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从六月十五日直至整个七月，法国的银行、珠宝店和邮局均遭到了突如其来的猛烈洗劫。这个“盛况”空前绝后。
法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每天都有人手持手枪、霰弹枪和冲锋枪抢劫银行。在那段时期，珠宝店里的橱窗被打破，贵重珠宝被抢走，已成为很平常的事。当地警方往往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好浑身颤抖，流血不止的珠宝商和他们的店员，就被辖区的另一起类似的案件召走了。
有两个城市的银行职员在试图抵抗时被枪杀。七月末，事态严重到共和国卫队——法国人尽皆知的防暴部队——都介入了，而且首次配备了冲锋枪。到银行的人都已经习惯在大厅经过一或两个身穿蓝色防暴制服的士兵，他们每个人都挎着冲锋枪。
银行家和珠宝商就这次犯罪风潮强烈谴责政府。迫于压力，警方频繁在夜间出动检查银行，但收效甚微。劫匪不是那种在夜幕下能够熟练打开银行金库的职业盗贼，而是戴着面具的持枪歹徒，稍不如意就准备开火。
最危险的时间是在白天，全国的银行和珠宝店正在做生意的时候，就会有两三个戴着面具的持枪匪徒跳出来，不容置疑地喊道：“举起手来！”
七月底，有三个劫匪在不同案件中受伤被捕。他们不是打着“秘密军组织”的幌子进行一般犯罪的无名小卒，就是前殖民地军团的逃兵，不过很快就承认自己是“秘密军组织”的成员。但无论警方如何审讯，三人中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为什么这股抢劫浪潮会突然席卷全国，他们只供认受他们“老大”的指派，抢劫银行或者珠宝店。警察最终认为，这几个犯人根本不知道抢劫的目的，他们不了解整个事件，只是听命行事的小角色。
法国当局很快就知道“秘密军组织”是这次袭击的幕后主使，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很需要钱。但直到八月上半月，当局才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发现了原因。
六月下旬，银行和其他可以迅速获得珠宝和现金的地方遭受袭击的事态日趋严重。备受尊敬的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总队队长莫里斯・布维埃接管此事。他位于塞纳河畔珠宝街三十六号法国司法警察署总部的办公室异常狭小而忙碌。房间里挂了一张图，来显示被抢劫的现金和珠宝变现后的数目。到七月下半月，总额已超过两百万新法郎，或是四十万美元。扣除所有抢劫的适当开支，加上给进行抢劫的歹徒和逃兵的报酬，按莫里斯・布维埃队长的估计，还有相当大一笔钱剩下来没有去处。
六月的最后一周，一份驻罗马办事处的报告放到了法国安全局吉布将军的办公桌上。大意是：“秘密军组织”最高层的三个人，马克・罗丹、勒内・蒙克雷和安德烈・卡松，一起住到了毗邻孔多蒂街[13]的一家酒店顶层。报告补充说，显然，尽管在这样高档地段的酒店居住费用十分高昂，但他们三人包下了整个顶层，还把另一层也包了下来，让他们的保镖住。他们从不外出，由非常彪悍的前外籍军团士兵日夜守护，每班执勤人员不少于八名。起先，情报人员以为他们是在开会，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安全局慢慢认为，他们只是在以一种非常小心谨慎的方式来确保自己不成为安托万・阿尔古那样的倒霉蛋。吉布将军看到这些恐怖组织的首脑如此胆怯地躲在罗马的一家酒店里，不由得咧开嘴笑了一下。他把这份报告按常规方式归了档。
当年二月，法国人在伊登・伍尔夫酒店绑架阿尔古的事件，被波恩的德国外交部认为是对该国主权的侵犯。他们与珠宝街的法国外交部之间的激烈争吵仍在继续。尽管如此，吉布还是为手下干将的这次成功行动感到高兴。看到“秘密军组织”的首脑被吓成这样，他感到很满足。但将军查阅罗丹的文件时，一丝疑虑不由得让他屏住了呼吸，他不禁问自己：“为什么像罗丹这样一个人会这么容易被吓成这样？”凭借自己丰富的职业经验，以及对政治和外交现实的清醒认识，他知道他不可能再得到允许来一次之前那样的偷袭了。很久以后，他才明白了“秘密军组织”三个领导人采取这样的防范措施来保护自己的真正意义。
从一九六三年六月下旬到七月上半月，豺狼一直在伦敦小心翼翼地按计划行事。从回来那天起，他就开始搜集、阅读几乎所有有关戴高乐的文章以及戴高乐自己的文章。他去了一趟当地的图书馆，在《大英百科全书》里查了一下法国总统的目录，在目录的末尾找到了一份非常全面的，有关他的研究对象的参考书目。
然后，他用假名字和一个位于帕丁敦区普雷顿街的邮政地址写信给各个知名书店，邮购所需要的参考书。他每天在自己的公寓里迅速浏览这些书直到凌晨，在脑子里为这位爱丽舍宫的主人勾勒出一副十分具体的画像，从孩提时代起，直到他所阅读的材料时间为止。他收集的很多信息并没有政治价值，都是零零星星地叙述了一些戴高乐的癖好或是性格特点，他都一一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戴高乐的回忆录《剑刃》[14]对研究他的性格最具指导意义。他从这本书里看到戴高乐极为清晰地阐述了自己对生活、祖国和个人命运的看法。
豺狼既不迟钝也不愚蠢。他广泛阅读，周密计划，并把大量信息储存在脑子里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
虽然他通读了戴高乐的著作以及知情者写的关于戴高乐的书，但这些书除了勾勒出一个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的法国总统的完整形象外，并没有解决主要问题。这个问题自从六月十五日他在维也纳罗丹的卧室里接受这项暗杀任务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他。直到七月的头一周，他仍然没想出答案——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何种方式行刺。最后，他又去了一次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用惯用的假名签名进入后，开始翻阅法国最大的报纸《费加罗报》的旧刊。
他找到答案的确切时间我们已无从知晓，但大致应该是在七月七日后的三天里。在那三天里，他最初是从一位专栏作家写于一九六二年的文章中得到一点启发，然后又查阅了一九四五年以来戴高乐任总统期间每一年的材料，这位刺客终于解答了自己的问题。他发现，近年来，在某个特定的日子，无论生病或是坏天气，夏尔・戴高乐都会不顾个人安危，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从这一点出发，豺狼的准备工作终于从研究阶段进入了实际策划阶段。
在考虑最后的行动细节之前，他仰面躺在自己的公寓里，凝视着奶油色的天花板，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他常抽的特长过滤嘴香烟，陷入沉思。
在最终敲定要采用这个计划前，他至少考虑了十几个方案，但最终都放弃了。什么时间，在哪里，怎么干，一切都已做出了决定。
豺狼非常清楚，一九六三年的戴高乐不仅仅是法国总统，也是整个西方世界受保护最严密、最高效的人。事后证明，刺杀他比刺杀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要难得多。豺狼并不知道，法国安全专家已获得美方许可，曾研究过保护肯尼迪总统的安全措施，但他们回来后都对美国情报机构采取的措施嗤之以鼻。法国专家拒绝采用美国人的方法，这一点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一九六三年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被一个近乎疯狂的刺客枪杀，正是由于安全措施不够严密，而夏尔・戴高乐则一直好好地活着。他安全退休，最终在自己的家里去世。
豺狼知道，他要面对的安全人员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由于不断被警告可能有人试图危及他们所保卫的对象，围绕戴高乐而设置的整个安全体系总是时刻处于戒备状态，而豺狼为之工作的组织却因保密问题漏洞百出。对刺客有利的条件是，他一直待在暗处，不为人所知；而他的目标则粗暴地拒绝与安全机构合作。在那个特定的日子里，不论有怎样的危险，这位法国总统的骄傲、固执、对个人危险的绝对蔑视，都会驱使他公开露面一段时间。
从哥本哈根的凯斯楚普机场飞来的SAS航班，在伦敦机场大楼前的跑道上最后向前冲了一下，慢慢前进了几英尺，不动了。引擎响了几秒钟，然后也停了下来。几分钟内，舷梯就已放好，乘客鱼贯而出，纷纷向舱口的空乘人员点头告别，走了下来。
在候机大楼的瞭望台上，有个亚麻色头发的男人把他的墨镜推至前额，用望远镜观察走下飞机的乘客。排队拾阶而下的乘客已是今天早上他观察的第六批了。温暖的阳光下，瞭望台上布满接机的人，大家都在努力寻找自己要等的人。所以我们这位“观察者”的行为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当第八位旅客走出来，在阳光下直起身子时，平台上的人开始兴奋起来，紧盯着这位新到的旅客走下楼梯。这位旅客从丹麦来，不是神父就是牧师，身着一袭灰色教袍，领口处戴着白色的领圈。他已年近五十，中等长短的铁灰色头发从前额向后梳着，但面容显得较为年轻；高个子，宽肩膀，看起来身体不错，身材几乎和那个在平台上观察他的人一样。
当旅客们排队进入入境大厅，准备护照检查、通关的时候，豺狼把望远镜塞进身旁的皮质公文包里。然后，他合上公文包，悄悄地转身穿过玻璃门，下楼进入主厅。十五分钟后，那个丹麦牧师提着一个旅行包和一个箱子从海关大厅走了出来。看来没人接他，他先在巴克莱银行柜台换了点钱。
六周以后，从他接受丹麦警方讯问时的回答来看，他当时并没留意身边站着一个亚麻色头发的年轻英国人。至少他不记得有这样一个人。表面上看，那个英国人是在柜台前排队等候，但实际是在透过墨镜静静地观察着这个丹麦人的相貌特征。
但当他从主厅出来，登上英国欧洲航空公司开往克伦威尔街的机场大巴时，这个英国人就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拎着一个公文包，他们是坐同一辆车到的伦敦。
到站的时候，丹麦人停了几分钟，等自己的箱子从巴士后面的行李拖车上卸下来，然后经过服务台，向着标有“出租车”字样的箭头标志走去。与此同时，豺狼从巴士的后面绕过来，穿过机场大巴停靠站，朝员工停车场走去。他事先把车停在了那里。他把公文包扔在敞篷跑车的副驾驶座上，把车开到巴士停靠站左边靠墙的位置停了下来。在右边柱子支撑的拱顶下，有一条长长的待客出租车队伍，他可以在这个位置将其一览无遗。丹麦人上了第三辆出租车，驶入克伦威尔街，向骑士桥开去。跑车也紧随其后。
出租车把牧师放在了半月街一家舒适的小旅馆前。跑车则驶过旅馆门口，花了几分钟在柯曾街的另外一边找了个空位停了下来。豺狼把公文包锁在后备箱里，在谢泼德市场的报摊买了一份《旗帜晚报》的午间版，五分钟之内回到了旅馆的前厅。又等了二十五分钟，丹麦人走下楼，把房间钥匙交给前台服务小姐。她把钥匙挂了起来，钥匙在钩子上晃了几秒钟。那个坐在前厅扶手椅里的人显然是在等朋友，待丹麦人走进餐厅，他便把手里的报纸放低了一点，看到钥匙的号码是四十七号。又过了几分钟，前台小姐回到后面的办公室为另一位客人确认剧场的订位，没人注意到这个戴墨镜的人悄悄溜上了楼。
四十七号房间的门关得很严实，用两英寸宽的云母片打不开，再配上画家用的那种弹力调色刀，才终于把弹簧锁的锁芯顶开。牧师只是下楼吃午饭，护照就放在旁边的桌上。豺狼回到走廊上时，前后还不到三十秒。他没有动牧师的支票夹，这是为了让有关机构在没有偷窃证据的情况下，说服这个丹麦人，他只是把他的护照忘在什么地方了。事后证明也的确是这样。丹麦人又花了很久才喝完他的咖啡，而英国人早就走远了。下午晚些时候，牧师告诉酒店经理，他的护照不见了。经理在房间里找了一遍，向丹麦人指出，他所有的东西都完好无损，包括他装旅行支票的钱包。他从这些方面判断并劝说这位不知所措的客人，不用叫警察来酒店，他肯定是把他的护照掉在旅途中的什么地方了。丹麦人很好说话，在异国他乡也人生地不熟，所以尽管他并不以为然，但还是同意了经理的说法。于是第二天，他向丹麦领事馆提出护照挂失，领事馆给他签发了一张可以在伦敦停留两周的旅行通行证。之后他就再也不去想这件事了。领事馆签发这份旅行通行证的工作人员用“哥本哈根，佩尔・詹森牧师”的名字为这份遗失的护照建了档，然后也没再管了。这一天是七月十四日。
两天以后，一个从美国纽约州锡拉丘兹来的学生也经历了类似遭遇。他从纽约飞到伦敦，在机场大楼的美国捷运柜台用护照兑换他的第一张旅行支票。换好后，他把钱放进上衣内侧的口袋，把护照放在一个有拉链的小袋里，塞进了他的皮质手包。几分钟后，为了招呼搬运工人，他把手包放下了一会儿，三秒钟后包就不见了。起初他责怪搬运工，搬运工把他领到泛美航空公司问讯处，问讯处又让他去找最近的负责机场安全事务的警察。后者把他带到办公室，他在那里向警官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一番调查后，排除了其他乘客误拿的可能。这件事被作为蓄意盗窃记录在案。
对于公共场合发生的这种盗包行为，警官向这位运动员体格的年轻学生道歉并表示遗憾。还向他介绍了机场当局为控制针对国外旅客的盗窃所采取的预防措施。美国学生大度地承认，他的一个朋友在纽约的中央火车站也遇到过类似的被盗事件。
这份报告后来按常规被转往伦敦各警局，报告里对失窃的手提包、里面的物品、证件以及小袋内的护照都进行了描述。几周之后，手包及其内物品都没有找到的迹象，这件案子最终归了档，从此杳无音信。
与此同时，马蒂・舒尔勃格前往格罗夫诺广场的领事馆，申报自己护照遗失，然后拿到了一张旅行证明，这样他就可以和他的“交换生”女友在苏格兰高地度过一个月的假期后返回美国了。领事馆对遗失护照也做了登记，并向华盛顿的国务院做了汇报。但两个机构随后就把这个事抛诸脑后了。
在伦敦机场的两个国际航班到港大楼里，究竟有多少旅客在走出机舱、步下舷梯时被那个双筒望远镜在瞭望台扫描过，现在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了。尽管这两个丢失了护照的人年龄不同，却有一些共性。他们都差不多六英尺高，宽肩膀，身材修长，蓝眼珠，相貌和那个一声不吭跟踪他们并行窃的英国人非常接近。不同的是，詹森牧师四十八岁，灰头发，戴金边眼镜，马蒂・舒尔勃格二十五岁，栗色头发，一天到晚戴着一副高档的宽边眼镜。
豺狼在他南奥德雷街的公寓写字台上长时间地研究这两个人的脸。随后，他花了一整天时间，相继去了这些地方：道具服装店、眼镜店、伦敦西区的男士服装专卖店（这里专门卖美式服装，而且大多是在纽约做的），并在那订了两副蓝色的平光眼镜，一副金边，一副黑色宽边。他还置办了一套行头：一双黑色耐克鞋，T恤衫和短裤，白色便裤，一件天蓝色尼龙风衣——拉链前开，领口和袖口都是红的，一件白色羊毛衫，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制造；还有件带领圈的传教士白衬衫和黑色教服。最后三件衣服的商标都被他细心地拆掉了。
他那天最后一次出门，是去了切尔西一家由两个同性恋经营的男用假发店。他在那里买了栗色和灰色两种染发剂。店主还悄声指点他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染成最好最自然的效果。他还买了几把用来蘸染发剂的刷子。除了那套美式服装外，他从不在同一家店里买两样以上的东西。
第二天是七月十八日，《费加罗报》第二版下方刊登了一小段消息。消息称：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总队副队长伊波利特・迪皮伊警长，在他位于巴黎珠宝街的办公室里中风，在送往医院的途中病故。接任此职的是凶杀处处长克劳德・勒贝尔警长。因今夏以来刑警总队各部门压力巨大，工作繁重，他将即刻到任。豺狼在伦敦每天都会阅读所有能买到的法国报纸。读到这段的时候，标题里的“刑警”两个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但没再多想。
在开始去伦敦机场观察瞭望之前，他已决定在整个刺杀过程中都使用假身份。搞一个假英国护照是世上最容易的事。豺狼用的是大多数雇佣杀手，走私犯和其他要用假名穿越国境的人惯用的法子。他首先开车在泰晤士河谷周围各郡的小村庄转了转。行至第三个公墓，豺狼找到了一块符合他要求的墓碑。死者名叫亚历山大・杜根，一九三一年两岁半时就死了。如果他活着，到一九六三年七月应该比豺狼大几个月。在教区办公室，豺狼自称是业余族谱研究爱好者，他想追寻杜根家族的支脉。年长的教区牧师对他非常尊敬，热心地接待了他。他从老牧师那里得知，这里过去的确有一个杜根家族。他对此既惊讶又感动，似乎教区的记载对他的研究很有帮助。
老牧师很和善。他们一起去教堂的时候，豺狼对这座小小的诺曼底式建筑大为赞赏，并在捐款箱捐助了重建基金，这使老牧师的态度更为友善。教区的记录显示，杜根夫妇在过去的七年里相继去世，他们唯一的儿子亚历山大则埋在教区墓地有三十多年了。豺狼随手翻阅着一九二九年教区的出生、结婚和死亡登记。在四月的记录里，教士那难以辨认的字体登记的杜根一姓引起了他的注意。
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生于萨姆本・费什利的圣马可教区。
他记下了所有细节，再次诚挚地谢过老牧师后离开了。回到伦敦，他来到“婚姻及出生、死亡登记中心”，在来访卡上声称自己是希罗普郡德雷顿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合伙人。最近，事务所的一位老客户过世了，他把他的财产留给了他的孙子。他现在需要找到这位客户的孙子。客户其中一个孙子名叫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生于萨姆本・费什利的圣马可教区。登记中心年轻的助手问也没问就接过了他的来访卡，对å他的理由也丝毫没有起疑。
大多数英国公务员面对礼貌的问询都会尽量提供帮助。在这件事上，这个年轻的助理也不例外。检索记录表明，被问到的孩子和所登记的信息完全一致，只是已经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的一起交通事故中死亡了。豺狼只花了几个先令，就弄到了一份出生和死亡证的复印件。回到住所之前，他先去了一趟劳工部的办事处，拿到一份护照申请表，又去玩具店花了十五先令买了个玩具印字机，然后去邮局买了一英镑的邮票。
回到自己的公寓，他在申请表里填上杜根的名字，准确的年龄和出生日期等等信息。但其他内容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情况填写的。他填上他自己的身高，头发和眼睛的颜色，职业一栏简单地写了个“商务人士”。从孩子出生证上得来的孩子父母的全名也被填了进去。在证明人那一栏，他填上了詹姆斯・埃尔德利，这是萨姆本・费什利圣马可教区牧师的名字，就是那天早上和他聊天的那位，他还助人为乐地在教堂门外的一块牌子上刻上了自己的全名和法学博士的头衔。他仿照牧师那瘦削的手法，用笔尖蘸着淡淡的墨水，用细细的笔画仿造了牧师的签名。他用印字机做了个印章，端端正正地盖在牧师的签名旁边：“圣马可教区，萨姆本・费什利。”
他把出生证复印件、申请表和邮票一起寄到了小法兰西区的护照办公室，又把死亡证明的复印件毁掉。四天后，他正在看《费加罗晨报》的时候，一本崭新的护照就寄到了他的专用地址。午饭后他把护照取了回来。下午，他锁好公寓大门，开车抵达伦敦机场，登上了去哥本哈根的航班。和以前一样，为了避免用支票，他使用现金购买机票。在他公文箱的底部，有一个比一本杂志厚不了多少的夹层，除非检查极其彻底，否则是看不出来的。在这个夹层里放着两千英镑，这是他当天早些时候从霍尔本一家律师事务所他的私人物品箱里取出来的。
他的哥本哈根之行就像一次普通的商务旅行，来去匆匆。离开凯斯楚普机场前，他就预订了第二天下午去布鲁塞尔的航班。抵达丹麦首都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没法买东西，所以他在孔根斯・尼托夫街的英格兰酒店订了房间，去七国饭店享用了一顿奢侈的晚餐，在蒂沃利花园散步时又和两个丹麦金发女郎打情骂俏了一番，凌晨一点才上床睡觉。
他在哥本哈根市中心最好的一家男装店买了一身灰色轻质的牧师服，一双朴素的黑色皮鞋，一双袜子，一套内衣裤，三件有领子的白色衬衣。他每样都只买带有“丹麦制造”标志的，在衣物里面有块小布条，上面有丹麦生产商的名字。他并不需要白衬衣，买它只是为了得到里面的商标，以便换到他在伦敦买的牧师衬衫、领圈和教服上。当时他假称自己是一个即将接受圣职的神学院学生。
最后，他买了一本丹麦文的有关法国著名教堂和礼拜堂的书。中午，他在蒂沃利花园的一家湖滨饭店吃了一顿丰盛的冷餐，下午三点十五分乘机前往布鲁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