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德・勒贝尔这个晚上过得很糟糕。夜里一点三十分，他刚要睡着，卡伦把他摇醒。
“头儿，很抱歉打扰您，但我忽然有个想法。这个家伙，那个豺狼，他拿的是丹麦护照，对吧？”
“继续说。”
“好的，他一定是从哪里搞来的。要么是伪造的，要么就是偷的。但他因为持有这本护照而改变了头发的颜色，据此推断，这本护照应该是偷来的。”
“有道理。说下去。”
“那好，除了他七月那次到巴黎的侦察之旅，他一直住在伦敦。所以他很可能是从这两个城市中的一个偷来的护照。那么那个丢失护照的丹麦人会做什么呢？他一定会去他的领事馆。”
勒贝尔挣扎着从行军床上爬起来。
“我亲爱的卢西恩，有时候我觉得你真是前程远大。先给我接托马斯警司的家，然后是驻巴黎丹麦总领事。按这个先后顺序来。”
他又花了一个小时打电话，说服那两个人从床上爬起来，回到他们各自的办公室。勒贝尔再回到自己的行军床上时已经差不多是凌晨三点了。四点的时候，巴黎警察局一个电话把他吵醒：夜里十二点和两点时，从巴黎各酒店收拢来的丹麦籍人士的酒店登记卡共有九百八十张，已经开始按“很可能”“可能”和“其他”三类进行分拣。
边境检查处的工程师打来电话的时候是早上六点。勒贝尔一直都没有睡，他正在喝咖啡。午夜的时候勒贝尔才向他们下达指令，现在他们就有了收获。勒贝尔乘车穿过清早的街道向边境检查处的总部驶去，卡伦在他旁边。在一间地下通讯分析室，他们听了一段录音。
录音的开头是“咔嗒”一声，很响，然后是一阵“呼呼”的呼吸声，好像有人拨了七个号码。然后是电话拨号的长音。接着又是一声“咔嗒”，有人接电话了。
一个嘶哑的声音说道：“喂？”
有个女人的声音说道：“我是雅克利娜。”
这个男人的声音回答：“我是瓦尔米。”
女人说得很快：“他们知道他是一个丹麦牧师。他们晚上在查所有巴黎酒店里的丹麦籍人士入住的登记卡，晚上十二点、两点、四点各收一次卡片。然后一个一个地排查。”
停了一会儿，那个男人的声音说道：“谢谢。”他挂断电话，女人也收了线。
勒贝尔盯着仍然在缓缓转动的带子。
“你知道她拨的号码吗？”勒贝尔问这个工程师。
“知道。我们能从拨号盘归零的延时长度测算出号码。号码是莫里托五九○一。”
“有地址吗？”
这个人递给他一张字条，勒贝尔扫了一眼。
“来吧，卢西恩。我们去探望一下瓦尔米先生。”
“那个姑娘怎么办？”
“哦，她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七点，中学教师正在煤气炉上煮早餐，有人敲门。他皱了一下眉，关了火，穿过起居室，打开门。面前出现四个男人。虽然他们没有表露身份，但他知道他们是谁。两个穿制服的看起来好像随时会向他扑过来，但那个相貌温和的矮个男子向他们做了个手势，让他们待在原地。
“我们监听了电话，”小个子男人平静地说，“你是瓦尔米。”
中学教师面无表情。他向后退去，让他们进了屋。
“我可以穿上衣服吗？”他问道。
“当然可以。”
他连睡衣都没有脱，只用了几分钟便套好裤子和衬衣。两个穿制服的人站在他左右。穿便服的年轻人站在门口。年纪大一点的那个人在房间里四下转了转，翻了翻堆着的书和纸。
“要花很久才能把这些东西清出来，卢西恩。”他说道。
门口的那个人瓮声瓮气地说：“感谢上帝，幸好不是我们的部门。”
“你好了吗？”小个子问中学教师。
“好了。”
“带他下楼上车。”
其他四个人离开了，警长没走。他翻看着那些纸。显然中学教师之前整晚都在忙着弄这个。但这些都是被批阅过的普通的学校试卷。显然这个人在家里办公。他整天都待在房间里守着电话，以备豺狼打来。七点十分，电话响了。勒贝尔看了几秒钟，然后伸出手，把电话拿了起来。
“喂？”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平稳，没有起伏。
“我是豺狼。”
勒贝尔感到怒火中烧。
“我是瓦尔米，”他说道。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勒贝尔不知道该说什么。
“有新消息吗？”那头的声音问道。
“没有。他们在克雷兹跟丢了。”
他的额头全是汗。让这个人在他现在待的地方多待几小时很关键。“咔嗒”一声，电话再没了声息。勒贝尔挂上电话，下楼冲向等在路边的汽车。
“回办公室。”他冲司机喊道。
在毗邻塞纳河岸的这家小酒店前厅的电话间里，豺狼向玻璃外面看着，有些疑惑。没有消息？肯定不会没有的。这个勒贝尔警长不是白痴。他们一定已经追踪到了那个伊格尔顿的出租车司机，从那里再找到沙隆尼尔庄园。他们一定发现了庄园里的尸体，还有失踪的雷诺车。他们肯定在图勒找到了雷诺车，询问了车站的工作人员。他们肯定已经……
他迈步走出电话间，穿过前厅。
“请稍等，”他对服务员说，“我五分钟后就下来结账。”
七点三十分，勒贝尔刚进办公室，托马斯警司的电话就到了。
“很抱歉这么久，”英国警探说道，“把丹麦领事馆人员弄醒，再让他们回办公室花了不少工夫。你想的没错。七月十四日，一名丹麦牧师报告丢失了护照。他怀疑是在伦敦西区的一家酒店客房里丢失的，不过他没有证据。为了让酒店的经理放心，他没有抱怨。这个牧师的名字叫佩尔・詹森，哥本哈根人。体貌特征为：六英尺高，蓝眼睛，灰头发。”
“就是这个，谢谢你，警司。”勒贝尔放下电话。“给我接巴黎警察局。”他对卡伦说道。
八点三十分，四辆黑色的玛利亚来到大奥古斯汀码头的一家酒店外。警察把三十七号房间翻了个底朝天，就像被龙卷风扫过了一样。
“我很抱歉，警长先生，”店主人对指挥这次突袭的头发凌乱的探长说，“一小时前，佩尔・詹森已经退房了。”
豺狼叫了一辆从街上路过的出租车，回到他前天晚上刚刚抵达的奥斯特列茨火车站。对他的搜捕肯定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了。他把装着枪、军大衣和那个虚构的法国人安德烈・马丁衣物的箱子存在了行李寄存处，只留下了装着美国学生马蒂・舒尔勃格衣服和证件的那只箱子和装着化装物品的手提箱。
他拎着行李，身上还穿着那身黑色套装，但把领圈用高圆领线衫遮住了。火车站旁边的拐角处有一家破旧的小旅馆，他要了一间房。这个服务员懒得按要求核对旅客的护照，让他自己填写了登记卡。所以连这张登记卡填的不是护照上佩尔・詹森的名字，他都不知道。
一进屋，豺狼就在脸和头发上忙开了。他用溶剂洗掉了头发上染的灰色，露出了本来的亚麻色。然后又染成了马蒂・舒尔勃格的栗色。蓝色隐形眼镜没有摘，金丝边眼镜则换成了那副高级的宽边美国眼镜。黑色便鞋、袜子、衬衫、围领和牧师服都被卷起来塞进了箱子，一起放进去的还有哥本哈根詹森牧师的护照。然后，他穿上了美国纽约州锡拉丘兹来的美国大学生的跑鞋、袜子、牛仔裤、T恤和风衣。
晌午的时候，他已经弄好准备走了，美国护照放在胸前的口袋里，另外一个兜里放了一沓法国法郎。装着詹森牧师所有“遗物”的箱子被放进了衣柜，钥匙被冲进了马桶。他顺着防火梯爬下去，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家旅馆。几分钟后，他把手提箱存在奥斯特列茨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把第二次存箱子的存单塞进裤子后面的口袋里，和第一次存箱子的存单放到了一起，然后离开。他搭了辆出租车来到左岸，在圣米歇尔大街和于歇特大街的拐角下了车，然后消失在聚居于巴黎拉丁区的学生和年轻人的海洋里。
豺狼坐在一家烟雾腾腾的小饭店里，吃着一份廉价的午餐，他开始想今天晚上该去哪儿。他毫不怀疑勒贝尔这会儿已经拆穿了佩尔・詹森牧师的把戏，而现在这个马蒂・舒尔勃格的身份他也顶多只能用二十四个小时。
“那个该死的勒贝尔。”他一边恨恨地想着，一边冲着女服务员微笑着说，“谢了，宝贝。”
上午十点，勒贝尔回到办公室给伦敦的托马斯打电话。他的请求让托马斯低声哼了几声，不过他还是十分有礼貌地回答说他会尽力。挂上了电话，托马斯立刻喊来了上周参与调查的那个高级督察。
“好吧，请坐。”他说，“法国佬又回来了。看来他们又把那个家伙弄丢了。现在他在巴黎市中心，他们怀疑他可能准备了另外的假身份。我们两个现在就去给伦敦的各个领事打电话，要他们将从七月一日起至今，外国游客丢失或被窃的护照开具一张清单。不用管黑人和亚洲人，只要白种人。我要知道每位当事人的身高。凡是在五英尺八英寸以上的都是怀疑对象。开始干吧。”
巴黎内政部的每日例会被提前到了下午两点。
勒贝尔依然用他一贯的和缓语气做了报告，而与会者的反应却极其冷淡。
“该死的家伙，”部长中间插嘴道，“他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不，部长先生，不是运气。至少不全是。他不断得到我们每一阶段的进展情报。这就是为什么他匆忙离开加普，为什么在沙隆尼尔庄园杀死了那个女人，然后在罗网收拢前离开的原因。我每天晚上都向与会的各位报告我的进展。我们有三次只差几个小时就抓到他了。今天早上，由于逮捕了瓦尔米而我又不能在电话里装扮成瓦尔米，所以导致他从藏身处逃走并又换成了其他身份。但前面两次，他是在我向会议做完汇报之后的凌晨得到消息的。”
桌子周围一片静寂，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我好像记得，队长，之前你就这样暗示过，”部长冷冷地说，“我希望你能说得更具体一些。”
作为回答，勒贝尔拿出一个小型便携式录音机放到了桌上，按下了“播放”键。在会议室的死寂中，磁带放出的电话录音听来像金属摩擦一样刺耳。放完之后，整个屋里的人都盯着桌上的这台机器。圣克莱尔上校面色灰白，双手轻轻哆嗦着把他的文件收到一起，放进他的文件夹。
“那是谁的声音？”部长最后问道。
勒贝尔仍然没出声。圣克莱尔慢慢站起身来，屋子里的目光都转向他。
“我很遗憾地告诉您，部长先生……这个声音是……我的一个朋友。她现在和我住在一起……请原谅。”
他离开会议室返回爱丽舍宫去写辞呈。屋子里的人都目不斜视，默不作声。
“很好，队长，”部长的声音很平静，“你可以继续了。”
勒贝尔接着汇报，说到了他请求伦敦的托马斯追查过去五十天里报失的护照。
“我希望，”他最后说，“今天晚上就能拿到一份简短的名单，符合我们已经知道的豺狼的体貌特征的人很可能至多只有两个。一旦获悉结果，我需要这些到伦敦旅游的人的所在国提供那些人的照片，我们可以肯定，豺狼现在看起来一定更像他的新身份，而不是凯斯洛普或者杜根或者詹森。幸运的话，我明天中午就能拿到这些照片。”
“从我这方面，”部长说，“我可以向各位报告关于我和戴高乐总统的谈话。他明白无误地拒绝了为躲避刺客而改变未来任何一项日程安排。坦率地说，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不过，我还是让总统做出了一个让步。这就是，至少现在关于禁止公开的禁令解除了。豺狼现在是一名普通的杀人犯。他在沙隆尼尔男爵夫人的房间里谋杀了她，入室盗窃她的珠宝。据信他已经逃至巴黎，躲了起来。对吧，先生们？
“这是今天下午的报纸，至少是晚报要报道的内容。队长，只要你一确定豺狼的新身份，或者是两三个可能的，他目前正在假扮的身份，你被授权将这些人名公布给媒体。这样，那些早报就能用新标题报道事件的最新情况了。
“那些在伦敦不走运，丢失了护照的游客照片明天早上一到，你就可以把它向晚报、电台、电视台公布，作为追捕谋杀犯事件的信息更新。
“除此以外，我们一旦拿到名字，巴黎所有的警察和共和国卫队都要上街，拦住每个人，查看他们的护照。”
巴黎警察局局长、共和国卫队负责人、还有司法警察署的头儿都忙着在记录。部长接着说道：“中央档案局要协助边境检查处去检查所有已知的‘秘密军组织’的同情者。明白吗？”
边境检查处和中央档案局的头头都使劲点着头。
“司法警察署的所有探员，手上不论有什么事，都停下来，全力缉凶。”
司法警察署的马克思・费尔内点点头。
“至于爱丽舍宫方面，显然我需要一份从现在起，总统近期全部活动的完整清单。为了保护他，甚至不必就额外采取的预防措施向他汇报。这一次，为了保护他，即使他雷霆震怒也在所不惜。另外，当然，我要求总统警卫队空前加强对总统的保护。迪克雷队长，可以吗？”
作为戴高乐私人保镖的让・迪克雷点了点头。
“至于刑警大队，”部长盯着布维埃队长，“显然有很多黑社会眼线。我希望把每个人都动员起来，盯着这个人，向那些人提供豺狼的名字和体貌特征。好吗？”
莫里斯・布维埃生硬地点点头，心里很是焦虑。通缉凶手的事他见过，但这一次规模空前。不要说体貌特征，只要勒贝尔一给名字和护照号，从安全部门到黑社会就得有将近十万人在街道、酒店、酒吧和饭店寻找这个人。
“我有没有漏掉什么其他情报渠道？”部长问道。
罗兰上校很快地看了眼吉布将军，然后是布维埃队长。他咳嗽了一下。
“哪里都少不了科西嘉工会。”
吉布将军盯着自己的指甲。布维埃对罗兰怒目而视。其他人大多表情尴尬。科西嘉工会是科西嘉人的兄弟会，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法国最大的犯罪集团组织。他们已经控制了马赛和大多数的南部沿海地区。有些专家认为他们比黑手党更危险，历史也更悠久。他们不像黑手党那样张扬，闹得家喻户晓，所以也没有像黑手党那样不得不在本世纪初叶移居到美国。
戴高乐派和科西嘉工会曾经两度合作，两次都大有帮助，但也让他们很难堪。因为工会总要求回报，通常都是要求警方对他们的犯罪勾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九四四年八月，工会曾帮助盟军攻占法国南部，并从那以后拥有了马赛和土伦。后来，他们又于一九六一年四月辅助打击了阿尔及利亚殖民势力和“秘密军组织”，并据此把他们的触角大大伸入了北方和巴黎。
作为警察，莫里斯・布维埃痛恨这些人渣，但他知道罗兰的行动分局十分倚重科西嘉人。
“你觉得他们能帮上忙吗？”部长问道。
“如果豺狼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厉害，”罗兰上校回答道，“那么我认为，在巴黎如果有人能找到他的话，那就是工会的人。”
“他们在巴黎有多少人？”部长怀疑地问道。
“大概八万人。分布于警察、海关、共和国卫队、情报局，当然还有黑社会组织。而且他们是有组织的。”
“你自己看吧。”部长说道。
没有人再提议了。
“好，那就这样了。勒贝尔队长，现在我们想要从你那得到的就是一个名字、一个体貌特征和一张照片。得到这些之后，这个豺狼只有六小时的自由了。”
“事实上，我们还有三天。”勒贝尔凝视着窗外，说道。他的听众都惊呆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马克思・费尔内问道。
勒贝尔迅速地眨了眨眼。
“我必须道歉。我之前没有看出这一点来实在是很愚蠢。这一个星期以来，我一直确信豺狼有一个计划，他自己选了个日子刺杀总统。当他离开加普，为什么没有立刻扮成詹森牧师呢？为什么没有立刻开到瓦朗斯跳上来巴黎的特快列车呢？为什么他到法国之后整整一周都在那儿打发时间？”
“嗯，为什么呢？”有人问道。
“因为他挑好了日子，”勒贝尔说，“他知道该在什么时间发动攻击。迪克雷队长，今天总统有离开爱丽舍宫外出的活动安排吗，或者明天，或者是星期六？”
迪克雷摇摇头。
“那星期天呢，八月二十五日？”勒贝尔问道。
桌子周围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叹了一口气，就像风拂过玉米地一样。
“当然，”部长轻声说，“解放日。而且要命的是，在座的诸位，大多数人那天都要和他在一起。一九四四年，巴黎解放日。”
“完全正确。”勒贝尔说道，“我们的豺狼有点像心理学家。他知道一年之中有那么一天，戴高乐将军哪里都不去，就在巴黎。那么，这一天就是他的大日子，也是这个刺客等待的日子。”
“既然如此，”部长兴奋地说，“我们就已经抓到他了。现在他的情报来源已经断了，巴黎哪一个角落他都无法躲藏。我想，在巴黎是不会有人收容他并把他保护起来的；即使是强迫他们，他们也不会干。我们抓到他了。勒贝尔队长，给我们那个人的名字。”
克劳德・勒贝尔站起来走向大门。其他人也都站起来准备离开去吃午餐。
“噢，还有一件事，”部长叫住勒贝尔，“你怎么知道要窃听圣克莱尔上校私人公寓的电话？”
勒贝尔在门口转过身，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他说，“所以昨天晚上我窃听了你们所有人的电话。日安，先生。”
下午五点，豺狼坐在音乐厅广场旁边的一家咖啡馆，喝着啤酒。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脸上也戴着一副黑色的墨镜，挡太阳。他看到两个男人从街上走过，忽然有了主意。他付清酒钱，起身离开。他顺着街道走了一百码，看到了他要找的东西——一家女性化妆品店。他走了进去，买了些东西。
六点，各家晚报都换了它们的头条新闻。最新的版本上，报纸顶部印着整行令人惊叹的标题：杀死男爵夫人的凶犯逃至巴黎。标题下面有一张沙隆尼尔男爵夫人的照片，那是五年前她在参加巴黎一个社交晚宴时拍的。一家图片社从档案里找到这张照片，所有报纸都用了同一张照片。六点三十分，罗兰上校胳膊下面夹了一张《法兰西晚报》，走进华盛顿街的一家小咖啡馆。皮肤黝黑，下颌突出的酒吧侍者仔细地看了他一眼，朝大厅后面的另一个人点点头。
第二个人走过来和罗兰打招呼。
“罗兰上校？”
行动分局的头头点点头。
“请随我来。”
他在前面带路，穿过咖啡馆的后门，上二楼来到一间小起居室——这很可能是店主的私人住所。他敲了敲门，里面有个声音说道：“进来。”
门在罗兰上校的身后关上了，一个男人从扶手椅里站起来，罗兰握住他伸出的手。
“罗兰上校？很高兴见到你。我是科西嘉工会的卡普。据说你要找一个人……”
八点，托马斯警司来电话了，声音听上去很疲惫。他今天过得可真不容易，有些领事很愿意配合，其他的却很不愿意帮忙，颇费了一番周折。
他说，在过去的五十天里，除了女人、黑人、亚洲人和矮个子，有八个外国男性游客在伦敦丢失了护照。他给这些人列了一个单子，有姓名、护照号和体貌特征，一目了然。
“现在我们来排除那些不可能的人吧，”他向勒贝尔建议，“豺狼化名杜根不在伦敦期间，有三个人丢失了护照。我们也向航空公司订票处核实了从七月一日以来的情况。看来七月十八日，他乘坐晚上的航班飞往哥本哈根。根据BEA公司的记录，他在布鲁塞尔的BEA柜台用现金买了票，然后八月六日晚上飞回英格兰。”
“是的，我们也查过，”勒贝尔说道，“我们发现，他不在伦敦的那个星期来了巴黎，时间是从七月二十二日到七月三十一日。”
“好的，”托马斯说道，声音从伦敦的电话线里传来，有些噪音，“他不在伦敦期间有三份护照丢失。我们可以把这三个排除了，对吧？”
“没错。”勒贝尔说道。
“剩下的五个人里，一个太高了，足足有六英尺六英寸。用你们的算法，已经超过两米了。而且，他是个意大利人，这就是说他的护照扉页上是用米和厘米来标注身高的。差异太大，法国海关官员会立刻发现的。除非豺狼踩着高跷。”
“我同意，这个人肯定是个巨人，他可以排除了。另外四个人是什么情况？”勒贝尔问道。
“好的。一个太胖了，有二百四十磅，或者说有一百多公斤。这个要是豺狼的话，那他都胖得走不动路了。”
“他也可以排除了，”勒贝尔说道，“还有谁？”
“另外一个太老了。他身高合适，但是已经七十多岁了。除非那种真正的戏剧化妆高手在他脸上操持，否则他不可能扮得那么老。”
“这个也不算，”勒贝尔说道，“最后两个怎么样？”
“一个是挪威人，另一个是美国人，”托马斯说道，“两个人都符合标准。高个子，宽肩膀，二十到五十岁之间。这个挪威人有两件事使他不太可能是你要找的人。第一，他的头发是亚麻色的。我不认为这个豺狼在杜根暴露后会变回他自己的头发颜色，对吧？那样他就会更像杜根了。另外一件是，这个挪威人向领事报告时说，他和女友划船时不慎落水，护照就是这时才从口袋里滑落的。他发誓说他落水之前，护照还在他胸前的口袋里，等他爬上岸十五分钟后就发现护照不见了。另一个美国人则对伦敦机场的警察发誓说，他在机场大楼的候机大厅向别处张望的时候，装有他护照的手提箱就不见了。你怎么看？”
“请发给我，”勒贝尔说道，“有关这个美国人马蒂・舒尔勃格的所有详细情况。我要向华盛顿护照办公室要他的照片。再次感谢你，谢谢你的所有努力。”
当晚，内政部又开了第二次会，是目前为止最短的一个。会议前一个小时，国家安全机构的每个部门都收到了马蒂・舒尔勃格详细材料的油印件，此人是被通缉的杀人犯。第二天早上有望能得到他的照片，恰好来得及刊登在上午十点钟街上出售的报纸上。
部长站了起来。
“先生们，我们头一次开会的时候，都同意布维埃队长的建议——甄别杀手豺狼的身份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项纯粹的侦探工作。可是通过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不再同意这个论断。在过去的十天里，我们很幸运，有勒贝尔队长为此事操劳。尽管刺客换了三次身份，从凯斯洛普到杜根，从杜根到詹森，又从詹森到舒尔勃格，尽管这间屋子里不断有情报泄露出去，他仍然成功地甄别出了刺客的身份，并且在这个城市里追踪到了这个人。我们欠他一份感谢。”
部长朝勒贝尔低头致意，后者看起来有些窘迫。
“不过，从现在开始，这项任务就要转移到我们身上了。我们有了刺客的名字、体貌特征、护照号码和国籍。几个小时之内，我们还会有他的照片。我很有信心，在你们各自部队的努力下，几个小时之内，我们就能抓获他。巴黎的每一个警察，每一个共和国卫队的警察，每一个警探，都已经收到了这个人的简要情况。明天早上之前，或者，最迟到明天中午，这个人就再也无处藏身了。
“现在，让我们再次祝贺你，勒贝尔队长，并且从你的肩膀上把这次调查的压力和重担卸下。在即将到来的几个小时里，你将不必再为此事操劳了。你的任务完成了，干得漂亮。谢谢你。”
勒贝尔耐心地听他说完，之后飞快地眨了几下眼，从座位上站起来，向这群最有权势的人点点头。他们指挥着成千上万的士兵，控制着数百万的法郎，而此时，他们向他报以微笑。勒贝尔转身离开会议室。
十天来，克劳德・勒贝尔队长第一次回家睡觉。当他把钥匙插进锁孔里转动的时候，他听到了妻子厉声的责难。子夜的钟声响起，八月二十三日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