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时后，不明就里的克劳德・勒贝尔茫然地出现在会议室。内政部长花了五十分钟，向他简单介绍了摆在他面前的任务。
他一进会议室就被指定坐在桌子的末端，像三明治一样被夹在共和国卫队队长和他的顶头上司布维埃之间。他看着罗兰的报告，其余十四个人全都默不作声。不过他能感觉到，周围的人都在向他投来好奇的目光。
他放下报告的时候，心里有些不安。为什么叫他来？这时部长开始说话了。那既不是商量也不是请求，而是命令，随后就是滔滔不绝的情况简介。他可以组建自己的办公室；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接触所有必要的情报；所有围着这张桌子的人所管辖的全部资源都任他调遣。所需费用没有限制。
“绝对保密。”部长几次提到的这点使他印象深刻。这也是那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命令。听着听着，他的心沉了下去。他们正在要求，不，正在命令——命令他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无从着手。到目前为止，没有犯罪记录，没有线索，没有证人——除了三个他没法去问的人，只有一个名字，一个化名，以及整个广袤的世界——他必须从中把这个人找出来。
克劳德・勒贝尔知道，自己以前是个好警察。他一直是个好警察。他做事稳健、精准、有条不紊、不辞劳苦。他只是偶然才灵光一闪——而这是一个好警察变为杰出警察的必备条件。但他从没有忽略这样的一个事实——百分之九十九的警察工作是例行工作，靠的是不动声色的调查，勘察再勘察。所有的辛劳把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变成一张网，这张网最终网住了案件的罪犯，使他们站在法庭上，而不只是制造标题新闻。
在司法警察署的人眼中，他是一个埋头工作、循规蹈矩的人。他讨厌被曝光，从不召开新闻发布会——很多同事就是靠这个方法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他的晋升之路很稳健：破案，看他抓捕的罪犯被判刑。三年前刑警大队凶杀处处长空缺的时候，就连其他候补人选都认为只有勒贝尔得到这个职位才公平。他在凶杀处的记录一直很好。三年里，他抓捕犯人从未失误过，只有一次，被告因为技术原因被无罪释放了。
作为凶杀处的处长，他逐渐引起统管整个刑警大队的莫里斯・布维埃的关注。布维埃也是一个老派的警察。所以几周前，布维埃的副大队长突然殉职，他立刻亲自要求勒贝尔出任他的新副手。司法警察署里有些人怀疑，由于布维埃经常被行政上的琐事搞得头昏脑涨的，所以他需要一个埋头苦干的下属，这个人既能不声不响地处理好各个轰动的大案，又不会抢去上司的风头。当然，这可能只是某些小心眼的人的揣测而已。
内政部的会议结束之后，罗兰报告的副本都被收回，存放在部长的保险箱里。只有勒贝尔一个人被允许保留了布维埃那份。他唯一的要求是允许他秘密地寻求其他几个主要国家罪案调查机构负责人的合作，他们的档案里可能有像豺狼这样的职业杀手的身份资料。他指出，如果没有这种合作，调查工作根本无法开展。
桑吉内蒂问他：“这些人是否可靠，能保守秘密吗？”勒贝尔回答说，他要联系的人都是私交，他的询问也不通过正式公文，是非官方的。这种联系一直存在于大多数西方主要国家警界的高层。部长考虑了一下，批准了他的请求。
这会儿，他正站在大厅里等候布维埃，看着各部门的头头脑脑鱼贯而出，从他身边经过。有的人简慢地冲他点点头，然后继续向前走；其他人则在说“晚安”的同时，对他报以同情的微笑。布维埃和马克思・费尔内还在会议室里低声商量着什么。那位爱丽舍宫尊贵的上校差不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顺着圆桌介绍时，勒贝尔很快就记住了他的名字——圣克莱尔・德维劳本。他在身形矮胖的勒贝尔身前停下，看着对方，毫不掩饰他的轻蔑之情。
“队长，我希望你的调查能够取得成功，动作要快，”他说，“我们会在爱丽舍宫密切注意你的进展。如果你找不到这个匪徒，我向你保证，是会有……后果的。”
他转过身，下了楼梯，朝着前厅走去。勒贝尔什么也没说，只是飞快地眨了眨眼。
克劳德・勒贝尔自从二十年前在诺曼底加入第四共和国警察部队，成为一名年轻的侦探以来，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功，完全得益于他身上的一个特质——善于激发别人对他的信任，使人愿意对他吐露心声。
他既没有布维埃那样魁梧的身材，也不像现在进入警察部队的很多年轻警探那样善于言辞——他们能把证人吓得痛哭流涕。当然，他不觉得这是缺点。
他知道，在任何地方，无论是孩子、店主、售货员、邮差或是银行职员，只要是大多数罪案所针对的对象或者目击证人，他都能让这些人开口。他深信自己有这个本领。
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的体型；他身材矮小，看上去活像漫画家笔下的“妻管严”。不过同事中谁都不知道，他的确有些惧内。
他不修边幅，要么是件皱巴巴的套装，要么是件风衣。他举止温和，甚至总带点歉意。当他向证人询问情况时，他的态度让对方感到，这次与他们以往和警方打交道时所受的对待真有天壤之别。于是那位证人不禁对这位侦探大有好感，仿佛颠沛流离的难民回到祖国一般。
另外，他曾是欧洲最强有力的刑警部队凶杀处的处长。他在著名的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做了十年警探。他那副温和朴素的外表背后，是一个精明的头脑，并在执行任务时坚决拒绝任何恫吓或干扰。他曾被法国最邪恶的黑帮头目威胁，面对这样的威胁，勒贝尔也只是飞快地眨眨眼，这让他们以为警告已经被充分接受了。只有在事后，在牢房里，他们才慢慢意识到，他们低估了这双目光柔和的褐色眼睛和那撮牙刷胡子。
他还曾被有钱有势的人威胁过两次。一次是一个企业家，仅仅让他看一眼稽查员写的证词，就要他判一名低级职员犯有贪污罪；另一次是一位社会名流，企图让警方中止对一名年轻女演员服毒致死的案件调查。
在头一个案件中，他对涉案的那位企业家进行了调查，结果其他更大的，与那个低级财务人员无关的纰漏浮出水面。事后那位企业家一直懊悔，他要是在自己还有机会的时候逃往瑞士该多好。第二桩案子里，那个社会名流最终被判长期监禁，他在监狱里有充分的时间追悔自己不该在他位于维克多・雨果大街的顶层豪华公寓里指挥一个犯罪团伙。
对圣克莱尔上校的话，克劳德・勒贝尔的反应也是眨眨眼，一言不发，就像一个被训斥的小学生。但这对他随后执行被强加给自己的任务丝毫没有影响。
当最后一个人走出会议室后，莫里斯・布维埃来到他身边。马克思・费尔内飞快地握了握勒贝尔的手，祝他好运，然后走下台阶。布维埃用蒲扇一样的手拍了拍勒贝尔的肩膀。
“呃，好了，我的小克劳德。就是这么回事，对吧？好了，是我提议由司法警察署处理这件事的。只能这样。其他那些人只会没完没了地说空话。来吧，咱们到车里谈。”他率先下了楼梯。两个人一起爬进等候在院子里的雪铁龙车的后座。
这会儿是晚上九点多，白天留下的全部痕迹，就是巴黎郊区奈伊上空挂着的一抹深紫色。布维埃的车顺着马里尼街驶过克莱蒙梭广场。勒贝尔朝右边车窗外看了一眼，顺着璀璨的香榭丽舍大街向上望去。尽管从外省调进巴黎已经有十年了，但香榭丽舍大街在夏夜中的璀璨辉煌一直让他感到惊叹和激动。
布维埃终于说话了。
“不管你眼下正在忙什么，都必须全停下来——全部。把办公桌彻底清干净。我会让法维尔和马尔克斯特接手你手头上的案子。为这个差事你需要一个新办公室吗？”
“不用，我还是继续用现在的这个吧。”
“行，很好，但是从现在起，它就是寻找豺狼的总部了。把其他任何事都撇开。你需要别的什么人协助你吗？”
“是的，我要卡伦。”勒贝尔回答。他指的是他在凶杀处时一起共事的一名年轻的督察。他升任新职后也把这个年轻人调过来，担任刑警队的助理队长。
“好的，给你卡伦。还要其他人吗？”
“不用了，谢谢。但是卡伦必须知情。”
布维埃想了一会儿。
“应该没问题。他们不该指望奇迹。显然你必须有一名助手。但是一两个小时之内不要告诉他。我到办公室后给弗赖打电话，申请正式批准。不过不能再让别人知道了。如果泄露出去，不出两天就会见报的。”
“没别人了，只要卡伦。”勒贝尔说道。
“好的。最后还有一件事。会议结束之前，桑吉内蒂建议，今晚在那里的所有人要定期得到进展汇报。弗赖同意了。费尔内和我尽力想把这个决定顶回去，不过没成功。从现在起，每天晚上你得到内政部做汇报。十点整。”
“噢，天啊。”勒贝尔说道。
“从理论上讲，”布维埃继续说道，语气里满是嘲讽，“那帮人会向我们提出最好的意见和建议的。别担心，克劳德，费尔内和我也会在那儿，以免那些狼咬人。”
“这要一直持续到另行通知为止？”勒贝尔问道。
“恐怕是。真是个混账主意，都没时间计划这次行动了。你必须在这个杀手接近伟大的夏尔之前发现他。我们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自己有一个时间表或是其他可能的东西。也许明天早上就是刺杀的日子，又或许一个月都没动静。在他被抓住之前，或者至少知道他的身份和住址之前，你必须全速前进。那之后，我想行动分局的小伙子们就能接手了。”
“一帮混蛋。”勒贝尔咕哝了一句。
“没错，”布维埃轻松地说，“不过他们有他们的用处。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时代，我亲爱的克劳德。常规犯罪大幅增长的同时，政治犯罪也掺和进来。有些事是必须要做的。他们就是做那些事的。不管怎么样，还是先专心想想怎么找豺狼吧，呵呵。”
汽车拐进司法警察署的大门。十分钟后，克劳德・勒贝尔回到他的办公室。他走向窗边，打开窗子，向外探出身，目光跨过塞纳河，盯着前面左岸的大奥古斯汀码头。赛纳河流经市镇岛，包围着它。克劳德和左岸之间尽管被狭长的塞纳河分开，他还是能依稀看到沿着码头的人行道上星星点点的在饭店里就餐的人，听见他们的笑声，酒瓶和酒杯的碰撞声。
如果他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可能会忽然意识到，在过去的九十分钟里所授予他的权力，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能让他成为欧洲最有权势的警察。除了总统和内政部长，没有人能够否决他要求协助的请求；如果可以秘密进行的话，他几乎可以调动军队。当然他可能也会想到，虽然权力让人兴奋，但这些权力都是取决于成功与否；成功了，他就让自己的事业戴上了荣誉的桂冠，失败的话，他就会被碾成齑粉，就像那个圣克莱尔・德维劳本拐弯抹角暗示的那样。
不过正因为他不是那种人，所以他根本没想到那些。他这会儿头疼的是该如何打电话向太太艾米莉解释，他在另行通知前都暂时回不了家了。正在这时，有人在敲他办公室的门。
督察马尔克斯特和法维尔走了进来，他们是来拿勒贝尔上午被叫走前，手头上正在做的四件案子的档案材料的。他分了两个案子给马尔克斯特，另外两个给了法维尔。然后花了半个小时给他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
他们走后，他刚长长吁了口气，门又被敲了一下。这次是卢西恩・卡伦。
“布维埃大队长刚刚给我打了电话，”他说，“让我向您报道。”
“没错。在另行通知之前，我被解除了一切日常职责，并被赋予了一项特殊工作。你被指派做我的助手。”
他不想为了讨好卡伦而告诉他，是自己把这个年轻的督察要来做助手的。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他拿起来听了一会儿。
“好的，”他解释道，“是布维埃的电话，他说你已经得到保密批准被告知所有情况。你最好先从看这个开始。”
卡伦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看罗兰的报告时，勒贝尔把他的办公桌里所有剩下的文件夹和便笺都清理干净了，把它们全堆在身后乱七八糟的书架上。这个办公室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法国最大的追捕行动的神经中枢。警察的办公室向来看起来不怎么样，勒贝尔的也不例外。
这间办公室只有十二乘十四英尺大，朝南的一面有两扇窗户，可以从那里俯视塞纳河。越过河面可以看到圣米歇尔大道周围熙熙攘攘的蜂房一般的拉丁区。其中一扇窗子里飘来夜晚的各种声音，以及盛夏的热气。办公室里有两张办公桌，一个是勒贝尔的，背对着窗户；另一个是秘书用的，靠着东边的墙。门正对着窗户。
除了两张办公桌和桌子后面的两把椅子之外，屋里还有一把直背椅，门边有一把扶手椅。六个灰色的大橱柜差不多占了整个西面的墙壁。橱柜的顶面连成一体，上面放了一排以备参考及法律方面的书。两扇窗户中间是一套书架，塞满了各种文件和年鉴。
勒贝尔的办公桌上有一个带镜框的相片架，照片上的女士很丰满，看起来很有主见，这就是艾米莉・勒贝尔夫人；还有两个孩子，女孩相貌平常，戴着金丝边眼镜，梳着辫子，小伙子则面色温和，很像他的父亲。
卡伦看完了，抬起头来。
“狗屎！”他说道。
“如你所言，还是很大一坨。”勒贝尔回答，他很少允许自己用这样粗俗的词语。在司法警察署里，大多数高级警长的直属下级都称呼他们上司的绰号，像“老板”或是“老头子”什么的。但也许是因为勒贝尔既不抽烟也不骂人，连喝酒也不过是一小杯餐前开胃酒，年轻的探员看到他总不由自主地想起他们从前的某位老师。所以在凶杀处，以及最近在刑警大队的行政主管楼层，勒贝尔被人称作“教授”。如果他不是太过擅长抓贼，他的模样肯定会让他成为被打趣的对象。
“不过，”勒贝尔接着说，“现在你得听我跟你讲讲细节。咱们得抓紧时间。”
他花了三十分钟，简明扼要地给卡伦讲了讲下午的事，从罗杰・弗赖拜见总统到内政部会议室里的会议，再到自己因莫里斯・布维埃的推荐而被突然召见，最后是组建他们眼前这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将成为抓捕豺狼行动的总部。卡伦一直安静地听着。
“上帝啊，”等勒贝尔说完，卡伦开口道，“他们把你拴在这儿了。”他想了一会儿，然后抬头看了看他的上司，目光既关心又忧虑。“我的队长，你知道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你是因为其他人都不想接手吗？你知道如果你不能及时抓到这个人他们会对你做什么吗？”
勒贝尔点点头，带着些许悲凉。
“是的，卢西恩，我知道。可我没办法。这项工作交给我了。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就得着手干起来了。”
“但究竟该从哪里开始呢？”
“首先，我们得承认我们俩现在是法国最有权力的警察，”勒贝尔笑着回答说，“所以，我们要充分享用这些权力。
“现在开始，你在那张办公桌后面就位。拿一个笔记本，把我要说的话记下来。把我原来的秘书调走，或者在另行通知前让他带薪休假。任何其他人不得介入这项秘密工作。你既是我的助手也是我的秘书，二者合二为一了。去紧急物资仓库找一张行军床来，还有床单、枕头、洗漱用具和刮胡子的东西。再去弄一壶咖啡，从餐厅和仓库拿些奶和糖。我们会需要很多咖啡的。
“再联系总机，让他们给这间办公室永久性地预留十条外线，再配一名话务员随时听候调遣。如果他们推三阻四，直接报告布维埃本人。我所提出的任何其他请求协助的要求，都直接联系各部门的负责人，报我的名字。我们很走运，这间办公室相对其他所有部门享有最高的优先权——这是上面的命令。准备一份备忘录，抄送参加今晚会议的各部门的负责人，弄好了拿来给我签字，内容是宣布你是我的唯一助手，被授权向他们要求我想向他们要的任何东西；如果我有空，我会亲自找他们的。明白了吗？”
卡伦记完了，抬起头。
“明白了，头儿。我今晚就来办这些。先办哪一样？”
“总机电话。我要个棒小伙儿，得是他们最好的接线员。给行政处长家里打电话，同样以布维埃授权的名义跟他说。”
“好的。我们首先要他们做什么？”
“我要和七个国家的刑事警察凶杀处的负责人直线联系，他们得尽快给我接通。真走运，以前参加国际刑警会议的时候，我认识了他们大多数人，还认识他们中一些人的副手。如果你找不到正主儿，就找副职。
“这些国家是，美国，我是指华盛顿国内情报办公室；英国，苏格兰场[29]刑事助理警务处长；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西德；南非。给他们的办公室或者家里打电话。
“你联系上他们后，在国际刑警通讯室安排一系列我和他们之间的电话，时间在早上七点到十点之间，每隔二十分钟一个。使用国际刑警通讯预约这些电话，让电话那头的每个凶杀处长同意在约定时间到达他们自己的国际刑警通讯室。这些电话必须是个人对个人的直线电话，不得有人监听，要使用UHF特高频[30]。对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强调我所说的只许他们自己听到。这个要求不仅仅是为了法国，也可能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明天早晨六点钟，给我一张对七个国家预先约定对话的时间表。
“同时，我要去楼下凶杀处查查，看有没有过一个外国杀手曾被怀疑在法国国内行动但没被抓住。我承认，我想不起有过这样的记录。而且，罗丹选人的时候肯定会很小心，不会找有记录的人。现在你知道该做什么了吧？”
卡伦看起来有点茫然，他大致扫了一眼他记下来的几页纸。
“是的，头儿，我明白了。好的，我该开始干活了。”他出去弄电话去了。
克劳德・勒贝尔离开办公室，朝楼梯走去。这时，城中岛远处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刚好敲响了子夜十二点——八月十二日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