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克·麦克唐纳在其他工作人员上班前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通宵未眠，但没有人会察觉。他是一个讲究卫生的人，已经在一楼的员工洗手间里洗漱并刮了脸，随后换上了放在办公桌里的一件干净衬衫。
他的副手布鲁斯·“格雷西”·菲尔兹还在公寓里睡觉，一个电话把他叫醒，他被要求九点钟抵达办公室。现在正躺在床上的雨果·格雷也接到了类似的电话通知。八点钟，麦克唐纳通知两名以前是部队老军士的警卫人员把泡沫会议室准备好，九点十五分召开会议。
“情况是这样的，”会议准时开始后，麦克唐纳就对他的两名同事解释说，“昨天我得到一份文件。它的内容就没有必要告诉你们了。可以这样说，假如它是伪造的，或是一场骗局，那么我们现在是在浪费时间；可如果它是真的——目前我也无从判断——那么它有可能是一桩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件。雨果，请你把背景情况给格雷西讲一讲，好吗？”
格雷把他所知道的，把西莉亚·斯通告诉他的事情讲述了一遍。
“最理想的状况是，”麦克唐纳用了他最爱说的其中一句话，两个年轻人都收起了微笑，“我们能搞清楚那个老头究竟是什么人，他是如何得到这份有可能是绝密级别的文件，以及他为什么要选择那辆汽车和那个地点投递文件。他以前是否认识西莉亚·斯通？他是否知道那是使馆的汽车？如果知道，为什么要选择我们？此外，使馆里有人能画画吗？”
“画画？”菲尔兹问道。
“画一张图画，一张肖像画。”
“我记得有一位家属开办了一个美术班，”菲尔兹说，“她以前是伦敦儿童图书的插画师，嫁给了档案馆的某个管理员。”
“去查清楚。如果她能画像，就让她与西莉亚·斯通一起去琢磨。此外，我也要亲自与西莉亚谈一下。另外还有两件事情：首先，老人很可能会再次出现，试图接近我们，在我们大楼附近徘徊。我会让梅多斯下士和雷诺兹中士注意我们的大门，如果发现了，他们会来告诉你们，尽可能让他进来，坐下来喝杯茶。其次，他有可能去别处尝试其他办法，搞不好会被抓起来。格雷西，你在警察局有没有熟人？”
菲尔兹点点头。他们三个人中，他在莫斯科工作的时间最长，刚来的时候，他接手了莫斯科的一些低级别警官线人，后来他自己也发展了几个。
“诺维科夫巡官在彼得罗夫卡总部大楼里的刑侦处工作，偶尔会提供一些帮助。”
“请他关照一下。”麦克唐纳说，“别提起扔进汽车的文件，就说有个怪老头在街上缠住我们的人，要求面见大使。我们不想对此小题大做，但请他不要缠着我们。等有肖像画了，就给他看，但别留给他。下次你们什么时候见面？”
“没计划过，”菲尔兹说，“我是在电话亭打电话找他的。”
“好吧，看他是否能提供帮助。我要去伦敦几天，格雷西，你看家。”
西莉亚·斯通来上班时在大堂被截住了。她吃了一惊，被告知要去麦克唐纳那里，不是去他的办公室，而是去A会议室。她不知道这个房间是带防窃听功能的。
麦克唐纳很耐心，和她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记下了每一处细节。她则接受了他的说法，相信那个老头还纠缠过其他工作人员，要求面见大使。他问她是否同意协助画出流浪汉的肖像，她当然同意尽力相帮。
午饭时间，她在雨果·格雷的陪同下，指导档案室副主任的夫人用炭画笔和蜡笔画成了一张流浪汉的草图，三颗钢牙用银色的记号笔突出显示了出来。画完后，西莉亚点点头说：“就是他。”
午饭后，乔克·麦克唐纳让梅多斯下士佩戴好武器，护送他去了谢列梅捷沃机场。他并不是担心会在途中遭到拦截，他只是不知道，公文箱里那份文件的合法主人是否想夺回他们的财产。作为额外的防范措施，他用铁链把公文箱铐在自己的左手腕上，然后盖上了一件夏季的轻便风雨衣。
当使馆的捷豹汽车驶出大门时，这些细节都是看不到的。他注意到索菲亚码头那边停着一辆黑色海鸥轿车，但它并没有来跟随捷豹，因此也没去在意。事实上，海鸥轿车在等待一辆小型的红色路虎汽车。
在机场，梅多斯下士陪同他来到检票口，他在那里出示了外交护照，免去一切检查手续。在候机室等了一会儿后，他登上了英国航空公司飞往伦敦希思罗机场的航班。飞机起飞后，他慢慢地松了一口气，要了一杯金汤力。
美国，华盛顿
1985年4月
要是天使长加百利降临华盛顿，询问苏联使馆内克格勃驻勤特工组长：在所有中情局情报官里面，他们最想策反谁，来为苏联效劳？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罗索夫上校是不会多做犹豫的。
他会这样回答：“我要选择行动部苏联处反间谍科科长。”
世界各国的所有情报机构都在其内部配有反间谍部门，该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像其他同事那么受人欢迎，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审查每一个人。这工作分为三种职能。
反间谍人员会参加对另一方投诚者的审问，在这个环节起到重要的作用，他们要努力确认该投诚者是真诚叛变，还是被精心安插进来的。一个假装投诚的人或许也能带来一些真实情报，但他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假情报，让他的新主人深信他们内部没有叛徒——实际上是有的；或者，设法把这位新主人引入迷宫和死胡同。一个老练的“安插者”可以使对手浪费多年的时间和精力。
反间谍人员还要验证对方阵营里的某些人，他们人虽然没有过来，但愿意被招募，这样的人有可能是双重间谍。双重间谍会佯装投降，佯装被招募，实际依然忠于他自己的组织并执行组织的命令。他会提供少量真实情报以骗取信任，然后布置一个真正的骗局，在他应该为之效劳的团体中大搞破坏活动。
最后，反间谍部门还必须确保己方没有遭到敌人的渗透，在自己的内部没有潜伏着的叛徒。
要完成这些任务，反间谍部门必须了解全部行动。他们可以调阅所有投诚者的历史档案以及多年前对他们进行盘问时的材料。他们可以深入敌国，实地考察当前所有线人的工作经历和招募情况，有没有遭暴露和变节的危险。他们可以查阅己方每位情报官的人事档案，为的是检查员工的忠诚度和真实性。
按照严格的职能划分和“需者方知”原则，管理一两个行动的情报官有可能变节，出卖自己所掌握的行动，但他们通常无法得知同事在进行什么行动。只有反间谍人员了解全部行动。所以假如天使长来询问，安德罗索夫上校就会回答，他要选择中情局苏联处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反间谍人员是忠诚者中最忠诚的人。
1983年7月，奥尔德里奇·哈森·埃姆斯被任命为中情局苏联东欧处反苏联间谍科的负责人。由此，他可以完全了解两个下属小组的情况：一是苏联组，负责所有为美国工作，但留在苏联国内的线人；二是外勤行动组，负责当时在苏联境外的所有线人。
1985年4月16日，因囊中羞涩，埃姆斯走进位于华盛顿第十六大街的苏联使馆，要求见安德罗索夫上校。他自愿充当苏联间谍，要价是五万美元。
他带去了一些小礼物：透露了三个苏联叛徒的名字，他们已与中情局有了接触，愿意为之效劳。事后他会解释说，他们很可能是双重间谍，不是真正的投诚人员。不管怎么样，这三个人从此销声匿迹了。他还拿去一份中情局的员工名单，将自己的职位高亮标出，以证明他不是一个小人物。然后他就离开了，第二次经过了对准使馆前院的联邦调查局摄像头。但是，这段视频从来没有播放过。
他在两天后得到五万美元。那只是个开始，这个叛徒在美国历史上造成的损失，比历史人物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更为严重，他如今开始行动了。
后来的分析家们会产生两个疑问。其一，这样一个品行不正、业绩低下、经常酗酒的人，为何能够一路晋升到对忠诚度要求极高的职位上？其二，那年的12月份，高层领导已经知道内部隐藏着一个叛徒，但他怎么还能够继续潜伏长达八年时间，以至于给中情局带来巨大灾难？
第二个问题可以从多个方面来回答。中情局内部的无能、懒散和自满，还有叛徒的运气，以及克格勃为保护其特工而精心透露的假情报；兰利内部更深层的懒散、神经质、好逸恶劳和故意误导，以及叛徒额外的好运；最后，还有詹姆斯·安格尔顿造成的阴影。
安格尔顿曾经是中情局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一度成为传奇人物，最后因偏执导致精神错乱收场。这样一个没有私生活及幽默感的怪人，逐渐相信兰利内部有个克格勃间谍，代号为“沙夏”。在对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叛徒的疯狂追查中，他毁了一个又一个忠诚情报官的仕途，直至把行动部搅得天翻地覆。那些幸存下来并在1985年已经升到高级职务的人，一想起要再次清查卧底，便会情不自禁地感到毛骨悚然。
至于第一个问题，其答案是一个人名：肯·马尔格卢。
变节之前，埃姆斯已经在中情局工作了二十年，他在兰利以外有过三次任职经历。在土耳其时，他的站长就认为他的存在完全是浪费空间，资深情报官杜威·克拉里奇从一开始就讨厌他蔑视他。
不过，他在纽约办事处交了好运，有所成就，并因此获得了赞誉。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卡季·舍甫琴科在埃姆斯赴任之前就已经在为中情局工作了，他最终在另一名情报官的精心安排下，于1978年4月投靠美国，埃姆斯只是从中接手了这个苏联外交官。并且，那时候起，他就已经经常酗酒了。
他的第三次赴外任职是在墨西哥，那次的业绩一塌糊涂。他经常喝醉，侮辱同事和外国人，还曾经醉卧街头，由墨西哥警察送他回家。他违反了情报工作的所有规定，而且一个人也没招募到。
埃姆斯这两次海外任职的业绩报告都很糟糕。在一次大范围的业绩评估中，在受测评考核的两百名情报官里，他名列第一百九十八位。
这种表现的人通常根本不可能升上高级职位。八十年代初，所有高层领导——凯里·乔丹、杜威·克拉里奇、米尔顿·比尔登、格斯·哈撒韦和保罗·雷德蒙……都认为他是一块废料。但肯·马尔格卢不这么认为，他成了埃姆斯的朋友和保护神。
马尔格卢对那份糟糕的业绩测评报告进行润色，为他清除了事业发展的障碍，并把他提拔了上来。作为埃姆斯的上司，他否决了反对意见，运用人事调配权，安排埃姆斯进了反间谍科。
基本上，他们俩属于酒肉朋友，臭味相投，经常喝得烂醉，以酒鬼自怜，都认为自己是怀才不遇，是中情局对他们不公。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不久便会使许多人命丧黄泉。
兔子列昂尼德·泽伊采夫快要死了，但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在经受极度的痛苦，这个他是知道的。
格里辛上校相信痛苦的作用。他相信痛苦具有说服力，能够震慑目击者。痛苦是惩罚。泽伊采夫犯了罪，上校的命令是，他必须在死去前深刻领会痛苦的意义。
审讯持续了一整天，没有对他用刑，因为问他什么他都招了。大部分时间是格里辛独自在盘问他，因为他不想让警卫听到有什么东西被偷走了。
上校相当温和地要求他从头说起，他照办了。他按要求一遍又一遍地复述这个故事，直到上校认为确实没有遗漏什么细节为止。其实，要说的情况并不是很多。
只是当他解释为什么要那样做时，上校的脸上才显露出难以置信的迷惘。
“啤酒？英国人给了你啤酒？”
到中午时，上校深信自己已经获悉全部情况。他估计，在遇到这样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后，那个年轻的英国女人会把文件扔掉，但他不敢肯定。他安排了一辆汽车，派了四个可靠的手下守在使馆门前，等那辆红色小轿车出现后跟踪到她的住所，随后再回来汇报。
三点刚过，他对卫兵下达完最后的命令便离开了。他的汽车离开院子的时候，一架尾翼上刷有英航标志的A-300空客飞机在莫斯科北部上空转向，朝西方飞去。他当然对此并不知晓。他命令司机把他送回基赛尔尼大街的房子去。
他们有四个人。兔子的腿已经站不住了，不过他们知道，于是其中两人把他拉起来，手指紧紧攥住他的上臂。另外两人一前一后站着。他们殴打着他，缓慢地、卖力地一拳一拳打他。
巨大的拳头上戴有厚重的铜套指节。拳头击碎了他的肾脏，撕裂了他的肝脏，打破了他的脾脏。一只脚踢上去，捣烂了他的睾丸。前面的人在攻击他的腹部，然后上升到胸部。他昏过去两次，在被浇了一桶冷水后，又苏醒过来，疼痛也恢复了。他的双腿已经无法站立，因此他们架起他清瘦的身体，只留脚尖点着地。
最后，拳头落在他那瘦骨嶙峋的胸腔上。肋骨被打断了，两根断裂的肋骨深深地扎进了肺叶。他的喉咙里涌上一股热乎乎、甜丝丝的黏液，堵住了他的气管。
他的视线变窄，眼前看到的不再是兵营军械库后面的灰色混凝土房间，而是一个晴朗的日子，阳光下有一条沙土路和一片松林。他没有看见说话的人，只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
“来吧，朋友，喝啤酒……喝啤酒。”
光线逐渐暗淡，变成了灰蒙蒙的一片，但他依然能够听到那个声音在重复他听不懂的词语。“喝啤酒，喝啤酒……”然后，光线便永远消失了。
美国，华盛顿
1985年6月
从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得到第一笔五万美元现金起，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那天，他只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就几乎把中情局行动部整个苏联东欧处给摧毁了。
他在午饭前已经把三○一号绝密档案搞到了手。他把这份重达七磅的机密文件和往来的电报全部从书桌上收起来，装进两只塑料购物袋里。他带着这些东西穿过迷宫般的走廊，乘电梯到了一楼，用身份证刷了一下，随后通过旋转门走出大楼。卫兵没去拦住他询问袋子里装着什么。他在巨大的停车场里找到自己的汽车，行驶二十分钟抵达了乔治敦，那是华盛顿郊外的一个优雅小镇，以诸多欧洲风格的饭店而闻名。
他来到查德威克，一家位于K街高速公路下面的滨水酒吧兼饭馆。他在那里与安德罗索夫上校派来的人接上了头。作为克格勃的情报站长，安德罗索夫知道，如果他亲自来接头，很可能会有联邦调查局特工盯梢。接头人是一名普通的苏联外交官，名叫楚瓦金。
埃姆斯把带来的东西递给那个苏联人。他从不要价，但每次收到的现金总是数额巨大，从第一笔报酬起，总数就足以使他成为百万富翁。苏联人支付价值很高的硬通货美元时通常很吝啬，但他们自此之后便没有讨价还价过。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挖到了最关键的主矿脉。
离开查德威克后，那两个袋子被送进苏联使馆，随后送抵莫斯科，来到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亚谢涅沃总部。在那里，情报分析员惊讶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次漂亮的行动立即使安德罗索夫成为明星，使埃姆斯成了天底下最宝贵的资产。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将军，原先只是一名普通特工，在安德罗波夫把他塞进第一总局后，他慢慢爬上了高位。他立即下令组建一个绝密工作小组，专门处理埃姆斯提供的文件。埃姆斯的代号是“铃铛”，这个专案小组因此被称为“铃铛小组”。
购物袋里有十四名间谍的详细资料，几乎是中情局苏联东欧处在苏联的全部资产。档案里没有提到他们的实际姓名，不过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任何一名反间谍特工，只要告诉他在他所在的网络里有一个叛徒，告诉他该人是在波哥大被招募然后调到莫斯科、现在在拉各斯工作，他很快就能够得出结论：只有一个人符合这条描述。通常，只需查阅一下记录，情况就会一清二楚。
后来，根据中情局的一位资深情报官估算，1985年夏季过后，有四十五起反克格勃的行动遭遇失败。这实际上是中情局的全部项目。1986年春天之后，三○一号档案内提及的为中情局工作的所有高级间谍，全都失去了作用。
乔克·麦克唐纳在下午晚些时候抵达了希思罗机场，他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位于沃克斯豪尔大厦的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大楼。他一身疲惫，虽然冒险在飞机上打了个瞌睡，但现在他很想去俱乐部洗个澡，然后好好睡一觉。他和妻子都居住在莫斯科，他们在伦敦切尔西的公寓已经租给了别人。
但他还是想在休息之前，把锁在手腕上的公文箱内的文件交到总部。局里的公务汽车在希思罗机场接到他后，一路朝绿色玻璃和砂石建成的大楼开去。秘密情报局如今所在的大楼位于泰晤士河南岸，是七年前从破败古旧的世纪大厦搬到这里来的。
到机场接他的年轻实习生协助他通过了大门口的安全系统，最后，他终于把文件放进了苏联处处长的保险箱里。这位处长同事热情欢迎他的到来，但颇感好奇。
“喝点什么吗？”秘密情报局的苏联处处长杰弗里·马奇班克斯，指着衬有木板看上去像是文件柜的家具问他。他们都知道，那实际上是鸡尾酒酒柜。
“好主意。今天一天够长够累的了。来杯苏格兰威士忌吧。”
马奇班克斯打开酒柜门，开始兑制鸡尾酒。麦克唐纳是苏格兰人，他要的是老祖宗酿造的纯酒。这位处长倒了一杯不加冰的双料麦卡伦威士忌，递了过来。
“我知道你要来，但不知道为什么来。告诉我吧。”
麦克唐纳把故事从头说了一遍。
“肯定是个骗局。”马奇班克斯听完后说。
“从表面上看，确实如此，”麦克唐纳表示同意，“但这肯定是我听说过的最愚笨的骗局。那么，骗子会是什么人呢？”
“应该是科马罗夫的政敌吧。”
“那种骗术他早就领教过了。”麦克唐纳说，“可是，投递的方式真的很奇特，拿到的人很可能看也不看就扔掉了。那个年轻人格雷能够发现，纯属碰巧。”
“好吧，那下一步应该来读一下咯。你应该已经看过了吧？”
“我昨晚看了个通宵。似乎是一份政治宣言，看起来……让人感到很不愉快。”
“是用俄语写的吧？”
“是的。”
“唔，我的俄语可能不行，估计会看不懂。我们需要一份译文。”
“我想亲自翻译，”麦克唐纳说，“以防万一它不是骗局。看完后你就会明白。”
“好吧，乔克，听你的。你现在想做什么？”
“先去俱乐部，洗个澡、刮个脸、吃顿饭、睡一觉，大概半夜时回到这里，一直工作到正常上班时间。到时候见。”
马奇班克斯点了点头。
“好的。你还是用这个办公室吧，我会通知警卫部门的。”
杰弗里·马奇班克斯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已经快第二天上午十点了。他发现乔克·麦克唐纳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外衣和鞋子已经脱去，领带也松开了。黑色文件放在他的书桌上，旁边还有一叠未经装订的打印纸。
“翻译好了，”麦克唐纳说，“已经变成英语了。顺便说一句，磁盘还在电脑里，应该取出来保存在安全的地方。”
马奇班克斯点点头。他要来咖啡，戴上眼镜，开始阅读文件。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
“那人肯定是疯了。”
“如果是科马罗夫写的，那么他是疯了，或者很邪恶，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不管怎么样，都是潜在的危险。继续看下去吧。”
马奇班克斯继续往下看。看完后，他鼓起腮帮子，然后长长地呼了口气。
“肯定是一个骗局。谁也不会把自己心里的这种想法写下来。”
“或者他认为，这只是局限于内部的狂热分子范围之内。”麦克唐纳暗示道。
“然后被偷走了？”
“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伪造的。但流浪汉是谁，他又是如何拿到文件的，我们就不知道了。”
马奇班克斯陷入了沉思。他知道，如果这份《黑色宣言》是伪造的、是个骗局，而秘情局信以为真，那么他们就会白忙活一场。但如果这是真的，但他们没有认真对待，那后果会很悲惨。
“我认为，”最后他说，“我们要把这件事上报给部长，甚至是局长。”
东半球部部长戴维·布朗洛在中午十二点会见了他们，局长则在下午一点十五分请他们三人在顶层餐厅吃午饭，从那里，他们可以俯瞰泰晤士河和沃克斯霍尔大桥的全景。
亨利·库姆斯爵士年近六十，这是他在秘密情报局局长岗位上的最后一年。他与自己的几个前任一样，也是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他在十年前结束的冷战中经受过磨练，积累了经验。这一点不同于美国中央情报局，中情局局长是政治任命，通常不懂业务；而三十年来，英国秘密情报局已经说服历届首相，为他们选拔久经考验的内行人来当局长。
这套方法很有效。1985年后，中情局前后三任局长都承认，在报纸披露之前，他们几乎都不知道埃姆斯事件的真相。秘情局局长亨利·库姆斯信任自己的部下，应该知道的细节他都知道，部下工作人员也知道他是个知情人。
局长边看文件边喝奶油浓汤。但他看得很快，没一会儿就全了解了。
“乔克，虽然这有点麻烦，但还是要由你从头再讲一遍。”
他聚精会神地听着，问了两个简短的问题，然后点了点头。
“杰弗里，你怎么看？”
问完苏联处处长之后，他又征询东半球部部长布朗洛的意见，两人讲得差不多。这是真的吗？我们需要了解。
“我在考虑的是，”布朗洛说，“如果所有这些真的都是科马罗夫的政治议程，那他为什么要写下来？我们都知道，即使是绝密文件也有可能被盗。”
亨利·库姆斯爵士那双看似温和的眼睛转向了莫斯科情报站长。
“乔克，说说你的意见。”
麦克唐纳耸了耸肩。
“为什么人们要把内心的想法和计划写出来呢？为什么人们要把心中的秘密写在日记里呢？为什么人们要千方百计地保存内部刊物呢？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情报机关要储存极其敏感的资料呢？也许这是一份非常秘密且简单的文件，只是让内部小圈子里的人使用，或者仅限其本人使用。也有可能这只是一份伪造的文件，为的是陷害那个人。我不知道。”
“啊，你说到点子上了，”亨利爵士说，“我们不知道。但看了这文件后，我认为，我们必须知道，这其中有太多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真的是伊戈尔·科马罗夫起草的吗？这是不是他上台执政后打算实施的令人震惊的疯狂行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它是怎么被偷的？是谁偷走的？为什么又把它扔给了我们？或者这一切都是混淆视听的谎言？”
他搅动杯中的咖啡，凝视着文件的原稿和麦克唐纳的译稿，表情极为厌恶。
“对不起，乔克，可我们必须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搞清楚了以后，我才能去河对岸向领导汇报。乔克，你回莫斯科去。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干，那是你的事情，但我们需要知道真相。”
这位秘情局局长与他所有的前任一样，肩负着两个任务。第一个是业务性的，努力为国家管理好情报工作；另一个任务是政治性的，即联络政府的有关部门，包括联合情报委员会、秘情局的大客户官员、比较难对付的外交部，还要跟内阁办公室争取预算，并与政府的大臣交朋友。这后一项任务需要面面俱到，普通人可承担不了。
他不能草率地编个故事，说一个流浪汉把那份文件扔进了一名低级外交官的汽车里，现在该文件已沾有脚印，里面有一个也许是真、也许是假的又疯狂又残忍的计划。他知道，那样做的话，他会遭到严厉的批评。
“我今天下午就飞回去，局长。”
“不行，乔克，你已经连续两个晚上没睡觉了。去看场演出，在床上睡八个小时，明天坐第一班飞机返回哥萨克人的土地。”他看了一下手表，“对不起，我另有……”
三个人鱼贯而出。麦克唐纳既没能去看演出，也没能在床上睡八个小时。马奇班克斯的办公室收到一份信息，是密码室刚送过来的。西莉亚·斯通的公寓遭到袭击，房间被翻了个底朝天。她吃过晚饭回到家里时，撞上两个蒙面人，被他们用椅子腿打了。她在医院里，但没有危险。
马奇班克斯默默地把纸条递给麦克唐纳。麦克唐纳看了一下。
“哦，糟糕。”他说。
美国，华盛顿
1985年7月
这条信息在刚得到时，如同情报界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看上去很含糊，是第三手的资料，很可能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一名美国志愿者，在参与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实施的援助计划后，返回纽约休假。他约了一位老同学一起吃饭，该同学在联邦调查局工作。
吃饭时，他们谈及苏联对南也门提供的巨额军事援助。联合国志愿工作者描述道，有天晚上，他在亚丁岩石宾馆的酒吧里和一位苏军少校闲聊过一会儿。
与身在南也门的大多数苏联人一样，少校不会讲阿拉伯语，因为也门原先是英国殖民地，所以苏联人是用英语与也门人交流的。美国人知道，他们在南也门不受欢迎，于是习惯自称瑞士人。他就是这样告诉苏联少校的。
少校越喝越多，渐渐有了醉意，因为知道四周没有同胞耳目，他开始强烈批评起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谴责他们贪污腐败、挥霍浪费，根本不关心苏联在第三世界开展的援助工作。
后来，调查局的同学对一位朋友提起这事。恰巧该朋友是中情局纽约办事处的特工，于是志愿工作者在饭桌上讲述的轶事就有了下文。
中情局特工请示了办事处领导，再次安排了一个饭局，请那位志愿工作者吃饭，席间喝了许多酒。中情局采用激将法，故意哀叹苏联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不断增进的友谊，尤其是在中东地区。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志愿者急于卖弄自己的学问，他打断对方说，事情并非如此，根据他的亲身感受，苏联人不喜欢阿拉伯人，因为他们连最简单的技术都学不会，还经常弄坏提供给他们的援助设备，苏联人对他们感到越来越厌恶。
“就拿我刚刚去过的南也门来说……”他开始叙述。
到饭局结束时，中情局特工已经大致了解了苏联大型军事顾问团的基本情况。团组成员因遭挫折，已经计穷力竭，他们认为，在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开展援助是毫无意义的行动。他还描述了苏军团组中一名极度厌倦的少校，他个子高高的，肌肉很发达，一张脸长得有点像东方人，还有一个名字：索洛明。
报告发回兰利，放在了苏联东欧处处长的办公桌上。处长又去与副局长凯里·乔丹商量了。
“这事也许没什么要紧，也许有危险，”三天后，主管行动的副局长对杰森·蒙克说，“你能不能去一趟南也门，与这位索洛明少校谈一谈？”
蒙克向内勤专家咨询了很长时间，了解有关中东的情况。他很快就明白，南也门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美国与那里的共产党政府不合拍，但莫斯科则在极力讨好该政府。不过，除了苏联人以外，那儿竟然还有包括联合国工作人员在内的许多外国人。联合国正在那里开展三个项目：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帮助发展农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救助儿童，世界卫生组织在负责健康项目。
一个人的外语无论讲得如何地道，一旦遇到该国本地人，还是很快就会露馅。蒙克决定不去冒充英国人，因为真正的英国人马上就能听出差异，法国人也一样。
由于美国是联合国的主要经济来源，对联合国的许多机构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力。经研究发现，联合国粮农组织派往亚丁的代表团里，没有西班牙人或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人。于是，中情局决定创建一个新角色，为蒙克安排一份为时三十天的签证，让他在10月份访问亚丁，身份是粮农组织从罗马总部派去检查项目进度的特派员，名字则是埃斯特万·马丁内斯·罗尔卡。在马德里，依然感恩戴德的西班牙政府签发了一本真实的护照。
乔克·麦克唐纳回到莫斯科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不能去医院探望西莉亚·斯通了。7月20日，也就是第二天的上午，他去了医院。新闻随员女助理缠着绷带，依然头昏眼花，但说话倒是没有问题。那天她是正常时间下班回家的，没发现有人跟踪，她毕竟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她在公寓里待了三个小时，然后与加拿大使馆的一个女孩一起外出吃饭。她大概是夜晚十一点半回到家里的。窃贼肯定是听到她用钥匙开门的声音了，因为她进去的时候，里面很安静。她打开门厅的灯，发现通往起居室的房门开着，里面一片漆黑。她感到奇怪，因为她离开时留了一盏灯，起居室窗户面向中央的院子，窗帘后面亮着灯，以表明家里有人。她认为肯定是灯泡坏了。
她走到起居室门口时，两个身影突然从黑暗中窜出向她扑来。其中一人举起什么东西，砸在了她的脑袋侧面。她倒在地上，但依稀能听到或感觉到有两个人从她身上跨过去，奔向公寓房门。她昏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她醒过来，立即爬向电话机，给邻居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她又失去了知觉，再次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里了。她记得的只有这些。
麦克唐纳去了公寓。英国大使已经向俄罗斯外交部提出抗议，外交部很恼火，转而向内务部抱怨。内务部责成莫斯科民警局派出最优秀的刑警去调查此事，详细的调查报告很快就会出来——在莫斯科，这意味着：别抱太大期望。
发往伦敦的信息中有一个地方搞错了，击中西莉亚·斯通的，不是椅子腿，而是一个小瓷像。瓷器已经碎了，假如击中她的是金属，那她很可能就死了。
公寓里有几个俄罗斯刑警在忙碌，他们愉快地回答了英国外交官的提问。院子门口的两名民警当时没有放俄罗斯的汽车进来过，因此盗贼肯定是步行过来的。民警没看到有人进来。他们肯定会这样说的，麦克唐纳心里想。
公寓门没有被蛮力砸开，因此肯定是被撬开的，要不然就是盗贼有房门钥匙，这当然不太可能。当今时日艰难，也许他们是来偷取外币的。那就太遗憾了。麦克唐纳点点头。
他暗地里认为，窃贼肯定是黑色卫队的，不过，也有可能是当地黑社会代为操办的，或者是为前克格勃跑腿的——这样的人到处都有。莫斯科的盗贼很少光顾外交公寓，那样的后果会很严重。马路上停着的汽车倒是可以攻击的目标，但不会是民警站岗的公寓楼。民警对公寓的搜查很彻底、很专业，但没发现丢失什么东西，甚至连卧室里的珠宝都没动过。窃贼显然具有针对性，是专门冲着某样东西来的，但没能找到。这是麦克唐纳最担心的地方。
回到使馆后，他有了个主意。他给民警局打电话，询问能否让负责此案的刑警到他这里来一下。下午三点钟，契尔诺夫警官来了。
“我也许能够帮助你们。”麦克唐纳说。
刑警扬起了眉毛。
“那真是太感谢了。”他说。
“年轻的斯通小姐今天上午感觉好一点了。好很多了。”
“谢天谢地。”警官说。
“她描述了其中一个袭击者。在被袭击之前，她借着门厅的灯光看见了那个人的脸。”
“她在第一次陈述时说，两个人都没看清楚。”契尔诺夫说。
“在这种情况下，记忆力是可以恢复的。你昨天下午见到她了吗，刑警？”
“是的，昨天下午四点钟。她醒着。”
“可我认为，她那时候脑子里还是迷迷糊糊的。今天上午，她清醒多了。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位家属是搞美术的，她在斯通小姐的帮助下画了一张人物肖像。”
他把一幅用炭画笔和蜡笔画成的图画递到了书桌对面，刑警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这非常有用，”他说，“我这就把它拿到刑侦队去传阅。这种年龄的人，应该是有记录的。”他起身准备离开，麦克唐纳也站了起来。
“很高兴能帮上忙。”他说。他们握了手，刑警离开了。
午饭时分，西莉亚·斯通和肖像画家都被告知了这个新编的故事。她们都不理解其中的原因，但都同意在契尔诺夫警官来询问时统一口径，不过后来刑警再也没来问过她们。
莫斯科各地的刑侦队都没能认出那张面孔，但他们都把图画贴到了办公室的墙上。
苏联，莫斯科
1985年7月
从奥尔德里奇·埃姆斯那里发了笔横财后，克格勃做出了不同寻常的举动。
在这个“大博弈”中有一条牢不可破的规矩：如果一个情报机关突然从敌人的核心人员那儿获得了一位宝贵的线人，那就必须对该人实施保护。因此，当这个人透露了一批叛徒时，其兴高采烈的新主子会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处置这些叛徒，每处置一个，都要编造一个不同的理由。
只有当他们的线人远离危险，安全地到了后方以后，才可以把被他出卖的叛徒一网打尽。不然的话，则无异于是在《纽约时报》上刊登整版的广告，宣称：“我们从你们机构内部里发展了一个大卧底，看看他给我们提供了什么。”
由于埃姆斯依然处于中情局的核心职位上，而且很有前途，克格勃第一总局本打算按规矩把他透露的十四个叛徒慢慢地仔细剔除。不过，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无视他们声泪俱下的抗议，将这个做法彻底否决了。
“铃铛小组”对来自华盛顿的丰沛收获进行分类整理，发现其中有一些描述可立即辨认，另一些则需要仔细检验和追查。那些已被“立即辨认”出来的叛徒当中，有的仍在国外任职，必须巧妙地把他们诱骗回来，不能让他们闻到腥味。这可能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
十四人当中，其实有一个长期为英国效劳的间谍。美国人从来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由于伦敦曾把他的成果与兰利分享过，中情局知道了一点有关他的事情，由此可推断出更多情况。他实际上是克格勃的一名上校，七十年代早期在丹麦被招募，为英国人工作了十二年。他已经受到了怀疑，但他还是作为苏联驻伦敦使馆住勤情报官，最后一次返回了莫斯科。埃姆斯的叛变，直接证实了这个苏联人的疑虑。
不过，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上校很幸运。7月份时，他觉察到自己受到全面监视，网在收紧，很快就要实施逮捕了，于是他发出了一个事先约定好的紧急信号。英国秘情局搞了一个快速的撤出行动，当这位身材精瘦的上校在莫斯科街上慢跑时，把他救出来，偷运到芬兰去了。他幸存了下来，后来在中情局的一座安全屋里，由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听取了他的汇报。
杰弗里·马奇班克斯认为，也许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助他在莫斯科的同事搞清楚《黑色宣言》是真是假。
麦克唐纳遇到的其中一个问题是，他没有合适的途径去接触伊戈尔·科马罗夫本人。马奇班克斯考虑过，如果与这位爱国力量联盟的领袖见面，并进行一次深入的谈话，或许能够从中发现一些线索，确定这位自认为是右翼保守爱国主义者的外表之下，是否隐藏着疯狂的纳粹野心。
他认为有一个人可以安排这种会面。去年冬天，他参加过一次野鸡射击活动，客人中有一位新近被任命的、英国执政党保守党旗下的日报编辑。7月21日，马奇班克斯给那位编辑打了一个电话，向他提起了上次射猎野鸡的活动，与他约定次日在圣詹姆士俱乐部共进午餐。
苏联，莫斯科
1985年7月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逃跑在莫斯科引起轩然大波。7月份的最后一天，在捷尔任斯基广场的克格勃总部，三楼克格勃主席的办公室里发生了一场激烈争吵。
这是一个灰暗的办公室，地球上最血腥的怪兽曾经在此办公。T形办公桌上签署过的命令，使许多人惨遭严刑拷打，冻死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或是跪在凄凉的院子里被子弹击穿颅脑。
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将军的权力已经式微。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死刑命令必须由总书记本人亲自签署。不过，叛国者仍会被处以死刑，这天的会议，就是在讨论对叛徒的处置。
在克格勃主席办公桌的对面，坐着第一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当下的形势对他不利，因为他的手下把事情搞砸了。正在指责的是第二总局局长，一位矮矮胖胖的宽肩将军，名叫维塔利·博亚罗夫，他正在厉声痛斥。
“整个事情都被搞得……一塌糊涂。”他愤怒地说。即便在将军们之间，说话的用词也能显露出各自不同的背景，他用的词表现出了军人的粗率和工人阶级的出身。
“这种事情不会再次发生了。”克留奇科夫嘀咕着为自己辩解。
“我们现在来商定一个框架，”主席说，“以便我们互相遵守。在苏联领土范围内，应由第二总局负责逮捕和审讯叛徒。如果再发现叛徒，就按这个实行。明白了吗？”
“还会有更多的，”克留奇科夫嘀咕道，“还有十三个呢。”
室内一片寂静，持续了好长时间。
“你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们吗，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主席静静地问道。
这个时候，克留奇科夫才把六星期前在华盛顿查德威克饭店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博亚罗夫兴奋得吹了一声长长的口哨。
一周之内，兴高采烈的切布里科夫将军把克格勃这次漂亮的行动，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作了全面汇报。
这个时候，博亚罗夫将军正在筹备他的“捕鼠委员会”。叛徒一旦被确认身份并遭到逮捕，就由这个专案小组进行审讯。他打算挑选一位特殊人才来领导这个委员会。此人的档案就放在他书桌上，是一名上校，年仅四十岁，但经验丰富，是一位从来没有失败记录的审讯官。
这人1945年出生在莫洛托夫——那里曾经叫彼尔姆，但自从斯大林的追随者莫洛托夫于1957年被开除出苏共中央，使这个名字变得丢脸后，现在又改回彼尔姆了。他的父亲是一个勇敢的战士，获得过英雄奖章，从战场返回家乡后有了一个儿子。
在那座灰色的北方城市里，小托尔亚在严格的正统教育下茁壮成长。根据档案记载，他父亲狂热崇拜英雄斯大林，十分厌恶对其进行贬低的赫鲁晓夫，男孩全盘接受并继承了父亲的观点。
1963年，他在十八岁时参军入伍，加入了内务部的内卫部队。该部队的任务是保护监狱、劳改营和拘留所，也就是防暴部队。这位年轻的战士在部队里如鱼得水。
部队里奉行打压和群体控制。这小伙子干得很出色，获得了极为珍贵的嘉奖，被选拔进入了列宁格勒军事外语学院。那里实际上是克格勃的培训院校，在克格勃内部被叫作“干部学校”，出来后都是当官的料。干部学校的毕业生以冷酷、奉献和忠诚而闻名。年轻人在那里又一次显露才干，并再次获得嘉奖。
这一次，他被调任到克格勃第二总局莫斯科州（包括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地区）分局，他在那里工作了四年，被誉为聪敏的情报官、彻底的调查官和顽强的审讯官。他确实对审讯很在行，还撰写了一篇评价很高的有关审讯的论文，并因此被调到了第二总局的总部。
此后他便再也没有离开过莫斯科，一直以总部为基地。他的工作主要针对他所仇恨的美国人，监视他们的使馆，跟踪他们的外交人员。其间，他在调查机构工作过一年，然后又回到了第二总局。上级情报官和教官专门抽时间在档案中对他做出评价，叙述了他对英国人、美国人、犹太人、间谍和叛徒的刻骨仇恨，还有他在审讯时所施展的那种难以解释但还算可以接受的野蛮手段。
博亚罗夫将军微笑着合上档案。他找到了他需要的人选，如果想迅速得到结果又不把事情搞砸，那么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正是他要寻求的人。
在剩余的十三人当中，有一个人很幸运，或者说，很聪明。谢尔盖·博凯是苏联军事情报局驻希腊雅典的一名情报官。他突然接到返回莫斯科的命令，理由是他儿子在军事学院的考试出了问题。他碰巧知道他儿子的学习成绩很好，于是故意耽误，错过了已经预订好的回程飞机，与驻雅典的中情局情报站取得联系，然后被匆匆送出了雅典。
其他十二个人被悉数拿下，有些是在苏联境内被捕的，另一些是在国外被抓的。那些在国外的人被各种编造的理由骗了回来，在下飞机时全被逮捕了。
博亚罗夫选对了人。十二个人全接受了严厉的审讯，并且都招供了，要不然，会受到更为严厉的审讯。其中有两个人在劳改营被关了几年后逃了出来，如今居住在美国，其余十人则在遭受严刑拷打后被处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