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凡是提到下层老百姓,文字总是一片光明,尊称为“人民群众”或者“劳动群众”。坏事自不必说,有反动派兜着,连动摇和软弱都只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然而鲁迅却告诉我们,令我们一向景仰的劳动人民有一个非常令我们尴尬的习惯:当看客。无论是砍头还是枪毙,无论是杀强盗还是杀革命党,他们都看得津津有味,鲁迅先生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个,因而弃医从文。
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由下层老百姓闹出来的一件大事,曾经得到了建国以来历史学界的最多的称颂,老百姓的反帝爱国热情被史家一支又一支如椽的大笔煽得红红火火,恍惚就在眼前。然而,在真实的运动中,有热情如火领头闹拳的,也有没事跟着起哄的,而冷漠的看客其实不在少数。《王大点庚子日记》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看客的标本。
王大点是当时北京五城公所的一名差役,身份相当低贱,属于不能参加科考的下九流,但由于干的是“警察”的活计,所以日子过得还可以。此人粗通文墨,文字鄙俚不堪,可是挺爱动笔,每天都要记点什么,由于没有文人那么好面子,所以相当地客观,竟然连自家那点偷鸡摸狗的事儿也都照记不误。义和团运动期间,他老人家每天都出门闲逛,四处看热闹,义和团焚香拜神他看,清兵和义和团攻打使馆也看,义和团把“二毛子”剁成肉酱他看,有人乘乱抢劫他也看,不仅看而且跟在后面顺手牵羊,哪怕捞一块木板也是好的。他看过朝中的“持不同政见者”立山、联元和徐用仪被砍头,也看过被义和团抓的白莲教——实际上是无辜的老百姓成排地掉脑袋,甚至当八国联军打进城来的时候,他依旧出来看热闹,而且趁乱大捞一把,跟着众泼皮人等从主人逃走的店铺里抢得土麦子、皮衣和铜钱若干,连他看不懂的旧书也没有放过,划拉了一大抱回家,任凭子弹乱飞,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害怕为何物。义和团内讧打起来,他“跟踪采访”,洋鬼子抓中国人用辫子拴成一串牵着走,他“跟同赴烂肉胡同湖南馆公所发落,瞧了半天”。洋人抓住义和团枪毙,他还是看。他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掩饰不住兴奋的语句:“今日看热闹不少。”只有八国联军刚破城的时候,烧杀抢掠,北京城一时间没处买米买面了,他才感到有点恐怖,用他所知道所有的表示害怕的词堆了一句:“由此忧虑畏惧害怕胆惊。”接下来几天没写一个字,看来着实有点吓着了。
已经刊布的义和团期间的日记还有一些,比如《庚子记事》、《缘督庐日记》、《遇难日记》等等,这些由读书人写的日记,对所发生的事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感慨、评价乃至义愤,可是王大点没有,他的笔冷得惊人而且吓人,如陈叔宝全无心肝。看无辜的妇女儿童被剁成肉酱,他没感觉;看见人活活被烧成焦炭,他也没感觉;看清兵和洋兵烧杀奸掠,他还是没感觉。在此公的眼中,所有惨无人道的事情都不过是场热闹。似乎更令人气闷的是,此公居然毫无民族感情,洋人占了北京,他不开展游击战争也就罢了,连一点反抗的表示也没有,居然很快就和洋人做起了交易,还多次为洋鬼子拉皮条找妓女,从中捞点好处。当然也不是说洋人对他很好,老先生也吃“洋火腿”加耳光,洋兵也曾光顾过他的家,抢过他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一点义愤。此公干得最对不起洋人的事大概就是经常带美国兵去找酒喝。当时美国禁酒,美国兵见了酒就像苍蝇见了血,比见女人还亲,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回去吃长官的责罚。对于王大点来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对于他来说只有两件事有意义:看热闹和占便宜。至于热闹从哪儿来,便宜在哪儿占,都没要紧。只要有这两样存在,即使有生命之忧,他也会冒出来。一场我们教科书上讲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一次惨惨烈烈的帝国主义入侵,在王大点眼里,只不过是平添了些看热闹和捡便宜的机会而已。
平心而论,王大点倒还算不上是坏人,在这场大动乱中,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顺点东西,也是在别人动手之后捡点剩的。他不帮义和团,也不帮教民,其实也不算是帮过洋兵。虽说有点好贪小便宜,但洋人占了北京之后,他熟识的街坊邻居中有做过义和团的,吓得不敢出门。他既没有向洋人告发(至少可以捞几文赏钱),也没有借机敲诈(以他衙役的身份,完全可以)。显然,此公一要比义和团兴盛时,本来跟教民没什么仇怨,只听说现在杀教民可以不顶罪,就跟着胡杀乱砍的人强(可参见《拳时北京教友致命》);二要比那些洋人来了以后,“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裤,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参见《义和团》第一册,289页)的市民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道德水准甚至不比所有舞刀弄枪的义和团大师兄差(因为不少大师兄二师兄后来都投靠了洋人和洋教)。
统而言之,王大点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百姓,在义和团运动的前后,像这样的老百姓其实是社会中最多的。当然,也就是这些老百姓中的大多数,每每令先进的知识分子头痛不已。当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时看的纪录片上,那些傻呆呆地看日本人杀中国人头的中国人,大概就是王大点的同类。这些人如果没有点实质性的变化,那么任凭先知先觉们怎样呕心沥血,中国的事总是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