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家父而言，渡海途中身首异处的那位“欧阳昆仑”只不过是个过耳即逝的陌生的名字。这个名字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都离奇得像是只会出现在那种荒诞不经的武侠小说之中；然而，在家父的人生现实里，“欧阳昆仑”既是帮助家父、家母得以逃离中国大陆、避祸来台的恩人，也是辗转受家父的双重身份牵累而枉送性命的牺牲。在抵台后最初的几年流徙岁月中，家父只能透过强迫自己不去回忆的手段来过生活。他和几个不期而遇的同乡醵资在台中第二市场外开了一爿小杂货铺，埋首于秤斤计两、锱铢必较的商贩生涯。可是他的同乡合伙人太喜欢齐聚一堂、重温当年在山东老家的种种情景，仿佛只有凭借着不断的回味，大家才能确信自己仍然还在继续生活着；也只有互相描述、争辩着故乡人事景物，甚至为之涂抹上其实彼此都无法详加印证的独特色彩或丰富细节，才算（在精神深处）保有了故乡的一切。这种谈话使家父逐渐无法承受，他总在即将有人问起“你是怎么来的？”、“你是跟着哪一个部队来的？”或者“你是哪一天上的船？”之类问题的时候借故逃席。久而久之，他的人生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空洞—自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号到六月上旬的某日，也就是从青岛登舰开始、直到在基隆港吃了一大串香蕉而狂泻不已为止，其间的一切都凭空消失。当不再能够和同乡们不断地交换记忆以相互慰藉之际，家父的恐惧、惶惑和抑郁并未消解，反而益发深陷成一种顽固不可消解的信仰，在意识或思维的核心，他笃定地认为：正是他这个人的存在，而使得这个世界上有其他的人受难吃苦。
几乎是以一种不告而别的潜逃方式，趁着某个借中秋节而举办的同乡宴正热哄哄、闹嚷嚷着的时候，家父结清了账务，取走了自己该得的一份本利，和家母搭火车连夜北上，来到竹林市的王代表家中寄居。车行途中，家母指了指窗外那一轮黄澄澄的满月，说：“这月亮老跟着咱们呢！”家父便哭了起来。当时他完全不能预知，不过数日之后，李绶武翩然到来，以一种猝不及防的手段指点他重新面对人世苦难的勇气。说穿了其实很简单：那份整理、编写一部《中国历代战争史》的工作得以让家父在接触极其庞大的史料的同时去不断地发现，在看来已有成败定论的战斗、战役以至战争事件背后，还有更长远的渊源和背景，那些所谓的结果都出于种种必然或偶然的原因；而被人称为“原因”的东西实则又是另一个更巨大的历史系统操作下的“结果”……如此层递相生、辗转相沿，当家父不得不为谋生而陷入故纸堆中，寻找一个又一个既是果、又是因，既是因、又是果的答案，等那答案到手之后，才了解到它只不过是另一个更大的问题的线索而已。这份工作逐渐令家父摆脱了“我的存在必定造成他人苦难”的自我折磨—在一个从未经历过战乱、流离，从未于去留一念之间挣扎着背弃了家园、同胞，也从未面临过任何重大抉择的我眼中看来，这折磨应该只是过分高估自己的重要性的人开了自己一个悲哀的玩笑罢了。但是李绶武显然并不这样想—对他而言，家父尔后如痴成狂地钻研战争史料的这份疗伤工作只不过是一个更长远的谋略的一部分。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一个规模庞大、卷帙浩繁的计划，即令集结数十百人之力，也很难在可见的时日之内克竟全功。然而，家父从上班的第一天起，便只一个人、一张木质办公桌、一把竹藤椅、一壁合板钉成的档案架、一只由炮弹箱改装的地图卷轴桶、一叠十行纸、一杯茶和一个传令兵—传令兵不传他的令，传的是“《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的令。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从未露过面，家父只知道李绶武是委员会的召集人—召集人也从未露过面。露面的只有传令兵，他每隔几天会抱进一大叠少说有尺把厚的资料来，请家父签收。所谓“资料”，就是各式各样的白纸黑字。大多数的内容可以称之为“断烂朝报”式的考古文献，且完全不以任何系统形式的分类或序列出现。比方说，家父头一天领到的第一和第二号两份资料分别是这样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蹇蹇录》谓：‘当国运死活迫于眼前之际，北京政府徒逞党争，如此儿戏之谴责，使彼不得断行其计略，并免除其责任。李鸿章之不幸，实可谓中国政府自杀其国家耳。’”“英王至颍州，钦差大臣胜保劝之降，英王不从，乃槛送北京。未至，奉诏就途中杀之。遂于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在河南卫辉府之延津遇害，时年才廿六耳。英王眼下有双疤，有‘四眼狗’之别号，骁勇富谋略。忠王闻其死，叹曰：‘吾无助矣！’”家父的职责便是把这两条没头没尾的文字抄录在十行纸上，并依记忆（其实是模糊含混的印象）分别将之归入“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和“太平天国诸役时期”，然后个别收入一个墨绿色马粪纸制的档案夹，放在合板架上。家父永远不会忘记：他在上班前四天里一共处理了第一批的七百五十二号资料。
就是以这样稳定如恒的工作方式，家父每年平均归档的资料在四万六千八百条以上—这是以每日处理一百五十条的速度推估的最低数字。在将近十八万四千条以上的资料入档之际—也就是家父上班快满四年的一九五七年六月，我出生，第一个传令兵退役，家父则通过了委任级公务人员资格考试，并且注意到有两条不知在什么时候随其他资料一同混入，却始终难以归类的文字。一条是这样写的：
“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允兵轮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局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没有督抚提司，各国毋庸惊疑。助饷金二十万两□□轮空独力发之。参见《中央日报》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版。”
另一条的内容则是：
“致远舰久战之后，船伤弹尽。管带邓世昌念己舰不能全，当与敌共碎，谓大副陈金揆曰：‘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舰，则我军可夺其气也。’遂鼓轮向敌吉野舰猛冲。未至，过定远舰前，适撞及日方射攻定远之鱼雷，锅炉破裂，舰身左倾，顷刻沉没。□□轮空断首于磨盘洋，非战之罪。”
这两条文字在整整三十五年之后变成黑底反白的字样，从家父的电脑屏幕里一行一行地闪炽出来。老人多皱褶的脸上也映得异常亮了，他用鼻子“哼哼”了两声，道：“其实我原先也没看出来。”
之所以无法归类入档，乃是因为这两条文字的内容皆有难以解释的矛盾。在第一条里，自“上海制造局”到“毋庸惊疑”为止的一整段，原本是清光绪二十六年（西元一九年）七月三十日—也就是八国联军之役以后，由盛宣怀策划与各国领事签订的《东南互保章程》九款之中的第七款条文。照说应该并入八国联军档中，然而接下来的两句浑然与联军之役无关，且其间更有“□□”状之脱漏，更使文义看似全不可解。
第二条的情况也极类似：从“致远舰”到“顷刻沉没”为止的一整段，原本说的是中日甲午之战的片段。可是在脱漏了两个字之后居然出现了东海海域的磨盘洋，而非甲午海战爆发所在的黄海。
家父最初的推测是那“□□”二字也许是某艘海船的名字，这完全是因为在两条文字中都出现了“兵轮”或“致远舰”、“吉野舰”的缘故。然而对照起下文来，文句根本不通，文义自然也就不得而解。
直到某一日，家父忽然心血来潮，跑了一趟当时位于植物园里的“中央图书馆”，把民国三十八年二月十一号的《中央日报》影本调出来，仔细搜寻半天，终于读到了这么一条不太起眼的消息：中央银行所存黄金、白银已全数平安运抵台湾、厦门，行库收支依常规进行，任何个人及单位不得无理干涉。唯坊间争传上海另有最高当局准备金二十万两，是纯属子虚乌有的谣言。
“最高当局准备金二十万两”自不免让家父想起“上元专案”来。他于是再将第一条文字逐句详读了几遍，无论怎么读都忍不住会将“防剿长江内地土匪”的字样想像成“国府”播迁来台前夕的景况。当他再翻找出弹箱里的地图来一对照，答案的一角浮现了：“制造局”和“火药局”之间正是那个叫黄泥塘的地方。换言之：那两句窜入《东南互保章程》第七款底下的文字正和条款内容所描述的地点形成一个共同指向黄泥塘窖藏黄金的互文。
由于有了这个互文的想法，第二条文字便也吐露了不寻常的意义：
在甲午海战之中，致远舰和定远舰的背后有一段血泪斑斑的故事。
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力战未捷，欲与敌同归于尽之时，却遭日军吉野舰鱼雷击沉。据说邓世昌所养的爱犬当时也落了海，在涌波之间浮游，曾一度以口衔咬邓世昌的手臂，不欲令邓沉溺，邓却在浪涛中将爱犬斥去，意在必殉而后已。不料那犬又泅回，啮咬邓的发辫，邓于是“望海浩叹，遂与义犬相抱而逝”。可恨的是：因致远舰而得苟全的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乃一卑鄙小人，战后居然谎奏另一济远舰“首先驶逃”，并冒领镇远舰击炸日军旗舰松岛舰的军功。遂使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于战后枭首正法，刘步蟾则“着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换洪额巴图鲁名号”。
这则故事除了彰显“善不赏、恶不罚”的“天地不仁”之外，还有个代罪而亡的遗憾—设若邓世昌未欲与敌同归于尽，便不至于成为佞人刘步蟾的替死鬼，则刘步蟾又如何能陷害另一位恪忠奋战的方伯谦呢？
家父再思三叹，终于发现这两条文字之所以难于归档乃是因为有人刻意拟造一个无法轻易归档，而独可引起他注意的效果。
家父曾经想透过新到差的传令兵询问：究竟是“编纂委员会”里的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以及何等动机之下把这两条另有所指的文字杂厕于一般堪用的史料之间？传令兵的答复是：我只负责收发公文，其他事一概不得过问。倒是忽有一日，家父偶尔在军方内部的一份名曰《忠诚报》的新闻纸上读到这么一则简讯：“由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负责编撰之《中国历代战争史》已于去年正式展开史料搜集和汇整的工作。三军大学已邀请知名史学家、军事家共二十余人共襄盛举。预计完成后本书共七编十八卷，五百四十余万言，并附图七百余幅。将于一九七一年左右出版。总编纂李绶武资政表示：《中国历代战争史》将有效提高我三军官兵对吾国历史及战争本质之认识，提升全军精神战力……”
对于家父来说，这是一则完全荒唐的消息。第一，从哪里冒出来个“三军大学”？第二，一切由“编纂委员会”具衔匿名而汇入的资料都还在档案夹里，怎么会有七编十八卷五百四十万言的数字？第三，如果依照他单人独力整理一切资料的方式和进度来看，到一九七一年，不过是累积了近八十万条与战争沾得上边际的琐碎文献罢了，这些鸡零狗碎的知识残片又哪里能提升什么精神战力呢？
另一方面，无法归类入档的资料也不时会继续出现，每当传令兵除役或退伍，交接间稍有混乱情况，就会冒出几张掺和着时空错乱、真伪淆糅的文字。基于抄写、搜集的基本职责，家父并没有把这些资料随手掷弃，久之索性另建一档，题签曰“备考”。
要不是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那一天，发生了孙老虎深夜开车、遇上三个打劫的恶客、给打断了一条肋骨、抢走两千多块钱的事件，家父恐怕只会往那“备考”夹里丢资料，根本不会有兴趣重新翻拣、查考它的。
孙老虎捱了揍去找彭师父，彭师父用他独门的高粱酒泡樟脑丸给搓了一阵，说：“你老弟的底子薄，我会的那点儿本事也来不及渡给你，我看你就老老实实躺它十天半个月的罢—肋条骨长得快，你一晃神儿它就接回去了。”
孙老虎打从那时候起再也不信彭师父会有什么能耐，赌气回家躺平了休养。家父带着我前去探视，发现他的床头堆置着一大叠武侠小说。一见家父的面，那种自惭才疏学浅的小人物窝囊劲儿又禁不住溢了满脸，直拿臂膀遮掩着那叠小说，道：“唉哟哟！叫张大哥见笑了、教大春也见笑了。我、唉—我们不是读书人家儿，尽看这些个闲篇，一点儿学问没有、一点儿学问没有！”就这么一阵骛乱，原本好端端砌在床边五斗柜上的小说撒了一地。家父一只手连忙按住孙老虎，自己虾腰帮着拾掇。
我对那一次探病的印象不深，只依稀记得：家父也许是为了化解孙老虎那种不知发自天性抑或出于养成的卑怯，好像刻意向他借了套武侠小说回家，以示同好此道，并无高下；这让孙老虎显得非常开心，辞气间居然流露出感激之情。
我所记得的另一个细节则是孙老虎在恼叹他的儿子们不成材的时候说大一、大二是军队里的米虫，小三、小四是社会上的米虫，至于只有十二岁、第三度离家出走、几个月不见踪影的孙小六则已经注定是国家、民族的寄生虫了。生养了一堆虫子的孙老虎压根儿没提到小五—我猜想就算是提到了也一样会摇头说什么女孩子家没出息之类的话—当时之所以没数落小五乃是因为小五就站在门边罢？她一听孙老虎搬弄起那么些虫子，显得很不高兴，清两声嗓子扭身便走。孙老虎却像是逮住了诉苦的机会，一把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牛皮纸封，从里头抖抖擞擞甩出一根黄澄澄、亮晶晶的金条来，压低声跟家父说：今儿是六月九号不是？上个月九号早上我一大清早要出门热车，在信箱里看见了这个—”孙老虎一根金条紧紧握在手里，却把个牛皮纸封递给家父，上头迤逦歪斜写着几行狗爬字：“爸：/不小心ji n到这个给你用/小六”。
“你知道他在外头干了些什么吗？张大哥。”孙老虎瞪起双虎眼继续说下去，“我可是想也不敢想啊！”
“也许当真是他捡的呢？”
“他有那个命我就是王永庆了我！”孙老虎随即指了指胸口的伤处，道，“我叫人来上这么一下子，十之八九同这根条子有关系。”
整整十五年之后、七月十三日的这天晚上，家父问我记不记得去探视孙老虎受伤的事，我立刻想到的是那根金条。家父却一指桌面上的那部《七海惊雷》，道：孙老虎借给我的武侠小说，就是这一本《七海惊雷》。”
我望一眼那小说，再望一眼电脑屏幕上的两段文字，似乎明白了—文中的“□□轮”并不是脱漏了两个字的船只名称，“□□”只是段落上的区格，窜入史料的句子应该读成：“轮空独力发之”以及“轮空断首于磨盘洋”。轮空—一个武侠小说里的英雄人物，虚构出来的角色，幼小离家，练成不世出的武艺，以云游僧人之身替嵩山少林寺护送一批名为《武经》的秘笈往福建南少林而去，功成之际为两名预伏寺中的洒扫老僧材庸和材平出掌斩断了脖子。
“我那个‘备考档’其实是一条一条零零碎碎夹藏在光明正大的史料里的密码。为了保留下一些不能光明正大记录下来的事实，才用颠倒错乱的手法混进我的档案里来，从文顺字地读，读不出什么。一旦凑合上这个解码的译本—”家父又指一下《七海惊雷》、以及我脚前的书袋，迟疑了几秒钟，才道，“你就会明白许许多多原本不该明白的事了。”
仅从编号第一和第二的两条“备考档”资料看，家父马上联想起从李绶武口中所得知的、关于那“帮朋”参与“上元专案”的事。显然，他之所以得到这份工作未必是同乡王代表从中撮合而已，或许竟出自李绶武主动授意的居多，因为他早就发现家父曾经在青岛总监部大军移动前后涉入的工作以及去留之间的不安，甚至也窥知家父目击舰上一宗血案的经过，这两个容有悔愧惊惧之情的心理背景使家父成为一个适于看守秘密，甚至发现秘密的人—家父越是想要借由了解真相、探究因果以摆脱自责自疚，便越是深深陷落在虬结繁复如迷宫般的秘密之中；而知道了越多的秘密，便越是失去了和人们沟通往来的权利。
在这间寂寞气味充盈满溢、有如一具焖熟了千百颗烂梅子的蒸笼的书房里，我只能假设：家父先从“轮空”这个人物的仪貌行止上想到了“欧阳昆仑”的名字，看出《七海惊雷》里有一部分角色的姓名藏着个类似灯谜“卷帘格”的机关。轮空反卷成为空轮、音谐昆仑，材庸和材平反卷成庸材和平材、音谐用才和品才，也就是老漕帮的光棍“哼哈二才”。至于裘攸则稍稍复杂些—攸字可用“阳欧”二字反切出它的读音，卷帘而上便是“欧阳”，裘字音谐秋字；合而观之，正是“欧阳秋”。欧阳秋这个名字出自《第一届全国武术考试对阵实录》，他的故事则俱载于《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倘若高阳的考证无误，这本总谱的作者“陶带文”又正是李绶武的化名，则可知李绶武不只利用家父的职务传递并保存一些的片段信息，连他自己也以一个注脚者的角色旁证着一个庞大秘密迷宫的存在。
然而，在解译裘攸传艺的那个叫“跨儿”的徒弟之际，我迟疑了片刻。用我脑子里残存着的那些中文系文字学、声韵学和训诂学的老把戏，不难把这两个字反卷出“子越”二字—那是我们“越活越回去大侠”彭师父的名字。依照一连串字谜的逻辑看来，现实里的彭师父应该就是《七海惊雷》中尽得拾荒人裘攸一身奇门遁甲道法真传的孤儿；另就我亲眼目睹的实况言之，确乎极有可能是如此。如果将小说的情节翻转到现实世界来看，民国十七年，欧阳秋在穷途末路之际从一个叫“魏三”的路人手中得着了一部《无量寿功》。依据《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引武林史料称，《无量寿功》练到第三层“川流七坎”以上，便能晋臻一“广开方便门/大展包容量”的修为。此上再入第四层“鹏搏九霄”、第五层“云合百岳”则可以纵意所如地改变躯体外形，是以《清朝野史大观·清代述异》卷下便曾记载：一个叫曹秀先的大臣“肚皮宽松，必摺一二叠；饱则以次放摺”。从这一点看来，忽而肥硕壮挺、忽而矮小佝凄的彭师父应该就是欧阳秋“讲功坛”的“说拳”弟子，其功法可以直溯至曹仁父。这一点似乎也能够从我书袋里的那七本书找到佐据—曾详述曹仁父“食亨”一脉绝艺的《食德与画品》的作者魏谊正，行三、人称魏三爷，不正是倜傥逍遥、任性潇洒、将《无量寿功》拱手让与欧阳秋的“魏三”么？此人—和李绶武乃至于钱静农、汪勋如、赵太初、孙孝胥等人不也正是与家父同舟共渡的一批神秘人物么？更令我不寒而栗的是，冥冥中大有不可违逆之力早已安排、摆布着我，竟于不知不觉间读了他们的书。
“爸刚才说不知道这个‘飘花令主’是什么人—”我试探地问了一句。老人摇了摇头。
“你不觉得有点儿蹊跷吗？和你们一条船来台湾的几个人所写的书都在这个袋子里，唯独没有孙孝胥的书，难道这‘飘花令主’不就是—”
“不可能的。”家父继续摇着头，道，“下午你不在家的时候，我翻了翻这几本书，一时也纳闷儿了。不错，当初《七海惊雷》的确是从孙家借出来的，可纯粹是巧合。”
“为什么？”
“孙孝胥其实是孙老虎的父亲、小五小六他们的爷爷。他老人家早在一九六六年就过世了。可这《七海惊雷》却是一九七七年一月才出版的。”
我没有立刻跟他争辩，因为在那个刹那之间，我也忽然生出一种“无知或许较为幸福”的念头—连带地，我更不敢贸贸然追问他是否知道“彭师父就是岳子鹏”、欧阳昆仑救过彭师母”甚至“岳子鹏知情者也”的字谜。我猜想，或许他还没有时间把《七海惊雷》之外的六本书一一细读过，正因如此—倘若他也认定“知道得越多越危险”的话—我只有保持缄默。果不其然，正当我端坐成一副“敬受教哉”的模样儿之际，家父捧出了他真正想教训我的一番话—且一如我所揣想的，从渡海到落户、从武侠到战史、从清洪角力到国共斗争、从盘点军需到纂辑文献……无论这老人曾经历练了什么、见闻了什么、感受了什么以及觉悟了什么，他根本不在意也不要求我这个儿子是否更了解了他的一点什么，他的目的只是要我记住：在我自以为如何如何的世界背后，其实有一股更可怕、更强大的操控力量在主宰着人们的遭遇和认知，且没有人能够反抗或怀疑。
家父的论证其实只有简单而明确的几句话：“‘哼哈二才’从‘保’字号儿混下来，一直混到部里的‘情报局’。之所以从来没对我下手，除了因为我在帮中顶着个字辈儿，主要还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究竟知道了些什么。如今你同这个什么欧阳红莲又缠在一块儿，他们搞特务的岂有不疑上加疑之理？寄这些照片来，明摆着是个警告的意思。”
我很想反问他，我和红莲已经厮混了十年，他们跟在后头拍这种下三滥的小照片也差不多一样久了，为什么早不警告、晚不警告，偏偏现在来警告了呢？以理度之，就算欧阳昆仑出手帮“老头子”运了一大批黄金到台湾来，“保”字号儿恩将仇报、杀人灭口，这也是近四十三年以前的尘封往事了，何以时至今日，忽然想出个寄小照片的馊主意来试探家父或者我呢？话未出口，家父轻抬脚尖，朝我脚下的书袋比划了一下，道：
“不只你我父子，恐怕他们也早就盯上了高阳了。”
我几乎不敢想下去。自一九八六年春天，我与高阳同游日本订交以后，他也叫一群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的情治人员给盯上了—这批人物犹之乎疱疹、流感病毒或蒲公英，十足有牵攀附着、勾串罗织的习性—莫不是因为我和高阳偶尔交谈过有关那本《奇门遁甲术概要》，而让他也跌进了网罟之中罢？
然而，谁又能否证这个猜测呢？高阳在荣总病榻之上，的确曾经对我说过：“他们结拜兄弟七个身上有一部奇案，我打听了几十年，不过知其一二。其中还有许多情由缘故不能分晓。”也就在想起这番言语之际，我的眼前猛可闪过一个银发白衣但面容模糊的医生。不，不是医生，是做医生打扮的万得福—在我和他十年前仅有的那次晤面时，他清清楚楚地警告过后脑勺上叫灯架砸了个大窟窿的老大哥：“荣总是‘他们’的地盘”，而且“二才刚还到门口来晃了一下”。
一个小小的推论：高阳因病入院的时候，其实仍念兹在兹于万砚方等兄弟七人身上的那部奇案，是以他所拥有的七本书和厚达六寸的文稿也随身携行或恐即在卧榻左近。然而他发现自己的病情可疑—明明有把握“还有卅载阳寿可供挥霍，一甲子后再言去留”，却于诊疗之后突然恶化，于是才会在我前往探视的时候突然提起早年我偶遇赵太初于三民书局的旧事。可惜我一时未察—甚至一副全然失忆的模样—高阳一定颇为失望，是以未曾将书、稿当面交我。接下来，或许是因为他又察觉了医院当局（或病房内外环境之中）有些什么异样，才会将书、稿托付一个全然不知情的文学杂志主编，并言明：出得了院，就将原物归还；出不了院，才将之亲手交给我。设若高阳的确周思密虑而作成这一决定，则想必是冒了极大的风险，但也绝对出乎“他们”那批人的意料之外—我几乎能够想像出他如何设计了一个偷天换日、掩人耳目的怪招，请那位主编扛个十几本适合在病榻上消磨时间的闲书前去探访，再趁四下无人之际把那七本书和他的手稿携回的过程。
如此作想，则自高阳病危到过世期间，“他们”必定滋生出某些疑虑，那就是，这位素以博闻强记、详考密察著称的历史小说家究竟对那部奇案了解了多少？又传授了多少？以及他和我乃至于家父对于近世老漕帮与“国府”中枢、权力核心之间的恩怨所掌握的琐碎知识究竟出自何种共谋？如果确有共谋，那么主使者是谁？共谋的机制与运作又如何？这些，想必都是“他们”百思而不得其解的。也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在高阳过世之后展开了行动—寄来这样一叠照片，和一张写着“张大春与欧阳昆仑之女欧阳红莲”字样的便条。
无论照片和便条是否一如家父所言，出自“哼哈二才”之手，其目的显而易见。一方面，这是在拨草寻蛇；等待并观察我们父子的反应，且据之以判断我们和高阳、红莲乃至那些行踪诡秘的老者究竟有无共谋？涉入多深？所知又有多少？另一方面，这也是在打草惊蛇，意思毋宁是说：不论你们有无共谋、涉入多深、所知又有多少，一切到此为止。家父要把高阳的遗书遗稿付之一炬，恐怕也是着眼于此。
“漫说你不及高阳于万一，”家父继续说着，一面回身又像切肉丁似的在键盘上剁剁剁剁了一阵：“就算高阳再世又如何？一个读书人怎么跟那种牛鬼蛇神较量？更何况你的书也没读得怎么样！”
“这就未免太瞧不起人了—”
“你方才说起‘白邪谱’上的莫人杰和陈光甫，两个人你都说错了。”
一如一九五七年六月出现的第一和第二条“备考档”文字，电脑屏幕上又出现了标示着“备11”和“备12”的资料。“备11”是这么写的：“张永德对曰：‘爱能等素无大功，忝冒节钺，望敌先逃，死未塞责。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军法不立，虽有熊罴之士、百万之众，安得而用之？’世宗掷枕于地，大呼称善。即收爱能等军吏以上七十余人，责而斩之。□□爱能实非人杰之助，世宗高寿死，岂其所愿哉？”
“备12”则是这么写的：
“日军侵占香港，迫市民用‘军用票’，停止使用香港汇丰银行所发行钞票，原有港币形同废纸。周氏纸厂委代表陈光甫四出收之，聚为造纸原料，计吨许。日本投降，汇丰复业……”
家父之所以未曾将这两条归档，其实亦另有缘故。在“备11”里，原文本来应植入后汉和后周的战史之中，说的是后周大将樊爱能在后汉主刘崇借契丹兵大举南侵之初，即弃甲曳兵，引众溃逃，甚至剽掠辎重、惊走役徒，致使后周方面损失惨重。后周世宗柴荣遂借张永德谏劝之言祭出军令状，杀了樊爱能。
可疑的仍旧是“□□”二字之后的几句话。尤其是“世宗高寿死”，既与上下文不合，亦与史实不符—周世宗英年早逝，其“气局恢阔、规模宏远，有唐太宗之风”，可称五代帝王里的翘楚。而天年不假、伟业中殂，也是读史者皆知的，怎么能说他“高寿”呢？正因这一疑，家父把这三句多读了几遍，忽地发现第一句中亦藏有机关：“爱能”虽是后周名将樊爱能的名字，却因联读起底下的“非……之助”字而令人想起“爱莫能助”的成语。一旦这个成语浮闪脑际，“人杰”二字与“莫”字便串了起来。以家父早年入帮的资历，自然风闻过项迪豪挟巨资向莫人杰勒求拳谱的江湖传言—以之而重读“爱能实非人杰之助”，非但立刻想到莫人杰，还会接着忆起民国三十四年发生在杭州商会会馆中的一宗血案：年仅十六岁的莫家拳少宗师被一无名刺客三枪打死在一间待客小厅的沙发椅上。这条新闻当时轰动大江南北，有谓老漕帮向与经营海运的项氏不睦，故派枪手先杀人、嫁祸，好让项氏难堪。也有人以为是飘花门孙少华怕项迪豪一旦得着拳谱，便将一报昔年当街折辱之仇。甚至还有人说：莫人杰是诈死，目的在于乘机赖掉项迪豪为一览拳谱而替他清偿的一屁股烂债。更有人怀疑：项、莫二家早就勾串好了，什么债务、拳谱，都是表面文章，其实不过是找个家下佣作代死，目的反而是于案发之后鼓唆报刊杂志之好事者添油加醋，捏造出对老漕帮和飘花门极不利的传言—事实俱在，莫人杰一案果尔在极短时间之内挑拨得孙少华愤激而死，老漕帮声誉暴跌。
“这一条是一九六三年十月中窜进来的，”家父接着凑脸近前，道，“当时爆出个沸沸扬扬的‘周鸿庆事件’—你还小，大概不知道罢？”
我不吭声。因为我还没打定主意要不要告诉他，其实我非但知道“周鸿庆事件”，也在《食德与画品》这本书里读到过：杭州湖墅旺族莫用过一任主厨，叫周鸿庆，拿手的名菜叫“红煨清冻鸭”。周鸿庆声震一时之际，还有知名画家给画过一幅长宽各约数丈的巨幅群鸭彩绘，题上“冰肌玉骨香无汗/水暖春江鸟不知”的七言诗句，“江鸟”二字巧嵌其中，寓一“鸿”字，传为美谈。这人日后如何，我却不得而知，因为我在读到这个段落上的时候，颇为书中形容那巨幅彩绘的工具—“帚笔”—所吸引，一翻检附注，说“帚笔”须具备相当程度内功且功力必精湛异常者方可运行，“近世唯沪上方公凤梧一人能之而已”。当下转了兴趣，便去寻觅那和方凤梧有关的书，就是《神医妙画方凤梧》了。
“你先看‘世宗高寿死，岂其所愿哉？’这两句—”家父抠弯食指，往屏幕上的字迹敲了敲，道，“周世宗英年早逝，则称不得高寿；既非高寿，这高寿二字必有别解。我再问你：读过南朝梁徐勉的《故永阳敬太妃墓志铭》没有？谅必没有，问了也是白问。在这篇墓志铭里有这么几句：‘年高事重，志义方隆，宜永绥福履，而奄夺鸿庆，以普通元年十月廿三日构疾，十一月己卯薨于第。’这里的‘鸿庆’所指的便是高寿了。如此再回头看：‘世宗’是后周之主，隐一‘周’字，合以下文‘高寿’所射之‘鸿庆’，非‘周鸿庆’而何呢？两句并起来看，则冒出来个‘周鸿庆死，岂其所愿哉？’再合上前一句‘爱能实非人杰之助’怎么看、怎么像是藏了个脱靴摘帽的谜戏，实则说的是‘莫人杰’，或者‘姓莫的实非人杰’—这一条，逞足我的力气，也委实解它不得。不过，倘或江湖上传言不虚，说莫人杰其实未死，则说不定死的却是‘周鸿庆’，于是下文中‘周鸿庆死，岂其所愿哉？’这才说得通。对罢？”
听语气，家父并不知道那周鸿庆和“红煨清冻鸭”乃至于他在莫家担任厨作的杂说掌故。换言之，家父凭字解谜，得着了一个明明是正确的答案，但是却没有证据—他手上的拼图板缺了一块—而缺掉的一块证据，却恰恰藏在他不许我读下去的书里。我耸耸肩，道：“我读书少，说对了也是白说，说不对也是白说。你读书多，那么‘备12’又怎么解释？”
家父可能很想斥我一回，可兴许是他的考究癖上来了、挡不住了，遂只白了我一眼，硬吞两口唾沫，道：“这一条虽说与对日抗战的背景有关，却根本不属于战史的材料范围，之所以编进备考档，纯粹是因为它当初是同‘备11’写在同一张纸片上的缘故。只不过从这一条上倒可以看出些别的头绪：第一，陈光甫不只是国府要员，也和民间一些大公司、大行号有极深的渊源，常凭借着洋文呱呱叫的本事，替人办些交涉之类的事；第二，这一条没写完，只写到汇丰银行复业，这很奇怪。我后来查证了些别的资料，发现汇丰复业之后，曾有很短的一个时期，宣布公开兑现旧港币。那是因为库存现钞够不上应市、新钞又来不及发行。英国人原以为战火惨烈、焚毁无度，也许兑不回多少旧钞，总之是拿来流通应急而已。孰料周氏纸厂赫然押运了一吨多的旧钞来兑英镑，兑得汇丰差一点周转不灵，只好以银行股票易钞票，另外还延请周氏纸厂的老板出任汇丰董事、兼理总裁职务。你方才说陈光甫买下多少‘蛇草行书’的作品，分赠政商名流；其实那些书法作品根本不是陈光甫买的，真正的买家却是那位隐身幕后的周老板。第三，‘蛇草行书’的确如你所言，是那洪达展自创的一门书法，可是它既非古董亦非杰作，怎么会有人肯花那么多钱去买了来交际公卿呢？—”
“搞政治的懂什么书法？有人捧、有人送，自然有人挂起来当宝贝。”我哼了一声。
“不！这里头另有玄机。”家父托起下巴颏儿，摩挲着花花白白的胡子碴，道，“尤其是这两条文字的内容全然无关，却写在一起，这表示，除非前一条里的‘周鸿庆’与后一条里的‘周氏纸厂’有什么牵连，否则是说它不通的。此外，众所周知‘周鸿庆事件’是一九六三年十月间发生的事，周氏纸厂兑港币却是一九四六年秋天发生的事，至于‘蛇草行书’大兴其道，更在一九四七四八年间，三者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关，各见端绪却互无脉理。然而既给写在同一张纸上，依例是不可能无关的。”
他在这么说着的时候，我已经理出了自己的头绪。在我看来，陈光甫（或者他所代表的周氏纸厂老板）之所以会去买一大堆并无艺术价值的烂字画，极有可能是一桩幌子交易—质言之，买方出钱是真，卖方所供应的却另有其物；只不过那真正的货物若非见不得人，即非可见之物，才借着“蛇草行书”的买卖掩护之。其次，如果“周鸿庆”早就在一九四五年被当成是“莫人杰”而遭人射杀于杭州，则到了一九六三年十月间冒出来的“周鸿庆事件”便显然也是个幌子了—起码，在日本投诚、却让一辆莫名其妙的出租汽车给载进苏联大使馆，以致功败垂成、被遣回中国大陆的倒霉鬼应该不是什么“周鸿庆”，却极有可能是当年诱人为饵、代捐一命的“莫人杰”了。暗中提供资料给家父的人也是趁着闹出“周鸿庆”事件的热潮，才打蛇随棍上，把这一条窜了进来。
然而此刻我所关心的不是什么陈年骨头烂年鳃的谜底，反而是家父这后半生所戮力从事的工作。不论他埋首于这满坑满谷的战史资料是一程多么繁复迷人的探访，也不论这探访之于他是否真能作为一次不堪回首的逃亡的救赎或治疗，我隐隐然觉得：李绶武当年提供的这份差事是不值得做的！
从那折返点之后，家父所涉猎、钻研、勾稽、补缀的一切，都是一个看来十分十分伟大的大时代对一个十分十分渺小的小人物的作践、浪掷和虚耗。在那不时会供应一条又一条难以归类入档的资料给家父的人心目之中，家父只是一部堪用的机器，负责保管一切有价值的秘密。家父绞尽脑汁、费煞思量，只能爬梳出一些对于整部《中国历代战争史》全无用处的“备考档”。浸泡在这些仿佛藏匿着许多意义的谜样的文字之中，家父自己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墨绿色马粪纸制成的档案夹而已。他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由他所发现、誊录、整理甚至拼凑出来的秘密。
“究竟是谁提供给你这些备考档的？”我冲口问道，“难道你从来不去查一查？你不想知道么？如果就是李绶武，你不觉得他只是在利用你—”
“没有谁能利用谁。”家父倏忽提高声量，旋即瞑上眼，深深喘息了一阵，才又平静地说，“如果你说的是部里这份差事，我从临时雇员干到简任一级编审，一干三十四年，最后画成了七百多幅战图，可以了！如果你说的是这份备考档—”
“我说的就是备考档。”我站起身，暗里使脚尖勾住书袋的背带，道，“这个一天到晚给你假资料、打哑谜的家伙到底想干吗呢？有话为什么不明写白说呢？绕那么些个圈子，不是简直要把人逼出个妄想症来了吗？”
“要是写明了、说白了，‘他们’那一边的人不也明白了吗？”家父睁开眼，鱼尾纹微微朝上扬了扬，似乎是笑了，“至于这一边的，我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人家是‘一个家伙’还是‘几个家伙’；我只知道人家很沉得住气，一丝一缕地追查着一些个事情，有了点什么眉目，就窜个一条半条的材料给我，一直到整部《中国历代战争史》初稿编成，那是一九六七年一月的事。之后，我开始忙画战图的工作，直到退休，其间二十年，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一条资料。”
对于家父来说，“备考档里藏着什么重要的讯息？”原本是个不存在的问题，直到他从孙老虎那本《七海惊雷》里看出欧阳昆仑运金遇害的一点苗头，才兴起了翻箱倒箧、彻地钻天的搜检和考证工作。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才赫然发现：备考档已经十年多没有新的进项了。最后一条的编号则是“备33”。
这三十三条字谜当中，可解者不过四五条。家父遂将《七海惊雷》从头到尾又看了几遍，依旧毫无所得。照他当时的揣测，乃是由于解码的“译本”应不只《七海惊雷》而已；可是书海浩瀚苍茫，叫他到哪里去寻觅其他的、也可能根本不存在的“译本”呢？在这个若有知、实无知的阶段，家父有一个在事后看来固然可称为准确却也失之简单的直觉：他认为备考档极可能来自不止一个的、亲近老漕帮的人物，为了追查和老漕帮有关的疑案而刻意将这些看似藏有机关的字谜窜入战争史料，加上一个能细心盘点材料如家父这样的角色，自然而然将字谜汇集起来，既不易为外人所侦伺，又能够在文献的护伞之下保存起来。一旦字谜累积得够多、相互之间产生了意义性的关系，且为有心钻之研之者识破揭露，则一谜解而众谜皆解，隐藏在大历史的角落里的另外一种真相便得以逐渐显影。且正因为它们已经是《中国历代战争史》的一部分，这战争史又是一部由“国防部”史编局作业、再加上一个“三军大学”之类的学术单位背书的皇皇巨构，早在五十年代末即明订其编数、卷数、字数甚至战图帧数，可见其计划之精详缜密，应须是千金不易一字的定稿，也就不容有心文饰、蔽匿或毁弃者妄加撼动了。
不过，依我的后见之明，家父此一直觉仍过于简单—因为他太看重这一大套由“国防部”和“三军大学”领衔编纂的“正史”地位和价值。在我看来，把这些字谜窜入史料的人另有两种目的：
第一，设若家父混水摸鱼、囫囵吞枣，未经消化即将字谜原封不动地掺入史料，以致竟尔以此面目出版问世，自然会招引一些真正笃学深思、敏求好问者挞伐追究，则隐伏在字谜中的机关反而会惹来更多的人注意和探讨，所谓大历史角落里的真相也才会不期而然地在众目睽视之下浮现。
第二，设若家父不肯放过纤芥之疑、毫末之误，便应当倾力于这些字谜的解译工作。如果能够从他亲眼目睹欧阳昆仑横遭加害的这一个经历举一反三，而又对种种古老的文字谜戏十分熟稔的话，提供字谜的人其实不只希望能借家父之手，将大历史角落里被尘封掩埋的一些个疑案悄然不动声色地保存下来，他（们）恐怕还更期待家父能以同样的观点和方法，换一副“幽冥晦暗之地”的眼睛，去重新翻视一遍几千年以来那表面上十分“光天化日”的历史和现实。
“你知道为什么再也没收到过那些字谜了吗？”
家父点点头，道：“大概知道一点罢？只不过—我知道得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