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德警长感觉自己就像一辈子都没喝过水一样。他的嘴巴发干，舌头贴在上颚上，仿佛焊上去了一样。不仅仅是因为炎热让他有这样的感觉。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真的害怕了。要出事，他很肯定，下午有事要发生，而他仍然找不到线索，比如说怎么做，或者是什么时间。
早上的时候，他也在凯旋门，然后是巴黎圣母院。什么都没发生。今天拂晓，在内政部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他已经听出，气氛从紧张和愤怒变成了某种几乎是愉快的心情。中午时候，他和委员会的其中几位成员一起吃的午餐。只剩唯一一个仪式要举行了，地点是六月十八日广场，他确信，那里已经彻底搜查完毕，并被密不透风地封锁起来。
“他走了。”罗兰说。戴高乐将军在爱丽舍宫就餐的时候，组员们在离爱丽舍宫不远的一家简朴的饭店一起用餐。这句话突然从罗兰口中冒了出来。“他走了，滚蛋了。不过也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总有一天，他还会在某个地方再露面，届时我们的小伙子会抓住他的。”
现在，勒贝尔心烦意乱地顺着蒙帕纳斯大道二百米外的人群边来回寻觅。离广场这么远，没人能看见那里在发生什么。他问了每个在路障处的警察和共和国卫队士兵，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十二点设置路障后，没人通过。
主路被封锁了，支路被封锁了，小巷被封锁了，屋顶被监视、守卫着。车站里在前广场周围像蜂巢一样分布着的办公室和阁楼都爬满了保安人员。他们爬上了巨大的机车库房房顶，居高临下。所有的站台都静悄悄的，所有下午本来要到达的火车都被转去了圣拉扎尔车站。
视线内的每栋楼从地下室到阁楼，全都彻底搜查过。大多数的公寓都是空的，住户都外出去海边或山区度假了。
一句话，六月十八日广场地区被封得无隙可乘。就像瓦伦丁说的，“比老鼠的屁眼还细密”。想到奥弗涅省警察局局长的那句话，勒贝尔笑了。可他突然笑不出来了。瓦伦丁并没能阻止豺狼！
他穿过蒙帕纳斯大道旁边的街道，出示他的警官证抄了近道，来到了雷恩大街。这里的情况也一样——离广场二百米，道路被封锁，大群的人拥挤在路障后面，街道上除了巡逻的共和国卫队士兵，空空如也。他又开始四下询问那些在这里警戒的人。
看见什么可疑的人吗？没有，长官。有人过去吗，任何人？没有，长官。他听到车站前广场上，共和国卫队军乐队正在给他们的乐器校音。他看了看表。将军随时都可能到。看到有人过去吗，任何人？没有，长官。这条路没有。好的，继续警戒。
他听到广场里有人在喊口令，蒙帕纳斯大道的那头，一个车队开进了六月十八日广场。他看到车队拐进了车站的大门，警察都站直敬礼。所有的眼睛都顺着街道看向那些漆黑锃亮的豪华轿车。他身后几码处路障外的人群想挤过来。他抬头看了下屋顶。好小伙子们。屋顶的守卫们没有去看他们下面的情形，一直都趴在护墙上，来回扫视着马路对面的屋顶和窗户，不放过窗户里任何一个微小的动静。
他到了雷恩大街的西侧。一个年轻的共和国士兵站在最后一个设置在雷恩路一三二号拦阻人群的路障旁，两脚钉在地上，纹丝不动。勒贝尔向他晃了一下证件，士兵站得更直了。
“有人从这儿过去吗？”
“没有，长官。”
“你在这儿多久了？”
“中午十二点，街道封闭的时候就在这儿了，长官。”
“没人从这里过去吗？”
“没有，长官，噢……只有个老瘸子，他住那边。”
“什么样的瘸子？”
“一个老家伙，长官，病得很重的样子。他有身份证，还有伤残军人证。地址写的是雷恩大街一五四号。嗯，我不得不让他过去，长官。他看起来病得厉害，真的病得很厉害。要不这么热的天，他哪能还穿着军大衣的。那可真是疯了，肯定的。”
“军大衣？”
“是的，长官。长军大衣。以前老军人穿的那种。不过这样的天穿实在是太热了。”
“他怎么了？”
“噢，我看他是太热了，对吧，长官？”
“你说他在战时受了伤。怎么个情况？”
“一条腿。他只有一条腿。他一拐一拐走过来的，拄了个拐杖。”
远处的广场上，小号吹响了乐队的领奏音。“来吧，祖国的孩子们，光荣的日子已经到来……”人群里有些人跟着一起唱起了这熟悉的《马赛曲》。
“拐杖？”勒贝尔的声音很小，好像在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样子，那个共和国卫队士兵热切地望着他。
“是的，长官，一支拐杖。就是那种一条腿的人经常用的那种。一个铝制的拐杖——”
勒贝尔猛地跳起来，冲下街道，同时回头冲着那个共和国卫队战士大喊，让他跟上。
黑色轿车里的乘客正步入空阔的广场。轿车首尾相连，停在车站正面的墙边。正对着轿车，顺着将广场和车站前广场分开的栏杆，站着被这个国家的元首召集来，即将被授予勋章的那十名老兵。车站前广场的东边是军官和外交官，一大群人都穿着灰色套装，中间间或有人佩戴着红色的荣誉勋章。
共和国卫队军乐队站在西侧，他们脑袋上插着红色的羽毛，头盔锃亮。乐手们站在老兵们前面几步远的地方。
车站正面一辆汽车的周围，聚集着一群身着礼服的军官和爱丽舍宫工作人员。乐队开始演奏《马赛曲》。
“前进，前进，向着胜利……”嘣——吧——嘣。国歌的最后几个节奏结束，全场鸦雀无声。共和国卫队司令官的声音在车站广场上回荡。“向将军敬礼——肩——枪。”戴着雪白手套的手啪地握向枪托和弹夹，脚后跟磕在了一起。三个动作整齐划一。车边的人群两下分开，跟在后面。最中间出现了一个高个子，向着那排老兵走去。离那儿还有五十米，跟着的人群停了下来。夏尔・戴高乐一个人继续向前走着，后面只跟着两个人。一个是退伍军人部长，他等一下要将那些老兵介绍给总统；还有一个是一名托着盘子的军官，盘子上铺着天鹅绒布，上面整齐地摆放着十个勋章和十条彩色绶带。
“是这里吗？”
勒贝尔停下来，喘着气，冲一个门洞示意了一下。
“我想是的，长官。是的。就是这儿。倒数第二个。他就是进的这一个。”
小个子探长冲进门厅。他们的举动让栏杆处的那些高官们直皱眉。瓦尔雷不想站在街上，便跟着勒贝尔走了进去。好吧，如果我要上军事法庭的话，我就说这个小个子自称是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我正在试图阻止他。
他走到门厅的时候，这个小个子正在摇门房的门。
“门房在哪儿？”他喊道。
“我不知道，长官。”
他还没来得及争辩，这个小个子就用胳膊肘撞碎了门上的毛玻璃，伸手进去打开了门。
“跟我来。”他大喊一声，冲了进去。
我跟你进来真是太正确了，瓦尔雷想，瞧你干的这些蠢事。
他看到小个子探长在炊具储藏室的门口。瓦尔雷从他的肩膀上看过去，发现地板上躺着一个神智昏迷被捆着的门房。
“天啊。”瓦尔雷突然意识到，这个小个子不是在开玩笑。他真的是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自己和他正在追捕罪犯！这就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重大时刻，但此时此刻，他却想回到军营里安稳地待着。
“顶楼。”勒贝尔队长喊道，冲上楼梯，速度快到令瓦尔雷惊讶不已。瓦尔雷步履沉重地跟着他，取下挎着的卡宾枪，跑了上去。
法国总统在那排老兵的第一个人面前停了一下，稍稍倾下身子听退伍军人部长介绍这个人是谁，以及他十九年前的英勇事迹。部长说完，他向这个老兵俯下头，然后转向托着盘子的军官，拿起勋章。军乐队以轻快的手法演奏起军乐。高个子将军把勋章别在了面前这个老兵高高挺起的胸口上，然后退后一步，向他敬礼。
一百三十米外的六楼上，豺狼稳稳地端着枪，从瞄准镜里向下看着。他能很清楚地看见目标的五官：隐在法国平顶军帽下的眉毛，凝视着那个老兵的双眼以及高耸的鼻子。他看到举在军帽边上敬礼的手放了下来，瞄准镜的十字线正对着露出的那个太阳穴。轻轻地，柔柔地，他扣下了扳机。
刹那之后，他盯着车站前广场，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子弹射出枪膛之前，这位法国总统忽然毫无预兆地低下头，在刺客难以置信的注目下，庄严地在他面前的那个老兵脸颊上印下深深的一吻。因为他个子太高，所以不得不向前弯下身子来做这一传统的吻礼。这种礼节在法国和一些其他国家很寻常，但对我们这位受挫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则不是。
这一吻导致那粒子弹从正在移动的脑袋后部一英寸处飞了过去。总统是不是听到了子弹从消音器里飞出的呼啸声——这种声音只是在子弹飞行路线很窄的范围内才能听到——就不得而知了。他没做出任何举动表明他听到了。部长和那个军官什么也没听到，就更不要说那些五十米外的人了。
弹头射入前广场上被太阳晒软了的柏油，在一英寸深的沥青里爆裂开来，什么危害也没造成。军乐继续演奏着。总统又吻了老兵另外的脸颊一下，站直身子，安详地走向下一个老兵。
豺狼站在枪后骂着。他觉得心脏都气得要跳出来在地上打滚了。这座楼朝前的一面有两扇门。勒贝尔正来回看着，那个共和国卫队士兵也跟了上来，卡宾枪贴在臀部，枪口冲前。勒贝尔正在两扇门前犹豫着，忽然听到其中一扇后面传来“扑”的一声，声音很轻，但勒贝尔听得很清晰，他立刻用手指指着那个门锁。
“打掉它！”他命令道，向后退了一步。共和国卫队士兵两脚站定，开枪扫射。木头和金属的碎片，还有打出后撞扁了头的弹头四处乱飞。门顺着合叶，摇摇晃晃地向里打开。瓦尔雷首先冲进了屋子，勒贝尔跟在他后面。
瓦尔雷能辨出那一簇灰色的头发，但仅此而已。这个人有两条腿，军大衣已经脱了，端着枪的前臂是生在一个身体强壮的年轻人身上的。枪手没给他任何机会，从桌子后面的座位上站起来，毫不迟滞地转过身，半蹲着，开火。刚才那通扫射还在瓦尔雷耳朵里嗡嗡作响的时候，那粒子弹就无声无息地射入了瓦尔雷的胸膛。子弹打在胸骨上，爆裂开来。他感觉身体里面被撕裂了，然后是突如其来的剧痛，再然后，连疼痛也消失了。光线黯淡下来，仿佛夏天变成了冬天。一块地毯冲到脸上，啪地打在他脸颊上。其实是他的腮帮子贴在了地毯上。大腿和腹部的感觉迅速消失，然后是胸部和脖颈。他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嘴里很咸，就像以前他在海里游完泳后嘴里的那种味道；他仿佛看到一个老海鸥用一条腿站在杆子上。然后，一切都陷入黑暗之中。
克劳德・勒贝尔站在他的尸体旁，盯着杀手的眼睛。这会儿他的心脏已经没事了，仿佛已不再跳动了。
“豺狼。”勒贝尔说道。另外那个人只说了一声：“勒贝尔。”他在枪上摸索着，拉开枪膛。勒贝尔看到闪亮的弹壳跌落到了地板上。这个人从桌上抓起什么东西，塞进枪膛。他那双灰色的眼睛仍旧盯着勒贝尔。
他想干掉我，勒贝尔感觉有点不太真实。他要开枪了。他要开枪杀我。
他努力低下眼睛看着地板。共和国卫队的那个男孩躺在一边，他的卡宾枪从手上滑下来，躺在勒贝尔的脚边。勒贝尔想都没想就跪了下来，抓起那支MAT49，一只手把枪抬起来，另外一只手扣向扳机。他摸到扳机的时候，听到豺狼刚把枪膛合上。他扣动了扳机。
子弹的怒射声充斥了整间小屋，广场那边都听到了。后来询问的媒体被告知，是一辆摩托车汽缸的消音器出了问题，有个混蛋在庆典高潮时在几条街外把引擎踩着了。半梭子九毫米的子弹打中了豺狼的胸口，把他打得飞起来，然后尸体像一堆烂肉，重重地摔在了靠近沙发的角落。他倒下的时候，拉倒了落地灯。下面的广场上，军乐队奏响了《我的军队，我的祖国》。
当晚六点，伦敦的托马斯警司接到从巴黎来的一个电话。他把手下那个高级督察喊了来。
“他们抓到他了，”他说，“在巴黎。没问题，但你最好还是去那个人的公寓把东西清理一下。”
八点钟的时候，这个督察正在最后一次清理凯斯洛普的东西。门开着，他听见有人走进来。他转过身。一个男人怒气冲冲地瞪着他。这个人身材魁梧，强壮有力。
“你在这儿干什么？”督察问。
“该由我问你这个问题的。你这该死的家伙到底在搞什么？”
“好吧，够了。”督察说，“你叫什么名字？”
“凯斯洛普，”新来的人说道，“查尔斯・凯斯洛普。这是我的公寓。现在说吧，你在这儿搞什么？”
这个督察真希望他身上带着枪。
“好吧，”他轻声说道，小心翼翼地，“我想你最好跟我到苏格兰场小坐一会儿。”
“太他妈对了，”凯斯洛普说道，“你的确得好好向我解释一下。”
不过事实上是这个凯斯洛普做了一番解释。他被拘留了二十四小时，直到分别向巴黎三个部门确认了豺狼已死，而且苏格兰桑德兰郡最北部的五家小旅馆的店主证明，这个凯斯洛普之前三个星期确实一直住在他们的旅馆里，沉湎于爬山和钓鱼，然后才被释放。
凯斯洛普终于走出苏格兰场的大门，自由了。“如果这个豺狼不是凯斯洛普，”托马斯问他的督察，“那这该死的到底是谁呢？”
“这当然毫无疑问，”都市警察局警务处长第二天对助理警务处长狄克逊和警司托马斯说道，“女王陛下根本从来没有承认这个豺狼是英国人。目前为止，只能说，有那么一段时间，某个英国公民涉嫌此案。现在已经澄清了。我们也知道，这个豺狼他……呃，在法国活动期间，由于持有一本冒领的英国护照而被误认为英国人。但他也曾经用两本偷来的护照和一套伪造的法国证件冒充过丹麦人、美国人和法国人。所以就我们来看，我们的调查认为，这个杀手在法国期间持有一本姓名为杜根的假护照，根据这个名字，我们追踪到……呃，这个地方，加普。整个事情就是这样。先生们，这个案子结了。”
次日，一个男人的尸体被葬在了巴黎一座郊区公墓里，墓穴上没有任何标志。死亡证明上表明，这具尸体是一名不知名的外国游客，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巴黎市外机动车道上的一起交通事故中死亡。下葬的那天除了一名牧师、一名警察、一名登记员、两名掘墓人外，再没别人了。除了一个人外，在场的人对于放入墓穴的普通棺椁都无动于衷。埋葬完毕，这个人转过身，顺着墓地里的小路离开，没有透露姓名。那是个小个子，独自一人，回家去见他的妻儿了。
豺狼的日子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