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李小龙误服Equagesic（一种复方阿司匹林和美丙胺酸混合药片，有抗抑郁功能）而暴毙之后十九年，我不期然对《精武门》全剧的最后一个镜头有了和少年时代初看时大不相同的观感。
李小龙腾身跃起、冲向镜头，四周响起一阵鞭炮也似的枪声，电影在他未曾坠下的那一格底片上结束，故事里一代大侠霍元甲最钟爱且武技最高明的弟子“陈真”—一个虚构出来的英雄—想必是死了。然而在另一部随片拍摄的八厘米纪录片上，李小龙当然没有被乱枪打死，也没有凝结在半空之中；百分之百吻合牛顿的物理定律，他落下来（而以观众之想像，他一定会奋力踢出的最后一腿根本未曾踢出），掉在片场工作人员预先铺好的假石砖地上。李小龙用大拇指抹去鼻尖的汗水，略事小憩，准备拍摄下一个镜头。
所谓下一个镜头，反而是出现在剪辑完成、公开放映的影片中稍早的一段画面，也就是英雄“陈真”在大厅上筋肉虬结地贾勇怒喝，加上一小段助跑、跨越一截尺把高的门槛、向庭院飞奔的镜头。
这样倒着时序拍摄是不是为了镜位安排作业的顺利使然，则我不得而知。不过，在那段八厘米的纪录片里，我们看见李小龙捧着个保温杯在喝水，摄影组的人七手八脚扛着一干器材自敞开的大门外穿越庭院、移入厅堂，先拍摄了众枪齐发、枪口冒出白烟的镜头（这个镜头在公映的版本里又被剪掉了），再掉转一百八十度、准备拍摄李小龙怒喝奔出的片段。这时，李小龙原声的旁白以一种带有浓重广东腔的英语道出：“My movement is the result of your movement.My technique is the result of your technique.Total fighting freedom is what my style all about.It’s actually no style.”
再度想起这部关于李小龙的纪录片时我已置身于一列南下的火车上，车厢中零零落落坐着五个人—除了我和老大哥之外，还有他那三个看来不情不愿、睡眼惺忪的徒弟—此时不论你称他们“技师”甚至“厂长”，他们都不会搭理你的。大致说来，我们坐成一个梅花阵的形式。我居中，老大哥在右后方三排之外的窗门，那三个则分别占住另外三个方位的窗口，我前面的两人还把椅背翻移到对向而坐，以便能观察我后方的动静。这就十分尴尬了，因为我们三个人的视线总会在刻意回避之时不期而遇。四目既不免交接，我便更能感受到对方在老大哥颐指气使的差遣之下“护送”我这一程是多么地无聊、无奈，又多么地敢怒而不敢言。于是我只好低下头，抽出高阳那叠手稿来读。
我没有特别注意所搭乘的火车是哪一种型号，只知道它大站小站无站不停，且不时会碰上必须暂停让轨的会车状况。应该是行经竹南附近的某地，我们这列车居然在旷野中停了半个小时之久。我从而读完了厚甸甸的一份手稿，只觉浑身上下的每一个骨节都像是当年在青年公园里被孙小六整治了一番之后那样，忽然间崩松脱落、又在转瞬间接合了回去，还发出“叱叱喀喀”的声响。
我在这一刻重新想起《精武门》和那部暴露拍摄作业实况的纪录片来—可不只是因为骨节叱喀作响、浑似李小龙的缘故，更准确而深沉的原因是：我开始面对一个写作上的问题—该如何将脑海中只有一个画面的《城邦暴力团》写出来？写成之后的《城邦暴力团》要像《精武门》那样的一部电影，还是像侧写李小龙的一部纪录片？我之所以如此困扰，乃是因为我所想像的、虚构的情节有如一部剪辑完竣、顺时展开的《精武门》，但是故事平庸、张力荏弱、内在情感既单薄又刻板。然而在另一方面，我所面对的真实材料却奇险诡异、荒怪迷离，充满了超越经验和常识范畴的生动细节；偏偏这些真实的材料又非依循时序的推移而为我所得—许多较早发生的事件是截至我细读高阳的手稿之际才显迹露相的，当这些材料正补充着我行将遗忘的一些生命记忆之时，我就活像是一个误把八厘米纪录片的画面植接到剧情片里去的导演，让胸口已经冒出一枚血红的“终”字的“陈真”落下地面，以大拇指抹去鼻尖的汗水，走入大厅，准备面对门墙外正喷出硝烟的枪阵，怒喝一声……
恐怕也正是在竹南附近那个旷野之中不进不退无前无后近乎永恒的等待期间，我决定将高阳的手稿抄入《城邦暴力团》的情节里面。也正由于这份手稿的篇幅庞大、内容芜杂，抄也不胜抄，只好拣择筛滤，裁去其中大抒思乡之情、忧国之感以及痛诋学、官两界衮衮诸公贪鄙庸懦的章节。如此剪摭，居然亦能成章，可见高阳行文，常隐端绪于枝蔓，令读者初读如隔雾看花，再读则拨云见日，三复斯旨，则赫然发现：那些看似无关宏旨的细节、议论甚至个人感慨，其实却是把来调剂情节，制造“穿插藏闪”趣味的佐料。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精简删削，载抄载惜了。以下便是高阳之文，原亦无题，姑名之曰“残稿”—
高阳残稿
记不得是多少年以前了，阅书读报之余，偶有所悟，而时过境迁，往往茫然；有时写稿，更觉某一事曾持一看法而有当于心，此看法如何？则每每不复省忆，辄大憾，遂作“随手”，欲矫其失，然又不耐小品之薤露易，作了六篇，便罢手了。
“随手”算是一体，清朝军机章京的术语，办某事毕，随手录其缘由，动笔则免思，多记以备忘也。
某夜与周弃公、沈云公、徐高公、张佛公小酌，听周弃公说“县太爷的笑话”，其中有“钱收发”一则，大意是说：民国二十年前后，有赵某经发表为苏北某县县长，接获委令，赵某之父便与新官儿子扃户密商，该如何在任上搞钱。当时县长兼理司法，县府收发处收受状子，是个极有膏水的关口，老太爷坚持自充其职，却碍于儿子是太爷，却怎好委屈老子干收发呢？遂想出个改姓的主意，让老太爷冒姓钱，赁居邸外，彼此皆不认父子的关系。老太爷得以自营金屋，又添了外快，自然不安于室，甚至包了名土娼。久之老太太闻讯，即命儿子撤了老子的差。可是撤了差，岂不也断了油水的路？老太太只好妥协，但是坚持让老太爷下班之后即回邸舍上房。老太爷无奈，只得日日等县府职员走光，看清了四下无人，才一溜溜到后进，躲在老太太房里。不意终有一日失风，叫一名新来当差的卫士误作贼人追击，最后却在老太太的床上逮住。第二天的茶坊酒肆里便哄传开了：县长老太太偌大年纪还偷汉子—偷的是钱收发。
笑谈也就罢了。席散之后，徐高公与我同车，径谓：“弃子的故事不是笑话，而确有其事。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在王叔老麾下做幕，有个叫田仲武的贴身扈从？此人便是拿住那‘钱收发’的卫士。那一回捅了个大娄子，差使也砸了，人倒是改了运，溯江而上，去了南昌，际遇果尔大大不同。此人现在台北，开一爿饺子庄，生意做得极好，得闲一同去尝尝。”
原本是一席闲话，徐高公并未深谈—那田仲武西去南昌如何改了运？又有了怎样不同的际遇？待我访着田仲武，大啖其山东风味的手擀皮韭菜猪肉水饺之时，徐高公已经物故了。
于此不得不补说我在王叔铭将军任总长期间与田仲武初识的一段旧事与见闻。
一九五七年，我适在冈山空军官校任上尉文书官，承老友魏子云介绍，北上到参谋本部总长办公室服务，因而结识了田仲武。此人原籍山东莱阳，北人南相，是个五短身材。某日我同他打趣：“你老兄身量如此，怎么保总长的驾啊？”田仲武笑答：“不敢学晏平仲的车夫，只好低身处世—既然是出生入死的活计，无乃生得命‘短’。”其应对之速捷、语锋之智巧，浑不似一武夫。我既奇其言，遂与之交，才知道他是一位李资政荐了来的。而仲武身怀绝技，有飞黄贲石之勇，虽然矮小些，倒的确是深藏不露的。我与田仲武所隶不同、职司亦异，但是时相过从，却也过了年余，才知他真有功夫—能以一掌心吸啜空酒瓶，瓶底复粘另一瓶口，如此连连，可至七八之数。惜仲武矮小，非登桌蹈高不能售此技。我也只在他醉后见识过一回。
徐高公归道山后未几，我从饕友唐鲁孙处得知田仲武在竹林市开了爿“田翁饺子庄”，即驱车往访，果然重逢故人。“旧翁”的饺子好在馅食结棍而绵软，更好在面皮匀润而坚实；内藏不腻、外披不滑，决非寻常名店的凡品可比。我大嚼数十个，始悟其佳处必与田仲武的拳脚功夫有关，乃殷殷探问个中缘故。渠徐徐告我：“的确是掌中火候使然。”
原来他老兄在那赵知县衙中闯了祸，混不下去了，闻听人说“南昌行营”方面有招募什么青年团的部曲，便乘小轮溯江，投了军，未料到了“行营”派差，干的仍然是卫士。
一日，忽然来了命令，要找个练家子替贺衷寒办件事。田仲武亟思有所表现，当下应卯去了。孰料贺某的公事竟是揍人—那人给囚在一间办公室里，吃他打了一顿，居然不愠不恼、不抵不拒，反而指点了他一套举法。日后那人不知如何竟成了贺某的股肱，留在“行营”听用，于是也和田仲武交上了朋友。时日稍久，非徒讲谈些古往今来的掌故，开益其心智，还点拨了他一套心法，助增其武功。那人正是日后又把田仲武荐给王叔铭的李绶武。我知田仲武敦实谨慎，非妄言者，从而对李绶武产生了好奇的兴趣。
据田仲武形容，这李绶武似非甘心情愿为“力行社”所用，可以从一桩小事上看出。
是时约在一九三二年，李绶武在“南昌行营”居停，形同软禁。大多数的时间里，他是足不出户的，只在计划科翻读文书。每隔二三日，贺衷寒便前去叩门，二人随即密谈数刻。由于例行的端茶送饭，以及偶尔要陪同李绶武到附近街市游走闲逛，甚至找浴池洗澡之类的琐事，都由田仲武打理，两人交接渐密，仲武也渐渐看出了李氏的郁郁。
某日，贺衷寒又来密商了一两个小时，仲武正待为二人换茶，贺衷寒刚要出门，回头抛下两句话：“‘大元帅’自有‘大元帅’的盘算，我是保不住他俩了。”贺离去后，李绶武叫仲武进门，愁眉苦思了半晌，才对仲武道：“可否请老弟给张罗几样物事？”
李绶武要的东西是几支大大小小、形制不一的毛笔，一卷宣纸和各色染料。在仲武看来，这几样东西颇为寻常，更不虞触犯“行营”安全规定，随即给备办了。而李绶武果真就伏案挥毫，不眠不休地作起画来。其间约莫有两昼夜的工夫。
仲武毕竟是庄稼人出身，既不通文案、更不识丹青，只知道画中有两个对坐饮啖的古人和大片的林木树石之类。画成之后，也不知李绶武作何处置，仲武也未甚留心。又过了一天，贺衷寒忽然神色仓皇地跑来—似乎是情急之下、不及遣退仲武，径自冲口而出，对李绶武道：戴笠有谍报来，说‘大元帅’险些遇刺！据传是冯玉祥所主使。”
李绶武却气定神闲地答道：“这事，应该已经化险为夷了罢？”
“你日日足不出户，怎能得知？”
“那一日我初入贵‘行营’，那位居先生不是说‘戴公来电报交代我和那叫花子上南京出一趟差’么？试问：是什么样的差得劳驾两位练家子慌急登程，竟然把在下就那么撇下了？再者，戴先生是何等精明的人物？设若此事未曾平息周至，又怎么会放出个‘大元帅’险些遇刺的谍报来呢？”
贺衷寒闻言似是宽了心，也才瞥见仲武立在一旁，正作势要将他挥出，李绶武却接着说道：
“贺公当真要担心的，反而是居先生和那邢福双呢！”
“噢？此话怎讲？”
“那日居先生还说：‘这差事干下来，我也许能跑一趟山东泰安。’又说：‘各位还记不记得我说那叫花子身上有一部机关，其价值不亚于十万雄师？’敢问贺公：待居先生得了那‘不亚于十万雄师’的宝贝机关，他在戴先生乃至‘大元帅’跟前，又该是如何地风光神气？”
贺衷寒这时沉吟了，来回在室中踱了一阵方步，不发一言。
倒是李绶武开了腔：“贺先生要是信得过我，我倒愿意走一趟，把那叫花子的机关破了，也免得江湖秘技竟为妄人滥用误用，终不免搞得生灵涂炭，这—恐怕也是贺先生在《一得集》里所强调过的‘革命战争的目的在乎非战’这般信念罢？”
一听李绶武搬出自己的著述文章，贺衷寒又宽心得意了几分，忙问：“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如何同他们江湖高手周旋？难道不需要我加派丁壮武卫，陪你一道前去么？”
“人一多，岂不先让戴先生那边加意留心了？”
仲武大约便是在此际叫贺衷寒给挥遣出门的，底下的话便不得与闻了。只知两日过后，李绶武准备起程北上公干，贺衷寒吩咐仲武给整治行囊。仲武替李绶武打点了两箱一笼的衣物，李绶武只着他要了两个纸封—一个里头装入那张画，一个里头放了叠似是早已预备下的照片。李绶武更在车站月台上嘱告仲武：“你千里间关、离乡背井，治生想必不易。这些个衣物权且将去，或典或卖，悉听尊便；换得了钱钞，买些书来读读，人说‘开卷有益’，总是不错的。”说完这些，李绶武忽地一抬头，指着月台上方木梁喊道：“燕子。”仲武不疑有他，顺势望去，果然看见那高高的梁上有一燕巢，一排探出五只乳燕，白眉鸟首，角喙翕张，正等待着母燕觅食归来哺饲。就在这分神的片刻之间，不知李绶武使了个什么手法，朝仲武的丹田处轻轻一拂，匆促间，仲武只道近小腹方圆三寸之处豁然涌起一阵夹暖夹寒的气流，腔肠之间有如冒出来个橙子一般大小的圆球，飞速疾转起来。
“老弟若是感觉内急，就赶忙如厕去，咱们就此别过，你也不必送我上车了。”李绶武笑着挥了挥手，仲武果然腹痛如绞，再也禁忍不住，提起箱笼、奔入站旁公厕，拉了个昏天黑地，可是从此居然一身轻捷，浑似脱去了五七十斤赘肉的一般。
也是经此一别之后，仲武的内力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我素不喜于武学上揣摩钻研，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不过，除了见识仲武吸酒瓶奇技之外，还看过他揉面团，倒颇值随手一记。
旁人揉面，看起来极其耗力费事，即便是隆冬严寒，也常揉得大汗淋漓，涣流浃背。独仲武揉面，如公瑾抚琴，其闲适潇洒，绝不类厨作。但见他将几斤面粉倾于砧上，隆起如山，探手掘一穴容水，状似湖。复掬粉数捧披盖，当即持一白纱布轻覆其上，并以两掌隔空数寸作摩挲状，却无一寸肌肤触及面粉。如此约三五分钟，纱布底下的粉层时起时伏，初如樱雨、犹沾黏成花瓣大小的薄片而倏飘倏落，纱布亦随之而乍揭乍掩。稍顷，各薄片附益渐多，方圆渐阔，直如铜板一般了，仲武的动作愈趋和缓，不过几交睫间，原本若鳞甲接缝的线条便消失了，峰角嶙峋的面粉堆也变成了一座浑圆平滑的面丘。回眼再看仲武，非仅面不红、气不喘，且滴汗不下，粒粉不沾。我笑谓：“观阁下揉面，如看美女梳头，才深知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之境。”仲武的内力深湛如此，而甘于市隐作庖，倒叫高阳不得不翘起大拇指，称道一句“好汉子”了。可惜我与仲武再见了几次面之后，忽有一日，馋虫祟动，直挂念着他的饺子，遂携Old Parr威士忌一瓶径访，要讨他几个解馋，不意仲武扃门闭户，竟已乔迁往中部发展去矣。
他这么不告而别，我的损失可不只是口腹之欲难填，更兼愁闷之惑不解。到底那“南昌行营”之于李绶武，又有些什么样的纠瓜结葛呢？这，就要从另一些枝节上说起了。
文前曾提及周弃公，这些枝节也同弃公有关。周弃子先生学藩，自署未埋庵，晚年别署药庐，我曾在《弃子先生诗话之什》一文中引弃公论溥儒的题画诗。弃公云：“溥王孙的题画诗，首首辋川，无非假唐诗而已。有一回跟他闲谈，我老实跟他说了；他也承认，他说他也有真的东西，不过不便示人，接下来念了两句给我听：‘百死犹余忠孝在/夜深说与鬼神听’。”
那篇文章谈的是弃公诗论，未便骈议其他。实则弃公对中国绘画的鉴赏力亦是极精到的，曾持一论云：“近世丹青，颇多充赝。绘者摹山仿水、皴石点云，常见衣袍登靴、拄杖过桥之辈，傲眺巉岩，如寻隐未遇模样；乃于险峰幽涧处，敷衍茅庐数间、角串一架，泥垆坐酒、残落枰，作世外高闲状。试问寻者何人欤？隐者何人欤？弈者又何人欤？此等假画，合该与假唐诗凑趣，一言以蔽之曰：俗不可医’。浑不如惊鸦写孤竹，笔笔疏硬见骨，的是真性情。”
弃公在这里所提到的“惊鸦”即是方练，字凤梧，号甘醴居士，又号惊鸦先生，著有《惊鸦留鸿录》四卷，自述其生平、师友、见闻、艺论。由于周弃公的称道提醒，我对此老的著作又加意浏览了几回，如读包世臣《艺舟双楫》，涵泳深邃，蕴藉风流，果然极有味，也因之而对方练的门生万砚方所写的《神医妙画方凤梧》连带产生了兴趣。
某日，应王新公之召赴府试菜，在座的还有张佛公、楚戈、丁望及一位我素昧平生的魏先生。当日所试的菜叫“套四宝”，据说出自开封“宋都菜馆”名厨家传私授的食单。酒过三巡，“套四宝”端上来了，盛在一只景德镇的青花细瓷汤盆里，开盖儿一看，是只头尾俱完、热气蒸腾的全鸭，肉质酥软松滑，肥而不腻。吃完鸭肉之后，又露出一只清香熟烂的全鸡来。鸡肉吃罢，内中还有一鸽，而全鸽的肚产里竟然还藏着一只体态完好、腹中塞满海参、香菇、竹笋的鹌鹑。
据案大嚼之余，自然众口称赏。王新公谓：“食单和手艺都不是舍间厨作所能望及项背，而是这位魏老弟亲自打理的—来来来，慧叔，你给说说这‘套四宝’的佳处。”
原来这魏先生就是知名的老饕魏谊正，行三，人称魏三爷的便是。据说此人曾一度参赞中枢、周旋机要，惜与“今上”在抗日战争的方略上屡起龃龉，而渐遭摒抑，虽则保住了个“国大代表”的头衔，过的却是纵情酒食声色的日子。每尝语人曰：“魏三在‘国大’的价值，便是不投‘老头子’当领导人的那一票。”其自号“百里闻香”，更是狂猖得可以。说起“套四宝”来，果然自出机杼、别有妙趣。
“宋都这道菜，是我拿另一道菜换来的，这就先不说了。”魏三爷自始至终未动筷子，说起菜式典故来，却滔滔不绝了，“‘套四宝’的讲究，是在把四只层层包裹的全禽密匝匝套在一起，集鸭之浓、鸡之香、鸽之鲜、鹌鹑之野四味于一釜，难就难在如何去其骨而全其肉，这叫‘拆架’。等闲的厨子不会拆，一拆就把皮肉给破坏了。拆下来的架子得另起一锅烹煮，熬得骨烂髓融，便成汤底。我练这‘拆架’手艺，足足耗去八年辰光；手艺成就，抗战也打完了。
“这还只是个匠作熟巧的功夫，‘套四宝’的佳处却不在这一面上。各位试想，活生生的四味全禽，要之以鸭最蠢拙、鸡稍轻健、鸽更不驯，而以鹌鹑最为佻达活泼，却给囚在最里层。发明这道菜的厨子想必有一肚皮冰炭难容的感慨，恨世间野性尽为蠢物缚束牢笼，才想出这么一番折腾来—其中最见深刻的，正在‘拆架’的意思上。君不见，如何教人收伏野性、甘为蠢物囚裹呢？很简单，‘无骨’可矣！没了骨头，尽管委曲求全，毕竟只能盘中作肴而已了。”
一气说到这里，阖座拊掌笑叹，咸谓“套四宝”似乎不只可口，还真有能令人会心之处。倒是那魏三爷话锋一转，接道：“不过，我有位老友别立一解，他说：‘你怎么不说，越是蠢物、越是要大肚能容呢？’照我这位老友的说解，举凡衮衮禄禄、高踞庙堂的诸公，蠢斯蠢矣、拙斯拙矣，倒还真要有几摺肚围才行。”
诸客又是一阵谑笑，我由是也对魏三爷颇生出几分敬悦之意，遂道：“聆君一席话，胜读三日书，可是我仍有三事不明，非请教不可。敢问三爷究竟是用哪一道菜换来的这食单手艺？此其一。三爷自始至终不尝一口‘套四宝’，却是为何？此其二。听三爷说起那位老友，想必也是位足智深思之士，但不知是什么人，可否请三爷见告？此其三。”
“久闻高阳每事必问，果不其然！”魏三爷十分坦荡，当下答了。原来交易的食谱非常简单，是一道“素烧黄雀”。魏三爷向宋都的大厨建议：鹌鹑腹中的海参、香菇、竹笋固然各具滋味，然而一旦吃到第四层，其中居然是满腹散菜，未免少一分艳目之色。何不将素烧黄雀裹入核心，待食客拨寻肌理，又复得一惊喜，这就把“套四宝”变成“套五宝”了。至若今夜何以是四宝而非五宝，魏三爷正色肃容答道：“既已与人，何当复以为己？这‘套五宝’是宋都的独门菜式，我便不能侵夺了。”
关于自制的拿手菜却始终未曾举箸的一节，魏三爷却转脸向王新公道：“新衡先生是知情的—”
话语似断未断、待续未续，王新公却抢道：“高阳的第二问和第三问，答案都在玄关脚凳边的那个纸袋里，待歇儿散了局，你带回去品尝玩味罢。”
纸袋显然是早就准备下的，里头是一瓶陈酿和两本闲书，乃是《神医妙画方凤梧》和《食德与画品》—后者正出自魏三爷之手。彼时我僦居仁爱路圆环一斗室，与王新公府仅一箭之遥，散席信步而回，美酒佐书，不觉竟夜。至天明终卷，才明白王新公以试菜为名，实则是为我和魏三爷作一引见，或许夜来这饭局根本出自魏三爷所授意，其目的则清清楚楚写在《食德与画品》的扉页上：“高阳兄揭谛探真”。
揭谛探真是个双关语，一则俱载于《食德与画品》之中，指的是魏三爷自行绘图鸠工打造的一双银箸—一支名“揭谛”、另一支名“探真”—老饕自铸称手的筷子，自然有其品细尝鲜的用意，姑且不论，至于那七字题辞的另一个意思，应该就是以此二书所载之内容，供我究其情实、发其隐匿。揆诸平日，多有为我具文述事的读者，或抒志陈情、或献曝揭秘，不外是供我参考，冀能辗转写入小说之中，往往披沙拣金，偶亦见宝。魏三爷这两本书，的确是有补充近世政海秘辛的价值的。
先说我在席间所提的两问：那位慨然道出“越是蠢物，越是要大肚能容”的人物，正是《神医妙画方凤梧》的作者万砚方。当年魏三爷浪迹海内，到处寻访名厨大庖，求授菜谱食方，可以说散尽家赀。但是也因之而学会了不少独门秘术。尤其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许多在道途间流离失所的厨师不惜以传承数十百年的技艺交易一顿饱餐，《食德与画品》便详尽地载录了作者“游学”的经历、见闻和实操实作的七十二则掌故，其描摹刻画，微入毫发，真可说是一流的小说了。
当然，求学问道之余，如何维生也是一个问题。在魏三爷而言，这倒不难。书中坦述：一旦盘川告罄、囊橐萧然，他便仗着在政府名公、巨卿之间震烁已久的声名，去至某要员某府某邸，露一手烹饪的功夫。须知政客最怕人议论他不学无术、最喜人谛听他逞学售术、又最擅长挟资借势以窥学求术，是以政客皆好宴集—每于馔餍饮足、酒醉饭饱之余，搜闻些“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谈丛，便觉腹笥满盈的不只是鸡鸭鱼肉而已。借由这一层权贵阶级的心理，魏三爷便凭着一身从市井庖俎间访得的本领，折冲于鸣钟食鼎之家，可谓悠游自在得很。他与万砚方订交，亦缘于此；而初识所售之术，即是“套四宝”，当在一九五一年前后，是时“国府”已播迁来台，地点当须在台北。倒是万砚方一句“你怎么不说：越是蠢物，越是要大肚能容呢？”的自嘲反诘之辞，颇让魏三爷刮目相看，深知此公非俗子，而愿意倾心结纳了。
多年之后，万砚方骤尔殒命，其事甚秘而可怪，魏三爷便再也不吃这道菜了，其书末慨乎言之：“馈而无所贶，犹寝而无所梦；伯牙碎琴、季札挂剑，皆伤离索者，天涯情味，其此之谓欤？”这段话隐了个姜白石《翠楼吟》“兴怀昔游，且伤今之离索”的题序之意，所谓“天涯情味”，不免让我想起《翠楼吟》结句：“仗酒祓清愁/花销英气/西山外/晚来还卷/一帘秋霁”。
这样的交情似乎只能向传奇小说中得之，而绝难在现实世界上求索。再见王新公时，不免提出来一叹。王新公诧道：“你同周弃子那么熟，没听他谈起魏三去万氏家庙打抽丰，不意却结识了一批牛鬼蛇神，订下生死之交的奇事么？”
“我同弃公大抵谈诗词、说故旧，鲜少述及时人时事—”
“”王新公喟道，“他和那李绶武也是相熟的。李绶武整理了一本《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其中引了不少武林史材料，弃子玩兴大发，还给那些武林史订了不少对仗工整的回目，什么‘黑松林七侠结盟誓/白泰官三飞屠蛟龙’、‘甘凤池摘瘤还咒誓/泥丸功导穴召英灵’都是出自他的手笔。这还不算，他还用‘异史氏’的笔名，替老漕帮写了不少赞诗。像那首‘锦江常碧蒋山青/元戎下马问道情/揖张义胆缘旗祭/笑剖丹心载酒行/百万豪银何快意/八千壮勇岂零丁/孤灯坐看横塘晚/黯淡功名举目清’，用事妥洽、炼字沉雄，更可称杰作了。这等调皮得意之事，弃子竟没向你抖露？”
“噫—我竟不知。”
承蒙王新公见告，我才知道：周弃公论画之所以看重惊鸦，并非没有缘故。或许是因为他和万、李之结识而得以进窥方凤梧艺事之堂奥；或许是因为他欣赏方凤梧的画论画风而不吝以大诗家之身，同这批江湖人物论交。至于魏三爷到宁波西街老漕帮祖宗家门献菜，究竟是不是存心打抽丰，便不得而知了。总之—据王新公所言—魏三爷之所以能接近万砚方，乃是因为李绶武的缘故。这又是缘于李、魏二人搭同一条船来台湾，有那么一节“倚舷把晤”的情景。
据闻当时船行已近基隆，李绶武正凭栏读着一本书，却久久不曾翻页，身后忽尔有人说了话：“老弟倒真是字斟句酌啊，呼呼呼！”
李绶武一回头，见是和自己在青岛同桌复同船前来的大个子，只方才唱名发签证时始知其姓字，叫魏谊正；仓促间尚不知如何应答，却见魏谊正撮唇怪笑的一张脸也倏然凝冻起来—他是在睇见李绶武掌上所托的那本书中的文字之际愣住的。
“阁下手上这本书的主人曾经许过我一个‘天下之大，到处可以相逢’的后会，”魏谊正惨然道，“敢问阁下：这个叫欧阳秋的如今身在何处？书又如何到了阁下的手上？”
李绶武闻言似乎也大吃一惊，垂脸怔怔望着手中书本，思前想后片刻，复打量了魏谊正半晌，才道：“设若您是‘讲功坛’出身的弟子，却不该如此问话；设若您是冲着这本《无量寿功》而来的练家，大可以趁我方才失魂落魄之际出手相夺。想这普天之下，能认得这书、认得欧阳秋其人，而又能洒然如此的，恐怕只有魏三爷一个人了。”
“不敢，在下正是魏三。”魏谊正舞拶着手上的银筷子，漫不经心地往身后不远处正吵嚷着的几个军官一指，道，听他们唱名，阁下是李先生；咱们其实是五月二十号那天一同自青岛登船而来的—”正说着，魏谊正猛然发现到李绶武正缓缓地、悄悄地朝后移步，同时瞟目斜眉地似乎在示意他往船首方向走动。果然在走出十多丈远开外，李绶武才低声问道：
“恕我冒昧直言，三爷既然也是从欧阳昆仑手上得到的通行凭证，敢问三爷上船之后，是不是给单独拘在一间舱房之中，受了几回盘问，直到端阳佳节之夜，才又无缘无故给放了？”
“不错，那天兵士送来两个粢米饭团，冒充粽子，粗粝得很，简直难以下咽，我回头就给扔了。”
“他们盘问了些什么，可否请三爷见告？”
“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问一个身家来历、亲故乡里。再者便是如何混上舰来？从哪里攀得一张通行凭证？此后意欲何为？诸如此类，简直不胜其扰。怎么？李先生也给拘问了几日么？”
李绶武且不置可否，却益发压低了声，道：“依我看，自凡是跟着欧阳昆仑上船的都逃不过这一劫。且看那厢高谈阔论的四位，还有个瘸腿妇道和一个孩子，他们是老漕帮万砚方的家门亲眷，兴许没吃什么苦头，可是恐怕也一样给囚了些日子。至于三爷你方才调笑了半天的那位年少妇人—”
“此言差矣！此言差矣！”魏谊正忙不迭地摇手道，“是我看她孤身一人，面容愁苦，两眼含着老泪，才上前说几句笑话解颐。李先生说‘调笑’，未免诬枉魏三了。”
“她是欧阳昆仑的妻房，眼下身怀六甲，万里漂泊，又好些天没见着丈夫了，试问：单凭三爷几句说笑，如何使之解颐？”
魏谊正闻听此言，一时惊心，连手上的银筷子都几乎捏不稳了，急道：“她、她是—唉！我却不知道呢！昆仑行事竟如此诡谲，居然连我也不说。”一面说着、一面扭身就要往回走，可袖口早叫李绶武给掣住，但听李绶武蓦地迸出两句话来：
“你这么一咋呼喧嚷，莫要害了他们孤儿寡母呢！”
魏谊正不觉心头一懔，暗自思忖起来：若称那怀有身孕的妇道是欧阳昆仑的妻室，又说什么“孤儿寡母”，则欧阳昆仑想必已经身遭凶险—难道竟是这几天之间、发生在这条船上的事？念头还没转透彻，耳边又听李绶武嘱咐道：
“那厢万老爷子几个兄弟伙儿都在，他们究竟是敌是友，于今也着实难以分清辨明。若非三爷与欧阳秋有旧，坦白说，我也不敢贸然跟三爷说长道短。不过，欧阳昆仑应该是遭逢不测了。下手的人是谁，我不曾亲眼窥见，不敢妄言；也正因如此，你我更须小心应付，以免蹈入奸人机栝才是。”说到这里，手里的一本《无量寿功》竟递了过来，李绶武的一张麻子脸也越发地哀凄惨悄了：“没想到此书竟是这般物归原主的。”
不意魏谊正捧起这书，在掌心上掂了掂，像是忽然涌起了抵挡不住的什么感慨，倒先滚落两滴泪水，哽咽道：“我同欧阳家父子两代论交，虽各只一二面之缘，原本也称不上什么隆情厚谊，只此番承昆仑相邀，实指望到海角天涯游历些时日，品尝品尝南海之滨的脑鲎足、蟹子虾姑，孰料还碰上这般凶险蹊跷。”
“李某平日闲读杂书，颇知三爷当年慨然将祖传神功赠与欧阳秋的一段佳话，却不知三爷同欧阳昆仑也有往来？”
这一段李、魏二人“倚舷把晤”的故事才说到一半，王新公忽然面色凝重地摇起头来，边摇头边说道：“不对、不对。弃子不同你高阳讲必定有什么顾虑。他不同你讲，我也不同你讲。讲到不该讲的事情上，凶险蹊跷说不定就找上门来了。”
王新公的脾气饶是如此，任何人也莫奈之何。于我而言，当时的确如骨鲠在喉，颇有几分窒闷。不过，日久天长，却也淡忘了。直到一九八七年一月五日，王新公谢世，不巧我人在香港，连最后一面都不曾见得。洎返后，又为了二月中要赴东瀛一游而赶写一批连载存稿，忙得不可开交。直到二月十五日清晨，临上飞机之前数刻，才偷闲至王新公灵前叩了三个头。辞出之际，未料却撞见了魏三爷。我看他虽然颀长高大、不减往昔，然而面容清癯、神情萧索，仿佛瘦了几许，便打趣道：“三爷竟然也有‘衣带渐宽’之一日呢。”
“吟乔树之微风，饮高秋之坠露，人焉不瘦哉？人焉不瘦哉？”魏三爷微哂着开了两句玩笑，即正色道，“高阳，这些日子上哪儿去了？听说你又要出国。”
我草草应诺，私心窃忖：他那两句“吟乔树之微风/饮高秋之坠露”分明是骆宾王《在狱咏蝉》诗序里的用语，当下不免一怵：如果他的话并非玩笑，则其意岂非正是在告诉我：刚吃了一阵牢饭出来，能不瘦吗？”
“我知你事忙，”魏三爷一面说着，一面俯身替我拎起两只行李箱，快步朝马路边趋走，并道，“然而兹事体大，不能不叫你明白一个首尾—咱们路上谈。”
只见他健步如飞，走得十分轻捷，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个八旬老翁。在仁爱路的红砖道旁，他似乎是刻意稍事观察，一直守候到第四辆计程车经过，才招手拦住，径自吩咐司机：“到桃园机场，出境。”
上车坐定，我忍不住问他：“三爷怎知我要出国？”
魏三爷笑了，沉吟道：“月前报载新衡先生在荣总去世，我就想，不知道高阳会不会前来吊唁？遂请一位能通天人之术的牢友拿你的姓字给算了一算，他说你老弟人在天涯，未必赶得回。偏偏狱中有本过期的文学杂志，正在召募读者组团东游日本，拿你老弟当招牌，号曰‘随团作家’，订在今日起程。我那位牢友又给算了一算，说今天是正日子，你我当须一会。”
“三爷方才说兹事体大，究竟是什么事呢？”
“有这么一个朋友，想托人带那么一点儿东西—这是简单其说，我素知高阳老弟心细如发，必不以此说为惬心贵当，是以非面告详情不可。”
初听此言，我直觉以为：莫不是桩走私贩毒之类的勾当？登时应道：“带的若是寻常物事，何以非高阳不可？若非寻常物事，我岂能应命？”
“老弟别误会了—只不过是一本书，明治年间刊印的《肉笔浮世绘》，绝非不法犯禁之物。”魏三爷说得坦荡，眼神却不时留意着前座的司机。但见他顺手摇下车窗，让街头嘈杂零乱的车声、喇叭声略为掩护，才复附耳相告：“为什么请托于你，也不是没有缘故的。这就得往细处讲了—
“其一么，乃是因为你老弟读过几本书。我从你写的《金色昙花》、《粉墨春秋》和《清帮》这些个小说、丛谈里看得出来：你老弟显然对近百年来中国政局官场里的曲折隙积十分留心，谅必也参考过不少稗说野史；这些玩意儿非但不比官修正史为失真，反而填补了许多兰台大令所不能言、不敢言甚至不知其可以为言的材料。我说的这几本书是《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和《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怎么样？魏三说得可对乎？”
我惊心之余，自然无须否认，遂接了句双关之语：“三爷非但腹笥极宽，眼力更是绝细的。”
魏三爷闻言大笑数声，拍了拍肚子，突然敛容道：“那么，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那本《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之中提到过一个跳楼自杀的洪英、叫罗德强的？”
我正在脑海之中竭力搜检所阅记之书的内容、而仍未便骤置然否之际，三爷早已接道：“此人当年任职于日本驻华大使馆，表面上干的是警卫，骨子里其实是个给‘老头子’干‘凿底’勾当的谍报人员—”
“我想起来了！”我昂声要说下去，手背却猛可叫魏三爷给按住，当下微知其意，低声应道，“此人前去捣毁汪勋如开设的‘河洛汉方针灸医院’，还失落了使馆职员证一枚，之后逃捕未遂，跳了楼，以精神病患者厌世自杀结案。”
“他哪里是自杀？”魏三爷又凑近前来、附耳言道，“分明是另有隐情、暴露了行藏，叫办案的爷儿们给推下楼去灭口的。此事诚若追根刨柢，外间不难得知‘老头子’在驻日使馆埋下了‘桩子’，事态就尾大不掉了。”
“这与我又有什么相关？”
“罗德强一案原本只是洪门光棍想要迫令汪家医交出《吕氏铜人簿》、退出医道江湖的一个绿林纠纷，不料歪打正着，几几乎败露了‘老头子’在日本方面伏桩设线的秘辛。这也就罢了，孰料此事过后五日，国民党‘九全大会’之中，选出来个哥老会首洪达展列名主席团第一后备副主席。此人机心极险，反而在‘老头子’面前参了一本，说他握有密报，可以坐实老漕帮‘老爷子’万砚方暗中破坏‘反攻’大业，而就是因为罗德强掌握了万砚方阻挠‘反攻’的证据，才惨遭灭口的。‘老头子’闻言震怒，饬令洪达展把所谓的密报原原本本呈上来。洪达展能罗织罗德强入案，自然不是没有准备。不待大会闭幕，便抖露出一个老漕帮密遣东京在地光棍，将月前准备投奔当局的‘周鸿庆’送进苏联大使馆的内幕来。”
“‘周鸿庆事件’我是知道的，当时的‘梁兄哥’凌波随李翰祥到台湾访问，翰祥特别来看我，说是将来要同我合作，写几出历史戏。他还说了两句怪话：‘周鸿庆这一路死死活活，拍他一部连台本戏三天三夜都演不完。’”
“翰祥是知情的，所以日后他在台湾也待不下去了。”魏三爷说到此处，忽一振襟，从袖口里甩出两本书，只一时还以巨掌遮掩、不使露相，并继续说道：“咱们言归正传：‘周鸿庆事件’究竟如何，魏三也不瞒你老弟—不错的—当年正是万老爷产使了个偷梁换柱兼上屋抽梯之计，让一个在东京开出租汽车的庵清光棍拦下了那化名‘周鸿庆’的莫人杰；这姓莫的从前曾经诈死赖债，身上背了一部血案—知情的除了我这贪吃鬼之外，恐怕就只有他本人和二三同谋而已—”
“三爷所言，不正是大作上提过的那道‘红煨清冻鸭’的周厨么？”“高阳果然是知味之士。”魏三爷微微一哂，接着说道，“正因为你读过这些本书，许多枝节细目，便不劳魏三多费唇舌了。总之，这也正是托你带那部《肉笔浮世绘》的头一个原因。至于其二么，还得回到那冒充周厨的莫人杰身上说去—此子当年以半部《莫家拳谱》为酬，和航运巨子项迪豪勾串，设计了一条李代桃僵的毒计，言明事成之后另以后半部拳谱奉赠。莫人杰确实未曾食言，可却利用项某人嗜武成痴的奇癖提出了一个条件：他要求项迪豪把旗下船公司在广东沿海所设的一个仓库交给他经营三个月。”
“一个小小的仓库？只经营三个月？”我大惑不解、脱口问道，“此子意欲何为？”
“莫人杰当时不过是个未经世事的膏粱子弟，哪里懂得这些机关、计谋？更不消说向人要一座仓库了。此举自然是背后另有高人指点，才兜得转的。原来早在抗战期间，便有人看上了一宗收购旧港币的买卖。此人眼看项二房将事业重心转往上海经营航运，在东南各省港市上都有货栈仓房，又深知项迪豪性喜钻研武术，且深衔北京飘花门孙少华一掌之辱，于是给设下条一石数鸟之策：杀了个周鸿庆、救了个莫人杰、毁了个孙少华、诬了个万砚方。项迪豪得了拳谱，定策之人则掌握了三个月的时间，把早就在战时用‘周氏纸厂’名义买进的一吨多旧港币化整为零、以小舟运回香港，找上刚复业的汇丰，准备一口气全都兑成英镑，汇丰当然吃不消，只好缓计徐谋，请那‘周氏纸厂’的老板出任董事、兼理总裁职务。”
“然而这位‘周老板’既非‘周鸿庆’，恐怕也不是莫人杰。”我其实并不知道真正的答案，却忍不住迸出一个猜测来，“当年执行收购港币的是陈光甫，日后花大钱交际公卿的也是陈光甫，难道—”
“还差一步，高阳老弟！还差一步。别忘了陈光甫是人家哥老会的洪英光棍。”
“那么、那么—”我迟疑了，十分自然地嗫嚅道，“居然还是那洪达展！”
魏三爷深深一颔首，道：“不错。可笑那项迪豪一心只想着《莫家拳谱》，未到手时寝不安席；既到手了，仍复食不知味，成天价闭门修习熬炼，实指望真能学成一副‘天下无敌水无边’的身手，好去北京亲自料理了飘花门的残徒余孽。他却始终不知道：自家海南仓库里竟然堆放着足可敌国的钱钞呢！
“至于莫人杰，即令解决了债务、分润了钱财，顶着个死厨子的姓名，依旧想过他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荒唐日子。可老家是待不下去了，便由洪达展安排，往香港落脚。洪达展足跨政商两界，兑旧港币更上层楼，可说是得意风光之极，在青岛、上海、南京各地都置着产业，香港自不例外。从另一方面设想，他也不希望莫人杰在内地招摇，因此买下了湾仔地区一座相当讲究的宅子，原名叫‘千岁馆’—”
“‘千岁馆’我知道的。那是抗战初期日本驻港情报机关在湾仔地区设立的一个俱乐部。”我亦点头应之，倒是不对外营业，日本人称之为‘会员制’。我在写《粉墨春秋》的时候注意过这条材料，可惜用不上。”
“其实‘千岁馆’就是个专门接待各地前往香港跟日本军部办交涉的大小汉奸的招待所。”魏三爷道，“洪达展买下来是有眼光的。试想：战后再要同日本人做起生意来，此地宁非佳处？可是他碍于身为中枢要员，坐拥一片日寇的物业，自不好明目张胆，遂委了莫人杰前去经营，直到一九四九年为止。
“可怜人算不如天算，洪达展做梦也不会料到：连他自己都是糊里糊涂跟着‘老头子’的部队播迁来台，又哪里顾得上莫人杰的出处呢？然而此子自年少之时便溷迹江湖，跟着洪达展耳濡目染个几年下来，当然也学了不少手段。加之以香港弹丸之地，龙蛇混杂、风尘嚣攘，反倒让莫人杰交际了不少人物。其中有一个人，姓连名贯，原先干过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副主任。此人精通摄影技术，冲晒放大，无不娴巧，尤善于以长焦距镜头偷拍人物，曾于抗战中期摄得五六十张出入‘千岁馆’的汉奸照片，算是替共产党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一九四九年中，神州变色，国民党迁台，共产党人民政府成立，少不得论功行赏。这位连贯便成了大陆驻港办事处的主任，一日旧地重游，大约是向莫人杰吹嘘起曾经在‘千岁馆’从事秘密工作的往事，莫人杰也约莫是透过了连贯的这层交往关系，才又找着了‘那一边’的靠山。只不过海峡迢递、竹幕深垂，魏三对这其中的关节榫目，所知也仅止于此—倒是洪达展这一边，不得不另有一套说法和做法。这，就株连到日后的一宗大难了。”
魏三爷说到这里，我恍然若有所悟，而其情犹似隔靴搔痒，抓不着要害，只好凭着直觉一猜：“外间虽然不知道是洪达展一手安排那莫人杰‘借尸还魂’，可香港在地的人物却总该听说过他盘下‘千岁馆’，乃至于交给一个叫‘周鸿庆’之名的人经营的事罢？”
“这正是症结所在！”魏三爷撮起口唇，呼呼”怪笑了几声，才道，当年国共作殊死战，‘老头子’坐失大片江山，退居蕞尔之岛，仇‘匪’恨‘匪’之念，须臾未曾释怀，自然无时无刻不透过各方特务人员潜赴各地打探敌我虚实，俾能早日反攻。试想：近在咫尺、位居要津的洪达展在香港方面有那么一层不尴不尬的老关系，居然还攀上了共产党在八路军时代的特务头子，他该如何向‘老头子’交代？”
“我看他没法子交代。”我不觉冷笑了两声—设身处地以洪达展的立场琢磨，其情倒颇似周弃公口中那有苦难言的“钱收发”，因为一旦和盘托出，说不定还会扯出当年如何教唆莫人杰觅佣代死的旧案来。
“这就是你们写小说的斗不过玩儿政治的了！”魏三爷似乎早知我会有此一答，当下如此应道；可是一转瞬间，又“呼呼”笑了两声，摇晃着脑袋，叹了口气，“唉！也别说你，当年就连我们‘老爷子’、外加一个我，乃至身在极峰的‘老头子’都未曾料到，洪达展给咱们变了个偌大的帽子戏法儿。要说有能看出了那戏法儿的，恐怕只有一个李绶武。可谁叫他外号人称‘哑巢父’—明明窥出了底蕴，却始终不肯揭穿。”魏三爷接着试探地问了一句，“高阳老弟，你还记得当年有那么一个‘反共自觉运动’否？”
我略略迟疑片刻，点了点头，道：“怎么不记得？”
那是发生在一九六二年三月间的事。早在一九五九年中，我已经服务军职满十周年、离开了王叔铭总长的幕僚，且经林适存先生（笔名南郭）之引荐，由中华日报郑品聪社长聘为特约主笔，负责撰写些社论、专栏之类的稿子，对于规模如此庞大的一个运动自然不陌生。
这个运动表面上是“警备总部”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中将发起的，目的是在鼓励那些曾经一时“为共党引诱、胁迫、欺骗，而不得不与匪交往、接触、周旋的人士”自动出面向警总表白。举凡涉有违反《惩治叛乱条例》第二至七条、《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九及十三条者，以及曾有附“匪”情事而未办理自首、登记，或自首、登记得不彻底、不诚实者，皆可以在三月一日到四月三十日间向警总办理自觉。此外，这个运动还有另一项内容，那就是“凡确信某人在台有‘匪谍’嫌疑，虽因缺乏有力证据、却有向政府报告之必要、以免涉及‘知匪不报’之罪者，亦得在此期间向有关单位举发。”这个运动还将“反共自觉表白之事实”的时空范围推溯、拓展至“共党武装叛乱以前”、“发生地区非仅台湾，大陆、国外亦包括在内”。
从表面上看，“自白免责”之举是当年“安定后方、巩固复兴基地”的措施，也是受屈遭谤者洗刷嫌疑、还我清白的机会。可是既要人自觉表白，何以又加上一段鼓励检举的内容？当是时，我看出其中有这么一个逻辑上的牾，遂写了一篇社论，题曰：《既云纵之，何复枉之？—关于反共自觉运动目标与作法的商榷》。文章给上头压了下来，郑社长很委婉地向我解释：关于这个题目，已另有轮值主笔撰就一文，我这一篇，他只好“留中不发”了。然而在面谈结束之际，他语重心长地向我面授机宜，道：“高阳兄，日后再碰上这种看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政令，你就该明白，它是两股势力调不匀、斗不拢的结果。以‘今上’的驭下之术，就是‘存而不论、以待来兹’而已。”
这话说得含蓄，却极为清楚：“反共自觉运动”有表里两面，无论其初衷来意是疏其网、宽其刑，抑或是密其网、严其刑，都有另一方面相颉颃的势力阻挠之、制衡之。到头来决定这个运动之功过成败的，已非理性检验之真伪是非，而是斗争角逐之强弱消长了。
魏三爷提到这一点，印证了我当初的怀疑；然而他指出了更诡谲的内幕，却是我始料所未及的。原来此事与我曾两度自田仲武和王新公口中接闻的一个人有关：李绶武。
早在这个“反共自觉运动”之前，政府曾经办理过几次名目不尽相同、而实质十分类似的活动。如：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由“国防部”总政治部公布过两次“自首办法”，前一次所针对者为“匪谍”，后一次益示其宽而发明了一个词儿，叫“附匪分子”，且两次活动也都连带地公布了“检举奖励办法”。
到了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又宣布：有为期两个月的时间，可容“前往大陆被迫附匪分子”来一次“总登记”。负责承办该一“总登记”活动的便是当时任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王超凡。王超凡原以为这第三回合的网罗周至、收获丰硕，想必可立上一功，殊不料在呈送所有档案之际，却遗失了《港澳地区附“匪”分子检举清册》一份。此事秘而不宣，知情者惟恐株连及己，殆获不测之罪，只好一方面在公文作业上延宕呈报时日，以“港澳地区工作另行汇整”为由掩饰，另一方面则对港澳方面涉嫌“附匪人士”重新展开积极查访—甚至罗织—活动。
是时外间关注其事者，多以为港澳一带为国共两造情报人员交锋前线，敌我溷迹杂厕，诚清查之不易，以致迁延未果。独王超凡深知：必有意图匿隐该次“总登记”之结果者近在咫尺、格肘腋。
到一九五八年七月，保安司令部连同台北卫戍总部、台湾防卫总部和民防司令部一并撤销，一干任务全由新成立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接管，隶属“国防部”；王超凡仍然做他的政治部主任。此时，那份重新调查制作的“港澳地区附匪分子检举清册”已经登录完竣，正准备呈报总司令黄镇球上将。不料有那么一天，王超凡赫然在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发现了遗失整整三年之久的第一份清册。
这一下麻烦来了：他究竟该呈报哪一份？设若以失而复得的一份为可信，则谁能担保在过往三年之间，此册未经人增删变造？设若以重制的一份为可信，则万一那遗失的一份之中隐伏着什么重大而真确的匪谍情报，岂不怙恶诬良，反而蹈陷机栝？
如此再三寻绎，似乎只有一途、且绝不可假手于他者：他得亲自比对这两份清册之间的差异如何，才能进一步判断，孰为可信、孰为可疑？
显然，新册比老册多出不少名单以及据之而衍生的调查报告—其原因可想而知的：那些怀忧存疑、戒慎恐惧的谍报人员直接从王超凡处接获“重新彻查”的密令，岂敢不戮力效命、务期“宁可错杀一百、不可疏漏一人”而后已？是以在这一方面，王超凡也将就着“宁可信其有”了。
然而在另一方面，以旧册产生的方式言之，由于涵盖区域是港澳，原非省属保安司令部辖区，为免引起“国际”纠纷，是以当时办理“总登记”时，自不可大张旗鼓而为之，乃以极其隐秘的手段实施—尤其是那些主动前往“表白”乃至“检举”的人士，多是借着参加当地侨界慈善晚会活动的机会与政府情报人员接触，再以一对一方式密约恳谈，从而完成了清查。其中便有这么一个蹊跷之处—一个在旧册中遭人检举为“附匪分子”的人士却在新册中摇身一变而成为检举人，他的名字叫“周鸿庆”。
这里头大有文章。试想：清册虽然有新旧两份，可是“总登记”之实施却只有一次，且只在一九五五年的六月十五日到八月十五日之间、短短的六十一天而已。倘若在此期间，“周鸿庆”的确经人检举为“附匪分子”，他又怎么可能在同一次“总登记”中检举他人呢？
再看检举内容：旧册中检举“周鸿庆”者为施品才和康用才，此二人原为老漕帮光棍，一向在总舵主万砚方身边任事。直至迁台前夕，曾由万砚方亲荐入保密局服勤，为“国防部”资深的情报工作人员。这两人提供的检举事证非常详细；包括了“周鸿庆”如何因经营酒店之便结识连贯、又如何因连贯之故而迷上了照相术以及如何斥资搜购德国制造的精密照相仪器—除了个人庋藏把玩之外，更复转手提供连贯所主持的“匪伪”办事处特工使用。这些情事，都有照片、发票、仪器水单、前线跟监人员逐日笔录乃至“周鸿庆”多次往来香港、上海、广州之间的机票存根为附件以资证明。换言之，“周鸿庆”非但与“匪”过从甚密，甚至还有资“匪”助“匪”的嫌疑。检举人更在备注栏中建议：“宜从速制裁。”
然而与此相较，新册所载者却有极大的出入。“周鸿庆”由“附匪分子”摇身一变，成为我方潜伏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其与连贯系统人马往来的一切内容都成为另一项重大任务之必要准备。身为检举人，“周鸿庆”的确也善尽其职，揭发了一宗自香港利用空运邮包贩毒来台的案子。此案的被检举人叫林木发，台北市人，从事电影胶卷和放映器材的进口生意。由于时常往返港台之间，也成为酒店常客，某日于酒后无意间透露其勾串港台两地邮政及海关人员、以寄运邮包为掩护、将毒品输入台湾的买卖，并力邀检举人入伙，俾能助其“开发货源”。
王超凡读到此处，立刻向省警务处电询一九五五年六月至八月间查缉走私毒品的案底，几个小时以后，回复电话来报：就在该年六月十六日，省警务处破获了这一宗“林木发案”。详情果如新册中“周鸿庆”所描述的一般：香港毒贩在航空邮袋中夹入毒品，配合定期班机，依照联络所定日期，寄抵台湾。于运输车将邮件送到邮局途中，预先被收买的邮务人员便先将毒品取出，以逃过安检。据省警务处方面表示，林木发用这套弄鬼搬神、瞒天过海的手法贩毒已有四年之久，共输入五千多两的高纯度海洛因。经鉴识人员比对，毒物应该来自中国大陆的云南地区。至于林木发本人则已获判无期徒刑，但是发监执行未及两日，便暴毙了，死因不明。法医研判与此人自己的毒瘾有关。
林木发本人死因如何，于王超凡而言并不重要，他所关心且棘手的问题则是他益发无法定夺：这新旧二册该以孰为可依可据之资？无可奈何之下，王超凡只好硬着头皮私下求见总司令黄镇球，把前因后果尽以口头报告了，并且敦请裁示。黄镇球出身保定军校，根本不是搞特务的料，除了抓拿几个异议分子、查禁几首靡靡之音、收烧几本危言耸听的书刊杂志之外，还真弄不清情治单位各路人马的底细。此外，一次“总登记”捅出两本清册，这又涉及手下一级主管的重大疏失和延误，一旦作了裁示，说不定会破坏了其他单位在港澳甚至敌后的工作布建；倘若不作裁示而呈报上级处置，则刚成立未几的警备总司令部使出了这样一个纰漏，情何以堪？思之再四，黄镇球把两份清册都压下来了，并且亲口嘱咐王超凡：“这‘自首办法’也好、‘检举办法’也好，都是老案子了—一次清查得不彻底，就原案再做一次；两次做不干净，就来个第三次。你给另外想个名目，换几个执行的人，再查一回。”
这一席话便为“总登记”弄巧成拙的纰漏解了套，也为几年之后的“反共自觉运动”定了调—这是一桩可以往复翻折、层出不穷的勾当，每隔一段时间便发动一回。黄镇球的结论很简单，也很透露着因无能而无为的阴柔色彩：“昨日之敌或为今日之友；今日之友或为明日之敌；咱们后天再看亦复不迟。”
从这一连串治丝益棼的“自首”、“检举”、“总登记”到“反共自觉”，真正隐身其后的人物始终未曾现形—是谁取去了“总登记”旧册？又是谁将之完璧归赵的呢？他的居心用意又是如何呢？
先揭谜底：这人正是李绶武。
次说缘由：依照魏三爷的叙述，李绶武潜入省保安司令部窃阅那份《港澳地区附“匪”分子检举清册》另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动机—他在追查施品才、康用才二人是否涉及了另一桩“无头公案”。至于那“无头公案”为何？魏三爷无暇细论，是以直到走笔于此的今日，我亦不详其实。
倒是李绶武从那检举清册里窥看出另外一事的眉目，那就是：建议制裁“周鸿庆”的行动何以如此迫切？制裁了“周鸿庆”将对什么人、什么事有什么好处？
如果以老漕帮立场言之，倘若从当年杭州商会会馆莫人杰遇刺一案之后的重重疑云来看，这“周鸿庆”非但不应率尔杀之，反而更应保全，加以深诘细问，当可使故实水落石出。然则，施品才、康用才以“资匪助匪”嫌疑力主锄奸便非基于庵清光棍考虑，而是另有密意了。设若再从“周鸿庆”所犯之事来看，不过是巴结大陆驻港的情报头子，兼之借贩售些并未直接关涉军事机密的器材、从中渔利而已，其罪何以致死？仅此一疑，李绶武便不得不揣测：施、康二人另有所事，更另有所谋。
“如果高阳老弟你是绶武，你会如何设想？”魏三爷一面说、一面抓起掌下二书，浑似摇晃折扇一般扇起风来。我觑眼一打量，竟是两巨册我从未寓目的《七海惊雷》和《奇门遁甲术概要》。
“若以三爷方才之言观之，‘周鸿庆’一旦遭了‘制裁’，当年杭州商会会馆的一宗血案便再也没有事主人证，假借‘周氏纸厂’名义兑币而落袋的亿万之资也除掉了名义上的金主，得其利者非洪达展而何？”
“这一回，老弟你进了半步、还差半步。”魏三爷继续点着头。此际车过林口—或许因为是周日之故，高速公路十分壅塞，车阵绵延无尽。我既恐迟到赶不上班机，复恐来不及听完三爷条分缕析的奇闻，正有些焦躁的意思，三爷却像是看出了我的心事，忙道，“你再想想另一本《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的内容，就明白过来了。”
“是陶带文那一本么？”
“是李绶武的那一本。”
魏三爷又“呼呼”诡笑了两声，我立刻憬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陶带文”应该就是从“南昌行营”时代即已缘借贺衷寒的关系而成为政府核心策士之一的李绶武。毋怪乎《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之中以相当长的篇幅和十分细腻的笔墨勾稽出政府自成立以来、迄于迁台前后的数十年间与各种帮会之间结络缠绾的。然因我素不喜言地方械斗团体间的小恩小怨、细是细非，只不过在《清帮》一书中颇采了几则陶带文信而有征的考辨佐证，据而立说—大约这也正是魏三爷所谓“兰台大令所不能言、不敢言，甚至不知其可以为言的材料”者。
一旦明白了“陶带文”即是李绶武，再佐以田仲武所曾告我的一段“南昌行营”的奇遇，我当下对《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它恐怕正是李绶武在“南昌行营”披阅各种密档而重新浇铸编织起来的一部谱牒，不啻如魏三爷所谓“填补官修正史”，恐怕还另行打造了一部近代历史。
在迟徐其行的车阵里，我却如电光石火般跨出了魏三爷所说的那“半步”—
据《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载：洪达展之所以能涉足政坛，乃是由于他早在民国二十年代初叶即已投效戴笠一系的特务系统，曾经替魏三爷口称的“老头子”秘发一窖，私贮巨金，所藏者除了早年从老漕帮孝敬“每月助饷两千万银元”伊始之积累外，还有日后抗战胜利以来陆续自日方接收的庞大资产和物业之所变现者。此事极密，原只戴笠、洪达展和“老头子”本人知之而已。
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老头子”迫于形势，不得不签署一《双十协定》，其中有那么一条：国民党须同意取消一干迫害共产党不遗余力的特务机关。在“老头子”而言，这是为维持大局表面上的统一、不得不然的虚与委蛇之计。但是看在戴笠眼里，这分明是假借斡旋寇仇之形势、遂行藏弓烹狗的两面手法。为了保全羽翼甚至扩张爪牙，戴笠只能另求奥援，找上了美国人。
话说抗战后期的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重庆杨家山签约成立。世人皆知，这是一个结合中美武装特务工作的机构，主任即是戴笠，副主任则是一个叫梅乐斯的美国海军中校。戴笠伺候梅乐斯是极周到的，另据《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声色门”可证：经由哥老会方面媒介，戴笠曾为梅乐斯置一外室—此姝姓李名丽，号称“舞国皇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尝渲而染之，以为李丽是戴笠的情妇。戴笠亦从不就此而辩解片言，揆诸老特务之行径居心可知：其实戴笠正欲借这样的谣言为障眼法，目的当然是巧为掩饰，以笼络梅乐斯了。
“舞后”牌不意发挥了作用。正当戴笠自伤秋扇、坐困愁城之际，梅乐斯给出了个主意，算是答报了戴笠好一番赠妾的美意—由梅乐斯本人居间撮合，向美国海军方面接洽、活动，以一部分堪用的舰队支援国府，大壮“老头子”声势，俾能在战后迅速号召军心士气，完成统一中兴的事功。当然，戴笠更能从中得到一些好处—那就是由美方提议：让戴笠掌握海军。
这个兜绕了不少弯子的挟洋自重之计显然瞒不过“老头子”。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初，他亲自写了一封公文、外加一份附件，交给了代号“佑洪”的洪达展。
公文上仅说明：戴笠将于三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时四十分乘航委会C47222号机自青岛飞上海。附件则是戴笠在民国十九年亲笔拟稿交办的一份密令：以制造车祸方式“制裁”一位突然崛起于金融圈的银行家。昔日被“制裁”掉的银行家正是洪达展的父亲。“老头子”这一手用意至明：我替你找出了杀父仇人，你看着办罢。
洪达展如何揣摩“老头子”方面的用心则非旁人所能体会，但是戴笠等一行七人坠机殒命则是不争的事实。从另一个角度存想：洪达展手刃戴笠的一节又何止是报杀父之仇而已？对于一个久居君侧、深识雄猜的帮会首领兼党国要员而言，如何在“老头子”面前释疑避祸恐怕才是戴笠横死的最大教训了。以此而言，“周鸿庆”若是在香港给无声无息地“制裁”掉，不只杭州旧案再无对证，就连“千岁馆”招惹上的“附匪”之嫌也可涤清洗净了。
不过，魏三爷所谓的“还差半步”，实则另有首尾—那就是当李绶武串演了一折《盗宗卷》之后，洪达展如何旋转乾坤、支应了一步险棋。简言之，在不知道清册落于何人之手的时候，洪达展只能够作最坏的打算：“老头子”又叠架出另一系神不知、鬼不觉、直接听令于“官邸”的特务部队来了。
以洪达展之娴于特情作业，当然知道，对付已然得知某事的情报人员最好的办法就是提供对方另一个和某事全然相反甚至矛盾的消息。更重要的是，后者要比前者更容易验证。在疑心生暗鬼的洪达展看来，清册遗失且迟迟未见任何“制裁”行动的部署、展开只意味着“老头子”对“周鸿庆”之是否“附匪”有了重大的疑虑。
此外，还有一个背景恐怕也是令洪达展担心的，此事俱载于“留都龙隐”（应该就是李绶武的另一化名）为《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所撰之代跋长文的注脚之中。彼一注脚所注者是那篇代跋里的一个句子：“世乱隐于谍阵。”
这条注脚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本意是在澄清一个相对于上文“世治隐于市廛”的理念；强调在政局乌烟瘴气的时代，从事情报侦搜是种既可以充实个人智识，复得以保存历史真相的工作。后一部分却是以“国府”迁台之后“谍阵错综紊乱”为例，指陈情报单位骈拇枝指、歧路亡羊的实况。另眼观之，竟可体会作者似有刻意暴露内幕之用心。今试将这一部分改写成语体文，其大意如此：
“……情治系统的错综紊乱其实正是隐于谍阵之人的严酷考验。主事者既渴望广置耳目，又担心不能独擅权柄；既畏忌众说纷纭，又深恐陷于谬宠偏听。是以常不免东建一个卫、西设一个厂、南加一个处、北添一个局，叠床架屋、骈拇枝指。我就曾经见识过一桩奇案：一名由保密局派赴海外前进基地的某情报人员遭中统局检举为‘匪嫌’，通令缉捕之际发现错误，却因事权不隶、无法销案。延宕多年而未果，最后转由‘国防部’特勤室以‘策反’名义处分，令某改名换姓，始得重新归建。诸如此类歧路亡羊、掘垣补壁的纷扰直到‘长九’改组才一度稍见改善，久之故态复萌。故知谍阵扑朔迷离，可谓‘诋谮争逐，诬亵丛出’。若非真正能淡泊名利、不计毁誉的智者，是很难求隐于此的。即令勉而为之，亦终必沦为奸诡狡狯之流，除了城府愈发阴刻之外，别无淑世助人之善。”
这条看似道德文章的注脚提到了“长九”，是十分要紧的节目。乍听之下，“长九”不免令人想起“天九牌”里的“长三”—是否借此隐覆，我不敢断言。不过“长九”所指的是一枚长条戳章，上刻方框九字阳文，曰“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九字。在当时，此戳章之威望可比“国玺”。这个机关成立于一九五年代初期，由“老头子”钦命“太子爷”出面组织，一个名称叫“革命行动委员会”，另一个名称叫“政治行动委员会”。目的就是在统合党系的“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由“军统局”衍变而成的“国防部”保密局、台湾省警务处、保安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外交部”情报局、军中政四（主管保防）单位等可以说多头马车各行其道的组织。“太子爷”任“长九”主任委员，各组织原先的首长便是委员。征诸日后之迹视之，“老头子”要统合、整顿这些组织只不过是借口，真正的用意则是让“太子爷”控制一段情治单位，说历练也可以，说树威也可以。
不过，“太子爷”的八字是“一水二火三土二金”，如万山丛中有一涓滴细流，蜿蜒曲折而下，非苦命奔赴、戮力布溉不可。他搞起“长九”来可是玩真的—不意当真撞破前引注脚中所言及之“海外前进基地”的一宗纰漏。
有一回“太子爷”微服过访西门町吃小摊，随意与邻座食客搭讪，一眼认出那食客是曾在石牌特务训练班受过训、派赴敌后的“工作同志”，两人才打了个照面，那人却撒腿就跑。“太子爷”按捺未发，吃完点心，回部查办。随即发现此人受训结业之后的确派赴大陆，且定期有回报信函取道香港转递至我方情治单位信箱，函内经常附有在广州、汕头甚至上海某地张贴“反共”标语的照片，最近的一封是两天前才投寄的。但是该员并未“中止任务”，不该在西门町现身。“太子爷”当然没有看走眼，只不过那位“工作同志”也不在敌后—一切活动都是他老兄发包给得以自由出入大陆和香港两地的亲友干的，至于任务奖金，自然也由双方朋分销账。
这宗纰漏让“太子爷”极为震怒，认为“长九”绝非“长久”之计，它无论如何只是“机要室里的一个资料组”。当真要做好各种情治工作，就非得进一步将各组织统合在体制面的层次不可。这是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长九”撤销、改名“国防会议”—也就是十二年后成立的“国家安全会议”的前身。
“留都龙隐”称“‘长九’改组”应即指“国防会议”之成立。然而继之以“一度稍见改善，久之故态复萌”，显见一九五五年四月以降的某段期间，正是“太子爷”操戈执斧、锐意求治的时期，也正是我判断“令洪达展担心”的一个背景。试想：“国防会议”甫出兼月，万一是“太子爷”方面的人马得着了遗失清册，甚或只是风闻有清册遗失而加紧查察，一旦循线蹑迹，找上了“周鸿庆”，两头对证之下，岂不穿帮露馅？于是洪达展索性另辟蹊径，从层级较低、较容易对付的单位下手—那就是台湾省警务处了。
这一步险棋莫说“太子爷”不可能预闻，就连黄镇球和王超凡也始终被蒙在鼓里。洪达展买通了警务处一个管档案的科员，挑上“林木发”这个案子，给捏造了一名叫“周鸿庆”的检举人。之所以大费周章动了这么一番手脚，完全基于洪达展误以为“总登记”清册落入了“老头子”或“太子爷”之手。依照洪达展的老谋深算来研判，既然有建议“宜速制裁”的案子惊动到这对父子的层次，他们一定会另外检派人马清查“周鸿庆”的关系。果若因之而查到了他洪某人身上，想必也要亲口向他盘问。届时倘或一意撇清，反而徒增狐疑；不如索性以“早作海外布建”为由，逆其势以愕之—总然有“林木发”那么一个漂亮的大案子为凭据，“老头子”或“太子爷”焉有不信之理？
之所以认为“官邸”得着了甚至扣下了清册，其实并非没有道理—若说保安司令部会“遗失”如此机密重大的档案文件，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也正由于误判清册的去向，“周鸿庆”便摇身变作了由洪达展指挥、在港澳接敌地区（甚至可随时出入敌后）、绝对不容许暴露身份的“布建工作同志”了。至于“周鸿庆”本人，则恐怕从来不曾知道，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到一九五六、五七年之间，他的身份、作为和人格竟然有了如此巨大的转捩。
“我明白三爷所说的另外半步了。”我拊掌顿足，不禁笑了起来，“从‘世乱隐于谍阵’那条注子上一比对就知道，‘长九’雷厉风行那么一改组，让洪达展起了疑，原先想利用一般特务制裁手段的借刀杀人之计怕反而惹火烧身，于是干脆让‘周鸿庆’成了谍阵中的一枚棋子，如此一来，其他系统的人马反而不便任意接触了。不过，我倒认为李绶武反将一军、把清册又还回去的这一招更高。试想：警备总司令部一口气接管了好几个保安、情治单位，事权集中、协调便洽，只消稍一比对，不就看得出来，这个叫‘周鸿庆’的身份诡谲，说不定还是个双面谍。查到这一步上，洪达展污水衣，岂不越洗越浑？”
“无奈黄镇球畏葸偾事，来了个换汤不换药的‘反共自觉运动’。新瓶旧酒不说，一拖三年多才启动，反而给洪达展充分的时间另行布画—他当真把那个倒霉鬼给送到‘敌后’去了。这一节，在《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中也记之甚详，你不会不记得了罢？”
《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是水泥公司奖助出版的一部硕士论文，印数不多，我亦偶然问于旧书肆得之，对于作者陈秀美（观其名可想而知是一位女性）以一年轻硕士生的资历，居然能辑散搜轶、整理出卷帙如此庞大的千页巨作，其实是由衷地佩服。该书分类细密、考订翔实，为近二百年来中国南方庶民社会与天地会系统有关的生计活动作了十分完整的记录。但是它如何与“周鸿庆”给洪达展遣赴大陆有关，却诚非我所能解。正待向魏三爷请教，他却将手中二书递了过来，朝窗外逐渐疏解的车阵瞄了一眼，道：“一时忘了却也不妨。那本书是吾友钱静农之积学。静农为学不藏私，毕生所治都传授了这名弟子。老弟日后得闲再将此书检出，细读一回那陈秀美书前的题记便了。至于这两本，你也顺便拿去，旅次无聊之时翻看几眼，也是好的。只今日所余辰光不多，许多头绪一时也交代不及。你老弟心怀忐忑，魏三也不是不能体会—千言万语一句话：怎么找上你给捎带一本《肉笔浮世绘》的？不是吗？”
我执书在手，心却往下一沉—听他语气，此行竟有打鸭子上架的况味了。
“老弟无须忐忑，这本《肉笔浮世绘》在你一个老朋友手上，旁人他信不过，只有你老弟出马可保万无一失。”魏三爷说时又从袖筒里甩出一方名片来，上头印着几行小字，应该是头衔、地址、电话号码之属，可其中三个大字却令我十分眼熟—驹正春。
驹正春是纯正的日本人，曾任日本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所长。有一年我在高雄演讲《红楼梦》，他来听讲，又托人介绍相识。由于他说一口极流利的“京片子”，谈起来才知道，他是北大留学生，念的虽然是经济，却听过我姑丈俞平伯先生的课，因而叙世谊定交。是后每逢他来台北，必共盘桓；回日后，岁时通问不绝。此次赴东京，自然要约他一叙契阔的。
“驹先生怎么也牵涉其中呢？”我问着，同时感到毛骨悚然起来。
“驹正春当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所长是后来的事。之前‘太子爷’尚未登极、仍然在阁揆任内时曾有访日一行，即是他陪侍接待，‘太子爷’晋见日皇，也是他担任的翻译官，这，你不会不知道罢？”
“驹先生是同我提过。可是三爷方才说，托带《肉笔浮世绘》另与‘那冒充周厨的莫人杰’有关，我却向未听驹先生说过—”
“那么他有没有向你说过，他还是一位伊贺的忍者呢？”魏三爷接着咧嘴哂道，“近世忍术之中有那么一门‘崩楼技’的绝学，还是我那位老兄弟钱静农祖上传至东瀛三岛去的。此中秘辛于《奥略楼清话》、《广天工开物杂钞》之中皆有记述。当真攀论起来，驹正春恐怕称得上是钱静农远房的师弟呢！不过这就又说远了。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你持此刺去见驹正春，个中曲折，届时他自会同你说了。”
“我同驹先生熟识，不需要名片了。”
“名片不是给他看的。”魏三爷径将名片夹入《奇门遁甲术概要》书页之中，继续吩咐道，“稍后你老弟进了机场，到免税店买两瓶酒—一瓶白兰地、一瓶威士忌—抵大阪旅馆之后，便将白兰地置于床头几上，瓶下压着这张名片。次日醒来，倘若名片不见了，便是驹正春门下弟子前来取去，你无须寻找。当日行程应该是夜宿京都，你且持威士忌出门，途中若为人鲁莽打破，亦不必计较，那也是驹正春派人所为，打破酒的人会把你前夜失落名片交回，但是背面则另书一地址，你且按址寻去，便见得着驹正春了。见着驹正春，也就拿到了《肉笔浮世绘》，大功告成也！”
带一本书的确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即令兹事果尔体大，高阳亦非畏影忌迹之人。但是这样叫人牵着鼻子走，仍使我有几分不惬。魏三爷却像是当下看出了我的心事，“呼呼”笑道：
“一九六四年春，郭嗣汾先生的一部长篇小说《红叶》为香港电懋相中，准备改拍成电影，签约之后，电懋方面托了一个叫龙芳的同你老弟接头，请你执笔改编成剧本—我说得没错罢？”
“是不错，不过大纲完成之后，陆运涛飞机失事，连龙芳也赔上一条老命，剧本的事也就没成。”我犹豫道，“这又与驹先生有关了么？”
“一九六五年八月，万老爷子骤尔升天。次年一月，你老弟给周弃子写了一封信，信上明明白白写道：‘近闻有《神医妙画方凤梧》之作问世。弃公曾谓：万氏诗髓画骨皆自惊鸦来，格在龟堂、半山之间。惜小子不敏，未及寓目。念惟万氏倏忽殒命，事颇讳隐，疑有他故。安得温犀秦镜、照幽鉴微，详其首尾，以俟不惑，即穷十年之力亦不足惜。’可有这话？”
经魏三爷这么一说，我似有所觉，然而更多的却是一份赧意—数十年来，我的确时常想起万砚方暴毙的疑案，偶读闲书，间有体会，却昧于片鳞残甲、管窥蠡测，而始终未得全貌。当年的豪语，于今思之，竟平添了讽诮之意。可是在另一方面，使我益觉讶异的是，从魏三爷的叙述可知，连周弃公都身涉其中了—起码，我给弃公的信函，魏三爷是读过的。
就在这个时刻，车行已至中正机场出境大厅廊前，我却几乎不想下车了，径向魏三爷答曰：“当年一诺，至今尚未兑现，惭愧得很。”
“若不是有那么几句痛快的话—高阳老弟，我也不会找上你的。算一算，你我在新衡先生府上初晤之时，我已经等了你十年啦！”魏三爷说着，一手拉开车门，跨步而出，道，“此去找着驹正春，取回《肉笔浮世绘》，也许连龙芳那宗案子都能访出一个下落来了。如此，也才不辜负了弃子老兄同我们这帮老鬼物的一番荐举之诚啊！”
“啊？”我倾身斜欹、抢忙将车窗完全摇落，道，“弃公是怎么说的？”
“他说你有造史之才，必可为吾等沉冤丧志之辈一探究竟、再著汗青呢！”
魏三爷说到这里，旋踵往车尾踅去。待我再一回头，右侧窗外仅见迎送人潮熙来攘往，哪里还有他的踪影？至于后事若何，我只能顺着周弃公之言，学唐代刘知幾在《史通·忤时》中的浩叹：真是“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啊！
且说到了大阪之后，住进旅馆，其情确如魏三爷所言：我放在床头几上的名片不翼而飞—不过丢失的不只是名片，梁上君子连那瓶白兰地亦一并取去。次日黄昏游京都之寺町通食街，我本欲遵魏三爷所嘱，持另一瓶威士忌在手，以为认记。无奈同行的张大春坚持要替我将拿，后生小子礼敬之意甚坚，我亦不便强拒。一路走了几里，正渐感索然之际，忽听大春一声恶吼，那瓶威士忌遂为一名头染绿发、足登风火轮之少年撞落，当下粉碎淋漓。大春与之论理，争奈言语不通，相互咆哮一阵，也就悻悻然散去。魏三爷说的那张名片，自然也就杳如黄鹤了。倒是那一夜同大春至一风韵如醇醪的徐娘所开设的小酒肆吃京料理，纵饮剧谈，说起风水命理之学。不道此子亦读过《奇门遁甲术概要》，此书偏是魏三爷临行所赠者之一，刻正在我箧中，遂与大春讨论数刻，惜其涵泳不足，莫可深议，乃罢。
原以为魏三爷交代的任务就此泡汤，虽然事不关己，仍未免有些懊恼。就在旅馆狭仄的房间之中惆怅着，电话铃响了。甫一接听、愁眉乍展—居然是驹正春，劈头第一句话便是：“替你持酒的那年轻人是谁？”我告以是一位同团旅行的年轻作家。驹正春沉吟片刻，道：“险些误我大事。不过，这个团你不要跟了。我已查过，此团明日再回大阪，转赴伊豆。你向杂志社方面告个假，伊豆风吕就留待来兹罢。你随我先留大阪，再去东京会团，可否？”
驹正春并没有告诉我，之所以希望我脱队是否皆因大春之不可信，不过他却坦然说明：若非我在那家吃京料理的小酒肆中谈到《奇门遁甲术概要》里的一些修辞细节，他是不会再致电联络的。回想起来，我与大春所讨论的“天冲值辰，鲤鱼上树，白虎出山，僧成群”一段文字，正出自魏三爷那一天夹放名片的书页之间，说来不无凑巧—倒是驹正春及其门下耳目侦伺之严、网罗之密，殆如明末阉党之“缇骑”，恐怕便非机缘际会所能解释。试问：难道连小酒肆中那位年可四十、薄施脂粉、举止娴雅的中年美妇竟也会是伊贺忍者的眼线么？真叫人不敢继续想下去了。
关于旅行团所见所闻，我另有《神往神田—兼谈日本的酒》一文记之，在此不赘。然而驹正春邀我滞留大阪一日的事，却须在此随手一志。
原来前一夜如由我亲自持酒而行，则一切按计划行事，我自按名片背面所载之地址去访书，也就见着了驹正春。可是叫大春这么一搅和，驹正春颇为见疑，深恐另有尴尬。我也只得向主办单位声称不耐团体生活，又须在旅次之间赶稿，还是脱队独游为宜。至此，驹正春更不放心我独游了，索性仍约在我去过的那家小酒肆—只不过连日二度造访，我已经没有心情欣赏那位“徐娘风味胜雏年”的美丽女主人了。
我依约到达，两人打过照面，并无寒暄—这跟以往是截然不同的—驹正春正色告我：第一，书就在我盘腿趺坐的榻榻米底下一只暗屉之中，散会之后再取，回到旅馆再看。第二，返台时将书置入随身行李之中，切勿打包托运。第三，旅次慎防有人掉包或窃取，如果可能，尽量随时照看注意。
交代完这些，驹正春苦笑了一下，摇头无奈道：“如此见面也好，这是自己人的地方，你我兄弟还可以多说两句知心话。只不过—”说到这里，他举目四顾，似是十分之不舍地环看了我们所置身这间雅室，叹了口长气。我随他视线望去，才发现此室乃阁中之阁，占地仅两席大小，矮几软垫、银灯泥垆，梁木虽低，却略无迫促之感，反而因为空间不甚宽敞，一应陈设，转瞬而尽收眼帘。我忽有所悟，道：“昨宵与大春来，倒不曾留意有此雅室—今夜一见，才明白陶渊明那句‘审容膝之易安’并非穷酸人自慰之语。”一面说着，我才又看见身后阑干之外竟是一座小小的梯间，曲径通幽，不知伊于胡底。
驹正春待我游观数过，才拊掌唤那美妇前来，以日语说了一大串，我只听出他句句用的都是敬语、辞气极其恳切，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那美妇亦和颜悦色地应了几句，间或也瞄了这房间两眼，微笑称答，仿佛十分同意，并随手朝我身后阑干上所贴的纸条比画了一下。不多时，清酒小菜捧上来了，四碟二碗，双盏对壶，的确精洁讲究。量固不多，我亦无心贪醉图饱，却是驹正春快人快语道：“你这一趟来，必定满腹狐疑，请无须客气，驹正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是。”
“其实也只两问而已。”我自斟一盏，敬了他一敬，道，“这《肉笔浮世绘》似与情治单位和秘密帮会之间有什么？敢问其详。此外，你老兄和此事又有什么关系？试说其故。”
驹正春似乎早已预知我会有此二问，闻言一举盏，仰饮立尽，笑道：“先说段往事罢！那是昭和三十八年九月间的事了—”
昭和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六三年。早在八月二十日上，日本池田勇人内阁突然宣布通过帮助大陆筹建一所人造纤维工厂的贷款案，价值高达两千万美元。此举在台北方面视之，不啻“援匪”，自然是极不友好的行动，便由“外交部”训令“驻日大使”张厉生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严正抗议。当时已应美国国务院之邀、正准备起程赴美会晤肯尼迪总统的“太子爷”也暗中作了一个行程上的安排：倘若池田内阁有意片面改变与“国府”的关系，他会在回台途中秘密取道日本，亲自斡旋其事。
然而无论美、日乃至“国府”方面知其详情者甚鲜：实则这一笔贷款中的半数—也就是将近一千万美元—是由台湾方面某匿名人士提供，该人士的条件有三：第一，一旦“国府”循外交途径向日方施压，池田内阁则可宣布以更优惠延期付款方式继续加强对台贸易，但是贸易商品将由该人士代理。第二，“国府”与日龃龉期间，池田勇人得择期公开表示（或透过他国媒体访问途径）“国府”没有“光复大陆”的希望或意图。第三，为因应建厂工程需要，日本应邀请大陆先派遣一机具考察团赴日观摩、参访，其中一名团员将由这位匿名人士指定。
这三项台面底下的协议，池田内阁都做到了。那个全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油压机械友好访问考察团”的组织在同年九月二十四日抵达东京，预订全程考察时间为期两周，其中一位经指定邀请赴日的团员叫“周鸿庆”。早在此前的十二天和六天上，池田勇人已经分别发表了两次公开谈话—九月十二日、星期四，他重申协助大陆建厂的决定不变，并且宣示了对“国府”方面的贸易优惠方针。九月十八日、星期三，则在应答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特别强调：“日本对华政策并无改变；不过据日方了解，‘中华民国’政府似已无‘反攻大陆’之希望，亚洲和平将系于经贸活动之加强，各国间才有共存共荣之机会。”
这两次谈话果然令原本因贷款建厂事件已急速降温的双方关系益发雪上加霜。“太子爷”不得不在访美行程结束的次日临时搭机赴日，“太子爷”后首才着陆、张厉生前脚已经登机—被“老头子”急电召回述职了。时在九月二十一日。
“太子爷”是深知“老头子”脾气的，在这么一个满城风雨的时刻，他自然不宜作任何公开的拜访。然而人已经来到了日本，总不成匿身在下榻旅馆、扃门不出罢？遂向随员打听：有没有通晓中文、又熟悉池田内阁决策的人士，可以私与接洽、以便一询究竟者？随员中有一出身石牌训练班、曾多次赴中国大陆的干员，他见旁人都没了主意，只得应道：“有个当年在北大留过学的学生，现在内阁官房长官麾下任事，专司中国大陆经济问题研究，中文极佳，只不过传闻中此人曾习忍术，如果要接见，在安全上恐怕得格外加强，以免不测。”
“太子爷”听罢微微一笑，道：用人不防，防人不用；人家真要怎么样，我就算穿一身水泥也无如之何。去找来罢。”
找来的正是驹正春。这便是他与“太子爷”的初晤。两人促膝独对，密谈了三个小时。其间琐屑，驹正春并未细说，要紧的话题是：当时池田勇人会否继续支持“国府”？—场面已经僵了，日本政府如果还肯回圜让步，也得有个台阶下；这台阶又该由“老头子”给，还是池田自己找？里头的学问不小。驹正春对某匿名人士以一千万美元提三条件的协议是略知其情的，然而兹事体大，尤其不能对“太子爷”道出，只得暗示：池田是个生意人，如何在各边政治关系的张力紧绷到最大程度的情况下攫取最多的利益，才是其所关切者。至于政策原则方面，池田不应有什么冒进的作为或裁示。
驹正春的建言是否启示了“太子爷”什么想法？我不得而知，然而十月七日爆发“周鸿庆事件”、九日消息曝光，十一月台湾各地由学生和青年发起不买日货、不看日本电影、不听日本音乐、不阅读日本书刊和不说日本话的“五不”看来，“太子爷”有可能从驹正春的谈话中间找到了对付生意人的办法。不过，驹正春自与“太子爷”接晤之后，却独对介乎大陆、“国府”和日本三方之间的这一连串密商、暗盘、私访等活动产生了兴趣。尤其是辞出告别之际，“太子爷”忽然先问了一句：“驹君此番前来见我，不至于有什么不方便罢？”
“不会的，不会的。”
“这是因为忍术的高明，还是因为生意人的大度呢？”“太子爷”说了句令驹正春印象极为深刻的笑话—既赞赏了应邀前来遂“士大夫之私交”的驹正春，也恭维了池田政府的立场。在双方关系已然相当肃杀的当日，可以看出“太子爷”自有一派从容和体贴，驹正春竟然因此而深受感动了。
“周鸿庆”随团赴日，终于在签证到期的那一天搬演了一出令人措手不及的“投诚”事件，且立刻变质成日本政府难辞其咎的政治迫害事件。在驹正春看来，倘若“周鸿庆”根本没有向“国府投诚”的行动，自然不会被一个叫富田利明的计程车司机误送进苏联大使馆；可是一旦出现了误投的结果—苏联驻日使馆便不得不以“签证过期”为由，将之交付日本警方，成了池田勇人再向大陆要求加码的一枚活棋—如此则不能说，一切都是池田深谋远虑、布置了这么一盘可以接二连三向大陆示好的棋局，反而该回头深入调查：当初指定“周鸿庆”来日参访的那匿名人士究竟是谁？又有什么动机？
然而令驹正春大惑不解的是，打从十月七日起，直到第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池田派前首相岸信介以特使身份抵台访问，发表友好声明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单位针对此案展开调查。其问只有昭和三十八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深夜，驹正春忽奉内阁官房长官之令前往秘密拘禁“周鸿庆”的市ケ谷驿招待所作一探访，视其有无任何个人需要。驹正春得令即知：不日之内，“周鸿庆”便有可能会遣交大陆特派赴日处理此案的代表团。
这招待所名义上是东京私学会馆，平素亦对外开放，作旅馆经营，只七楼整层由内阁官房长官厅包下，以备不时之需。驹正春便是在七九号房见着“周鸿庆”的。
此人看上去年约三十四五岁，皮肤黝黑糙涩，似是劳动人口出身，要不，起码也生受了几载艰困。说一口夹杂着杭州和广东口音的普通官话，声音粗哑。他并不知道驹正春是日本人，一听来者殷殷相询，便急嘈嘈迸出来一大串言语：“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我说什么你们也是不会相信的。上了这许多当，我再也不说什么东西、也不听什么东西了。”
驹正春猜想：从十月七日开始，这八十天期间，一定已有大陆方面代表人士前来访视过他，或许这些人士曾假冒台湾当局名义，对他作了一些试探、侦测，而后复表白身份、加以恫吓，才会让他如此戒慎恐惧的。僵持了一阵之后，驹正春只得坦然告知：“敝国政府极可能在三两天之内便会将你交还北京派来的代表团。换言之，你是去不了台湾的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我效劳的，就尽管说罢，敝国政府当会倾力促成，不负所托。”
这人闻言一怔，道：“你是日本人？”
驹正春点了点头。
那人却猛地放声大笑起来，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忙不迭用手背擦泪抹鼻涕，咳呛连连，道：“要说起移花接木、借尸还魂的招数，我可是玩了二十年了—怎么？冒充起日本人，难道我就同你说了吗？”
“我不是来刺探阁下的。”驹正春肃容说道，“过两天你回到北京，贵政府自然会有审理这个案子的法律程序。我的任务只是来询问阁下，需不需要什么—”
驹正春话还没说完，那人笑靥一紧，竟皱起千百条老纹，跟着号啕声作，有如猿鸣枭吼，一发不可收拾。可哭了不多久，似又想起什么，顺势摇摇头，嗟叹两声，怪笑一阵。如此哭罢了笑、笑罢了哭，惹得门外守卫人员不时还会开锁入内睃视一番。
是时已近子夜，驹正春不意这“周鸿庆”果真还有什么需求，便要告辞。对方见他要走，忽地抢身过来、跪在膝前、紧紧扯住裤管，道：“我决不能去台湾，也不再去大陆。你老兄若真是日本人，便不理他们的圈套，放我一条生路罢！”
根据驹正春原先的揣想：那匿名指定要“周鸿庆”随团赴日者或许和此人有什么亲故戚友的关系，可借此至“海外”一晤，聊解两地悬念之苦。及至闹出个“投诚”事件，便怀疑它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出于该匿名人士之预谋。果若如此，“周鸿庆”自然也是一心想赴台湾，好脱离传闻中艰辛困苦的竹幕生活才对。如今闻听他说“我决不能去台湾，也不再去大陆”之言，忽然心生一疑：既然闻知将遭遣返，在这紧要关头，此人不是更应力争赴台、以保一线生机吗？
驹正春强要拉他起立，无奈对方浑似一方植入地板之中的千钧石座，挣不动分毫。想这驹正春也是伊贺武士出身，一旦窥觉对方还有练家功架，更吃惊不已，暗中凝贯指力，扣住那人臂肘曲尺大穴，才一运劲，“周鸿庆”亦略有所觉，忡忡问道：“这是‘摆抖’！你果然是日本人！”
“摆抖”是神速拔刀道（lhai-do）里四个疾速连续从事的格式化动作之第三动。与拔刀、砍劈、归鞘既分又合，形成速战的基本形式。“摆抖”便是在挥击得手之后收刀入鞘之前的一个将刀刃上残留血滴抖落，以免沾染锈蚀的动作，讲究在转瞬交睫的刹那间完成。
高手过招、点到为止，驹正春这一出手，虽未当真以力伏之，却让对方尽懈心防，眼眸中也闪烁出点染着渴望的光芒：“看来你也是武者，便更该放我一条生路了。”
驹正春随即将他扶起，道：你既然口口声声要‘投诚’，怎么又说‘决不能去台湾’呢？”
“我何时说要‘投诚’？何时又说要去台湾？”“周鸿庆”一面说时、一面已瞪起灰浊泛黄的一双大眼珠儿，暴声吼道，“从头到尾，便只一句话：‘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哪里说了要去台湾哪？去台湾？去台湾我半道上就叫‘老头子’给枪毙了！”
“既然不是去台湾，怎么又说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呢？”
“那是联络的暗语啊！”“周鸿庆”似是无意而然、迸出这么一句，随即噤声良久，瞳仁里初初绽放的神采从而渐熄渐暗，最后竟细眯眯地觑起眼缝，上下打量着驹正春，轻轻摇着头，冷笑道：“哼哼哼！老子险些儿又遭了道—你这鬼子莫非也是‘老头子’走狗、七绕八绕又绕回来套我口供？我横竖是死路一条，你且把我当个尸首，尸首是不会说话的。”
此后那“周鸿庆”果然就像一头垂死的狼一般，只把双眼珠子不住地朝驹正春身上往复盘看，时而怯惧、时而惊惶、时而愤怒、时而哀怜，仿佛他骋目所见者竟是好些个不同的人，为他带来了好些种错综芜乱的情绪。驹正春知道，他疯了，即令再说些什么，恐怕也都是谵呓妄语而已了。
驹正春旋即告辞，而“周鸿庆”果然在次日中午获得“释放”—当下交由大陆代表团押返中国大陆；此后再也没有这个人物的消息了。
然而，对驹正春来说，这不是一次单纯的事务性工作。他不得不怀疑：“周鸿庆”像个悬丝傀儡一般叫人摆布到东京来兜绕一圈、又似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被人误以为要向“国府”投诚—此中是另有隐情的。所幸他并非全无线索。他还掌握了一句“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的暗语，以及闻听此一暗语之后却把“周鸿庆”送进苏联大使馆的计程车司机，富田利明。
由于治安方面的调查、搜证工作并非驹正春职责范围，是以如何合法地找到富田利明已经颇费周章。事实上，案发之初日本警视厅已为富田利明录制了口供，上头清清楚楚写着：“由于语言不通缘故，产生了误会，才将乘客载往同在使馆区的苏联大使馆。”富田利明并未涉及任何不法，录过口供之后立刻开释，如欲依循任何法务途径则是根本无权也无能寻获此人的。
幸而驹正春“另有管道”—关于这一点，他可以说是守口如瓶，无论如何不肯进一步解释，我只能推测，与其身为伊贺忍者的秘密组织有关，饶是如此，也花了将近两年的工夫，也就是昭和四十年、一九六五年的秋天才确然发现了富田利明的住处、所隶属的出租汽车会社以及经常往返营生的行驶路线。终有一天，驹正春拦下了他的车子，才就座，发现富田利明的左臂近肩袖处缝挂了一圈黑色的帛布—这是中国人在近亲长辈如父祖者过世后服丧的装扮，却非日本人的礼俗。驹正春登时福至心灵，以十分流利的中国话说了一句：“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
富田利明闻言毫不迟疑，推杆入挡，车身刚向前行了几尺，又忽地煞住。驹正春从后视镜中与富田利明四目相接，他立刻知道：前后虽仅相去刹那，对方已略疑其身份、意图，遂重复了一遍去意，且刻意说得缓慢，可是字正腔圆。富田利明却状似十分无奈地耸了耸肩，以日语答道：“排挡坏了，我没有办法，非常抱歉。”
不消说，才到手的这条线索顷刻间又断了。富田利明自非等闲之辈，也正因如此，如果“周鸿庆”事件另有秘辛，则他更不会吐实了。
“就此罢手的话，真相岂不石沉大海，永无重见天日的机会了么？”我急急问道。
“当初我何尝不是如此作想？其灰心丧气，就不必多说了。”驹正春好整以暇地又喝了一杯，才悠悠然接道，“人生在世，许多事都是这样：当你汲汲营营、寻寻觅觅，蹉跎了无数光阴，到头来一无所得。可是一旦不忮不求、无无碍，忽一日涓滴穿石、水到渠成，一切却豁然开朗了。”
时隔近六年之后，“中华民国”迫于形势、宣布退出联合国，美国总统尼克松随即于次年二月赴中国大陆进行和平访问。驹正春在三月初接到新的派令，他的新职务是到外务省一个专门研究“两岸中国事务”的单位当专员。到差的头一桩任务是陪同一个叫邱永汉的商业巨子往台湾一行—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访问，之所以派驹正春前往，自然与据闻即将于一两个月之内正式组阁接班的“太子爷”有关。
邱永汉原来并非政府欢迎的人物。此人对战后政府处理台湾事务之手段极为不满，于一九四七年愤而离台，前往香港参加“台湾再解放联盟”。一九五年赴日发展，先后担任过“台湾民主独立党”、台湾独立总同盟”、“台湾独立联盟日本本部”等组织的核心干部，也是知名的小说家和理财大师，到一九七二年时，他个人已然拥有十八个大小企业。此番回台湾，邱永汉顶着两面大旗：第一面是“宣布放弃台独、全力支持政府”；第二面是“投资台湾产业，以报效政府既往不咎的宽大德意”。在起程之前，驹正春当然不会不知道这只是表面文章—邱永汉的目的是在台湾投资房地产，政府方面正需要足以在国际低荡氛围中凝聚民心士气的新闻。而在田中政府方面，则乐于暂时营造一个“对台关系稳固”之类的气氛，以争取时间研拟更周延细腻的“与大陆建立关系”的方案。
以实际工作内容而言，邱永汉能说流利的台语，人则老于世故、酬对敏捷，其实无须翻译人员，是以驹正春原以为这终须是一次十分无趣的旅行。殊不知抵台次日便有了意外的收获：“太子爷”派人致赠了一份礼物，另附一封短笺。礼物是仿故宫唐三彩陶塑骏马一尊，高可二尺，称得上气派珍贵；信上则感谢八九年前初次晤谈时所提供的“宝贵建言”，辞意恳切，颇能动人。然而谓之“收获”，则是在奉令前来的人物。
此人年约六旬，戴一副极厚的深度近视眼镜，生了满脸坑坑洞洞的麻子，穿一身几乎可称过时的中山装，浆挺洁净，十分严整。这老者应对唯唯，看来虽平易可亲，却有着沉静寡言的个性。驹正春是个拘礼的人，固然看来者是行走人等，仍双手捧上了名片，未料对方也掏出一张来回奉。驹正春一睹之下，不觉骇然，但见那名片上端端正正印着三个宋体大字：“李绶武”。
以驹正春对政府背景之娴熟，自然听过此人名讳：他原是“老头子”身边十分亲近的人士，早在一九五三年，即位居资政之要。是时编制尚无此职此衔，据传是“老头子”特别遴选的一批有如清客般的人物，由政训首领贺衷寒统御，可以算是权力核心最为倚重的幕僚。然而这个班子却在几年前无疾而终，外界既不知其首尾，便无从明了因由。如今驹正春一眼看出端倪，岂有放过之理？遂惊声问道：“李先生不会是那位资政罢？您怎么、怎么—”接下来的措辞该如何才不致失礼？驹正春无暇揣摩，一时竟至语塞。李绶武却温和地笑了，接答道：
“‘散馆’是常规定例，没有什么羞人的，驹先生怎么也拘泥起俗套了？”
“散馆”是明清官常用语。当时翰林院设庶常馆，新科进士朝考得庶吉士资格者得入馆修习，三年期满再考—成绩优异的，授以编修、检讨，“次者出为各部给事中、御史，或出为州县官”。驹正春曾追随我姑丈读书，一听便知道这“散馆”二字用得不卑不亢，还带着几分—自嘲自谑的诙谐，登时宽了心，连声称是。那李绶武却说了两句让他既愕然又恍然的言语：“下一次驹先生要是再想叫车去‘中华民国大使馆’，还是持此刺一示为妥。”
驹正春直觉以为，对方绝对不只是个替“太子爷”跑腿的信使；自其身份和谈吐判断，则李绶武之所以刻意暗示他追查富田利明的过节，不外是在提醒他：富田利明的确握有某些事实，只缘乎不可轻易示人，才断了线。然而这李绶武的名片为什么就派得上用场呢？驹正春略事思索，小心地反问道：“倘若李先生能为我解惑，我何必再跑一趟如今已易帜的‘中华民国大使馆’呢？”
“我如果能为驹先生解惑，便不劳你‘再跑一趟’了。”李绶武此言用意至显：答案在日本而不在台湾，且非从那富田利明身上问讯不可。可是紧接着他又说了下去，“当年你应该也看见了，那富田先生带着一身孝，自兹而后，普天之下的庵清光棍皆有如惊弓之鸟，大都断了问讯。之后想要再重整旗鼓，宁非难于上青天了。试问：我若能踏出此岛一步、去见那富田的话，又何须辗而转之、请托于阁下这位伊贺方面的‘道友’呢？”
扯出老漕帮这个背景，无疑是李绶武蓄意“放水”的—他似乎是在点拨驹正春，我不怕让你知道我（甚至富田利明）的背景，更重要的是，我也知道你的背景。纯以地下社会分子互不轻揭身份的惯例言之，故意称呼他一声“道友”，直等于带着些挟胁的意思了。不过李绶武并未得寸进尺，反而深深鞠了一躬，既庄重又真挚地说道：“贵我双方的关系或许朝不保夕，倒是咱们‘道友’之间的然诺信守要来得长远多了呢！”
按诸日后发生的事实，李绶武之言居然奇验无比：同年九月二十九日，田中角荣和周恩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交，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国府”亦随即宣布与日断绝外交关系。就在台湾各界再度发起抵制日语日商日货日药日服……的期间，驹正春已回到东京街头、再度拦下富田利明的计程车，道：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并授之以李绶武所交付的那张名片。富田利明显然会心同意，点了点头，以中文说道：前次不知道您和咱们‘帮朋大老’也是朋友，多有得罪了。”
“不妨。”驹正春道，“当时我为‘周鸿庆’一事深自不安，也忒莽撞了。你我且免了客套，可否请将当年的情况赐告呢？”
富田利明应声答道：“军情原本很单纯。八九月间，祖宗家门有在情治单位任事的光棍，向老爷子密呈了一条机密情报，说是有敌后工作同志，搜得舟山群岛和山东半岛两地共军兵力分布图，于‘反攻大业’极有助益。只知此人九月底要随一个机械考察团到日本，有关方面会安排他在东京停留期间投奔‘国府’，得到政治庇护。换言之，只要此人进了大使馆，‘反攻大陆’就胜券在握了。这，自然是桩好事。可祖宗家门却有不一样的看法。到了十月初，‘老爷子’居然亲自给我打了个电话，把前情说了，还传下‘旨谕’，要我务必阻挠此事，否则国共两方一旦开打，不知又要枉送多少无辜百姓的性命。我是赶大香堂磕了几千个头拜师入门的光棍，不能不遵从‘老爷子’的‘旨谕’—”
“可是我听那位‘周鸿庆’说，他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只是个联络暗号，并不是真的‘投诚’。”
“这就是不单纯的方面了。”富田利明摇摇头，道，“前一次先生您拦我的车，也许看见我带着重孝。”
“是的，我记得。”
“那是给祖宗家‘老爷子’带的。他老人家差我干下那勾当之后，就叫情治单位给盯上了。人家暗里收拾罗织，具足一应事证，过了一年十个月，便把‘老爷子’当叛党叛国分子给处置了。”
“从政府方面的立场来看，这是制裁，而且是合情合理的，不是吗？”
“不瞒您说，‘老爷子’如若不死，我心里也一直犯嘀咕；可他忽然间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才回头想出个蹊跷来。万一—万一这桩勾当从头到尾就是个计谋呢？”
“这又怎么说？”
“回想当时，‘周鸿庆’从下榻的旅馆出门，我把车迎了上去，一开门他便说了句‘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试以常理度之，他若真要拦车去大使馆，岂便一上车就说中文？这是头一个可疑之处。其次一点，当时我只一心完成任务，慌慌张张加油上路，他又连说了几句：‘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又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先生您方才说的联络暗号么？”富田利明接着说道，“帮会中人往来交接，倘或系陌生人，必须反复盘查。你问一句，我答一句；我再问一句，你也答一句。如此答问，事先必有约定，多可至几十句，彼此才能放心。我日后回想起当日情景，越觉内中可疑：‘周鸿庆’一再追问‘你怎么说？’分明就是与人事先约定，有那么一套盘问应答的‘讲头’，可我接到的‘旨谕’里没有这套机关，哪里应答得出？只好硬着头皮把车开入使馆区，照‘老爷子’吩咐，把他送到苏联大使馆去。从头到尾，我只在‘周鸿庆’下车的时候对他说了两句话：‘有什么要说的，去同里头的人说去。’这小子当然不死心，进了苏联大使馆还嚷嚷着‘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哪里还有生路？可是中计的不只他一个，连我们‘老爷子’恐怕也不免遭人唬弄，成了人家‘借刀杀人’的刽子手。”
“这又从何说起呢？”
“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两份兵力分布图哇！”富田利明道，“听说这小子一进去，就给扒光了冲水，连他身上的皴皮都没放过一块，赤条条给审了七八十天，翻来覆去只说上当，人已经疯癫了。”
驹正春闻言至此，已大略知其首尾，忽然有一种落寞无助之感。如果富田利明所言不虚，则的确很可能正是那个暗中出资千万美元、款通大陆当局的人士在幕后操盘，两面放出消息—一则让“国府”最高层相信确有“周鸿庆”其人携带军情、假道日本、前来投靠；另方面则将部分联络暗号泄露给“老爷子”，假老漕帮厌兵恶战之手以除之，最后牺牲掉一个“周鸿庆”，进一步再借“老头子”的不测之威整肃了“老爷子”。
“你既然是李老前辈的朋友，我私下劝你一句话：此案不必再查下去了—再查，是会送命的。早在你前一次找上我之前一年—也就是‘周鸿庆’被押回大陆之后没几个月—‘太子爷’已经派过一个神秘人物来日本调查了一趟。原本可能只是想找回那两份兵力图，结果却有了别的发现……”
无论富田利明或者驹正春，原先都不知道“太子爷”派的这个人就是魏三爷在我临行之前提到的龙芳。
和几乎所有早年政府所培植的电影制片人一样，龙芳也是行伍出身，毕业于中央警官学校，在大陆时代曾经参加过政治大学人事行政班的训练课程，而后遭逢抗战，分别在南京和重庆的“力行社”外围组织干过特务工作。抗战末期联勤总部设有特勤署，龙芳身兼总务、人事两科科长—一手抓钱、一手抓人，这是特务组织中常见的情况，主要还是保密所需，能将权责集于最少数的自己人最好。民国三十六年，龙芳率领联勤康乐队到台湾。未几，该队便改隶“国防部”总政治部，成立康乐总队，龙芳是为总队长。从改隶、扩编到任官，可以说全是“太子爷”身居幕后、一手促成，队中上上下下—包括厨丁车夫在内—通通都是情报人员；表面上嬉笑唱做、自娱娱人的歌舞演员所事者充其量可称之为“文宣工作”，实则他们正是“太子爷”效法戴笠所栽培出来的耳目。
龙芳之所以会投身电影界，有两个背景。其一，早年政府旗下最重要的电影机构—“中央”电影制片厂（后改为公司）—的董事长、常董，皆与“太子爷”所亲近的领导人物有关，如王新公（衡）、马星野、戴安国、俞国华等。此外康乐总队本身也拍过些载歌载舞的所谓“康乐片”，颇受苦无视听之娱的军士们喜爱。龙芳遂知此中学问大矣，乃向“太子爷”自荐，愿“常在电影界效力”。
他的确不是因为看上了银幕所敷衍的浮华声色而自甘绝意仕途、成为影人的。务实其说，龙芳自一九五五年出为台湾省新闻处电影制片厂厂长伊始，就肩负起“吸引华侨投资、拉拢海外人才”的任务，也看准了电影之为一种潜移默化的深度思想工具，自然亦有其重要的影响力。一九五六年拍国、台语双声带的《炎黄子孙》，请京剧名伶戴绮霞演一名化解小学生之间省籍争执的女教师、最后下嫁草地郎。虽然是个说教故事，在当时，还的确以简化的方式纾解了表面上不同省籍人士之间的紧张冲突。一九六二年，龙芳更筹拍第一部彩色剧情长片《吴凤》，目的自然还是宣扬族群融合的精神，可是龙芳特别从香港请来了大导演卜万苍，起用在地新人张美瑶，摄影师山中晋、灯光师关川次郎皆自日本礼聘，全部底片也送到日本冲印，可见其大手笔。连香港电影界巨擘邵逸夫都说：“龙芳我佩服，他比电影人更像电影人。”这句赞，语带玄机。其实邵逸夫知音者也—他明白，龙芳“一日特务/终身特务”的根骨，拍电影、干制片，都是为了情报工作。
如果把驹正春引自富田利明的描述放在龙芳的背景上一核对，自不难勾勒出来一些隐情。一九六四年三四月之间，龙芳在没有知会任何媒体的情况下只身赴日近月，返回后则对外说明：是为了和日本东宝电影公司谈合作，出借张美瑶拍一部叫《东京红杏》的谍报片才有此一行的—此片终于在同年年底拍成，不过片名改了，叫《香港白蔷薇》。虽只易“东京”为“香港”、改“红杏”为“白蔷薇”，但是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事却完全不同了。当年龙芳受香港电懋方面托付，要我改编郭嗣汾《红叶》。龙芳当时正忙着整治行囊，电话里匆匆交代两句，并嘱：“未必要忠于原著。”人便去了日本。我知他性豪爽、重然诺，一言既出，便不会“片儿汤”。遂于匝月间把《红叶》剧本大纲赶出，算好日子，俟龙芳一回国，大纲便寄到台制他的办公室去。不出两日，他翩然而至，出现在中华日报楼下的会客室里，要言不烦地说：“《红叶》没问题了，秦羽他们搞了个审查小组，人人都说精简得好，而且不八股。成了。”说着，从上衣内袋里掏出几张手写字纸来，上书“东京红杏故事大纲”八字，接着道：你给看一看，这，成不成？”
坦白说，故事细节如何，我连一个字都不记得了。只依稀知道是个女间谍误陷“共匪”网罗的故事。我一览之下，只给了个一答一问：“糟透了。你写的？”
对于我的问题，龙芳不置可否，但是表情却十分凝重地说：“再糟也得拍，只有拍出来，众目睽睽之下，才有公论。”说完这话，龙芳便起身告辞—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过了一个多月，他和电懋老板陆运涛搭乘的民航公司客机空中爆炸，尸骨无存。
可是这位在东京待了将近一个月的“神秘人物”毕竟非等闲特务。一抵埠，他便透过东宝公司剧务系统的关系，找上了出租汽车工会，再循线寻着富田利明，递上了“李绶武”的名片，包下他的车，作了为期十天的明察暗访。据富田利明粗略的描述，这位始终未曾自报姓名的“神秘人物”在东宝公司要员的陪同下，几乎是一步一脚印地重新走了一遍数月前大陆“油压机械友好访问考察团”的行脚所过之处，每有人问其所事，便以“拍摄映画”、“勘察实景”为辞，连东宝方面都未必能深知究竟。
然而，龙芳到底查到了什么？连日日充任司机的富田利明都不知道。直到飞机爆炸消息传出，台湾方面—应该就是老漕帮一系人马—给他寄了一份剪报，上头赫然刊登了龙芳的照片。富田利明也才据之对驹正春提出了警告。此后一切归于沉寂，此前所拼凑成形的一些梗概轮廓也随时间之消逝而黯淡下来。当局与日本中止“外交”关系之后的一年又七个月—一九七四年四月，连日航和华航的班机也宣布停航，“所有日本的飞机和航空器均严禁飞越‘中华民国’飞航情报区，否则视同不明飞行体处理”—直到“老头子”去世，方始恢复。
“然则这些同那《肉笔浮世绘》又有什么关系？”我忍不住问道。
“这就得从另一头说起了。”驹正春气定神闲地啜饮了第三杯，道：几年前东宝电影公司清仓，准备实施物流作业管理电脑化，整出一大批早年因为不知如何分类而闲置的书本、图籍等文献资料。之所以不知如何分类，乃是因为有些资料纯供道具使用，作假乱真；有些非但是真品，还具有古董价值；有些在两可之间，却是某导演公器私藏或私物公用而来；不论怎么说，都是文化财。其中就跑出来这么一本《肉笔浮世绘》，是明治年间刊行的一部集画画册。倒不是什么古籍，但是行家一眼看出，做电影的人持之必有用处，因为画册中的许多幅绘图虽然可说是‘春宫’，然而画工们工笔精绘，十分讲究背景细节。倘若要拍时代剧，大可以参考摹拟，非常好用。
“不过，此书扉页上随笔写了我的名字、电话号码和办公地址，这就让东宝的人不得不审慎从事了—万一书的所有人是‘驹正春’，如果擅行处置，则有窃占他人财物之嫌。于是他们派专人据址查察，发现我已经调了差，人在台湾高雄，只好暂且搁置。直到我重回外务省，接到通知，才拿到了书。这是前年的事了。书，当然不是我的，可是书中玄机却唤起了我的记忆—我相信高阳兄也一定会有兴趣的。”
此后，驹正春再也没往深处说什么了。我微觉其意：该知道的，都在《肉笔浮世绘》书中。当下不必细表，闲说了些清酒温饮的好处以及酿制的讲究，又相约次日共赴东京时得同去一部东宝出品的名片《鱼河岸的石松》背景实地吃鱼喝酒。不知是否我不胜酒力之故，接下来只记得一个话题，便是那富田利明与驹正春告别之际，驹正春告曰：“家父早年曾在天津塘沽一带行医，我的乳母是保定府人，我也是‘吃中国人奶水长大的’，富田先生可否将中国姓名赐告呢？”殊不料对方闻言而凝咽良久，最后竟以日语答道：“既是个逃家去国之人，哪里还能称名道姓？多少年来、多少年后，我便只是富田利明了罢！”
走笔至此，本该直说那《肉笔浮世绘》机关；然而是夜与驹正春临别一景，不可不随手一记。不过彼时应已烂醉如泥，所闻所见都如一梦，竟是写到当下才恍然想起，竟有些真幻难辨之感。
驹正春会过钞，同那着和服的美妇又行了个近九十度鞠躬礼，踅回小室来，亦向我一鞠躬，道：“明日你我各乘新干线去东京，座位不在一起，高阳兄也不必特意寻我，总之在东京车站自有人替你打点囊，高阳兄只须看顾‘它’便是了。”所谓它，指的当然是我座下那本书了。我诺诺应之，掀开蒲垫和榻榻米，果见下藏一屉，屉中是一册一尺二寸长、一尺八寸宽、厚达两寸有余的硬纸裹布烫金题签的《肉笔浮世绘》和一古纸信封—透光映看，信封中似是火车票。好容易自紧仄的暗屉里抠起书角、捧入怀中，只见驹正春袂影翩然，已经在店门口的染布酒帘儿之外，我踉跄趔趄，疾步趋出，只见屋外长巷迤逦、明灯熠耀，却无半抹鬼影：霎时间颇有《礼记·檀公》中形容孔夫子“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的苍茫踟蹰之感。再回店中，那美妇一仍笑靥相迎，可是怪状又浮现了：先前那间“审容膝之易安”的阁中之阁居然倏忽不见了，只原先在我身后的阑干还在、梯间亦无异状—唯阑干上所贴的一张想来具有“雀舌”作用的纸条则已被人撕去。小室所在之处竟成了一片平旷的地板；环顾店中景况，似乎又与前夜和大春同来时所见者并无二致了。这个小小的插曲应该不只是身为伊贺忍者的驹正春特意卖弄其“崩楼技”的身手而已罢？我信步踱出，在寒风里踽踽而行，越苦思穷究个中奥旨，越觉得此行随缘而遇、随遇即灭的遭际一如《旧庵笔记》所谓“崩即崩耳”的境界。或许伊贺忍术之特别注重“灭迹”手段自有其务实目的—比方说：今夜如果有人蹑循而至、拍下了驹正春与我密谈的照片，如此一“崩”则显象皆幻，又有什么证据能指称这密谈曾经真的发生过呢？—不过，对我而言，即使作这样的推测亦属妄想。在漫步回旅馆的途中，我几度回头，欲寻原路而返，再看一眼那小酒肆、再确认那阁中之阁是否完好如初—然而每一旋踵，便哑然失笑。说起来，正是“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想，亦不息灭。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无了知，不辨真实”。
回头再说《肉笔浮世绘》。我首先注意到，在它的蝴蝶页上，果然信手写着驹正春的住址和两个电话号码，一望而知，确是出自龙芳那笔刚劲而瘦硬的黄体字—这一点无足怪哉，近四十年来特务系统中人学“老头子”书势，中锋侧用，方角锐折，常暴露出一种险峻孤拔的情态，反倒与人格上的“刻急”相映成趣了。这是赘语，且罢。
至于书的内容，则合两页成一折，一共是两百九十六幅男女交欢的图画；男子大多膘肥肉厚，女子也油胖白皙，或俯仰纠缠、或起落合吻，绞臂蹶足、耸臀袒胸，虽各尽姿趣，恐亦非常人所能仿之效之者。最可憾的是东洋人自有一套东洋人的拘牵泥窒，每于图中男女私处喷以银粉，败兴甚矣！
我从头到尾翻看了两遍，佐以旅馆所奉赠的煎茶，不觉已过三更，酒意渐退，非徒没有看出这部《肉笔浮世绘》有何蹊跷，人却在沙发椅上困着了。直至天光渐明，透窗刺眼，我才发现自己以书为衾，睡了一两个钟头。遂待移书起身，觅床复卧，不意由散开的书的顶侧看去，却见有一折两页之间竟密密麻麻写了几行字。
可称之为鬼使神差一般，我登时清醒过来，仔细察看这书的装帧。片刻之后，终至恍然—原来明治年间印行此书时，可能因为印工设施未如后世（起码在纸张着色后立即烘干这方面的技术还不够精良），为免两图相互沾染，每纸只印单面、中央直贯一折，使成两页。如此一来，每两幅图的背页便折入不见，所以两百九十六幅图事实上占取了五百九十二页的篇幅，书焉得不厚？然而这里头也有十分细致的技巧—偶或小折线没有对齐、或乃原纸尺寸有出入，常会出现脱帙的情形—尤其是遇到手脚粗鲁的读者，指掌间只消用力稍重，便易将入钉稍浅的一页抹开，那么就很难复原了。
也许是坐睡不惬，我或则身躯蠕动、或则肘臂揉搓，总之是使《肉笔浮世绘》中原先已经被抹开的一页两折益加松脱，里头（也就是反折在内的空白页）居然仍是龙芳的笔迹，写着：
日驻我使馆警卫罗德强实为周鸿庆之联络人。依总部（高阳按：指警备总部）入出境管理处记录，罗某曾多次往返香港、东京，时间皆在周氏异动前数日。余疑周氏自港潜赴大陆、复自大陆来日，皆罗氏所煽惑也。
这几行字的旁边是一个相当大的箭头符号，指向笔迹完全不同的几行小字：
我要去中华—
罗先生怎么说
说浮世绘养眼
罗先生说得好
那么东西可带来了
过了这五行，左边—也就是对折的另一空白页上—又是龙芳的笔迹：
此为周氏亲笔注记之应答暗语，应系周氏抵东京后转赴东宝摄影栅参观该厂自行研发之油压摄影机组当日（九月廿八），曾与罗某一晤，志之备忘也。余访此书于东宝道具部图籍组，登录者告余：此书曾于是日出借外宾传阅赏目。应似周氏偷晤罗某时随手匆记，文中刻意抹去“民国大使馆”字样，应似祛疑避嫌之故，以免同行团员之监控告发也。至若“东西可带来了”之语，既可作暗语看，亦可侧证周氏十月七日之行动似非“投诚”而实另有所图。以余所见：此案若得揭露，或可窥求罗某背后复有主使者，则非仅周氏之明暗可白，罗某坠楼之谜亦解矣。
然而，除了这本《肉笔浮世绘》上潦草的几行可能出自“周鸿庆”之手的备忘之外，龙芳似乎并没有其他的收获，是以才会在最后以寥寥数语作结，感叹道：
如无进一步证据，只能将本事徒托空言，摄制成一部电影；使十目所视，各自会心，或可迫使彼一幕后黑手狰狞出面欤？
从龙芳所记者研判，无论他是从“太子爷”或李绶武方面得知驹正春曾与“周鸿庆”接过头，而尝试与驹正春联络，才写下了他的住址—电话号码。然而他们缘悭一面—即使见了面，较之从富田利明口中所知者，也未必能更有什么斩获。是以龙芳才会想要借一个看似虚构的《东京红杏》故事，将《肉笔浮世绘》折页中“周鸿庆”亲笔留下的备忘细节，摄制成电影情节的一部分，以迫使那“背后的主使者”“狰狞出面”。可是在另一方面，龙芳于不得已中断调查之后，并未将《肉笔浮世绘》携回，反而还藏于东宝公司的图籍仓库之中，极可能是他已经警觉到：把书带回台湾，非但是个无力的孤证，反而行怀璧其罪之虞。只可憾他如此谨慎将事，仍不免粉身碎骨于万丈晴空了。
我掩卷长思，竟然想不起龙芳的面容，倒是《东京红杏》的梗概却逐渐清晰起来—
高阳的残稿写到这里，正好是那张稿纸的最后一行。我应该有嗒然若失之感才对—仿佛追逐着某一标的，那标的却始终在数步开外，若即若离，及至最终扑身攫揽，怀中却空无一物了。不过，我并没有一丁点儿惆怅，因为我自己才会须是完成这份残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