩更多是为了自己而汲取这份爱意。她说，不，你还是不明白。于是我们就此停止了讨论。毫无敌意哇。我们曾在很多场合以不同的形式作这样的交谈。这次，我们真正谈论的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现状：我们身边没有孩子。
我在迪龙斯书店取到了书，花二十分钟浏览了一遍。我很想立即开始写作，便乘坐出租车回家。当我付好钱、转过身来的时候，我看见帕里正在公寓大楼的入口旁等着我。我在指望什么啊？难道就因为我的思绪放在别处，他就会从我的眼前消失吗？当我走近他时，他看上去有点面带愧色，但还是站在原地没动。
等我走开一段距离之后，他开口了。“你让我等，所以我等你。”
门钥匙就在我的手里。我犹豫了一下，想告诉他我从没说过这种话，并提醒他那份先前作出的“郑重承诺”。我也在寻思，把他的话再从头到尾听一遍，对我是不是有好处，或许我可以更多地了解他的精神状况。不过，我们现在正站在一条狭窄的砖石小径上，在两排经过修剪的冬青树丛之间，我又要被拖进另一出家庭情景剧中了，这一点让我顿时兴味索然。
我亮出钥匙，对他说：“你挡着我的路了。”
他还是拦在我前面，挡住大门，说：“我想跟你谈谈那次事故。”
“可我不想。”我又朝他走了两步，仿佛他是一个幽灵，我可以直接将钥匙穿过他的身体，插进锁孔里。
他又开始哀求起来。“听着，乔，我们有很多事情好谈，我知道，你现在也在想那件事。我们干嘛不现在坐下来，一起聊聊，看我们能解决什么问题。”
我简短地说了声“抱歉”，然后用肩膀往前一挤，将他挤到了一边，这让我有些吃惊，因为他比我想象的还要轻。他任凭自己被我挤到一边，让我能够把门打开。
“问题是，”他说，“我是秉持宽恕之意而来的。”
我走进屋里，准备好拦住他，不让他跟着我，但他仍然呆在原地没动。关上大门时，透过安全玻璃，我看见他还在对我说着什么，好像又是“宽恕”这个词。我乘坐电梯上了楼，刚来到家门口，就听见屋里的电话响了。我以为是克拉莉莎，她说过会给我打电话，便赶紧跑过门厅，抓起了话筒。
是帕里。“请不要逃避这一切，乔。”他说道。
我挂断电话，并把话筒摘下来放在一边。接着我又改变了主意，把它重新挂回座机上，关掉电话铃声，打开留言机。我刚穿过起居室走到窗前，它就开始嘀嗒嘀嗒地工作了。帕里就在外面，站在对街能被我看见的位置上，手里拿着一只手机搁在耳边。我听见他的声音从身后的留言机里传出来，在大厅里回荡：“乔，上帝的慈爱会找到你。”他抬起头朝上看，肯定在我走到窗帘后面之前就看见了我。“我知道你在那里，我能看见你。我知道你在听……”
我回到大厅里，调低留言机的音量，然后走进浴室，用冷水洗了把脸。我注视着镜子里自己那张滴水的面孔，寻思着要是别人被像我这样的人骚扰，将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这一时刻，还有当克拉莉莎在田野里递给我那瓶酒的时候，都可以作为一个起点，因为在我看来，正是从那一刻起，我才开始真正地明白，这一切不会在当天就画上句号。我回到大厅里，再次来到电话留言机旁，心想，这下子我跟人家拉扯上了。
我打开留言机上的盖子，里面的录音带还在旋转。我把音量旋钮调高了一个刻度，听见帕里微弱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一走了之，乔，但是我爱你。是你启动了这一切。现在你哪能说溜就溜……”
我快步走进书房，取下传真机上的电话，拨通了警局的号码。在我接通前的几秒钟里，我发觉自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个女声传了出来，简洁而带着几分怀疑，想必在经历了一整个工作日的慌乱与苦恼之后，她已经有点麻木了。
说话时，我用了一种低沉沙哑、富于理性的音调，听上去像个负责任的市民。“我要报案，有人骚扰我，有计划地骚扰我。”电话转接给一名男警官，同样小心而冷静。我重复了刚才的话。片刻犹豫之后，他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是你被人骚扰吗？”
“是的。我已经被……”
“那个骚扰你的人现在和您在一起吗？”
“这会儿他就站在我家门外边。”
“他有没有对你施加过任何身体伤害？”
“没有，可他……”
“他有没有威胁过要伤害你？”
“没有。”我明白，我的申诉必然得吃官僚主义那一套了。没有哪种设备无比精良，可以处理每一份个人叙述。既然哀怨得不到发泄，我就只能把自己的故事整合为一种可辨可认的大众形式，从中聊以自慰。帕里的行为得被归纳为一种犯罪。
“他对你的个人财产造成威胁了吗？”
“没有。”
“或者对第三位当事人呢？”
“没有。”
“他有没有企图讹诈你？”
“没有。”
“你有证据可以证明他蓄意要找你的麻烦吗？”
“呃，没有。”
话音一变，从公事公办的中性口气滑向了近乎诚挚的询问。我仿佛听出一丝约克郡的口音。“那你能告诉我他做了什么吗？”
“他一直打电话骚扰我，还带着……”
那个声音立刻恢复原状，公事公办，就像在念一张调查流程表。“他有没有采取猥亵或者侮辱你的行为？”
“没有。听我说，警官，您为何不让我解释清楚。他是个疯子。他不会放过我的。”
“你知道他究竟想要什么吗？”
我顿住了。我第一次意识到，在那个男人的声音背后，还有其他人的说话声。或许，在警局里坐着好几排警官，都像他那样戴着耳机，成天面对着诸如抢劫、谋杀、自杀和持刀强奸之类的案件。我则与其他人为伍——光天化日下企图让我皈依宗教。
我说：“他想拯救我。”
“拯救你？”
“是的，转化我。他鬼迷心窍，绝不肯放过我。”
那个声音突然插进来，他终于不耐烦了。“抱歉，先生，这不是一起警务事件。除非他对你造成伤害，或对你的财产造成损失，或者对这两者构成了威胁，否则他的行为就不算犯法。试图转化你的信仰并没有违法啊。”然后，他带着些许责备的口气终结了我们的紧急通话。“在这个国家，我们享有信仰自由。”
我回到起居室窗前，俯瞰帕里。他不再对我的留言机说话，而是站在那儿，两手插在兜里，面向公寓，像个史塔西特工那样不动声色。
我泡了一杯咖啡，做了些三明治，回到自己那面对另外一条街的书房里坐下，继续阅读（确切地说是慢慢浏览）我做的笔记。我无法集中注意力，帕里的骚扰加剧了我以前心中产生的不满——我所有的观点都来自于别人。它时常回到我的心头，往往是在我对其他某些事感到不悦的情况下。我只是在简单地核对和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然后再把它们传播给广大普通读者。人们夸我有天赋，能将复杂的事物解释清楚。在科学领域的许多重大突破背后，人们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反复和由于幸运而随机获得的成功，我则可以利用它们编写出像模像样的故事。这是真的，总得有人在研究人员和普通民众之间牵线搭桥，为人们做出更高层次的解释，而实验室里的工作人员一般都过于繁忙，或者过于小心谨慎，因而没有做这些事情。另外我要承认的是，时尚科学界就像一座茂密的丛林，其中最高的那些树木——恐龙，黑洞，量子魔术，宇宙混沌学说，超弦理论，神经系统科学，以及对达尔文学说的重新回顾——每一棵都是摇钱树，让我着实挣了一大笔钱，并且就像蜘蛛猴那样在上面荡秋千。我的每本书都被装订成带有精美插图的硬皮精装本，里面还附有电视纪录片和电台广播讨论的内容，以及在这颗星球上最舒适的地方举行的会议的图片和介绍。
在我情绪不好的时候，那种“我是条寄生虫”的想法就会回来。倘若我以前没拿过物理学学位和量子电动力学博士学位的话，也许我还不会这样觉得。我本应该已经带着自己的原子增量理论，站在人类知识的高山上。然而，在七年备受约束的严格学习之后，我的内心躁动不已，难以平静。我离开了大学校园，不计后果地天马行空，四处游历，耽误了太多时间。等我终于回到了伦敦，我又和一位朋友做起了生意，打算在市场上推广一组精致的相控电路设备——这个小玩意是我在读研究生时利用空余时间研究出来的，可以用来增强某些微处理器的性能。当时我们以为，世界上每台电脑都会需要一个。有家德国公司请我们飞往汉诺威，头等舱的机票由他们出。有那么一两年，我们以为自己会变成亿万富翁。然而，在申请专利时，我们失败了。来自爱丁堡郊外一座科技园区的某个研究团队已经抢先一步拿下了专利，而且他们的电子器件比我们的要好。后来，电脑行业朝另一方向突飞猛进，我们的公司甚至从来就没有售出过产品，而爱丁堡的那支研究团队也宣告破产。当我想重新拾起量子电动力学的研究工作时，我的履历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当，我的数学知识正在日益陈旧，况且我已临近而立，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游戏中，我的年纪显得太大了。
最后一场面试结束后，我以前的老教授送我出门，从他表现出的格外亲切的态度中，我已经领悟到：自己的学术生涯就此结束了。我冒雨走在展览路上，思索着该怎么办。当我经过自然历史博物馆时，豪雨倾盆而下，我便和其他几十个人一起跑进博物馆里躲雨。我在一座梁龙的等身模型旁坐下，等着身上晾干，这时，周围旁观的群众让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满足感。大队人群经常让我隐约有种遁世心理，而这次，我从人们身上看到的好奇和惊叹仿佛让他们变得高贵起来。所有进场的观众，不论年纪大小，都被吸引到这里，在这头宏伟的巨兽脚下站立，连声惊叹。我偷听到一些人的谈话，除了他们流露出的热情以外，令我感兴趣的是，在普遍程度上，人们对科学都很无知。我听见一个十岁的小男孩问三个和他在一起的成年人，像这样的生物会不会追赶并吃掉人类。他很快得到了回答，而从中我可以听出来，那些成年人对生物进化历史的认知和事实相去甚远。
我坐在那里，脑子里开始思考一些和恐龙有关，却彼此全然不相干的事情。我想起了达尔文在《小猎犬号游记》中的描述，说他在南美洲发现了大量的骨骼化石，而确定这些化石的年龄对支撑他的理论是何等关键。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提出的观点曾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地球的年龄远比教会坚称的四千年古老。在我们这个时代，冷血与热血动物之争已尘埃落定，结果后者胜出。新的地质学证据显示，历史上曾发生过多起大灾变，扰乱了地球生命的发展历程。位于墨西哥的那处巨坑，很可能就是由流星撞击地球形成，而正是那颗流星终结了恐龙帝国，让那些在庞然大物脚下四处奔逃、像老鼠似的生物有机会扩大生存范围，从而为哺乳动物——乃至最后的灵长目动物——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条件。还有一种观点也充满了吸引力。这种观点认为，恐龙根本没有灭绝，而是服从了自然环境的需要，进化为我们在后花园里喂养的无害鸟类。
离开博物馆时，我已经在面试通知书的背后潦草地勾勒出了一本书的框架。我花了三个月阅读，六个月写作。与我合伙经商失败的那个人的妹妹是一名图片研究员，她很体贴我，同意延期支付她的报酬。书出版了，正好赶上任何一本恐龙图书都能畅销的好时机，因此销量不错，让我能够与人签约，撰写关于黑洞的科普类图书。我的写作生涯开始了，随着成功接踵而至，在科学领域有所建树的机会也向我关上了大门。我成了一位记者，一名评论员，一个自己所学专业的局外人。回想起来，当年我在做关于电子磁场的博士论文时，在参加研讨量子电动力学重整化理论的学术会议时，我曾是那般陶醉飘然，而现在，我却再也无法回到往昔的岁月之中。当年的我，虽然人微言轻，但毕竟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如今呢，且不说科学家，就连实验室里的技术员或者学院的门卫，都不会把我当回事儿。
我坐在书房里，手边放着咖啡和三明治，对微笑的研究进展全无，而帕里正守望在人行道上。就在这一天，我又回想起这一切，回想起自己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耳边不时响起留言机接入电话的咔哒声。每隔两小时我就走进起居室检查一趟，而他总是在那里，凝视着入口处，就像一条拴在商铺外的看门狗。只有一次我看见他正在给我打电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只是静静地站着，两脚微微分开，双手插在口袋里。在我眼里，他脸上的表情显得十分专注，使人联想到即将临近的幸福。
当我在五点钟朝窗外看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在窗前徘徊，想象自己能在空荡荡中看见他的形体，就像一根看不见的柱子，在垂暮时分逐渐暗淡的光线下隐约闪烁。随后，我走到留言机旁。红色的发光二极管上显示有三十三个来电。我使用浏览功能，跳过其他来电，找到了克拉莉莎的留言。她希望我一切平安，并说她会在六点钟回来，她爱我。另外还有三条工作留言，这样算来，帕里总共给我打了二十九个电话。就在我还在寻思这个数字背后的含义时，磁带开始转动。我调大音量，声音听上去像是在出租车里打来的。“乔，窗帘的主意不错。我马上就明白了？我只想再说一遍：我也感觉到了，我真的感觉到了。”因为情绪激动，说最后这些话时，他的音调抬高了一些。
窗帘？我回到起居室里。它们就像平常那样挂在原处，我们从未取下它们。我把其中一条拉到一边，愚蠢地期望能找到一条线索。
然后，我又回到书房里坐下，没有继续工作，而是入神思索，一边等待克拉莉莎归来。我又一次开始回顾自己的生活，琢磨自己如何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或许，我本可以改变自己人生的轨迹。荒唐的是，我还开始思索，我将如何回到原先的研究道路上，并在我五十岁之前取得一些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