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前一个小时，豺狼走进一家酒吧。里面很黑，有好几秒钟他几乎无法看出屋子的轮廓。左手的墙边有一溜长长的吧台，后面闪烁着成排的镜子和酒瓶。门转回去合上时，服务员带着毫不掩饰的兴趣盯着他。
这家酒吧既长又窄，右侧墙边摆放着一排小桌子。屋子的远端，房间宽了起来，辟出一个单独的区域，里面散布着几张可以坐四到六人的大桌子。吧台边有一排独脚圆凳。大多数的椅子和凳子都被晚上来的常客占据着。
离门最近的一桌谈话停了下来，顾客们都在仔细打量他。轻轻的“嘘”声传遍整个房间，其他更远处的人发现同伴的目光，也转过头来打量着门边这个有着运动员体格的高个子。有些人低声交谈着，间或有一两声轻笑。豺狼看到远端有个吧台的独腿圆凳空着，就从右边的桌子和左边的吧台之间走了过去，转身坐下。他听到背后有人飞快地小声议论着。
“哇，看这里！这肌肉，亲爱的，我都想入非非了。”
酒吧服务员从吧台另一头走过来站在他面前，仔细打量着他，同时，咧开涂着口红的嘴唇，卖弄风骚地冲他笑着。
“您好，先生。”身后又是一通“咯咯”的笑声，大多有点不怀好意。
“请给我一杯苏格兰威士忌。”
酒吧服务员踏着华尔兹舞步般轻快的步子高兴地走开了。是个男人，男子汉，真正的男人。噢，这下今晚可该热闹了。他能看见远处走廊那边的小疯子们都在摩拳擦掌了。他们大多在等自己的老主顾，不过有些没有约会的都想碰碰运气。这个新来的大男孩，他想，绝对要引起一场骚动了。
豺狼旁边的客人转过身来对着他，盯着他的目光里毫不掩饰对他的兴趣。他的头发是那种金子般的金黄色，一缕缕小心地挂在前额上，像古希腊神殿上的年轻神像。不过这种形似也就到此为止了。他的眼睛涂着睫毛膏，嘴唇像精致易碎的红珊瑚，脸颊上扑了厚厚的粉。不过这样的装扮还是掩盖不了衰老带来的皱纹，睫毛膏也遮不住那双充满欲望的眼睛。
“不请我喝一杯吗？”说话的声音像女人一样嗲声嗲气。
豺狼慢慢摇摇头。那个令人恶心的家伙耸耸肩，转回身冲着自己的同伴，继续轻声说着话，时不时假装吃惊地尖叫一声。豺狼脱掉风衣，伸手去拿酒吧服务员递来的酒，肩膀下面和背上的肌肉在T恤衫下高低起伏。
酒吧服务员很高兴。他不是同性恋？不对啊，他不可能不是，否则来这儿干什么。来这里的都是想找个伴儿的，可是他为什么要拒绝可怜的科琳，不请“她”喝一杯呢。难道他是……太妙了！一个英俊的年轻男子在找一个老鸟带他回家。今晚一定很有趣。
快到十二点了，嫖客们准备回家了。他们斜倚着沙发，在人堆里搜索着，不时把服务员招来，低声说上几句。服务员就回到吧台，向其中一个“姑娘”示意。
“皮埃尔先生想和你说句话，亲爱的。去试试，打扮漂亮点儿去试试，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再像上次那样哭哭啼啼的了。”
刚过十二点，豺狼在酒吧里更加引人注目了。酒吧后方有两个男人足足看了他几分钟。他们分坐两桌，不时相互恶毒地看一眼。两个人都已年近四十，其中一个有点胖，一对小眼睛埋在厚厚的眼睑里，脖子后面的肥肉堆在领子外面。他相貌粗俗，活像一头猪。另一个则身材苗条，十分优雅，几缕头发精心地贴在头上。他的衣服很漂亮，剪裁考究。裤子很瘦，上衣袖口处微微露出一点蕾丝。喉头还系了一条丝质印花手帕。豺狼想，这个人大概是搞艺术的，时装设计师或是发型师一类。
那个胖子冲酒吧服务员招招手，低声耳语了几句，把一张大额钞票塞进了他的紧身裤里。服务员穿过酒吧，返了回来。
“那位先生问您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喝一杯香槟。”服务员狡黠地看着他，小声说道。
豺狼放下威士忌。
“你告诉那位先生，”他说得很清楚，吧台周围的男同性恋们都能听见，“他对我没有吸引力。”
不少人吓得倒吸了口冷气，有几个弹簧刀一样身材纤细的年轻男子从酒吧的独腿圆凳上溜了下来，靠近他，以免漏掉一个字。服务员吓得眼睛睁得圆圆的。
“他只想请您喝一杯香槟，亲爱的。我们认识他的，他很有钱。您很走运。”
作为回答，豺狼从凳子上下来，拿着他那杯威士忌，信步走向另一个老鸟。
“我能坐在这儿吗？”他问道，“有人在纠缠我。”
那个附庸风雅的人差点兴奋得晕过去。几分钟后，那个胖子仍对他所受的侮辱愤愤不平。他离开了酒吧，而他的竞争者，则把他那又老又瘦的手懒洋洋地放在桌上这个年轻美国人的手上。他告诉这个新朋友，有些人的举止绝对是非常粗鄙恶劣的。
凌晨一点过后，豺狼和他的“护花使者”离开酒吧。这之前的几分钟，这个叫朱尔斯・伯纳德的同性恋问豺狼住在哪里。豺狼表现得很不好意思，说自己没有地方去，身无分文，是个时运不济的学生。而伯纳德则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好运气。他告诉这位年轻的朋友，他碰巧有一套漂亮的公寓，装饰精美，而且非常安静。他一个人住，没人会来打扰他。因为过去与他同住一个街区的邻居对他非常粗鲁，所以他从来不和他们打交道。如果年轻的马丁愿意在巴黎逗留期间和他住在一起，他会非常高兴。这回豺狼表现出的则是极度的感激。他接受了伯纳德的邀请。离开酒吧之前，豺狼溜进洗手间，几分钟后他再出来时，眼睛上涂了厚厚的睫毛膏，脸上扑了粉，还抹了口红。伯纳德看起来有些不快，不过他们在酒吧里的时候他还是在极力掩饰着。
来到外面的人行道上时，他反对道：“我不喜欢你用那些东西。那让你看起来像那些肮脏的男妓一样。你是一个很漂亮的小伙子。你不需要那些东西。”
“对不起，朱尔斯，我以为这样会让你高兴。我们回去就把它洗掉。”
伯纳德的不快略微减轻了一些。他把豺狼领到自己的汽车前，答应在载他的新朋友回家之前，先去奥斯特列茨火车站去取他的行李。在第一个十字路口，一个警察走到路中央，挥旗让他们停下。警察向司机旁边的窗户低下头来时，豺狼弄亮了车里的灯。警察瞅了他一分钟，然后退了回去，一脸厌恶。
“走吧。”他再不想啰嗦了，命令道。汽车开走后，他喃喃地骂了句：“死同性恋。”
到达火车站之前他们又被拦停下来一次。警察要他们出示证件。豺狼浪声浪气地笑着。
“你就只要那个吗？”他狡黠地问道。
“滚。”警察说着，退了回去。
“别那样惹他们，”伯纳德小声反对道，“你那样做我们会被抓起来的。”
豺狼从行李寄存处取回两只箱子，收费的服务员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他把箱子搬进伯纳德的车后座。
在去伯纳德的公寓路上，车子又一次被拦了下来。这次是两个共和国卫队的士兵，一个中士，另一个是列兵。列兵在离伯纳德住处几百米处一条街的街口挥旗让他们停下，走到乘客门边，向里看着豺狼的脸，一下子跳了回去。
“噢，我的上帝。你们两个要去哪儿？”他吼道。
豺狼撅起嘴。
“你觉得是去哪儿，宝贝儿？”
这个共和国卫队的士兵恶心得脸都扭曲了。
“你真让我恶心，快滚。”
“你应该让他们出示证件。”中士对这个列兵说。此时，伯纳德的汽车尾灯已经消失在街的尽头了。
“噢，算了吧，中士，”列兵辩解道，“我们要找的是一个跟男爵夫人上了床又把她杀死的家伙，不是一对满嘴放屁的娘娘腔。”
伯纳德和豺狼到公寓里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豺狼坚持要在客厅的单人沙发上过夜，伯纳德心里反对，但克制着没有说出来。不过他还是从卧室门缝里偷看了这个年轻的美国人脱衣服。显然，要把这个有着钢铁般肌肉的纽约学生弄到手，需要一场煞费苦心但又令人兴奋的追求。
伯纳德的厨房设施完备、精良，但装饰得很女人气。豺狼夜里查看了一下冰箱，觉得里面的食物足够一个人吃三天，不过两个人就不够了。早上的时候，伯纳德想出去买鲜牛奶，但豺狼没让他去，坚持说他更喜欢在咖啡里加听装牛奶。所以他们一早上都在聊天，没出门。中午的时候，豺狼坚持要看新闻。
头一条新闻，是关于缉拿四十八小时前谋杀沙隆尼尔男爵夫人的凶手。朱尔斯・伯纳德吓得尖叫起来。
“噢天啊，我可受不了暴力。”他说道。
接下来，屏幕上出现了一张脸：一个英俊的年轻面孔，栗色的头发，宽边眼镜。解说员说，这就是那个杀手，一个美国学生，名叫马蒂・舒尔勃格。任何人看到此人，或者知道……
伯纳德坐在沙发上，转过身来抬头看着。他最后想的是，那个解说员错了，他说舒尔勃格的眼睛是蓝色的，但从紧紧掐住他喉咙的铁钳般的手指后面俯视着他的那双眼睛是灰色的。
几分钟后，豺狼把五官扭曲、头发凌乱、舌头外伸的朱尔斯・伯纳德关在了客厅的衣柜门里，然后从客厅书架上拿了本杂志，坐了下来，等待剩下的两天。
在这两天里，巴黎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搜查。从最漂亮、最昂贵的酒店到最低级的妓院，所有的酒店、旅馆都被彻查，旅客的名单也被核对过了，每个普通公寓、供流浪汉投宿的廉价客栈、青年旅社都遭到搜查。酒吧、餐馆、夜总会、大饭店、咖啡馆里，也经常有便衣警察的身影，他们向侍者、酒吧服务员和保镖出示通缉犯的照片。每个已知的“秘密军组织”的同情者的住宅和公寓都被翻了个底朝天。有超过七十名年轻人由于和这个杀人犯有一点相像而被拘捕讯问，之后被释放时，警方表示了例行的歉意。其实这只是由于他们都是外国人，而对外国人总是比对本国人要有礼貌些。
在成百上千条街道上，出租车、公共汽车被拦下来，检查所有乘客的证件。巴黎所有较大的马路都设置了路卡，在一到两英里的间距内，会遇见好几次夜间巡逻的军警。
在黑社会方面，科西嘉人也没闲着。他们悄悄地混入皮条客、暗娼、妓女、诈骗犯、扒手、流氓、入室窃贼和骗取人钱物的人中，警告这些人：任何人知情不报都会招致工会的震怒，将承受一切可能的惩罚。
有十万受雇于这个国家的人，在各个部门，从警长到士兵和宪兵，都在四处查找。估计有五万黑社会人士以及边缘行业里的人，也都在到处核查路人的相貌。那些做旅游行业营生的人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被告知要睁大双眼。学生常去的咖啡馆、酒吧、聊天室、社团组织，都有年轻的探员渗透进去。专门从事安置外国交换学生在法国家庭居住的机构都被造访，并受到警告。
克劳德・勒贝尔警长穿着一件羊毛开衫和补丁裤子，整个星期六的下午都在他的花园里不慌不忙地折腾着。八月二十四日晚上他接到电话，让他到部长的私人办公室报到。六点钟，一辆汽车来接他。
当他看见部长时，吃了一惊。这个负责整个法国国内安全事务，充满活力的领导人看起来既疲惫又紧张。短短两天内他似乎苍老了许多，眼睛周围全是缺乏睡眠导致的皱纹。他的办公桌对面有一把扶手椅，他示意勒贝尔坐下，自己则坐在转椅里。平时他喜欢在窗前欣赏波伏广场的景致，有事的时候才转回办公桌旁。这一次，他没有看窗外。
“我们找不到他，”他开门见山地说，“他消失了，就这样从地球上消失了。我们相信，‘秘密军组织’的人也一样不知道他在哪儿。黑社会的人也没见到或是听到过他。科西嘉工会认为他不可能在城里。”
他停了一下，叹了口气，注视着桌子对面这个小个子探长。勒贝尔眨了眨眼，没说话。
“对于你在过去两周里追踪的那个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想我们从来都没真正有过概念。你怎么看？”
“他在这里，就在某个地方。”勒贝尔说道，“明天早上是怎么安排的？”
部长看起来似乎十分苦恼。
“总统什么都不改，也不允许他的行程安排有任何变动。今天早上我和他谈过。他很不高兴。所以明天仍和已经公布的计划一样。十点，他将重新点燃凯旋门下的长明火。十一点，在巴黎圣母院做弥撒。十二点三十分，在阵亡烈士纪念堂做哀思祈祷。然后回到爱丽舍宫吃午餐，再就是午睡。下午只有一项纪念仪式——向十名被公认在抵抗运动中功勋卓著的老兵授予解放勋章。
“下午四点，在蒙帕纳斯车站前面的广场。他自己选的地方。如你所知，建新站的工作已经开始了。重建地点离原来的位置有五百米。现在车站大楼伫立的地方按计划要改成写字楼区和商贸区。如果按照计划实施建设，那这个解放日就是最后一个在火车站正面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庆祝的解放日了。”
“群众维持秩序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勒贝尔问道。
“噢，我们都在忙这个。每个纪念仪式时群众都比上一次离得更远。仪式开始前几小时，会放置钢制的路障，在路障里的地区从地下到房顶都要彻查，包括下水管道。要搜查每套住宅和公寓。每项仪式开始前以及仪式进行时，附近各屋顶都有持枪警卫监视对面的屋顶和窗户。除了官员和参加纪念仪式的人，任何人不得穿越路障。
“这次我们安排得更周到。即使是巴黎圣母院的屋檐内外都会布置警察，包括房顶和尖塔。所有参加弥撒的教士、祭司和合唱团的歌童都要经过检查，看是否有人藏匿武器。即使是警察和共和国卫队士兵也需要佩带明天早上天亮时才颁发的特别徽章，以免他试图假扮安全人员。
“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总统届时要乘坐的雪铁龙汽车已被换上了防弹玻璃。顺便说一句，这件事不能泄露一个字；就连总统也不知情。不然的话，他会暴跳如雷的。和往常一样，还是马罗克斯给他开车，已经告诉过他要比平常开得快些，以免我们的朋友试图向车辆射击。迪克雷还征集了一批身材极其高大的军官和官员，想把他们安排在将军周围，但不让他知道。
“除了这些，任何人进入总统两百米范围内就要被搜身——无一例外。这必然会使外交使团大乱，媒体也会威胁抗议。所有外交和媒体人员的通行证都会在明天天亮之后突然更换，以免豺狼化装成其中一个混进来。显然，任何人携带包裹或是长形物品，一经发现将被立刻赶走。好了，你觉得怎么样？”
勒贝尔想了一会儿，像个小学生试图向老师为自己辩解一样，在膝盖之间绞着手。事实上，他觉得在第五共和国里，警察的权力已经太大了。而他穷其一生，抓捕罪犯的时候，也只是把眼睛睁得比别人稍微大一点而已。
“我想，”他最后说，“他这种人绝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他是个雇佣杀手，为钱才杀人。他想要逃脱，去花他的钱。七月的最后八天里，他到这里进行侦察旅行期间，一定已经提前设计出计划。如果他对于逃生的途径没有预先考虑好，或者没有把握的话，他早就回去了。
“所以，他一定成竹在胸。他之前就知道，一年当中的这一天，解放日，戴高乐将军的骄傲将使他无视其个人危险，不允许自己待在家里。他可能也已经知道了我们将要采取的安全预防措施，尤其是在他的身份暴露之后，安全保卫措施将像您所说的那样严密，部长先生。但他还是没有回去。”
勒贝尔站了起来，不顾仪态，在屋子里来回踱步。
“他不回去。他也不想回去。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可以做到，然后逃脱。这样的话，他一定是想到了什么别人没有想到的主意。可能是一个遥控的炸弹，或者是一支步枪。不过炸弹容易被发现，而且它会把所有东西都炸毁。所以一定是一支枪。这就是他为什么要驾车进入法国。枪在车里，可能焊在底盘上或者内部的条格上。”
“但是，他绝没有可能带着枪靠近戴高乐！”部长喊着，“没人能够接近他，除了少数人，而这些人都被搜过身了。他怎么能带着枪进入路障围着的区域内呢？”
勒贝尔停下来，看着部长，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但是他认为他可以，过去的这几天，不管他遇到什么样的周折，可他都侥幸没有失败。尽管他在世界上最优秀的两国警察面前暴露了，并被一直追踪着，但是他还是到了巴黎，带着一支枪藏了起来，也许还有另一副面孔和身份证。有一件事可以肯定，部长先生，不管他在哪儿，他明天肯定要露面。他一出来就一定会被发现他的本来面目。而这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老侦探的箴言：把眼睛睁大。
“关于安全预防措施，部长，我没有更好的建议了。目前的安排都很完美，事实上也无懈可击。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在每个仪式的时候到处转转，看看是否可以找到他？这是唯一可做的事了。”
部长失望了。他本来希望能从这个探长这里找到一些灵光一闪的发现。十四天前，布维埃说他是法国最优秀的警探。而这个人现在建议说要睁大眼睛。部长站了起来。
“当然，”他冷冷地说，“就那么做吧，警长先生。”
当晚晚些时候，豺狼在朱尔斯・伯纳德的卧室里做准备工作。床上是法国老兵安德烈・马丁的一双破旧黑皮鞋，灰色羊毛袜，裤子和衬衫，佩有一根战争绶带的长军大衣，黑色贝雷帽。他把在布鲁塞尔做的假证件放在最上面的口袋里，这样，穿着这身打扮的人就有了他的新身份。
在这些东西旁边，还有他在伦敦买的轻质网状带子；五个看起来像铝质的管子，里面装着他那支枪的枪托、后膛、枪管、消音器和瞄准镜。在这些旁边放着一块黑橡胶块，上面嵌了五粒达姆弹。
他从橡胶块里拿出两粒子弹，用厨房工具箱里找来的钳子小心地橇掉子弹的弹头，把里面的火药倒出来，收好。那些已经没用的弹壳被他扔进了烟灰缸。他还剩下三粒子弹，足够了。
他已经有两天没刮胡子了，下巴上满是淡黄色的胡茬。这次他会用他在巴黎买的剃须刀片，而且会剃得很糟糕。浴室架子上放着须后水的瓶子——实际上里面放的是灰色的染发剂，扮詹森牧师的时候他曾经用过——以及酒精溶剂。他已经把马蒂・舒尔勃格的栗色头发洗掉了，并且坐在浴室的镜子前面，把自己的亚麻色头发剪得越来越短，直到头发剩下的发茬能像一把不齐整的刷子那样立起来。
他最后检查了一下，看明天的准备是否就绪，然后给自己做了一个煎蛋饼。在睡觉之前，他还坐在电视机前看了很多节目。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天，天气酷热，是当夏气温最高的一天。一年零三天之前，中校让-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和他的手下曾经在小克拉马尔附近谋刺戴高乐总统。尽管一九六二年那个晚上的计划没有实现，但他们的行动开启了一连串事件。实际上，只有今天在这个城市里酷热的星期日下午的这次行动，才是最后一切的终结。
当整个巴黎在庆祝从德国法西斯统治下赢得解放十九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差不多有七万五千名士兵穿着蓝色斜纹哔叽制服，汗流浃背地维持秩序。由于媒体专栏狂热地向公众事先宣传，参加解放日当天庆典的人实在是人山人海。然而，当国家元首高视阔步地走过森严的士兵和警察方阵，主持庆祝仪式时，大多数来的人是看不到他的。
一大群官员和公务员尽管很高兴被邀请参加庆祝仪式，但都没有注意到他们自己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全是高个子。他们每个人站在总统周围都像是一个“人盾”。除了用这些人把戴高乐将军控制在公众视线之外，总统的周围还围着四个贴身保镖。
幸运的是，将军是近视眼，在公众面前又拒绝戴眼镜，所以他没注意到，在每个胳膊肘后面，在他的每一个侧面，都是罗杰・特西尔、保罗・克米提、雷蒙德・沙希亚和亨利・德茹代尔的巨大身影。
媒体把他们称为“猩猩”，而很多人认为这只是出于对他们外形的尊重。事实上，更实际的原因是他们走路的模样。他们每个人都是精通各种格斗的高手，胸部和肩膀肌肉发达。由于肌肉紧绷，背部的肌肉迫使胳膊从身体两侧伸出，两只手微微外张着摆动。另外，他们每人在左腋下都背着他们最喜欢的自动武器，更是强化了这种猩猩模样的姿态。他们走路时双手半张，时刻准备从肩部的皮套里抽出枪，向着刚刚露出苗头的“麻烦”开火。
不过今天没有麻烦。在凯旋门的庆祝仪式几乎进行得和计划中的一模一样。但是在广场周围的房顶上，有好几百人携带双筒望远镜和步枪，蜷在烟囱后面，监视着，守卫着。直到总统的车队最终驶入香榭丽舍大道，朝着巴黎圣母院开去，他们才全都松了一口气，开始从那上面爬下来。
在大教堂，情况还是一样。巴黎红衣大主教主持仪式，两边簇拥着主教和教士。他们所有人在穿上法衣的时候都已被检查过。在管风琴的楼厢里，两名警察挎着步枪埋伏在那里，监视着下面聚集的人群。这一点，即使是红衣主教也蒙在鼓里。朝拜者里有众多穿着便衣的警察，他们不下跪，更不闭眼，不过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在拼命地祈祷，那是古老的警察的祷词：“亲爱的主啊，请不要在我当班时出事。”
外面有些观众，尽管站在离教堂门二百米开外，但由于他们把手伸进了上衣，就被立刻赶走了。一个人是在腋窝挠痒，另一个则只是想掏出一包烟。
仍然是平静无事。房顶上的自动步枪也没有声音，也没有闷然轰响的炸弹声。警察们甚至互相扫视一下，以确保他们的同事都佩带了必配的徽章。这些徽章都是当天早上才颁发的，所以豺狼不可能复制一个并用来装扮成一名警察。有一名共和国卫队的警察把自己的徽章弄丢了，当即在被发现的地点被逮捕了，然后被送到了附近等候的一辆厢式车里。他的卡宾枪被拿走了，直到晚上才被释放。即使这样，还是叫来了二十个认识他本人的同事为他担保，向警察证实他就是他供述的那个人。
在纪念堂，气氛更是通了电一样，尽管总统似乎已有所察觉，但他并没有表示出来。在这个郊区工人居住地，安保人员估计，只要总统真的进入存放骨灰的纪念堂里面，那他就安全了。但当将军的车子行进到狭窄的街道，靠近监狱的时候，会在拐角处放慢速度，此刻，刺客可能会有所行动。
但事实上，那时候，豺狼正在别的地方。
皮埃尔・瓦尔雷觉得烦透了。他又热又渴，军装都贴在了背上，卡宾枪的带子勒在湿漉漉的衣服上，有点刺痛。现在正是午餐时间，他知道自己又要错过了。他开始后悔，真不该加入共和国卫队。
本来一切都很不错。他在鲁昂工作的那个工厂由于员工过剩而解雇了他。劳动介绍所的办事员指着墙上贴的一则广告，上面是一名穿着军装的共和国卫队士兵光彩照人的形象。仿佛在告诉世人，他的工作让生活既有未来，又有前景，还很有趣。画上的军装看起来就像是由巴黎世家[43]制作的。所以瓦尔雷就报了名。
没人说过军营生活就像监狱——这里正好过去也曾经是座监狱。也没人说过有操练、夜间演习、令人浑身发痒的哔叽军装，还有在刺骨的寒冷里或是在灼热的太阳下，在街角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抓捕那些永远都不会落网的疑犯。人们总是证件齐全，他们的任务无可避免地只是些繁琐而又无伤大雅的小事。这足以让人想借酒消愁。
好不容易来到巴黎了，这是他第一次离开鲁昂。他本来想，终于可以看看这座不夜城了。但现在全都没了指望，在巴比克特中士负责的班组里不会有指望的，只是更多同样的琐事罢了。“看到那个阻挡行人的路障了吗，瓦尔雷。好，就站在它旁边。看着它，看着它别让人挪动，除非他们有特许，否则别让任何人通过，明白了吗？你的工作责任重大，我的小伙子。”
责任重大，真见鬼！为了巴黎这个解放日，上头可真是有点疯狂啊，从其他省份调了几千人来补充巴黎的部队。昨天夜里，他的营房里来了来自十个不同城市的人，巴黎人都在传，可能有人想闹事，要么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夸张呢。谣言，总是有谣言。最后什么事都没有。
瓦尔雷转过身，向后看着雷恩大街。他守着的路障是横跨街道的一段，从这边建筑里伸出，又没入另一边的建筑里，在六月十八日广场向北二百五十米。从这里到火车站的正门还要再向北走一百米。火车站的前广场就是庆典仪式要进行的地方。他能远远地看见有些人在前广场上，标出那些老兵、各级军官和共和国卫队该站的位置。还要三个小时。上帝，真是没完没了。
在路障附近，第一批公众开始聚拢。他们有些人还真是有耐心啊，他想。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等上几个小时，就为了看一眼三百米外的那一群脑袋，只知道戴高乐在那一群人中间的某处。
在路障处四处散落着一两百人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正一瘸一拐地穿过街道，看上去似乎再走半英里就要倒下了。他头上黑色的贝雷帽浸透了汗水，长军大衣在膝盖下面来回摇摆；他的胸口还挂着一排勋章，叮当作响。路障边的人群里有几个向他投去充满同情的目光。
这些老家伙总是留着他们的勋章，瓦尔雷想，好像他们这辈子就只有这点玩意儿了。好吧，也许这真的是他们某些人唯一剩下的东西吧。像这个老头，连一条腿都牺牲掉了。瓦尔雷看着这个老人一瘸一拐走下马路，心想：他年轻的时候一定去过很多地方——在他的双腿都健全的时候。现在他看起来像是一只被打垮的老海鸥，就像这个共和国卫队士兵以前在家乡海滩所看到的那样。
天啊，难道你的余生都要这样一条腿瘸着，靠一支铝制拐杖支撑着自己吗，太惨了。老头跌跌撞撞地来到他面前。
“我可以过去吗？”他畏缩地问道。
“来吧，让我看看您的证件。”这个老退伍兵在他的衬衫里面摸索着，那衣服再洗一次就完蛋了。他拿出两张卡片，瓦尔雷接过来看着。安德烈・马丁，法国公民，年龄五十三岁，生于阿尔萨斯的科尔马，住在巴黎。另外一张卡属于同一个人。卡片上端横着写着一排字：伤残军人。
嗯，你的确是残了，老伙计，瓦尔雷想。
他仔细看了看两张卡上的照片。是同一个人，不过是不同时间照的。他抬头看着老人。
“把您的贝雷帽摘了。”
老人摘掉帽子，捏在手里。瓦尔雷比较了一下自己眼前这张脸和照片上的脸。是一样的。面前的人一脸病容。他自己剃的胡子，有好几处弄破了，用小块卫生纸贴上了，斑斑的血迹仍然可以看到。脸色灰败，一层的汗，油腻腻的。前额的头发乱蓬蓬地竖着，指向哪个方向的都有，由于被贝雷帽压着，更是乱作一团。瓦尔雷把卡片递回给他。
“你要去那边做什么？”
“我住在那儿，”老头说，“我退休了，靠退休金过活，我有一个小阁楼。”
瓦尔雷一把抓回卡片。身份证上的地址是巴黎六区，雷恩大街一五四号。这个共和国卫队士兵看着前面的房子。门上的数字是一三二。差不多，一五四肯定要顺着这个方向再往前走一点。没有命令说禁止一位老人回家啊。
“好吧，过去吧。但不要乱跑。再过几小时总统就要来了。”
老人笑了，收起证件时用一条腿和拐杖撑着差点摔倒，瓦尔雷赶紧伸出手把他扶稳。
“我知道，我的一个老伙伴今天要领奖章。我自己是两年前得的。”他拍了拍胸前的解放勋章，“不过那次只是陆军部长授的。”
瓦尔雷瞟了一眼勋章。那就是解放勋章啊。为这该死的小玩意丢了一条腿。他想起了他的权力，便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老人一瘸一拐地顺着路走了。瓦尔雷转身去拦阻其他想要溜过路障的人。“行啦，行啦，别再挤了，退到路障后面去。”
他朝那个老兵最后看了一眼，只看到那件军大衣，一闪就消失在街道远端靠近广场的一个门洞里了。
贝特夫人觉得有个黑影扑向她，吃惊地抬起头来看。今天的日子真不好过，警察查看了所有房间，她不知道，要是那些房客在的话会说些什么。幸运的是，除了三户人家，其他人都出门庆祝八月的节日去了。
警察走后，她总算可以回到自己通常的位置上，在门洞里安静地做点毛线活。两小时后，庆祝仪式将在离她一百码之外的火车站前广场举行，但她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对不起，夫人，我在想……也许一杯水。我在等庆祝仪式，可天真是太热了。”
她看到一个老头的脸和身体轮廓。他穿着军大衣，就像她死去很久的丈夫曾经穿过的那样。大衣翻领下面左胸的位置，一排勋章在那里摇晃着。他重重地倚在拐杖上，只有一条腿从大衣下面伸出来。他的脸看起来很憔悴，全是汗。贝特夫人把她的毛线活卷起来，塞进了围裙的口袋里。
“哦，我可怜的先生。你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么热的天，庆祝仪式还要两个小时才开始呢。你来早了，进来，进来吧。”
她连忙起身朝她在大厅后面那扇镶着玻璃的房门走去，准备倒一杯水。这个老兵一拐一拐地跟着她。
她拧开厨房龙头接水的时候，没有听见外面门厅里大门关上的声音。她几乎没有感觉到一只男人的左手从后面悄悄抓住了她的下巴。也完全没有想到，有人猛击了一下她头部右侧耳朵后面，乳突骨下方突起的关节。眼前正在流水的龙头和正在接水的玻璃杯的图像一下炸成碎片，红红黑黑的。她毫无生气的身体无声无息地瘫软在了地上。
豺狼解开大衣，伸手摸到腰际，解开了把右腿绑着吊在屁股下面的绳子。他把腿伸直，伸缩了一下被箍住的膝关节，疼得脸一阵抽搐。在让腿承重之前，他花了好几分钟，让血液慢慢流回小腿和踝关节。
五分钟后，贝特夫人被捆了起来，手脚都用洗涤槽下面的晾衣绳捆好，嘴上贴了一大块胶布。豺狼把她放进炊具储藏室，关上了门。
他在起居室里找了一下，在桌子的抽屉里找到了这栋公寓的钥匙。他重新扣好了大衣纽扣，拿起拐杖——这和十二天前，他一瘸一拐穿过布鲁塞尔机场和米兰机场时候用的拐杖是同一根，然后他向外看了看。大厅里空无一人。他离开起居室，锁上房门，大步迈上楼梯。
他上到六楼，选定了贝朗瑞小姐的公寓，敲了敲门。没有声音。他等了一会儿，又敲了敲门。这套公寓和隔壁夏里埃夫妇的公寓里都没有声音。豺狼拿出钥匙串，挑出标有贝朗瑞名字的那一把，进入房间，然后关上门，锁好。
他走向窗户，向外望去。马路对面房子的楼顶上，穿蓝制服的人开始进入各自的位置。豺狼来的时间刚刚好。他伸直手臂，打开窗户的锁，把两扇窗页轻轻地朝内拉，直到窗户靠在了卧室房间的墙上。然后他向后退了几步。一束方形的阳光穿过窗户，落在地毯上。房间的其他部分映衬着这束阳光，显得更暗了。
如果他站在那束方形的阳光以外，对面的监视者们什么都看不到。
他走到窗户旁边，躲在收起的窗帘的阴影里向外看。他发现他可以向下从侧面看到一百三十米外的车站前广场。他从窗户向后退了八英尺，把卧室的桌子搬了来，除去了上面的桌布和一罐塑料花，从扶手椅上拿了一对垫子来放上。垫子可以做射击的依托。
他脱掉大衣，卷起袖子。把拐杖拆成几节。着地的一头用金属圈箍着的黑橡胶塞也被旋了下来，露出了剩下三发子弹闪亮的击发底火。吃了另外两粒子弹里的火药而引起的恶心和出汗反应，这会儿慢慢消失了。
拐杖接下的一部分也被拧开，从里面滑出了消音器。他从第二部分里拿出了瞄准镜。从拐杖最粗的部分，就是在上部的两个支架，最后合并成为一个主支撑支架的部分，露出了枪后膛和步枪的枪筒。从结合部上面的Y形结构里，他拿出了两个钢棍，这两个装在一起就会变成步枪的架式枪托。最后是拐杖包着垫子支在腋下的部分，这部分里单独藏着步枪的扳机，用填充物包着，其他什么都没有放。除此以外，把腋部的支撑与枪托组装到一起，就成了一个带肩托的支架。
他小心翼翼地组装着这支他非常喜爱的步枪。他把枪筒稍微向前倾斜，靠在上面一个垫子的顶上。然后眯起眼睛从瞄准镜里看了一下。窗外，沐浴在阳光下的广场，以及下面五十英尺范围内的事物都跃入瞄准镜的中心。那个仍然在为即将到来的庆祝仪式标注站立位置的人的脑袋从瞄准镜的十字瞄线处掠过。豺狼用枪瞄了一下这个目标。瞄准镜里，这个脑袋显得又大又清楚，几乎和他在阿登山森林的林间空地上看到的那个蜜瓜一样大。
最后，他满意了，把三粒子弹在桌子边上排成一排，像士兵列队一样。他用拇指和食指拉开步枪的枪栓，往弹膛里装进第一粒子弹。一粒就够了，但他还是留了两个备用。他把枪栓又向前推，直到顶住了子弹的底火，然后轻轻拧了一下，固定住。最后，他把枪平放在垫子上，摸出香烟和火柴。
他大口大口地吸着他的第一支烟，向后靠去。他还要等待一小时四十五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