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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德维勒没有走平时走的那条路,那是一条给马车通行的路,通向沙滩。她这一次抄了一条小路。她攀上陡崖,又穿过松林。她虽然瘦,但很结实,这并不奇怪,毕竟,她已经在敌占区的食物管制下挨了四年,体重少了将近三十磅。她常开玩笑说,她以前总是盼着能有十八岁时候的体型,如今在她四十二岁时竟然实现了,真是意外之喜啊。而且跟大多数人一样,因为没有自己的车,也没有什么公共交通,她对每周要走许多英里的路已经习以为常了。

她站在树林边上,眺望着房子。德维勒公馆并不是岛上最大的庄园宅邸。这幢房子也曾彰显过家族的辉煌,却在十九世纪末被一场可怕的大火烧掉了一侧厢房。房子有年头了,是用泽西本岛上的花岗岩砌成的,已经饱经风霜的侵蚀。房子的正门两边各有若干扇落地窗,一堵石墙把房子跟大院分隔开来。

她一下收住脚步,变得优哉游哉。因为她看见院子里停了一辆老款莫里斯轿车。这些车早都被敌人征用了,两年来,一直都归德国海军的那些军官所有。当然,他们基本上来来去去不多作停留。有时候,如果第五鱼雷艇舰队有船只从格恩西岛过来的话,他们可能会住一两个晚上。

他们基本上都是年轻的正规军官,隶属于泽西群岛上的不同海军单位。战争也给这些德国军官带来不少损失。他们经常会在海峡群岛的海域遭遇英军的鱼雷快艇,英国皇家空军也经常会袭击开往格兰佛、圣马洛和瑟堡的船队,即便是在他们夜里行军的时候。经常有人阵亡,但是也有人活下来。她刚刚抬脚踩上草坪就看见公馆的门开了,里面走出的就是这些幸存者当中的一个。

他身穿一件白色毛衣,外边罩了一件双排扣的旧大衣,脚踏海员靴,手里拎着一只帆布袋子。满是盐渍的海军帽下面是一张温和的脸,带着一种不羁的俊逸,气质就像从十六世纪走来的亡命之徒。他的大檐帽是白色的。通常,只有德军鱼雷艇指挥官才趾高气昂地戴这种白色大檐帽,但是这位圭多・奥里西尼海军上尉可不管那么多。他是从意大利临时借调到德国海军来的;意大利政府已经投降,他却在一个完全错误的时间被困在了一个错误的地点。海伦・德维勒早就已经不再掩饰自己对他相当有好感这件事了。

“早啊,圭多。”

“海伦,我亲爱的,”他献给她一个飞吻,“又是我最后一个,总是这样。”

“今天又要去哪儿啊?”

“去格兰佛。大雾天的,应该会有点意思。话说回来,这种雾天倒是也把英国佬给憋在家里了。我们明天回来。你要不要去圣赫利尔?要我捎你一段路吗?”

“不用了,谢谢。我找肖恩哪。”

“刚才我看到他了,不到十分钟之前的事。这位将军大人刚才手拎一把砍柴斧,从南边的牲口棚子里出来,朝他的屋子去了。明天见,我得赶飞机了。再见了,亲爱的。”

他穿过小门到院里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听见莫里斯轿车的引擎响起,然后渐渐远了。于是她也穿过院子,走到田地里,顺着林子里的路跑过去。肖恩・加拉格尔的房舍在一片洼地里,旁边有条小溪。现在她已经看到他了,穿着条灯芯绒的裤子和一双马靴,格子衬衫的袖子高高挽起,露出健壮的胳膊。他正在劈柴。

“肖恩!”她大叫着扑过去,差点滑了一跤。

他放下斧子转过身,一边朝她看过来,一边拂掉眼前一绺红棕色的头发。她差点又滑一跤。他赶忙扔下斧子,伸出手去扶住她。

肖恩・加拉格尔五十二岁,爱尔兰国籍,因此,从官方角度来讲,他在这场战争中是中立的。他一八九二年生于都柏林,父亲是三一学院的外科学教授。他的父亲起先对女人并没有兴趣,直到五十岁造访泽西岛的时候,对一个叫吕特・勒布罗克的年轻护士一见钟情。两个人不到一个月就结了婚,婚后教授带她回了都柏林。

她翌年死于难产,而诞下的男婴就是肖恩。每年夏天,肖恩都跟外祖父母在泽西住很长时间,剩下的日子则跟父亲一起在都柏林度过。肖恩本来是立志当作家的,在他父亲所在的大学三一学院里,也拿到了文学学位;可命运的召唤却使他成为了一名军人:他刚一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他参加了爱尔兰燧发枪手团,这是一个旅团编制的部队,很多泽西人都在此服役。到一九一八年,他已经是个二十六岁的老兵了,领了少校衔,挂彩两次,在索姆河的战斗中因为作战英勇还获得了军事十字勋章。而他自己常说,真正的军事经验打那儿之后才积累起来,因为从那时起,他参加了爱尔兰共和军,开始追随迈克尔・柯林斯,成为了爱尔兰梅奥郡的一位游击队指挥官。

事实证明,虽然与不列颠政府签订的条约在一九二二年终止了双方的冲突,但这只是一场血腥残酷的内战的序曲。拒绝接受条约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与追随柯林斯的爱尔兰自由邦政府终于大打出手。肖恩・加拉格尔加入了自由邦的阵营,在三十岁时成为了一名将军,并带领麾下横扫爱尔兰西部,将昔日战友无情地猎杀于枪口之下。

后来他厌倦了厮杀,开始周游世界。他靠着父亲留下的遗产过活,偶尔有灵感的时候也写写小说,最后在一九三〇年来到泽西定居。他在这儿有童年玩伴拉尔夫・德维勒,还有海伦。自从第一次见面,他就爱上了海伦,爱到不能自已,却爱得毫无希望。他的家在圣劳伦斯的偏远乡村里,自一九四〇年起就被德国人占据。拉尔夫在英国军队中服役,海伦留在家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臂助,因此,他在这座庄园下游的一间小屋里住了下来。他当然仍然爱着她,也仍然完全没有希望。

这辆旧马车已是今不如昔,马也比寻常的马匹瘦许多。他们一路顺着马车道朝海滩上驰去,肖恩・加拉格尔驾着马,海伦坐在他身旁。

“要是出什么事的话,”他严肃地说,“万一你帮助这个人的事被他们发现了,那可不是抓去坐牢那么简单。闹不好,就要派行刑队毙了你,或者把你送到他们说的那种集中营里去。”

“那你呢?”

“老天爷啊,真受不了你们女人了。我可是中立的,跟你讲过多少次啦?”他狡黠一笑,灰色的眼睛里满是调皮,“要是他们想让德・瓦莱拉那个老王八蛋安分地在都柏林待着别过来,他们就得对我客客气气的。告诉你吧,内战的时候我跟在这家伙屁股后边,把他撵得在全爱尔兰东躲西藏的,他肯定很乐意听说这帮家伙要枪毙我。”

她爆发出一阵笑声来:“我爱死你了,肖恩・加拉格尔。再困难的时候你也能让我高兴起来。”她伸出一只手臂,揽住这个瘦小男人的肩膀,吻了他的面颊。

“像哥哥一样,”他说,“你像爱哥哥一样爱我,你不是总这么提醒我嘛。那就把你的激动收一收吧,女人,集中注意力。休・凯尔索上校,他说他是美国陆军的军官,是被鱼雷打中,从德文郡漂过来的?”

“没错。”

“他还说一定不能让德国人抓到他,这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都快昏过去了,腿的情况也糟透了。我建议说,这得去医院。结果他一听就急了,说那还不如让我开枪打死他。”

“听起来真是很麻烦。”加拉格尔一边说,一边把马车引到了雾气氤氲的海滩上。

海滩一片悄然,海面也是风平浪静。他们甚至能听见海湾对面德军指挥火车的哨子声,那是从圣赫利尔开到米尔布鲁克的车。

休・凯尔索趴在沙地上,已经没了知觉。肖恩・加拉格尔轻轻地把他翻了个身,察看他的腿。他低低地吹了声口哨,说:“得动手术,这小伙子。趁他还昏着,我把他弄到马车里去。你去搞点浮木来,越多越好,快去快回。”

她朝海滩跑去。他则把凯尔索抬了起来。虽然加拉格尔个子小,却出奇地壮实,这种分量对他来说毫不费事。凯尔索呻吟了一声,但没有醒来。爱尔兰人把他放在车里的麻袋上,又往他身上盖了些麻袋。

他转过身时,海伦抱着一捧木头回来了。

“看着他点,我去处理一下救生筏。”

筏子仍在浅水洼里起起伏伏。他淌进水里,把筏子拉到沙地上。他朝里看了看,把急救包取出来,又掏出一把剖鱼用的弹簧刀,猛地刺进橡皮筏子里。放完空气,等筏子瘪掉后,他把这东西卷好,使劲塞到了车厢下边的行李架上。

海伦又抱了一捧木头回来,跟原先的一起放在了车后。“这样行吗?”

“应该差不多。到时候我在马场停一下,把救生筏子扔到老井里头去。快走吧。”

他们跑上马车道后便出发了。海伦坐在车辕上,肖恩驾马。突然,迎面传来一阵笑声,还有条狗在吠。爱尔兰人停住脚步,不慌不忙地掏出他平时抽惯了的劣质法国烟,然后点着火。“甭担心,看我的。”他对她说。

最前头的是一只阿尔萨斯牧羊犬。这是种很聪明的动物。它叫了一声之后,很快就认出了老朋友加拉格尔,开始舔他的手。两个穿着灰色作训服、头戴钢盔的德国兵背了枪跟在后边。“早晨好,将军阁下。”两个人热情地打了招呼。

“你们也早上好啊,两个白痴小臭虫。”加拉格尔露出了一个最诚挚的笑容,然后引马继续向前走。

“肖恩,你胆子也太大了吧。”她惊叹道。

“哪儿的话啊。他们两个,一句英语也不会讲。不过他们要是看看马车底下有什么,那乐子就大了。”

“我们往哪儿去?”她问道,“眼下公馆里一个人也没有。”

这个地方永远都是用“公馆”称呼的,从来没人叫它“房子”。

“维贝尔太太也不在?”

“我给她放了一天假。她外甥女上个星期生孩子了,你不记得啦?”

“心思活络的姑娘,”加拉格尔说,“她男人还在英国军队里服役呢。我很好奇,等他回家的时候,发现家里有个蓝眼睛、金头发,还活蹦乱跳的孩子,名字还叫弗里茨[10],他会怎么想。”

“别那么刻薄嘛,肖恩。她不坏的,大概是有点儿软弱吧。人们都会感到孤独的。”

“这话竟然是你说出来的?”加拉格尔笑道,“那你这个礼拜怎么没绕着马棚追我来呢?”

“说正经的,”她说,“我们把他带到哪儿去?倒是有个密室。”

英国内战那个时候,这片庄园的领主查尔斯・德维勒站在保皇派一边。他在屋顶建了一间屋子,秘密地用楼梯连接到主卧室。这么多年来,家族中的人都把那里称为“密室”。克伦威尔上台之后,查尔斯・德维勒被通缉,正是这间密室救了他的命。

“不行,眼下来不及。他需要帮助,而且动作得快。先把他送到我的屋子里去吧。”

“要找大夫吗?”

“找乔治・哈密尔顿呗。除了他还有谁信得过?等等我,我去把橡皮筏子扔到井里去。”

他拽着救生筏钻进树林里。她坐在那儿,林子里是如此安静,她连自己不平静的呼吸声都能听见。在她身后的麻袋和木头下面,休・凯尔索正痛苦地呻吟着,微微地动了动。

快到中午时,潮汐变了方向。又有几具尸体被冲上了斯莱普顿海滩。道格・门罗和卡特尔坐在沙丘的避风处,提前把午饭吃了。他们嚼着三明治,分着喝了一瓶啤酒。士兵们沿着海岸线来回走,时不时在军官的吩咐下,趟进水里拽出另一具尸体。海滩上的尸体已经有三十具了。

门罗说:“有人曾说过,一旦打起仗来,真相就是头一个牺牲品。[11]”

“我完全明白您的意思,长官。”卡特尔说。

一个年轻美国军官走过来敬了礼:“目前海滩上新出现的尸体都已经处理完了,长官。从今天凌晨开始,一共是三十三具。没有发现凯尔索上校。”他犹豫了一下,接着说道,“准将阁下要看看下葬的地方吗?不太远。”

“不必了,谢谢,”门罗对他说,“我想我就不看了吧。”

军官敬了礼,离开了。门罗站起身,也把卡特尔扶起来。“走吧,杰克,这儿没我们什么事了。”

“好的,长官。”

卡特尔拄好了拐杖。门罗的手插在口袋里,他眺望着大海,突然打了个寒战。“您怎么了,长官?”卡特尔问道。

“有人从我坟头踩过而已。[12]说实话,杰克,我对这次的事情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非常不好。走吧,我们回伦敦。”他说罢,转身沿着海滩走开了。

“那么,伯尔格,你明白我跟你说的这些话了吧?”康拉德・霍夫尔问道。

海因尼・鲍姆笔直地立正站在办公室的桌子前。这间办公室是驻军司令官高高兴兴借给元帅阁下使用的。隆美尔就在这里,站在窗边眺望花园,鲍姆极力表现得镇定自在一些。

“我不知道,少校。大概吧。”

隆美尔转过身来。“别装傻了,伯尔格。你是个聪明人,这点我看得出来,而且你很勇敢。”他用马鞭点了点鲍姆领口的一级铁十字勋章,又点了点他左袖上写着哥特体字母的臂章,“这是非洲军团的臂章啊。我明白了,这么说,我们是老战友了。你当时在阿拉曼吗?”

“没有,元帅。我在图卜鲁格负了伤。”

“好。我这个人快人快语,所以,听好了。你昨天晚上模仿我模仿得非常棒,无论是形象还是声音,都很好。表演得非常专业。”

“谢谢您。”

“现在,我要你再表演一次。你周五到泽西去,待上一个周末,霍夫尔也跟你一起去。伯尔格,你觉得你能不能把泽西那帮人唬住那么长的时间?让你当一天的国王,你觉得怎么样?”

鲍姆笑了:“说实话,我觉得我能做到,长官。”

隆美尔对霍夫尔说:“你看,又聪明,又通情达理,我早就跟你说过吧。去安排一下吧,康拉德,我们走。”

小屋跟庄园的主楼一样,是用花岗岩砌的。起居室很大,天花板上架着房椽。飘窗这儿的半个小间里摆了一张餐桌、六把椅子。厨房在客厅的另外一端。楼上是一间大卧室,还有储物室和洗手间。

加拉格尔并没有费事把凯尔索弄上楼去,而是直接让他睡在了起居室又长又舒服的沙发上。这个美国人仍然昏迷不醒。加拉格尔找到了他的钱包,里边是一张带照片的通行证和几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女人和两个小孩子,显然这就是他的家人。还有几封信,写得私密露骨。加拉格尔赶紧把信折起来。他听到海伦正在厨房里打电话。凯尔索睁开眼睛,茫然地眨了眨眼,这时,他看到加拉格尔手里的钱包。

“你是谁?”他虚弱无力地伸出手,想要把钱包抢回来,“还给我。”

海伦走进来,坐到沙发上,把手放在他的额头。“没事的,躺着别动就好。你发烧了。记得我是谁吧,海伦・德维勒,记得吧?”

他缓缓点了点头:“海滩上那个女人。”

“这是我的朋友,肖恩・加拉格尔将军。”

“我刚才就是翻了翻他的材料。”加拉格尔对她说,“他的身份牌有点潮了,我去晾干一下。”

她对凯尔索说:“你还记得你现在在哪儿吗?”

“泽西,”他强作了一个苍白的笑容,“别担心,我还没神志不清到那个地步。如果集中精神的话,我还是能思考的。”

“好吧。那么听我说,”肖恩・加拉格尔说,“你的腿的确是非常糟糕。你得去医院,还得找个好大夫。”

凯尔索摇头道:“绝对不行。之前我就跟这位女士说了,我绝对不能让德国人碰上。落在他们手里,不如一枪打死我。”

“为什么?”肖恩・加拉格尔直截了当地问道。

“她叫你将军,你真是将军吗?”

“我在爱尔兰军队服过役。最后一次战争里,我跟英国人一起打仗。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数。”

“应该算吧。”

“那就好。你是什么部队的?”

“工程兵——确切地讲,是突击工程部队。我们给抢滩登陆做指引。”

肖恩・加拉格尔完全明白了。“是要反攻了对吧?”

凯尔索点点头。“快了。”

“明白了,这我们都知道。”加拉格尔说。

“这倒是。问题是,我知道登陆的时间和地点。要是德国人从我嘴里把这些逼出来.那会怎么样,你能想象吗?他们的部队会全都集结过去守株待兔。我们就根本没法在海滩上登陆啦。”

他无比焦虑,额头上全是汗。海伦安慰着他,让他平静下来。“会没事的,我向你保证。”

“乔治・哈密尔顿往这边来了吗?”加拉格尔问道。

“他出去了。我给他的管家留了个口信,说让他尽快联系你。我说你把腿给砍破了,估计得缝个一两针。”

“哈密尔顿是谁?”凯尔索问道。

“是个医生,”海伦说,“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很快就来给你看腿。”

凯尔索又烧起来了,筛糠似的抖。“眼下还有件更重要的事你们得想想。你们得联系上抵抗军的人,告诉他们,尽快用无线电跟伦敦的情报部门取得联系,告诉他们我在这里。伦敦那边必须想办法把我救出去。”

“但是泽西没有抵抗军,”海伦说,“我是说,的确有一大堆人不怕被占领,他们想办法让敌人的日子不好过,但是如果你指的是像法国抵抗组织那样的队伍,我们这里没有。”

凯尔索大吃一惊。加拉格尔说:“整个岛只有十英里长、五英里宽,居民也就四万五千人左右。还有个规模不大的集市,就这些。你觉得抵抗运动能在这里支持多久?没有能躲进去的山,没有能隐蔽的地方。说实话,根本就是无路可去。”

凯尔索似乎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就是说,没有抵抗组织,也没有无线电?”

“根本没有能跟伦敦联系上的渠道。”加拉格尔对他说。

“那法国那边呢?”凯尔索绝望地问道,“格兰佛,或者圣马洛。走水路的话只有几个小时而已,对不对?那些地方肯定有法国抵抗组织的据点。”

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海伦对加拉格尔说:“萨瓦里知道在格兰佛可以找谁。他知道那些人在哪儿,你也是。”

“对。”

“我从海滩过来的时候,圭多正好刚要走。”她说,“他跟我说,今天下午他们要去格兰佛,趁着大雾行动。”她瞄了一眼手表,“不到中午不会有潮。你可以开车。可以送几袋土豆到圣赫利尔的部队后勤站和集市去。”

“好吧,你说服我了,”加拉格尔说,“但是按我对萨瓦里的了解,他可不愿意管这类事情,他一向不愿意捎口信。那样的话,就得把事情写下来,风险可就大了。”

“我们没的选,肖恩。”她回答得很简略。

“是啊,我觉得也是。”加拉格尔笑了,“就算我卖英国一个人情吧。在这儿照顾好我们的朋友吧。我尽快回来。”

他走到门口时,她叫道:“肖恩?”

他转过身:“什么?”

“别忘了,车是靠右侧通行的。”

这是一个老段子了,但并不失实。德国人占领泽西岛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行车方向从左侧通行改成右侧通行。这如今都四年了,加拉格尔还是适应不了。倒不是说他总开车。他们只有一辆老款的福特厢式小货车,就连这个,也是德国人考虑到德维勒的农场提供了大量粮食,所以特批给他们的。汽油配给少得可怜,只够每周用个两三次。为了省油,加拉格尔下坡的时候都会关掉发动机。不过,如果你能找对人,黑市上总会有点汽油卖。

他开车穿过风景如画的圣奥宾小镇,又顺着蜿蜒的海滨,向远处圣赫利尔的贝尔罗雅尔一路奔驰。路上有几处火炮工事、几拨军队,但到了城里,维多利亚大道上却是空无一人。德国人占下的一辆法国火车从他身边疾驰而过,开往米尔布鲁克;而除此之外,直到他来到“大饭店”之前,就再没见过有人活动的迹象。他看看表,十一点都还没到。在“维克多・雨果”号开往格兰佛之前,还有大把的时间找萨瓦里。于是他左转上了格洛斯特大街,往市场的方向开了过去。

这里并没有多少人,主要还是受了天气的影响。潮湿的空气里,黑红二色的纳粹卐字旗在市政府的大门上无力地垂着。“市政府”的德语是“Rathaus”,所以当地居民就自然而然把这里叫成了“耗子窝”[13]。

他在贝雷斯福德大街的市场外面把车停好。这里几乎无人问津,开店的人屈指可数,市场里只有零星几个德国士兵。当局已经把这处市场关掉,只在周六下午开放两个钟头。每到那个时候,就会突然出现一群人,争先恐后地抢购新鲜农产品。

加拉格尔从车上搬下两袋马铃薯,踢开大门,走了进去。维多利亚市场已经颇有年头,眼下大部分摊位都是空的,只有一两个人。他朝市场里头的一个摊位走过去,摊位上有个面目和善的大个子男人,穿一件厚毛衣,戴着布帽子,正把萝卜一排排码放整齐。萝卜堆上面有个牌子,写着“D・谢瓦利埃”。

“看起来,今天卖的是芜菁甘蓝啊?”加拉格尔走到他跟前,说道。

“甘蓝对身体好,将军。”谢瓦利埃答道。

“用你说?那天维贝尔太太给了我点甘蓝酱配早饭,”加拉格尔打了个寒战,“到现在我嘴里还有股那个的味道。今天给你捎来了两袋土豆。”

谢瓦利埃抬了抬眼睛:“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将军。跟我一起把它们弄到后边去吧。”

加拉格尔把袋子拖到后面的一间屋子里。谢瓦利埃打开橱柜,又打开一个旧帆布口袋:“四条白面包。”

“老天爷啊,”加拉格尔说,“你是不是把谁宰了,怎么搞到这么多?”

“我用了四分之一磅的中国茶外加一条火腿才换到的好不好?”

“跟你做生意就是高兴,”加拉格尔对他说,“下周见吧。”

他的下一站是在韦斯利街的部队后勤站。这里原来是个停车库,能停六辆卡车。这里静悄悄的,只有一个叫克林格的大块头军士长坐在带有玻璃隔断的办公室里吃三明治。他招了招手,推开门下了楼。

“将军。”他友好地打了招呼。

“上帝啊,汉斯,你过得不错嘛。”加拉格尔操着娴熟的德语一边说,一边戳了戳他的大肚子。

克林格笑了。“人总得活着呀。我们也都是老兵了,将军,心里都清楚着呢。今天你给我带什么来了?”

“两袋土豆,是要填到单子里去的。”

“还有呢?”

“还有一袋,你要是要就拿着。”

“那你要什么?”

“汽油。”

德国人点了点头。“五加仑的一桶吧。”

“五加仑的桶,两桶。”加拉格尔说。

“将军,”克林格走到一排英国军用汽油桶旁边,挑出两桶拿到车子边上。“要是我把你供出去了怎么办?你也太贪心不足了。”

“那我就坐牢,你就度假呗,”加拉格尔说,“他们都说,这个季节的俄国前线美极了。”

“你总是那么现实。”克林格从车里搬下三袋马铃薯,“早晚有一天会有巡逻队要你停车做汽油检查的。你的油颜色不对,他们一定会发现的。”

“啊,不过我可是个魔术师啊,朋友,难道我没跟你讲过吗?”加拉格尔上车离开了。

军用汽油都染成了红色,农用汽油是绿色的,医用的则是粉色。克林格不知道的是,去掉汽油里的染色剂很简单。刚开战的时候,政府曾经发给大众一种防毒面具,只需要用这种面具的滤网把汽油过滤一遍,问题就解决了。然后再加入一点点绿色染料,顷刻之间就能把军用汽油变成农用汽油。

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这是个古老的岛,而他对身上流着的勒布罗克家的血液无比自豪。几个世纪以来,这座小岛承受了风风雨雨。他路过了波姆多酒店,这座酒店已经被征用,成为了德国海军在此地的指挥部。他抬头看着门廊上方悬挂的纳粹旗,喃喃说道:“等你们这帮王八蛋滚得远远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一直在这里住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