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也没有。”
布莱恩・托马斯办公室里两个年轻督察中的一个合上分给他查阅的最后一个文件夹，望着他的顶头上司说。
他的同伴也弄完了，结果也一样。托马斯五分钟前也干完了。他走到窗前站在那里，背对着屋子，盯着黄昏里川流不息的车辆。他的办公室和助理警务处长曼林逊的不一样，看不到泰晤士河。这里是一层，只能远远地看见街上的汽车。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喉咙因为抽烟而红肿。他知道患了重感冒就不该抽烟，但他戒不掉，特别是在压力大的时候。
房间里的烟雾让他头疼，一下午他都在打电话确认档案和记录中出现的那些人。每次回电的答复都是否定的。那些人中有的已被彻底解决了，有的则根本没有能力承担类似于刺杀法国总统这样的任务。
“好的，就这样吧。”他板着脸，从窗前转过身来，“我们已经尽力了。调查结果就是如此，没有人符合条件。”
“也可能有哪个英国人能干这事儿，”其中一个督察建议说，“但他不在我们的档案里。”
“他们全在我们的档案里，你要注意了！”托马斯咆哮道。想到在他的领地里，像这样一个顶级刺客居然不在他的档案里，他就很是不快；伤风和头疼也让他的火气更盛。这会儿他脾气很坏，威尔士口音也越发浓重起来。从家乡出来三十年了，他的口音一直没什么改观。
“毕竟，”另一个督察说，“政治刺客可是极其稀有的物种。这个国家可能压根儿就没这样的货色。这不太对英格兰人的胃口，不是吗？”
托马斯冲他怒目而视。他更喜欢用“不列颠人”来称呼联合王国的子民。这个督察无意间使用的“英格兰人”一词让他怀疑这可能是一种隐晦的暗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或是爱尔兰人中很可能造就了这样的人物。但事实并非如此。
“行了，把档案都收好，交回登记处。我去报告说，经过彻底的搜索，我们掌握的材料里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也就只能做到这样了。”
“警司，这是谁让查的？”其中一个督察问。
“你就别操心了，孩子。有人正头疼着要找这个人呢，幸好不是我们。”
两个年轻人把所有资料收了起来，向门口走去。他们都有家事，其中一个这两天可能要头一回做爸爸。他率先走到门口。另一个则转过身，若有所思地皱着眉。
“警司，我查的时候想到一件事。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有英国国籍，但很可能不在英国活动。我的意思是，即使像那样的人也得有个地方待。某个藏身之处，一个归宿。很有可能他在自己的国家里是一位奉公守法的公民。”
“你想说什么，一个‘化身博士’[32]？”
“嗯，差不多。我的意思是，如果有那样一个职业刺客，就像我们今天想查的这类，他的分量之重足以使什么人发动今天这样的调查，而且让您这样级别的人带着干，看来要查的人来头不小。而且，如果他在他的领域很有分量，那他一定做过一些大案子。否则他就无足轻重了，对吗？”
“往下说。”托马斯认真地看着他，说道。
“那么，我就在想，一个像那样的人很可能只在自己的祖国之外行动。所以他一般不会招致本国安全机构的注意。也许情报部门曾经风闻有关他的事……”
托马斯考虑着这个想法，然后慢慢地摇摇头：“忘了它，回家吧，孩子。我来写报告。把我们今天做的调查就这么忘了吧。”
不过，当这个督察走后，他所说的想法仍萦绕在托马斯的脑际。他现在能坐下来写报告了。但他一字未动，交了一张白卷。所做的档案搜索没有任何结果。不过也许法国方面的质询并非空穴来风。又或许他们没什么根据，托马斯怀疑很可能正是这样，他们只是因为一点点有关他们宝贝总统的流言蜚语而全都成了没头苍蝇。如果他们真的如他们所声称的那样没有线索，而又没有迹象表明这个人是英国人，那他们一定会用类似的方法查遍全世界。很可能根本没有这样的刺客，即使有，他一定来自那些有着悠久政治刺杀历史的国家。不过，如果法国方面的怀疑是准确的呢？又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英国人，即使只是出生在英国呢？
托马斯对苏格兰场的纪录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尤其是对政治部。他们从未碰到过这样的麻烦。他们从未让来访的外国政要出过事，甚至从未出过丑闻。他甚至亲自出马保护过那个小个子苏联混蛋——伊万・谢洛夫，克格勃的头儿。在他来英国为赫鲁晓夫来访作准备时，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有数十个人都想干掉他。不过最后一枪也没响，这个地方布满了谢洛夫自己的保安人员，每个人都荷枪实弹，随时准备开火。
布莱恩・托马斯警司还有两年就退休了。然后他能回到他和梅格买的那栋小房子里，隔着绿色的草坪眺望布里斯托海峡了。所以最好还是保险点儿，全都查清楚。
年轻的时候，托马斯是个优秀的橄榄球队员。很多和格拉摩根队交过手的人都清楚地记得，只要是布莱恩・托马斯担任边锋，就别打算搞边线突破。他现在自然是老了，打不动了，但如果他工作之余有空的话，他还是对伦敦威尔士队情有独钟，会去里士满的老鹿苑看他们打比赛。他对每个队员都很熟悉，比赛结束后会在俱乐部里花很多时间和他们聊天，他的声名让他在那里备受欢迎。
其中有一名队员，大家只知道他在外交部工作。但托马斯知道，他可不简单。他所在的部门归外交部秘书处管，但又不隶属于外交部。此人名叫巴里・劳埃德，为秘密情报机构工作，那里被称为SIS，或是被简称为“情报处”。通常来说，公众总是将其误称为军情六处。
托马斯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要了一个号码。
在河的下游有家安静的小酒馆，八点到九点间，两个人碰了头，一起喝一杯。托马斯买的酒，两人聊了一会儿橄榄球。不过劳埃德想，这个政治部的家伙把他约到这个河边的小酒馆不会只是想聊聊橄榄球。距离下一个赛季还要两个月呢。等酒上齐，两人都心不在焉地互道了一声“干杯”，托马斯示意到外面朝向码头的露台上去。外面更安静些，从切尔西和富勒姆来的一帮年轻人已经喝完了酒去吃晚饭了。
“我遇到了一点麻烦，伙计，”托马斯开口道，“你也许能帮上忙。”
“好的……只要我能办得到。”劳埃德说。
托马斯就巴黎方面的要求，以及刑事档案和政治部都没有收获的情况向他做了简要说明。
“我觉得，如果真有其人，而且是个英国人的话，他可能是那种从不在这个国家下手的人，明白吗？可能只在海外行动。如果他留下什么踪迹的话，也许‘情报处’曾经注意过？”
“‘情报处’？”劳埃德轻声反问。
“行了，巴里。有时候我们肯定得多知道一些吧。”托马斯的声音几近耳语。从后面看，他们就像两个穿着黑色套装的人，跨过夜色中的泰晤士河看着南岸的灯火，说着城里白天的那些事。“调查布莱克那桩案子时，我们查过很多材料。很多外交部的人的真实身份我们都略知一二。你也是其中之一，明白了吧？他受审查那会儿，你就在他那个部门。所以我知道你为哪个部门工作。”
“我明白了。”劳埃德回答。
“你看，现在我是布莱恩・托马斯，坐在公园里。但我也是政治部的警司，对吗？你不可能对任何人都是匿名的，你现在能说了吗？”
劳埃德凝视着他的酒杯。
“这是官方的情报咨询吗？”
“不是，我现在还不能那样做。法国方面的请求也是非官方的，是勒贝尔个人对曼林逊的请求。他在中央档案局一无所获，所以他答复说他无能为力。但他跟狄克逊说了一句。然后狄克逊就让我做一次快速筛查。所有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明白吗？有时候事情只能这样做。所有这些都得非常小心，不能让媒体听到一丁点儿风声。很可能在英国的确没什么能帮上勒贝尔的。我只是想，我最好把所有方面都考虑周全了，而你是我的最后一处。”
“这个人估计是冲着戴高乐来的？”
“肯定是，从要求调查的人上可以猜得出。但是法国人肯定小心翼翼。他们显然不想张扬出去。”
“显然是这样。但是为什么不直接找我们呢？”
“这个仅有一个名字的查询请求是通过‘老伙计’网提出来的。是勒贝尔向曼林逊直接提出的。而法国情报机构和你们之间没有建立那个‘老伙计’网。”
即使劳埃德已经注意到他所暗示的法国安全局和英国情报处之间众所周知的恶劣关系，他也没露声色。
“你在想什么？”过了一会儿，托马斯问道。
“有意思。”劳埃德望着河面，说道，“你还记得菲尔比的案子吗？”
“当然。”
“我们的部门里对这个案子一直余恨未了，”劳埃德继续道，“他一九六一年一月叛逃到了贝鲁特。当然，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但这事当时在情报处内部闹得一塌糊涂。很多人都被调动了位置。如果不这样，他就得把阿拉伯地区以及其他很多地区的大多数人都挖出来。需要尽快转移的人中，有一个是我们在加勒比地区的首席代表。他之前和菲尔比一起在贝鲁特待了六个月，然后才去的加勒比。
“与此同时，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者特鲁希略，在特鲁希略城外一条僻静的马路上被人暗杀了。据报告说，他是被游击队击毙的——他有很多政敌。我们的人那会儿刚刚回到伦敦，在他被重新安置前，我和他有一段时间曾共用一间办公室。他提过一个传闻：特鲁希略的车是被一个戴面具的人一枪打停的。埋伏的人随之冲了上去，炸开车，把里面的人干掉了。那一枪真他妈准——从一百五十码外射向一辆疾驰的车。子弹穿过司机旁边车窗的那个小三角——只有那块不是防弹玻璃，除此以外整部车都是装甲的。子弹正中司机的咽喉，他翻了车。之后游击队才围了过来。奇怪的是，据说枪手是个英国人。”
长时间的沉默。空啤酒杯在手指间晃来晃去，两个人凝望着愈发漆黑的泰晤士河，脑海里都浮现出一个景象：遥远而炎热的岛国，贫瘠恶劣的地理环境，一辆轿车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在沥青公路上疾驶，正要进入山区；一个身穿黄褐色斜纹布衣服，佩着金色绶带的老头被人从汽车残骸里拖出来，躺在公路的尘土里，等待着被手枪结果性命。这个老人已经以他的铁腕无情统治了这个国家三十年。
“这个……传闻中的……人，知道他的名字吗？”
“我不知道，也不记得了。只是在办公室闲聊时说起来的。那时候我们有太多重要的事要忙，才不会去关心一个加勒比独裁者呢。”
“那个伙计，告诉你这件事的那个人。他写过关于这件事的报告吗？”
“肯定写了。标准程序。但那只是个传闻，明白吗？只是个传闻。没有凭据。我们要的是事实，实在的情报。”
“但它一定建档了，被归在了什么地方。”
“估计是，”劳埃德说道，“肯定级别很低，那只是当地酒吧里的一个传闻。那地方盛产传闻。”
“不过你能回去看一眼档案吗？看看这个山上的家伙有没有名字。”
劳埃德离开了栏杆。
“回家吧，”他对警司说，“如果有什么有用的情报，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他们回到酒馆里，放下酒杯，向迎街的店门走去。
“非常感谢，”两个人握手告别的时候，托马斯说，“也许那份档案里什么都没有。不过我还是寄希望于万一吧。”
托马斯和劳埃德在泰晤士河边交谈时，豺狼正在米兰的一家屋顶餐厅把他的最后几滴萨白昂饮料[33]倒进嘴里；而克劳德・勒贝尔警长则在巴黎内政部的会议室出席第一次进展报告会。
出席会议的人和二十四小时之前的会议一样。内政部部长坐在桌子的顶端，各部门的负责人从桌子两边顺次排下来。克劳德・勒贝尔坐在桌子的另一端，面前放着一个小文件夹。部长点了点头，示意会议开始。
他的办公室主任首先发言。在过去的一天一夜里，他说道，法国每个边境检查站的海关人员都接到指示，彻查进入法国境内的高个子男性，亚麻色头发的外国人。尤其要检查护照，由边境检查站官员仔细核对，看是否出自伪造，边境检查处的负责人对此点头表示确认。游客和商人进入法国时可能会觉得海关忽然加强了戒备，不过这种对行李的检查并不会让人发现，遍及全国的这种戒备只是针对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的男人。如果任何一个目光敏锐的媒体记者对此提出疑问，答复将是“没什么，只是常规抽查”。不过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提出此类问题。
他要汇报的还有一件事。有人提议考虑对在罗马的三名“秘密军组织”领导人实施突袭逮捕的可能性。出于外交原因，外交部强烈反对这个建议（外交部并不知道有关豺狼的阴谋），并得到了总统的支持（总统是清楚原因的）。这样一来，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一方案。
安全局的吉布将军报告说，在对他们的档案材料进行了全面筛查之后，没有发现“秘密军组织”及其同情者之外存在这样一个职业政治刺客，甚至连嫌疑人都没有。
情报局负责人报告说，对法国刑事档案进行的彻底搜索结果也是同样如此，搜索的范围不仅仅是法国人，还包括曾经试图在法国行动的外国人。
然后是边境检查处的负责人汇报。早上七点三十分从靠近北火车站的邮局截获一个电话，所叫号码是三名“秘密军组织”的首脑所在的罗马酒店。他们在那儿已经待了八周了，国际交换台的接线员已经得到指示，报告所有打给那个号码的电话。那天早上值班的接线员反应迟钝，直到电话接通才意识到这是列在他的单子上的特别号码。他接通了电话后才致电边境检查处。不过，他还是知道要监听的。电话的内容是：瓦尔米致普瓦捷。豺狼已漏气。重复一遍。豺狼已漏气。科瓦尔斯基被捕。死前招供了。完毕。
有那么几秒钟，屋子里一片寂静。
“他们是怎么发现的？”桌子的远端，勒贝尔平静地问。除了罗兰上校，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他。上校正在沉思，凝视着对面的墙壁。
“该死。”他仍然看着墙，吐字很清晰。所有的视线又转回行动分局负责人那边。
上校猛然从自己的思考中回过神儿来。
“马赛，”他简短地说，“为了把科瓦尔斯基从罗马弄回来，我们下了个诱饵。他有个老朋友叫约约・格日博夫斯基。这个人有个老婆和一个女儿。在科瓦尔斯基被我们抓住之前，我们对他们全都进行了保护性监禁。我想要从科瓦尔斯基那儿知道的只是有关他上司的情报。那时候还没有理由怀疑这个豺狼的阴谋，也没有理由不让他们知道是我们抓了科瓦尔斯基。不过，后来事情起了变化。一定是那个波兰人约约给这个瓦尔米报的信儿。抱歉。”
“边境检查处在邮局抓到那个瓦尔米了吗？”勒贝尔问道。
“没有，我们晚了几分钟，错过了。这得感谢那个愚蠢的接线员。”边境检查处的人回答道。
“徒劳的行动。”圣克莱尔突然冲口而出。众多不友好的目光向他直射过来。
“面对一个未知的敌人，我们几乎是在茫茫黑夜中摸索前进，”吉布将军回答，“如果上校愿意自告奋勇承担此次行动及一切责任的话……”
爱丽舍宫的上校专心致志地钻研着他的文件，仿佛它们比安全局局长的威胁性暗示更重要。他意识到，他刚才的话很不明智。
“从某种意义上说，”部长开口了，“他们知道自己雇佣的枪手已经走漏风声也许更好些。他们现在自然会叫停这一行动了吧？”
“非常正确，”圣克莱尔说道，试图补救刚才的失言，“部长是对的。他们再继续的话肯定是疯了。他们肯定会叫那个人住手的。”
“事实上，他并没有暴露。”勒贝尔平静地说。其他人几乎都忘记他的存在了。“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预警很可能只会让他采取额外的应急措施，假证件、化装等等。”
探长的话让围坐在桌子周围的人所产生的乐观情绪顿时消失了。罗杰・弗赖敬佩地看着这个小个子探长。
“先生们，我想我们最好听听勒贝尔队长的报告。毕竟，是他在领导这次调查。我们到这里是要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对他予以协助的。”
在部长的督促下，勒贝尔概述了昨晚以来所采取的措施。他开始相信，如果有这样一个刺客，那这个外国人一定只能在某个国外警方的档案资料里，这一点也得到了检索法国警方档案资料结果的支持。因此他请求进行海外查询并获得批准。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的通讯系统，他与七个主要国家的警察首脑进行了个人之间的直线电话。
“回复已在今天陆续到达。”他最后说，“分别是，荷兰，什么也没有；意大利，确有几个已知的雇佣杀手，但都受雇于黑手党，经过秘密调查，意大利宪兵队和罗马的黑手党之间有约定——黑手党的杀手除非有特别授意，否则绝不进行政治暗杀；另外黑手党绝不刺杀外国元首。”勒贝尔抬起头，“我个人倾向于相信那很可能是事实。
“至于英国，目前什么也没有，但例行调查已经被转给另外的部门——政治部，以便进行进一步核查。”
“他们总是慢吞吞的。”圣克莱尔屏着气嘟囔着。听到这话，勒贝尔又抬起头看了看他。
“但我们的英国朋友会做得很周全。不要低估苏格兰场。”然后他继续念报告。
“美国，两个人可能。一个是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军火大鳄的左右手。这个人以前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后来被派驻加勒比地区，隶属中情局。猪湾事件[34]前，因在一场打斗中杀死了一名古巴反卡斯特罗分子而被开除。那个古巴人本来要在猪湾行动中指挥一支部队的。之后，这个美国人被那个军火商招募。该军火商是中情局非官方利用来向猪湾入侵部队提供武器的人之一。后来，他的两个竞争对手在离奇事故中死亡，相信是其所为。军火交易看来是桩玩命的买卖。这个人叫查尔斯・阿诺德，外号‘查克’。联邦调查局现在正在查找他的下落。
“联邦调查局建议的第二个嫌疑人可能叫马克・韦特列诺，从前是纽约黑帮头目艾伯特・安纳斯塔西亚的保镖。该头目于一九五七年十月被人在一家理发店击毙，韦特列诺怕自己也遭到暗算而逃离美国。他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住了下来，试图凭一己之力混入当地黑社会组织，但没有成功。他被当地黑社会组织‘冷冻’起来。联邦调查局相信，如果他穷困潦倒，那只要价钱合适，就可能会受雇于某个外国组织而杀人。”
屋里一片寂静。另外十四个人都默不作声地听着。
“比利时方面也有一个人可能。一名精神病杀手，之前是加丹加冲伯的人。一九六二年被捕后被联合国驱逐。由于身负两起谋杀案而无法返回比利时。他受雇杀人，很机敏。他名叫朱尔斯・博瑞吉，据报已逃往中美洲。比利时警方目前正在核查他现在可能的下落。
“西德，一个人可能。汉斯-迪特尔・卡塞尔，前纳粹党卫军少校，因战争罪被两个国家通缉。战后化名居住在西德，是ODESSA[35]的雇佣杀手，是前党卫军地下组织成员。他被怀疑与战后两名督促政府加强调查战争罪行的左翼社会党人的谋杀案有牵连。身份暴露后，人们知道他就是卡塞尔。在得到一名高级警官的密报后，他逃往西班牙，后者后来丢了差事。相信此人现在正居住在马德里，已经洗手不干了。”
勒贝尔又抬头看了下：“顺便提一句，这个人的年龄看来不太适合做这种事。他已经五十七岁了。”
“最后是南非，一个人可能。职业雇佣兵。姓名：皮埃特・史库博。也参与过加丹加事件。他在南非没有犯案，但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他是一个神枪手，喜欢杀人。相信此人目前仍在西非某处。南非政治部正在进一步调查。”
他停下来抬起头看着。围坐在桌子周围的十四个人都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当然，”勒贝尔自己也颇不满意地说，“这些消息都很不明确。我只是在七个最有可能的国家尝试了一下。豺狼也许是瑞士人，或者奥地利人，或者是别的什么地方人。七个国家中有三个回答说他们没有任何建议。他们也许弄错了。豺狼也许是意大利人，或者荷兰人，或者是英国人。或者他可能是南非人、比利时人、德国人或者美国人，但不在刚才列举的人之中。没人知道，我们正在一片漆黑中摸索，希望能有一个突破。”
“仅仅有希望是不会让我们走得太远的。”圣克莱尔猛然说道。
“也许上校有什么新建议？”勒贝尔礼貌地问。
“我个人感觉这个人肯定已经得到警告终止行动了，”圣克莱尔冷冷地说，“既然他已经暴露了，他就无法再接近总统。不管罗丹和他的同伙答应付给这个豺狼多少钱，他们都会要回来，并取消行动。”
“你‘感觉’这个人已经因接到警告而终止行动了？”勒贝尔温和地表示异议，“但‘感觉’和‘希望’也差不多啊，我认为现在应该继续调查。”
“你所说的调查目前进展如何，队长？”部长问道。
“部长，上述国家的相关部门已经开始用电传发送完整的档案材料过来。我预计明天中午能最后收齐。图片资料也通过电传发送。有些国家的警方正继续调查以确定那些嫌疑人的下落，然后再由我们接手。”
“你认为他们会保密吗？”桑吉内蒂问道。
“他们没有理由不这么做，”勒贝尔回答，“国际刑警组织各国的高级警官们每年进行的高度机密的调查有数百起，其中有一些就是在这样个人对个人的非官方基础上进行的。幸运的是，所有国家，无论它的政治观点如何，都一致反对犯罪。所以我们并不像政治部门那样在国际关系中陷入纷争。各国警方的合作关系是非常好的。”
“即使是针对政治犯罪吗？”弗赖问道。
“对警察来说，部长，都一样是犯罪。这也是为什么我宁愿联系我的外国同事，而不是通过外交部。毫无疑问，这些同事的上司一定会对他们所做的调查有所耳闻，但他们没有理由惹是生非。政治刺客是全世界的罪犯。”
“但只要他们知道了所做的调查，他们就能猜出其中的暗示，并私下嘲笑我们的总统。”圣克莱尔忽然说。
“我看不出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说不定哪天就会轮到他们之中的一个了。”勒贝尔说道。
“如果你不明白有的人知道有刺客要杀法国总统将会多么兴高采烈，那你就是不懂政治。”圣克莱尔回答，“总统明确表示过非常希望避免让公众知晓此事。”
“这件事并没有公之于众，”勒贝尔纠正道，“这是仅限于极少的几个人之间的极其私密的通报。这些人手里掌握的秘密如果公开的话，很可能会毁了他们本国半数以上的政客。这些人中间，有的人基本上掌握了西方世界保安措施的全部详情。为了保卫西方世界的治安，他们必须知道这一切。为了保护那些人，他们必须保密。假如他们不谨慎的话，他们就不配待在这样的岗位上。”
“让几个人知道我们在找一个杀手总比让他们接到参加总统葬礼的邀请函强，”布维埃瓮声瓮气地说，“我们和‘秘密军组织’战斗两年了。总统的指示也是绝不能让这成为媒体的轰动新闻和公众的谈资——”
“先生们，先生们，够了。”部长打断道，“是我授权勒贝尔队长在外国警方首脑之间做秘密调查的，这是在，”他扫了一眼圣克莱尔，“向总统请示之后。”
这群人立刻不加掩饰地露出因上校的窘迫而产生的快感。
“还有别的事吗？”弗赖部长问。
罗兰举了一下手。
“我们在马德里有个常驻机构，”他说道，“在西班牙有一批‘秘密军组织’的流亡者，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那里设置该机构的原因。我们可以调查那个卡塞尔纳粹分子，而不必惊动西德政府。据我所知，我们和波恩外交部之间的关系仍然不是太好。”
他说的是二月里阿尔古的绑架事件以及随后导致的波恩政府的盛怒。有几个人会心地一笑。弗赖冲勒贝尔扬了扬眉毛。
“谢谢您，”警长说道，“如果您能确定这个人的下落，那会有很大的帮助。我希望所有部门都能继续像过去二十四小时里所做的那样支持我，再没有别的要求了。”
“那么明天再说吧，先生们。”部长说完，起身收拾着他的文件。会议结束了。
走出会议室，站在外面的台阶上，勒贝尔高兴地深吸了一口巴黎夜晚的温馨空气。时钟敲了十二下，将这个城市带入了八月十三日，星期二。
十二点刚过，巴里・劳埃德给托马斯警司位于伦敦戚斯域的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托马斯正准备关掉床头的灯，心里还想着情报处的那位老兄也许一早就会给他打电话的。
“关于晚上我们聊过的那件事，我找到了那份报告，”劳埃德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想的没错。这就是一份关于当时在那个岛国到处流传的传闻的例行报告。差不多一归档就被标注为‘无需采取任何行动’。正如我所说的，那时候我们被别的事拖住了。”
“里面提到什么名字了吗？”托马斯轻声问，不想打扰正在睡梦中的妻子。
“有。当时岛上有一个英国商人，事件发生后就忽然消失了。也许他与此事无关，不过他的名字和那些小道消息一起流传开了。他的名字是查尔斯・凯斯洛普。”
“谢谢，巴里。我一早就去查。”他挂断电话睡觉了。
劳埃德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年轻人，他就这次请求和他对此所做的答复写了份报告，发往待处理室。凌晨时分，待处理室值班人员疑惑地看了一会儿这份报告，由于该报告涉及巴黎方面，便把报告放在了外交部法国科的信函袋里。按惯例，整个信函袋将会在当天早上直接送到法国科负责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