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佛教无所不在。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是没有寺庙、灵塔，居民的屋顶也肯定会插着五颜六色的经幡；没人的地方，也经常能见到堆着刻有经文和咒语的石头的呢嘛堆，石头堆上挂着更多的经幡。至于藏民头上戴的（护身佛），身上挂的（护符），手上拿的（经轮），也都跟佛教有关，只是现在西藏的年青一代宗教情感稍显淡薄，全套“佛装”的往往是些老年人。
有佛教的地方寺庙总是中心，佛教三宝“佛、法、僧”都集中在寺庙里，当然西藏更不例外。西藏的寺庙如果按教别和教派来论，有许多种。藏传佛教虽然黄教占统治地位，但白、红、花三派的寺庙也还存在，甚至有些地方还有原始的宗教的寺庙。在我看来，这些寺庙实际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供教徒膜拜和观赏的，一类是佛学的研修场所。一般游人常去的大昭寺、小昭寺、白居寺和扎什布伦寺等，应该属于前一种，庙宇巍峨耸立，唐卡金碧辉煌，里面的佛像重重叠叠（全然没有内地佛寺那种等级和方位感）。而西藏著名的三大寺甘丹、哲蚌、色拉寺应该属于后一种，这里更多的是经卷、藏书和经堂，可供俗人赏心悦目的东西实在不多，只有哲蚌寺有幅巨型的唐卡，也只是每年藏历六月三十日雪顿节的时候才拿出来晾晾。
哲蚌寺是三大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据说在盛时曾经拥有一万多名前来修习的僧人。寺庙依山而建，石头的屋宇层层叠叠，构成了一座硕大的城堡。城堡里有许多人在出没，不少窗户上还摆放着艳丽的盆花。整个寺庙出奇地安静，山下偶尔的一点人声车噪，也很快就被山寺的静谧吞没。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政府为三大寺修建下水工程，几百年的秽土都被翻了出来，气味很是特别。即使是这样巨大的工程，也没能搅扰了山寺的安详，人进去以后，一个突出的感觉还是静。
寺里的喇嘛对外来人很友善，总是憨憨地笑着，一任我们看这看那，不着边际地胡道乱问，如果我们想要和他们合影，也都很配合。许多地方明明写着拍照收费十元，但喇嘛也不问我们要。当然，如果你主动给，他们也不拒绝。寺庙里除了僧人的宿舍，就是经堂。经堂无论大小，四周都塞满了梵荚装的经书，有的看起来已经很旧了，有的则是新的，大多数的经堂连一尊佛像也没有。在一间大约三十多平方米大小的经堂里，我跟一个小喇嘛攀谈起来。他告诉我他今年十九岁，已经在这里学了两年。我注意到他的床就搭在经堂里（寺里空闲的僧舍很多，按道理完全可以不必如此），床头上散放着一荚经书。小喇嘛会的汉文不多，我只好通过同去的藏族向导和他继续交谈。从谈话中我了解到，整整这一屋子的经书，小喇嘛都看过。而床头的那荚经书，据说我们随便抽出一页来，他都能倒背如流。说到这里，小喇嘛真的抽出一页来给我，可惜我对藏文一窍不通，实在无法验证。但是看着他那纯真的眼睛，我相信这肯定是真的。
三大寺的组织结构都差不多，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所谓研究性大学，寺为大学本部，下面为札仓，即学院，哲蚌寺有四个札仓。每个札仓下面有若干个康村，相当于系，康村则由更多的米村组成，米村是来寺僧人最基本的学习单位。在三大寺里学习，除了内地寺院也要遵行的早晚课和结冬与结夏（冬、夏两季集中修习）之外，突出的特点是实行导师制和讨论式的学习方式。每个在寺内学习的僧人都有不止一个导师，对其学业实行专门辅导。僧人学习的过程，也不仅仅限于阅读、背诵和自己体悟，还要经过反反复复的集体辩论，寺里叫做辩经。辩经在寺、札仓、康村、米村各个层次都有，最经常开展的是康村和米村这两个层次。这种学习体制，很容易让人想起牛津和剑桥的导师制。
在色拉寺，我赶上过一次这样的辩经。那是在一个很大的园子里，僧人称之为“法苑”，苑里有树有草，几百个喇嘛分成一个一个的小圈子，大声地讨论着什么。按规矩，每个人在提问的时候要站起身来，一边跺脚，一边猛地拍一下掌，动作很是夸张，姿势煞是好看。不过，在我看到的场景，许多喇嘛动作已经简化了，只拍掌而不跺脚。但是无论动作是否偷工减料，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有的人甚至笑得前仰后合。尽管人人都在笑，辩论却进行得非常认真，我们这些外来人的闯入而且大拍其照，居然从始至终没有引来一个僧人看上一眼。
在世界宗教史上，也许只有佛教才能有这样激烈而又平和的教义辩论。在佛教历史上，类似的辩论不知举行了多少次，在发祥地天竺如此，传到各地也如此。在中国，全国性的辩论就有过很多回。无论各宗各派，大家总能辩出个高下。别的宗教派别之间有战争，而唯有佛教的教派之间只有辩争，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这种辩论却总能辩出名堂，不至于流于意气之争。
了解一点佛学的人都知道，佛学的知性魅力是独一无二的，吸引了古往今来无数的智士沉迷其间。直到近代，章太炎、马一浮、杨文会、陈寅恪、王国维诸位顶尖的学者，无不对佛学情有独钟。佛学是中世纪少见的既有学问的无限延展性，又有自己的论理逻辑的学问。这样的学问，只有通过辩论，才可以实现“精进”。
在今天，也许只有在西藏的三大寺，我们才可以见到真正的佛学辩论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