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平素的观察，一九四九年渡海来台的外省人绝少向他们的子女描述渡海期间的生活细节。大部分即使是善于回忆或描述的人只会使用较多的形容词去强调当时场面的混乱或惊险，仿佛旅程中他所看到、听到、尝到、嗅到、触到和想到的，可归于名词性的事物都在过度的恐惧中失落、淹没了。比方说，像彭师母那样会说故事的人在提到这段往事的时候也只说风浪多么多么地大、人多么多么地挤、共产党的炮弹打得离船身多么多么地近，接下来猛里一跳，就跳到船靠了岸，有小贩来卖香蕉，那香蕉是多么多么地甜，又多么多么地便宜。大家吃了个死饱，以至于日后看见香蕉又是多么多么地倒胃口。
我在年纪还很小的时节便想像：也许有一天我长大了，得找个机会仔仔细细追问一下家父家母，他们是怎么来的？坐什么船？那船有多大？形状如何？买了船票吗？船票长什么样儿？航行时间有多长？舱房里的设备呢？睡的是那种美国电视影集里出现过的吊床吗……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正正经经询问过这些，或许是关于逃难这件事家里一直有种不堪回首、讳莫如深的气氛，或许是我并不那么好奇，也或许我总以为它是唾手可得的一个人生的零碎片段而未加珍视；无论何者，家父出乎我意料地主动说起来，反而不如我所预期的那样有着惊心动魄的史诗格局与壮丽景象—它充满了卑微、琐碎、令人不忍逼视凝思的紊乱细节。渡海行动本身显然就是摧毁人生记忆完整性的一个手段。
在开始叙述此一日后看来意义重大的仓促迁徙行动之前，家父伸手指了指“白邪谱”倒数第二行底端，也就是排在“项迪豪”之前的两个名字—施品才和康用才—接着那句“果然是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啊！”的话说下去：“这两个人，原先是我老漕帮中的光棍，是‘老爷子’跟前的扈从，辈分不算高，可资历和声望却因为是‘老爷子’家臣的缘故而非比寻常了。”
家父一向对他曾经在帮这件事守口如瓶，忽而说了这么一大串，听得我不由自主张口结舌起来。尤其是扯络上施品才、康用才这两个名字—他们不正是徐老三那张江湖图上脚跨哥老会和“国防部”情报局两个势力范围的“两位老资格”吗？当年在美满新城一巷七号顶楼上（甚至更早之前在茶园的仓库里）被孙小六打了个落花流水的不也是他们吗？
“把你和欧阳昆仑的女儿那叠子妖精打架的照片寄给我的，恐怕也是他们。”家父沉吟了半晌，抓住一只眼镜腿当摇鼓轴子似的转了起来，道：“难说他们是从你身上追出了我，还是从我身上追出了你，总之把咱爷儿俩搓成一股，想必是合情入理的。这，得从一九四九年五月底说起。”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号，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宣布全省实施戒严。戒严期间除了本岛的基隆、高雄和澎湖的马公三港在“警备总部”监控之下开放船只进出之外，其余各港一律封闭。对于当时仍身在青岛的家父、家母而言，这是一道远在天涯、毫不重要的消息，他们甚至全然无从想像，一个东南方数千里之外的小岛开始盘查出入人口的这件事同他们会有任何关系。
在那个日后看来至为重要的日子里，家父念兹在兹的一个问题其实微不足道：他究竟应该参加一个济南同乡的生日局，还是老漕帮为某重要“帮朋”所举行的接风宴。这两个应酬恰巧撞在同一天下午六点。家父若是参加后者，则必须独自前往观海山西侧、浙江路北端最高处的圣爱弥儿教堂旁某酒楼—此行极密，连家母都不可与闻。若家父参加前者，则可以携家母一同前往西镇南村路上的杏阁饭庄，之后再和那些同乡们徒步去至仅有一箭之遥的天成大戏院听戏。正由于两地相隔甚远，势难两全，家父懊恼了半日，才由家母拿定主意，谓：家父何不径自赴老漕帮之会，而由家母代往西镇南村路参加生日局，待老漕帮这厢散了，家父再往天成大戏院接家母回住处，如此安排，勉强算是两头靠岸，起码各不失礼。
孰料家父乘了辆人力车刚到圣爱弥儿教堂门前，便闪出两个疾如风、动如火的练家子，趋前对家父道：那位重要的“帮朋”人是来了，却不是来参加什么接风宴，当晚的聚会一无酒、二无肴，便餐云尔。目的只在问一个点头与摇头的“然否”。点头的即刻发给船票，摇头的当下一揖而别。家父一听这话，比没听还糊涂，忙用暗语盘问那两练家子，一连盘了十八个来回，才知对方果然是本帮光棍；一个叫施品才、一个叫康用才，并称“哼哈二才”的是也。这“哼哈二才”情知家父是“理”字辈儿的前人，在帮既久、隶籍固深，不可轻慢，是以执礼甚恭，答问亦十分详尽。然而家父一向落拓成性，鲜少过问帮中事务，也不愿意倚仗着什么资格辈分耍些不必要的派头，遂低声下气地询问起来：究竟是多么重要的关节？为什么只问一个“然否”即定去留？不料那“哼哈二才”闻言竟板起脸孔道：“人家‘帮朋’交代，凡事不必多言语。若属同门同道，自然倾心相托，在籍光棍也无不尽力帮衬。若有异心异志，便没有什么勉强共济之必要，您老就火速拿个主意罢。”
家父一听这话便纵声笑了起来，道：“岂有此理？说什么点头摇头？根本是不问青红皂白，叫人如何然、如何否？再一说：即便张某人点了头，拿了什么船票，这船票又是往何处去的？难道连问也不许问一声么？
……”言罢一拂衫袖，扭头便走；心想若是能追及先前来时所搭乘的那辆人力车，说不定还能赶上杏阁饭庄的宴席。未料偏在此际，一旁酒楼门首晃出来一条人影。此人中等身材，堪当得起虎背熊腰的形状，年约二十出头，一顶烁光油亮的脑袋更平添几许英雄精神。这人笑盈盈朝家父拱拱手，道：“久闻启京先生为人不羁、处世潇洒，今日一见，果然卓尔不群。其实今日之会也没什么大了不得的尴尬，只不过要解释起来，就嫌多余。总之眼下时局紧张，兄弟手上正好有几张船票，又听说青岛地面上有些像先生这样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在帮前人。为了替国府积蓄些元气，也为了替贵帮保留些人才，在下才冒昧请施兄、康兄代为邀请，不知启京先生是否有意随国府一道南行，徐图大事？是以才有这没头没尾的一问—启京先生如果点了头，船票立时奉上，今夜当须起程。此去千里，自然非同小可。只是事急且密，施兄、康兄也有不得已而难言的苦衷，还请启京先生见谅。”
以家父在帮的阅历，一听便听出来，对方正是那位重要的“帮朋”。所谓“帮朋”，乃是极受庵清光棍们礼敬的一种客卿。这种人通常不在帮籍，可是却拥有崇高的地位，也享有特殊的待遇。一般说来，若非与帮中“老爷子”有十分深厚的私交，就是对本帮有过非常重大的贡献，才得跻身“帮朋”之列。这光头青年一番话说下来，似乎什么内情都没吐露，但是辞气慷慨、情意恳切，非但礼貌庄严，也显然蕴蓄着几分撼人肺腑的悃悃诚心。家父听罢点了点头，道：“可否见告，船是往哪里去的？”
“这个嘛—”那光头青年睨了睨身后那幢酒楼，道，“恕在下不方便说。非徒启京先生，即便是现下已经领了船票入座的几位也都是云山雾罩、不知究竟呢！”
“张某人身在庵清，原本不该有什么顾忌，天涯海角，也没有不可以去的所在。只不过—”家父一沉吟，道，“贱内如今在西镇南村路的杏阁饭庄，我若是就这么上船走人，委实欠缺一个交代。”
“这倒不难。施兄、康兄俱是‘老爷子’身边的行脚能人，”光头青年立刻接道，“烦他二位跑一趟，将夫人接了来，不过顷刻辰光，也就交差完事了。只恐夫人未肯轻信施兄、康兄确为先生遣使，是不是还请先生托付一个什么样的信物？他二人持物而往，也好有个凭据。”家父想了想，见那“哼哈二才”在一旁又蹙眉、又咂嘴，神情十分不耐，只好随手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脱下，交付二人，自便随那光头青年进了酒楼。
一顿食不知味的饭吃下来，洋钟已过九时有余。一桌人相互簇拥着离席出门，只见右首圣爱弥儿教堂前广场上炬灯闪炽，及至近前才发觉：竟然是一排四辆黑漆轿车鱼贯驶来。家父原本是个雾眼茫茫的大近视，夜暗之下更看不清咫尺之外的动静，但听那光头青年在他耳边吩咐道：启京先生但请放心，有施兄、康兄保驾，夫人一定赶得及上船，绝对万无一失的。咱们先上车往码头去罢。”
倘若家父早就知道此行的目的地是台湾，他是断断乎不会登上那其中任何一辆轿车的。我插嘴问他，是不是因为没等着家母的缘故，老人居然摇了摇头，道：“没有了眼镜，我现成是个睁眼瞎子，能上哪儿去？”
结果眼镜紧紧抓在家母手上，她和“哼哈二才”早一步已经到了码头。一见着家父的面，她浑身上下止不住地抖颤着说：“要上哪儿去怎么不早说下？我当你是叫人给架走了呢！”
家父不慌不忙戴上眼镜，四下打量了一阵，见岸边泊着艘军舰，港里船上一片灯火通明，把方圆数百丈内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到这一刻，身边除了“哼哈二才”，便只同桌吃饭的十余人勉强不算面生，然而大伙毕竟互不熟识，且看起来人人灰头土脸、失魂落魄，个个儿面色黯然、神气萧索，怎一个张皇了得？再放胆往一旁睇顾，但见穿着陆军和海军制服的兵士们扛着糗粮、枪械乃至囊橐、箱笼和些装盛着不知是弹药抑或其他物事的桶具，无不龇牙咧嘴，仿佛那一身劲气早已用尽，却还在绞紧榨干地拼命，随时都要脱力倒毙的模样儿。
再过不一会儿，码头边上两排仓库大楼的巨型木门也掣开了，一辆接一辆装满辎重的军用大卡车亮着圆通通的两盏头灯驶了过来，同时早有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两标劲装警卫便紧挨着外侧门框、推挡起丈许高的缠丝铁蒺藜拒马。拒马不曾架上，那围观看热闹的老百姓还只比手划脚、骑山看斗；一旦架上了，人们反而猛地慌急起来。有人不顾铁蒺藜刺钩横出，拼命往上攀爬，似乎是想要翻越到码头这边来。无奈才离地两三尺，身上已然是刮皮剜肉、鲜血喷涌。饶是如此，偏有那不知是胆大还是气倔的青年，居然逞足蛮性，自老远处飞奔近前，想要一跃过顶，然而十之八九都活活挂在拒马缠丝之间，既不能上、亦不得下，任由后来想要借蔽其身躯攀爬的人抠扑践踏。倒是偶有一人勉强纵身跃上拒马顶端，双腿还未及站定，早被码头这边的警卫持长竿挥打戳刺，登时翻摔落地，自也不免头破浆出。
这厢争执越演越烈，那厢又出了事端—原来有一辆大卡车或许是负载过重之故，又或许是机械发生了故障，才靠近船舷，尚不及驶入吊车板，就失去了动力，无论如何进退不得。这一辆的后面少说还排着七八辆大卡车，如此堵塞，非但它自己上不了船，连其他各车也只能在原地空转着引擎，连一分一寸也推移不动。这倒让拒马之外的百姓们闹嚷得更凶了；有怒骂的、有嗤笑的，到头来还有欢欣鼓掌的。随即有一头戴软帽的将级军官下了舷梯，问明情由，低头沉吟片刻，遂向身边传令嘱咐了几句。那传令随即扯开嗓子冲旁侧兵士队伍以及家父这一伙人喊道：“司令官有令！码头区不得有游手闲人，各位同志一齐动手，帮忙卸货，加紧动作！”
照那司令官的意思仿佛是要先将故障的卡车上的物资以人力卸下，再由众人协力助手，把那空车推上吊车板，俾能吊上舰去。这是无可奈何之计，虽说延宕时间，却连货带车都保全了。
未料传令才下达了命令，那司令官尚未及转身离开，家父这一伙人群之中竟蹿出一条身影去—正是那光头青年。这人二话不说，三五个箭步奔至卡车车尾，反手捉住一块不知是钩是环的物事，便将整辆卡车给提拎了个双轮离地。这且不说，光头青年像是早就觑准了行进路线—但见他左腿朝前跨出个长弓步、右腿带右臂猛里拉了个弧圆，那卡车端地让他给转了个九十度的直角。说时迟、那时快，光头青年顺势缩紧身形，向前再一挣，人在空中骤尔挪出丈许远，身后的大卡车不偏不倚滑进吊车板正当央。
这一切只是弹指间事，却着实叫在场的数百千人看得个，张口结舌。拉过了那辆故障车之后，光头青年隔着几丈远的距离朝司令官拱手抱拳、施了一礼。那司令官睨了他一眼，既不回礼、也不作声，扭身扶着舷梯缆绳、径自登舰去了。
就在这一刻，方圆近里之内倏忽变得鸦雀无声了。倒是拒马外的铁蒺藜上，有一人呜呜咽咽地嘶声喊道：“尊驾既然有恁好身手，怎么不留下来打共产党？却同他们一道逃命去了！”
光头青年闻言点点头，反身朝那人走去，走到近前—距离家父不过三五尺之遥，便隔着拒马道：“阁下安知我们这艘船是逃命船而非战船呢？”
“那些个卡车上载的都是黄金珠宝，当我们老百姓不知道？”
家父原先在青岛总监部第四兵站任科长，专管大军粮秣，先前见卡车一辆辆驶过身旁，本能地留意观察一阵，看那车身篷盖遮蔽得十分严密，可深吸气勉力嗅闻，自然闻得出刺鼻的黄油味儿—不消说，车上载的俱是些大型机具，看来不是火炮便是重机枪。以此言之，拒马外这些上不了船的老百姓分明是误会或诬枉，才造出了黄金珠宝这般谣言来的。家父转念一想：也难怪老百姓要造谣滋事；倘若这一趟出航，果真有什么作战任务，则何以非徒总监部没有一声知会，却是由“哼哈二才”和那光头青年居间通报？此其一。再者，真要打起仗来，怎么还能容得家父把家母专程接到，且眼看即将随行登船？此其二。另外，就是码头上那一座可以力举万钧的吊车板了。但见它的上方是四条铰链，各有茶盅口粗细，分别扣出卡车底盘四角，吊板随即由一支屋柱般粗的钢骨撑竿向上曳引，不过几眨眼的工夫，一辆大卡车便给提拎起十几丈高，隔空兜转，犹似老鹰搏兔一样轻易地搁置在军舰的甲板之上。至于操控那撑竿和吊车板的，不过是码头上的三名士兵—其中一人双手推移着五六根铁条拉柄、另二人则奋力摇转两个径如汽车轮胎的圆形转盘，其间数十百个大小齿轮，轮轮相衔，不时发出磨合擦撞之声。这座神力无匹的机具，家父却是生平仅见，看它一无髹漆、二无批号，似乎并非军中所用的装备，却怎么在此干着运输军用辎重的活计呢？此其三。有此三疑，则又未必能说这不是一趟作战任务，因为码头上除了老漕帮相邀的这一桌十来口子没头没绪的宾客之外，几乎全数是头戴钢盔、身着军服、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警卫。
经那浑身鲜血淋漓的老百姓出言激问，家父不由自主地扭头瞥一眼“哼哈二才”，那施品才似是会了意，近前两步，道：“此行极密，恐怕只有启碇离岸之后才能同您老详说究竟。这些闲杂人等的骛言乱语，就不必理会了。”
这艘军舰在子夜过后启了碇，正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家父和家母给安置在甲板上两辆大卡车之间一个约有两席大的铺位上，前后有白帆布垂覆，上方还张挂了油布篷顶；“哼哈二才”更送来被褥、锅碗和一个暖水瓶，道声：“委屈二位了。少时司令官同舰长还要召见，您老先养养神罢。”
家父和家母当时并不知道：此后整整四十年，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这片幅员广袤的亚洲大陆之上，且终其一生，也不可能再踏上青岛这个美丽的港市。正因为对未来倏忽掩至的巨大变化懵然无所知、无所觉，家母并不以为此行有多么仓促，只道：“兵站安排这一趟出差怎么连我也差上了？”一面说着，一面还喜孜孜地笑起来。倒是家父紧锁双眉，在肚子里嘀咕着：就怕不是出差。嘴上却云淡风轻地说：
“可不？你这是头一遭上军舰罢？”
新鲜劲儿没能持续太久，倒是司令官和舰长的召见一延再延。家母曾经极其简略地告诉过我：前几天的航行比蜗牛上树还慢，人坐在三面布篷、两边车板、几乎密不透风的空间里，简直觉不出船身有一尺一寸的移动。原想若是家父能见着司令官或舰长，起码能打听出个去向和行程，不料帆布透着天光、又暗下来，暗了几个时辰、又透了天光。如此过了不知几个昼夜，除了上排水口去出恭撒尿，以及有勤务兵定时给送点饭食、热水，人就像是给囚在个地牢里没两样儿。偶尔撩起前后帆布的一角，所能看见的不外是另外两辆卡车的排气管和车头灯。只有一回变了个花样儿：送饭的勤务兵掀开后篷布，照例为了将就地形、单膝落地捧来一顶竹笼。开盖儿一看，里头是两个用大白米饭揉成的三角形饭团，还冒着袅袅的热蒸汽。勤务兵赧赧地说道：“报告夫人，今儿过五月节，船上没有当令的供应，包了几个菜饭团，算是粽子了。您二位慢用。”篷布一掩上，家母的泪水落了下来，回头跟仰脸缩身躺在前侧的家父说：“咱们这是逃难了不是？”
端午节当天夜里，那久候不至的“召见”终于到了。家父随着一名穿海军制服的传令在迷宫也似的船舱里绕了不知多少圈，来到官厅，门开处，里头坐着站着一桌子人，舰长当首座，一旁是挂着将星的司令官，司令官下首还有两个同司令官一样穿陆军制服的校官，两校官面前是厚厚的几叠有如名册、表格之类的文卷，桌子的另一侧则站着那光头青年和“哼哈二才”。官厅狭仄、人气熏腾，照说要比甲板上暖和，可家父一进门却不由得倒抽了口冷气，当真是满室冰霜、一阵肃杀。
“张科长来了。”司令官转脸冲舰长道，“张科长是第四兵站的文职军官，和之前那些个光棍、空子之类的人物不同，是不是让张科长坐着说话？”
舰长的军阶其实还低些，不过在船当家，另有一番威严的客套，随即答道：“但凭司令官安排。”
没等家父一屁股坐稳，司令官冲口迸了一句：“张科长！四兵站那边说你休假在身，可有此事？”
“报告司令官：是有半个月的假。”
“什么时候销假啊？”
家父屈指一算，答不上来了。
“是昨天、还是前天哪？”司令官有个挤眉弄眼的习惯，说话声音一大，挤弄得就更厉害，有如《安天会》里的美猴王一般。看来他根本就没有要家父答复的意思，接着喝道：“大军正在和匪全线作战，张科长修（休）的哪一门子的瓜架（假）啊？”
“报告司令官：是上级交代个人把总监部各兵站历年收支账目作个汇报，不只是本第四兵站的业务；为了要出入其他兵站盘点物资，不只在原单位执行勤务—”
“你今天执行了什么勤务啦？”司令官猛里一拍桌子，“老子判你一个阵前脱逃，把你扔下船去，你张科长能有什么话说？”
家父不吭气儿了，听那两校官一阵喁喁私语，其中一个道：“报告司令官：张科长随身没有行李。总监部那边也证实了，各兵站的账目汇报资料在五月二十号下午已经呈上去了。”
“真能干啊，张科长！”司令官冷冷一笑，道，“你只花了五天就办完了半个月的公事；莫非早知道青岛守不住，才混上咱们这条船来了？”
家父闻言一愣，失声出口：“青岛也沦陷了？”
“你这个假休得果然惬意！”司令官这一下不只挤眉弄眼，钢牙一挫，连顶门和额角的青筋都虬结浮鼓起来：“我且问你，时局吃紧、悍敌当前，你居然没有任何派令便擅离职守，该当何罪？”
家父心念一转，忖道：投身在帮，原来就是把副性命依托了大伙，这一点信义，同那不在帮的空子哪里说得清、讲得明？司令官执掌的也是一部大军律法、阵前纲常，果尔要论例议处，也没有可容回圜的余地，遂仰脸道：“全凭司令官处置了。”
“这倒干脆。”司令官点点头，道，“那么我再问你最后一件事：你花了多少‘好处’得来的通行凭证？”
到了这一刻，家父才依稀明白：吆喝他上船的光头青年原本与此舰官兵并非同一路人马；说什么“替国府积蓄些元气”、“替贵帮保留些人才”之类的话亦不是党、政、军方任何一方的立场。换言之，这身手不凡、行事莫测的“帮朋”根本是私自挟带着他和家母和一桌在帮前人登船的。至于为什么是他们，容或基于同属老漕帮庵清光棍，容或基于这些人物确乎有什么值得“积蓄保留”的长才，然而一时之间，家父已无暇深究。只不过司令官这般咄咄相逼，他更不能连累同门，便道：“报告司令官：我和拙荆自济南来青岛投军任事，没有一分钱的家财，也没有一寸地的恒产。能上船来，也全是看在船票上有总监部戳印、大军关防，这些既然假不了，又怎么能花‘好处’得着呢？”
此言一出，司令官反而沉吟起来。一旁原本默然不语的舰长转脸凝视着那光头青年，道：本舰只能容载一千三百名官兵，如今上来快三千人。如果不彻底清查、断然处置，恐怕过不了上海，就要全船覆没了。这个责任，谁能担待得起？你说上来的都是忠贞干部，又有谁能做保？司令官所部之下，难道都不是忠贞干部？他们上不了船，难道就活该沦落成散兵游勇，在匪军枪口底下充炮灰么？”
“司令官、舰长，”光头青年朝上座的两位长官抡了一揖，道，“方才说过了：在下奉‘老爷子’手谕，负责转交船票，个人所经手的，也只十四张尔耳。二位职责在身，非清查船上人不可，这也是按律合理之事。只这船票既然不假、身份也能核实，二位何不看在国难当头，大伙应当和衷共济的份儿上，彼此扶持则个。动不动要挟着将人扔下船去，岂不叫亲者痛、仇者快么？”
家父听他说话好生不客气，脊骨煞地一片森凉，暗想：这光头青年如何这般负气自矜，居然敢这样对司令官和舰长说话？一念尚未及转定，但听司令官“啪”的声一掌甩上了桌面：“我日你娘了个养的东西！欧阳昆仑！不要以为你头上顶着个天，老子就不敢把你怎么样！”可骂了这么两句之后，底下竟然没话了。听在家父耳中，司令官的确是不敢把对方怎么样的一个态势。
却在此际，舰长又开了腔—这一回，竟是冲家父来的—一字一句说得面无表情：“张科长，你再仔细回想一下，那天登舰之时你缴验的两张凭证上是不是清清楚楚印着‘军事港务科人员证’几个字样？请问，贤伉俪什么时候在这个单位服务的？”说到这里，猛可转脸对光头青年道：“你口口声声‘船票’、‘船票’，难道认不得这是军舰，不是客船么？”
“分明是渗透分子！”司令官补了一句，可一旁的校官登时朝他移动了一下桌面上的手指，家父偷眼觑见，正是之前在码头上缴验的那张粉红色凭证—不过从指尖露出的半张看来，却是背面。家父自己不记得过手缴验时注意过那“船票”的背面注记了什么文字，然而看那校官和司令官的表情，似乎也忽地在上头发现了什么。司令官歪挤斜皱的眉眼像是叫一层透明胶水给糊住，再也动弹不得了，连忙凑脸近桌，细细又睇视一遍，随即以指尖将之推向舰长。舰长的神色几乎同司令官一模一样，愣了好半晌，才干着嗓子道：“你、阁下也是—‘保’字号儿的？”
此言一出，家父明白了七八分。原来“保”字号儿别有所指，正是“国防部”保密局。
这个单位渊源甚早，可以直溯至“南昌剿匪总部”时期的谍报科，那已经是民国二十年左右的事了。民国二十一年二月，“老头子”复行视事，经过几年的整顿、扩充，将原先各地剿匪总部的谍报科收编成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系统，而在民国二十六年对日抗战前夕成立了一个隶属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下辖三个处。抗战军兴，“老头子”亲自规划，把第一处和第二处的职掌分开，前者归中央党部执委会秘书长指挥，称“中央调查统计局”。后者仍名“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实际掌权的便是前文提过的戴笠。
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戴笠和局中人事处长龚仙舫等一行七人自青岛搭航委会专机飞上海，行前据报上海天气不佳，遂多带了八百加仑燃油，以备万一不能在上海降落则可以转赴南京或重庆。当天下午一点六分，机上驾驶电告南京航委会塔台，说是上海方面联络不上，飞机已达南京上空，但是气候恶劣，无法降落，须折回青岛。可是七分钟之后又有电告：“现穿云下降。”此后便再也没有任何音讯。三天以后，美国海军派出的搜索飞机在南京板桥镇附近二十里的山上发现了飞机残骸和连同六名机员在内的十三具遗体。当时目击该机坠毁的农民指证：机身飞行高度太低，先擦撞到一株大树、崩落一枚螺旋桨，才翻过三座山头、撞击另一山腹，旋即爆炸焚烧云云。
此次空难自然影响极大，一时谣纷纭，有谓戴氏在机上临时强令驾驶迫降，以便他能赶往上海与“舞国皇后”李丽共赴云台之约。有谓机上潜有中共谍员，以引爆备用燃油方式与戴氏同归于尽—按诸三周之后发生在山西兴县黑荣山坠机事件中死难的中共参与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及叶挺等人身份看来，自有绘声绘影的报复臆说而令戴氏的坠机殒命益发显得扑朔迷离了。
然而，戴笠身后的“军统局”立刻爆发了不同地域派系的强烈内斗。这一内斗实肇因于早年吸收特务分子时期力求“发展组织，收揽人才”，而未建树一超然客观的人事制度使然，遂致种种以党、团、社、行营等组织投身特务工作者各倚山头，形成壁垒分明的角逐之势，而有广东派、浙江派和湖南派三足鼎立的局面。时过未几，居然在各派之间还流传着“某派实为幕后策动空难事件元凶”的耳语。
“老头子”情知这个态势恰足以瓦解一切尚未臻制度化的特务系统，遂一举裁撤“军统局”，另外成立“保密局”，这便是“保”字号的来历了。
据家父日后的钻研了解，保密局成立之初，是有其特殊的阶段性任务的。它不只是为了在“军事调查统计”这一类传统情治活动上取代原来的军统局，还要乘机清查戴笠生前于抗战胜利之后在各地接收自日本的现金、珠宝、产物、军械乃至诸般民用器材。
事实上，胜利接收工作的一切所得本有一主司其事的单位，名为“敌伪财产管理局”。然而保密局直属军事委员会极峰，自然得以插手干预。在“老头子”的算盘上，倘若能够借保密局之力深罗密网地将敌伪财产管理局接收的所有物业括而囊之，便称得上富可敌国了。这对他尔后要唾手而得之的总统之职有着至为重要的影响。于是在民国三十五年六月，他召见了原军统局中广东、浙江、湖南三派的领袖郑介民、毛人凤和唐纵，同时还指派了他身边担任过多年机要室主任的毛庆祥督导研究：如何在最短时间之内透过保密局取得一干接收物资、产业及设施，“并经营企业，发达资本”，名目则是“以充国防，以实国本”。这四个人取“三民主义，建国所有”的字面，另外又设立了一个“三有公司”。这三有公司同那保密局正是一体的两面—由保密局清查、获取来的一切资源皆交付三有公司处分，而由三有公司经营所得的利润之中又自然可以拨发、供应保密局的种种开销。这个“下海做生意”的拓展活动更顺带地解决了最初的人事问题—一旦有利可图，许多争权斗位的特务头子们都有了看似为身份掩护，实则确能坐收渔利的董事、经理头衔，于是那一触即发的内斗便逐渐平息戢止了。
三有公司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青岛、重庆和昆明各城市都有分公司。为什么是这些个城市而非其余？这也同“接收敌伪产业”有关—正因为这七个城市里都设置了保密局外勤省站的甲种站，此站编制庞大，有一百六十个员额，更重要的是编为甲种的外勤站都拥有一个可以直接和保密局联系的电台。这个电台不只是军事或治安情报的传递中心，也是商业讯息的呈报单位。这也是为什么保密局外勤甲种站总是设在三有分公司隔邻、对街甚至同一幢楼房上下。至于电台的设备，便全数是由北平“四极无线电器材制造公司”生产。“四极”正是保密局接收了来、交付三有公司操控、原名“铃木”的日本工厂。
从“铃木”到“四极”这一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家父虽时有耳闻，总以为那是共产党造谣生事、中伤政府的惯技。不料那一夜在军舰的官厅里却果然见识到“保”字号的硬场面。
司令官也随舰长一般，一张横二霸三的绷脸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登时垮了、皱了，嘴角也扬起来：“那么—请问老弟台：你这十四张凭证是‘总署’那边发的，还是‘处’里发的呢？”
光头青年大约是见对方低声下气起来，也相应以和颜悦色，微微笑道：“都不是，是‘新社会’方面发的—对不住，请二位长官别再问下去了，在下成命在身，不方便多说。是不是请二位长官先把那九位开释了？免得有个闪失，当真给扔下船去，就麻烦了。”
司令官没等他说完，已经朝一位校官比了一个手势，后者抢忙离座，奔出官厅。这厢舰长也亲自倾身上前，拉开右首木椅，意思显然是请那光头青年入座。
家父则在这片刻之间恍然悟出一番前情：首先，是这光头青年的部分背景。司令官口中所称的“总署”，其实是“警察总署”；而“处”则是指“稽查处”。“保密局”成立之后，“老头子”为了安抚不同派系的特务头子，特任湖南派的唐纵任全国警察署长。表面上警察总署归保密局指挥，事实上却能自行掌控人事，打着正规化的旗帜，培训一整批由警校出身的各级领导干部。“稽查处”则表面上辖属于各地警备司令部、卫戍司令部，骨子里却一向由保密局掌握，其主要任务是侦伺、防范两种犯罪活动；其一是各大城市和人口密集地区的刑事案件，其二是兵工厂内非国民党或亲共势力的渗透和颠覆。司令官这般问讯，不外是想弄清楚：光头青年在“保”字号儿里究竟隶于哪一个山头？
然而光头青年所答称的“新社会”却毋宁让在座诸人都吃了一惊。这个组织原名叫“人民动员委员会”，是戴笠生前亲率手下三大护法田载龙、王天木、胡抱一等人召募扩充而成的。据说这护法原有四位，但是在民国二十年代初折损了一员，此人姓居名翼，字伯屏。当年亲领“老头子”密诏，往赴山东公干—一说是联络军阀割据区内心向南京政府的革命志士，一说是去搜寻一部可敌十万雄师的军事秘宝，无论何者，此人去而不返，生不见踪迹、死不见骸骨。有谓遭江湖人物袭杀殒命者，然而戴笠倾尽全力、遍撒网罗，查察了五六年，直到对日抗战开打仍无纤芥之功。对于一个致力发展特务系统、严密情治组织的谍报巨子而言，此事无疑是一极其重大的挫折和耻辱。于是戴笠索性假借着“老头子”号召全民抗日的题目，成立了一个企图将全国地方械斗团体一举结盟起来的大组织，名为“人民动员委员会”—所谓“委员”，便正是老漕帮和天地会系统各会党的领袖。由于委员之间不分高低大小，也就免除了孰尊孰卑、孰先孰后的争议。要之此会受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节制—换句话说：也就成为该局的外围组织了。
无奈这只是戴氏一厢情愿的想法，一旦付诸实行，却窒碍难通。原因很简单：老漕帮的“老爷子”万砚方对于抗战期间国府对该帮的几个“处分”十分不满，且不愿促成“清洪合流”的一统之局所致。传言有谓，万砚方曾经对前去游说老漕帮“动员”的人说过这么两句耐人寻味的话：“老漕帮为抗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何‘动员’起来？”
所谓“一鼓作气”，指的是万砚方开立“离家出走”的规矩，纵令八千名庵清光棍弃帮参军，结果这八千子弟在淞沪会战中全数阵亡，成了刘罗公路上的孤魂野鬼。所谓“再而衰”，指的是行政院下令拆迁上海各工厂，支援后方工业。凡老漕帮所有物业则特令运往镇江和浑沌浦拆封清查。诸般机具设备经这一折腾，岂有不折损之理？至于所谓的“三而竭”，据说则是与哥老会怂恿执事要员向老漕帮逼缴三十二万公吨的油料以支应外债有关。
凡此三事，戴笠是否亲自向万砚方疏通或绾解，外间实无从得知。然而一直到抗战胜利，这个“人民动员委员会”的委员名单里始终挂着万砚方的名字，却始终没人闻见这位“老爷子”如何“动员起来”过。
一直到民国三十五年初，戴笠又把那委员会扩大成一个叫“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的机构，利用农历新年大开名为春酒的宴会，邀请了一百二十多位“上席贵宾”，以及总人数达一千一百以上的“华筵豪客”，举行那协会的“筹备成立大会”。万砚方本人虽未到场，可是筵席所设之处乃在上海静安寺路丽都花园—此园正是老漕帮于胜利后重返根据地时购进的物业。江湖上这才又纷纷传言：万砚方是不是与“老头子”言归于好了？
然而万砚方动向如何尚未拨云见日，戴笠却坠机身亡。这简称“新社会”的组织随即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一日保密局成立之际成为一个十分神秘的机构。各界仅仅听说，“新社会”名义上由保密局副局长毛人凤监管，实际上则是由一个名叫“徐亮”的特务督控—也有人说，徐亮不过是个传令，真正掌握“新社会”的是万砚方，而万砚方又是“老头子”跟前取代戴笠的亲信。不过，传言毕竟只是传言，一旦渲染，面目便模糊起来。更有道听途说指出：万砚方根本和“新社会”无关，幕后主其事的反而是哥老会的洪达展；而那些涉及万砚方的风风雨雨根本是洪达展为掩人耳目而煽放出来的烟雾。
家父入帮也不是一朝半夕，虽说身在齐鲁，从未与“老爷子”本人过从接晤，但是显见这“新社会”是个和政治以及特务活动密不可分的组织，便不该同万砚方有什么瓜葛。然而看那司令官先前色厉内荏的模样，说什么“头上顶着个天”之类的言语，分明是早已知悉了光头青年和老漕帮之间的关系，而不得不有所顾忌。继之这光头青年又以“新社会”发出凭证的话表明来历，则莫非老漕帮真的成为保密局的外围单位了？正狐疑间，司令官又问了一句：“那么，容我再问一句：谍报传说今年二月间有那么一宗‘上元专案’，乃‘新社会’同志鼎力襄助，才告成功，司其事的竟是一名身手不凡的年轻人。敢问那年轻人会是老弟台你么？”
这是十分微妙的一刻，家父偷眼窥看，见那光头青年一张眉目清秀的脸上忽地闪过一抹红潮，虽只一弹指顷，在白皙的皮肤上却显眼异常，似是有几分羞赧之意，口中则嗫嚅着说：“司令官这么盘问，在下实不方便多说。”
“这是什么话？任务已经圆满达成，各方称庆不已，有何不可言者？我听说主其事的青年是个秃子，又见老弟台顶上牛山濯濯、寸发不生，才有此一问的。”
光头青年一听这话，反倒开怀笑道：“既然司令官这么说，在下若再支吾其辞，反倒矫情了—不错，正是在下不才、略施薄技，动了点手脚。”
“这么说还是不够痛快。”司令官说着站起身，探出一只长臂、越过桌面，朝光头青年伸去，随即紧紧握了手儿，又环视诸人一圈，道，“各位，这位老弟台功在家国，莫说邀荐十四位贵客前来，就是一百四十位，咱们也没有二话可说—是罢，舰长？”
舰长也跟着站了起来，道：“当然当然。‘上元专案’是维护国本的一个案子，我仅知其梗概，久欲闻其详，既然老弟亲自参与了，倒可以在这航行途中说与咱们听听—”
“不不不—”光头青年摇着手，竟有些窘急之状，“不值得说的、不值得说的，我也不会说、说不上来。”
倒是司令官好整以暇，又挤弄了一阵眉眼，示意大家复座，转脸低声同舰长道：“既然如此，那么这批同志便无须‘清点’了罢？”
舰长点点头，看一眼腕表，道：马上就要过上海了，届时得全舰熄灯，否则岸上瞅见动静，来一个乱枪打鸟，咱们就断无活路了。这样罢—各位先请回铺位去，闯过了这道鬼门关，咱们再作打算。”
这么轻描淡写的三言两语，似乎就是端午节这天“夜审”的结论和判决了。家父当时只知道个人逃过一劫，而国家和政府却正陷入一个其大不知凡几的灾难之中。这个几乎可用“沦亡”二字形容的灾难弥天盖地而来，改变了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的命运。然而在离开舰长官厅的那一刻，家父的肩膀上按过来一只温热厚实的大巴掌，他扭脸一看，与光头青年四目交接，听见对方低声说了两句：“一切不会有事的，请您老放宽心。”
家父当下愣了愣，只觉那掌心传来一股源源不绝的暖意。在接下来有如行走于迷宫之中的几分钟里，光头青年告诉他：这艘军舰原本是要航向一个叫海南岛的地方，彼地隔绝于广东省雷州半岛徐闻港外海，应可作为“国府”秣马厉兵、养精蓄锐的复兴基地。若能在海南岛稍事喘息、再图反攻，大局当在三数月后略有转机—因为广东省毕竟是国民革命发源之地，黄埔建军、子弟皆出于此，料应在结合闽、桂、黔、川各省兵力之后培元固本，可效抗战时期拉长所谓“前后方战线”的攻守之略徐图剿匪。只不过此舰负载过于沉重，船身吃水太深，经不起一点风浪。且行进迟缓、燃油益耗，如此贴岸潜渡，虽然能节省一些油料，却要冒上极大的风险—因为沿岸港市之沦陷敌手者皆有海防重炮设施，一旦算计得不准，在白昼时分通过火网覆盖之地，便有遭敌击沉之虞。然而，光头青年却如此作结说：“吉人自有天相。在下是这么想的：既然能苟全性命到今天，就一定见得了明日！”
家父回到那两席大的小天地里，什么旁的话也没说，只对家母笑笑，抬手按了按家母的肩膀，道：“吉人自有天相，既然活到了今天，一定见得了明日。”
家母则回了他一句：“你的手好烫，莫不是发烧了？”
家父在回忆到这里的时候突然顿了一顿，冲我苦苦一笑，眼角涌出两泡清亮的泪水来、哽着声道：“我既没生病、也没发烧，心里憋着一股子窝囊，跟谁也没法儿说—”
“什么窝囊？为什么不能说？”我有些慌，打心底发起怵来，生怕他一个忍不住掉下眼泪、或者放声哭了，那我还真不会对付。
家父几度欲言又止，双唇抖颤开阖，仿佛也畏恐着一旦说出了什么，便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如此过了好几分钟，才勉强撑持住脸颊上的肌肉，反而“噗哧”一声笑了起来，口中连连“—噫”、“—噫”地喟了几下子，摇头道：“那司令官训斥得一点儿也没错，我、我……我是、我就是阵前脱逃！那位‘帮朋’是个明白人，当然知道上了船就等于是逃命，所以在上船之前，才刻意隐瞒去向，这份心思，何等深刻？”
“我不懂。”
“试想，我当年在总监部处理的最后一件公事，正是为各兵站盘点物资、清查账目，完了这份差事，怎么会不知道大军将有异动？”家父深深皱起眉峰处几道刀雕也似的山字纹，道：“又怎么会不了解部队糜损耗溃的状况？坦白说，我的确猜想过，青岛是守不住的，只没料到启碇不过十天就失守了。可是话说回来，临行之前那位‘帮朋’万一挑明了此行就是弃守、就是撤退的话，以我一个在职科长之身，我有脸上那艘船么？”
我没接得上腔，更不忍再看这忏悔着的老人脸上的表情—在这一刻，我并不知道他把我从一个又一个首尾残缺不全的故事碎片之间拉到如此令他锥心刺骨的内疚里去究竟有什么目的？也许—我想，也许他已经无法承受那恐惧忏悔的巨大寂寞了罢？
“我是擅离职守！我是临阵脱逃！我是贪生怕死！而且我还装糊涂！”家父并没有如我所料的哭泣，反倒“嗬嗬嗬嗬”笑了几声，喘两口气，继续说道：“要不是遇上了这位‘帮朋’，你爸爸死在青岛原不足惜，绝了张家门儿的香烟也是命中注定；可是没走上后半辈子这一程，我便永远不会明白自己曾经是多么没出息的一个人—没能明白这一点，连前半辈子都是白活的。”
对于这个垂暮的老人而言，一生之中似乎有那么一个类似马拉松赛跑的折返点一样的东西，它卡在自青岛渡海南下的半个多月的航程上。如果一定要利用地图来标定那折返点的位置，我只能猜测它在东海磨盘洋南方的韭山列岛和大目洋的台州列岛之间，也就是当那艘载着近三千名官兵的军舰趁夜悄渡上海港南水道的第二天，时值子夜，那折返点出现了。
当时家父一阵内急，巡遍前后甲板上的排水口—舰上称之为简易厕所的设备—其实就是以两块防波盾板作“L”型掩蔽，不论大解小解皆在盾板外侧向风迎波、出之于排水口中。至于守候者则在盾板另侧自成一行伍蹲踞。据说正由于官兵人数太多，是以十二个简易厕所前终日蹲着人丁，蜚短流长、谣言臆说，皆自此处滋生。司令官放探子查谣源，逮住几个爱嚼舌的，给扔进了舟山和渔山列岛附近，仍不能平息这种“野谈稗说”。倒是有一伍人给突来的恶浪卷入海中灭顶，稍稍吓阻了些闲言碎语。
谣言却注定是迷人的。不多时又哄传全舰，其夸张离奇、荒诞无稽者不胜枚举。有谓此舰的目的地并非海南岛，而是菲律宾吕宋岛。因为“老头子”早有先知卓见，见神州已成鼎沸鱼烂之势，遂遣特种舰队于数月前登陆吕宋之拉瓦格、维干，杀其主而自立，准备在彼地建一基地，待日后另谋反攻大举。
另一个谣言则说：此舰白昼由北而南徐行，等到夜深人静、灯火管制之后便掉转首、由南而北疾驶。反正是伸手不见五指，又无人能上舰桥识别罗盘等仪器之定向，是以昼行虽长、夜行虽短，整个航程不过是在一片汪洋之中大绕圈子。至于为什么这样绕圈子，放话者无不沾沾自喜地说：司令官图的是保存精锐战力，不忍仓卒接敌、无谓折损，要俟陆上一场恶仗打得差不多了，再择期择地登陆，坐收渔利。
还有一则是这样说的：此舰其实是一艘谍报舰。胜利复员之后，举凡冀南、鲁东、皖北部队中的特务人员此番皆应召回军，登舰会师。白天无话，宵禁之后这批为数不下千人的特务便开小组会商讨、研判，纠举同舰官兵中涉嫌通敌叛党之徒，随即出手处决，再将尸身投入波涛之中。这一则最为骇人听闻，却也流布最广且颇符实况—因为它不但解释了舰上何以多出来将近两千口军民男女的来历，也坐实了每夜严格执行灯火管制，以及无端有人遭逮捕而抛掷入海的事件。此说一出，人人自危，争相转述—因为若不同他人一道渲染，便反而容易招致怀疑自己就是特务了。
对于置身于妖言妄语、如坠迷雾之中的这种境况，家父自然不能不惊心动魄，起码在他亲赴舰长官厅、往鬼门关前绕了一圈之后，对这一则怪谭有了独特的体会。毕竟，老漕帮究竟与保密局有什么样的关系？舰上除了那“帮朋”带来十三口人之外、还有多少帮会人物？此外，司令官和那“帮朋”应对之间所提到的“上元专案”又是什么？这个专案如系特务作业，是不是同舰上渲天涂地、漫东漶西的谣言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瓜葛呢？
家父怀着这一肚子狐疑和排泄物绕甲板周行数过，偏找不着一处闲置无人的简易厕所。待踅过舰尾，忽一眼瞥见离港前在码头上见过的那具吊车器械正端端杵在下层甲板上—但见那器械教六根粗大的钢缆给牢牢系住，底板伸出后舷五尺有余，前方则掩翳着一座丈许宽的绞盘以及大大小小数十百个严丝合缝的齿轮装置。家父心想：若是能绕行至下层去，双手扶握钢缆、固稳身形，走出几步之遥，便可蹲踞在那车板末端，遂行方便。如此前方还有绞盘和齿轮装置的屏障，要比防波盾板更形隐密。
孰料正当家父蹑至舰尾、准备出个野恭之际，忽然听见有脚步声渐行渐近，杂沓间还夹着低言悄语。一个说：
“脚下留神！风大，不好走。”
另一个接着说：“要不是人命关天，也不好吵扰老弟台一场清梦。”
“不妨事。可人是怎么卡住的？”
家父倾耳细辨，听出第一个说话的是舰长，第二个是司令官，第三个则是那光头青年—在那个夜黑风急的子夜时分，家父只知他是那位“帮朋”，一时间还没想起他听过一次的那个名字：欧阳昆仑。
在那令人猝不及防也难以逆料的一刹那之前，家父只听见这短短的三句话。事后回想起来，光头青年那句“可人是怎么卡住的？”以及司令官所谓的“人命关天”应该是指同一件事，也就是有人卡在船尾下方某处，亟待救援，舰长和司令官才将熟睡中的光头青年叫醒，前来助一臂之力。然而紧接着发生的一切却令家父惊骇莫名，一泡屎登时缩回腹中，凝结成岩坚石硬的满肠块垒，若非数日后军舰在基隆港暂泊之际、家父吃了一挂香蕉又喝了几升凉水而导致腹泻，则后果不堪设想。即使在溯忆当时情景的当下，家父那一双原本略有些脱眶的眼珠却猛地聚拢了，仿佛看见一只飞天夜叉迎面扑来的模样儿，道：“那光头青年踩着小内八步，三两下跃至吊车板的后沿儿，倾出上半身朝下一打量，不料却在这个当口，从吊杆之上砸落了一方物事—”说到此处，他闭上眼皮，轻轻地摇起头来。
对于写了不知多少万字小说的我而言，实则也很难精确地描述出一个曾经折磨家父长达四十三年的惨烈场景，简而言之，在淡薄的月光敷泻之下，一块有如断头台上的巨大刀刃般的防波盾板在转瞬间切下了光头青年的脑袋，而那失去了意志和力量支撑的残躯也几乎在同时蹶落于浓黑如墨的滚滚浊浪之中。
舰长和司令官既未交谈、亦不曾停顿，双双不约而同地四下环视一圈，扭头便朝前舱的方向去了。家父早已吓得腿酸脚软，根本立身不住，只好蹲伏身子，两臂紧紧抱住舷边一根柱头，任由遍体上下的鸡皮疙瘩此起彼落，只巴望着赶紧打来一记大浪，劈头罩脸把这噩梦惊醒也就算了。
然而天不从人愿，浪头没来，那吊车里却倏地蹿出另一条黑影—不消说，方才松动吊杆机关、凌空砸下那方盾板的便是此人了。这人身形极瘦、有如猿猴，步法更奇、可比鹊兔；才交睫间，便翻身纵出那障蔽层层的齿轮组具之外两丈多远，立于廊灯之下。这时，廊内伸出一只手来，指间夹着一支点着的香烟。这人接过烟，深吸两口，回头眺一眼先前光头青年落水的方向，便也闪身入廊，失去了踪影。若非那两口烟、一眺眼的短暂伫留，加之以昏黄凝聚的灯光，家父是不可能看清楚的：那人正是“哼哈二才”中的施品才。
折返点。家父充满懊悔和迷惑的一生之中最重大的转捩于焉浮现。他抱着那根冰凉的铁柱，瞑闭双眼，听见自己的脑袋瓜儿一下又一下地敲击着柱上的铆钉，却怎么也敲不去片刻之前那一幕残忍的情景。
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刻，家父才赫然发觉：当初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上了船，既不是为“转进”，也不是为“反攻”，更不必美其名曰对“党国”的忠贞和对“共匪”的唾弃，其实纯粹只是舍不得捐躯送命的一次逃亡罢了。根据我的揣测，目睹欧阳昆仑身首异处的整个过程，不但带给家父无与伦比的惊恐、骇怖，也激发了他—作为一个逃亡者—前所未有的同情。他不得不逼迫自己追问一个死者根本来不及发出的问题：“为什么？”恐怕也正是这个问题使所谓的同情不只是在一刹那间跌宕起灭的悲哀和怜悯，而产生了持续的力量。
在脑海中撞击既久，那“为什么”就自然会歧生出各式各样的句子，比方说：为什么要害死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为什么要用这种阴狠毒辣的手段？”还有，“加害者和被害者为什么都与老漕帮有着深厚的渊源？”……恐怕也正是这一波未平、一波继起、层层相衔、扑云覆地的疑问辐辏而至，形成了家父此生的那个折返点—他尔后数十年岁月的生命便步上一条为这些疑问寻找答案的道路。
就事实部分的回忆来说，通过这个折返点之后的渡海之行也变得极其简略：船行又过五日，远远可见高插入天的险峰峻岭兀立于东南方的海上，有人说到了蓬莱仙岛，有人说到了巴布烟海域，也有人说到了海南的七洲岛。众人纷纷挤近舷边远眺，竟将一名大腹便便的华服妇人挤得破水临盆，不得不抢忙送入官厅，并广播全舰问讯：若有通晓接生之术的产婆子，速至官厅报到。
广播同时宣布：海上高山乃是蜃影，并非实地实貌。于是又有传闻：船行至见山之地名为东引，乃是台湾海峡北端的一个小岛，至于耸入云霄的高山则是台湾岛的中央山脉。每年到农历五月中，台湾岛上的大山便不知怎地透过那上天下海的折射手段，投影于东引岛外数里之遥的海域—此事凡闽台间渔民无不知晓。至于舰上如何有人知之、述之，家父却未及详查。总而言之，那广播再三辟谣之余随即宣布：本舰因油料耗损过甚，无法径赴海南，须先至台湾岛北端之基隆港停靠加油，舰上官兵眷属如欲登岸停留者须先至前甲板第二排水口旁登记处办理入境手续，未登记者不得擅自离舰，否则一律按违反戒严法逮捕。
这厢三令五申才告一段落，那厢连绵矗立的大山蜃影果尔在不久之后便消失了，众人意兴阑珊，正欲散去，舰上警号又呜呜然作鸣不已，一时间众人纷纷去来、不知如何趋避，只见东一撮扛枪的、西一丛提水的、前一堆捧着锅碗瓢盆的、后一拨抱着衣衫被褥的，全都骛乱到一处来了。那刚刚在第二排水口简易厕所旁架设起来的临时登记处冷不防叫人潮给冲了，桌椅翻飞，落下海去。好半晌警号停息，才有人传说，是个手笨脚拙的产婆子生炭炉烧开水时不小心踢翻了炉座，差一点把官厅给烧了。所幸产妇洪夫人命尊福大，母子平安。只那初生的婴孩似乎受了些惊吓，啼哭不止，其实并无大碍。舰长已经派人熄了火，收押了那婆子云云。
彼时家父和家母则商议着如何定一去留。船行多日，家母已经受不了风浪颠簸，时时犯呕作吐，非但饮食饭浆不能在腹中稍留，最后连黄绿胆汁都吐得竭泽涸辙，眼见是撑不住了。家父叫那天夜里的一幕残杀吓凉了心，自然也以为该及早下船登岸，另觅栖枝。可是引介他上船的人不明不白地枉送了性命，司令官和舰长—乃至于“哼哈二才”—会放他一条什么样的生路呢？家父若骤尔去办什么离舰入境的手续，难道不会吃他们再拿问一场、又落一个阵前脱逃的罪名吗？正踌躇懊恼之际，帆布篷突地掀开，天光炫然抢入，棚外歪探着一条人影，居然是那施品才。家父慌忙敛襟起立，未料那施品才却笑盈盈地咳了几声，问道：“您老若是想去台湾，我给您老办手续去。”
当下如蒙大赦的家父无暇深思：这些行事诡谲莫测之人如何就这么轻易地开脱了他？及至手续办妥，两个和他曾有一面之缘的校级军官负责唱名核发台湾入境签证之际，他才发现：不只是他和家母获准离舰，另外还有九名与他在青岛同桌吃过一顿饭的人物也冒出来了。在临行之夜的筵席上，家父鼻梁上少副眼镜，脑海中多份担忧，只顾着盘算去留之计，未遑注意其他，是以对同行者究竟是些什么角色其实全无印象。这回一唱名，瞅见几张似曾相识的面孔，才忽地想起来—只不过这么一留神，竟又瞧出了蹊跷—犹忆行前那“帮朋”曾经语及，同行者乃是青岛地面上一些“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在帮前人”。家父自忖读过几年师范、祖上不知几代以外也确有像张荫麟之流在朝贵为天子师的京官儿；然而若不把“满腹经纶”当成过耳可忘的瞎恭维，甚至认真以之自况，则未免忘形了。可是放眼细观那九人，其中有两个妇道，皆是村姑模样。一个似乎怀着身孕，年约二十上下，满面病容愁色，更添几许粗夯之气。另一个年岁不下四十的，头上草草裹了块青巾，难掩一丛焦黄虬结的乱发，右腿显见已然瘸跛多时，看情状，应该也是个在战火中流离失所的嫠妇。在这瘸妇人身后还翳着个年约十二三岁的男孩儿，高额隆准，仪表倒非凡品，只可惜一双黑瞳不时地闪烁游移，神色也显得阴郁不定。非但这三人不似“满腹经纶”之辈，另外六个看来更颇类胡匪响马者流了—或许是半个多月以来在这汪洋大海之中餐风宿露，未暇栉沐所至。家父不知道自己的体面如何，却不管怎么看那六人都觉极不顺眼。
第一个年纪也在四十左右，脸上生着无数麻斑和两道奇长的寿眉，穿了身藏青色的中山装、土黄卡其布裤，已然颇经年月，边边角角磨损之处不知凡几。此人要算是六人之中较斯文沉静的—鼻梁上挂着副度数不比家父浅的近视镜，孑立于人圈以外稍远之处，手中握着柄放大镜之类的工具，正读着一本不知内容为何的小书册。
另一个看来也与他人不甚熟识、热络的是个身形十分颀长的高个儿，岁数恐怕要比头一个还要略长五六岁。只他手里随时舞拶着两支银筷子，无论是仰观穹宇、俯览波涛，时时流露出一股顽皮欢快的佻达模样儿，是以倒显得不如前者老成。这人只顾俯身同那皱眉苦脸的年轻孕妇说话，似要逗她一展愁容。未料那孕妇鼻头一红、眼眶一润，竟哭出声来。倒是这大个子浑不以为意，仍自说笑不歇；看得一旁的家父不觉火冒三丈，直欲冲身上前教训几句。无奈再思之下，又觉得这么不分青红皂白、趋管闲事，未免忒嫌莽撞，遂扭头回身，假作不见。
另一厢的四人则像是一伙旧识，粗看眉目，年齿多在四十上下。一个紫脸汉子穿着一袭连身长袍，生得亦十分魁梧。他一面同其他人说着话，一面不停地摇晃着一只虚虚握住的右掌—看那姿态，犹似凌空运笔、正写着一个又一个无形无状的字体。要说这人腹中有什么经纶，倒也窥看不出。尽他唇上颔下一大圈儿又浓又密的胡髭，望之便不似善类。
站在这紫脸大胡子左边的是个相貌更为奇古的怪人。此人两撇八字眉活似戏台上专扮赃官的三花脸，却长了只又挺又长的悬胆鼻，鼻根发自眉心，眉毛以上寸发未生，现成是个牛山濯濯的秃子，正扯直嗓子同他对面一人在争议着：
“我不过是依天象说人事，天象所布列的是什么，我便说什么。你信便信了，不信也就不信，怎么诬我造谣？如今咱们‘身在曹营’，这不是陷我入罪么？”
站在紫脸大胡子右边的是下巴上生了一丛黄色短须的汉子，相较之下，身形略微矮些，一张嘴露出两枚又长又白的门牙，也不甘示弱地呛了回去：人家孝胥老弟只身来了，妻儿音信杳然，心下岂有不忐忑之理？你若是个识相的，便学咱们这些肉骨凡胎之人，尽把些教人安心的话儿说几句。什么‘一年生死两茫茫/万里秋荻莫思量/汉祚凋零辞故垒/偏听断雁滞蛮荒’？分明是沮丧人家夫妻父子团圆的巴望。你不说，人家会当你个哑巴么？”
“这有什么好沮好丧的？”秃子抗声顶回，气势更盛了些，“象辞是这么说的，我总不能给改了罢？再者，依此行所见所闻而言，这诗意也无不吻合。此外，我说‘一年生死两茫茫’，而非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孝胥难道不该稍事宽心么？忍它个一年，一家人也就好生团聚了，这不也是番巴望么？你‘痴扁鹊’既不知天、亦不知人，三字合该只当得一个‘痴’字。”
被唤做“痴扁鹊”的大板牙正待分辩，却听背对家父一名赤颈赤耳、想来是张关红脸的汉子忙劝解道：“小弟家务就让小弟一人挂心罢了，两位兄长切莫为此伤了和气。”
秃子哪里肯让？又口沫横飞吐诉了一阵，好半晌才让紫脸大胡子给劝住。其间家父着意思忖了一回，想那七言绝句不过就是江湖术士割裂采撷些前人名句而来的文字游戏。首句窜苏东坡悼亡之作《江城子》的“十年生死两茫茫”而来。二、三句中的“秋荻”、“汉祚”、“故垒”又是侵夺刘禹锡《西塞山怀古》的“故垒萧萧芦荻秋”和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五》的“运移汉祚终难复”而来。至于末句，则分明是挖凿了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的首尾句意，拼凑“城上高楼接大荒”和“犹自音书滞一乡”而成的。倒是这几首古人佳构非悼亡、怀古，即是远地相思之作，被这两人把弄来、说解去，当真略有些许慨陈当前处境的意思。家父为之一沉吟，暗道：莫非此去竟须经年？转念及此，不免益发烦躁，再打量这些人物，更不觉他们有什么“满腹经纶”的气质，倒是洋溢着几分剑拔弩张的草莽味，嗅之颇为厌恶起来。
正这么百无聊赖的时分，那厢唱名的校级军官喊集诸人，一一发给签证，第一个是那紫脸大胡子，他叫钱静农。次一个是黄须大牙的汉子，他叫汪勋如。第三个是秃子赵太初，第四个则是赤脸而看来年事较轻的孙孝胥。第五个是身长近七尺、手持银筷的魏谊正。第六个是在远处凭栏读书的李绶武。第七个才轮到家父，可人家唱出来的名字却非“张启京”，而是“张逵”。家父四顾茫然，正不知该不该应个喏，那军官却赔个笑脸，步上前来，将两份签证双手捧至家父面前，低声道：“司令官特别吩咐，给科长改个名字；过往种种，便无须计较了。司令官还要我转告科长：逵’这个字是极好的；四通八达，悠游自在。您和夫人到了台湾，便重新做人了。”
接着，那军官又唱了两妇人和少年的名字，并称那少年“小少爷”。只当时家父满心疑虑忧忡，并未分神留意，还道是什么落难的大户人家，也顶了老漕帮前人名义上船来的“帮朋”之流。对家父而言，叫人不由分说便给改了个名字的这件事是极其严重的，他越想越不能甘心，遂返身疾趋，直奔官厅而去—也就因之而与同席复共渡的这一批人错身相失，未及结识。
至于司令官方面，给家父的答复却十分难堪。他挤眉弄眼地从抽屉里抱出一大叠活页公文纸穿绳装订的名册，语带讥诮地对家父说：“你科长阁下要是看这‘逵’字不顺眼，我这儿还剩下一些字，你尽着挑，可不许出这‘走之儿’部首的范围。前头原有些笔画简单的，什么‘迅’、迌’、‘迎’、‘述’、‘迪’、‘通’之类的，都叫人认走了。后首只剩下什么‘进’、‘过’、‘逸’、‘达’、‘遇’、‘游’、‘道’、‘辽’这一类的字，不大好写的居多。我看你这一回就安分了罢？”
“为什么要改我的名字？”
“不改也成—我还是那句话—扔下船去！”司令官的鼻头绞成个小汤包儿似的圆球，笑道，“留下一条性命，就得留下个认记，日后也好叫人知道，你们这些吃着军粮、揣着军饷的，都曾经是‘走之辈儿’的人物！”
这一番近乎羞辱的言语几乎就是家父对那一次渡海之行最后的记忆了。他在电脑键盘上又使劲敲打了几下，屏幕上跳出“张逵”两个字样。他颤着指尖摸触两下那个名字，苦苦一笑，道：“到基隆上了岸，人家海关上一眼就看出我这‘走之辈儿’的来历，还故意问了句：‘你是济南人，有济南的出生纸没有？’我说没有。关上的说：‘那就算你是个青岛人了罢—总然是打从青岛走的人嘛！’好了！咱们家从此以后子孙万代都成青岛人了。”
“这也没什么，青岛人、济南人，有什么分别？”
“在当时是有的。”家父又按了不知什么键，只见那“张逵”二字忽地变成了“张启京”，随即又变成了“张逵”，如此反复不已，犹如一种百无聊赖的把戏。家父于此际朝我扶了扶眼镜，道：“这就好比当年《水浒传》里的人物脸上刺了金印，从此成了罪犯、囚徒，永无翻身的一日了。”
家父始终没有告诉我，顶着个“走之辈儿”的名字、改变了原籍、从此与前半生所经历和梦想的一切永诀—这，是一种多么奇特难堪的感受。我猜想他从未有一时一刻觉得安然，恐怕也正因为整趟匆促成行的渡海之旅过于轻率，且导致了令他意想不到的人生转捩，其间迷雾疑云，委实难以拨视，他也才会在基隆、台中、台北之间流浪了将近四年以后打定主意，重新回到那个充满无解之谜的折返点上一探究竟。
那是一九五三年秋天，家父、家母暂时寄居在台北县竹林市一位王姓的山东籍“国大代表”的家中，正愁闷无绪，忽然有访客自台北市来，听口音是济宁州人士，照面接谈之下，家父只觉那一张麻子脸似曾相识，那人却趋步上前紧紧握住家父的手，道：“久违了！张科长。”
王代表随即为家父介绍了—原来此人正是与家父同舰来台的李绶武。三人一旦落座，李绶武反而和家父热络地攀谈起来，闻知家父赋闲无事，便说“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有个抄写员的空缺，可以先去占了，再循公务人员考试途径取得资格，日后叙薪升等，都有制度可依。王代表听了，也在一旁劝说，直称家父年富力强，学养亦佳，该替国家社会多尽些心。家父这才猜出：李绶武并非突然造访，恐怕还是王代表居间安排，才有此一晤的。未料这一晤，三个人谈得十分投契，同吃了晚饭还不尽兴，又一径围坐闲聊，直到夜半。这一席长谈，家父才对渡海之行的首尾有了些轮廓的了解。
原来早在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十号，共产党华东野战军的九个纵队打下了国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指挥中心—陈官庄，生擒副总司令杜聿明。兵团司令邱清泉则饮弹自戕，徐蚌会战结束。“老头子”情知华中地区再无可恃之地，而华北平津一带又已于前月失陷。万里江山，寖失其半，眼下若非向海外觅一栖枝，便只能依恃长江天险、勉为抵拒。为了保存经济实力，“老头子”遂下令其子—人称“太子爷”者—与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二人共同负责，将央行所贮存的黄金、白银全数移运至台湾、厦门两地。
不料到了一月底，最高当局又下了道密令，说是上海方面也有一批黄金必须紧急交运到厦门。此事外间无有与闻者，却是由国防部保密局的毛庆祥直接指挥。毛庆祥原本是“老头子”的贴身机要—此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一把揽下了这个任务，还以为可以大大地表现一番。及至细细将密令读了，才知道贮存在上海的黄金有二十万之多，贮存的地方叫黄泥塘，位于苏州河北岸。毛庆祥亲自跑了一趟黄泥塘，只找着一间长宽各约八尺有余的破板屋，门上贴着“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的封条。从门缝往里望进去，但见萧然四壁，其内竟空空如也。
好在这“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是保密局的外围组织。毛庆祥回到局里一查案底，找着负责相这“新社会”往来的专员徐亮，出示了“老头子”的密令，徐亮一见密令却为难起来，告以：这黄泥塘早在几十年前是块流沙地，光绪年间曾经起过一幢楼，旋即塌了。日后为哥老会徒众寻着旧址，在民国二十年左右重新整顿修葺，盖成一座地窖式的库房。至于其中贮放的是什么物事，旁人却无从知晓。如今密令忒急，要将地底下这二十万两黄金于一夕之间掘出、清点以及移运到安全的所在，且不说须动用多少人力了，就算有那么些可用的人力，又怎么能叫众人守口如瓶、俾不外泄呢？
毛庆祥追随“老头子”多年，知道他用人任事极易起疑，而这一趟启运黄金的任务之难也就在此—试想，筑窖藏金者倘若是哥老会徒众，那么开库移运之事便不能再托付同一方面的人物。但是二十万两黄金约莫有六七公吨之重，正因为不能委交寻常军警单位处理，才会让保密局全权负责。然则他又如何能在这兵马倥偬之际调动一大批信得过的夫役，而将数量如此庞大、价值如此贵重的一笔财物安然交运抵埠呢？此外，既然这是“老头子”私下交付的一份密差，毛庆祥便更不能去和毛人凤等大特务参详讨教了。
正踌躇无计之间，会逢当年“力行社”的老政训特务贺衷寒也奉了“老头子”密令来上海处理一桩为“太子爷打虎”善后的工作。贺衷寒一听毛庆祥碰上了这等麻烦差使，便荐了个得力的部属给他—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李绶武。
这，又要从“太子爷打虎”说起。原来在民国三十七年八月下旬，“老头子”实施币制改革，以金圆为本位币，限期收兑人民所有之黄金、白银和外币，并收兑法币和东北流通券。根据这个“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原先流通的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一圆，金圆二圆折合银币一圆，美金一圆又折合金圆四圆。币制一改，就怕物价紊乱。“老头子”遂派出俞鸿钧、张厉生、宋子文三名亲信分赴上海、天津、广州，以“经济管制督导员”身份查办这三个城市之中的金融和工商界是否有哄抬物价情事。“太子爷”原本是协助俞鸿钧任事的助办，可是他身份特殊，一到上海便独揽大任，半个月之内连续扣押了几个上海闻人—其中包括一个银行界的巨子洪达展和一个纺织界的巨擘万砚方。罪名分别是非法进行场外证券交易和囤积棉纱。
“太子爷”明明知道这二人都有“在帮”的身份，却以经济犯罪之名径行逮捕，是以博得个“打虎”之名。不料整个经济管制工作准备欠周，此举非但没能疏通物资、平抑物价，反而受到富商巨贾全面的抵制。市面上的物价看似稳定了，老百姓却买不着东西。米菜及民生用品一时腾贵，只在黑市里做得成交易。“太子爷”铁腕实行配售不成，只好拍拍屁股走人。这是十一月初的事。数日之后，上海便发生了几十起饥民抢米的纠纷。非徒米店、碾坊遭殃，连一般民家也受到波及。此时外县并无荒歉，只那居于产销之间的盘商多为在帮光棍，一方面为报复、一方面也恐盗劫，更不肯将米运入上海。偏偏徐蚌会战又在此时开打，共产党的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地方武装部队分兵南下，眼见这东南半壁的江山已成内忧外患、岌岌不保了。
贺衷寒潜至上海，自然是替“太子爷”收拾残局的。他的任务看似单纯，实则亦非易事—“老头子”是希望他“不计任何代价”要“同时收服”洪达展与万砚方二人，使勿快意恩仇，反投入共产党怀抱。
万砚方获释时倒不像有什么羞恼，只道这是一场误会。“太子爷”指控他囤积棉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致—原来被指为囤积的棉纱是准备交运往华中两处新设的纺织厂的，但是老漕帮迭获线报，此去华中路途上有不明武装部队游击滋扰，为恐物资陷于敌手，才迟迟未曾交运，而生出个囤积的误会。万砚方对“太子爷”的霹雳手段并无芥蒂，反而说：“一时而得个虎名虎号，倒意外地威风起来。”
可洪达展却不同了，直说要亲往南京面见“老头子”，贺衷寒阻拦不住，只有任他去了。孰料次一日“老头子”的电话就摇过来，命他续留上海，仔细勘察万砚方动静，若有任何不轨，当即处以最严厉之制裁。
贺衷寒原本就对当年万砚方插手借箸、为“老头子”代筹什么“再造中枢”的组织发展计划极不惬意，如今得了这个差使，更有意罗织他一个罪名，以便拔除了这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偏在此时，毛庆祥找上门来，询以运金南行是否有得力人手。贺衷寒给荐了个李绶武。三人对面一商议，李绶武却把双深度近视的眼珠子朝贺衷寒直愣愣瞅了一阵，道：“此事略无难处，要说有什么顾虑，只在贺先生身上。”
贺衷寒闻言大惑，忙问道：“这与我有什么干系呢？”
“要为毛先生解决问题，非搬请老漕帮不可；要搬请老漕帮，则不只‘大元帅’又欠了万砚方一个情面，连贺先生对那万砚方都得容让三分—试问：贺先生肯么？”
这话说得十分委婉，毛庆祥自然听不明白，可是贺衷寒一点就透，立刻会意。原来李绶武所指的正是此刻会当洪达展身在南京，于“老头子”左右嚼舌根、说是非，使“老头子”大疑万砚方财势之际，倘若借助于老漕帮之手解决了毛庆祥的困难，立下大功一件，贺衷寒恐怕也就坐失一次翦伐万砚方羽翼、熄弱老漕帮气焰的机会了。然而李绶武这一问，问得贺衷寒几乎无他辞可对，只能看一眼毛庆祥，应声答道：“我对‘大元帅’绝对效忠，这是高于一切的；毛兄既受‘大元帅’付托，我们就该克尽心力，完成任务。就算让万砚方风光得意，也不是我们该顾虑的。”
“有贺先生这话，”李绶武冲毛庆祥一笑，道，“事情就算成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李绶武说得极其含糊笼统，只草草交代了他个人和万砚方原本素无交往、亦未曾谋面—只不过在抗战开打之前几年，李绶武曾仿万氏之师方凤梧公之笔意，画过一张画给他，万氏十分满意，这便算是讨得了一个人情。此番李绶武衔命登门，拜识万砚方，请他助成这一趟移运黄金的工作。万砚方的确一口答应，但是也开出了条件：他要毛庆祥以保密局名义出具凭证，俾能于大局颓隳不可收拾之时好让庵清光棍避一头地。这，便是当初那“船票”的来历了。
李绶武的一席话容或为家父勾勒出国民党政府迁台前夕老漕帮如何保留人才、苟延命脉的背景，但是，从他说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部分之中，反而渗出了更多启人疑窦、引人遐思的片段，令家父迭有不吐不快之感。他乘隙追问了一句：“李先生那一张画显见非同凡品；否则，不至于辗而转之地还搭救了十四条性命？”
李绶武闻听此言，不禁纵声长笑，径冲王代表赞道：“张科长年纪虽轻，识见却高人一等。那张画儿的确另有一则故事。倒是说什么‘搭救十四条性命’未必得当。”
“噢？”家父和王代表同声一惊，彼此对望了一眼。
“二位试想，”李绶武摸了摸他脸上的麻子坑儿，慨然道，“跟着当局来台的人虽说暂时逃得战火之劫，焉知便因此豁免了一切杀身之祸？‘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所说的正是此理，‘塞翁失马’所寓者亦正是此意。到底是搭救了还是陷害了，却也难断得很。此外，‘十四’之数亦不正确，要说得准些，其实是一千五百一十四！”
听他这么一说，家父又往深处明白了一层—毋怪乎当初那舰长会口出“本舰只能容载一千一百名官兵，如今上来快三千人”之语，更毋怪乎航行日久便滋生出那么些谍报舰、逮捕军中叛徒等等谣言。一阵沉默之后，家父再也忍不住，小心地探问起他一直大惑不解的疑绪：“所以咱们那艘舰上平白多出那么些男女老幼，果然都是‘保’字号儿挂上来的老漕帮丁眷了？”
“倒也未必。”李绶武道，“这里头大有文章。老漕帮人丁固然不少，凭个人交情引伴呼朋、携家带眷，沾上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故关系，随之而来的也所在多有。我本人便不在帮，与咱们在青岛同席用饭的里头也有五六个不在帮的。张科长要是分神留意舰上人丁往来动静，还兴许会发现：连哥老会一路的洪门人马也窜上来七八百口子，几乎与老漕帮丁众不分轩轾了。”
“这倒不难明白究竟。”家父应声道，“‘保’字号儿毕竟不敢放心只让老漕帮帮众独踞一船—万一来个哗变，舰上官兵哪里抵敌得了？是以放那群洪英上船，是要造成两方暗中僵峙对立之势。”
“一点儿也不错。”李绶武微一颔首，放低声道，“有个在途中临盆产子的妇道，正是哥老会首洪某人的侧室呢！”
然而家父所念兹在兹的不是清洪二系人马如何蓄势较劲，而是他无意间窥见的一幕恶魇；于是掉转话锋，叹了口气，道：“倒是在青岛领我上船的那位年轻‘帮朋’，日后再也没见过了。无论李先生您的福祸相生之论如何高明精奥，我夫妻这两条性命总是人家搭救的，如今却不知该往何处去道谢呢。”
此言一出，李绶武的身形有好半晌不曾动弹分毫，仿佛这一室之间原本十分热烈的谈话气氛忽地给凝结起来。其间过了也许只有几秒钟的辰光，李绶武只把双眼睛盯着家父的脸，仿佛直欲穿透表面上五官，揭露其下埋藏着的什么秘密。在这转瞬之间，家父的直觉是：面前这人也知道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非但如此，对方更知道家父也并非毫不知情的人—只不过两人都在那短暂的几秒钟里寻觅一个遁脱之道而已。
“我倒忘了恭喜绶武呢，”王代表在此际昂声岔话道，“听说府里最近研拟了一份名单，要聘任一批功在党国、资历俱佳、可是苦无职务可以安插的贤达人士，绶武也在其中呢！”
像是突然从禁锢之中得了解放，李绶武堆起一脸笑容，道：“这倒没什么可喜的。王代表素知今上用人之道，若是在体制之外叠床架屋、巧立名目，则不论立一个什么品、戴一个什么衔，都是既无权、亦无责，只不过方便他老人家就近看管而已。”
接着，话题转至王代表和李绶武之间，大体绕着几个新出炉的职称打转。仿佛王代表倒比李绶武热衷关切得多，直说这“资政”便是宋代的龙图阁大学士，即使到了清末资政院议员也有集议全国政务之尊，要比什么“政务委员”、“战略顾问”乃至党务系统中的“评议委员”都荣耀得多。李绶武似乎对王代表之言全无兴趣，敷衍了一阵，推说夜深不该再扰，便要告辞，却一把扯住家父的袖子。
“老弟，”李绶武一面起身、一面道，“一个人叫车太无聊，可否陪我路口站站？”
不消说，这是另外有话嘱咐。王代表也诿称累了，要家父代为送客。两人跨步出门，李绶武才松开手，四顾一圈，道：“四年前渡海南迁，会拉拔你老弟同行，不是没有缘故的—试想，若是将你张科长留在青岛，则大军开拔之前经你之手所盘点出来的一整套账目，岂不直叫落入敌营了么？就算老弟是条威武不屈、刑斧不惧的汉子，在军部的立场而言，仍是不可不防的。”
家父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一时之间却想不通对方为什么会提起这个背景，脚下只得亦步亦趋随他一路朝河堤方向行去。
“可是军部方面却没料到，你老弟另外还有个在帮的身份，居然先由‘保’字号儿那边发给了入港登舰的凭证。如此一来，舰上司令官不得不通电盘查。谁知大局糜烂之快，出人意表。船行不过几天，青岛便沦陷了。和咱们一同启碇的六艘大小船舰几乎全数在射阳河口以北给击沉覆没，葬送官兵近万人。这，照说本是天意，可是从军部方面视之，怎么偏偏是这艘满载着帮会光棍和家眷的船舰保存下来、而非其余呢？于是通电舰上司令官再仔细查验—究竟由保密局方面发出了多少通行凭证？携带了多少人员物资？—一旦清点起物资来，便查着了不该查着的东西。”一口气说到这里，李绶武非但住口不言，也停下了脚步，矫首夜空，凝视良久，忽而抬手拍了拍家父的肩膀，道：“老实说，即便是此刻，我还不知道该不该同你老弟说清楚。不过，从先前你问起我那张画上看来，足见慧眼独具，卓识不凡。王代表要我给你荐的这份工作，想来是足可胜任的了。只不过让你懵懵懂懂地去了，未必能有所成就；可让你明明白白地去了，其中却埋伏着无限凶险杀机—”
“李先生若是肯说得明白痛快，张某人又有什么不可以去的？”家父一股三昧真气涌上脊柱，贾勇说道：“我苟延了几年性命，却仍是个混天糊涂—渡海南来之时，我究竟担上了什么关系？又犯着了何等？就请李先生赐告罢！”
“那么我得先请问老弟：方才怎么会提起那位年轻的‘帮朋’来的？”
家父迟疑了片刻，情知这哑谜不该再打下去，遂扬声应道：“如果我没看走眼，此人是不明不白给杀害了。”
李绶武似乎并不觉得意外。他摩挲着脸上的麻子坑，终于点了一下头，轻声道：“你是没有看走眼。”
“我还看见了下手的人—”
“这倒不然了。”李绶武抢忙接道，你只看见了刀斧手，却没看见真凶。”
“这么说李先生当时也在场了？”
李绶武对这一问始终未置然否，但见他抻臂朝天一指，道：“老弟且看这夜色阒暗如墨，几无半点明光；可是久在沉黑之中，景物仍依稀可辨。岂有他哉？不外是这一双眼睛适应了、习惯了。你诚若有心辨识这幽冥晦暗之地的事物，一旦适应了、习惯了，怕不反而伤了眼力，便再也承受不了光天化日里的景致了呢！”
“李先生不必再试我的胆子了—”家父道，“渡海之时司令官究竟查着了什么不该查的东西？”
几乎就在家父问话的同时，李绶武迸出了一个令他无从想像也难以骤信的答案：“金子。”为了怕家父没听清楚，他又重复了一句，“二十万两黄澄澄的金子。”
简而言之，当初毛庆祥接获“老头子”手谕密令开库南运的那批黄金并未连同中央银行所贮存的一批金银移赴厦门、台湾，反而在老漕帮的协助之下趁水路出上海港北水道，由川腰港外海道北上到了青岛。这是万砚方亲手策划的一步棋—在他看来，“老头子”之所以会透过毛庆祥来执行这项任务，意味着这笔黄金非国库所有，而是私财。既属家产，而须以如此十万火急的手段处分，则可以想见时局崩毁的程度和速度了。然而是时上海以南远抵闽、粤乃至香港、马尼拉的船运全掌握在一个叫项迪豪的航业巨子手中。此人曾在戴笠组织的“人民动员委员会”中列名第三，仅次于万砚方和洪达展之下。待“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成立，也出席了在丽都花园举行的筹备大会。然而项迪豪本人热衷武术，精擅技击，除了商场上必要的应酬之外，多在自宅所设的拳击馆中钻研磨熬，向无公开活动。不过，既是“新社会”一分子，便须归保密局监控，换言之，项迪豪所经营的事业亦必须经由种种公文往返的程序向“保”字号儿的特务报备核管。
照说由“保”字号儿发个函，知会项迪豪手下的航运公司拨一艘船将黄金运出也就完差了事了。可是万砚方一旦插手，却有了不一样的想法。首先，他研判这批黄金不由毛人凤、唐纵或郑介民经手，亦未随前一批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公开委交俞鸿钧和“太子爷”押运，则显示“老头子”有意私下处分，且知情的人越少越好。其次，在是否和项迪豪打交道这一点上，万砚方有极为强烈的坚持。原因究竟如何，万砚方并未明说，他只告诉毛庆祥和李绶武：“项某人身上背了一宗十分奸险的疑案，此案不查个水落石出，这人便信不得。”
如此一来，二十万两黄金即便起出，却不能顺行南下，直入闽、台海域—原因无他：在这个区域中往来活动的海船皆属项氏集团所有，船上皆装置着新式雷达，一旦经其侦知，必定会通报沿海各埠的水陆交通稽查处乃至各地交通警察局，如此则辗转又为“保”字号儿里其他山头派系所掌握，虽说最后还可由“老头子”亲自出面收拾，毛庆祥本人却直似砸了差使。
然而万砚方给定的策却单纯得多：由老漕帮方面准备四艘船体坚固且加装了燃油动力机具的河船，于某日某时、准点准刻在黄泥塘待命。一旦黄金起出，即分装于四船之上，出河入海、折北而行，沿途不贴岸、不靠港、径赴青岛。
之所以选择青岛，万砚方并未明说缘故，然而毛庆祥却不得不深自慑服。因为青岛当地原本有那么一个由日本人创设的鱼市场公司，叫“青岛水产统制组合”，非但垄断当地的水产捕捞和贩售，甚至还自占一方码头。抗战胜利之后国府派员将之接收，便归属“三有公司”旗下，成立了官商合办的鱼市场。毛庆祥一听万砚方点出青岛，立刻想起这“三有公司”接收的物业来，不觉拍案叫绝—因为那鱼市场自有的码头与军事码头恰恰相邻，连仓库都只一墙之隔。
这个暗度陈仓的计划只须打通一个关节，便告成功，那就是如何将数量和价值如此庞大的一笔黄金混充军需物资、挟带上舰，而能于装卸之际避过军部查验人员耳目。
说到这个细节上，李绶武将视线从迢递无涯的夜空深处转向家父，道：“从一九四九年二月下旬开始，一直到五月中旬，你老弟每日里早出晚归、马不停蹄地在各兵站之间，都干的什么活儿来？”
“盘点大军物资。”家父说罢，登时会意地苦笑起来，道，“我明白了！所谓‘暗度陈仓’，便是趁我盘点过后，贴上总监部查验封条，你们再伺机从隔邻鱼市场仓库破壁而入，将军需品卸下，换装黄金，再贴回封条—且慢，我是在那年五月十六日请了个长假，开始列表做账的，之前三天，我到过军港码头仓库—”
“一点儿也不错。”李绶武接道，“正是四九年五月十三号夜里，二十万两黄金封箱上车。原本是神不知、鬼不觉，可谁知道老弟你既在军职、又是庵清光棍，还偏偏刚缴了个盘点军品的差，舰上司令官立刻派人从装船物资查起，阴错阳差地查到了‘老头子’密令交运的黄金。这才循‘保’字号儿系统往上报，得知是‘上元专案’，保密区分列为极密—”
“司令官是问起过‘上元专案’。”
“黄金安全运到青岛鱼市场仓库的日子是二月十二号，也是上元节，才因之而命名的。”李绶武一面说着，一面紧紧皱起眉头，道，“至于那司令官之所以会盘问，恐怕正是上头的意思—不盘清问明，如何在一千五百多个老漕帮和洪英光棍之间找出负责‘上元专案’的事主来，再杀之灭口呢？话说回来，万老爷子处心积虑、算尽机关，早就提防着会有这一手，是以才假借‘新社会’忠贞干部、眷属名义向‘保’字号儿请领了七八百张通行凭证，为的还不就是要鱼目混珠，保住那位‘帮朋’的一条性命么？那毛庆祥欠万老爷子一份恩情，不得不遵嘱发出。可又诚如你老弟所言，怕这拨人上了船闹哗变；便索性又同哥老会方面联络，请他们鸠集北地洪英，随舰南行，假称赴海南岛助战，实则只是防范老漕帮光棍劫船—”
“据我所知，北地洪英原本不多，怎么也能凑上七八百口人呢？”
“‘保’字号儿只管发足一定数量的凭证，哪里顾得来谁是光棍？谁是空子？其实同老漕帮这边的情形是一样的—引伴呼朋、携家带眷，大伙儿都以为只有舰上官兵要去海南岛打仗，他们则只是搭个便船往上海、厦门逃难罢了。其中最冤的大概就是哥老会会首洪达展本人了—他在青岛有个外室，眼看怀胎足月，就要临盆，这才专程搭机北来探视，正好接下了这趟差事。原想凭他的威望，途中只消知会舰长一声，便能在上海靠泊，殊不料五月二十七号上海就失陷了。依我说，这一番因缘际会，倒让多少心不甘、情不愿的人物就此有家归不得了。”
“羁旅在外倒不算什么。试想当年，若不是因为我多了重光棍身份而引起盘查，也不至于害那‘帮朋’枉送一条性命—”
“老弟！”李绶武回眸深深凝视了家父一回，道，“你如此灰心失志，岂不太辜负我荐你往史编局作一番‘学问’的心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