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天，一小条面包的价格超过了一百万卢布。
那个夏天，庄稼连续三年歉收，恶性通货膨胀也已经到了第二年。
那个夏天，在俄罗斯边远地区，已经有人饿死在了偏僻的小巷子里。
那个夏天，俄罗斯总统在豪华轿车里突然发病，因远离医院而无法获得及时抢救；一个老清洁工从办公室里偷走了一份文件。
自那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那是1999年的夏天。
那天下午天气很热，使人透不过气来。汽车喇叭响了好几声，看门人才慌忙地跑出小屋，费力地拉开内阁大楼沉重的木门。
总统警卫员摇下车窗，大声要求看门人打起精神。黑色的长车身梅赛德斯-奔驰600穿过拱门进入了老广场。坐着另外四名警卫员的俄制海鸥牌轿车紧随其后，可怜的看门人举起手，自认为还算像样地向第二辆车行了个军礼。随后，两辆车便都绝尘而去。
俄罗斯总统切尔卡索夫独自坐在奔驰汽车的后座上，陷入了沉思。汽车的前排坐着他的民兵司机和阿尔法小组安排给他的私人保镖。
死气沉沉的莫斯科郊区朝后退去，迎面而来的是乡间的田野和树木，俄罗斯总统陷入了深深的忧郁。这完全在情理之中。自从他赢得总统职位、取代了身体每况愈下的鲍里斯·叶利钦，入驻这间办公室以来，已经有三年了。在这期间，他眼见着自己的祖国落入经济衰退、贫困潦倒的境地，这三年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岁月。
1995年冬天，他担任总理时，叶利钦便亲自任命他为“专家治国”型总理，希望他能够有效地治理经济。而那时的俄罗斯人已经跑去投票站，选举新一届的议会——或者说——国家杜马了。
国家杜马的选举很重要，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近几年里，越来越多的权力已经逐渐从议会转移到了总统手中，这都要归功于鲍里斯·叶利钦。这位大个子西伯利亚人曾在1991年8月的政变中爬上一辆坦克。虽然政变失败，但他不仅赢得了俄罗斯人的支持，还被西方人奉为民主斗士，也因此，他为自己谋得了总统的宝座。然而四年后的今天，他已经成了一个难以指望的人。
叶利钦在三个月里犯了两次心脏病，靠药物维持生命，躺在麻雀山（以前叫列宁山，位于莫斯科东北面）的诊所里。他通过电视观看了议会的选举情况，目睹了自己的手下在代表中被挤到第三位。这种选举结果并不像在西方民主环境中那样至关重要，在叶利钦的改革下，大部分实权其实已经掌握在了总统的手中。和美国一样，俄罗斯总统也拥有行政权；不同的是，美国国会可以对白宫行使否决权和决定权，但这在俄罗斯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叶利钦可以凭法令统治国家，而他也正是这么做的。
不过，议会选举至少让人看清了当时风是往哪个方向吹的，对1996年6月举行的更为重要的总统选举，也预示了某些趋势。
讽刺的是，1995年冬天，作为新生力量重新出现在了政治地平线上的，是共产党。历经共产党人的七十年统治、戈尔巴乔夫的五年改革，以及叶利钦的五年执政，俄罗斯人民萌生怀旧之情，开始怀念过去的日子。
根纳季·久加诺夫领导的共产党将过往描绘成一幅光明的图景：工作稳定，工资有保障，物价更便宜，秩序也更井然。对于克格勃的专制、古拉格群岛上的奴隶营，以及对所有民主运动和言论自由的镇压，倒是绝口不提。
俄罗斯选民对一度被视作救星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已经不抱任何幻想。说起“民主”的时候，人们已经嗤之以鼻。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生活中充斥着的腐败行为和肆虐全国的犯罪活动，都已经证明了这一切都是谎言。经过议会的选票统计，隐秘的共产党人在杜马中占据最多席位，因此有权指派发言人。
另一个极端，显然是与其针锋相对的新法西斯党。讽刺的是，这个由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党派，被叫作自由民主党。在1991年的选举中，这个粗鲁而又善于蛊惑人心的政客，竟以古怪的举止和低俗的措辞，出人意料地大获成功。不过现在，他的光环正日渐暗淡，尽管如此，他领导的政党还是在议会选举中占据了代表人数比例的第二位。
位于这两个极端党派之间的，还有许多个对自己所引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紧握不放的中间党派。他们属于第三大党派集团。
然而，这些选举的真正目的，是为1996年的总统竞选铺路。参与杜马选举的党派一共有四十三个，大党派的领袖都已经认识到，得有一个联合纲领才能有最大的赢面。
夏天来临前，共产党人已经与他们的天然朋友——农业党和农民党——结盟，组建了社会主义联盟（SU）。这个组织的称呼很巧妙，使用了前苏联（USSR）缩写中的两个字母。其领导人依然是久加诺夫。
极右翼的党派也在谋求联合的机会，这却遭到了日里诺夫斯基的极力反对。“疯子弗拉基”【1】认为，他不需要其他右翼党派的帮助就能取得总统职位。
与法国的选举一样，俄罗斯的总统选举也分为两部分。第一轮是所有候选人互相竞争，只有第一名和第二名才有资格进入第二轮的决定性竞选，得第三名就等于输了。结果，日里诺夫斯基得了第三名。极右翼党派中，那些更为精明的政治思想家们对他很不满。
十二个左右的中间党派则结成了民主联盟。1996年的整个春天，他们都在怀疑，鲍里斯·叶利钦的身体状况是否还能参加竞选并赢得总统连任。
后来，历史学家把他的下台归咎于一个问题——车臣战争。
十二个月前，因为一个深山部落里自封为王的好战领袖坚持要脱离莫斯科、彻底独立出来，恼羞成怒的叶利钦派遣俄罗斯陆军和空军，对该处发起了一场全方位的战争。车臣人制造的麻烦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他们的抗争可以追溯到沙皇甚至更早的时代。然而，历代沙皇的屠杀并没有把他们消灭，即便最残忍的约瑟夫·斯大林也没能把他们征服。面积不大的车臣虽然多次遭到破坏，车臣人也曾多次被逐出家园并遭受屠杀，但他们幸存了下来，仍在不断战斗。
调集俄罗斯武装力量对车臣人发动全面进攻是个鲁莽的决定，它未能很快取得辉煌战果，却是两败俱伤。车臣首府格罗兹尼被彻底摧毁了，一列列火车从战场上运回了装有俄军士兵遗体的尸袋，这一切都被记者们用相机和摄像机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虽然首府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但车臣人依然靠着从腐败的俄罗斯上将们那里买来的武器，全副武装。他们躲进地形颇为熟悉的大山深处抵抗搜捕。当年曾试图侵占阿富汗的那支俄军，如今又在高加索山脉的荒山野岭遭遇惨败，如同发起越战的美军一样狼狈不堪。
如果鲍里斯·叶利钦是想通过发动对车臣的战争，来证明自己是一个传统的俄罗斯强人，那他真是失手了。整个1995年，他无时无刻不在渴望最终能获得胜利，结果却一次次落空。当俄罗斯人民目睹自己年轻孩子们的尸体从高加索山区运回来时，他们对车臣产生了强烈的愤恨，对未能打赢战争的国家领导人也有了敌意。
经过不懈的个人努力，叶利钦在决选中重新赢得了总统宝座。不过，一年之后他就离去了。该职务落到了俄罗斯祖国党的领袖，“专家治国”型的约瑟夫·切尔卡索夫的头上。那时，祖国党已经加入了浩大的民主联盟。
切尔卡索夫似乎开局不错。他借鉴了西方许多优越的方面，尤其是金融信用制度，以此保证俄罗斯经济能良好发展。他接受了西方的劝告，最终与车臣达成和平协议。虽然报仇心切的俄罗斯人不愿意让车臣人就这样逃脱惩罚，但士兵们能返回家园还是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但是十八个月后，问题出现了，原因有两方面：首先，俄罗斯黑手党的劫掠变得越来越棘手，国家经济不堪承受；其次是另一次愚蠢的军事冒险。1997年下半年，占有俄罗斯百分之九十的财富的西伯利亚威胁说，要脱离俄罗斯。
在俄罗斯的所有省份中，西伯利亚最不安分。广袤的西伯利亚大地上，在那些几乎从未被开发过的永冻土层下，蕴藏着让沙特阿拉伯也会相形见绌的丰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此外，那里还有黄金、钻石、铝土矿、锰、钨、镍和白金。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西伯利亚依然是地球上最后的边界。
问题始于莫斯科最初接到的报告，说是一些日本人——但主要是韩国的黑帮密使——在西伯利亚地区到处徘徊、煽动分裂。切尔卡索夫总统听信了周围那些阿谀奉承者的愚蠢言论，犯了他的前任在车臣问题上类似的错误，向东面派遣了部队。这一举动导致了双重灾难：一是由于战争进行了十二个月却仍未取得军事成果，他不得不达成一项妥协：准许西伯利亚人对自己土地上的财富及所获取的收益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的自治权和控制权；第二个后果则是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
政府力图摆脱困境。到1999年夏天，九十年代中期那种五千卢布兑换一美元的日子已经成了历史。1997年和1998年，库班农村黑土地上的小麦和其他作物连续两年歉收，西伯利亚的庄稼又因为游击队炸坏了铁轨而无法运出，烂在了地里；城市里，面包的价格则在不断上涨。切尔卡索夫虽然还坐在总统的位置上，但他显然已经没有多少实权了。
在农村，粮食原本至少能保证村民们自给自足，实际情况却最为糟糕。由于缺乏资金和劳动力，基础设施分崩离析，农场被弃置，肥沃的土地上杂草丛生。火车沿途停靠时，农民——主要是老人——一哄而上，兜售家具、衣物和小摆设，以此换取钱币乃至食物，但买者寥寥。
在国家最为耀眼的首都莫斯科，穷困潦倒的人们在莫斯科河沿岸的码头和穷街陋巷里露宿。警察——在俄罗斯叫民警——事实上已经放弃了打击犯罪活动的职责，他们努力把那些人收容起来，用火车把他们送回老家去。可仍有更多的人不断来到莫斯科，寻找工作、食物和救济，其中许多人沦为乞丐，死在了莫斯科的街头。
1999年早春，西方国家终于对这个无底洞般的国家停止了经济援助，外国投资者，甚至黑手党的伙伴，也都纷纷撤离。俄罗斯的经济就像被多次掠夺过的战争难民一样，在路边躺着，死于绝望。
这就是炎热夏日乘车前往休憩居所度周末时，切尔卡索夫总统思索着的灰暗前景。
司机熟悉这条通往乡间宅邸的道路。出了乌索沃，在那儿的莫斯科河边，树荫下的空气特别阴凉。多年前，在莫斯科河的这段弯道两岸的茂密森林里，曾有许多苏共政治局的党务大员们的度假别墅。俄罗斯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但变化其实也没有那么大。
由于汽油昂贵，路上的车辆不是很多。他们遇到的卡车尾部都排出浓重的黑色烟雾。经过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后，他们跨过一座桥，然后沿着河边的公路行驶。河水在夏日的烟雾中静静地流向他们身后的那座城市。
五分钟后，切尔卡索夫总统觉得喘不过气来。尽管汽车里的空调已经开足，他还是按下按钮打开了紧贴着脸的后车窗，让自然风吹进来。外面的空气更热，他的呼吸稍微顺畅了一些。隔屏前的司机和警卫员什么都没察觉到。通往佩里德尔基诺的岔路出现在了右手边，经过这个岔路口时，俄罗斯总统一头栽向左边，横倒在了座椅上。
司机首先注意到的是，汽车的后视镜里看不见总统的脑袋了。他向警卫员低声说了些话，警卫员转过身看。奔驰汽车随即开到路边停了下来。
后边的海鸥汽车也停了下来，担任过前苏联特种部队上校的警卫队队长从汽车前座跳下，跑了过来。其他人也都下了车，拔出枪，围成了个保护圈。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上校跑到奔驰汽车旁时，警卫员已经打开后车门，正要探身进去。上校猛地把他拉开，好亲自察看。总统半斜半卧，双手攥住胸口，双目紧闭，呼吸急促。
离这儿最近的拥有顶级医疗设备的医院，是位于几英里外麻雀山上的国家第一诊所。上校坐到昏迷的总统旁边，命令司机调头开回环城高速公路。司机面色苍白地照做了。上校用手机拨通诊所电话，命令他们派一辆救护车在半路接应。
半小时后，双方在分车道公路上相遇了。急救医生把昏迷不醒的总统从豪华轿车转移到救护车上，然后三辆车一起朝诊所急驰而去。
到了目的地，值班的资深心脏病专家立即接手，把总统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医务人员动用了最先进的医疗设备竭尽全力抢救，但还是太晚了。监测仪屏幕上的线条没有波动，始终是条长长的直线，还一直发出蜂鸣警报声。四点十分，主治的内科大夫直起身子，摇了摇头。拿着心脏除颤器的医生也退了回去。
上校在手机上按了几个号码。在第三次振铃时，有人接听了。“给我接总理办公室。”
六个小时后，在遥远的加勒比海的万顷波涛中，“性感女郎”号掉头返航了。后甲板上，船夫朱利叶斯收起渔线，解下引线，放妥了渔竿。船被租用了一整天，收获可观。
朱利叶斯把引线和鲜亮的塑料鱼饵整齐地卷起来，放进渔具箱内。这时，船上的那对美国夫妇打开两罐啤酒，坐在遮阳篷下心满意足地喝了起来。
鱼箱里有两条大刺鲅，每条差不多有四十磅重，还有六条大鲯鳅，几个小时前，它们还漫游在十英里外的大海里。
船长在驾驶台前检查返回岛屿的航线，然后把油门杆推向前去。船速由慢转快，他估计，不到一个小时，船就能驶入海龟湾了。
“性感女郎”号似乎知道它的工作已接近尾声，提基小屋码头那儿的避风港湾正等待着它去停泊。它屁股一沉、翘起船头，深V形的船体划破蓝色海面向前驶去。朱利叶斯用吊桶从海里打起一桶水，又开始冲洗起后甲板来。
在日里诺夫斯基担任自由民主党领袖的时候，该党总部坐落于斯雷藤卡大街外鱼巷中的一栋破败建筑内。不了解“疯子弗拉基”奇特处世习惯的客人，对这栋破烂的楼房会感到十分意外。墙上的灰泥已斑驳，橱窗里展示的两张蛊惑人心的海报上面沾满了蝇屎，屋里的地板简直像是几十年没人打扫过。进入那扇吱呀作响的黑乎乎的房门后，客人会发现，阴暗的门厅里有个货摊在卖前胸印有领袖肖像的T恤衫，货架上则是支持者们必备的黑色皮夹克。
楼梯上没铺地毯，只是刷了一层暗棕色的油漆。来到第一个楼梯平台时，会看到一名脸色阴沉的警卫在铁栅栏围着的窗口后面，盘问每一位来客的意图。只有当警卫对来客的回答表示满意后，才会允许他们继续向上走，去到日里诺夫斯基在城里主持政务时的肮脏房间。这座建筑里里外外都是用坚硬的石头砌成的。这个乖僻的法西斯分子喜欢这样布置他的总部，其理由是：形象能说明一个人的本质，而富丽堂皇会给人以负面的印象。不过日里诺夫斯基早已不在了，自由民主党已经与其他极右翼组织和新法西斯党派合并，组建了爱国力量联盟。
该联盟现在公认的领袖是伊戈尔·科马罗夫，他是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不过，为了向穷人和那些无家可归的目标选民表示爱国力量联盟绝不追求富丽堂皇，他保留了鱼巷里的大楼，然后把自己的私人办公室设在了其他地方。
科马罗夫工程师出身，在共产主义体制下工作过，但并不信仰共产主义。在叶利钦执政年代的后半期，他决定投身政治。他选择了自由民主党。虽然私下里对日里诺夫斯基的饮酒无度和放荡生活并不赞赏，他还是默默工作，由此跻身该党的核心圈子——政治局。此后，他参与了一系列秘密会议，与其他极端右翼党派领导人共同商讨，最后把俄罗斯所有的极端右翼分子联合起来，组建了爱国力量联盟。木已成舟，日里诺夫斯基勉强接受了该联盟的存在，并跌入了让他主持该联盟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圈套之中。
全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日里诺夫斯基辞职，并随即抛弃了他。对于接替联盟领导职务的邀请，科马罗夫婉言谢绝，然后安排一个毫无领袖气质和组织才能的无名小卒接了班。一年之后，他轻而易举地利用联盟执行委员会对此人产生的失望感，甩掉了这位临时替补，亲自担任起了联盟的领导职务。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了。
在1996年选举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共产党和它的秘密党员的威信开始下降。他们的支持者显然是些对筹集资金一点也不擅长的中老年人。没有大银行家资助，组织的经费就会短缺。社会主义联盟的资金和吸引力都在缩水。
到1998年，科马罗夫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极右翼党派的领袖。他眼下所要面对的，是俄罗斯人民无穷无尽的的绝望情绪。
然而，在这种贫困潦倒的年代，竟然还有多到叫人目眩的财富存在。有钱人的财富堆积如山，而且大部分还是外币。因为俄罗斯的吉尔汽车厂已经停产，他们就乘坐大排量、出产自美国或德国的加长型豪华轿车招摇过市，常常还是前有摩托车开道、后有保镖车辆随行。
在莫斯科大剧院的休息厅里，在大都会酒店和国家大饭店的酒吧和宴会厅里，每天晚上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跟在他们身后的则是一些身穿貂皮大衣、浑身珠光宝气、散发着巴黎香水味的应召女郎。这些暴发户富得流油，即便是他们的前辈也望尘莫及。
在国家杜马，代表们大声疾呼，挥舞着命令文件，通过了一项又一项决议。一位英国驻俄记者说：“这种情景，使我回想起人们从前说起的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岁月。”
唯一让人们看到希望的曙光的人，是伊戈尔·科马罗夫。
在领导右翼党派联盟的两年时间里，科马罗夫让俄罗斯国内外许多观察家们都感到意外。假如他仅仅满足于当一名优秀的政治组织者，那么他可能只是个寻常的政府官员，可是，他变了，至少观察家们是这么认为的。他很可能是一个大智若愚的天才。
科马罗夫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位充满热情和魅力、深受大家欢迎的演说家。当他登上演讲台时，人们惊奇地发现，记忆中他那种说话轻柔、一丝不苟的样子不见了。他似乎变了一个人。他的声音抬高了，变成了高低起伏的男中音。他恰到好处地使用了俄语中的许多表达方式，以此产生更好的效果。他会把音调降到几乎是耳语的程度，此时，尽管备有麦克风，听众还是得竖起耳朵。然后，在演讲接近尾声时，他的声音又变得铿锵有力，人们会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连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例外。
他很快就掌握了面对群众的技巧。他避免在电视上进行非正式谈话或采访，因为他明白，虽然这一套在西方也许会见效，但在俄罗斯是行不通的。俄罗斯人很少邀请外人到家里做客，更不用说请整个国家了。
他也不喜欢落入那些不怀好意的提问者所设的圈套里。他做的每一次演讲都经过精心的准备，这样做的效果很好。他只对那些忠于自己党派的观众发表演说，摄影和摄像由他自己的摄制小组负责，整个团队由年轻优秀的导演利特维诺夫掌管。经过剪接和编辑后，这些节目会完全以他想要的形式在全国播放。他对新闻广播员们的奇思妙想不抱期望，而是购买了整段的电视播放时间，以保证节目完整、不被人删减。
他的演讲主题永远是俄罗斯，也一直很受欢迎。他猛烈抨击那些策划国际阴谋、迫使俄罗斯人屈服的外国人。他声称要驱逐所有“黑人”——这是俄罗斯老百姓习惯上对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阿塞拜疆人和其他南部地区民族的总称。他们中的许多人靠非法手段牟取暴利，成了富人。他为遭受压迫的俄罗斯平民百姓摇旗呐喊，深信有一天，俄罗斯人民将会与他一道站起来，重现过去的辉煌，把充斥祖国街头的污泥浊水一扫而空。
他对所有人都做出承诺：失业者将会找到工作，努力工作的人将会得到合理的薪酬；餐桌上会有食物，人们可以重新树立起自己的尊严；终身积蓄遭到贬值的人们将会得到坚挺的货币保障，使他们能够安度晚年；身披古老的“祖国牌”手表制服的工人们也将一扫那些凭借国外资本扶摇直上的懦夫们带来的耻辱，重新赢得尊重与自豪。
人们听到了他的话。在辽阔的东欧大草原上，人们通过广播和电视听到了他的声音。在没完没了的撤退中，被从阿富汗、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驱逐回来，曾经光荣的俄罗斯军队战士们蜷缩在帐篷底下，听到了他的声音。
分散在这片辽阔大地上各个角落的农民，在农舍和木屋里听到了他的声音；破了产的中产阶级人士，倚靠在少量几件还没有拿去换取食物以及煤炭的家具旁边，听到了他的声音；甚至工厂老板也听到了他的声音，他们幻想着有一天，工业炉里能够重新燃起熊熊的炉火。他还向人们承诺：要把那些强奸和掠夺他们亲爱的俄罗斯母亲的骗子和强盗统统消灭。他受到了人们的广泛爱戴。
1999年春天，在他的公共关系顾问——一位非常聪明的美国常青藤名牌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建议下，伊戈尔·科马罗夫进行了一系列的私人会晤。年轻的公关顾问鲍里斯·库兹涅佐夫认真地挑选了谈话的对象，主要是美国和西欧国家保守党中的议员和记者。接待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安抚他们的恐惧心理。
这项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大多数人在到来时，都期待着见到一位激进的极右翼政治煽动家、一个种族主义者或新法西斯主义者，或两者兼而有之。
结果，他们发现与之谈话的那个人衣着庄重、举止文雅、谈吐稳重。由于科马罗夫不会讲英语，他的公关助手坐在旁边既引导谈话又担当翻译。每当他所崇拜的领袖说了一些容易被西方人误解的话时，库兹涅佐夫就把那些话翻译成较容易接受的英语。这个情况谁都没有注意到，因为他所安排的客人没有一个懂俄语。
于是，科马罗夫可以这样解释：作为政治活动家，我们都有自己的选民；如果我们希望入选，就没有必要得罪他们。因此，有时候我们要讲一些我们认为他们喜欢听的话，即便实际去做时会比我们以为的要困难许多。对此，参议员们都理解地点头表示同意。
他说，西方的民主历史比较长，人们普遍认为社会行为准则应当自觉遵守，因此，西方政府不用制定那么强硬的行为准则。但在所有自我约束的行为准则都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政府就不得不做得强硬一些，而这在西方是难以接受的。对此，下院议员们也都理解地点头同意。
他对保守党的记者们则这样解释：如果在短期内不对犯罪分子和腐败现象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就无法恢复货币稳定。记者们这样描述伊戈尔·科马罗夫：他这个人愿意听取有关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解说，譬如与西方的合作事宜。他不可能接受欧洲或美国式的民主，而他强大的煽动能力，使西方感到恐慌。但是目前的俄罗斯也许正需要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几乎可以肯定，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赢得2000年6月的总统大选。投票结果证明了这一点，有眼光的聪明人都支持他。
在各个西方国家的总理府、使馆、部长办公室和会议室里，政治家们在沉思，雪茄烟雾飘到了天花板上。最后，他们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在莫斯科中心区北部的环城路内侧、基赛尔尼大街的半路上，有一条小街。小街中段的西侧有一个小小的公园，面积约半英亩。它三面由无窗的建筑物所环绕，前面安装了一道十英尺高的绿色钢板护墙，上方只露出一些针叶树的树梢。钢板墙上有两扇大门，也是钢铁制成的。
事实上，这个公园是十月革命前一座华丽的别墅或庄园的附属花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进行过精心的修复。虽然内部的装修很现代很实用，但它古典式的门面却很清淡，门窗都涂着白色的泥灰。这是伊戈尔·科马罗夫真正的总部。
来到大门前的访客，会被墙上的监控摄像头从上到下审视一番，然后他要通过内部通讯系统自报姓名，对大门内侧小屋里的警卫说明事由，再由警卫与房子里的保安室联系确认。
大门打开后，汽车进去开上十码，就会遇上一排道钉，不得不停下来。钢铁大门在滚轮的驱动下关上后，警卫就会走上来检查身份证件。确认无疑后，他再回到小屋内按下一枚电控按钮。道钉收回后，汽车方可继续前行，进入铺有砾石的前院，那里有更多的警卫等待着。
房子两边各有一排通到院子边缘的铁栅栏，都是用螺栓固定在墙上的。铁栅栏的后面有狗。这些狗分成两组，每组只听从一个训犬员的命令。训犬员轮流值班。天黑后，铁栅栏的大门会打开，狗可以在整个院子里前后跑动。此后，警卫就留在小屋里。如果晚上有人来，他必须与训犬员联系，把那些狗召回去。
为了避免内部工作人员被狗咬伤，房子后面有一条地下通道通往一条小巷，继之通到基赛尔尼大街。该通道有三道装有按键式密码锁的门，一道在房子里，一道在半路，另一道在街上。这是送货人员和工作人员的进出通道。
晚上，在工作人员全都离去、狗在院内巡游时，房子里还有两名警卫人员值班。他们有自己的房间，里面有电视和简易的用餐设施，但没有床，因为他们不可以在当班时睡觉。他们还要轮流去三个楼层巡逻，直到第二天早饭时间，由白班人员来接替他们。科马罗夫在那之后才来上班。
当然，这么高级的办公室是容不得任何尘埃和蛛网的。因此，除了星期天，每天晚上后面通道的蜂鸣器发出响声时，一名警卫就会放清洁工进来打扫卫生。
在莫斯科，大多数清洁工都是女的，但科马罗夫希望他的周围全是男性，包括清洁工。这里的清洁工是一个名叫列昂尼德·泽伊采夫的老兵。他的姓氏在俄语里是“兔子”的意思。他看上去一副窝囊样，一年四季都穿着一件磨旧了的军大衣，嘴里镶了三颗闪闪发光的不锈钢门牙（红军的牙科设施简陋）。房子里的警卫就称呼他为“兔子”。总统逝世的那天晚上，他们像往常一样在十点钟放他进来了。
凌晨一点钟，清洁工拿着水桶和掸子，身后拖着真空吸尘器进入了科马罗夫机要秘书阿科波夫的办公室。兔子仅在一年前见过他一次。当时，他来打扫卫生，发现一些高级员工加班到很晚。那人对他非常粗鲁，命令他滚出去，还对他骂骂咧咧。此后，他有时候会故意在阿科波夫那把舒适的皮旋转椅上坐一会儿。
由于知道警卫在楼下，兔子便在那把转椅里坐下来享受了一下。他从来没有这样的一把椅子，将来也永远不会拥有。书桌上有一份文件，大约有四十页，是打印出来后用活页纸装订而成的，前后封面都是很厚的黑色纸板。
兔子纳闷，这份文件为什么会留在这里。通常，阿科波夫会把所有东西都收拾起来，放进他的壁式保险箱里。他肯定是这么做的，因为兔子以前从未见过任何文件，而且书桌的所有抽屉都是上着锁的。他翻开黑色的封面，看了一下标题，然后随意地翻看着。
他的阅读能力并不强，但他可以看懂。很久以前，他的养母教过他认字，之后又在公办学校里读过几天书，后来在部队里时，一位慈祥的军官也辅导过他学习。
看到的东西使他感到困惑。有一段他读了好几遍，因为有些词语很长很复杂，但他还是看明白了。他那双患有关节炎的手边翻页边在颤抖。为什么科马罗夫要说这样的话？而且是对他所敬爱的像他养母那样的人？他没有完全明白，但这使他很担心。也许他应该去向楼下的警卫请教，但他们只会照着他的头来两下子，然后告诉他继续去干活。
一个小时过去了。警卫应该来巡逻了，但他们仍在看电视，因为新闻节目延长了，正在向全国播报：根据俄罗斯宪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总理已经暂时接替了总统的工作，期限为三个月。
兔子一遍又一遍反复读着那几段内容，直到明白了意思。但他还是没有完全理解字里行间所包含的深层意思。科马罗夫是一位伟人，他会成为下一届俄罗斯总统，难道不是吗？那么，为什么他要对兔子的养母以及像她那样的人说这样的话，何况她早就已经过世？
凌晨两点钟时，兔子把文件塞进衬衫里，干完了活，要求出去。警卫人员不情愿地离开电视屏幕，打开门，兔子走出去，进入了夜色之中。他离开的时间比平时早了一点，但警卫并没有在意。
泽伊采夫想回家，但又决定先不回去。太早了。与往常一样，公交车、有轨电车和地铁全都停运了。他一直都是走回家的，即使下雨天也一样，因为他需要这份工作。步行回家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他现在就回家，就会吵醒女儿和她的两个孩子。女儿不喜欢他这样做，因此，他在大街上徘徊，不知道该怎么办。
到三点半时，他发现自己走到了克里姆林宫南墙脚下的克里姆林夫斯卡亚码头，那里有一些流浪汉和无家可归的人在睡觉。他找到了一条宽敞的长椅，于是坐下来，凝视着河对岸。
他们接近岛屿的时候，海水已经平静下来了。下午总是这样，似乎大海在告诉每一个渔民和水手，白天的对抗已经结束了，海洋要休战了，明天再战斗吧。船长可以从左右两侧看到，有几艘船朝着惠兰德水道方向驶去，那是暗礁的西北缺口，是平静的澙湖通往外海的通道。
右舷边，岛民亚瑟·迪恩驾驶着他那艘敞篷的“银色深海”号疾驶而过，航速比“性感女郎”号快了八节。迪恩朝他挥手致意，这位美国船长也挥挥手以示回应。他看见“银色深海”号后甲板上有两个潜水员，猜想他们一定是去西北角一带探测珊瑚礁。今晚，迪恩家的餐桌上能吃到龙虾了。
他放慢“性感女郎”号的速度以便通过水道，因为两边尖利的珊瑚礁离水面仅有几英寸，经过以后，他们轻松地沿着海岸行驶，十分钟后就可抵达海龟湾。
船长钟爱他的这艘渔船，这是他的生计所依，也是他的情人。这船有十年的船龄，长度为三十一英尺，原名“伯特伦·莫比”，是以其设计者迪克·伯特伦妻子的名字命名的。虽然它不是海龟湾最大、最豪华的出租渔船，但它的船东和船长认为，它能够在任何海域和任何鱼类较量。五年前搬到岛上居住时，他看到《船艇交易》杂志上的一条小广告，于是去南佛罗里达的一家船厂买下了这艘二手船。此后，他日夜鼓捣这艘船，直到它成为附近岛屿上最漂亮的“姑娘”。虽然他仍在向金融公司分期付款，但他从不后悔在它身上花钱。
进了港湾后，他让“性感女郎”号驶入与他的美国同胞鲍勃·柯林斯那艘“崎墨”号相隔两个位子的专用泊位，然后关掉发动机，走过去问候他的客户是否玩得开心。客户说他们确实很开心，并支付了租船费，还给了他和朱利叶斯一笔慷慨的小费。客户走了以后，他对朱利叶斯眨了眨眼睛，让他带走所有的小费和鱼，然后摘下帽子，用手指梳理他那头乱糟糟的金发。
在此之后，他留下面带微笑的朱利叶斯，去船上打扫卫生，用淡水冲洗所有的鱼竿和绕线筒，让“性感女郎”号干干净净地过夜。回家之前他还要回来关门落锁，但这时候，他已经闻到了一股柠檬代基里酒的香味。于是，他沿一条木板步行道朝“香蕉船”餐馆走去，并与他遇见的每一个人互相问好。