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揭露我和孙小六各自遭遇的奇谲诡异之谜以前，我确曾犹豫着：究竟该从哪一条线索展开叙述。我可以先从那一年在小五姊弟俩的护送之下前往辅大文学院应付硕士论文口试的那一天说起。然而这样说并不吻合我重新回忆起彼日情景的实况—口试通过之后，直到家父为我拨云撩雾、洞察世事的那一天中间过了整整九年的光景，我从不曾想起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四日那天所发生的一些琐事。之所以我会记得那日子，只不过因为它既是我“竟然”取得学位之一日，也是我二十六足岁的生日。
我也可以先从孙小六那个“里根爷爷”的身上说起。然而这样说就很难绕回头解释欧阳秋、欧阳昆仑乃至红莲这祖孙三代和老漕帮这一系人马之间似有若无、阴错阳差的几番遇合。此外，就我逐渐知悉世事真相的过程而言，依据时序的前因后果、逐日逐月交代那些在早年我既不以为意、又不甚明了其究竟的枝节背景，则是桩既繁琐、又无趣，除了比较贴近素朴写实主义者们冗赘堆砌的风格之外毫不足取的事，所以我索性还是得暂且不去理会“里根爷爷”的部分。
斟酌再三，我最后决定从“白邪谱”上的几个名字说起。这几个名字出现在全谱的最后一行，从最末一名以次逆行而上，分别是：洪子瞻、洪达展、陈光甫、莫人杰、项迪豪。
不是我自负书读得多，在看到项迪豪这个名字的那一刹那我得意地笑起来，说了句：“哈！每一个名字我都认得。”
“也都知道他们的事儿么？”家父仍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电脑荧幕，手指头喀哒喀哒继续敲着键盘。
“当然。”我叉合十指，枕在后脑勺上，跷起二郎腿，把不知从哪些闲书杂志里读到的些个旧闻轶事一抖露说了个透—
根据我的记忆所及，项迪豪和莫人杰分别是杭州湖墅一带经营过塘行生意发家的两个纨绔子弟。由于项、莫二家素来通好，两族各自精通的武术也时有交流，遂有“南腿双秀”的美誉。可到了抗战期间，项、莫二家的际遇却判若霄壤。项氏尽数变卖了资产，举家迁往上海租界区，经过几年的蓄积韬养，居然在抗战胜利之后改行投资海运事业，有了足可敌国的财富：莫氏则恰恰相反—原先的家业毁于兵燹不说，又欠了大笔债务，莫人杰甚至还在一桩债务纠纷之中被某帮会分子举枪射杀，毙命于杭州商会会馆待客小厅。
当我一口气说到这里的时候，家父才稍一侧身，偏过半张脸来，嘴角斜斜撇给我一个难掩轻蔑之色的笑容：“哦？是这样的么？”紧接着—仿佛像是不忍打断我的兴致似的—他又连忙收敛了笑意，扭回身，道，“你先说下去罢。那陈光甫呢？”
陈光甫我就更熟了。许多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处理外交事务有关的著作和文章都提过这个名字。此人最称显赫的一桩事迹便是在抗战伊始之际率团赴美游说，借来一笔为数高达两千五百万美金的军援款，为当时正捉襟见肘、寅吃卯粮的“老头子”解决了燃眉之急。
此外，在署名陈秀美所撰的《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一书“书画门”之部中也曾提到：陈光甫为人十分风雅，有搜集法帖碑拓及名家书艺真迹的嗜好，曾斥资百万购买了一批号称“蛇草行书”的新潮派书法作品，持之分赠政商名流，并倩人大作评介之文，发表于报刊媒体。果然鼓吹得力，匝月之间，这“蛇草行书”便轰动全国；非但艺坛称盛，就连不识字的市井小民也知道：当代出了个走笔如舞蛇的大书家—这大书家正是“白邪谱”上紧挨着陈光甫的一人：洪达展。
在《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里，洪达展之名不只出现在“书画门”之部，也出现在“统领门”之部。所谓“统领门”，顾名思义，即是洪门这个帮会系统中领导阶层的一个专章。无论我们泛称为天地会也好、洪门也好，甚至随俗而讹呼曰“红帮”也好，由于这个系统的组织过于芜杂、结纳过于粗率，自凡是每三五人共有一个抄录了些口诀、手势、仪节之类图文的“海底”，便可自组一会。于是什么小刀会、铁尺会、边钱会、红枪会、斧头会……各种名目的会党都出现了，人人自称洪英、号曰光棍，祖奉万云龙大哥，不争地盘户税的时节皆是天地会兄弟，一旦争起来，各械斗团体之间直似一把散沙。是以《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之中的“统领门”十分热闹，寓目之下，仿佛每个有姓有名的人物都是一会之首—倘若我记得不错的话，在同治、光绪两朝之间，安徽盱眙地方就有一个钢鞭会的会首叫“张大春”的。至于这洪达展，字翼开，杭州人，祖上是哥老会的首领，由于四处传播“海底”秘本，宣扬“南会北教”结盟有功，其会首身份成了世袭。传到洪达展的父亲那一代又跻身油电业，经营发电厂致富……
想到这一节上，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忽然回忆起不知多少年以前在三民书局二楼，以那种“接驳式阅读”的方法读书的某一刻—当时我在这本近千页的书里不断地瞥见“哥老会洪达展”、哥老会洪达展”这个名字，却怎么也串不成洪达展这个人物的整体印象，恐怕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疑惑或困扰，才促使我在未终卷之前转而去翻阅了另一本《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的。
这是一个极其微妙而有趣的体验，使我几乎忘了家父要我辨认“白邪谱”最后的那几个名字的事，反而分心想着：人的记忆多么奇妙？我以为不可能记得的，或者我不认为值得去记的涓涓滴滴会在你全然来不及提防的一刻重新回来，深深地撞击你一下，且狠狠地干扰你正在关心、正在思索或正在着迷的生活。我暂时抛下了洪达展这个名字，俯身从书袋里翻拣出《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和《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这两本书，漫无头绪、也漫无目的地翻起来。似乎—是的，似乎我真正想要翻拣的并非书页，而是另一个失落了的记忆的片段。几乎也就在此同时，之前曾经来干扰过我一回的两张脸孔又浮现了—紫色同字脸说的是：“可惜你读了那么些书，都读了个七零八碎儿。”呼呼怪笑的圆脸说的是：“有朝一日人家把这些零碎儿掺合起来，汇入一鼎而烹之—”没等脑海中这人说完，我大叫一声：“我想起来了！”说时浑身上下哆嗦得更厉害了。
那是曾经出现在我硕士论文口试会场上的两张脸。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四号上午九点钟。
那天清晨不过四点钟左右的辰光，小五忽然来到美满新城一巷七号，身上穿的居然还是头一年冬天里她送我到龙潭来的那一天穿过的枣泥色长裙，两只辫子像是又长长了，打结之处也仍旧绑着和长裙同色的缎带。我说我见过这条裙子，她说你当然见过，我一年到头不过就那么几条裙子。我说又不是周末，你来做什么。她说来接一个糊涂大少爷进京去赶考。我想了老半天才想起这天要口试，对于考试，我心里其实没抱半点希望，忘了日子脸上仍觉得挂不住，于是都倔到嘴边来了：“现在才几点钟？”
“要不是前半夜忙耽搁了，我两点多就来了呢。”小五一面往屋里闯，一面喊着，“小六，都收拾好了没有？”
孙小六应了声，也没说好不好，支吾了片刻，才皱眉苦脸道：“徐三哥给的那小册子不见了。”
一听这话，小五的脸色也变了，上牙咬起下嘴唇儿，两丸亮晶晶的眼珠子转转东又转转西，仿佛走失了魂魄，却拿不定主意该不该找去。
我当然知道那是本什么东西。它看起来像是那种袖珍版的圣经，三边开口的地方染着红颜料，封面黑皮精装。徐老三在村办公室把它交代给我的时候还说过：“你很快就用得上了。”
事实上我的确如徐老三所言，很快就用上那小册子了—只不过用法决非徐老三的本意—在写我那本硕士论文《西汉文学环境》的时候，由于（我曾经招认过）参考书籍过于匮乏，不得不信手胡编，有时灵感枯竭，一连几个小时呆坐下来，也想不出一本古籍或一个古人的名字。有那么一天，我随手翻拣徐老三给收拾的那个藏青色包裹，从一条类似工具腰包的帆布囊底下找着了这黑皮小册子。
那果然是一本十分合用的东西—小册子的每一页都分成上下两栏。一般说来，上栏都比较简略，只注记了些公司行号的名称、地址以及类似负责人的姓名；下栏便复杂多了，通常写着另一个公司行号或单位机构的名称，以及另外一大串人物的姓名，乃至于外号和生平简历，以及三言两语的记事或某些不寻常的商品内容。比方说有一页是这样写的：
（上栏）通和汽车音响百货精品中心/台北县新庄市中正路四八六之一号/简瑞河
（下栏）九鑫赌具供应站/台北县新庄市中正路四八六之二号/简阿猴，松联帮北县一级代表。船骰、折视麻将（附透色镜）、电子侦测及反侦测仪、点式弹跳台布（另备遥控装置）、定时易色扑克（限JQK三种）。
这是比较容易辨识的一页，稍微细心思索一下便知道，简瑞河和简阿猴也许是同一家的人，或者就是同一个人。汽车音响百货精品中心是一门生意—也可以说是另一门生意的“招牌”；而所谓“另一门生意”，在这里就是贩售作假赌具给特定对象的行当，且应该与所谓的“松联帮”有些关联。日后我才知道，徐老三借给我这本黑皮小册子其实是有用意的—他怕我踩错了堂口，在原本已经是一笔混账的人生道路上又误入什么陷阱。
可是我却让这本小册子发挥了另一种伟大的作用—它变成我硕士论文的索引簿；每当我想不起一个人名、一个书名、一个地名……总之是闹名字荒的时候，这本黑皮小册子便成了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圣经。
举例来说，有一页是这样写的：
（上栏）亲慈妇幼卫生用品专门店/台北市古亭区同安街四十二号/梁城阳、王台生。
（下栏）哥老会台北南区第二分会。入门诀：“要把台北南区分给老弟管理，请问怎么做？”答称：看着办。”入门再问：谁看着办？”再答：“哥子亲自看。”入门再问：“各位老弟又如何？”再答：“翻开国语辞典，分座次。”入门最后需说：“老弟毕业之后再来封爵位。”
这一页稍稍复杂了些—却难不倒我。它的意思是，在台北市同安街四十二号挂牌经营妇幼卫生用品店的梁城阳和王台生其实是哥老会台北南区第二分会的负责人。如果不属哥老会成员，而临时有事要请该分会的光棍帮忙，就得在一进店门之后找着梁、王二人，依照入门诀问话。问一句，人自会答一句，总共三问三答，倘若字句皆无舛误，入门求助的最后还要补上一句：“老弟毕业之后再来封爵位。”如此一来，梁、王二人便明白，来者虽不在帮，却是道上混事的朋友，且有急难相求，应该立刻提供协助。这种盘查检核的应对言语显然是从老帮老会那些个繁琐异常的“海底”中所载录的“切口”—也就是黑话—简化而来，一旦深入玩究，其实并无神秘奥妙可言。
但是对于困在美满新城无书可读、无文可引的我来说，这小册子上的任何一个字都像是天赐的奇迹，闪烁着熠耀夺目的光芒。我利用这一页所提供的字句写下了论文第二章的一个片段。这一段原本是要证明，汉武帝将整个汉帝国中央集权的政体巩固起来，形成统一专制之局。然而苦于没有《史记》、《汉书》可资援用，只好自己捏造了下面这样一段—它其实就是从刚才所说的徐老三那本小册子上所登录的文字延展拉长、扭曲捣烂而来：
到了武帝元朔二年（西元前一二七年）春正月，此一集权化运动达到了新的临界点。武帝下诏：“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班固于本纪中遂判云：“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
天晓得，在把“翻开国语辞典，分座次”和“老弟毕业之后再来封爵位”两句改成“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并将之窜入班固所写的《汉书》的时候，我是多么多么地兴奋和骄傲。
怀抱着同样的兴奋和骄傲之情，我拉开那个旧梳妆台的抽屉，拎起徐老三交代的那本圣经，往小五姊弟俩脸前晃了晃：“找这个么？干吗？你们也要写论文吗？”
在这几句话脱口而出之际，我并没有仔细评量，话里是不是饱含着轻蔑不屑的意思—我并没有那样的意思，可是话里却仿佛有的。孙小六垂下了眼皮，小五则把下嘴唇儿咬得更紧了。她接过小册子去，低声像是跟整幢空屋子说了句：“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在接下来的五个小时里，我才大约算是明白了那本黑皮小册子真正的用途。小五捧着它，翻到最后一页。这一页的文字也是手写的，却像铅印字一般工整，写的是台湾省各县市治地的名称，而在右边另外注明不同的号码。台北市是“1”，台北县是“124”，桃园县是“201”，新竹县是“279”……以此类推，照着地图上的台湾省各县逆时针绕一大圈，回到了基隆市，号码则增加到“1581”。小五没等我在一旁偷眼看明白，径自翻到了注明“201”的一页。这页又是一张用蝇头小楷工笔填写得十分整齐的表格，看来像是依照乡镇区域排列，旁注的号码则分别是“202”、“208”、“219”……直到“274”—大溪镇就在“274”上，小五很快地顺页翻了去，前后搜寻半天，像是把“274”到“278”的五页都背下来那样的熟法儿，却仍拿不定主意的模样儿，嗫着声道：“怎么是个简本？唉！徐老三也真是的！”
“简本是什么？”我指指那小册子，凑近了些。
半像是赌着气，小五瞪了我一眼，道：“跟写论文没关系的，少爷。”接着，她在标号“277”的一页上打了个折角，合起小册子，道声：“先走再说。”便拎起孙小六先前整好了的那个藏青包裹，扭头朝外奔出去。
彼时曙色未开，天地间仍旧一片阒暗。我跟在小五身后，任由孙小六只手按住背脊，一发朝我全然认不得的路途窜跑—那速度，一如半年多以前被孙小六吸着跑向青年公园的那回一样—我明明白白知道，自己的两只脚根本沾不上地，不过是在半空之中前后晃荡着一般假装跑着，可这么假跑了几分钟之后仍忍不住累得慌，胸口一阵一阵地酸疼，仿佛吸进肺叶里的空气全长着细刺，一抽又一抽地烧灼着腔膛里的脏器。就在我快要撑持不住的时刻，前头的小五忽然停了下来，弯身朝路边的一排草丛深处寻看了几眼，觑个准头，探手一抓，连根拔起一团芒草，另只手往草根处的土块儿上轻轻一弹，那土块儿登时碎成像痱子粉一般小的颗粒，纷纷散了—也就在同一瞬间，一颗深灰色，约有鸡蛋黄一般大小的石头从草层和土粉间落进小五的手掌心里。小五摊开掌子，把那石头往我和孙小六的眼前一亮—果真是一亮—我多看了两眼才发现：那石头不只是灰的，在将明不明的天光底下，居然还显出了带黑夹蓝、甚至泛着些许墨绿的色泽。
“这叫黑蛋白石，待会儿天亮了，你从不同的角度看，一点一点转着看，就看出来了，它会发出不一样的光。别的宝石就没有这种好处。”小五一面说着、一面使劲儿把只手往太阳尚未升起的东方伸去，继续说道：“算我们运气不错，是颗原石。遇上了识货的，可以卖个好价钱。”
“你怎么知道草丛里有这种宝贝？”我一把攫过那颗黑蛋白石来，学她一样迎向东方转着看，果不其然看出一片又一片、一抹又一抹，犹似走马灯一般层出不穷的颜色。而那颜色并不是固定的，随着我手指的转动，也随着一秒一秒移升而起的微弱晨曦，它绽放出无一霎相同的色彩。
“当然是草啊。无论是什么草，自凡它的根抓上了这种黑蛋白石，草叶就会现夜光，美极了。要不是咱们有急用，我还真舍不得拔它呢。”
那颗黑蛋白石真正的价值究竟若干？我始终没搞清楚。我只知道那天天刚大亮，我们已经置身于大溪镇的一爿店铺门前。表面上，那是一家当铺，可另一方面，它又是桃竹苗三县非客籍人物的销赃重镇，负责人叫林玉郎—这些，当然都记在徐老三的黑皮小册子里，也就是小五打了折角的标号“277”页上。
林玉郎人不如其名，是个豁了两颗门牙，还长着一脸脂肪瘤的中年人。他把那颗黑蛋白石迎光左右看了半天，似不放心，戴上一枚独眼放大镜，又觑了个仔细，才慢条斯理抬起头，咧开豁牙嘴，笑道：“太轻。”
“它本来就不该是重的。”小五皱起眉，捂住鼻子，道，“你不要就还给我。”
林玉郎却把石头抓紧了些，扭头冲我道：“少年仔，你讲多少？”
“她说多少就多少。”我翘起大拇指朝小五比了比。
林玉郎显然看出了我是外行，查脯查某叽哩哇啦了一大套，意思大约是用“男人不要让女人拿主意”之类的话挤兑我，可他不知道，这种长威风、添志气的言语对我一向不起作用，且我压根儿不知道小五要卖这石头干什么，自然也就不在乎成交与否。孰料一阵唣之下，这林玉郎开抽屉把石头收了起来，两手却凌空朝外挥甩，犹如赶苍蝇的一般。不消说，咱们这是落了陷，叫这臭嘴恶气的家伙给坑了。林玉郎也许当真看出那黑蛋白石的价值不菲，且决非吾等卤肉脚之人所配坐拥；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约莫就是这个道理。或许他也曾揣测过，天才亮就撞进来这么三口子眼生面涩的尴尬人，说不定是夜来刚得手的一窝小蟊贼，为什么不给他们来个黑吃黑呢？
无论林玉郎打的什么主意，总之他在几秒钟之内便后悔了—但见孙小六伸起一根直愣愣的手指头，往柜边一根六寸来宽的顶梁红木柱子上戳去，看他戳得不花气力，犹似戳进一块海绵蛋糕里一样，而食指齐根没入，连一粒粉层也没惊动。孙小六指起指落，转瞬之间在那根红木柱子上留下六个圆洞洞。
林玉郎的手不挥了，探下桌面，打开另一个抽屉，向小五抛出一个求救的眼色，近乎带着些绝望的神情，道：“你讲多少？”
小五要了三万块钱，三百张百元大钞，我们一人揣起一叠子塞进各自的口袋。从这一刻起，小五说什么，我就听什么，而且打从心底服气—包括她招手拦了辆计程车，顺向往新竹去，才到了新竹又换乘公路局中兴号，一路坐回台北，再换了不知道几趟计程车。赶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刚过八点四十，辅仁大学例行第一堂早课的准时间。
路上总是小五挨着我坐，孙小六则始终坐在前座或者后座，不时朝四下里张望搜寻着，仿佛真有什么妖魔鬼怪在附近伺机蠢动一般。直到我在宿舍门口石阶上吃了一颗子弹之前，无论是在意识或者潜意识里，我始终把她姊弟俩这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行径当做是一场无伤大雅的儿戏：有如孩提时代村子里的小鬼们玩儿的什么“追踪旅行”、“陆海空大作战”或者是“神仙老虎狗”之类的游戏，有逃的一方、有追的一方；有找的一方、有躲的一方。总的说起来，我们不过是玩一种即使长大了也还玩不腻的游戏而已。
儿时玩那些个游戏的情景，我曾在一篇散文中描述过，称之为“以想像力为仅有玩具的惊恐演练”。在几条连狗摇尾巴都会甩到墙的狭窄巷道里，我们扮演猎人以及猎物；既不知会遭遇什么样的追捕，也不知该从事什么样的搜寻。通常我们会在转角的墙砖上辨识一些用尖石片或超级牌小刀刻留的记号，但是—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分不清那记号是“同一国”失散的友伴所留下的指引或呼求信号，抑或是“另一国”守候的敌人彼此之间的联络密语。当然，它也可能是一种请君入瓮的陷阱。我们甚至还经常遇到这样一个状况：大家都忘了墙砖上的记号，其实是上一次或上上一次游戏的遗迹。那是一次早已结束的虚拟作战，可是墙砖上的刻痕混淆了每个人的记忆，使我们在误读和误解中将当下这一次的游戏假想得更复杂且更凶险。
对几乎所有的孩子来说，高潮通常在于敌对双方或三方的人马全都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蹑手蹑脚的潜密行动，聚集到路灯底下争论那些记号的意义。在争论中，原本敌对的态势会突线改变，“同一国”内部的矛盾开始浮显、升高，留下错误记号和误解记号意义的人立刻遭到排挤，解决的方式通常是把这种人轰回家去—在下一次的游戏中，他们大多能组成崭新的“另一国”。
对我而言，游戏最有趣的部分却全然不同。我常在争论开始之前溜回家去，等所有的人不欢而散之后再悄悄地重返现场，拿小手电筒照映每一个笔画模糊的记号，思索且决定它“其实是”、“应该是”、“绝对是”什么意思。在喧哗落尽的暗巷深处，属于我自己的游戏正式登场，参与的角色阵容无比庞大，有我从故事书里读来的古代剑侠，有我从电影里看过的侦探、杀手、美女和恶棍，也有我生活里的玩伴—只不过在童年的现实之中他们从来不理会我的指挥调度而已。
当小五在那一程忽而绕远、忽而抄近的车行途中，捧着徐老三的黑皮小册子向我解释那五百多页暗码的用途之际，我其实并没有认真聆听，反而不时想起孩提时代在老复华新村那些狭窄巷弄里独自奔跑、藏匿，煞有介事地追逐和逃窜，并随时自言自语着顺口发明的一些暗语的情景。我想我是一直在偷偷地笑着—我一直记得那种轻微的、挂在嘴角和心头之间不知什么位置上的嘲谑之笑，仿佛经历了这么多年，活过了这么多日子（就算再加上“上了这么多学”、“读了这么多书”罢），我根本没有长大，我所遭遇到的人和事也都如此幼稚，犹似孩童的嬉戏！
在距离口试开场只有一刻钟的八点四十五分，我们来到了校园深处的文学院餐厅门口，我终于忍不住而放声大笑起来，真笑得弯腰缩腹、热泪夺眶，小五姊弟（或许还有从旁路过的一些正忙着期末考的学弟妹们罢？）显然被我这一阵突如其来的狂笑吓了一跳，弄得东张西望、左顾右盼，不知如何是好，我却笑得更厉害了—不是的确很好笑吗？你们一个个儿神情肃穆、举止端严，好似有那么一桩铺天盖地、生死交关的大事即将发生、正在发生、甚至已经发生了。可是，我又怎么知道，说不定这一切，只是一个成人世界故作正经而处之的游戏而已呢？
也许我在那一刻崩溃了。这样推测并非没有道理，我与整个世界彻底隔离了半年多，杜撰了三十万字的学术论文，亲眼目睹了一切违反自然律、经验法则和科学常识的事物，最后还得忍受一个“随时冒着生命危险”的警告，参加一场绝对不可能通过的论文口试。我当然有理由崩溃一下。
然而，疯人显然也有疯人的锐利理智—我在自己那一发不可收拾的笑声中，感觉到周围投注而来的每一束充满惊疑、错愕、哀矜、怜悯的目光，都像是发自一个极力扮演成人的小孩子。他们看我那样笑着，可能以为我罹患了癫痫之症，遂在某一个片刻，他们会庆幸自己十分健康正常、未入谵妄之境。揣测到他们这样的念头，我便益发难以控制地笑得更响亮、更激动了。其间我一度想抬头跟那些陌生的脸孔解释：我只是趁口试尚未举行之前，带两个儿时友伴前来参观一下大学时代我曾经住过的宿舍，如此而已。然而即便是这么想了一下，都会牵动我横膈深处某一条敏感颤抖的神经而催发更难抑忍的噱笑—因为我赫然瞥见宿舍门口张挂起“男宾止步”的蓝底白字塑胶告示牌；校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把整幢男生宿舍改交女生寝住。我的老鼠窝乃至里面未及搬出的书籍、资料、日常用品以及垃圾全部转交“另一国”人士使用了。我的大学生活、少年终页和黄金岁月完全失去了可资实证的地标。我于是笑得更开怀，终至摇起头来。
便在这一刻，我听见小五对孙小六说：“你给张哥找杯水来，我去给徐老三打个电话。”
大约就在他俩离开了几秒钟之后，像是有人恶作剧似的往我后心窝上用雨伞尖之类的物事给杵了一记—至少当下的感觉确乎如此—我一个稳不住身形，从宿舍门口洗石子的阶梯短墙上朝前仆倒，所谓的狗吃屎，往阶沿儿磕个正着，血水从鼻孔和嘴梢涌出，我晕了过去。
此后两三个小时之间所发生的事于我始终是残片断絮一般，这也是我在日后总想它不起、理它不清的原因。事实上我只晕倒了不足一分钟，小五姊弟便在一阵呼喊和吵嚷声中冲入人群的重围，把我扶了起来。我感觉孙小六的两根手指头在我的背脊上摸索了一阵，听见他低声跟小五说：“张哥中枪了，还好有徐三哥给穿的背心，应该不碍事。”
之后再有意识的一幕是在考堂上。本所硕士论文口试向例在研究所所长室里的会客厅，厅中向北的墙上有一盏挂钟，钟面上的指针指着九点零二分，钟底下一字排开坐着三个老先生。最右边的是所长王静芝教授，左边那个照说应该是我的指导教授叶庆炳先生，至于中间那个则想必是从外校聘了来—我们称之为“开刀手”的另一位口试委员。然而我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首先，我发现左边那人长了张紫气蒸腾的同字脸，一点儿也不像我的指导教授。其次是中间那位居然一直不停地说着些有关烹调、厨艺之类的话题，右手里还不时拨弄着两根银光闪炽，犹如筷子一般的东西，看来更不像是要来砍我的论文的“开刀手”。此外，王静芝所长也浑然不似平日里看见我时愁眉苦脸、恨不成器的严峻肃杀。相反地，他显得十分兴奋、十分愉快。
我再能记得的情形大约发生于九点四十五分。当时我的背脊发麻、头壳肿痛，意识到自己可能有些轻微的脑震荡，满心只挂念着小五姊弟俩究竟是怎么把我安置进考堂的，以及他俩的去向又如何。然而，无论我多么努力地想要集中注意力去思索或观察哪怕只是一个单纯的对象，都不能如愿。诸般感官像是各自搴旗拥兵，相互对阵开火，大有彼此争胜的况味。我若使眼睛看什么，便听不见任何声音；若使耳朵听什么，便犹如一个瞎子。从九点四十五分左右开始，这状况持续了一两个钟头。就事后多年回忆的片段而言，当时三位考试委员侃侃而谈的大都是我论文参考资料的部分。有一个（我实在记不得是哪一个了）不停地想说服王所长，极力称许我所引用的书籍都是第一手的材料，其中还有不少传闻中新近在中国大陆出土的罕见文献。王所长则像是不肯轻易回护一个被外人谬奖的子弟那样，一再强调我对基本史料和原典的引述太少，而在未经证实的稀有书籍之借题发挥者又太多。仅仅是这上面的争执就适足以让我的头皮像一只无限充气的皮球一样，随时而有爆裂的感觉。然后我注意到，那个应该是叶庆炳教授的紫脸人不时会朝我颔首微笑，似乎有意向我暗示：别担心、别懊恼、高兴点儿。“Don’t worry, be happy”，鲍比·麦克菲林原唱的那首老爵士，十分拉丁风情的那首歌—老实说，在看着他那张同字脸的时候，我满脑子就是鲍比·麦克菲林的那首歌。甚至—也许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我已经不由自主地哼起“Don’t worry, be happy”的调子来。
挨到快十一点半，我的精神才稍稍恢复了些，看见壁上大挂钟所指示的时刻，不觉吓了一跳，心头第一个疑惑是：时间跑到哪里去了？我仍维持着端正的坐姿，开始回想：这场口试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两个陌生人是打哪儿冒出来的？王所长为什么看起来如此快慰欢喜？还有，整场口试下来我为什么一个问题也不必回答？抑或是在浑浑噩噩之中，我已经回答了什么，却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
“对不起—”我终于按捺不住，瑟瑟缩缩举起右手，道，“请问叶老师怎么了？”
上座的三位长者相互看了一眼，似乎没有因为我鲁莽发问而不悦，在一阵短暂的寂静过后，手里拨弄着一双银筷子的圆脸老者忽然大笑出声，道：“好孩子！我说是个好孩子罢？到底还是惦记着庆炳兄。”
同字脸的老者接着朝我指了指，附和道：“王所长，此子谦恪恬厚，不闻《易经·谦卦》有谓：‘亨，君子有终’，这才是贵系贵所的风范。看他屈躬下物、先人后己，能够以此处世，日后当然能够‘所在皆通’的。”
王所长似乎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听来十分夸张的赞美，冲我笑了笑，道：“方才不是说了么，闹咳嗽闹了几个月，非作个详细的检查不可，今天出不了院，才请龙教授代一代的。此外倒没什么消息了。”
“敬谦兄名字里有个‘谦’字，这‘谦卦’的卦辞自然是熟极而流了。”玩儿筷子的老者立刻抢道，“既然说到‘君子有终’，我倒想考考敬谦兄了—你可听说过‘君子有终’是一道菜？”
“哦？”那龙敬谦教授闻言一愣，道，“以伟兄说的可是《齐民要术》引《广志》所述的‘君子芋’？那么这道菜该同芋头有关喽？”
话说到这里，王所长意味深长地瞄了我一眼，随即道：“既然大春的论文里也引了《齐民要术》轶文，他一定也读过《齐民要术》的正文，郑教授何不让大春来说。”
一时之间，我还不知道王所长之所以倏忽突袭一记是当真对我有着无比的信心，还是根本存心拆穿我捏造什么鬼轶文的谎言？正盘算着该如何逃过这一劫，却听那郑以伟教授又朗声笑了起来，道：“大春要是答了上来，我这教授衔儿也送与你了。”
这一下麻烦了，我的脑袋像是给轰然捣开了一个马蜂窝，里头猛地冲窜出成千上万的嗡嗡祟嚷的翅虫，不得而已地应声扯道：“《诗经·邶风》的《终风》篇说到‘终风且暴/顾我则笑’，《毛传》以为这‘终风’是终日刮的风，不过《韩诗》以为是‘西风’。如果说是一整天刮一阵风，这风就像台风了。按诸地理言之，邶国大概不会刮台风；换言之，倒是《韩诗》所解的‘西风’为可信一些。倘若依《韩诗》所言，那么‘终风’应该就是指大风、狂风、暴风。”
同字脸的龙敬谦教授和圆脸的郑以伟教授同时笑着点了点头，齐声道：“那么‘君子有终’呢？”其中郑以伟教授还像是“做球”给我出手一般地补了几句：《齐民要术》里既然引出‘君子芋’来，同这大风、狂风、暴风又有些什么关系呢？”
偏在这一刻，我忽然有一个奇特的感觉：这两位教授好像不是来考较我的学位资格的，反而是来帮我个忙，准备让我混成一名硕士的。仅此一念掠过，我的胆子陡然大了起来，漫声应道：“‘终风且暴’之句在原诗里是个譬喻，所喻者好像是庄姜的丈夫庄公偶尔会狂性发作打老婆，有时候虽然‘顾我则笑’，可始终没把这老婆当个应该疼惜、怜爱的人儿。从这里说起来，终风不只是大风、狂风、暴风，还有坏脾气、发怒的意思，今天我们说‘火大了’、光火了’就是这意思。所以郑教授问‘君子有终’是道什么菜，我想就是大火烧芋头罢？”
“而且是大芋头。”郑以伟教授“叮铃铃”夹两下银筷子，乐道，“《广志》上说到蜀汉之地推广老百姓种芋头，以大小分等级，共十四等，君子芋最大，体积近斗。这种芋用大火烧烤，不多时外皮就焦了，里头还是生的，可别说它不好吃，老饕才得识味—要吃就吃那焦熟的皮下和半生未熟的瓤子之间有那么薄薄的一层，不软不脆、不甜不淡、不腻不涩，带些炭火味儿，又带些生瓜香，正是君子人的质性、蕴藉。这道菜—呃这道题，大春算是答上来了。”
“算是答上来了。”龙敬谦教授也忙点着头道，“后生可畏，后生果然可畏。”
然而王所长似乎仍不觉惬意，一面翻看着我的论文，一面若有所指地说道：“可是咱们还是得回到大春这论文上看，两位是不是还可以多提些问题？毕竟这里头还有相当多可疑之处呢！”
那龙敬谦教授闻言之下立即接道：“我倒是有一惑不解，得请教请教—在你论文的第二章、第二节、第六段讲到了董仲舒和他的《春秋繁露》，可是却没提到主父偃窃稿的故事，这一点极不寻常—”
“对对对！”郑以伟教授也迭忙帮着腔道，既然要指陈武帝外儒内法，且独擅权术，怎么连《汉书》本传里明明写了的，这么重要的一则证据都漏了呢？”
他们说的我当然知道。那是发生在汉武帝建元六年，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殿两地闹火灾，董仲舒闭门在家，据《春秋》推演这两起灾变的缘由—这原本是董仲舒个人钻研的一套怪学问。他从秦汉以来的阴阳家那里转借了些灾异、符命的神秘解说，试图迎合武帝喜言天人相感的胃口，以便推广他自己埋藏在诸般神道仪式底下的儒学礼义。草稿写出，还没来得及修改考订，却被主父偃偷了去，背地里奏闻武帝。武帝其实早就侦知董仲舒外饰灾异符命的皮毛、内拥礼乐教化的骨血，所以故意找来诸儒评讲，还特别挑上了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吕步舒一不知此中另有君王的权谋、二不知那草稿竟是本师所作，遂当庭斥之为“下愚”之见。这一下主父偃才说出，此稿出自董仲舒之手。主父偃和武帝这一段“双簧”演下来，当即把个董仲舒下狱问死，随后再“诏赦”一番，吓得董仲舒再也不敢打着灾异的幌子搞真儒学了。
这一段说来容易，可我在美满新城一巷七号杜撰论文的那几个月身边根本没有《汉书》，哪里去查引抄录呢？然而，若是坦白承认我连《汉书》都没准备就写成了论文，还来混口试干吗呢？
“不过，”龙敬谦教授没待我答话，径自抢道，“以伟兄，能看出汉武帝外儒内法的门道，已然别具只眼，少引一则材料倒显得清爽。”
“可不？”郑以伟教授把双银筷子朝左掌心里一拍，像个说相声的找着了哏，虎瞪起眼道：“今年我看了十六七本论文，真叫亮眼的观点没有几个，夹七缠八的书抄倒有百把万言。大春这一本的确清爽—”
“而且能遍读那么些珍本、善本的原典，显见花了不少‘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工夫。”龙敬谦教授说着，身躯往椅背里一靠，吁了口长气，道，“尤其是荀悦那本《汉纪外编》、刘珍那本《东观汉书拾遗》，还有常洵传那本《淮南子竹简考释》，这三本书太难得了。我还以为普天之下唯独我架上的是孤本呢！”
此言一出，我却不由得打了个哆嗦—他说的这三本书无一不是出于我的捏造，其中“常洵传”根本是我初中同学的名字—之所以用他的名字纯粹是因为我不善于编造人物姓名的缘故。可是，这位龙敬谦教授为什么会说他也有这些其实并不存在的书呢？更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郑以伟教授接下来的一句话，他看一眼王所长，作势起身，道：
“那么，就恭喜了罢？”
王所长毫不迟疑地先离了座，同两位教授握手，再绕过长桌的一端，走到我的面前，脸上绽开了笑容，眉心却微微蹙着，道：“恭喜你通过了考试。你先到门口等一会儿，我和两位教授要商量一下你的分数。”
小五姊弟俩一左一右，就像两尊门神一样，面朝外，站在走廊上。听见我出来了，赶忙簇拥过来，怎样怎样问了个热闹，我随便敷衍两句，盯住孙小六的一双眸子，反口问道：“刚才到底怎么回事？有人放了我一枪？”
“呃—”孙小六一迟疑，又缩头挠手露出一副孬蛋像，“没什么，放枪的人离得太远，张哥又穿了‘壳子’，不碍事的。”
“我好像昏过去了。”我开始极力想要回忆起脑门摔在石阶上之后那短暂的几分钟里所发生的事，然而无论如何却不能够，仿佛我生命中就有那么一个，以及稍后的两个、三个……连到底几个我都不知道的空洞。在意识的底层，我其实明确地知道：背后飞来一颗子弹也许没什么可怕，真正恼人的是那些个空洞里究竟充填了些什么？“后来怎么了？”
孙小六朝我身后的考堂木门努努嘴：“来两个老头儿，把你搀到这里来的。”
“什么老头儿？是龙教授和郑教授。”小五推搡了他一把，道，“他们不是你的教授吗？”
没等我答腔，孙小六接着道：“有一个还跟姊说：‘真快，都这么大一个姑娘家了。’奇怪，我们又不认识他。”
小五白了她弟一眼，似乎对他那碎碎叨叨的话题十分不耐烦，索性抢着问我：你自己怎么了？跟着了疯魔似的，胡天胡地乱笑，吓死人了。”
就在此际，考堂的门开了。那身躯极为高大的郑以伟教授当先跨步而出，跟我握握手，道声：“恭喜！”这还不算，扭身他又同孙小六和小五也握起手来，说的是：“辛苦了、辛苦了。”话才说着，我身后一挤—次一个出来的龙教授赫然也是个高大胖硕而挺拔的老汉。他的手比之郑教授既温且厚，握上去的一刹那间仿佛戴上了一只热烘烘的棉手套。握时自不免又是一阵“恭喜”，然而他说完了却没有松手的意思，半拽半拱地把我拖出几步开外，突然压低声说：
“大春！切记切记—从今而后，无论如何不要独自一个人出入任何地方。”
“什么？”
“无论如何不要独自一个人出入任何地方！”他又说了一遍，那张同字脸上倏忽像掀开一只蒸笼盖儿那样漫出一阵紫气来。我正诧异这人脸怎么会犹似一块调色盘那样，他却抽个冷子昂起钟磬般的嗓子，道：“可惜你读了那么些书，都读了个七零八碎儿。”
“有朝一日—”郑以伟教授这时依旧用那种枭鸟夜啼呼笑之声横里截过来，道，“有朝一日人家把这些零碎儿掺合起来，汇入一鼎而烹之；自凡是火候到了，未必不能大快吾等朵颐呢！”
两位教授说到这里，相互欠了欠身，结果让个头儿几乎高出一指的郑以伟教授先行，龙敬谦教授在后，临去时回头朝小五挥了挥手，再瞄了我一眼，笑道：“好、好、好得很呢！”
此刻之后的事，我只记得王所长一步迈近我身边，脸上挂着笑容目送那两个渐行渐远的魁梧背影，嘴里却叹了口气，沉声道：“要不是碰上这两位惜才如金，你这四年可就算白混了—还有你那本论文，我看还是烧了的好！”
我猜想他此刻的心情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他为我侥幸混到了一个学位而高兴，一方面更为那篇满纸荒唐言的论文而不安—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如此？然而，最顽强骨鲠的疑惑是：两位教授怎么一松手就放我溜过了门槛？带着这个疑惑，我转身朝王所长深深一鞠躬，说了声：对不起，老师。”我的意思不只是为一篇胡说八道的论文辜负了他的教诲而道歉，也为我带来的疑惑和不安而道歉。在鞠躬的当时，我当然无从解释；此后多年，我更未曾向任何人提及这一点。或许是出于一定程度的蓄意掩藏罢，每当有人问起或向我索取我那本“听说写了三十万字”的硕士论文，我就说“早就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不值得看的”、“完全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我确乎烧掉了手边仅存的几部，有如罪犯淹灭证物一般唯恐残留一丁点儿蛛丝马迹。但是绝大多数听说过这本一度存在过的《西汉文学环境》的人都以为我这是出于中文系学者必然的行事风格。他们若不是误会我谦抑自持，就是怀疑我拥学自重。这种加诸于我的标签无论出自善意与否，都是不正确的。而我忙着逃亡—对于一个逃亡者来说，任何错误的认识都无须辩解，因为它们总是最好的掩护。
是以我逐渐从意识的深处离开了学校、离开了这个培育我八年的系所、离开了老庄孔孟程朱陆王、离开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离开了原本我以为可以托蔽于斯、终老于斯的一个华丽古典世界。鞠着那个躬的时候，我在饿得咕咕叫的肚子里跟自己说：如果我再回来，一定是个骗子。”想必是出于羞惭的缘故—当我鞠了躬、道了歉、转身随小五姊弟俩的背影疾步趋出之际，根本不敢去看王所长的表情。也就在那一刻，我大约恍然悟觉，为什么早上在已然物是人非的宿舍前我会那样一无节制地纵声大笑—其实我是想哭的，只是我不太会哭（也许缘于缺乏练习之故）；我从未拥有那种认真哭泣的能力。
从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四日的口试现场回到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日家父的书房，只须一眨眼的工夫。这个老人并不知道我大叫着想起来的一切其实已然被我刻意隐瞒了整整九年，他以为我从“白邪谱”中找着了认得的名字，遂回过头来，像是露出一丝笑容地说：“从年岁上看，我猜是这个‘洪子瞻’。对不对？”
我摇摇头，道：“我想起是谁告诉我‘无论如何不要独自一个人出入任何地方’的。”然后我说了那两个名字—龙敬谦和郑以伟—并且告诉他，是这两位教授主持通过了我的硕士论文口试。
家父听着，上半身似乎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两下，随即扭回头去，伸手往电脑键盘上敲了几下，过了几秒钟，我看见那方黑色屏幕上出现了“龙敬谦”和“郑以伟”的反白字样。家父接着又按了十几个我来不及辨识的字键，又过了大约半分钟之久，那六个字在转瞬间消失，变成了另外两组三个字的姓名：“钱静农”和“魏谊正”。
“如此看来—”家父索性把那副看来像是怎么扶也扶不住的眼镜摘了，吐了一口大气，缓缓说道，“你早就招惹上这批人物了。果然是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