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喜欢回家的航程。三十多年来，在驾驶英国航空公司大型客机环绕世界的飞行生涯中，他去过七十多个大城市，其中大多是首都，原先的新奇感早已消退。
三十年前，身穿袖口上有金光闪闪的两圈纹饰的初级副驾驶制服，机警灵活的他曾经热衷于遥远和陌生的地方。在飞机中途停留期间，他探访过美国和欧洲大陆的夜生活，游览过远东地区的寺院和庙宇。现在，他只想早点回到位于英格兰多尔金附近的家中。
以前，他曾与几位漂亮的空姐有过一些短暂而炽热的风流韵事，但在苏珊嫁给他以后，这种事情就自然而然停止了。在宾馆床榻上度过的五千个夜晚早就成了过去，现在他只想跳上自家的床，闻一闻身旁苏珊身上的薰衣草香。
他有两个孩子。儿子查尔斯是苏珊在蜜月时怀上的，现在是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从事电脑编程工作；女儿詹妮弗刚满十八岁，在约克大学攻读艺术史。孩子们给了他家庭的稳定感，为他增添了更多想家的理由。再过两年就可以退休了，届时，驾着他那辆两厢轿车驶上水车巷，而苏珊在家门口等候着，这种情景的魅力远胜于他国异乡的任何景致。
在运送机组人员的大客车上，走廊的另一面，他的后备机长正一动不动地盯着司机的后脑勺。在他左边，他手下两名副驾驶的其中一位，还在好奇地凝视着不断被抛到身后的曼谷城内的霓虹灯海。
在这辆冷气十足的员工大巴后部，坐着机组人员：一位乘务长以及十五名乘务员，其中四个男的，十一个女的。两天前，法龙和他们一起从伦敦希思罗机场飞过来，乘务长能处理从驾驶舱舱门到尾翼间的一切事务，和他一样，乘务长也是个老手。
机长阿德里安·法龙的任务，只是把载有四百多位能让他赚到工钱的旅客的这架波音747—400珍宝客机，从曼谷飞到希思罗，如同他飞行日志里即将记录的那样，从BKK（曼谷国际机场）到LHR（伦敦希思罗机场）。
在起飞前两小时，这辆机组人员的大客车开到机场周界，在门口警卫点头之后，朝着英国航空公司办事处驶去。等待的时间很漫长，但法龙机长是个一丝不苟的人，而从英航办事处传来的消息是，当地时间下午三点十五分从悉尼飞过来的一零号航班“快鸟”，将准时于曼谷时间晚上九点四十五分降落。事实上，飞机已经在作着陆准备了。
在机组人员乘坐的大巴后方一英里处，有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车上只搭载了一人，乘客舒舒服服地坐在身穿制服的司机后面。轿车和司机都属于高档的文华东方酒店，而这位打扮得无可挑剔的高管人员，已经在那里住了三天。汽车的后备箱里放着他的旅行箱，那是一只硬壳箱，真皮制作，搭配实心铜锁，让高级商务人员出行时显得轻松又体面。他的身边还放着一只公文包，真鳄鱼皮制作。
在他那件剪裁得体的奶油色丝质西装的胸袋里，放着他的英国护照，上面的名字是雨果·西摩，口袋里还有从曼谷返回伦敦的机票——当然，是头等舱的。当一零号航班“快鸟”离开跑道，朝英航候机室滑行时，这辆豪华轿车在办理登机手续的大厅外停下了。
西摩先生没有自己推行李车。他举起一只白净的手，一名小个子泰国搬运工立即跑了过来。付过司机小费后，西摩朝敞开的汽车后备箱内的那只旅行箱点了点头，随后便跟着搬运工进入候机大厅，朝英航头等舱柜台走去。他暴露在热带地区黏糊糊的热空气中的时间，大约只有半分钟。
办理头等舱登机手续用不了一小时四十五分钟。柜台后面的年轻英航职员正空着。不到十分钟，那只牛皮行李箱就已经由皮带输送机送到行李处理区去了，在那里，它会被贴上写明英航飞往伦敦航班的标签。西摩先生拿到了登机牌，头等舱候机室的位置也已获悉，就在护照检查柜台的另一边。
穿制服的泰国移民局官员瞟了一眼玫瑰红的护照，接着检查登机牌，最后去看玻璃屏风后面的那张脸：中年，略有晒黑，胡子刮得很干净，一头修剪打理过的铁灰色头发，一件毫无汗渍的柔软丝质白衬衫，从吉姆·汤普森商店买的丝质领带，奶油色的丝质西服出自曼谷著名的裁缝店，这类店铺不用三十个小时就能做出一件萨佛街名牌货的仿制品。他从玻璃屏风底下把身份证件递了回去。
“萨瓦迪卡。”英国人西摩轻轻说了一句。听到用泰语表达的感谢，泰国官员点点头，露出一丝赞许的笑容，外国人一般可不会这么说。
在视线以外的某个地方，从悉尼抵达曼谷的旅客正从波音客机上鱼贯而出，踏上通往移民局卡口的一条长长的廊道，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转旅客。飞机上的乘客全都走空后，清洁工将登机打扫机舱里的五十九排座位，清理出十四袋分类垃圾。西摩先生提着鳄鱼皮公文包，静静走向头等舱候机室，在那里，他受到两个极为漂亮的泰国女服务员的热情招待。她们将他引到座位前，还给他端来一杯清甜可口的白葡萄酒。他安静地埋头阅读《福布斯》杂志的一篇文章。在这间宽敞、凉爽且豪华的休息室里，还坐着另外十九位头等舱旅客。
他不会劳神去注意的是，他办理头等舱登机手续的地方与公务舱的登机手续柜台仅相隔咫尺。英国航空公司这架波音747—400客机共有十四个头等舱座位，十个座位已经售出，这其中有四人是从悉尼赴伦敦的旅客。西摩先生是六名从曼谷登机的头等舱旅客之一。公务舱的二十三个座位已全部售出，其中，十八位乘客将在曼谷登机。当时，这些公务舱旅客在与他相隔咫尺的柜台前排队办理登机手续。
在他们旁边的是经济舱旅客的队伍。柜台前挤了一大群人，缓慢地向前挪动。十只柜台全力应付着差不多四百名旅客。旅客中有自己拖着行李的希金斯一家人。他们乘坐机场班车过来，车上虽然开着空调，但有那么多乘客呼出来的热气，即便开了空调也无济于事。经济舱旅客汗流浃背，一副狼狈相。希金斯一家花了将近一小时才进入候机室，匆匆去过免税商店后，总算在禁烟区里坐了下来，还有三十分钟时间才能登机。机长法龙和机组人员早已经在飞机上了，但最早登机的是客舱的乘务员。
机长及机组人员照例在办公室里花了十五分钟处理文书工作：最重要的飞行计划告诉他航程距离、需装载的燃料的最低限量，以及今天晚上他必须遵照执行的航线细节情况。所有这些信息都已经提交给了曼谷到伦敦航线上的各个空中交通管制中心。他仔细看了一下航路上的气象资料，另一端的英国将会迎来一个平静的夜晚。他驾轻就熟地翻阅“机组人员须知”，记住与他有关的那几页内容，对无关紧要的大部分文字未加理会。
当最后一份文件被保存好或是签字退还后，四位飞行员做好了登机准备。他们比旅客提前了很多时间，而那些从悉尼抵达的人早就走光了。清洁工还在飞机上，但那是乘务长哈利·帕尔弗里负责的事情，他会不慌不忙地以惯常的优雅姿态予以处理。
乘务长所关心的并不单单是泰国的清洁工，所有的洗手间也都要通风和打扫，然后进行检查。为四百位旅客准备的充足食物和饮料正在装上飞机，他甚至还从另一架刚从希思罗飞来的喷气客机那里搞到一些伦敦刚出街的报纸。帕尔弗里先生的工作忙过半时，机长和飞行员们登机了。
在夏天，法龙机长只需两名副驾驶陪伴，但现在是一月下旬，迎面而来的西北风使飞机的飞行时间增加到十三个小时，这就需要一位能换班的机长了。
阿德里安·法龙自己认为这没必要。驾驶舱后部的左手边有一个小舱室，里面有两张床铺，而且，机长将飞机转为自动驾驶模式交由另外两位飞行员控制，自己抓紧时间睡上四五个小时，这再寻常不过了。但规定必须执行，因此这班客机安排了四名飞行人员，而不是三名。
当四个人沿着长长的通道走向几乎是空荡荡的飞机时，法龙朝那位年轻的副驾驶点了点头。
“劳驾，吉姆，去巡视检查一下。”
刚才在机组人员大巴上凝视远去的曼谷的那位年轻人点了点头，打开入口通道尽头的一扇门，走进闷热又黏腻的夜幕中去了。这是他们全都讨厌的例行工作，但又不得不做，于是通常会被派给他们中年纪最轻、资历最浅的那个人。如果把这架珍宝客机从机艏到尾翼、从一侧翼尖到另一侧翼尖，整个装入一只四方盒子里，那么这只盒子的占地面积将会超过一英亩。巡视检查员要做的就是绕整架飞机走一圈，看看该在的东西是否都在各自的位置上，就这一件事。一块嵌板也许有一半脱落了，一摊地勤人员没能发现的液体也许意味着泄漏。说句不太中听的话，虽然有地勤人员，但航空公司总是喜欢由自己的人员去做最后的巡视检查。
有时候，外面天寒地冻或者赤日炎炎，这种时候运气就不太好。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勤奋的副驾驶二十分钟后回来时一定汗流浃背，还带着被虫子咬的几个小包。不过飞机各方面情况都很正常。
机长法龙从入口舱门处的舷梯爬上上层舱，然后经由驾驶舱门走进他的领地。没过几分钟，两位机长及另一位副驾驶已经脱下西装并挂到休息室门后。他们已经坐在了各自的位子上。法龙自然是坐左边，资深的副驾驶坐在他右边。为了不影响他们工作，替班的机长走进休息舱室研究起股票行情来。
法龙事业刚起步、从贝尔法斯特的常规飞行转为长途飞行时，他还处在需要一名领航员和一名机师的那个年代。但那样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他的机师现在是他头顶和面前的一排排技术设备；仪表盘、操纵杆和电钮多到足够承担机师的所有工作，甚至更多。他的领航员现在是三套惯性基准系统，其中的“黑匣子”可以完成领航员的一切任务，而且更快。
大副正在浏览五份独立的安全检查单的第一份——启动前检查，法龙则看了一眼装载单，在所有的行李确认装载完毕、乘务长帕尔弗里按人头清点完旅客人数后，他要签署这份文件。机长的噩梦倒不是旅客登机了，行李却没装上——那可以由下一班飞机装运过去——而是行李已经装载完，旅客却没登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行李必须卸下，直至排除无人认领的行李。天知道那种行李里会有什么东西。
整架飞机仍由其辅助动力装置供电，这种辅助动力装置实际上是几乎没有旅客知道的第五代喷气式发动机。这架巨型飞机上的辅助动力装置足以驱动一架小型战斗机；它能使客机不依靠外界的帮助独立发电，提供照明、驱动空调、发动引擎，等等。
在经济舱旅客的休息大厅里，希金斯先生和夫人以及他们的女儿朱莉都已经累了，而且孩子开始变得躁动不安。他们四个小时之前就离开了下榻的二星级酒店，按现代化的旅行方式来说，这一路上他们是够累的。把行李装上大客车，确保没有遗漏任何物品，排队等待，坐在狭小的座位里，遇到交通堵塞，担心迟到，又是一拨塞车，从班车转到机场，同时找行李、找孩子、找小推车，在办理登机手续柜台前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排队等待，随身行李接受X射线安检设备检查，因为皮带扣子触发了警报系统，还要进行身体检查，孩子因为玩具娃娃被拿走并放到安检设备上而哭闹，在免税商店选购一些糖果，继续排队等待……最后，总算，坐到了登机前的硬塑料椅子上。
朱莉已经对无尽的等待感到厌烦了，她抱着在当地购买的一个玩具娃娃开始到处走动。几码距离外，一个男人叫住了她。
“嗨，小朋友，这洋娃娃真漂亮。”
她停下来盯着他看。他一点也不像她爸爸。他穿着中跟牛仔靴、脏兮兮的破牛仔裤和牛仔衬衫，还挂着一串民族风格的珠子，身边放着一只小小的背包。他的头发已经结块，很可能好长时间没洗了，下巴上留着一大把杂乱的胡子。
假如朱莉·希金斯知道远东地区有许多西方来的背包客，就会意识到，这个刚刚与她搭话的人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她才八岁，不太可能知道。远东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成千上万这样的人，一部分是因为那里生活轻松、物价便宜，另一部分原因是，那里通常更容易搞到他们所依赖的毒品。
“她是新的，”朱莉说，“我叫她普吉。”
“好名字。为什么叫这个呢？”那嬉皮士拖长声音说。
“因为她是爸爸在普吉岛买的。”
“我知道那里。黄金海滩。你刚刚在那里度完假吗？”
“是的。我和爸爸一起游泳了，我们还看见了各种各样的鱼。”
这时候，希金斯夫人用脚趾头碰了下她丈夫的脚，并冲他们女儿所在的方向点点头。
“朱莉，快回来，亲爱的。”希金斯先生用他女儿能听懂的一种声调叫道。这种声调意味着不赞成。朱莉快步朝他们走了回来。希金斯盯着那个嬉皮士。这是他所厌恶的那种人：自由散漫，肮脏邋遢，而且几乎个个吸毒，他最不希望女儿和这种人说话。嬉皮士觉察到了这一点。他耸耸肩，掏出一包香烟，看到头顶上方有禁烟标志，便慢慢晃到吸烟区去点火了。希金斯夫人嗤之以鼻。这时，广播开始呼叫旅客准备登机，首先是34排到57排。
希金斯先生看了一下他的登机牌：第34排，座位号D、E和F。他召集家人，检查了每个人的随身行李，然后排到队伍的末尾。
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的起飞时间肯定是要延误的，那只是对外公布的时刻，一般来说都是假的。法龙机长关心的是，他是否能从曼谷机场控制塔得到在零点零五分前起飞的时限，他想赶在那个时限起飞。在现代民航界，获得起飞或着陆的时限才算数。如果你在西欧或北美错过这个时限，就有可能要在空中盘旋一个小时才能等到下一个时限。
延误二十分钟没有关系，他知道他可以在飞行途中补回来。由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南部上空的强逆风，他的飞行计划中的预计航程为十三小时二十分钟。因为伦敦位于零时区，时差应该是七个小时。在这个一月份的寒冷早晨，他大约会在六点二十分抵达伦敦。伦敦的室外气温接近零摄氏度，而此时此地，在午夜的曼谷，气温二十六摄氏度，湿度则高达百分之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