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是真正成熟的人，就不需要求助惊慌失措者的护身符——顺从，不需要任个性消弭在群体中，不需要盲目地、不假思索地接受别人的思想。
“想要做人，就要永远做一个不服从主义者。最终你将得到心灵的完好，此外什么都不再神圣……我犯过无数的错误都因我放弃自己的立场，而从别人的视点看待事物所致。”
这是伟大的不服从主义者爱默生说过的话，这对“从别人的视点看待事物”的人来说，无疑会形成震撼。
我们试着将爱默生的话的意义延伸：“可以从别人的视点看待事物，但是一定要从你自己的视点出发来行事。”
如果说成熟有什么好处，那么这好处就在于它能发掘我们的信念和根据这信念行事的勇气。
年轻而缺乏经验的人怕与众不同……怕自己的穿着、言行或思想不为他所属的群体所容。青少年的中年家长总是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莎莉的母亲强迫她涂口红。”“我们这样年龄的女孩子都跟男孩子出去约会。”“天哪！你们想把我变成怪物吗？没有谁会在11点以前回家。”……
小孩子都活在他的群体中，同学和朋友对他怎么看以及对他的接受程度是他最看重的一个社交现象。这个群体的标准和父母希望他遵守的标准形成的差距，构成子女青春期的最大障碍。无论对父母还是孩子，这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倘若我们置身于一个不熟悉的环境，又毫无经验可循，如果我们很明智，就应该遵循被广泛认可的标准，等待我们的信念和标准能够产生经验和信心那一刻的到来，只有蠢人才会在还不清楚自己反叛的事物和反叛的原因之前就开始反叛。
然而，终有一天，我们会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例如，我们知道诚实的确对我们大有裨益，从小，大人就如此教导我们，长大后，我们自己则更深地体会到诚实对我们的重要。幸运的是大多数人都遵守那些主要的基本原则生活，否则，我们会一直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
当然，最基本的原则也有受到挑战的时候，此时，那些不盲从一般思想的人会成为文明向前推进的动力。在一些激进分子主张废除奴隶制之前，奴隶制度一直正当地存在着，没有人提出过反对的意见。可怜的童工、残酷的惩罚、可恶的仿冒品等一系列不合理现象曾被大众愚蠢地接受，只是经过意志坚定的少数人的极力抗争，奴隶制度才最终被废除。
不盲从一般人的思想并不是什么轻松的事，往往会给人带来不愉快，甚至危险。所以生活中的大多数人宁愿亦步亦趋地跟在大众后面，由大众保护着，接受大众的指引，不怀疑也不争辩。殊不知这种安全感是自欺欺人的：其实最易受到伤害的人恰恰是那些受到惊吓而四处奔逃的人。
一味地顺从和趋利避害，人就会变成奴隶。唯有勇于接受生活的挑战，投入生活去奋斗，敢于参与任何决议的论辩，这样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著名的战地记者和作家艾德格·莫瑞说过这样的话：“世间男女都无法通过拥有隐忍的美德——调整适应、未雨绸缪，或知足常乐等——达到诚实正直的理想状态……他们必须因负重而达到卓越(和幸福的极致)，完美的人都曾经踏上我们祖先走过的路，历经磨难，成长壮大。”
在前面我们说过，勇于承担责任是走向成熟的特征。长大成人意味着脱离父母的羽翼步入更加广阔的天地中。
如果我们能真正地成熟起来，就无须因担惊受怕而顺从，也无须在群体中隐藏我们的个性，更无须毫无主见地接受别人的思想。
能够安排自己人生和具有使命感的人，不需要有人提醒他在必要时不惜挺身坚持立场与全人类抗争是多么有价值，他定会狂热到全力以赴，不作别的选择。因为他的内心有一股强大的动力鼓舞他排除所有障碍，勇往直前。
但有另一些人(比如我们)却常被群体压力所控制，我们只想到既然有这么多人不赞同我们，那就是我们错了。我们是迫于人数的压力而把信念放弃了。反对的人达到足够多时，我们就会对自己的判断缺乏甚至失去信心。
有些人认为不顺从与怪异或肤浅的“与众不同”是同义语。留胡须、赤脚走路或者有些女人跑到歌剧院去抽烟等，这并不代表自由独立，而不过是不成熟的、智商等同于爱出风头的猴子的人装模作样而已。
成熟有利于我们建立信念，并奉行不渝。每个人为自己、为人类、为上帝都有义务选择最佳方式，尽心竭力地谋求人类的幸福。
我最欣赏爱默生在这方面所坚持的立场。他一直支持反奴隶制度的许多重大的运动，只因他认为这些工作能为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这崇高的思想，激励着他不停地为废除奴隶制度奋斗。他的态度源于自己的原则，他也乐于为原则失去虚名。
坚持一个不被认可的目标或站在大众的反面都需要勇气，一个不盲从大众的思想、处于劣势仍能挺身坚守信念的人才是最勇敢的人。
最近，我参加了一个社交聚会。会中，人们的话题指向最近经常见报的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几乎所有客人看法都相同，只有一个人很有礼貌地回避谈论，直到有一个人要他提出自己的看法。“我本希望你最好不问到我，”他微笑着说，“因为我持与大家截然相反的看法，而这又是在社交场合。但是既然您问到我头上，我只好说说我的看法。”他大概地谈了他的看法，果然遭到围攻，但他并不退让，即使没有谁支持他，他也坚持己见。虽然他没有赢得一个人的赞同，但人们对他尊敬有加，因为他在完全能够随声附和多数人的看法的情况下，守住了自己的信念。
从前的人为了生存，完全靠自己的判断行事。我们来看那些西部的拓荒者，他们根本无法找到专家指教或追随潮流，如果发生危机或紧急状况，他们就要自己解决。得病？找不到医生，他们依据常识使用自制的药品。有人来偷袭？大草原上找不到警察，要靠自己的力气和谋略。为家人盖庇护所？那里找不到建筑承包商，他们要靠双手与技术。食物？他们要自己去种植或寻找。生活中所有问题都需要他们自己来解决，而事实上，他们解决得非常好。
如今，我们生活的时代，因为有专家的存在，所以我们已经习惯凡事听取这些权威的意见，逐渐失去独立发表意见或建立信念的信心。专家也习惯了这一切，是我们拱手相让的结果。
我们现在的教育，走的是先入为主的人格模式理念。例如“领导统率训练”的大行其道，忽略了我们大多数人不过是追随者而非领导者的事实。我们有必要接受领导统率训练，但是我们更可能被领导，知道怎么成为人，聪明、有思考力地追随领导者，而不是成为牛群盲目地走进屠宰场。
教育家华尔特·B·巴伯曾说过，我们的后代正接受训练，发展他们的外在的人格特性，以接近国家理想中的完美人格——群居性强、受欢迎、善于适应群体等。巴伯先生指出，畏缩的孩子无处容身。畏缩是因为感情上不适应，孩子们都应该参与游戏而且想当头领，每个孩子都应该给论题一个明确的意见，每个孩子都应该争取让别的孩子喜欢。
他强调说，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下，如果企图教导出最快乐、最有潜质的公民，就必须让那些不盲从一般思想、对阅读的兴趣超过打棒球、对音乐的兴趣超过足球的孩子有一个容身之处，必须鼓励这类孩子与众不同，而不被训练成适应不良习性的孩子。
把孩子送进公立学校去受教育，这需要孩子的父母付出很大的勇气。有人会建议他们让教育专家去处理这些事情。但是，这时有一个年轻人挺身而出，对他儿子接受教育的方式提出异议。他的做法就是不盲从一般思想的做法，他对自己的信念充满信心。他把他的疑问和盘托出，一年之后，他成为社区的一名教育委员。现在，有包括他自己的子女在内的数百个孩子从他在那天晚上的集会中争取到的教育改革中获得益处。
儿科医生教我们怎么喂养、照顾孩子；儿童心理学家教我们怎么帮孩子养成适当的行为模式；商业顾问教我们怎么经营事业；参与政治时，我们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以某个政党的一员的身份投票；甚至我们的爱情生活也已经有专家介入，它被研究后被绘成图表，然后详细向大众分析，大众也认可那些结果，并把它应用于自己的爱情生活。
人们敢于承认自己就是世界上最权威的专家——无论对自己、家人还是事业——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赞叹有人能追随“专家”的指引去赶潮流，这就像一场鼓舞人心的演说，但我不敢苟同。
艾德格·莫瑞曾通过他的书对我们所处的“兽群国家”提出忠告——不要否定个人的至高无上的价值。
他在《周六文学评论》上的文章中写道：“这种否定就像纳粹主义的专制，如果美国人的个性可以因威胁恐吓或贿赂收买而放弃，那么他们的以无名大众为基础的政府的敬意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莫瑞先生的结论这样说道：“即使你做不成天使，也不能做蚂蚁。”
如今看来，“成为你自己”已经成为我们最难实现的一个目标，在这个以生产过剩、科技发达和教育一体化为基础的社会中，要了解我们自己已经很难，而要想“成为我们自己”更是难上加难了。我们习惯将人按类划分：“他是工会的人”、“她是公司职员的妻子”、“他是自由派人士”或“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我们为自己贴标签，也为别人贴标签，就像小孩子玩的“警察捉小偷”的游戏。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哈罗德·W·杜斯非常担心不顺从会屈服于顺从，所以他在1955年6月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的训词中选择以“作为个人存在的重要性”为题目。
“无论迫使你顺从他人行事的压力有多大，”他告诫毕业生们，“如果你能够真正成为你自己，你就会体会，无论你给屈服一个怎样合理的解释，都不会成功，除非你舍弃你最后的资本——自尊。”
杜斯校长给出的论点也发人深省：“人类只能在自己的内心找出他为什么来到这世界，在世界上应该做什么，以及他将去往何处的答案。”
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帕西·斯宾德爵士，曾任纽约基尼克塔迪联合学院和联合大学的名誉校长。1955年6月就任那天，他说：“拥有生命，我们才能尽展我们的才华。对国家、社会和家庭我们都有应尽的特殊义务，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想让生命有价值，履行适当的义务就是正当的。而且，在这个讲求秩序的社会里，如果我们承担起这些义务，也就有了表现才能和个性的权利和机会，进而在为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同胞，以至全人类创造幸福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特性。”
只有成熟的心灵才更容易感知这种潜能，只有成熟的人才能拥有“宁可比天使低一点，也不只比猿猴高一点”的骄傲，勇敢地活下去。对于成熟的心灵、成熟的人，顺从——惊慌失措者的护身符——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概念罢了，因为他的心灵已跟爱默生取得一致：个人心灵的完好是最为神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