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委员会的人数仅限五个，其成员有地域政治组组长、战略组组长和经济组组长，加上毛遂自荐的索尔·内桑森和奈杰尔·欧文。欧文差不多担任了主席的角色，回答了其他人的提问。
“我们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吧，”经济组组长拉尔夫·布鲁克说，“你是否打算去暗杀这个科马罗夫？”
“不。”
“为什么不？”
“因为成功率很低，而且在这个案子里，即使成功，也解决不了问题。”
“为什么不能成功，奈杰尔？”
“我没说不能，只是非常困难。这个人安保措施极为严密，他的保镖和卫队长都不是饭桶。”
“但即使成功，也不解决问题？”
“是的。这个人会成为烈士，另一个人将踏着他的足迹继续横扫全国。很可能会执行相同的计划，继承先烈的遗志。”
“然后呢？”
“所有的政治家都害怕捣乱。我相信，这是美国人的说法。”
房间里有些人苦笑了一下。美国国务院和中情局一直想去给外国的几位左翼领导人添乱。
“需要准备些什么？”
“预算资金。”
“没问题，”索尔·内桑森说，“要多少，说吧。”
“谢谢。这个以后再说。”
“还有呢？”
“一些技术保障，大多数都是可以买到的。还需要一个人。”
“什么样的人？”
“一个去俄罗斯干某些工作的人，一个优秀的人。”
“那是你的专长。如果——我说如果，经仔细考虑之后，能使科马罗夫名声扫地，使他失去大多数人的支持，那么接下来呢，奈杰尔？”
“其实，”欧文说，“这才是主要的问题。科马罗夫不只是一个江湖郎中。他很老练，富有热情和人格魅力。他能够理解并迎合俄罗斯人民的意愿。他是偶像。”
“什么？”
“偶像。不是宗教圣像，而是一种象征。他代表了某种东西。国家是需要某种东西、某个人或某种象征的，人们可以对其效忠，各种不同的人群会因为它而产生认同，由此团结起来。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象征，人们就会发生内讧。俄罗斯幅员辽阔，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共产党的统治是残忍的，但它达成了团结。南斯拉夫也一样，高压政治下的团结一旦崩溃，我们看到过发生了什么。用意志去达成团结，必须要有这种象征。你们美国有星条旗，我们英国有皇冠。目前，伊戈尔·科马罗夫是他们的偶像，只是我们知道，那是一个破绽百出的偶像。”
“他打着什么主意呢？”
“与所有的煽动家一样，他会利用人们的希望、欲望和爱憎，但主要是利用恐惧。由此他会赢得民心。有了民心，他就会有选票，有了选票，就有了权力。然后他就会利用权力去建立国家机器，去实施《黑色宣言》制定的目标。”
“但如果他被摧毁了呢？那就会回到混乱状态，甚至会引起内战。”
“很有可能。除非能在这个方程式里引入另一个更好的偶像，一个值得俄罗斯人民效忠的偶像。”
“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从来没有过。”
“哦，曾经有过，”奈杰尔·欧文说，“很久以前有过。他是全俄人民的沙皇。”
美国，兰利
1990年9月
图尔金上校，也就是代号为“来山得”的间谍，发来了一封急件，是专门发给杰森·蒙克的。那是一张明信片，画面是东柏林的歌剧院咖啡馆露台。信息的内容简单而又无害。“希望再次见到你。祝好，何塞-玛丽亚。”它是寄给在波恩的一个中情局安全信箱的，邮戳说明是在西柏林的一个邮筒投寄的。
在波恩的中情局人员不知道这张明信片是谁寄来的，只知道是寄给兰利的杰森·蒙克。于是他们转寄过来了。邮件在西柏林投寄并不意味着什么。图尔金只是轻抬手腕，把贴足了邮票的信件通过敞开的车窗扔进了一辆路过的轿车，那是一辆挂西柏林牌照的汽车，正返回西部。他只是简单地对吃惊的司机嘀咕了一声“请帮忙”，然后继续向前走去。等到他的尾巴从街角拐过来时，已经错过了这一幕。好心的柏林人把明信片寄出去了。
这种接触后离开的方法是不值得推荐的，但更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明信片上潦草写下的日期很奇怪，是错误的。明信片是90年9月8日寄出的，德国人或西班牙人书写日期的习惯是先写日期，再写月份，最后写年份，即：8/9/90。但卡片上的日期似乎是按照美国人的“月/日/年”顺序书写的：9/23/90，即90年9月23日。对杰森·蒙克来说，其意思是：我想在9月23日晚上九点钟会面。签名处的一个西班牙语名字，意为：情况很严重、很紧急。
会面的地点显然是在东柏林歌剧院咖啡馆的露台。
按计划，柏林城市的最后重新统一，以及德国的重新统一，是在10月3日。苏联对东部的法令将会结束。西柏林的警察将会进来接管。克格勃的行动范围将退缩到位于菩提树下大街的苏联使馆内。一些大型行动必须撤回到莫斯科去。图尔金有可能与他们一起撤走。如果他想逃跑，现在正是机会，但他的妻儿还在莫斯科。学校的秋季学期刚刚开始。
他想说点什么，他想亲口对他的朋友诉说。情况紧急。与图尔金不同，蒙克知道“德尔斐”“猎户座”和“飞马星座”的消失。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越来越担心了。
送走最后一个客人后，奈杰尔·欧文爵士把《黑色宣言》的全部复印件，除了他本人的以外，都在他的亲自监督下付之一炬，留下的灰烬随风飘散了。
欧文与主人一起离开了，他感谢主人用格鲁曼飞机把他送回华盛顿。在飞机上，他用安全电话与哥伦比亚特区的一位老朋友通了话，定下了一起吃午饭。
然后，他在主人对面的高靠背皮椅里放松了。
“我知道我们不该再问下去了，”索尔·内桑森说，他倒了两杯佳酿的霞多丽葡萄酒，“但我可以问一个私人的问题吗？”
“我亲爱的朋友，当然可以。可我不能保证答得出来。”
“那我就问了。你来到怀俄明州，是希望委员会能批准某种行动，对吗？”
“嗯，我想是这样的。但你们已经都说出来了，比我说得更好。”
“我们都感到震惊，真的。但与会人员中有七个犹太人。为什么是你呢？”
奈杰尔·欧文俯视着机身下面飘过的云层。在他们身下的某个地方，是广阔的麦田，现在或许正在收割麦子，那是粮食。他眼前又浮现出另一个地方，那是很久以前，路途遥远：英国士兵正在阳光下呕吐，戴着防毒面具的推土机司机在把堆积如山的尸体推到深坑里去，臭烘烘的床铺里伸出了骨瘦如柴的手臂，默默地乞讨食物。
“真不知道为什么。经历过一次，再也不想看到这一切重演。可能是我太老派了。”
内桑森大笑起来。
“老派。好，为老派干杯。你要亲自去俄罗斯吗？”
“哦，恐怕这是不可避免的。”
“那就多保重，朋友。”
“索尔，情报机关有个说法：有老特工，也有大胆的特工。但没有大胆的老特工。我会小心的。”
因为奈杰尔·欧文要在乔治敦逗留，他朋友就建议去一家具有法国情调的令人愉快的小饭店，名叫拉夏米埃，距离四季酒店只有一百码远。
欧文先到了那里，在附近找了把凳子，坐下来等待。他是一位头发灰白的老人，周围玩轮滑的年轻人纷纷划出一个弧度避开了他。
长期以来，英国秘情局局长要比美国中情局局长内行得多。过去他来兰利访问时，常与其情报同行负责行动和情报的副局长们交往，与他们在一起他感到更为投机。他们很有共同语言，但对白宫以政治目的任命的中情局局长，则并不总是能说到一起去。
一辆出租车停下来，一位差不多年纪的白发美国人下车后付了钱。欧文穿过马路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久不见，你怎么样，凯里？”
凯里·乔丹露出了微笑。
“奈杰尔，你在这里干吗呢？为什么安排午饭？”
“你有意见吗？”
“绝对没有，见到你很高兴呢。”
“那就好，到了里面我再告诉你。”
他们来得有点早，午饭的高峰人群还没出现。
服务员问他们是要吸烟区还是不吸烟区。吸烟区，乔丹说。欧文扬起了眉毛。他们两人都不抽烟。
但乔丹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他们被引到了后面一个隐秘的卡座里，在那里谈话别人是听不到的。
服务员拿来了菜单和酒单。两人都点了一份开胃菜，然后是一道肉。欧文看了一下酒单，发现了一种很好的龙船庄葡萄酒。服务员微笑了，这酒价格不菲，已经储藏了好长时间。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把标签递了过去，得到点头认可后，打开瓶塞开始倒酒。
“那么，”在只剩下他们两人时，凯里·乔丹问，“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的？怀旧？”
“恐怕不是。应该是有个问题。”
“是不是与你在怀俄明州一起开会的那些高级人物有关？”
“啊，凯里，亲爱的凯里，他们真的不该辞退你。”
“这个我是知道的。是什么问题呢？”
“俄罗斯正在发生严重的事情，而且越来越糟了。”
“还有什么新鲜事呢？”
“就这个。比平常更加糟糕。我们两国的官方机构都已经警告要避开。”
“为什么？”
“我想应该是官方的胆怯吧。”
乔丹哼了一声。
“我说，还有什么新鲜事呢？”
“所以……这个……上星期的讨论意见是，也许应该派人去看一看。”
“派人？不顾警告？”
“这是总的看法。”
“那为什么来找我？我已经退出了，已经退出十二年了。”
“你还能与兰利说上话吗？”
“谁也不会再与兰利说话了。”
“所以就是要来找你，凯里。事实上，我需要一个人，能够去俄罗斯，不会引人注意。”
“去执行非法行动？”
“恐怕是的。”
“去与俄联邦安全局作对？”
戈尔巴乔夫在自己遭废黜前夕，把克格勃分解了，原来的第一总局改名为俄联邦国外情报局，但仍在原来位于亚谢涅沃的总部办公；负责国内安全的第二总局改名为俄联邦安全局。
“很可能更棘手。”
凯里·乔丹咀嚼着银鱼，他想了想，然后摇摇头。
“不，他不会去的。再也不会了。”
“谁？谁不会去？”
“我刚才想到的一个人。也退出了，与我一样。但没有这么老。他很棒，冷静，聪明，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五年前被解雇了。”
“他还活着？”
“据我所知，是的。嘿，这葡萄酒味道不错啊。我一般喝不到这么好的酒。”
欧文加满了他的酒杯。
“他叫什么名字，那个不愿去俄罗斯的人？”
“蒙克，杰森·蒙克。俄语说得与当地人一样好。是我领导过的最优秀的间谍管理员。”
“嗯，即使他不愿意去，你也给我讲讲这个杰森·蒙克吧。”
于是，中情局主管行动的前副局长开始了叙述。
东德，东柏林
1990年9月
这是一个温暖的秋日晚上，咖啡馆露台上人头攒动。图尔金上校穿着德国布料、德国缝制的薄西装，显得很普通。看到人行道旁边一张小桌子的一对年轻恋人刚刚起身，他赶紧入座。
在服务员收拾起桌子上的杯子后，他点了一杯咖啡，翻开一份德国报纸看了起来。
因为他的专业工作就是反间谍，对监视很内行，被认为是一名反监视专家。因此，克格勃的盯梢员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他们就在那边：一男一女坐在歌剧院广场对面的凳子上，他们年轻，无忧无虑，都戴着随身听的耳机。
他们都与停在街角的两辆轿车保持着通讯联系，汇报监视的情况并接收指令。抓捕小分队坐在那两辆汽车里，因为，最终的逮捕令已经下达了。
最后的两个情况使得图尔金露了馅。埃姆斯曾经说，“来山得”是在苏联境外被招募的，而且会讲西班牙语。光是外语这个情况就使调查组把核查档案的范围缩小到了拉丁美洲和西班牙。最近刚刚得到证实，另一个嫌疑人第一次去南美厄瓜多尔任职，是在五年前。但埃姆斯说过，“来山得”的招募发生在六年前。
第二个决定性的证据来源于一个聪明的主意，他们查阅了对中情局邮箱公寓发动袭击的那天晚上，从东柏林克格勃总部打出去的所有电话记录。那天晚上的袭击失败了，公寓的房客在袭击前一个小时逃跑了。
记录显示，有人曾用大厅里的公用电话拨打了那套公寓的号码。当晚，另一个嫌疑人在波茨坦。而率领袭击结果扑空的抓捕队长就是图尔金上校。
要不是一位高级情报官要从莫斯科赶过来，正式的逮捕行动会更早开展。他坚持要来逮捕现场，而且要亲自把这个嫌疑人押回苏联。突然，疑犯步行离开了总部的食堂，监视人员没有办法，只能尾随其后。
一个讲西班牙语的摩洛哥擦鞋匠，拖着脚步从咖啡馆旁边的人行道走过来，向坐在前排的顾客做手势询问是否愿意擦鞋。顾客们接连摇头。东柏林人不习惯看到擦鞋匠在咖啡馆里转悠，而其中的西柏林人则大都认为，这个富有的城市里到处都有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
终于，流动擦鞋匠得到了一次点头，他赶紧把一个小凳子放到屁股底下，坐到客人面前，迅速挤出黑色鞋油，开始去擦亮那双系带的粗革厚底皮鞋。一个服务员走过来，想把他轰走。
“既然已经开始了，就让他擦完吧。”顾客用带有口音的德语说。服务员耸耸肩走开了。
“好久不见，科利亚，”擦鞋匠用西班牙语低声说，“你好吗？”
苏联人俯身向前，指向需要再上些鞋油的部位。
“不太好，我认为有些问题。”
“告诉我。”
“两个月前，我奉命袭击这里的一套公寓。那里被指控为中情局的一个邮箱。我设法打了个电话，那人及时逃离了。但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有人被捕了……招供了？”
“有可能。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还有更多更糟的事情呢。两个星期前，就在我投寄明信片之前，从莫斯科来了一名情报官。我知道，他是情报分析部门的。他老婆是东德人，他们来参观访问。在一次聚会上，他喝醉了，吹嘘说莫斯科已经逮捕了几个人，有国防部的，还有外交部的。”
对于蒙克来说，这消息就好像是他快要擦完的那只皮鞋，抬起来朝自己的脸上踢了一脚。
“酒桌上有人说了一句，意思是：‘你们肯定在敌人阵营里有一个很好的内线。’那人拍了拍鼻翼，眨了眨眼睛，示意不要说下去了。”
“你必须出来，科利亚。今天晚上。过来吧。”
“我不能丢下柳德米拉和尤里。他们在莫斯科。”
“把他们带来这里，朋友。随便找个理由。苏联的这块领土只有十天时间了。然后，这里就变成西德了。此后，他们就不能来这里了。”
“你说得对。十天之内我们全家过来。你能照顾我们吗？”
“我会亲自处理这事。不要耽误。”
他递给擦鞋匠一把东德马克，这些钱可以放上十天，然后兑换成有价值的西德马克。擦鞋匠站起身来，点头表示感谢，收拾起东西后拖着脚步走开了。
广场对面的两名盯梢员从耳机里听到了一个声音。
“准备完毕。实施逮捕。赶快出发。”
两辆灰色的捷克塔特拉牌轿车从街角驶过来，进入歌剧院广场，冲到了咖啡馆的街沿石边。从第一辆车里窜出来三个人，他们冲到人行道上，用肩膀把两个行人顶开，上去抓住了咖啡馆前排的一位顾客。第二辆车又下来两个人，他们打开后车门，站在那里警戒。
顾客们发出了各种惊叫，那个顾客被架起来，扔进了第二辆车的后座。车门砰的一声关上，汽车马上开走了，轮胎发出了尖锐的摩擦声。抓捕小分队的队员们跳上了第一辆车，也跟着开走了。整个行动只持续了七秒钟时间。
在街区的尽头，杰森·蒙克距离袭击现场只有一百码远，他无奈地看着这一切，实在是无能为力。
“柏林后来发生了什么？”奈杰尔·欧文爵士问道。
一些吃午饭的人正在刷卡买单，准备回去工作或娱乐。英国人提起龙船庄葡萄酒瓶，发现瓶子空了，于是他示意服务员再来一瓶。
“奈杰尔，你是想把我灌醉？”乔丹苦笑着问道。
“啧，啧，我们都这么老这么丑了，可以放开来喝酒了。”
“这倒也是。不管怎么样，最近我很少有机会喝上龙船庄葡萄酒。”
服务员重新拿来了一瓶，得到奈杰尔爵士的点头后，打开瓶塞，开始倒酒。
“那么，我们为什么而干杯呢？”乔丹问道。“为这场大博弈？或者是为这场大惨败？”他痛苦地补充了一句。
“不，为过去的时光。也为立场坚定。我认为，这是我最想念的，是年轻人所不具有的。道义上绝对的立场坚定。”
“好，我为此而干杯。那么，说回柏林。嗯，蒙克回来后像发了疯一样。当时我不在，可我一直在与米尔特·比尔登那样的人说话。我的意思是，我们对此聊了很多。所以，我明白了整个情况。
“蒙克在兰利办公大楼内到处游说，说苏联东欧处内部有一个位居要职的内鬼。自然，当局肯定是不想听到这种话的。把情况写下来，领导说。于是他写了一份令人毛骨悚然的报告，谴责了差不多每个人，说他们只会咋咋呼呼，没有实际能力。
“米尔特·比尔登最后终于把埃姆斯撵出了苏联东欧处。但那家伙如同水蛭一般黏附。在此期间，局长新组建了一个反间谍中心，里面有个情报分析科，下辖一个苏联小组。该小组需要一名前行动部的专案情报官；马尔格卢推荐埃姆斯，他竟然得到了那个职务。你可以想象，蒙克要向谁去抱怨。是奥尔德里奇·埃姆斯本人。”
“这对于中情局的体制，肯定是有所触动的。”欧文喃喃地说。
“人们说，魔鬼照顾自己，奈杰尔。以埃姆斯的观点来看，他能控制蒙克是最好的事情了。他可以把那份报告扔进垃圾桶，他也那么做了。实际上，他做的远不止这些。他反告蒙克毫无根据地散布骇人听闻的谣言。他要求把这些事情的证据全都摆出来。
“结果，内部的调查询问倒是开始了。但不是调查内鬼的存在，而是调查蒙克。”
“相当于军事法庭的审批？”
凯里·乔丹痛苦地点点头。
“是的，我想是这样的。我真想替杰森说句公道话，可那时我自己名声不佳。毕竟，当时负责这事的是肯·马尔格卢。结论是，他们认为蒙克编造了柏林的会面，为的是挽救他已经在走下坡路的职业生涯。”
“他们真坏。”
“非常坏。但那时候，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老职员，行动部上上下下都是官僚主义者。经过四十年，我们终于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苏联帝国正在垮台。应该是为大批人正名的时候，但内部依然是争吵不休、相互推诿。”
“那蒙克呢，他后来怎么样了？”
“他们几乎把他炒掉了。最后他们把他降职。把他打入冷宫，调到了无所事事的档案部门什么的。把他埋没，不再让他做事。他真应该辞职，拿上养老金离去。但他一直很顽强。他坚持下来了，确信总有一天会证明自己是对的。他坐在冷板凳上，消沉了三年。最后，他熬出了头。”
“证明他是对的？”
“是的，但太晚了。”
苏联，莫斯科
1991年1月
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怒气冲冲地离开审讯室，回到了他自己的办公室。
审讯小组的情报官们满意了，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所要的全部供词。“修道士委员会”不用再次开会了。所有的口供都录在了磁带上，整个故事从1983年内罗毕的一个小男孩生病开始，到去年9月份在歌剧院咖啡馆的抓捕行动为止。
第一总局的人通过某个渠道得知，蒙克在中情局内部已经失宠、降职、完蛋了。这只能意味着他没有其他间谍了。总共是四个，但那是什么样的四个啊。现在只有一个还活着，但也活不长久了，格里辛相当肯定。
“修道士委员会”也就这样结束了、解散了。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应该很有成就感。但格里辛的怒气来自最后的阶段。一百码。悲剧性的一百码距离……
盯梢组在报告里坚持认为，在尼古拉·图尔金自由的最后一天，他没有与敌人的间谍接触。他一整天都待在总部里面，在食堂里吃晚饭，然后突然走出去了，他被跟踪到了一家大型的咖啡馆，在那里，他点了咖啡并接受了擦鞋服务。
是图尔金泄露这个情况的。广场对面的两名盯梢员看到擦鞋匠擦完皮鞋拖着脚步走开了。几秒钟之后，克格勃的汽车就从街角开过来了，格里辛坐在第一辆车的司机旁边。那个时候，在苏联统治的这片领土上，他与杰森·蒙克只相距短短的一百码。
在审讯室里，审讯小组的目光全都转向了他。这次抓捕行动是他负责的，他们似乎在这样说，但他错过了最大的奖项。
会有痛苦的，会有惩罚的。他这么发誓。然后他被否决了。第二总局局长博亚罗夫将军亲自告诉他，克格勃主席想尽快实施处决，担心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他的建议也许会遭驳回。那天，他带着死刑判决书去找总书记，按照惯例，死刑应该会在第二天上午得到执行。
时代确实在变化，正在以令人迷惑的速度发生着变化。他的机构遭到了各方的谴责，受到了刚刚获得了自由的媒体渣滓的谴责，这些渣滓他是知道如何去对付的。
当时他不知道的是，8月份他自己的主席，克留奇科夫将军将领导一场反戈尔巴乔夫的政变，但政变会遭到失败。作为报复，戈尔巴乔夫会把克格勃分解成几个部分，苏联本身也会在12月份最终解体。
在1月的这一天，当格里辛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沉思的时候，克留奇科夫将军把前克格勃上校图尔金的死刑判决书放在了总书记的办公桌上。戈尔巴乔夫拿起钢笔，迟疑了一会儿，又放下了。
去年8月，萨达姆·侯赛因入侵了科威特。现在美国的战机正在对伊拉克实施空袭。地面战很快就会打响。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们正在试图斡旋，充当国际和平的掮客。这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角色。其中一个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我接受这个人所犯的罪行，他应该被判死刑。”总书记说。
“这是法律。”克留奇科夫说。
“是的，但在这个时候……我认为死刑是不可取的。”
他打定主意，把死刑报告退了回去，没有签字。
“我有权实施宽容，就这么定了。七年苦役。”
克留奇科夫将军愤怒地离开了。这样的退步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他发誓。迟早，他和他的同伴们将发起反击。
对格里辛来说，在这个痛苦的日子里，这消息是最后的打击。他能做的，就是把图尔金发配到一个无法存活的劳改营去。
八十年代初期，关押政治犯的劳改营已经从交通比较方便的摩尔达维亚迁出来，向北转移到了彼尔姆附近地区，即格里辛的家乡。十几个劳改营分散在维塞亚茨科耶镇周围。最出名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彼尔姆-35、彼尔姆-36和彼尔姆-37。
但还有一个用于关押叛徒的非常特别的劳改营。下塔吉尔是一个连克格勃也会浑身发抖的地方。
卫兵不管有多么严厉，他们毕竟是住在劳改营外面的。他们的残忍是偶发的和制度性的：克扣伙食，增加工作量。为使“受教育”的罪犯能够经常接触现实生活，在下塔吉尔，他们被与最邪恶的、最凶狠的囚徒混合关在一起。
格里辛确认了把尼古拉·图尔金送到下塔吉尔去，在判刑表格的“管制方式”栏内，他写下了：特别-极严。
“嗯，”凯里·乔丹叹了一口气，“你应该能够回忆起这个传奇故事的结尾。”
“大概吧。提醒我一下。”他扬起了一只手，对在旁边走动的服务员说，“请来两杯浓咖啡。”
“嗯，在最后的一年，即1993年，联邦调查局终于接管了已经进行了八年的内鬼追猎工作。后来他们声称，在接管后十八个月内就获得了突破，但之前许多清洗工作已经完成了，只是进展太慢。
“为树立信誉，联邦调查局确实做了我们本应该去做的事情。他们侵犯隐私，从法院获取密令，对几个剩余嫌疑人的银行存款进行了检查。他们迫使银行老老实实把存款情况全都提供出来。这方法奏效了。1994年2月21日，天哪，奈杰尔，我会永远记住这个日子的，他们把他抓起来了，就在与他的阿灵顿豪宅相隔几个街区的地方。然后一切都清楚了。”
“你事先知道吗？”
“不知道。我认为联邦调查局不告诉我是明智的。假如当初我像现在一样知道，那么我会赶在他们的前面，亲手把他宰了。即使要坐电椅，我也是开心的。”
这位曾经主管行动的老副局长在凝视饭店的对面，但看到的却是一连串的名字和面孔，都是早已离去的人。
“四十五次行动失败，二十二个人被出卖——十八个苏联人，四个东欧卫星国的人。其中十四人已被处决。全都是因为这个心理变态的系列杀手代理人，想要豪华别墅和捷豹汽车。”
奈杰尔·欧文不想打扰乔丹心中的悲伤，但他喃喃地说：“当初你们应该自己去做，内部审查。”
“是啊，是啊，现在我们全都知道。”
“那么蒙克呢？”欧文问道。凯里·乔丹短暂地笑了一下。饭店里空荡荡的，服务员想来收拾最后的这张餐桌，他走过来，手里晃动着账单。欧文示意把账单放到他面前。服务员一直在旁边磨蹭，等到信用卡放在了账单上，他才拿上走向收银台。
“是的，蒙克。嗯，他也是不知道的。那天是总统日，是联邦公共假日。所以我猜想他是待在家里的。没什么新闻，直至第二天上午。一封信件抵达了。”
美国，华盛顿
1994年2月
信是在22日到来的，即总统日之后的第二天，邮政业务恢复正常了。
信件装在一个白色的信封里面，从免费邮戳上，蒙克看出这是兰利的收发室寄过来的，但收信地址是他家里，不是办公室。
里面还有一个信封，有美国使馆的徽标。正面用打印机打上了“弗吉尼亚州兰利，中情局总部大楼，总收发室收，转杰森·蒙克先生”。有人还用潦草的笔记写了“反面”的字样。蒙克翻了过来。信封背面上，同样的笔迹写道：“这信是有人亲自递交到我们驻立陶宛维尔纽斯使馆的。可能是你认识的人。”由于信封上没有邮票，里面的信封显然是通过外交邮递袋送到美国的。
这里面还有第三个信封，质量差很多，纸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木浆的碎屑。上面用古怪的英语写着：“请（下面加了三道线）转交给中情局杰森·蒙克先生。来自一个朋友。”
真正的信件是在这个信封里面。写信的纸张很薄，似乎一碰就要裂开。是手纸？还是廉价的软皮旧书里面的扉页？都有可能。
信是颤抖的手用俄语写就的，使用的是黑墨水，笔尖不太流畅。信是这样写的：
下塔吉尔，1993年9月。
杰森，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能收到这封信，那么在你收到的时候我已经离世了。我得了伤寒，是跳蚤和虱子传染的。现在他们正在关闭这个劳改营，要把它肢解，把它从地球表面上抹去，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那样，其实不然。
十二个政治犯获得了特赦，是莫斯科一个叫叶利钦的人批准的。其中有我的一个朋友，他是立陶宛人，是一位作家和知识分子。我信任他，并托付他寄信。他答应把信藏起来，回家后就寄出去。
我还要搭乘火车和牲畜卡车去一个新的地方，可我是到不了那里了。所以我向你道别，并告诉你一些消息。
信中叙述了三年半之前在东柏林遭逮捕后发生的事情。图尔金叙述了在勒福托沃监狱地牢里遭受的毒打，以及他认为还是彻底坦白为上策的想法。他描述了臭气熏天的地牢，那里的哭墙和无尽的寒冷、那里刺眼的灯光、厉声的盘问，以及在回答不够快时，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情景。
他讲到了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上校确信，图尔金必死无疑，因此他兴奋地吹嘘起他此前所获得的成就。图尔金由此知道了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那些人的详情：克鲁格洛夫、布利诺夫和索洛明。他还得知，为了使西伯利亚军人开口，格里辛所使用的手段。
审讯结束后，我祈祷死去，就像我已经多次祈祷过那样。劳改营里有许多人自杀，但我总是希望自己能坚持下去，坚持到我也许能够获得自由的那一天。现在你已经认不出我了，妻子柳德米拉和儿子尤里也认不出我了。我现在没了头发，没了牙齿，骨瘦如柴，伤痕累累，浑身发烧。我并不后悔我所做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肮脏的政权。或许现在我们的人民已经获得了自由。其中有我的妻子，我希望她快乐。还有我的儿子尤里，是你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感谢你为此做出的努力。再见了，朋友。
尼古拉·伊里奇
杰森·蒙克把信纸折叠起来，放在了旁边的小桌子上，双手抱住脑袋，像小孩一样痛哭起来。那天他没去上班。他没打电话说明原因。他拒绝接听电话。晚上六点钟，天黑了以后，他查阅了电话本，坐进自己的汽车，朝着阿灵顿驶去。
他找到了那座房子，很有礼貌地敲了敲门。一位妇女打开了门，他朝她点点头说：“晚上好，马尔格卢夫人。”然后径直走进去了，把目瞪口呆的女主人留在了门边。
肯·马尔格卢在客厅里，他已经脱去了西装，手里拿着大号的威士忌酒杯。他转过身来，看到了闯入者：“嗨，怎么回事？你闯进……”
这是他挨揍前说出的最后一句话，在之后的好几个星期里，他每次说话都会发出令人难受的吹口哨那样的声音。蒙克打了他，打得凶狠，一记重拳击中了他的下颚。
马尔格卢个子高大，但状态不佳，而且午饭的酒劲还没有消退。那天他去过办公室，但没人在工作，员工们都惊恐地小声讨论着像山火般蔓延整栋大楼的那个消息。
蒙克总共打了他四拳，他代表所损失的每个间谍揍了他一拳。除了打裂他的下颚之外，还打肿了他的双眼并打断了他的鼻梁。然后他就走了。
“听起来像是个积极的举措。”奈杰尔·欧文说。
“也只能积极到这个地步了。”乔丹同意他的看法。
“后来呢？”
“嗯，还好马尔格卢夫人没有报警，她给局里打了个电话。他们派来了几个人，正好看到马尔格卢被搀上救护车，送去最近的医院急诊室。他们安慰了他老婆，她指认是蒙克。于是那些人驱车来到他的住处。
“他在家里，他们责问他为什么打人，他指了指桌子上的信。当然，他们是看不明白的，但他们把信带走了。”
“他被降级了吧，蒙克？”英国人问道。
“是的。这一次，他们把他彻底废黜了。当然，在听证会上读完那封信的译文时，有许多人表示同情。他们甚至让我帮他说话。但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即使在埃姆斯被逮捕后，也不允许职员因为怨恨而把高级情报官打得鼻青脸肿。他们当即把他开除了。”
服务员又回来了，看上去一脸苦相。他们两人都起身朝门口走去。服务员终于松了一口气，点点头露出了微笑。
“马尔格卢怎么样了？”
“讽刺的是，一年后，在埃姆斯的所作所为已经广为人知的时候，他也被不光彩地辞退了。”
“那蒙克呢？”
“他离开了兰利。当时，他与一个女孩住在一起，但她在外地参加一个研讨会，她回来后，他们就分手了。我听说蒙克一次性拿上自己的养老金，离开了华盛顿。”
“他去了哪里？”
“我最后听说的是，他在你们那边。”
“伦敦？英国？”
“不太确切。是女王陛下的一个殖民地。”
“领地，现在不叫殖民地了。是哪一个？”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我是否说过他喜欢深海钓鱼？我最后听说他在那里搞了一条船，当起了出租船的船长。”
这是一个晴朗的秋日，乔治敦看上去很美。他们站在拉夏米埃饭店前面的人行道上等待出租车，让凯里·乔丹回去。
“你真的要他回到俄罗斯去，奈杰尔？”
“总体上是这么个想法。”
“他不会去的。他发誓他再也不会回去了。午饭的酒菜很好，但这是浪费时间。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感谢你，但他不会去的。不为钱，不受胁迫，不为其他。”
一辆出租车过来了。他们握了手道别，乔丹上了车，出租车开走了。奈杰尔·欧文爵士穿过马路向四季酒店走去。他有几个电话要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