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一日早上，给维克多・科瓦尔斯基的信到了罗马。这个身材魁梧的下士在邮局取了每日的信件后回到了酒店，当他穿过酒店大堂的时候，一个行李员从背后喊住他：“先生，请留步——”
他像往常一样傲慢地转过身。他不认识这个意大利佬，但这也没什么不对。他每天都大摇大摆穿过酒店大厅直奔电梯而去，从来不注意他们。这个黑眼睛的年轻人朝科瓦尔斯基走来，手里拿着一封信。
“呃，有封信，先生。是给一个叫科瓦尔斯基先生的……我们这儿没有这位先生……据说他是个法国人……”
这通叽里呱啦的意大利语，科瓦尔斯基一个字也没听懂。不过他猜出了大概的意思，另外，尽管发音很糟糕，他还是听出了自己的名字。他劈手拿过这封信，盯着写得很潦草的地址和姓名。他在酒店登记的是别的名字。他不看报纸，所以也不知道五天前，一份巴黎报纸发表了一则独家新闻：“秘密军组织”的三名最高领导人现在正藏在这家酒店的顶楼。
就他本人而言，应该没人知道他的行踪。不过这封信还是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很少收到信，和大多数生活简单的人一样，收到一封信可是个重大事件。意大利人站在他旁边，仰起头，用他那双西班牙小猎犬般的眼睛望着他。科瓦尔斯基仿佛能从对方讨好的眼神里看出，他科瓦尔斯基就是人类智慧的源泉，能够帮对方摆脱困境（前台的工作人员都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客人，也不知道该拿这封信怎么办）。
科瓦尔斯基俯视着他。“好吧，我来问问看。”他傲慢地说。意大利人的眉头仍然没有舒展开。
“问问，问问。”科瓦尔斯基反复说着，用手指着天花板。意大利人终于明白了。
“啊，是的，问问。您真好，先生，太感谢了……”
意大利人还在做着手势表示感谢，科瓦尔斯基早已丢下他，大步走开了。他乘电梯到了八楼，刚出电梯就碰到了在楼层服务台的当值保镖，拿着自动手枪，手指搭在扳机上。两人对视了一秒，那个保镖把枪的扳机保险合上，然后放进口袋。他只看到了科瓦尔斯基，电梯里没别人。这纯粹是例行公事，每次电梯指示灯显示电梯正越过七楼的时候都会这样。
除了楼层服务台的值班保镖，走廊尽头的太平梯门口和楼梯处都各有一个保镖。楼梯和太平梯两处都安装了炸弹，酒店的人并不知道这一点。走廊的楼层服务台下面有个开关，只有从那里把炸弹引信的电流切断，炸弹才不起作用。
第四个白班保镖的位置是在头头们所居住的第九层的楼顶。为了对付可能的进攻，还有三个人在走廊另一端的房间里，他们值完夜班正在睡觉。不过如果有任何意外发生，他们会立即醒来，几秒钟内就可以开始行动。八楼的电梯门被从外面紧紧焊住了。但如果电梯门上方的指示灯显示电梯要上到这一层，这就表示警报。这种事情只因为意外而发生过一次。一个服务员乘电梯给房间送饮料时误按了“9”。他的这个举动迅速让他吃到了苦头。
楼层服务台的值班保镖给楼上打电话，通知他们邮件到了。然后示意科瓦尔斯基上去。这位前外籍军团下士已经把给自己的信塞进衣服内侧的口袋里了，给头头们的邮件则放在左腕用链子拴着的一个钢制的匣子里。链子和匣子都上了弹簧锁，只有罗丹有钥匙。几分钟后，“秘密军组织”的这位上校把两个锁都打开，科瓦尔斯基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下午晚些时候，他还要去换楼层服务台保镖的班。
在八楼后面他自己的房间里，科瓦尔斯基终于开始看信了。他先看了签名，很是惊讶，这是科瓦茨写来的，他已经有一年没见过他了。科瓦茨几乎不会写字，就像科瓦尔斯基几乎不识字一样。不过信不长，科瓦尔斯基一个个字地查着字典，终于破译了这封信。
科瓦茨开头说到，写信的那天，他“看”到报上的一则新闻，那是一个朋友读给他听的。新闻说罗丹、蒙克雷和卡松藏在罗马的酒店里。他于是想，他的老伙计科瓦尔斯基应该也和他们在一起，所以他写了这封信，希望走运的话,能寄到他手里。
接下来的几段说的是法国最近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巴黎警察到处盘查证件，可上面还是不断下令让他们抢劫珠宝商。科瓦茨说他本人就参加了四次，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特别是还必须上缴抢到的东西。他觉得以前在布达佩斯的日子挺好的，虽然只有两个礼拜，但那时候他干得更出色。
最后一段说他几星期前见到米歇尔了。米歇尔说他和约约谈过，约约说小西尔维病了，一直低烧什么的；总之是她的血液出了毛病，他希望她可以很快痊愈，让维克多不要担心。
可维克多真的很担心。“小西尔维病了。”一想到这个他就非常焦虑。在维克多・科瓦尔斯基三十六年的亡命生涯中，没几件事真正打动过他的心。德国入侵波兰的时候他才十二岁。一年后，他的父母被一辆盖着黑色篷布的卡车带走了。那时候他已经懂事了，知道姐姐在教堂后面的大旅馆里做些什么。德国人占据了那个旅馆，每天都有很多军官去那儿。他父母很难过，向军管处提过抗议。他当时的年纪已经可以参加游击队了。十五岁的时候，他第一次杀死了一个德国人。十七岁的时候，俄国人来了。他的父母对俄国人又恨又怕，给他讲了很多俄国人对波兰人做的恐怖的事。所以他离开了游击队，而其他人后来都被政委下令枪决了。他像一只被追捕的猎物一样向西逃往捷克斯洛伐克，然后是奥地利。在难民营，这个瘦骨嶙峋的只会说波兰语的高个子青年因为饥饿而极度虚弱。他被人看做是又一个无害的欧洲战后流浪贫民。随后，他吃着美国提供的食品，逐渐恢复了体力。一九四六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逃了出来，搭车奔向意大利，然后进入法国。同行的是他在难民营认识的一个讲法语的波兰人。在马赛，一天晚上他潜入一家商铺偷吃的，杀死了试图阻止他的店主，只好继续逃亡。他的同伴离开了他，临别时告诉他，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外籍军团。第二天他就报了名，当警察在饱受战争摧残的马赛掘地三尺四处查访时，他已经来到了阿尔及利亚。地中海沿岸城市仍然是美国食品的重要进口基地，为食物而杀人的事很平常。由于不能很快找到嫌疑人，这个案子几天后就销案了。科瓦尔斯基得知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外籍军团士兵了。
这时他十九岁。起先老兵们叫他“小家伙”。随后他就向众人展示了他的杀人本领，他们就改称他为科瓦尔斯基。
在印度支那那六年的生活使他不可能再成为一个普通人。这之后他被送往阿尔及利亚。期间，他曾在马赛郊外接受一门武器训练课程。他在那儿碰到了朱莉。她身材瘦小，但很厉害，在码头边的一家酒吧做清洁工。那天她正和自称是她“男朋友”的人吵架。科瓦尔斯基一拳就把那个家伙打得飞出了酒吧，摔出去六米多远，昏迷了十个小时。好几年过去了，这个人还是连话都讲不清楚，因为他的下颌骨被打碎得不成样子了。
朱莉喜欢这个身形巨大的外籍军团战士。之后的几个月，每晚他都是她的“保护神”，在她下班后护送她回到她在旧港一个肮脏阁楼里的小窝。两人欲望都很强，尤其是她。他们之间没有爱情，当她发现自己怀孕后就更没什么感情了。她告诉他，孩子是他的。他相信了，因为他想要这个孩子。她告诉他，她不想要这个孩子，她认识一个老女人可以帮她把孩子打掉。科瓦尔斯基暴揍了她一顿，并且告诉她，如果她敢那样做就宰了她。三个月后他回到了阿尔及利亚。不过这期间他和另外一个前外籍军团的波兰士兵约瑟夫・格日博夫斯基成了朋友。这人被称作波兰人约约。约约在印度支那因伤退役，和一个快乐的寡妇结了婚，在各主要车站的月台上经营一辆小吃车。他们自从一九五三年结婚后就一直一起经营。妻子给客人递吃的，他就在后面一瘸一拐地收钱、找钱。晚上收摊之后，约约经常光顾附近外籍军团士兵们常去的酒吧，一起聊过去的日子。这些人大多是年轻人，是他在岘港时才应征入伍的。一天晚上，他碰到了科瓦尔斯基。
就孩子的问题，科瓦尔斯基征求约约的意见。约约同意科瓦尔斯基的想法。两个人都是天主教徒。
“她想把孩子弄死。”维克多说。
“那个臭娘们！”约约骂道。
“婊子！”维克多表示赞同。他们又喝了几杯，闷闷不乐地望着酒吧后面的镜子。
“这样对孩子不公平。”维克多说。
“这样不对。”约约赞同地说。
“我从没有过孩子。”想了一会儿，维克多说。
“我也没有。从结婚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约约回答。
后半夜将近天亮的时候，两个人酩酊大醉，想出了一个计划，并且严肃地举杯庆祝。第二天早上，约约想起了他的诺言，但不知该怎么和妻子说。他花了三天时间，旁敲侧击地讲了一两回，终于在一天夜里，两人都躺在床上的时候把这个事和盘托出了。令他很惊讶的是，他的妻子很高兴。所以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维克多回到了阿尔及利亚，重新加入了罗丹少校的麾下。这时，罗丹已经指挥一个营了，又是一场全新的战争。约约和他妻子在马赛，连哄带吓地监督并保护着怀孕的朱莉。维克多离开马赛的时候，她已经怀孕四个月了，这时候再堕胎已经迟了。约约还威胁地指着很快又到处乱转的那个下巴被打残了的家伙。那个家伙现在只要看到外籍军团士兵就很小心畏缩，即使是瘸了一条腿的退伍兵也不敢惹。他游手好闲，又干起以前的下流营生。
一九五五年，朱莉生下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孩。在朱莉的同意下，约约和他的妻子填写了过继申请。申请被批准后，朱莉又重操旧业；约约夫妇则有了个女儿，他们给女孩起名西尔维。他们写信告诉了维克多。他躺在军营的床上，感到莫名的高兴。但他没告诉任何人。他认为他脑子里的东西，只要被别人知道了，最终都会被夺走。
不过，三年后，在阿尔及利亚山区执行一次持久的战斗任务之前，随军牧师建议他立一个遗嘱。这之前他从没想过这个事，他向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后人。在难得的假期里，他所有的积蓄都花在城里的酒吧和妓院了。剩下的东西都属于军团。不过牧师向他保证，在如今的军团里，立一个遗嘱绝对正当。因此在他人的鼎力协助下，他立了个遗嘱，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一个叫约瑟夫・格日博夫斯基的人的女儿。这个人从前是外籍军团的士兵，现在在马赛。最后，这份文件的副本连同他的其他档案，都被归到了巴黎武装部队的档案库。当法国安全部门获悉科瓦尔斯基的名字与一九六一年发生在博内和康斯坦丁的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时，这份档案连同许多其他档案一起被找了出来，被利拉大门的罗兰上校的行动分局所关注。他们去找了格日博夫斯基，了解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但科瓦尔斯基一直对此毫不知情。
他这一生只见过女儿两次，一次是一九五七年，他大腿中了一枪，被送往马赛疗养；还有一次是一九六○年，他护送罗丹中校又来到这个城市，为一次军事法庭审判出庭作证。第一次，小女孩才两岁，第二次四岁半。科瓦尔斯基去的时候，给约约夫妇带去了很多礼物，给小西尔维买了许多玩具。小女孩和她的狗熊似的维克多叔叔相处得很好。不过科瓦尔斯基从没和任何其他人提过此事，连罗丹都没有说过。
现在她不断低烧，得了什么“血病”。科瓦尔斯基整个早上都非常担心。午饭后他上楼取来邮件匣子和链子，把它们重新在手腕上绑好。因为罗丹正在等待从法国来的一封重要信件，其中有关于抢劫累积起来的总金额的详细报告。他要科瓦尔斯基再去一趟邮局，去取下午来的邮件。
“什么是，”下士忽然冒出一句，“连续低烧的血病？”
罗丹正在往他的手腕上绑链子，听到问题后惊讶地抬起头。
“我从没听说过。”他回答。
“是一种血液的毛病。”科瓦尔斯基解释道。
卡松在房间另一边正在看一堆杂志，他笑了起来。
“嗯，是什么呢，先生？”
“是癌症，”卡松回答说，“血癌。”
科瓦尔斯基看着面前的罗丹，他不相信非军人的话。
“能治好的，上校。对吗？”
“不，科瓦尔斯基，这是致命的绝症，治不好。为什么问这个？”
“没什么，”科瓦尔斯基咕哝着，“我刚读到的。”
他离开了房间。罗丹本应该觉得奇怪的，他的保镖除了每天站着接受命令，从来不懂得阅读任何更复杂的东西，而今天却说起了这个词。下午他等待的邮件取回来了，信里说，“秘密军组织”在瑞士银行的联合户头现在已经有了超过二十五万美元。所以他不但没有注意到科瓦尔斯基的异常，而且很快就把这件事忘了。
罗丹感到很满意。他坐下来写信给银行，通知他们把那笔钱转入他雇的那个刺客的账户。至于剩下的差额，他一点也不担心。只要戴高乐一死，那些早些时候在“秘密军组织”比较辉煌的日子里资助过他们的极右翼企业家和银行家，一定会毫不迟疑地提供另外二十五万美元的。就在几个星期前，这些人对他要求继续提供经费还婉转地推托，“由于爱国力量在近几个月内未能采取行动并取得进展”，使得他们过去投资获得回报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同样是这些人，到时一定会争先恐后地以支持这些战士为荣的，因为他们不久就将成为重获新生的法国的新统治者。
他写完给银行的指示时天已经黑了。卡松看完罗丹写给瑞士银行要求付款给豺狼的指示时表示反对。他争辩说，他们三个人共同答应过英国人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为他在巴黎设置一个联络点，随时向他提供法国总统最新的准确行踪，以及总统周边安全措施可能会发生的变化。这些情况很可能对杀手非常重要。卡松认为，在现阶段就把钱转给他，会鼓励他在时机没有成熟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虽然什么时间动手显然是由刺客自己选择，但是晚两天转钱并不会对刺杀造成什么本质的影响。因此，向刺客提供最新情报的问题，很可能是成败的关键，一旦失败就再无成功的可能了。
卡松今天早上也接到了他在巴黎的主要代表的邮件，他们已经成功地在戴高乐最亲近的一名随从身边安插了一名特工。还需要几天，这名特工才能不断得到有关总统的可靠情报，包括他人在哪里，出行意图，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安排等等，这些都是机密消息。卡松希望罗丹可以缓两天，直到他可以在巴黎为杀手准备好一个电话号码，让他能够得到对他的行动可能很关键的情报。
罗丹对卡松的意见反复考虑了很久，最终认为卡松是正确的。但是，两个人都不知道豺狼的意图。事实上，向银行发送指示，以及随后给伦敦发信提供巴黎的电话号码，都不会对杀手的计划产生分毫的影响。在罗马的这些恐怖分子不知道，杀手已经选好了行动的时间，而且已经像钟表那样精确地在执行他的计划和意外防范措施了。
在罗马炎热的夜晚，科瓦尔斯基坐在屋顶上，他巨大的身躯隐在空调的阴影里，手里拿着点四五口径的科尔特枪。想着在马赛病床上的那个小女孩，想着她得的持续低烧的血液病。他非常担心。黎明时分，他想出一个主意。他想起一九六○年他最后一次见到约约时，这个前外籍军团的士兵告诉过他，他打算在公寓里装一部电话。
科瓦尔斯基收到信的那天早上，豺狼离开了布鲁塞尔的友谊酒店，乘出租车来到了古森住的那条街的拐角。早饭时，他用杜根的名字给军械师打了个电话，这是古森知道的名字，会面约在上午十一点。他十点三十分就到了那条街的街角，然后在马路尽头的小公园里的路边长椅上，花了半个小时，从报纸的后面观察这条街。
周围看起来很安静。十一点整，他出现在门口，古森让他进去，把他领到门厅尽头的小办公室里。豺狼进去后，古森小心地锁上前门，挂上保险链。英国人在办公室里转过身，面向军械师。
“有什么问题吗？”他问。比利时人看起来有点窘迫。
“哦，是的，我想恐怕是的。”
杀手冷冷地注视着他，脸上毫无表情，眼睛眯起了一半，面色阴沉。
“你上次告诉我，如果我八月一号回来，那四号我就能把枪带回家了。”他说。
“完全正确，我向您保证，枪绝对没有问题，”比利时人说，“事实上枪已经做好了，坦率地说，我认为这是我最杰出的成品，一支非常漂亮的枪。是其他方面有问题，得重新做。我演示给您看。”
桌子上躺着一个扁平的匣子，大概两英尺长，十八英寸宽，四英寸厚。古森打开匣子，豺狼低头看着，匣子的盖子向后落在了桌上。
它看起来像个扁平的托盘，被精心分隔成各种形状的格子，每个格子的形状都与它要装的步枪的部件完全相符。
“这不是原来的匣子，您知道的，”古森解释道。“原来的匣子太长了，这个匣子是我自己做的。很合适。”
匣子十分精巧。上半部放的是枪管和枪后膛，全长不到十八英寸。豺狼把它取出来，端详着。枪管很轻，看起来更像冲锋枪的枪管。后膛里插着一根细长的枪栓。枪栓背面的末端有一个旋钮，和后膛一般大小，枪栓的其他部分就装在这里。
英国人用右手食指和拇指捏住旋钮的末端，用力朝逆时针方向拧了一下，枪栓松动了，豺狼顺着螺纹转了几圈，把枪栓拉了出来，露出闪亮的弹仓和黑洞洞的枪筒后部。他把枪栓塞了回去，顺时针拧了几下，顺利地固定在了原位。
枪栓的尾部另加了一个钢制的圆盘，焊得天衣无缝。它有半英寸厚，周长不到一英寸。圆盘顶部有一个半月形的孔洞，枪栓后退时能够自由通过。圆盘反面的中间有一个直径半英寸的孔，里面刻有螺纹，可能是为了装螺丝用的。
“这是用来装枪托的。”比利时人轻轻地说。
豺狼注意到，后膛的底沿原本应该装着木枪托的地方，边缘有点轻微的凸起，原来的枪托已经被去掉了。除此以外，什么痕迹都没留下。原来用来固定木制枪托的两个螺丝用的孔洞被巧妙地填上了，还烤了蓝漆。他把枪掉转过来，查看底部。后膛的下面有一条很窄的开口，透过它可以看到枪栓的下部，这里装着击发子弹的撞针。原有的扳机超出钢制后膛表面的部分被锯掉了，剩余部分向着开口处延伸。
在剩下的扳机上焊了一块很小的球状金属，上面也有一个刻了螺纹的孔洞。古森没吭声，递给他一个小小的银色钢件，有一英寸长，呈一定弧度，一头刻有螺纹。豺狼把有螺纹的一头放到金属球的孔洞里，用食指和拇指迅速地拧着。拧紧后就是一个新扳机，从后膛的底部伸了出来。
在他身边的比利时人又从盘子里拿出一根细长的钢棒，钢棒的一头也刻有螺纹。
“这是组合式枪托的第一部分。”他说道。
刺客把钢棒螺纹的那头塞进后膛后面的那个洞，旋紧。从侧面看，钢棒从枪的后部伸出，成三十度角向下倾斜。在靠近步枪主体，离钢棒螺纹一端两英寸的地方，钢棒逐渐平直。在钢棒平直部分的中心处，和钢棒呈一定角度钻了一个眼儿，正对着后方。古森拿起第二根短一点的钢棒。
“上面的撑杆。”他说道。
这根也安好了。上面的那根和枪管间的夹角很小，两个钢棒都向后伸展，彼此分开，就像一个没有底边的锐角三角形的两边。古森把底边那根拿了过来。它是弧状的，五或六英寸长，包了一层厚厚的黑色皮革。这个肩托的两端各有一个小孔。
“这里不用拧，”军械师说，“把钢棒的两端按进这两个孔里就可以了。”
英国人把每根钢条的末端放进相应的小孔里，“啪”的一声摁好。有了扳机，加上一个完整的，由上下撑杆和底托构成的框架型枪托，现在这支枪从侧面看上去就正常得多了。豺狼把肩托靠在肩上，左手握住枪管底部，右手食指搭在扳机上，闭上左眼，右眼顺着枪管望去。他瞄向远处的墙，抠了一下扳机，后膛里轻轻地发出“喀哒”一声。
比利时人两手各拿着一根约十英寸长的黑色管子。豺狼转向他。
“消音器。”英国人说。他接过递给他的管子，看了看枪管的尽头。那里已经刻上了精细的螺纹。他把消音器的大头套上枪管，很快地拧着，直到拧不动为止。消音器从枪管的末端伸出来，像一根长长的香肠。他从身侧伸出手，古森把瞄准镜放到他手里。
在枪管的上部刻有一系列成对的标准尺寸的槽。瞄准镜底下的弹簧片就嵌在这些槽里，以使瞄准镜和枪管保持绝对平行。瞄准镜右侧和顶部有好几个小螺丝，这是用来调整目视镜里的十字线的。英国人又举起枪，眯起眼睛瞄准。乍看上去，他就像一个穿着讲究的优雅的英国绅士，正在皮卡迪利大街的枪械店试一支新猎枪。但是十分钟前那堆怪模怪样的零件已经不再是一支猎枪了；而是成了一支远距离高速无声的刺杀用步枪。豺狼放下枪，转过身对着比利时人，点点头，很是满意。
“好，”他说道，“很好。恭喜你，一件漂亮的杰作。”
古森满脸堆笑。
“剩下的问题就是瞄准器的校零以及实弹射击了。你有子弹吗？”
比利时人从抽屉里拿出一盒一百发装的子弹盒。盒子已经开封了，里面少了六粒子弹。
“这些是用来试射的，”军械师说，“我拿了六发出来改装成了达姆弹。”
豺狼倒了几粒子弹在手心里，看了看。相对于所要完成的任务，这样的一颗子弹似乎太小了点。不过他注意到它们是这个口径的子弹中加长的一种。额外增加的爆炸力会赋予弹头极高的速度，从而使准确性和杀伤力都得以提高。大多数猎枪子弹的弹头都是铅制的，前端扁平，比较钝；而这些子弹都是铜镍合金的尖头。在口径相同的情况下，他手中的猎枪使用这种步枪子弹，性能会更优越。
“任务用实弹在哪儿？”杀手问道。
古森又走到桌边，拿出一个纸包。
“我一般肯定把这些放在安全的地方保存，”他解释道，“但我知道您今天要来，所以就先拿出来了。”
英国人拢着手，正把刚才的那些子弹倒回硬纸盒里。古森打开纸包，把里面的东西倒在白色的吸水棉纸上。乍一看和他正倒回去的那些一样。英国人放好之前的那些子弹，从纸上的子弹里拿出一粒，仔细地看着。
子弹尖端的铜镍合金被小心翼翼地打磨掉了很小的一部分，露出了里面的铅芯。尖尖的弹头因此略钝了一些。弹头顶端钻了很小的孔，深入弹头四分之一英寸，里面灌了一滴水银，然后用熔化的铅封上洞口。铅凝固后，在锉刀和砂纸的作用下，弹头又恢复原有的尖形，和原来完全一样。
尽管豺狼从没用过，但他很了解这些子弹。它的制造工艺太复杂，除非是工业生产，否则无法大规模使用。这种达姆弹为日内瓦公约所禁止，它击中人体后会像小手雷一样爆炸，比普通的达姆弹更厉害。击发时，由于子弹的前冲力，孔洞里的水银被甩向孔洞的后部，就像汽车猛然加速时，乘客被压在座位上一样。一旦子弹击中肌肉、软骨或是骨头，就会突然减速。而水银则猛地向前冲击弹头的前部。它的前冲力可以撕开弹头，使铅芯像人手或是盛开的花瓣那样爆开。这种形状的弹头继续推进时，会撕碎神经和组织，使其被撕裂、切断、破碎，它所留下的创面比茶碟还要大。如果击中头部，弹头不会穿出，但会摧毁头骨里的一切，它在头骨内释放的能量会把头骨炸得粉碎。
杀手小心地把子弹放回纸上。那个小个子设计者温顺地站在他的身旁，疑惑地看着他。
“我看做得不错。事实证明你是个高手，古森。那问题是什么呢？”
“是另一件，先生，管子。管子做起来比我想象中要难。开始我按您的建议用铝来做。不过请您理解，我首先得弄到枪并把枪做好，所以我前几天才开始做这以外的事。我本以为凭我的技术和我车间里的机器，做这些管子很简单。
“为了能让管子尽可能的细，我买的铝材非常薄。为了能把它的各部件组装起来，我用机器在管子上刻螺纹，可它们就和卫生纸一样软，稍一加压就弯了。要想让内径足够容纳枪最宽的后膛部分，管子就会比较厚，做出的东西看起来肯定不自然。所以我决定用不锈钢。
“这是唯一可行的材质。看起来像铝，比铝稍微重一点，但强度更高，能做得更薄，上螺纹时也不会弯了。当然，这种金属加工起来要难一点，得花点时间。我昨天……”
“好的。你说得合情合理。不过问题是我要一支枪，这支枪要尽善尽美。什么时候能做好？”
比利时人耸耸肩，“这很难说。主要的部件我都有了，除非又有状况发生，不过我很怀疑还能再有什么状况。我相信最后的技术问题已经解决了，五天？六天？也许一周……”
英国人没有表现出丝毫不安，仍旧面无表情。比利时人解释的时候，他一直在思考。军械师讲完他还在想。
“好吧，”他最后说，“这意味着我要更改我的行程。不过也许这并不像我上次在这里时认为的那么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将要打的一个电话的结果。无论如何，不管是在比利时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我必须要适应一下这支枪。这就需要枪和未改装的子弹，我还要一颗改装后的子弹。同样，我需要一个既安静又安全的地方来试枪。想要在这个国家绝对隐秘地试枪该去哪里？得是一百三十米到一百五十米以上的露天场地。”
古森想了一会儿。“阿登山的森林。”他最后说，“那里遍布森林，一个人待上几小时都碰不到人，当天就可以打个来回。今天是周四，明天就是周末了，森林里可能会满是去野餐的人。我建议您下周一去，五号。我大概周二或者周三就能把剩下的活儿做完。”
英国人满意地点点头。
“好吧，我想我最好现在就把枪和子弹带走。下周二或周三我再联系你。”
比利时人刚要反对，他的顾客已经抢先说道：
“我知道我还欠你大概七百英镑。给你。”他又丢了几卷钞票在吸水棉纸上，“这是五百英镑。我拿到剩下的装备后，你会拿到另外的两百英镑。”
“谢谢，先生。”军械师说着，把五卷二十镑的钞票塞进了口袋。他把枪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分解开，每个部件都仔细地放在衬着绿呢的匣子的格子里。刺客要的那粒达姆弹则用卫生纸单独包起来，塞在了擦枪布和刷子旁边。他盖好手提箱，把箱子和那盒子弹递给英国人。英国人把子弹放到口袋里，拎起这个精巧的手提箱。
古森很客气地送他出去。
豺狼返回酒店，先把装着枪的手提箱小心地放在衣柜的底部，锁上衣柜的门，把钥匙放进口袋。他刚好赶上最后的午餐时间。
下午，他不慌不忙地走到邮政总局，向瑞士的苏黎世要了个长途电话。电话半小时后才接通，五分钟过后，一位迈耶先生接了电话。英国人报了个号码，又向对方提供了自己的名字。
迈耶先生请他稍等。两分钟后他又回来了。这回他的声音就不像刚才那样谨慎冷漠了。账户里美元和瑞士法郎的数目不断增加的顾客理应受到礼遇。我们这位在布鲁塞尔的先生问了个问题，瑞士银行家又再次请他稍等，这次三十秒就回来了。他肯定把客户的档案和账单从保险库里取了出来正看着呢。
“没有，先生，”声音嘶嘶拉拉地传进布鲁塞尔的电话间，“我们这里有您的信，指示我们只要有新的款项存入，就立刻用航空加急信件通知您。但是您说到的时间里没有款项存入。”
“我只是那么想的，迈耶先生，因为我离开伦敦两周了，我不在的时候可能会有。”
“没有，什么也没有。只要有款项存进来，我们绝不会拖延，会立刻通知您的。”
在迈耶先生不停地美好祝愿声中，豺狼挂断了电话，付了钱离开。
当晚六点稍过一点，他在纳弗街的酒吧与造假证的人见了面。对方已经在那里等着了。英国人看到角落里有个位子还空着，就冲那人点了点头，招呼他一起过去。他坐了下来点上一支烟，才几秒钟的工夫，比利时人就过来了。
“做好了？”英国人问道。
“是的，全做好了。很棒，就连我也不得不这么说。”
英国人伸出手。
“给我看看。”他命令道。比利时人点了支烟，摇了摇头。
“你得明白，先生，这可是公共场合。另外，要看的话也需要有良好的光线，尤其是法国证件。东西都在照相室。”
豺狼冷冷地审视了他一会儿，然后点点头。
“好吧。咱们一起过去看看。”
几分钟后他们离开酒吧，搭乘出租车来到那间地下照相室所在的街角。晴朗的傍晚，天气还是很热。和往常出门一样，为了防止被人认出，英国人仍戴着他那副宽边包围式墨镜，遮住了脸的上半部。一位老人迎面走过来，经过他们身边。虽然街道很窄，阳光也照不进来，但豺狼还是低下头冲着地。
造假证的人率先走下楼梯，用钥匙串上的一把钥匙打开门。照相室里和外面的夜色一样黑。门边的橱窗里贴着那几张丑陋的照片。透过照片间的缝隙懒懒地射进来的几缕光线让英国人得以辨出外间办公室里桌椅的轮廓。造假证的人领他穿过两面天鹅绒门帘，走进摄影室，拧亮中间的灯。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棕色的宽信封，打开封口，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旁边的一个红木的小圆桌上。那桌子是照人像时的道具。他把桌子搬到屋子中间电灯的正下方。摄影室另一头的小摄影台上有一对弧型灯，但没有打开。
“请看吧，先生。”他得意地笑着，指着桌上躺着的三个证件。英国人拿起第一个，放到灯下。这是他的驾驶证，第一页上贴了个标签，上面写着：伦敦西一区，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先生，机动车准驾车型为1a、1b、2、3、11、12、13，有效期从一九六○年十二月十日起，至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止（含十二月九日）。再往上是驾驶证编号（当然是伪造的）和“伦敦市议会”以及“一九六○年道路交通法”的字样。接着是“驾驶执照”以及“十五先令税款已付”。在豺狼看来，这是一张完美的假证件，肯定足以应付他的目的了。
第二张是一份法国的身份证，用的是安德烈・马丁的名字，五十三岁，生于科尔马，居住地为巴黎。用的是他本人的照片。铁灰色的平头，神情有点窘迫，无精打采的，目光直视前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二十岁。照片贴在证件的一角。证件被翻得有点破，上面有些油渍。这是一张工人的身份证。
第三张证件他最感兴趣。上面的照片和身份证上的有细微的不同，两个证件的颁发日期也相差几个月。即使是真证，换发的时间也很可能不是精确同步的。这个证件上的相片是他自己的另外一个样子，也是两个礼拜前照的。但他现在手里拿着的证件上的照片里，衬衣看起来颜色更深，下巴上还有胡茬的痕迹。这种效果是通过高超的修饰技巧实现的，给人的印象是同一个人穿不同衣服在不同时间照的两张不同的照片。两张照片都显示了伪造证件者高超的手艺。豺狼抬起头，把证件放进口袋。
“非常好，”他说，“正是我想要的。恭喜你做得如此成功。这是我应该付给你的另外五十英镑。”
“好的，先生，谢谢。”造假证的人正等着这笔钱呢。英国人从口袋里拿出一沓十张的五英镑钞票递了过去。
他用食指和拇指捏着那叠钞票，在松手前说道：“我想还该有点儿别的东西吧，不是吗？”
比利时人假装没听懂，但他做得很失败。
“先生？”
“驾驶证第一页的原件。我说过我要收回的。”
这个伪造证件的人毫无疑问是在做戏了。他扬起眉毛，露出十分惊讶的样子，好像刚刚才想起这回事。他放开钱，转过身去，背着手走了几步，低着头，仿佛在沉思。然后他转过身走了回来。
“我想我们可能要谈谈那页纸，先生。”
“哦？”豺狼的语气中没透露出任何信息，平淡，没有感情，除了些许质疑。他的脸上也看不出什么，眼睛看起来半闭着，仿佛在看着自己的内心世界。
“事实是，先生，那张驾驶证第一页的原件，上面我猜是您真名的那张，不在这里。噢，别别别……”他做了很夸张的手势，好像在安慰一个很焦急的人，而其实英国人一点儿没有焦急的意思。“那是个很安全的地方。在银行的一个私人事务箱里，只有我能打开。您看，先生，做我这种危险职业的人，无论喜欢不喜欢，都不得不采取一些防范措施，来获得某种形式的保险。”
“你想要什么？”
“现在，我亲爱的先生，我希望您可以就那张原件的所有权转移做一笔交易，这笔交易的数目要高于我们在这间屋子里说过的一百五十镑。”
英国人轻轻地叹了口气，似乎是在为对方自视过高而叹息。对这个比利时人提出的建议，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
“有兴趣吗？”造假证的人狡猾地问。他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仿佛经过充分的排练。他拐弯抹角地靠近主题，刻意地做出一些微妙的暗示。让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感觉像在看一部蹩脚的三流电影。
“我以前见过一些讹诈的人。”英国人说道，没有谴责的意味，语气一如既往的平淡。比利时人有些惊慌。
“啊，先生，讹诈？您是说我讹诈？我这是建议，不是讹诈，这就是程序，一个惯例。我只是建议了一笔买卖，当然包括一定数目的钱。毕竟，我的事务箱里有您的驾驶证原件，冲洗的相片，我给您照的所有的底片，还有，我想……”他遗憾地撇了撇嘴以表现他的担忧，“还有一张您的照片，您站在弧型灯下没化妆的时候，我迅速地照了一张。我肯定这些东西落到英国和法国当局的手里会给您带来一些不便。您肯定是一位很习惯为避免生活中的不便而付账的人……”
“多少钱？”
“一千英镑，先生。”
英国人考虑着这个建议，静静地点着头，像是在讨论学术问题一样。
“拿回那些东西花这笔钱还是值得的。”他让步道。
比利时人得意地咧开嘴：“我很高兴听您这样说，先生。”
“但答复是‘不行’。”英国人继续道，仿佛仍在努力思考。比利时人眯起眼睛。
“可为什么呢？我不明白。您刚刚还说，对您来说那些东西值一千英镑的。这笔买卖简单得很。我们都习惯处理诱人的财富，各取所需嘛。”
“有两个原因，”另一个人温和地说，“首先我没有证据证明那些底片原件没有被拷贝，所以我不知道是否会有别人对我有同样的要求。另外我也没有证据表明，你没有把这些东西交给你的一个朋友，而当你向他索要时，他突然说他没有，除非他也能得到另外一千英镑的安慰。”
比利时人松了一口气：“如果这就是您所担心的事，那么您的害怕就没根据了。首先，我的利益决定我不会把这些东西交给其他人，以免他拒绝交出。我可没想过您在拿到那些东西之前会交出一千英镑。所以，我没有理由把它交给别人。我重申一下，那些东西在银行的储物箱里。
“至于不断索要钱的问题，这完全行不通。驾驶证的影印件副本不会引起英国当局注意的，即使您因使用伪造的驾驶证而被捕，这也只会给您带来些不便，不足以让您付我好几次钱。至于法国身份证，如果法国当局获悉有个英国人正在冒充一名并不存在的法国人安德烈・马丁，而您正好也用这个名字在法国活动的话，那他们倒真的会逮捕你。但如果我不断向您要钱，您大可把这张身份证扔了，再找个做假证的做一套新的。那样您就不用再担心用安德烈・马丁的身份在法国活动会暴露了，因为马丁从此就不存在了。”
“那我为什么不能现在就这样做呢？”英国人问，“既然再做一套顶多再花一百五十英镑？”
比利时人两手一摊，手掌向上。
“我觉得，对您来说，方便和时间因素是值钱的。我想，您需要那些安德烈・马丁的证件，如果我保持沉默的时间不太长的话，再做一套要花很多时间，还未必能像这个这么好。您现在拿到的是非常完美的。所以您需要这些证件，而我的沉默也是您现在需要的。我的沉默值一千英镑。”
“很好，既然你这么说。但你怎么知道我手头就有一千英镑呢？”
造假证的人宽容地笑了，就像一个知道所有答案的人会耐心十足地满足一位亲密友人一时的兴致一样。
“先生，您是一位英国绅士，这是明摆着的。但您想变成一个中年的法国工人。您的法语非常流利，几乎没有口音。这是我为什么把安德烈・马丁的出生地设为科尔马的原因。要知道，阿尔萨斯人讲法语就带点您这种口音。扮成安德烈・马丁穿越法国简直太完美了，您真是个天才。谁会想到去搜查像马丁这样的老人呢。所以无论您身上带着什么，都一定很值钱。也许是毒品？近来在一些潇洒的英国人圈里这很时髦。而马赛是其中一个主要供应中心。或者是钻石？我不知道。但您的买卖肯定很赚钱。英国绅士是不会为在跑马场上偷钱包浪费时间的。拜托，先生，我们别玩了，好吗？您打电话给您伦敦的朋友，让他给您汇一千英镑到本地的银行。明天晚上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比利时人作势一跳，“您就起程了，不是这样吗？”
英国人点了几下头，仿佛在懊恼地反省过去充满错误的生活。他突然抬起头，对证件伪造者露出动人的微笑。这是造假证的人第一次看到他笑。这个安静的英国人这样平静地接受了这件事，这让他感到非常轻松。常规的纠缠差不多解决了。他觉得身体里的压力都被排了出来。
“干得不错，”英国人说，“你赢了。我明天下午就能有一千英镑了。不过有一个条件。”
“条件？”比利时人立刻又警惕起来。
“我们不在这里碰头。”
造假证的人很迷惑：“这里没什么不好。安静，隐蔽……”
“我看这里到处都有问题。你刚刚还告诉我，你在这里偷拍了我一张照片。我可不想我们交换彼此东西的小仪式被你某个藏在角落里的朋友相机的‘喀哒’声打断。”
比利时人显然放心了。他大笑起来。
“您不用担心这个，亲爱的朋友。这地方是我的，非常隐蔽，除非我邀请，没人到这儿来的。做人要小心，您明白的，要知道，我在这儿给游客做些拍照的副业，非常受欢迎但不是人们在大照相馆拍的那种……”
他伸出左手，食指和拇指比了个“O”形，右手食指向圈里捅了几次表示性交的动作。
英国人目光一闪，咧开嘴，大笑起来。比利时人也为自己的玩笑大笑着。英国人两手拍了下比利时人的上臂，手指紧紧捏住他的肱二头肌，就那样一直抓着他。比利时人的手还在继续做着下流的动作。他笑声未停，就感到阴部像被特快列车撞上了一样。
他的头猛地向前一冲，手不再模拟那个动作了，往下伸向被撞碎的睾丸。抓着他的人把右膝收了回来。比利时人的笑声变成了尖叫，喉头“格格”作响，阵阵作呕。他意识不清地跪了下去，试图向前侧躺在地上使自己好受点。
豺狼让他从自己的膝头轻轻地滑下去，然后走到滑落的躯体身后，跨站在比利时人的背部，右手绕着比利时人的脖子从另一头伸出来，抓住自己左手的肱二头肌，左手抓住造假证者的后脑勺，然后把脖子迅速而凶狠地上下左右一拧。
颈骨折断的声音可能并不是很响，但在静悄悄的摄影室里听起来就像小手枪射击一样。造假证者的身体最后抽搐了一下就倒下了，像个不值钱的布娃娃，瘫软了下来。豺狼又勒了一会儿，才让尸体脸朝下趴在了地上。死者的脸扭向一旁，两手放在跨间，还抓着自己的阴部，舌头从紧闭的牙齿中间微微伸出来一点，被狠命地咬穿了一半，双眼圆睁，盯着地上铺的油毡上已经褪色的花纹。
英国人快步走向门帘和窗帘，确认门窗全都关好了，然后走回尸体，把他翻过来，摸遍了所有的口袋，最后在左边裤子口袋里找到了钥匙。房间的角落里远远放着那个装道具和化妆品的大箱子。试到第四把钥匙的时候，箱盖被打开了。他花了十分钟把里面的东西腾出来，在地上堆了一大堆。
箱子差不多空了，刺客托住造假证者尸体的腋窝，把尸体举到箱子上方。尸体的手脚软绵绵的，就着箱子里面的轮廓弯折，所以放进去相当容易。过几个小时尸体会变硬，然后就会和装进去时候的姿势一样，躺在箱底了。豺狼接着又把拿出来的东西重新放回箱子里。女用假发，女人的内衣，男用假发和所有小的、软的东西都被塞到尸体四肢的缝隙间。上面放了几盘化妆用的各种刷子和油彩。最后那堆剩下的化妆膏的罐子，两件女用睡衣，各色毛衣和牛仔裤，一件浴袍，几双黑色网格袜，被堆在了尸体的上面，把它彻底盖住了。箱子被塞得满满的，他用了点力才把箱盖合上，扣上搭扣，上了锁。
整个过程中，豺狼一直都用自己提包里的一块布包着手。做完上述工作后，他又用自己的手帕把箱锁和所有箱子的外表面都擦干净。他把桌上那叠五英镑的钞票放进口袋，把桌子也擦了一遍，然后重新搬回墙边他进来时它所在的位置。最后他关上灯，在靠墙的一把休闲椅上坐了下来，等待夜幕降临。过了几分钟，他拿出自己的烟盒，把里面剩下的十根烟放到上衣口袋里，用空盒子做烟灰缸，抽了其中的一支。抽完烟，他把烟蒂小心地收起来，放在烟盒里。
他并没幻想这个造假证的人消失后永远不被人发现。不过他认为这样的人可能隔一阵就要出城旅行一趟，或者转入地下活动。如果他的朋友中有人发现他忽然不再去他通常出没的地方，他们很可能会这样认为。过一阵就会有人找他，首先是和这个造假证的人有联系或者有生意往来的人。有些人可能知道这间照相室，并且来过，不过大多会被上锁的门挡回去。潜入这间照相室的人得彻底搜查这里，还得砸掉箱子上的锁，把箱子清空才能找到尸体。
如果是黑社会成员这样做，他很可能不会报警。他肯定认为这个造假证的触怒了某个黑帮头目。不会有哪位顾客只是出于对色情照片的疯狂兴趣，而又盛怒之下杀了人之后，还会这样一丝不苟地隐藏尸体。不过警察最终会知道的。那时候无疑会把造假证者的照片登在报上，而酒吧的服务员很可能会想起八月一日晚上，这个造假证的人和一个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穿格子套装、戴黑色墨镜的人一起离开。
但即使他用自己的真名登记，等有人连续几个月去检查死者的事务箱时，也肯定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他和服务员没说过话。同样，在这家酒吧叫饮料已经是两周以前的事了。服务员也许会隐约有点印象，有个外国口音的人叫了两杯啤酒。警察可能会敷衍了事地开始搜捕一个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的人，但即使他们问到了亚历山大・杜根，比利时警察想要找到豺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前前后后地想了一遍，觉得他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他也需要这样一段时间。杀死一个造假证的就和捻死一只蟑螂一样简单。豺狼放心了，他抽完第二支烟，向窗外看去。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了，浓重的夜色笼罩着狭窄的街道。他锁上了外面的大门，悄悄离开了照相馆。他走出大约半英里，把那串无法辨识身份的钥匙扔进人行道上的一个大排水孔里，听着它溅落在路面几英尺下的阴沟的水里。他返回酒店，及时赶上了晚餐。
第二天，星期五，他来到布鲁塞尔郊区一家工友们常去的商场采购。他在一家专门销售野营装备的店铺里买了一双行军靴，一双长筒羊毛袜，一条牛仔裤，一件格子羊毛衬衫和一个背包。他还买了几张薄的泡沫橡胶，一个网兜，一团绳子，一把猎刀，两个小刷子和两听油漆（一听粉色，一听褐色）。他本想在露天水果摊上买一个蜜瓜，但怕过一个周末会坏，又决定不买了。
回到酒店，他用他的新驾驶证租了一辆自驾车以备次日使用，然后要求领班为他在海滨度假区订一个有浴室的单人间。尽管八月里空房很紧张，领班还是在一家小酒店里为他找到了一个房间，并祝他在海边周末愉快，从那里可以远眺风景如画的泽布鲁日渔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