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保罗・古森这样一位才能出众的人为什么会在中年的时候走上歧途，这个问题使他的几个朋友、“广大”客户以及比利时警察，都颇为费解。他在利日的国家军械厂工作了三十年，技艺精湛，令人信赖。在工程领域，精确是绝对必要的，而他在这方面树立了一流的口碑。在三十年里，他成为公司各种军事产品的顶尖专家。这是一家远近驰名的工厂，专门生产最精良的武器，从女用的小巧自动手枪直到重型机关枪，品种齐全。此外，古森的诚实品格也是毋庸置疑的。
他在战争期间的记录也相当辉煌。虽然在被德国占领期间，他仍然在为纳粹德国服务的军工厂工作，但事后证明，他无疑是在为“抵抗运动”组织从事地下工作。他帮助迫降的盟军飞行员逃离敌占区，向他们提供庇护所。他在工厂里组织了一个破坏小组，使利日生产的武器有很多都打不准，或者打到第五十发子弹时枪膛自爆，把德国士兵炸死。所有这些，都是他的律师从这个极其谦逊低调的人嘴里一点点探听出来的。他在法庭上吞吞吐吐地承认，因为担心解放后的荣誉和奖章使自己尴尬，所以他从未暴露自己在战争期间的活动。这给陪审团留下了深刻印象。律师正是在庭上用这些情况为他辩护，才最终使他获得减刑。
五十年代早期，在和一位国外客户做的一笔利润很大的军火生意里，有人被发现贪污了一大笔款项。古森那时是公司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当怀疑到他时，他的上司冲警察大喊：怀疑值得信任的古森先生实在太荒谬了。
他的经理甚至在法庭上还为他辩护，但主审法官认为，以这种方式辜负人们对他的信任更不可原谅。他被判十年监禁。上诉后改判为五年。由于表现良好，他三年半后获得释放。
他的妻子和他离了婚，把孩子也带走了。那座位于美丽的利日郊区的花团锦簇的房子也就此成为过去。国家军械厂的工作也一样。他住进了布鲁塞尔的一套小公寓里。后来，他开始非法贩卖武器，其中大部分都销往西方世界的地下组织。由于生意蒸蒸日上，他又搬出城住了。
六十年代早期，他得了一个绰号——“军械师”。任何比利时人在国内都可以合法购买武器——左轮枪、自动步枪或者来复枪。在任何体育用品商店或者枪械店，只要出示自己的身份证，证明自己是比利时人就行。不过每件售出的武器以及后续弹药的销售都必须在武器制造者的日志上记录，同时还要登记购买者的身份证号码。所以古森从来不用自己的身份证，他用别人的，偷的或是伪造的。
他和城里的一个顶尖扒手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个人除了做国家的客人在监狱里闲住之外，能轻而易举地从别人的口袋里取出钱包。古森用现金把这些钱包从小偷手里买下来，又雇了个高手帮自己伪造证件。这个人四十年代后期伪造了大量法郎，由于粗心，把钞票上“法国银行”[15]字样里的一个字母“u”漏掉了，因此倒了大霉（那时候他还年轻）。后来他转行伪造护照，比之前要成功得多。如果古森需要为客户购买武器，他从不亲自带着伪造得十分出色的身份证去找枪械制造商。他总是找个刚出狱没活干的小偷或者一时没戏可演的演员出面。
和他来往的人中，只有那个扒手和造假证件的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的客户中，有些是比利时黑社会的头面人物，他们不仅不干涉他的买卖，还想方设法地保护他。有的人被捕后拒绝招供枪支的来源，原因很简单，他对他们太有用了。
虽然比利时警方对他的部分“活动”有所察觉，但却始终无法将他人赃并获，而且也没有能在法庭上站得住脚的证词来判他有罪。他们知道他把自己的汽车间改造成了一个小巧但装备精良的铸造车间。他们反复搜查，但除了车间主人随身佩带的熟铁制的大奖章和布鲁塞尔的一些纪念雕像外，什么也没发现。警察最后一次去搜查时，他非常郑重地向带队的警长赠送了一个小于连的雕像[16]，以此表明他对法律和秩序的尊重。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清晨，古森悠闲地等着一个英国人上门。这是一位最好的主顾通过电话介绍给他的。这个老主顾在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间在加丹加[17]当雇佣兵，从那以后，他就做起了为布鲁塞尔各家妓院看场子的生意。
中午时候，客人如约而至。古森把他领进客厅尽头的办公室，办公室并不大。
“您可以摘下眼镜吗？”客人坐下后他问。看到高个的英国人有些犹豫，他随即补充道：“您知道的，我认为咱们在做生意期间，最好尽量相互信任。喝一杯吗？”
这个持亚历山大・杜根护照的人取下了墨镜，略带疑惑地注视着这个小个子军械师倒了两杯啤酒。古森在写字台后面坐了下来，呷着啤酒，平静地问：
“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先生？”
“我想路易斯之前应该已经在电话里告诉过你我要来吧？”
“当然，”古森点点头，“否则您现在不可能在这儿。”
“他告诉过你我要做什么吗？”
“没有。他只是告诉我他在加丹加认识了您，他可以担保您不会坏事儿，您需要一件武器，而且可以付现金——英镑。”
英国人缓缓地点了点头：“好的。既然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那就没理由不让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而且，我要的武器是一支非常专业的枪，需要不同寻常的附件。我……嗯……专门替那些有钱有权的人铲除敌人。显然这些‘敌人’通常也是有财有势。这种事总是不太好办。这些人的安全防卫很专业。这样的工作需要精心策划，还需要一件称心如意的武器。我现在手头就有这样一项工作。我需要一支步枪。”
古森又呷了一口啤酒，冲客人善意地点点头。
“很好很好，您是一位像我一样的专家。我很喜欢这样的挑战。您想要的是哪种类型的步枪？”
“重要的不是步枪的类型。问题在于这项工作带有一些限制，我要找到一支能在这些受限制的条件下达到满意效果的步枪。”
古森的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一支空前绝后的枪，”他愉快地说，“一支专为某个人量身定做的枪，一支专为在某一系列环境下完成某项工作的枪，一支永远不会被再使用的枪。您找对人了。我喜欢接受这样的挑战，我亲爱的先生。我很高兴您能来找我。”
英国人对比利时人的职业热情报以微笑：“我也是，先生。”
“现在告诉我，这些限制是什么？”
“主要的限制是尺寸。不是指长度，而是主要部件的体积。后膛和弹膛必须小于……”他伸出右手，中指和拇指的指尖搭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字母“O”，其直径小于两英寸半。
“看来这支枪不可能连发，否则枪筒肯定要比这个大。同理，也不能装弹簧，因为弹簧系统的体积比较大，”英国人说，“我看必须是一支一次只能装填一发子弹的步枪。”
古森看着天花板，点着头，脑子里记着客人所说的细节，勾画着步枪的草图，枪身和击发部分必须非常纤细。
“接着说，接着说。”他喃喃地说。
“另一方面，不能像792式毛瑟枪或者利・恩费尔德的303式步枪那样让枪栓的扳手从侧面伸出。枪栓必须从后面装入，正直朝向肩膀，用拇指和食指装弹。也不能有扳机保险，扳机本身要可装卸，以便在击发前安装。”
“为什么？”比利时人问。
“因为整个机械部分都要在一个管状容器里放置和运输，这个容器不能引人注意。所以它的直径不能大于我刚才示范的那个大小。原因我稍后会解释。扳机有可能是可拆卸的吗？”
“当然可以，什么都是可能的。肯定可以设计出一支单发步枪，像短枪一样，弹膛从后部打开、装弹。弹膛必须和枪栓完全分开，但需要一个铰链，这可省不了。设计制造这样的一支枪必须从草图阶段开始，要锻制一块钢材来做整个后膛和弹膛。在我的小车间做起来不太容易，但是可以做到的。”
“要多长时间？”英国人问。
比利时人耸耸肩，摊开双手：“我看怕是要几个月。”
“我没那么多时间。”
“这样的话就需要在商店买一支现成的步枪改造。请继续。”
“好的。这支枪必须很轻。口径不需要很大，弹头会完成任务的。枪管很短，应该不长于十二英寸……”
“射击距离是多少？”
“这个现在还不确定，但可能不超过一百三十米。”
“射头部还是胸部？”
“可能必须射头部。我可能会打到胸部，但头部更保险。”
“是的，如果您打得准，肯定是头部更保险。”比利时人说，“但胸部更容易打中。至少我估计，如果有人用一件短管轻型武器从一百三十米外射击时是这样，中间也许还有障碍物呢。”他补充道，“您不确定是射头部还是胸部，这么说，可能会有人在中间走动？”
“是的，有可能。”
“您有机会射第二枪吗？要知道，您要花数秒钟退出子弹击发后的弹壳，再装填一发新弹，合上后膛，再次瞄准。”
“几乎不可能。如果我使用消音器而首发完全未命中，没引起周围人的注意，我也许有第二次机会。但即使我首发命中太阳穴，我也需要消音器帮助我逃离。附近的人大致判断出子弹射出的方向肯定要花上好几分钟。”
比利时人继续点着头，这次他盯着的是桌上的便笺本。
“这样的话您最好用达姆弹，我给您枪的时候会给您准备一些。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英国人点点头：“甘油的还是水银的？”
“哦，水银的吧，我想。这样更干脆利落。对这支枪您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吗？”
“还有。为了使枪更纤细，枪管以下的所有木制把手都要去掉。整个枪托都得去掉。为了便于射击，枪托要像斯坦式卡宾枪那样呈架式结构，它的上、下和靠胸的三部分必须能旋开，可以分拆成三个独立的钢条。最后，消音器和瞄准镜必须绝对有效。这两样也必须可以拆卸保存和携带。”
比利时人想了很长时间，直到啤酒都快喝光了。英国人有些不耐烦了。
“那么，你能做吗？”
古森似乎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他略带歉意地笑了笑。
“请原谅。这个订单非常复杂。但是可以的，我能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我做不出来的东西呢。说真的，您所描述的是一次远途行猎。而完成这项工作的装备在经过检查时不能引起任何怀疑。一次远猎所需要的猎枪，这就是您所要的枪。不是点二二口径的小枪，那是打兔子的；也不是雷明顿点三○的大枪，那种枪永远不可能满足您所提出的尺寸限制。
“我想我脑子里已经有这样一支枪了。在布鲁塞尔的体育用品商店很容易买到。这种枪很贵，但很精准。它很漂亮，射击也很准，纤细，重量也轻。常用来打羚羊和小鹿，但装了达姆弹就可以打大家伙了。告诉我，呃……目标走得慢还是快，或者不快不慢？”
“静止的。”
“那就没问题了。由三个独立钢条组装起来的架式枪托和旋进式扳机纯粹是机械加工的事。在枪管的末端刻出螺纹来安装消音器，以及将枪管锯短八英寸的工作我可以自己做。不过，有的人少了八英寸的枪管就失了准头，真是可惜。您是神枪手吗？”
英国人点点头。
“那样的话，在一百三十米外，又有瞄准镜，射一个静止不动的人就没问题了。消音器我自己做。这并不复杂，但是材料难弄，尤其是步枪用的长型材料。猎枪很少有用这些的。现在，先生，您对您前面提到的将枪支分解装运的管状容器是怎么考虑的？”
英国人站了起来，走到桌子前，在小个子的比利时人面前就像一座铁塔。他把手伸进上衣。有那么一刻，这个小个子的眼中闪过一丝恐惧。他第一次注意到，无论这个杀手的脸上是什么表情，他的眼睛始终被一层灰色的云雾覆盖着，毫无变化。就像有一缕烟遮住了所有可能触及这里的表情。英国人拿出了一支银色的自动铅笔。
他把古森的便笺本调转过来，在上面迅速画了几秒钟。
“你看得明白吗？”他边把便笺本递回给枪械师边问。
“当然。”比利时人扫了一眼画得相当精确的草图，回答道。
“好的。现在这样，整个容器由一系列用螺丝拧在一起的铝管组成。这个，”他用铅笔尖在图上的一处敲着，“装枪托的一根支架。这里面放另外一根。两根支架装在管子里组成这部分。枪的肩托由这个和那个一起组成。这样一来，这就成了唯一不需要任何改变就可以用做两种用途的部分。”
比利时人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这里，”英国人又用铅笔敲着图上的另一处，“最粗的地方是直径最大的管子，用来装枪的后膛，枪栓也要放在枪膛里。这里慢慢细下来，接上枪筒。显然，有了瞄准镜就不需要准星了。所以，拧开套筒，里面的东西就会整个从容器里滑出来。最后的两部分……这里和这里，装瞄准镜和消音器。最后是子弹，塞在底部的这里。所有的东西组装起来的时候，必须和你现在看到的完全一样。拆解后，它的七个部分——子弹、消音器、瞄准镜、步枪、三根用来组装成三角形架式枪托的钢条——必须能够重新装配成一支完整的可使用的步枪。明白吗？”
小个子比利时人对着草图看了几秒钟，然后慢慢站起身，伸出手来。
“先生，”他敬佩地说，“这是天才的设计。这种设计既不会被人发现，又简单可行。”
英国人对此既没有表现出感激也没有生气。
“好，”他说，“现在来谈谈时间问题。大概十四天后我就要这只枪，可以吗？”
“可以。三天内我就能弄到需要的枪。加工时间一周，这个要看改造的进度。买瞄准镜不是问题。您可以让我来选瞄准镜，我知道您所设想的一百三十米外射击所需要的精度。您最好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校一下枪和所有设备。做消音器，改装子弹，做套筒……是的，我日夜赶工的话，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不过您最好提前一两天再过来一趟。这只是防止最后还有什么细节需要讨论。您十二天后能再来吗？”
“可以，从现在开始的七到十四天内任何时间我都可以来。但十四天是最后期限。我八月四日必须返回伦敦。”
“先生，如果您八月一日能来这里以便最后商榷并付款的话，那么四日早上您就可以拿到那支根据您的最后要求所设计的，让您满意的枪了。”
“好。现在说说你的成本和工钱。”英国人说，“你觉得需要多少钱？”
比利时人想了一会：“像这样的活儿，考虑到要做的所有工作，我这里的设施，我个人的专业知识，我必须收您一千英镑。我承认这个价钱高于普通的步枪。但这支枪不是一支普通的步枪。它是一件艺术品。我确信我是整个欧洲唯一一个收费合理而且能够圆满完成这项工作的人。像您一样，先生，在我的领域里我是最棒的。一分钱一分货嘛。而且我还要买枪、子弹、瞄准镜和其他原材料……嗯，差不多还要再加二百英镑。”
“成交。”英国人没有讨价还价，回答得十分干脆。他又把手伸进胸前的口袋，拿出几卷五英镑的钞票，每卷二十张。他点了五卷钞票出来。
“我建议，”他平静地说，“为表示我的诚意，我先付你五百英镑作为你的开销。十一天后我再来时会带给你剩下的七百镑。可以吗？”
“先生，”比利时人熟练地把钱装进口袋，“和您这样一位专家兼绅士做生意真令人愉快。”
“还有一点，”他的客人继续说，似乎不曾被打断一样，“你以后不用再联系路易斯了，也不要向他或者其他任何人打听我是谁或者我的真实身份是什么。更不要打听我为谁工作，或者针对谁。如果你试图这样做，我肯定会知道。那你就别想活命了。我再回来的时候，如果你试图联系警察或者设置陷阱，你也会没命。听明白了吗？”
古森有些不安。他站在门厅里抬头看着英国人，感觉恐惧像鳗鱼一样在肚子里扭动。他见过很多比利时黑社会的厉害人物，他们来找他要各色特殊或者寻常的武器，或者只是来要最不起眼的扁头科尔特手枪。这些人都是悍匪，但是这位来自英吉利海峡彼岸的，打算去杀一个戒备森严的重要人物的客人身上，却有某种难以捉摸的坚不可摧的东西。他要杀的肯定不是黑帮头目，一定是个大人物，也许是一位政客。他原本想表示抗议或是规劝他一下，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先生，”他平静地说，“我并不想了解您，不想了解您的任何事。交给您的枪也不会有序列号。您要知道，对我来说，您的所作所为不会追踪到我才更重要，我不会去关心额外的事。再见，先生。”
豺狼走进明亮的阳光里。他走了两条街，找了辆出租车返回市中心的友谊酒店。
他怀疑古森为了买枪一定会雇一个造假证的，但他更喜欢用自己的人。还是他过去在加丹加认识的路易斯帮了他。这件事并不难。作为伪造证件的中心，布鲁塞尔有着悠久的传统。许多外国人都喜欢在这儿办此类事情，不用什么手续就能得到所需的帮助。六十年代早期，在法属刚果出现之前，布鲁塞尔是雇佣兵的基地，随后南非等英属领地垄断了这桩生意。随着加丹加的丢失，旧的冲伯[18]政权雇佣的三百多名军事顾问都失业了，他们在红灯区的酒吧里闲晃，很多人都有好几套身份证。
路易斯帮他安排好约会后，豺狼在纳弗街的一家酒吧里找到了他要找的人。他自我介绍之后，两个人便退到拐角处。豺狼拿出自己的驾驶证，这是伦敦市政局两年前颁发的，有效期还有几个月。
“这本驾照，”他对比利时人说，“它的主人已经死了。我在伦敦被禁止开车。我需要用我自己的名字做一张驾照前页。”
他把杜根的护照放在造假证的人面前。对面这个男人先是扫了一眼护照，他发现护照很新，是三天前颁发的。然后他狡黠地看着英国人。
“可以。”他小声地说着，然后打开那本小巧的红色驾照。过了几分钟，他抬起头来。
“这不难，先生。英国当局都是绅士。他们一般想不到官方文件会被伪造，所以他们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而这页纸，”他轻轻拍着驾照首页上黏着的那张小纸片，上面有驾照的号码和持有者的全名，“用玩具印字机就能印。水印也容易做。没什么问题。你要的就是这些？”
“不，还有两份其他的证件。”
“哦。如果你不介意，我想说，这样简单的事你也要来找我，真是很奇怪。在伦敦肯定有人几小时就能给你做好。另外的证件是什么？”
豺狼详细地描述了他要的证件。比利时人眯着眼睛考虑着。他拿出一盒香烟，自己点上一支，又递了一根给英国人，对方拒绝了。
“这两件不太容易。法国身份证还好办些，到处都能找到。你知道的，只有在真证件上加工出的，效果才最好。但另外一个，我想我没见过这样的。这是个十分少见的要求。”
一个服务员从他们身边经过，豺狼让他续满酒杯。造假证的停了下来。服务员走后他才继续说：
“然后是照片。这也不容易。你说年龄、头发颜色和长短都要有所不同。需要假证件的人通常是把自己的照片贴在证件上，只伪造个人信息。但做一张新照片，甚至又不像你现在看起来的样子，事情就复杂了。”
他喝了半杯啤酒，仍旧盯着对面的英国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找一个和证件持有者年龄差不多的人，而且还要和你面貌相仿，至少头部和脸部都相似，再把他的头发剪到你要的长度。然后把这个人的照片贴在证件上。基于这一点，你得按照这个人的真实外貌来乔装你自己，而不是反过来。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豺狼答道。
“这要花点儿时间。你在布鲁塞尔能待多久？”
“不是很长，”豺狼说，“我很快就要走，但我八月一日就能回来。然后，我能待三天。四日我必须得返回伦敦。”
比利时人盯着面前护照上的照片，又想了一会。他从口袋里拿了张纸，把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的名字抄在上面，然后把护照合上，还给英国人。他把这张纸和驾照都装进口袋。
“好吧。可以。但我得给你现在的样子照两张照片，一张正面，一张侧面。这需要时间和钱。另外，还有额外的费用……可能需要带擅长扒窃的朋友去趟法国，弄一本你说的第二种证件。显然我得先在布鲁塞尔打听一下，但可能要费不少力气——”
“多少钱？”英国人打断了他的话。
“两万比利时法郎。”
豺狼想了一会儿：“大约一百五十英镑。好的。我先给你一百英镑，剩下的交货时再给。”
比利时人站了起来：“那咱们先拍照吧。我自己有一间照相室。”
他们搭出租车来到一英里以外的一间地下小屋。看起来是一家破败的照相馆。门外的招牌显示这是一家还在经营的商业机构，专门为顾客冲洗护照照片，立等可取。橱窗里摆放的自然是让路人一看便以为是照相馆主人过去的精华作品——两张经过大幅修饰过的傻笑的姑娘的照片；一张结婚照，夫妇俩都不招人喜欢，让人对婚姻这个概念感到不快；还有两张小孩的照片。比利时人领着客人走下台阶来到前门。他打开锁，把客人请进屋。
整整花了两个小时，其间比利时人所表现出的照相技巧，是橱窗中照片的拍摄者永远都不可能有的。房间的角落里有个大箱子，他用钥匙打开，里面有一整套昂贵的相机和打光设备，此外还有一大堆面部化装用具，包括染发水、染色剂、男女用假发、各种眼镜以及一盒演出用的化妆品。
正在忙活的时候，比利时人忽然想到了一个不用找替身来拍照的主意。他花了三十分钟给豺狼的脸部化装，仔细端详之后又冲向橱柜拿了一顶假发。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这是一顶铁灰色的假发。
“你觉得你的头发剪成这个长度，再染成这个颜色之后看起来像这个吗？”
豺狼接过假发仔细审视。“可以试一下，看看照出来的效果如何。”他建议道。
效果很好。比利时人给他的客人照了六张照片，半小时后他从冲洗室出来，手拿着一叠冲印好的照片。两个人趴在桌上，相片里一个衰老、憔悴的男人“望”着他们，肤色灰暗，眼睛下面还有疲劳或是疼痛造成的黑眼圈。这个人没留胡子，但从他一头的灰发来看，他肯定至少五十多岁，而且身体并不结实。
“我觉得这个不错。”比利时人最后说。
“问题是，”豺狼回答，“你在我脸上化了半个小时的妆才达到这样的效果，还有假发。我一个人可弄不出来。何况现在我们是在灯光下，而他们要我出示证件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并非如此，”造假证的人反驳道，“你不完全像照片并不重要，相片不像你才糟糕。检查证件的人的头脑是这样工作的。通常，他先看到的是你的脸，然后要你出示证件，接下来他才能看到照片。这时候，他已经把站在他身边的人的形象看在脑子里了。这就会影响他的判断。他在照片上寻找的是相似之处而不是不同的地方。
“其次，这张照片的尺寸是二十乘二十五厘米，但身份证上照片只有三乘四厘米大。第三，要避免太像。如果证件是几年前颁发的，这个人不可能一点儿都不变。我们这张照片里你穿着开领、带条纹的衬衣，还系着圆领。检查的时候就要避免穿这个衬衣，甚至要避免穿开领的衬衣。到时候，你应该系条领带，或者围条围巾，或者穿个高领的毛衫。
“最后一点，我给你做的都是很容易模仿的。主要的问题当然是头发。在用这张照片前，你必须剪成短发，而且要染成灰色，可能要比照片里更灰一些，但不能比照片里的颜色浅。为了使人有年长和衰老的感觉，可以长两三天胡子茬，然后找把能杀死人的快刀，但刮破几处。年纪大的人常有这种事。脸色也很关键。为了得到别人的同情，脸色应该发灰、疲惫，而不是蜡黄病态。你能弄到火药吗？”
尽管脸上没有任何表示，但豺狼听着造假证者的见解，内心十分钦佩。这是他今天第二次接触到精通本行业的专家了。他提醒自己，完成任务后一定要好好感谢路易斯。
“也许能弄到吧。”他小心地说。
“两三个小块的火药，嚼碎了吞下去，能让你在半个小时内恶心想吐，不舒服但不会致命。它还能使你的皮肤发灰、苍白，满脸流汗。我们以前在部队用这个法子来装病，或者逃避劳役和日常操练。”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诀窍。现在咱们说点儿别的，你觉得你能准时弄好证件吗？”
“从技术角度来看，肯定没问题。唯一的问题是能够弄到一张原始的你所要的第二种证件。因此我必须加紧干。但如果你能在八月初回来，我想我是可以给你办妥的。你……嗯……说过可以预付一笔费用……”
豺狼把手探进内侧的口袋拿了一卷二十张五镑的钞票递给比利时人。
“我怎么联系你？”他问。
“我想可以用和今晚同样的方法。”
“这太冒险了。我的联系人也许离开了这个城市，或者我找不到他，那我就找不到你了。”
比利时人想了一会儿：“那么八月的头三天，每天晚上六点到七点，我在我们今晚见面的酒吧等你。如果你不来，我就当作交易取消了。”
英国人已经脱掉了假发，正在用浸着清洁剂的毛巾擦脸。他默默地系上领带，穿好上衣。穿戴整齐之后，他转向比利时人。
“有些事我想讲清楚，”他平静地说，声音里一丝友好的成分都没有。他盯着比利时人的眼睛冰冷得就像英吉利海峡上的迷雾。“你做完这件工作后，就按你刚才说的那样在酒吧里等我。你必须把新驾照和你手里那张从旧驾照上撕下的纸一起给我。我们刚才拍的所有底片和照片也要给我。你必须忘记杜根这个名字以及那张驾照原始主人的名字。你要做的两个法国证件上的名字你可以自己决定，但应该是既简单又普通的法国人名。把这两个证件交给我以后，上面的名字你也得忘掉。你永远不可以对任何其他人提起这次的交易。如果你违反了上述任何一条，你就得死。明白吗？”
比利时人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在过去的三个小时里，他本以为这个英国人只是一个普通的主顾，仅仅希望能在英国开车，另外出于个人的原因需要在法国装扮成一个中年人。也许他是个走私犯，从布列塔尼的一个偏僻渔港把毒品或者钻石运进英国。不过他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家伙，真的很不错。可是现在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我明白，先生。”
几秒钟后，这个英国人消失在夜色里。他走了五个街区才叫了一辆出租车返回友谊酒店，到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了。他在房间里要了一瓶摩泽尔葡萄酒和一盘冷鸡肉，然后认真地洗了个澡，把身上化装的痕迹彻底弄干净了才睡下。
第二天早上，他结清酒店的账单，搭乘布拉班特国际特快列车去了巴黎。这一天是七月二十二日。
就在这一天的早上，安全局行动分局的局长坐在他的办公桌旁，仔细审阅着他面前的两份文件。两份文件都是其他部门的特工人员填写的日常报告。每份文件薄薄的蓝色封面上都有一组名单，那是有权收到这份报告的部门头头的名字。在他的名字前面，画了一个小小的记号。这两份报告都是早上送来的，通常情况下，罗兰上校只是简单地浏览一下报告，了解大致的内容，然后把主要信息储存在他那记忆力超群的大脑的某处，并把它们各自分类存档。但在今天的这两份报告里，有一个词频繁出现，使他产生了兴趣。
第一份报告是“三处”（西欧处）的一份内部传阅备忘录，里面是“三处”常驻罗马办事处一份快电的摘要。电文直截了当：罗丹、蒙克雷和卡松仍然躲在他们的顶楼套间里，依旧由他们的八名保镖守卫着。他们从六月十八日进驻该酒店后就再未出过大楼。“三处”已经从巴黎增派人手到罗马，协助对该酒店进行二十四小时监控。巴黎的指示仍然没变：不采取任何行动，仅保持监视。酒店里的人三周前已经建立了与外界联系的渠道（详见“三处”六月三十日发自罗马的报告），目前该渠道仍然畅通。联络员是维克多・科瓦尔斯基。
罗兰上校的桌子右边放着一个锯开的一○五毫米的弹壳。这是他的大容量烟灰缸，这会儿里面的蓝月牌香烟的烟蒂已经装了半缸了。弹壳边上放着一个暗黄色的档案夹。上校翻开档案夹，目光沿着《三处六月三十日罗马报告》向下看，终于找到了他要找的那段。
报告称：每天有一名保镖离开酒店，步行到罗马邮电总局。他们在这儿用“普瓦捷”的名字在邮件待领处租用了一个信箱。“秘密军组织”没有用带钥匙的信箱显然是担心失窃。所有给“秘密军组织”最高层头目的信件都被寄给这个“普瓦捷”，并由待领处的当值服务员负责保管。“三处”的一名特工试图贿赂原来的那位服务员以获取邮件，但失败了。该服务员向他的上级主管汇报了此事，一名高级职员随后接替了他的工作。现在，寄给“普瓦捷”的信件很可能是由意大利保安警察检查，但“三处”得到指示，不得和意大利方面接触或寻求合作。贿赂职员的尝试是失败了，但他们觉得仍应该采取主动。每天，邮局把头天到达邮局的邮件交给保镖维克多・科瓦尔斯基，他是前外籍军团的一名下士，也是罗丹在印度支那连队的老兵之一。看来，维克多・科瓦尔斯基有相应的证件或是邮局可以接受的证明信表明他就是普瓦捷。如果维克多・科瓦尔斯基有信要寄，他就在邮局大厅的邮箱边一直等到收信前五分钟才将信件投入信箱，然后继续等到邮局将所有信件收集起来，拿进大楼中心进行分类。如要试图介入“秘密军组织”首脑信件的收集和发送过程，必须使用某种程度的暴力，而这已经被巴黎当局否决。科瓦尔斯基偶尔也在海外电话柜台打长途，但是试图打听其所叫号码或者窃听电话内容的努力也失败了。
罗兰上校合上档案夹的封面，拿起当天早上送来的第二份报告。这是来自中部城市梅斯的司法警察局一位警官的报告。报告中说到，在一次警方对某酒吧进行例行检查时，对一个人进行了盘查，随即引起了一场打斗，两名警察被打得半死。后来在警察局通过指纹检验，证实此人是外籍军团的一名逃兵，名叫桑德・科瓦茨。他生于匈牙利，一九五六年从布达佩斯逃出。巴黎司法警察署在梅斯司法警察局的报告底下又注了一条：科瓦茨是“秘密军组织”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刺客，由于和一九六一年阿尔及利亚博内和康斯坦丁地区一系列知名忠诚人士的暗杀有牵连，警方对他通缉已久。那时他是另一名至今仍然逍遥法外的“秘密军组织”枪手的助手，那个枪手就是前外籍军团下士维克多・科瓦尔斯基。
同过去的做法一样，罗兰上校仔细思考着这两个人之间的联系。最后他按下了面前的呼叫器，里面立刻有人应道：“您好，上校先生。”他对着呼叫器说：“给我拿一份维克多・科瓦尔斯基的个人档案。现在就要。”
十分钟后他就拿到了档案。他看了一个小时。有好几次，他的眼睛注视着那个特别的段落。当其他巴黎人稍事休息，匆匆走过楼下的小径去午餐时，罗兰上校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包括他自己、他的私人秘书、楼下文件部的笔迹专家以及两名他的私人卫队卫士。
“先生们，”他对他们说，“在一位现在没有到场人士的并非出于本意却又无法拒绝的帮助下，我们将起草、誊写并发出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