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好，这里是英国使馆。”有人接起了索菲斯卡亚码头的电话总机。
“什么？”电话另一头的人用俄语说了一个困惑的词语。
“晚上好，英国使馆。”接总机的人用俄语重复了一遍。
“我找大剧院售票处。”那个声音说。
“对不起，你打错电话了。”接线员说完，挂上了电话。
俄罗斯政府通信和信息局的监听人员听到这个电话，并把它记录了下来，但除此之外并没有多想。打错电话实在是太常见了。
在使馆内，总机值班员没有理会闪烁着的另外两个打进来的电话提示灯，他翻阅了一下小笔记本，然后拨了一个内部电话号码。
“菲尔兹先生？”
“是的。”
“这里是电话总机交换台，刚才有人打电话找大剧院售票处。”
“知道了，谢谢你。”
格雷西·菲尔兹拨通了乔克·麦克唐纳的电话。安全局人员会定期检查内线号码，应该是安全的。
“我的莫斯科警官朋友刚刚打来电话。”他说，“他使用的是紧急密码，要求回电。”
“有情况随时告诉我。”情报站长说。
菲尔兹看了看手表。两次电话间隔的时间应该是一个小时，现在已经过了五分钟。在民警局总部大厦两个街区以外，银行大厅的公用电话机旁边，诺维科夫警官也看了看表，他决定去喝杯咖啡来消磨这五十分钟的间隔。然后，他要用相隔一个街区的另一部公用电话汇报并等待。
十分钟后，菲尔兹驱车离开使馆，慢慢地向位于米拉大街的科西莫斯酒店驶去。1979年按照莫斯科标准建造的科西莫斯酒店，是一座现代化建筑，酒店的大堂边上有一排公用电话亭。
在英国使馆接到那个电话一个小时后，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记事本，核对之后，开始拨号。公用电话对公用电话的通话，是反间谍机构的噩梦，因为数量很多，所以实际上是无法核查的。
“鲍里斯？”诺维科夫的名字不是鲍里斯，而是叶甫根尼，但在听到“鲍里斯”时，他知道了对方是菲尔兹。
“是的。你给我的那张图画，事情有点眉目了。我认为我们应该见个面。”
“好的。到俄罗斯宾馆，一起吃晚饭。”
他们两人都无意去奢华的俄罗斯宾馆，但他们都知道，那是指特维尔大街半路上的一个酒吧，名叫旋转木马。那里凉爽、幽暗、私密。时间间隔又是一个小时。
与英国其他大型驻外使馆一样，莫斯科的英国使馆里，也有一个叫军情五处的英国国家安全局。安全局是收集对外情报的秘密情报局姐妹机构，秘情局常被错误地称为军情六处。
军情五处的任务不是收集所在国家的情报，而是保证使领馆及其人员的安全。
使馆的工作人员并不认为他们是被关在里面的囚犯。他们夏天常去的一个地方，是莫斯科郊外一处非常漂亮的可以游泳戏水的地方，莫斯科河在那里拐了一个弯，露出了一片小沙滩。外交人员喜欢去那里野餐和游泳。
叶甫根尼·诺维科夫在被提升为警官并调到刑侦处之前，曾经负责那个郊区，包括被称为银色林子的这个胜地。
在那里，他认识了当时英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个官员，那人又把他介绍给新来的格雷西·菲尔兹。
菲尔兹努力发展这个年轻的警察，后来提出每个月给他一小笔硬通货，让这个在通货膨胀年代靠死工资过日子的人能够生活得容易一些。诺维科夫警官成了一个提供消息的线人，级别不高，但偶尔也有用处。这个星期，这位刑侦处的侦探打算做出回报。
“我们有一具尸体。”当他们坐在旋转木马酒吧里，在昏暗的光线下喝着冰镇啤酒时，诺维科夫对菲尔兹说，“我可以肯定，那就是你给的图画里面的人。有几颗钢牙的老头……”
他把从同事沃尔斯基那里听来的情况讲了一遍。
“差不多三个星期了。在这样的天气里，死了那么长时间，面部肯定很吓人，”菲尔兹说，“或许不是同一个人呢。”
“他只在林子里待了一个星期，然后在冰柜里待了九天。应该可以辨认出来。”
“我需要照片，鲍里斯。你能去搞一张吗？”
“我不知道，资料都在沃尔斯基那里。你认识契尔诺夫警官吗？”
“认识的，他来过使馆。我也给了他一张画像。”
“这个我是知道的，”诺维科夫说，“现在我们那里到处都有老头的画像。契尔诺夫也快回来了，现在沃尔斯基肯定已经告诉他了。这样，契尔诺夫就会有尸体面部的照片了。”
“那是给他用的，不会给我们。”
“是有点难度。”
“努力一下，鲍里斯，去试试。你是刑侦处的，对吗？就说你想让黑社会的联系人去看看，什么借口都可以。现在这是谋杀案，是你分内的工作，对吧？侦破谋杀案？”
“应该是的。”诺维科夫承认说。他心里想，这个英国人是否知道，黑帮谋杀案的破案率只有百分之三？
“这事我们会给你奖励的，”菲尔兹说，“在我们的人员遭袭击时，我们是不会抠门的。”
“好吧，”诺维科夫说，“我去想办法搞一张。”
其实他根本不必去想什么办法。神秘人物的档案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刑侦处凶杀科。两天后，他在一叠照片中，抽出了在明斯克公路边林子里拍摄到的死者面部的一张照片。
美国，兰利
1986年11月
中情局副局长凯里·乔丹的心情特别好。要知道，在1986年下半年，他是很难高兴起来的。伊朗的反政府丑闻当时传遍了华盛顿，而乔丹比其他人都更清楚中情局在伊朗的渗入深度。
但他刚刚去了局长威廉·凯西的办公室，受到了最热烈的表扬。老局长之所以会有这种不同寻常的仁慈，是因为杰森·蒙克从雅尔塔带来了苏联最高层的消息。
八十年代早期，苏联制定了一系列高调的反西方政策。这是莫斯科最后的绝望企图，想通过威胁来搞垮北约联盟的意志。当时主政白宫和唐宁街的是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两位西方领导人认为，他们不能被苏联吓倒。
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去世了，契尔年科来了又走了，然后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但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敌意仍在继续。
1985年3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生长在红色的苏联时代，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他与几位前任的区别，在于他讲究实效，拒绝接受编造的谎言。他坚持要求了解苏联工业和经济的真实情况和数字，看到结果后，他深受打击。
等到1986年夏天，克里姆林宫的核心和国防部显然已经认识到，军工系统和武器采购计划的支出，消耗了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十，注定难以为继，人民也终于因为穷困而变得不安分了。
那年夏天进行了一次大型调查，以测评苏联这种节奏究竟还能够维持多长时间。调查报告的结论坏得不能再坏了。在工业方面，资本主义的西方在各个层面都超过了苏联这条恐龙。索洛明带到雅尔塔植物园来的微型胶卷，正是那份报告。
报告中写的和索洛明口头确认的都说，如果西方再坚持两年，那么苏联的经济将会崩溃，克里姆林宫将不得不做出让步，拆除一些战争机器。像玩扑克牌游戏一样，索洛明把克里姆林宫的整副牌全都亮给了西方。
消息报告给了白宫，并越过大西洋传到了撒切尔夫人那里。美英两位领导人都正为自己内部的敌意和怀疑所苦恼，听到这个消息后深受鼓舞。中情局局长比尔·凯西受到了白宫的表彰，并把领导的表扬转达给副局长凯里·乔丹。乔丹召来杰森·蒙克一起分享快乐。谈话结束时，乔丹说起了以前提到过的一个话题。
“你的那些档案，我真的有些不太放心，杰森。你不能总把它们留在你的保险箱里。如果你有什么意外，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着手去管理那两个资产——‘来山得’和‘猎户座’。你应该把这些档案与其他的归在一起。”
从奥尔德里奇·埃姆斯第一次背叛至今，已经有一年多了，间谍失踪的灾难也已经过去了六个月的时间。阴谋分子当时在罗马。从技术上来讲，追查内鬼的工作仍在推进，但已经不再紧迫。
“如果没有破损，就不用修理。”蒙克恳求说，“这两个人冒着生命危险。他们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们，我们相互信任。还是就这么保持下去吧。”
乔丹早就知道，间谍与管理员之间会形成这种奇特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不为情报机构正式赞同，其原因有两个：间谍管理员有可能会被调到另一个岗位，或者，会退休或死亡。个人关系过密有可能意味着，潜伏在苏联心脏的间谍，也许会不同意或不愿意与新的管理员合作。其次，一旦被招募的间谍出了什么事，情报局的管理员有可能情绪低落，从而影响工作。从长远的生涯来看，一个被招募的间谍应该有几个管理员。蒙克与他的两名间谍直接的一对一紧密关系，使乔丹感到担忧。这是……不规范的。
另一方面，从某个角度来说，蒙克自身也是个不守规矩的人。假如乔丹知道——其实他并不知道——蒙克坚持要确保在苏联境内的每个间谍（图尔金已经离开马德里回到莫斯科，在第一总局K局工作，并由此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情报），都能够收到他亲自写的长信，以及日常的任务清单。
乔丹做出了妥协。那些人的详细档案，包括何时何地和如何接受招募，表现如何以及他们的任职变动，即除了姓名和能辨认他们身份的资料以外，都转移到了行动副局长的个人保险箱里。如有任何人想阅读这些档案，他必须去找副局长本人并解释理由。蒙克同意了，于是档案被转移了过去。
有一点让诺维科夫警官说对了，契尔诺夫警官确实再次来到了英国大使馆。他是在第二天的8月5日上午过来的。乔克·麦克唐纳让人把警官引到他的办公室，他自己则扮成使馆的档案科随员。
“闯进你们同事公寓的那个人，我们也许已经找到了。”契尔诺夫说。
“向你表示祝贺，警官。”
“不幸的是，他死了。”
“啊，你有照片吗？”
“有。身体的、面部的，还有……”他拍了拍放在身边的一个帆布包，“我还有他可能穿过的大衣。”
他把一张光面冲印的照片放在了麦克唐纳的办公桌上。照片看上去很可怕，但仔细看，那张脸确实就是肖像画里的那张。
“我把斯通小姐叫过来，让她看看是否能认出这个人。”
西莉亚·斯通由菲尔兹陪着过来了，但菲尔兹留在门口没进来。麦克唐纳告诉她，她要看到的东西不是太美观，但他很想听听她的意见。她看了一眼照片，用手捂上了嘴。契尔诺夫拿出那件破旧的军大衣，把它举了起来。西莉亚绝望地看着麦克唐纳，点了点头。
“是他。他……”
“你看到他跑出你的公寓。嗯，显然窃贼之间发生了争吵。我敢肯定，这种事情全世界都会发生。”
菲尔兹陪同西莉亚·斯通离开了。
麦克唐纳对面露笑容的契尔诺夫说：“警官，我代表英国政府认为，你们干得很好。我们也许永远无从知道这个人的姓名，但这已经不重要了。这个可怜人已经死了。你们一定要写一份成功破案的报告，送交莫斯科民警局的领导。”
契尔诺夫高兴地离开使馆，钻进了汽车。一回到彼得罗夫卡大厦，他就把所有案卷从盗窃科转给了凶杀科。案卷里没有第二个盗贼的资料，但这无关紧要。没有描述，没有死者的证词，要找到他好比大海捞针。
契尔诺夫走后，菲尔兹回到了麦克唐纳的办公室。情报站长正在给自己倒咖啡。
“你怎么看？”他问道。
“我的线人说，那人是被打死的。他在身份不明科有个朋友，这位朋友发现了贴在墙上的画像，并对上了号。尸检报告说，老头的尸体在被发现之前，已经在林子里躺了大约一个星期。”菲尔兹说。
“那是什么时候？”
菲尔兹查了一下笔记，那是他在旋转木马酒吧谈话之后立即记下的。
“7月24日。”
“嗯……这么说来，大概是在17或18日被杀的，是在他把文件扔进西莉亚·斯通汽车后的第二天，也就是我飞去伦敦的那天。那些家伙没有浪费时间。”
“哪些家伙？”
“哼，估计是恶棍格里辛指挥的那些暴徒。”
“科马罗夫的卫队长？”
“那是其中一种说法，”麦克唐纳说，“你看过他的档案吗？”
“没有。”
“应该看一下，找个时间。他是前克格勃第二总局的审讯官。非常恶心。”
“那个老头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把他活活打死？”菲尔兹问道。麦克唐纳望向窗外，凝视着河流对岸的克里姆林宫。
“很可能就是窃贼本人。”
“一个流浪汉那样的老头，是怎么拿到文件的？”
“我只能假设，他是有幸受雇的一个底层员工。这是一起极其不幸的事件。我认为，你的那位警察朋友应该能够拿到丰厚的奖金。”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1987年6月
中情局驻阿根廷首都情报站的一个年轻人，首先发现苏联使馆的瓦列里·尤里耶维奇·克鲁格洛夫身上也许有空子可钻。美国情报站长于是向兰利总部咨询情况。
中情局拉美处已经有了他的资料，是自七十年代中期，克鲁格洛夫第一次在墨西哥城任职时开始的。他们知道，他是苏联的拉美问题专家。在之后的二十年间，他在苏联外交部的工作中，曾三次赴拉美国家任职。由于他很友好、很外向，档案里甚至有他的履历。
瓦列里·克鲁格洛夫出生于1944年，是一位外交官的儿子。父亲本人也是拉美专家，在他的影响下，儿子进入了享有盛名的国际关系学院学习西班牙语和英语，那是1961年至1966年的事。此后，他在南美洲有过两次任职，年轻时在哥伦比亚，十年后在墨西哥，然后才是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苏联使馆一等秘书。
中情局确信他不是克格勃，只是一名普通的外交官。档案里对他的描述是：一个崇尚自由、可能亲西方的苏联人，不是通常的那种强硬派。1987年夏天时之所以关注他，是因为他与阿根廷官员的一次交谈被上报给了美国人。谈话中，克鲁格洛夫透露，他即将返回莫斯科，再也不会出国任职，他的生活质量将会有所下降。
由于他是苏联人，于是这个消息也传达到了苏联东欧处，哈里·冈特建议让一个生面孔去接触他。由于杰森·蒙克会说西班牙语和俄语，他建议派蒙克去。乔丹同意了。
这是一项很简单的任务。克鲁格洛夫只有一个月就要走了。如果引用一句俗语，那就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马岛战争结束五年后，阿根廷已经恢复民主。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悠闲的都城，一位美国“商人”在美国使馆的一位小姐陪同下，在招待会上与克鲁格洛夫见面，这并不是难事。蒙克努力使双方谈得很投机，并提议一起吃饭。
这位苏联人是使馆的一等秘书，大使和克格勃给了他相当多的自由。他觉得与外交官圈子以外的商人一起吃个饭很不错，于是欣然接受。饭局上，蒙克借用了他从前的法语老师布拉迪夫人的真实故事。他解释说，他母亲曾是苏联红军的翻译，攻克柏林后，她邂逅了一个年轻的美国军官并爱上了他。他们违反规定，悄悄溜到了西方结婚。蒙克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长大，能说英语和俄语，两种语言都说得很流利。于是他们开始用俄语交谈。克鲁格洛夫松了一口气。他的西班牙语说得很好，但英语很一般。
两个星期后，克鲁格洛夫真正的问题出现了。他已经四十三岁了，离婚后带着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与父母挤在一套公寓里。如果他有两万美元，那他就能在莫斯科给自己买一套小公寓。作为一名富有的马球玩家，蒙克是来阿根廷检验一些新的小马驹的，他愿意借给新朋友两万美元。
情报站长建议把他们交接现金的过程拍下来，但蒙克不同意。
“敲诈是行不通的。他要么自愿参与，要么就不会参与。”
虽然蒙克是下级，但站长还是同意由他自行做主。蒙克选用的是开明进步的反战主题。他指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美国很受欢迎。克鲁格洛夫当然知道这些，他也感到高兴，因为他是戈尔巴乔夫的铁杆支持派。
蒙克提议说，戈氏真心想拆除战争机器，为苏美两国人民带来和平与信任。麻烦的是，双方都还是有喜好冷战的顽固分子，即使在苏联外交部的高层也有这样的人，他们试图破坏和平的进程。如果克鲁格洛夫能够把苏联外交部发生的事情告诉新朋友，那会有助于和平的到来。到了这个时候，克鲁格洛夫肯定已经知道了对方的身份，但他没有表现出惊奇。
对于已经喜欢上钓鱼的蒙克来说，这就像拖上了一条自愿咬钩的金枪鱼。克鲁格洛夫拿到了美元和通讯包。详细的人员、计划和职位等情况，将通过用显影墨水书写的普通信件寄给东柏林的一个活信箱。硬件情报（文件）将被拍摄下来，通过莫斯科市内两个死信箱的其中一个，转交给中情局莫斯科情报站。
分别时，他们按照俄罗斯的方式相互拥抱。
“别忘记，瓦列里，”蒙克说，“我们……我们好人会胜利的。用不了多久，所有这些荒唐的局面都会结束，我们将从中起到推进作用。什么时候需要我，发个信息，我会来的。”
克鲁格洛夫飞回了莫斯科，蒙克也回到了兰利。
“我是鲍里斯。我搞到了！”
“搞到什么了？”
“照片。你要的照片。案卷转到了凶杀科，我在一叠最清楚的照片里面挑了一张。眼睛是闭着的，看上去不是很吓人。”
“好的，鲍里斯。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五百英镑。但我要你再去做一件事，完成之后信封里的钱会更多，会有一千英镑。”
诺维科夫警官在电话亭里深深吸了一口气。他甚至算不出来，那个信封里的英镑能兑换成多少亿卢布。无论如何，肯定会超过一年的工资。
“说吧。”
“我要你去爱国力量联盟总部，去见见人事部的负责人，让他看看这个。”
“去哪里？”
“爱国力量联盟。”
“他们与照片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只是一个想法。也许人事部长以前见过这个人。”
“他怎么会见过呢？”
“我不知道，鲍里斯，他也许真的见过呢。这只是一个想法。”
“那我以什么理由前去呢？”
“你是谋杀案的侦探。你在办案，在追查线索。那个人也许曾经在总部大楼周围徘徊，也许他试图闯入。警卫有没有看到他潜伏在附近的街上？就是这种事情。”
“好吧。但他们是重要人物。如果我搞砸了，那可都要算到你头上。”
“你怎么会搞砸呢？你是警察，在尽你的职责。这个亡命之徒曾在基赛尔尼大街科马罗夫别墅的周围转悠。即使他已经死了，你也有责任去提醒他们注意。他也许是黑帮的人，也许一直在踩点呢。你的理由很充分，去吧，一千英镑在等着你呢。”
叶甫根尼·诺维科夫又嘟哝了几声，然后挂电话。这些英国佬，他心想，全都疯了。毕竟，只不过是一个老头闯进了他们的一栋公寓。但为了一千英镑，还是值得去查问的。
苏联，莫斯科
1987年10月
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因为挫折而心灰意冷，他的辉煌业绩似乎已经成为过去，现在他无所事事了。
对埃姆斯出卖的间谍的审讯工作，早已全部结束，他们已经从浑身颤抖的囚犯嘴里挤出了最后一滴追忆和情报。总共有十二个人正在勒福托沃监狱下面的地牢里哭泣着过日子，一旦第一和第二总局的审讯官提出要求，他们会被立即提审，如有反抗或失忆，则会被带回到格里辛的特殊审讯室里去。
有两个人没被执行死刑，只是被判在劳改营里做长期苦役，格里辛再三恳求也没用。这是因为他们为中情局效劳时间不长，或者他们职位太低，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其余的人都被判了死刑。其中九个被带到监狱后面的砾石院子里，被迫跪下来，等待后脑勺挨上一颗子弹。作为高级官员，每次行刑格里辛都出席了。
在格里辛的坚持下，只有一个人还活着，他是这些人当中年纪最大的。德米特里·波尔雅科夫将军在被出卖之前，已经为美国工作了二十年。事实上，在1980年最后回到莫斯科后，他已经退休了。
他从来没有拿过钱。他之所以为美国人工作，是因为他厌恶苏联的政权及其所作所为。他就是这样告诉审讯官的。他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讲述自己的看法，以及他二十年以来所做的事情。他是所有人当中最有骨气和勇气的，从不恳求宽恕。由于已经上了年纪，他说出来的事情现在已经没有价值了。他对当前的行动一无所知，也说不出什么名字，只是几个中情局的管理员，他们也都已经退休了。
审讯完毕后，格里辛恨透了这个老将军，故意让他活着，以作特殊处置。现在，这个退休老人每天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哭泣，浑身上下沾满了自己的粪便。格里辛还不时去那里看望，以确认他还在喘气。直到1988年3月15日，在博亚罗夫将军的坚持下，他才最终被结果了。
“问题在于，亲爱的阿纳托利，”3月份时，博亚罗夫将军对格里辛说，“现在已经没事可做了。‘捕鼠委员会’必须解散。”
“还有一个人，就是第一总局提到的那个人。他在管理这里的几个叛徒，但还没有被抓起来。”
“哦，那个人是找不到的，只是一直被提起，但叛徒当中没有人听说过他。”
“如果我们抓到了他管理的人呢？”格里辛问道。
“那我们就去抓他们，我们要让他们付出代价。”博亚罗夫说，“如果是那样的话，如果第一总局在华盛顿的人能把他们交给我们，你就可以重新召集你的人员，重新开始。你甚至可以重新命名你们的小组，可以起名叫‘修道士委员会’。”
格里辛没有理解这话的意思，但博亚罗夫是理解的，他哈哈大笑起来。俄语的修道士（Monakh）就是英语的蒙克（Monk）。
如果巴维尔·沃尔斯基认为自己不会再次听到停尸所那位法医的声音，那么他错了。8月7日，也就是他的同事诺维科夫与英国情报局官员秘密交谈的那个上午，他的电话铃响了。
“我是库兹明。”一个声音说道，沃尔斯基很迷惑。
“库兹明教授，第二医学院的。前几天我们还通过电话，是关于身份不明者的尸检。”
“哦，是的，教授，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
“我想应该是倒过来。我也许有事要让你去做。”
“那就谢谢你了，什么事？”
“上个星期，在利特卡里诺附近的莫斯科河里捞上来一具尸体。”
“那应该是他们那边的事情，不是我们的吧？”
“没错，沃尔斯基，但那边某个聪明的家伙认为，该尸体泡在水里约有两周时间。实际上他说对了，其间，尸体可能是从莫斯科市内被冲到下游来的。因此那些家伙把尸体运了过来。我刚刚做完尸检。”
沃尔斯基思考了一下。高温下，在水里泡了两周，教授还真有能耐忍受那种恶臭。
“谋杀的吗？”他问道。
“不是，只穿了短裤。几乎可以肯定是因为天气炎热而去游泳，遇到麻烦淹死的。”
“但那是意外事故，是民政部门管的。我这里是刑侦处凶杀科。”沃尔斯基提出异议。
“你听着，年轻人，听我说。一般情况下，是无法辨认身份的。但利特卡里诺的那些蠢家伙没能发现线索。死者的手指肿胀得很厉害，所以他们没能发现。有一枚结婚戒指嵌在肉里面，是实心的金戒指。我把它取了下来，为此不得不把手指切下来。戒指上面刻着几个字：‘N.I. 阿科波夫，丽嘉赠’。怎么样，是不是很好的线索？”
“是很好，教授，但如果这不是谋杀……”
“听我说，你们与失踪人员部门有联系吗？”
“当然有。他们每周送来一大叠照片供我们对照。”
“嗯，一个戴着结婚大戒指的人，也许是有家庭的。如果他已经失踪了三个星期，他的家属很可能已经报告了。我在想，或许你可以利用我的侦查天赋，与失踪人员部门的朋友一起去破一些案子。我不认识失踪人员部门的人，所以才给你打电话。”
沃尔斯基面露喜色。他总是请失踪人员部门的朋友帮忙，现在，他也许可以帮助他们查清一个案子，还能获得奖励。他记下细节情况，谢过教授后，挂上了电话。
十分钟后，失踪人员部门经常与他联系的那个人打来电话。
“你们那里有没有一个失踪人员，叫N. I. 阿科波夫？”沃尔斯基问道。他的联系人查了一下记录，来回话了。
“有的，怎么啦？”
“告诉我详细情况。”
“7月17日报告失踪。自头天晚上工作之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从此失踪了。报失人，阿科波夫夫人，是家属……”
“丽嘉·阿科波夫夫人？”
“你是怎么知道的？她已经来打听过四次最新消息了。他在哪里？”
“在第二医学院停尸室的石板上，游泳时淹死的。上星期在利特卡里诺的河边被打捞了上来。”
“好的，老太太该高兴了——我的意思是，失踪的问题解决了。你知道他是什么人……或者，曾经是什么人？”
“不清楚。”沃尔斯基说。
“他是伊戈尔·科马罗夫的机要秘书。”
“那个政客？”
“应该是我们的下一任总统。谢谢你，巴维尔，我欠你一份人情。”
那是当然的，沃尔斯基心里这么想着，开始继续工作。
阿曼
1987年11月
11月份，中情局副局长凯里·乔丹被迫离职，并不是因为间谍失踪的问题，而是因为“伊朗门”事件。几年前，中情局秘密地向伊朗出售武器，以资助尼加拉瓜的反对派。命令来自里根总统和已故的中情局局长比尔·凯西。凯里·乔丹执行了总统和局长的命令。现在，那两个人一个得了健忘症，另一个死了。
韦伯斯特局长任命理查德·斯托尔茨为新的行动副局长，斯托尔茨已经从中情局退休六年，与“伊朗门”事件没有干系，对两年前苏联东欧处遭受的惨败也不知情。他还在熟悉情况的时候，官僚们已经开始大规模接管工作。他们把三份档案从离任的副局长保险箱里取出来，与三○一档案的剩余部分合并了起来。这三份档案是代号为“来山得”“猎户座”和新招募的“徳尔斐”【11】的详细资料。
杰森·蒙克对这事一无所知，他正在阿曼度假。为寻找新的钓鱼好去处，他翻看了许多海钓杂志，得知11月和12月份，有大批的黄鳍金枪鱼成群结队游过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的海岸。
美国驻阿曼使馆位于马斯喀特老城中心的苏丹宫殿附近。他礼节性地去拜访了一下，使馆的中情局情报站只有一名情报官。他们一起友好地喝了一杯，此后，他根本想不到还会再次见到这位同事。
度假的第三天，他觉得已经在海上晒够了太阳，于是想留在岸上，去市场购物。他正与国务院的一位金发美女约会，于是乘出租车去了米纳卡布斯港的露天市场，看看在众多的熏香、香料、布匹、银器和古董货摊中，他能为女朋友买点什么礼物。
他选中一把漂亮的长嘴银制咖啡壶，是从前高山上的工匠铸造的。古董商店的老板把咖啡壶包起来，放进一个塑料购物袋里。
在迷宫般的巷子和院子里完全迷路后，蒙克最后没能回到海边，而是到了一些小街巷里。当他从一条与他肩膀差不多宽的小巷里走出来时，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小院子，一头有一个很窄的入口，另一头是一个出口。一个男子正在穿过这个院子，看上去像个欧洲人。
他的身后则有两个阿拉伯人。进入院子后，他们都从腰里抽出弯刀。他们持刀从蒙克身边跑过，扑向他们的目标。
蒙克不假思索地行动起来。他把购物袋用力扔过去，重重地砸在一个袭击者的侧脸。那人被几磅重的金属砸中后，倒在了地上。
另一个持刀人停顿了一下，现在他是腹背受敌，他转向蒙克。蒙克看到高举在空中的尖刀的闪光，他从那人的手臂下钻过去，扭住他的手臂，捏紧拳头透过对方沾满尘土的衣袍，砸中了上腹部的太阳神经丛。
那个人很坚强。他哼了一声，手里仍然攥着刀子，但随即拔腿跑了。他的同伙从地上爬起来，也跟着跑了，地上留下了一把尖刀。
欧洲人已经转过身来，一言未发地投入了行动。显然他知道，假如没有十码之外那个金发男子相救，他早就没命了。蒙克看到的是一位身材苗条的年轻人，有着橄榄色皮肤和深色眼睛，穿着白衬衣和深色西服，但不是当地的阿拉伯人。他刚要开口说话，那陌生人只是点点头表示感谢，然后悄悄地走了。
蒙克弯腰捡起匕首。它不是阿曼的刀具，而且在阿曼还没听说过行凶抢劫这种事情。那是也门的尖刀，刀柄很直、很简单。蒙克认为，他知道攻击者是哪里来的。他们是也门境内的奥达利或奥拉基部落人。他心里纳闷，他们大老远跑到阿曼海岸来干什么？为什么他们对那个年轻的西方人怀有如此深仇大恨？
他凭着直觉返回使馆，找到了中情局的情报官。
“你这里有没有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的相册？”他问道。
自从1986年1月遭遇也门内战的惨败之后，苏联人已经全部撤出了也门，使得亲苏的也门政府忍辱负重，吃尽苦头，不得不低头向西方申请贸易贷款和现金，以维持经济运转。从那时起，苏联人在也门就有生命危险了。天知道，在由爱转恨之后，会变得……
1987年年底，苏联在明显反共的阿曼开设了一个阵容强大的使馆，并极力去讨好亲英的阿曼苏丹。
“我没有，”他的同事说，“但我肯定英国人那里有。”
美国使馆迷宫般潮湿且弯弯曲曲的狭窄走廊，到精致漂亮的英国使馆，只有几步之遥。他们穿过带有巨幅雕刻图案的木门，朝门卫点点头，穿过院子朝里面走去。这里全部的建筑都曾属于一个富商的庄园，富有历史韵味。
院里的一道墙上，有古罗马军团留下的一块牌匾，当年他们进入沙漠后再也没有回来过。院子的中间有一根英国国旗的旗杆，很久以前，一个奴隶只要能够爬上旗杆，就能获得自由。他们左转，走向使馆大楼，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一位高级情报官在等候他们。他们互相握了手。
“有什么问题吗，老朋友？”英国人问道。
“问题是，”蒙克回答说，“我刚才在露天市场见到了一个人，我认为有可能是苏联人。”
这其中有一个小细节：露天市场的那个人穿着白衬衣和西装，但他敞着衬衫的领口，还把领子翻到了西装的外面。这是苏联人的穿法，西方人可不会这么穿。
“好吧，我们去看看相册。”英国人说。
他带领他们穿过华丽的防盗安全铁门，到了下面由柱子支撑的凉爽的大厅，随后踏上楼梯，英国秘情局情报站在顶层。秘情局情报官从保险箱里取出一本影集，他们开始翻阅。
新抵达的苏联外交人员照片都在里面，是在机场、街上或露天咖啡馆拍摄到的。深色眼睛的年轻人在最后一张照片里，是在他抵达阿曼，穿过机场的集散大厅时被抓拍到的。
“这方面，当地人对我们很有帮助，”秘情局情报官说，“苏联人必须事先向这里的外交部申报，以获得认可。我们得到了详细资料，然后在他们到来时，我们也能得到通知，所以可以备妥长镜头的照相机。是他吗？”
“是的。有详细资料吗？”
秘情局情报官翻找着一大叠卡片。
“有了。如果没搞错的话，他应该是三等秘书，年龄二十八岁，名字是乌马尔·古纳耶夫。听起来像是鞑靼人。”
“不，”蒙克若有所思地说，“他是车臣人，是穆斯林。”
“你认为他是克格勃？”英国人问道。
“嗯，是的，他是密探。”
“好，谢谢。要我们为他做点什么吗？向当地政府投诉？”
“不，”蒙克说，“我们都要混口饭吃。最好知道他是什么人。如果把他赶走，克格勃只会派人来接替。”
当他们漫步回来时，中情局同事问蒙克：“这你是怎么知道的？”
“只是直觉。”
不单单是直觉。一年前，古纳耶夫曾在亚丁的弗朗特尔酒店里喝橙汁。这一天，蒙克并不是唯一认出他的人。也门的两个部落人也发现了他，要为他们国家所遭受的屈辱报仇雪恨。
马克·杰斐逊乘坐8月8日下午的航班，抵达莫斯科郊外的谢列梅捷沃机场，受到了《每日电讯报》记者站站长的迎接。
这位明星时事政治评论家是中年人，身材瘦小，伶俐精干，有着一头稀疏的姜黄色头发和一脸同样颜色的短须。据说，他的脾气与他的身材和胡子一样，又急又躁。
为抓紧时间，他谢绝了与站长及其夫人一起去吃晚饭的邀请，而是要求直接把他送到位于马涅什广场的民族大酒店去。
到了酒店，他告诉同事，他要单独采访科马罗夫。如有必要，会通过酒店的服务，租用一辆带司机的轿车。好意遭谢绝后，记者站站长驾车离去了。
杰斐逊去登记入住，高个子的瑞典人酒店经理彬彬有礼，亲自为他办理手续。他的护照留在了酒店前台的服务员那里，因为要复印有关情况供旅游部存档。在离开伦敦之前，杰斐逊已经命令他的秘书通知该酒店，以便让对方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有何等重要。
一进入房间，他就拨打了鲍里斯·库兹涅佐夫在传真里留给他的电话号码。
“欢迎来莫斯科，杰斐逊先生。”库兹涅佐夫用完美的、略带美国口音的英语说，“科马罗夫先生正等待着与您的会面。”
这当然不是真的，但杰斐逊还是相信了。会面时间定在第二天晚上七点钟，因为俄罗斯政治家科马罗夫整个白天都不在市内。他们将派司机来接他。
马克·杰斐逊满意了。他独自在酒店里吃了饭，然后就去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吃过培根和鸡蛋的早餐后，马克·杰斐逊想去散步，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这项活动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能被剥夺。
“散步？”瑞典人总经理困惑地皱起了眉头，“您想去哪里散步？”
“随便哪里都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活动一下身体。或许去对面的克里姆林宫附近看看。”
“我们可以为您提供酒店的豪华轿车，”经理说，“这样更舒服，也更安全。”
杰斐逊不愿意坐车，他要的是散步。但经理至少说服了他把手表和所有外汇现金留下，只带上了一叠百万票面的卢布以便应付乞丐。这些钞票对流浪汉来说足够了，也不会引起别人拦路抢劫——运气还算好的话。
这位英国记者虽然在时政评论部门工作得很出色，但他的记者生涯一直是以伦敦为基地做的时政报道，从来没有作为驻外记者报道过世界的热点新闻。两个小时后，他回到了酒店，似乎不是很高兴。
他以前到过莫斯科两次。第一次是在共产党当政时期，第二次是在八年前叶利钦刚刚执政的时候。那两次，他的活动范围都局限在乘坐出租车离开机场，在豪华酒店和在英国外交官的圈子里。他一直认为莫斯科是一个单调且肮脏的城市，没想到会有今天上午的经历。
他的外表特征很明显，一看就知道是外国人。因此，即使是沿着河边的码头散步，或是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基花园转悠，他总会遭到一些社会弃儿的纠缠，他们似乎到处睡觉。有两次，他认为身后有一伙年轻歹徒在尾随。他看到的轿车似乎都是军车、警车或权贵的豪车。因此，今晚他要向科马罗夫先生提几个尖锐的问题。
午饭前喝酒时，他决定留在酒店里不出去，等待库兹涅佐夫先生打电话给他。他发现酒吧里只有他和一个厌世的加拿大商人，没有其他客人。同是酒吧里的陌生人，他们二人开始聊天。
“你来莫斯科多久了？”加拿大人问道。
“昨天晚上才来。”杰斐逊回答。
“要住很久吗？”
“明天就回伦敦。”
“嗨，你倒是幸运。我来这里已经三个星期了，想做些生意。可我告诉你，这地方有点怪异。”
“生意没做成？”
“哦，不，合同倒是签了一些。我有办事处，也有客户。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加拿大人坐到杰斐逊的桌子边，开始解释。
“我带着木材生意的介绍资料来到这里，在一座新的写字楼里租了个办公室。两天后，有人来敲门了。外面站着一个人，西装革履，穿戴干净时髦。‘早上好，怀亚特先生，’他说，‘我是你新的生意伙伴。’”
“你认识他？”杰斐逊问道。
“根本不认识。他是当地黑手党的代表，想与我达成交易。他们要从我的每一笔生意中提成百分之五十。作为交换，他们替我购买或伪造业务所需的许可证、配额、特许权或者其他书面文件。他们一个电话就能搞定官方，确保及时交货，而且没有劳务纠纷，条件是百分之五十提成。”
“你叫他滚开。”杰斐逊说。
“那可不行。我很快就明白了，这叫作‘保护伞’，可以提供保护。没有这个保护，就别想很快办成事情。主要是因为，如果你拒绝了他们，你就站不住脚根。他们会捣乱的。”
杰斐逊难以置信地凝视着他。
“天哪，我只听说过这里治安不好，但不知道有这种情况。”
“我告诉你，这种事情是超乎你的想象的。”
共产党倒台后，西方观察家感到惊奇的一个现象，就是俄罗斯黑社会（说得好听点是俄罗斯黑手党）的犯罪率迅速上升。即使俄罗斯人，也开始使用“黑手党”这个名词了。一些外国人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实体，是在共产党统治结束后才出现的，其实不然。
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一直存在着大量的黑社会活动。与西西里的黑手党不同，它不是一个统一的统治集团，从来没在海外活动过。但它确实存在，而且势力范围分布广泛，各地都有兄弟会，黑帮首领和成员极为效忠组织，愿为其卖命，并以相应的文身来证明这一点。
斯大林曾试图摧毁黑社会，把成千上万的黑社会成员送进了劳改营。其唯一结果是，在劳改营卫兵的默许下，犯人最终控制了劳改营，他们宁愿在里面过着平静的生活，也不想让他们的家人受到牵连或惩罚。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黑手党的老板，实际上是在劳改营的棚屋里操纵他们在外面的企业的。
冷战中颇具讽刺意味的一个事例是，如果没有黑社会的存在，共产党的垮台时间很可能还会提早十年。最后，即使党的领导人也不得不与黑手党达成秘密协定。
原因很简单：黑手党是苏联境内唯一办事效率高的团体。一家工厂的厂长也许会发现，由于某个阀门的损坏，导致他的主机器停工，如果他通过官僚主义的层层渠道，那么他要等待半年到一年才能拿到新阀门，而在此期间，他的整个工厂将会停工。
或者，厂长可以通过亲戚联系黑手党帮忙。这样，阀门在一星期内就可以到货。随后，他厂里的一批钢板会出现在另一家急需钢板的工厂，而这位厂长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两位厂长都会伪造自己的记录，表明他们已经完成了“正常供销”。
僵化的官僚主义，加上原材料的严重不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会导致所有的齿轮和车轮停止转动，这时候，黑市是唯一的润滑剂。苏联靠这个润滑剂来维持生命，在最后的十年里，其经济完全依赖黑市。
黑手党完全控制着黑市。1991年之后，黑市从地下走向繁荣、走向扩展。其扩展的速度非常之快，从以往的非法营生，如酒类、毒品、保镖、卖淫，发展到了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黑手党以极快的速度实质性地、无情地接管了经济。有三个因素促成了这种结果。首先，在遭受任何挫折时，俄罗斯黑手党有能力立即实施大规模暴力活动，其暴力程度，就连美国黑手党也会被吓倒。任何人，不管是俄罗斯人还是外国人，要是胆敢拒绝黑手党渗入其企业，将会得到一次警告——通常是遭受毒打或纵火，然后是被处死。他们甚至对大银行的行长也采用这样的手段。
第二个因素是警察的无能。共产党倒台后，由于资金和人力不足，警方对大量出现的犯罪和暴力活动没有警觉，也没有经验，不知道如何去对付。第三个因素是到处存在的腐败传统。1991年到1995年间，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不断持续，这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共产党统治时期，美元与卢布的汇率是二比一，就价值和购买力来说，这种人为规定的汇率荒唐滑稽，但在苏联国内得到了强制实行。这个国家缺少的不是钱，而是商品，问题是有钱买不到商品。通货膨胀耗尽了人们的储蓄，挣固定工资的职员变成了贫民。
当街上的警察一周的工资还买不起一双袜子时，就很难要求他们在查处伪造驾照时不接受钞票了。
但这只是小的方面。俄罗斯黑手党还渗透到了高级公务员群体中，几乎把整个官僚体系都招募为他们的同盟。在俄罗斯，官僚主义到处存在。因此，许可证、执照、地皮转让和特许经营权等等，全都可以很快地从颁证机关的公务员那里买到，从而为黑手党创造了惊人的利润。
俄罗斯黑手党的另一个能力也给人们留给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很快从传统的非法营生（依然牢牢地抓住不放）转向了合法生意。美国黑手党人花整整一代的时间才意识到，用非法经营产生的利润去搞合法经营，不但能增加利润，还能洗黑钱。这方面，俄罗斯黑手党只花了五年时间。到1995年，他们已经拥有并控制了国家经济的百分之四十，并且已经走向了国际市场，他们的三大专业领域是武器、毒品和侵吞，并以迅捷的暴力行动作为后盾，目标是整个西欧和北美。
麻烦的是，1998年时，他们把生意做过了头。贪得无厌破坏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环境。1996年，价值五百亿美元的俄罗斯财产被偷盗并非法出口，其中大部分是黄金、钻石、贵金属、石油、天然气和木材。这些物资是用几乎不值钱的卢布从政府机构的官僚那里低价买来的，到国外后以美元出售。其中一些美元重新兑换成巨额卢布，带回国内开展更多的贿赂和犯罪活动，其余的美元则被藏在了国外。
“麻烦在于，”怀亚特先生喝干了啤酒，沮丧地说，“这种出血活动已经搞得过火了。腐败的政治家、更加腐败的官僚主义者和黑帮人物，已经把他们赖以致富的金鹅杀掉了，不会再有金蛋了。你读过《第三帝国的兴起》吗？”
“读过，很久之前。怎么啦？”
“还记得有关魏玛共和国最后日子的描述吗？失业者排起长队，街道上到处都有人犯罪，人们耗尽了终身积蓄，还有施粥场，以及在国家即将破产的时候，侏儒们在议会大厦里的激烈争辩和大喊大叫。嗯，你现在看到的正是那种景象。历史重演了。哦，我要走了，与别人约好了在楼下碰面，一起去吃午饭。很高兴与你聊天，先生，您贵姓……”
“杰斐逊。”
这个姓氏并没有使他想起什么。显然，怀亚特先生不看伦敦的《每日电讯报》。
有意思，在加拿大人离开后，这位伦敦记者这么想着。他从报社资料室的剪报里所了解到的情况表明，今晚要与他见面的那个人或许能够拯救这个国家。
晚上六点半，杰斐逊正在门口等候，一辆黑色加长型海鸥轿车来到他面前。他总是很守时，并期望别人也是如此。他身穿深灰色宽松裤、鲜亮的西装和干净的棉布衬衣，还系了一条加里克俱乐部的领带。他看上去精干、整洁、讲究，百分之百英国人派头。
海鸥轿车穿行在傍晚的车流中，朝北驶向基赛尔尼大街，在花园环路口前转弯，进入一条小街。在接近绿色大铁门时，司机从夹克口袋里掏出通讯器，激活了上面的一个警示按钮。
墙上的摄像头摄录了正在驶近的海鸥汽车，门卫通过监控器检查了汽车及其牌照。车牌号码与他所期待的汽车相符合，然后大门滚动着打开了。
汽车进去后，大门又关上了，门卫走到司机的车窗前。他检验了身份证，朝后面瞟了一眼，随后点点头，把道钉放了下去。
接到门卫的报告后，库兹涅佐夫先生已经在别墅入口处迎候客人了。他把英国记者领到二楼一间设施齐备的接待室，这房间的一边与科马罗夫的办公室相邻，另一边是已故的尼·伊·阿科波夫的办公室。
伊戈尔·科马罗夫不允许别人当着他的面抽烟或喝酒，这个杰斐逊是不知道的。他从未听说过，因为根本没人提起过。不喝酒的俄罗斯人很少见，这毕竟是一个以喝酒来展示男性雄风的国度。杰斐逊看过科马罗夫的许多录像，他以人民领袖的姿态出现在录像里，手里拿着酒杯，以俄罗斯人的方式频频举杯祝酒，看不出是不喝酒的。他有所不知，科马罗夫的酒杯里面装的都是矿泉水。那天晚上，只有咖啡可供选择，杰斐逊婉言谢绝了。
过了一会儿，科马罗夫进来了。他仪表堂堂，五十岁左右，头发灰白，身高六英尺不到一点，一双淡褐色的眼睛被他的支持者描述为具有“催眠功能”。
库兹涅佐夫马上站了起来，杰斐逊也跟着站起来，但动作稍慢了一些。这位公关顾问为他们做了介绍，双方握了手。科马罗夫自己先坐下来，那是一把皮椅子，比其他两人坐的椅子高一点。
杰斐逊从衣服的内侧胸袋里掏出微型录音机，询问对方是否介意。科马罗夫的脑袋朝旁边倾斜了一下，表示对大多数西方记者不会使用速记表示理解。库兹涅佐夫朝杰斐逊鼓励地点点头，示意可以开始了。
“科马罗夫先生，当前的新闻是国家杜马的最新决定，即把临时总统的任期延长三个月，但把明年的总统大选提前到了1月份。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库兹涅佐夫很快进行了翻译，并倾听科马罗夫用响亮的俄语做出回答。科马罗夫说完后，翻译转向杰斐逊。
“显然，我和爱国力量联盟对这个决定感到很失望，但是作为民主人士，我们还是接受了。你应该也知道，杰斐逊先生，我深深热爱的这个国家，目前的状况不是太好。无能的政府长期放任经济挥霍、腐败和犯罪。我们的人民深受其害。这种状况持续时间越长，就会越糟糕。因此，推迟总统大选非常令人遗憾。我深信，我们能够在今年10月份赢得大选，但即使是明年1月，我们也照样能够获胜。”
马克·杰斐逊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记者，经历过多次采访，他明白这种回答太做作了、排练得过分了，好像一位政治家多次被问及同一个问题，能够现成地把答案背出来似的。在英美国家，政治家已经习惯于与媒体人士相处，他们会相当放松，叫得出许多记者的名字。杰斐逊感到自豪的是，他的文章能够描绘出丰满的人物形象，既有受访者的原话，又有他自己的印象，从而写出一篇真正的新闻报道，而不是那种冗长枯燥的陈词滥调。但眼前这个人就像是一台自动运作的机器。
多年的记者经验告诉他，相比英美的政治家，东欧的政治家一般更尊重新闻媒体，但这个人却不同。这个俄罗斯人很拘谨、很正式，就像裁缝师傅用的假人一样。
问到第三个问题时，杰斐逊明白了：科马罗夫显然讨厌媒体和整个采访的程序。这个伦敦人试图采用更为轻松的方法，但俄罗斯人没有表示出一丁点的幽默。政治家表现得非常严肃并不奇怪，但这个人极为自大，回答仍然像跟着自动提示机在朗读一样。
他迷惑地看了一眼库兹涅佐夫。这位年轻的翻译显然在美国接受过教育，是双语人才和外向型人才，久经世故，但他对待伊戈尔·科马罗夫就像狗一般忠心。他又尝试了一下。
“您知道，先生，在俄罗斯，总统拥有很大的权力，比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权力要大得多。如果您当选为总统，那么在开始的六个月里，人们能看到哪些变化？换句话说，您首先会做哪些事情？”
回答依然像政治宣传册子上的文字一样程式化。习惯性地提到了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改变官僚主义体制、恢复农业生产和改革货币。当进一步问及如何去实现这些目标时，回答依然是毫无新意的老一套。换作是西方的政治家，这样的回答肯定过不了关，但显然库兹涅佐夫期待杰斐逊能够完全满意。
回想起之前报社编辑对他的情况介绍，杰斐逊问科马罗夫，他打算如何重振俄罗斯民族的雄风。这时候，他看到对方第一次有了反应。
杰斐逊的话里似乎有什么触动了科马罗夫的某根神经，他好像受到了电击一般。这位俄罗斯人坐在那里，淡褐色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杰斐逊被他盯得受不了，于是把目光转向了录音机。他和库兹涅佐夫都没有注意到，爱国力量联盟主席已经脸色惨白，两侧的脸颊上分别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红点。科马罗夫突然站起来，一言不发地离开房间，进入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上了房门。杰斐逊迷惑地朝库兹涅佐夫扬起了眉毛。显然，这个年轻人也感到茫然，但他很快就恢复了礼貌。
“我肯定，总统不会离开太久的。显然，他是突然想起某件急事，必须立即处理。完了之后，他会马上回来的。”
杰斐逊伸手关掉录音机。过了一会儿，在打了一通简短的电话后，科马罗夫回来了，他坐下来后字斟句酌地回答提问。他开始说话时，杰斐逊重新打开了录音机。
一个小时后，科马罗夫示意采访结束。他起身朝杰斐逊僵硬地点了点头，走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到门口时，他招手让库兹涅佐夫跟过去。
过了一会儿，公关顾问回来了，脸色颇为尴尬。
“恐怕我们的交通工具有点问题，”在陪同杰斐逊走下楼梯进入大厅时，他这么说，“您来时乘坐的那辆轿车临时有急用，其他汽车都是正在加班的员工私家车。您坐出租车返回民族大酒店可以吗？”
“嗯，我想应该可以吧。”杰斐逊说，现在他后悔没让酒店派车送自己过来了，要是那样，他可以让汽车等他，“也许你可以打电话帮我叫一辆车？”
“恐怕现在他们不接受电话订车了。”库兹涅佐夫说，“但我可以告诉您到哪里去打出租车。”
他把这位迷惑不解的时政评论员从主门领到铁门边。铁门缓缓打开后，他们来到外面的小街上，库兹涅佐夫指向了一百码远的基赛尔尼大街。
“到了大街上，您马上就可以拦到一辆出租车，这个时候马路上很空，十五分钟之内您就能回到酒店了。希望您能谅解。见到您很高兴，真的很高兴，先生。”
说完后他就走了。马克·杰斐逊极为沮丧，他沿着狭窄的小巷走向大街，边走边摆弄着录音机。最后，在走到基赛尔尼大街时，他把录音机放回西装的内侧胸袋。他抬头前后张望，寻找着出租车。可以料想，马路上没有出租车。他烦躁地皱起眉头，转向左边，朝着莫斯科市中心走去。他不时地扭过头去，看看后面有没有出租车。
两个穿黑色皮夹克的人看到他从小街出来，朝他们走来，于是他们打开车门下了车。当英国人距离他们只有十码远时，他们不约而同把手伸进夹克里面，掏出上了消声器的自动手枪。他们没有说话，只是分别扣动扳机。两颗子弹都击中了记者的胸部。
子弹的冲击力使杰斐逊停住了脚步。他双腿一软，坐了下来，躯体开始倾倒，但两个杀手已经插到了他的两边。其中一人扶住他，另一人把手伸进他的西装里面，很快从一边的胸袋里掏出录音机，从另一边掏出了钱包。
他们的汽车驶过来，开到旁边，他们跳上了车。汽车轰鸣着开走后，一个路过的妇女看到了地上的身体，以为是一个醉汉，但在看到流淌的鲜血时，她尖声叫了起来。没有人记下汽车的车牌号。记下也没有用，车牌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