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带着几十大箱子装满了各种仪器、速射炮和舰船模型礼物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这些奇装异服、金发碧眼的异邦人最想见的乾隆皇帝，已经年逾八十，在金銮殿的龙椅上坐了五十八年，再有两年就赶上他大名鼎鼎的爷爷康熙，成为中国皇帝群中少有的寿星。老寿星打了几个大仗，积了若干钱粮（又花掉了），养了一堆儿女，游了几回苏杭，还写了成千上万的歪诗，自我感觉是“十全老人”。可是“十全老人”这回却碰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全之事，就是怎么打发这批英国佬。
现今的许多近代史论著在提这件事时，都忘不了骂一句乾隆以及满清大吏的狂妄自大，其实，实际上，从“君临天下”的乾隆到权倾朝野的和坤以及接待英国使团的各级官员，面对这些远道而来的洋人，都谦和得可以，至少大多数时间都堆着一脸又一脸的微笑。因为从来中央帝国的天下共主的地位就是自封的，至于外夷怎么看中国，认不认中国皇帝的账，大家从来是闭上眼睛做阿Q，外夷只要不前来捣乱，大抵上都是取怀柔政策（当国力差的时候，打上门来，更是情柔甚至贿赂献媚），好在中国地大物博，有的是女人和财物。像英吉利这种只闻其名，连在哪儿都弄不清的国家，对中国持什么态度，一向没人操心。对于老外前来上贡，中国人总是半分欢喜半分愁，因为对贡品加倍地赐还，每每令主管财政的官员头痛。对上贡比较积极的国家，其实无非是利用中国人的虚荣心跟中国进行一次又一次的不平等交易。正因为中国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自大，所以对付这些始终不肯跪拜的洋人才成了难题。如果当时的满清朝廷真是像我们有些人想象的那样狂妄，何不将这些“不自量力”，想与天朝上国平起平坐的红毛鬼拿来杀了，或者像演义小说上讲的那样割去耳朵放回去，也让他们知道知道厉害。
再说英国人，虽然背后是正处于工业革命之中，殖民地遍及地球的日不落帝国，乘着装有六十四门大炮的战舰，并有四艘护航舰，威风凛凛而来，但是由于来之前听到的都是中华帝国如何富庶强大的传闻，尽管身临其境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但是行动言语还是处处透着小心谨慎。他们此行目的就是建立与中国的平等外交和贸易关系，也就是说为英国这个“世界工场”和平地打开中国这个硕大无比的市场。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号称世界工场的场主的英国人的傲慢他们自己就收了起来，几乎对所有见到的中国人，都尽可能地表示了友善甚至迁就的态度。当某些脸皮比较厚的中国官员顺手牵羊地“顺”走他们身上的英国刀时，他们居然会装着看不见；所有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明明是平等的馈赠，但是一路上都被别有用心的中国官员插上了“贡品”字样的小旗，使团团长马戛尔尼其实完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是一路都装不知道。
中国人一脸堆笑外加美味佳肴的“怀柔”，碰上英国人小心谨慎的忍耐，按道理马戛尔尼使团的访问应该大获成功才是，然而事情的结局恰恰相反。问题就出在跪拜和磕头上。
鲁迅先生说过，在中国人看来，人生了屁股就是为了要挨板子的，生了膝盖就是为了要下跪的。所以凡是人，见了皇帝三跪九叩是天经地义的事。“老外”不见皇帝便罢，要见，就必须跟中国人一样下跪，哪怕你跪过之后把中国皇帝骂成狗屎，哪怕你在外面说自己才是天下的共主。中国边境的少数民族凡是一睹“天颜”者，都跪了，马戛尔尼之前，有些西洋人也跪了。比如传教士们，还有葡萄牙和荷兰的使臣们，在矮下去大半截之后，得到的好处无疑是大大的。但是，马戛尔尼使团却不是来占小便宜的，他们要的是中国打开大门，要的是中国这个四万万人的大市场，要的是与中国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为了这个他们宁肯吃点小亏，给中国皇帝送上一份大礼，但是绝对要坚持中英两国对等地位。固然他们此次来华并不想像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那样，用炮舰轰开古老的城墙，再插英国的国旗。但是却也带了一支颇具威力的舰队，在礼物中别有用心地让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占了最大的比重，其中还有一个英国当时最大的装备有110门大口径火炮的战舰“君主号”的模型，无非是在“暗示装备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即马戛尔尼使团乘坐的战舰）只是英国强大海军舰队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当英国人看着中国人只能带着惊惧仰视高大的英国战舰时，不管怎么说心里都是很得意的。有了这样的底气，他们当然不会让他们的国王陛下在乾隆面前矮下一头去，所以执意不肯和其他的“夷人”一样行跪拜之礼。
当明白了英国人来华的真实目的之后，接待的钦差和地方大员真是悔之不迭，他们原以为这些大老远跑来的“蛮夷”真的是诚心向化前来进贡的，早知如此，他们还不如干脆不让英国人上岸算了，大不了英国佬给逼急了打将上来，搅扰一通，只要瞒住皇帝老儿一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人给当“贡使”接上来了，乾隆兴致也来了，非要见见这些漂洋过海、不远万里“向慕天朝”的蛮夷不可。要见乾隆的马戛尔尼是前来平等谈判的使节，而他所要见的乾隆却以为他是向慕天朝教化的贡使，双方一碰面，西洋景非拆穿不可。
所以，接待英国使团的官员们一路上一面向乾隆“谎报军情”，说英国人如何如何地恭顺，甚至编造出英国人见了皇帝影像都毕恭毕敬的瞎话；一面又拼命地说服马戛尔尼，好让他见乾隆的时候屈下他的双膝。什么招都使上了，几个接待大员累得唇焦舌烂，要说马戛尔尼是榆木脑袋一点窍也不开那倒也未必，最后人家还是做了让步，说是他只能按见英国国王之礼——单腿下跪来见乾隆，如果非要他三跪九叩不可，那么中国的大臣也必须对着他带来的英国国王的画像行同样的礼。按马戛尔尼的随行人员斯当东的说法，后一种变通英国人是吃亏的，因为中国官员向英国国王行礼，“可以在一间屋子里举行，不对外公开，而英国特使向中国皇帝磕头则是在一个盛大的节日，在属国君主全体大臣的面前举行，这件事还要在邸抄上大书特书”（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但是他不知道，这种办法其实更让中国人无法接受。在中国很难想象人们还会对除了九五之尊的另外的什么活物三跪九叩，如果一位高级官员竟然对蛮夷之主行君臣大礼，即使是皇帝“特批”，他和他的家庭也会因此蒙羞百世。所以，马戛尔尼的“让步”，根本就没有可能被转达上去，因为谁都怕万一被选中成为那个向英国国王画像磕头的人。
此时的乾隆虽然已年逾八旬，但身体依然健壮，头脑也不是太糊涂，他不在北京接见英国使团，偏偏让他们去承德避暑山庄，实际上是打算乘木兰秋狝之机，让这些在他看来没有见过世面的化外之人，在大批生番熟夷对他的欢呼礼拜中，领略几分天下共主的八面威风。按清朝的惯例，所谓的木兰秋祢，并不是皇帝没事去打打獐狍野鹿，而是为了威慑拉拢与柔化边疆少数民族。当然，如果有这么一批大老远漂洋过海来的英国人前来“上贡”，无论如何都是给乾隆老儿脸上添彩的事。
英国人终于到达了承德，当和珅尽了最后的努力也没能说服英国人见乾隆时把另一条腿的膝盖也着地时，西洋景到底被拆穿了。无论是乾隆还是马戛尔尼似乎都明白了原来他们各自都有点一相情愿，英国人不是来倾心向化的，中国人原本就不打算跟英国人见面的时候讲“平等”。可是这个时候，想要不见这些英国人已经很难了，因为风早就放出去了，见了，人家不跪皇帝脸上不好看，不见，也照样丢脸，说不定仓促之间连个借口都拿不出来。不过乾隆毕竟是乾隆，五十多年的皇帝饭没有白吃，他马上下了一道诏书，非说英国人远道而来，“不谙礼节”，其实态度倒是“恭顺”的，意思是说，英国人想跪，但还没学会。接下来，乾隆居然按原定计划在众多的蒙古王公以及回疆部落的首领面前接见了英国使团。马戛尔尼行的礼甚至比见他本国君主还要简化一些，只是单腿下跪，并没有去吻乾隆的手，这倒不是马戛尔尼偷工减料，而是乾隆自己感到不习惯，不乐意让自己的手被长着一脸胡子的洋人“啃”。这时的乾隆在心里只管将这位马戛尔尼勋爵当成了乍见玉皇大帝的孙猴子，随他唱个大喏便了。在一大片一而再再而三跪倒在地的中国官员和少数民族王公之中，英国人的确称得上是鹤立鸡群。不过，乾隆似乎要比玉皇大帝器量大些，在听说英国使团里有个十三岁的孩子能说几句中国话时，就把这孩子叫到身边，当场让这孩子说了几句，听罢不由“龙颜大悦”，居然摘下身上的一个槟榔荷包赏给他，这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耀。在赐宴的时候，乾隆还几次叫人把他认为好吃的菜端到英国人面前，反倒不理那些对他三跪九叩的各族王公们。英国人虽然不能深切理解这叫赐菜，代表着格外的恩典，但是心里也感到相当舒服。
从事后的记载看，英国人对乾隆的态度非常满意，一时间，似乎他们已经看到了使命成功的曙光。其实，他们哪里知道，乾隆对那个英国孩子大加青睐，不过是奖励他“倾心向化”——学了几句中国话，而赏菜也是中国人老一套对蛮夷的怀柔政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你们乖乖地纳入我的天下之内，老老实实做“贡使”。可惜的是，顽冥不灵的英国人根本就没有体会到乾隆的苦心，反而更加坚持他们的“无理要求”——要求在中国派驻使团，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
对于这样不识相的蛮夷，器量大的乾隆最后也耐不住性子了，在以天下共主的身份给了英王一份强硬而傲慢的“敕书”之后，英国人奢华而新奇的礼物被原物奉还，英国使团在严密的监视（实际等于押送）之下，被送回到他们的船上。马戛尔尼使团的使命至此完全失败，大概是所有外国使团中的第一次，他们拿回的东西，抵不上他们带来的礼物，不过也和别人一样，拿到了一张据说是乾隆亲笔写的“福”字。
关于英国人的“半跪”，中国人一直悻悻的，后来把事情传成了这样：英国人原本不跪，但是一见乾隆爷的龙威，便不由得双膝跪倒，所谓“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英国人回去以后，倒没有我们中国人这样会编故事，使团的随行人员，用他们的笔记下了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使团随行的画师，像摄像机似的记录了中国从官场到民间的种种世相，当然也有我们的炮台和士兵。从此以后，自马可·波罗以来在欧洲传诵的中国神话破灭了，野心勃勃的西方人，看到了一个封闭、落后、保守和虚弱的东方帝国。
关于马戛尔尼使团的事，前几年有一段时间国人议论得很多，绝大多数的说法都蕴涵着清朝“封闭保守”这样的潜台词。许多人会为名声赫赫的“乾隆爷”居然为了单腿还是双腿下跪这种礼仪小节而斤斤计较而不解，甚至为中英双方没能在那时建立正常的关系感到惋惜，因为那样的话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种种悲剧了。总之，大家对中国的王朝和王朝上高踞的皇帝已经有了太多的指责甚至嘲骂。不知怎么，我每当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总无法气壮如牛地讥讽那些似乎很蠢的蠢事。我总是在想，如果让我回到清朝，做这个皇帝，我的所作所为是不是会比乾隆与和坤们更明智些？
中国的传统王朝的立国基本理念，尽管有人说是王霸杂用也好，外儒内法也罢，但都不能否认传统王朝实际上是礼制国家。礼，不仅意味着外在的典礼和规矩，更意味着内心对统治和秩序的认可。国家政权通过礼在形式上演习与遵行，内化意识深处的服从。在礼制国家里，有些在今人看来的细枝末节，在那时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凡是涉及礼、礼仪、礼制的事都是国家命运所系。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大多数王朝中，弹纠官员的御史，居然有一半的人员专门待在朝中，一门心思专管看着哪个官员上朝冠服整不整，行止合不合规矩，再就是盯着大臣们的上报文件合不合程式，为什么明朝的“忠臣”们会冒着被打烂屁股的危险，冒死诤谏皇帝不合礼仪之举。理解了为什么哪朝哪代都有因“失仪”而丢乌纱丢脑袋的“屈死鬼”。由此看来，英国使团不肯双腿跪下，违反了基本朝仪，只要这个国度还没有从传统中走出来，就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就像当年的美国人会为“水门事件”大动干戈一样，法制国度法制是生命，礼制国度礼制当然也是生命，至少他们当时将之视为生命。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哪怕一丁点对礼仪形式上的违背，都可能导致内心的混乱与不臣。“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心中贼一旦野性大发，像李逵一样拎着两把板斧，要杀上殿来夺了鸟位，那可如何是好？
再说“封闭保守”这个问题。一般人在这般指责清朝的时候，另一个潜台词则是说我们的汉唐盛世曾经开放过。其内在逻辑无非是说，中国有一个特别漫长的“封建社会”，这个社会到了明清就衰落了，所以才会如此这般地封闭保守。其实，中国自从确立了以小农社会为基础的礼制国家结构以来，开放与封闭这样的现代话语从来对之就是方枘圆凿，根本对不上。只要不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秩序，就来去自由，于是海陆商旅不绝；要是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秩序，那就禁海，于是大部分对外贸易就转入地下，这一切，与所谓的封建社会衰落并无关系。连传统一向为人诟病的天下观，也基本上属于一种自我感觉，或者说是中国人的关于世界的内在的图景。这个图景与礼制的金字塔是同构的，人们实在不愿意也不可能破坏这个近乎完美的结构，所以才会坚持认为自己处在金字塔的顶尖。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凡是王朝的实际控制区以外，谁冒犯了这个天下观的图景，中国人其实并不真的在乎。日本人一面向中国进贡，一面在家自称天下共主，历代王朝都知道，可是谁都装不知道。琉球人一面向中国进贡，一面对日本人称臣，中国人也睁只眼闭只眼。对马戛尔尼使团的态度就更说明问题了，人家不仅撕破了你的天下图景，而且当众冒犯了你的礼制，也不过就是打发人家走人完事，一丁点的惩罚都没有。国人意想中的天下本来就可伸可缩，门安在什么地方都弄不清，开放封闭又从何谈起呢？
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马戛尔尼勋爵都是永不疲倦的历史解说员，隔段时间就会告诉我们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